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谈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两个月以前，在桂林召开的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上，我就这个题目作了一个发言。同志们要我在这个会上再讲一讲。那次的发言记录稿，最近我初步整理了一下，作了一些补充，就作为今天的讲稿。
《决议》是我们党（还有党外的许多同志）的集体智慧的成果。公开发表以后，全党学习，广大群众学习，已经变成了大家的共同财富。《决议》起草的过程中，我们理论界、包括党校和党史界的同志们，直接间接地参加了很多工作。可以说，《决议》集中集体智慧，其中包括我们理论界的智慧。中央组织的关于《决议》草稿的历次讨论，都有不少理论工作者参加；起草小组也找过一些理论工作者座谈，向他们请教。不仅如此，作为一个总的背景，从粉碎“四人帮”以来，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批评“两个凡是”的观点以来，从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理论界在拨乱反正方面进行了很多有成效的科学研究工作，这些研究工作为《决议》的起草作了一个方面的准备。现在的《决议》吸取了、反映了理论界拨乱反正的成果。《决议》发表以后，理论界的同志们又作了很多研究，单从桂林会议和这次会议上大家提出的论文和进行的讨论中间就可以看出来。至于我自己呢，由于水平不高，也由于努力不够，对《决议》涉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问题，没有系统的研究。很多同志比我有更深刻的专门的研究。我今天讲的是自己的一点粗浅的体会，不代表那个工作机构，也没有和其他同志商量。作为参加学术会议的一个学术工作者，和大家一起讨论，交流意见。一定很不深刻，只好请大家原谅。一定会有讲得不对的地方，这反映我个人认识的不正确，反映个人说话的不周密，不严谨，希望大家批评。
我想今天讲三个问题。还有一些问题，例如研究毛泽东同志晚年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关系，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也有一点想法，但是没有准备好，今天先不讲。
（一）
第一个问题，我想讲讲，《决议》应该成为我们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新起点，当然也应该成为我们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起点。
小平同志对《决议》起草方针的意见，大家听到了传达。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决议》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科学地阐述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科学地阐述毛泽东思想。《决议》八个部分，有一个部分是专门讲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不仅这一部分讲这个问题，整个《决议》八个部分，都贯穿着这个核心问题。在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么一场大的政治、社会动乱和思想的混乱以后，在拨乱反正的这几年过程中间，思想活跃，各种不同意见广泛交锋的背景下，党中央通过了这个决议。它分清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主要是非，指明了毛泽东同志在指导“文化大革命”方面犯了那些政治上和理论上的错误，重新科学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科学产物，肯定了这样理解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意义，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对这些根本问题郑重地作出了结论。这就为我们党内统一思想准备了基础，为我们党各方面的工作提供了新的起点。当然也为我们的理论工作，为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为我们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起点。
在《决议》里要不要阐述毛泽东思想？这样做涉及好多理论问题，这些理论问题由党来作决议合适不合适？是不是留给理论界自由讨论更好一些？党在理论问题上作出决议，党员就得遵守，党外的同志也很尊重，会不会妨碍理论界的自由讨论？对这个问题，是经过了慎重的考虑和斟酌的。听到过传达小平同志意见的同志，当然会记得，小平同志对这个问题有明确的回答。他认为，我们这次的《决议》一定要科学地阐明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国际国内很大的政治问题。大家知道，在国际上，很多朋友都很关心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在这个问题上是什么态度；在国内，广大的干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也都很关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的态度。这是一个涉及如何看待现代中国革命整个历史的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如何看待我们今后继续前进的整个立足点的问题。我们既要客观地、如实地把我们犯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把导致这些错误的不正确的指导思想，明确地指出来，又要客观地、如实地看待我们整个革命的历史，尊重我们整个革命所取得的经验，尊重我们几代人流血牺牲奋斗所取得的革命成果。对于曾经引导我们走向胜利，今后正确地对待它，坚持它，结合新的情况发展它，还会继续引导我们走向胜利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正确的态度，这次决议必须作出郑重的正式的结论。
党的决议可不可以对理论问题作结论？这个问题不能够一般地提出来，不能够一般地说都可以或者说都不可以。有许多理论问题，党不需要也不应该用党的决议的形式去作结论。但是，在涉及党的指导思想的根本理论问题上，党必须作出自己的结论。因为我们这样的党，不是自发结合的党，不是仅仅为了某一项具体行动目标结合起来的党，我们是以一定的理论为指导而组织起来的党。无产阶级的存在和它的斗争实践，反映到科学的理论思想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就产生了各国无产阶级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而组织起来的共同行动的革命政党。以一种科学的理论为指导思想来确定自己的奋斗目标，来规定自己行动的路线和政策，这是我们这样的党的一个根本的性质。所以，在涉及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奋斗目标和纲领的理论根据、党的路线政策的理论基础这样的根本理论问题上，党不仅可以而且必须在充分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经过郑重的民主程序，形成决议，作出结论，确定自己的共同观点和立场，以便全党统一认识，共同遵循。只有这样，党才能成为由共同理论的指导和共同行动的纪律组织起来的战斗队伍。
那么，怎么又会发生疑问呢？这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党在政治和理论上犯过重大的错误。这样的错误，曾经为党的决议所通过，被党的决议确认为“正确”，由于党的决议的权威和约束力，要求理论界为它作了许多宣传和“论证”。现在回过头来总结，理论界的同志们经常谈到这种历史教训。这种历史教训的确需要深刻记取。但是我想从这里不能简单地得出结论说，我们党以后在这样的理论问题上不要确定自己的立场，写进自己的决议；也不能说，以后理论工作同党的决议不要发生关系。对过去的经验教训应该作具体分析。应该说，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党就理论问题作出了决议，也不在于党的理论工作要遵守党的决议。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党过去的一些决议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发生了错误。因此，关键在于我们党在政治上和理论上作出重大决定，务必力求正确；如果发生错误，务必力求能够比较及时和比较顺利地纠正。为此，需要：
第一，力求把我们党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决定放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或者说，首先要经过科学的研究工作，来为我们正确地制定党的决议服务。党的所有重大决议，都应该以对实际情况和实践经验的科学研究为基础，都应该以实践检验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这是第一位的要求。
第二，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把党的决议的形成放在民主的基础上，不同的意见要有充分民主的自由讨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又尊重少数人的意见。不能压制不同意见。
第三，决议作出来以后，贯彻执行决议要继续采取科学的态度，民主的态度。要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正确处理遵守决议和理论问题的自由讨论的关系。党的决议反映党这个战斗集体在一个时期的共同认识，这个认识是经过科学研究、经过民主讨论得出来的，是大家认为正确的，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贯彻执行的。这个对集体的成员有约束力的认识究竟是否完全正确，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还要经过历史的检验，还要允许在民主集中制规定的程序内的自由讨论。
因此，决议本身应该既是科学研究基础上的产物，同时又是继续对它进行科学研究的对象；既是在民主基础上集中的产物，同时在集中起来贯彻下去的过程中又要继续发扬民主。党的决议不是最后的、不容研究、不容讨论的绝对物。在执行和宣传党的决议的时候，采取科学的民主的态度，就是要联系实际，要看实际生活如何继续证明它，如何继续检验它，继续提出新的问题来推进它、发展它。这是实践与认识、民主与集中循环往复的无限过程。
同时，还要看到，党的决议就理论问题作出结论，应该限于那些涉及党的指导思想、全党必须取得共同认识以便共同遵守和共同行动的根本性问题。而在那些不属于这种性质的问题上，在那些比较更带学术性的问题上，就不需要、不应该由党的决议来作出结论。就是那些需要全党取得共同认识的理论问题，党的决议所要确定的，也只是对它的根本认识、根本态度，至于对这些问题的理论上、学术上更细致的论述，也不需要由党的决议来确定。对待这样的问题，在根本观点一致、根本态度一致的前提下，细节论述的展开，完全可以自由讨论。
我想，用这样一种科学的、民主的态度来制定党的决议，对待党的决议，那么，遵守党的决议和理论问题的自由的科学研究和科学讨论这两个方面就可以统一起来。统一的基础就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就是民主集中的组织制度。党的决议对党员、对党的理论工作者具有约束力。党员不允许不遵守党的决议，不允许公开宣传违背党的决议的观点。这是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是战斗的无产阶级政党共同行动的组织纪律问题。这是自愿结合的战斗集体的自觉的纪律。没有这种纪律，革命事业就不能胜利，不能前进。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是实践。只有这一个标准，没有别的标准。判断认识的真理性，不能靠民主集中制，不能靠多数、靠上级、靠决议，而只能靠实践检验。这是认识论的问题。为了认识客观真理，必须有以实践为基础的自由的科学研究，自由的科学讨论。没有这种自由，认识真理的道路就会堵塞，革命事业也会受到损害。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而又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必须求得两者的统一，也能够求得两者的统一。因为我们党是追求真理和服从真理的党，象国际歌上唱的那样，是“为真理而斗争”的党。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虽然它本身不是真理的标准，但是它如果得到认真的遵守和实行，却是保证我们党作为集体的认识主体，能够使自己的认识达到真理，发生了错误也能够较顺利地纠正错误的组织制度。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民主集中的组织制度基础上求得的两者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和认识论的统一，是共产党人服从组织和服从真理的统一。
这次历史决议，应该说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作出的，是遵守民主集中制的程序和原则来作出的。《决议》作出后，贯彻和宣传《决议》，继续采取这样的科学和民主的态度。在《决议》所确定的根本方向下，对理论问题展开自由的科学研究和讨论，有充分的保障。
比如，拿对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科学产物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全党的理论工作者必须有一个明确的一致的肯定的看法。现在党作出了决议，在这个根本态度上，党员必须同党中央、同《决议》保持一致。至于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内容，《决议》作了简要的说明，说到毛泽东思想作出贡献的六个部分，说到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这并不是说，对毛泽东思想具体内容的研究必须框在这么一个结构中间，不允许有进一步的、新的探索和表达。《决议》并不这样要求。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内容，进一步究竟怎样进行概括，怎样展开论述？它包括那些方面，除了《决议》提到的以外，是不是还有其他应当补充的方面？它的侧重点在那里？那些是更加成熟、更加完整、更加重要、应当更加突出的内容？那一些比较起来不够成熟？它的各部分之间的内部联系究竟应该怎样来阐明？它在总体上构不构成一个单独的体系或者构成一个怎样的体系？如此等等的问题，都可以有不同意见。就这些问题展开科学讨论，进行新的探索，是完全允许的，这方面有充分的自由。
又比如，《决议》中提到了毛泽东同志的四十几篇著作（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当然不只这四十几篇），都是从这些著作的根本点上，从每篇著作的根本的科学内容上予以肯定的。是不是《决议》所肯定的著作，对于它里边的论点，哲学论点也好，其他论点也好，就不允许讨论呢？当然不是。不光对毛泽东同志的全部言论不能采取“句句是真理”的态度，就是对我们称它为科学著作的这些著作也不应该说它们“句句是真理”、“够用一辈子”。对这些著作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讨论，用实践来检验它们，在肯定它们的基本的科学内容的同时，对它们的这个或那个观点展开不同意见的讨论，随着新的实践来发展它们的科学内容，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正是《决议》所要求的。
再比如，《决议》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还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某些论点，其中有些在理论界展开过讨论，有过不同的意见。如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等等。其所以有争论，原因之一是在实际生活里面对这些论点有过误解或曲解。《决议》肯定这些论点，是肯定它们本来的科学意义，不是肯定在实际生活中间曾经发生过的对它们的曲解或误解。如何澄清这些误解或曲解，如何阐明它们本来的科学含义，这方面也可以展开讨论。
就是对《决议》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论述的某一个提法，某一个观点，也如同对毛泽东同志科学著作的某一个提法，某一个观点一样，提出不同的意见进行讨论，这也是科学研究所容许的，是党内民主所容许的。关键是要出之以严肃的科学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为了正确地进行理论问题上的科学的讨论、科学的批评，必须花很大气力来肃清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中流行的所谓“大批判”的不科学的方法的流毒。五十年代末期以后，十几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党内反复地大批路线错误，有好多次是非从根本上混淆了。混淆是非的政治批判和理论批判所采取的方法，只能是不科学的方法。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出发。批判目标早已确定，横直是要批它，没有客观地进行科学研究的余地。为了批判去收集材料，不是客观地、全面地、历史地看这些材料本身究竟反映出什么，而是带着强烈偏见，看从这些材料中可以寻找出、拼凑出怎样的供批判的靶子。深文周纳，断章取义，攻其一点，不计其余，随意引申，无限上纲，不顾历史，不作分析，这么一种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否定一切的所谓“大批判”的方法，过去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在我们的理论工作中，相当严重地存在。就是对林彪、“四人帮”的批判，这些当然是正确的，同那些混淆了是非的批判不可相提并论，但是，在某些理论批判文章中不能不说也多少反映了这种不科学的“大批判”方法的影响。总之，所谓“大批判”的不科学的方法对我们的影响是很深的。我们必须自觉地努力克服这种影响，摆脱这种积习。积重难返，但是一定要返。在理论问题上，批评错误的东西也好，讨论不同的意见也好，都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科学的批评方法，那怕用来对待敌人，对待资产阶级，都是我们所不取的，何况用来对待我们队伍内部！所以，在我们队伍的内部，在我们同志之间，对于自己认为是错误的观点，提出讨论，提出批评，包括对毛泽东同志的观点提出批评，都是容许的。这种批评应该采取严肃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采取尊重客观实际，尊重历史事实，有分析，允许讨论这样一种态度。不应该采取轻浮的、意气的、不科学的态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科学上前进。
这里还有一个公开批评、公开讨论和内部批评、内部讨论的界限问题。对党的决议有不同意见，允许讨论。但是有些批评和讨论可以在报刊上进行，有些就不宜于、不应该、不允许在报刊上公开进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规定：“对于关系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全局的重大政治性的理论问题，有不同看法，可以在党内适当的场合进行讨论。但是，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在报刊上进行讨论，应由中央决定。党的报刊应该无条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政治观点。对于中央已经作出决定的这种有重大政治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党员如有意见，可以经过一定的组织程序提出，但是绝对不允许在报刊、广播的公开宣传中发表同中央的决定相反的言论；也不得在群众中散布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相反的意见。这是党的纪律。”所以，我们要根据党的纪律的原则，根据党的工作的利益，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来慎重地对待这个问题。这样要求决不是堵住我们对党的决议进行自由研究、自由讨论的道路。在我们内部是有讨论的场合的。有些同志提议办一个真正是内部讨论的刊物，一些不适宜在公开报刊上提出的不同意见，除了在一定的会议上可以提出讨论外，内部还有一个文字园地可以展开讨论。看来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建议。
总起来说，我认为，遵守党的纪律、遵守党的决议，同对理论问题进行自由的科学研究、科学讨论，这两个方面，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民主集中的组织制度的基础上，完全可以求得统一。这样的统一，是多样化的统一，是生动活泼的统一。党作为一个战斗的组织，必须有统一的认识、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行动。同时，我们的组织，是科学的组织，民主的组织，是无产阶级的先进组织，它为了保持它的指导思想、保持它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性，需要使它的思想、政策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为了达到科学的认识，需要展开自由的科学研究和科学讨论。这两个方面一定要统一起来，也一定能够统一起来。正是在把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的基础上，我们说，《决议》应当成为我们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新起点。
（二）
第二个问题，我想讲讲，《决议》阐述毛泽东思想所用的科学方法，应该是我们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所遵循的科学方法。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又贯串在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之中。如何科学地阐述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同如何科学地阐述毛泽东思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决议》紧紧抓住一个根本环节，就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在中国革命中的运用，从这种结合和这种运用中间来讲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的发展，而不是离开这个结合，离开这个运用，象过去曾经流行过的那样讲“新阶段”，讲“全面发展”，更不用说讲“顶峰”了！这个方法是“七大”的方法。现在恢复了这个科学的方法。
这个方法之所以是科学的，因为它是具体历史考察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欧产生，它传播到了东方、到了中国这样一个跟西方有很大不同的环境里。同新的社会环境和革命实践相结合，在这个结合中向前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要求。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各种别的思想武器都拿来试验过，统统都失败了。同新的思想、人类最先进阶级的最先进思想——马列主义相结合，用这种思想作指针来寻找革命的正确道路和光明前途，这是中国革命实践发展的历史要求。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的政党，在中国进行革命，要结合中国实际运用马列主义，才能引导革命达到胜利。实现这个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来，遇到过许多阻力。很重要的一种，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不合中国国情”。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样说。共产党的叛徒、变节分子也这样说。我们党，我们坚持革命的同志，坚决反对了这种反动思想和背叛论调，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但是，救中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里面还有一个是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不注意以至实际上反对这种结合，虽然满口“马克思主义”，并不能救中国。只有在这种结合中寻求和创造一整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根据中国革命实际得出来的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达到救中国的目的。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
《决议》恢复和继承了“七大”阐述毛泽东思想所用的科学的方法，同时，《决议》的阐述我觉得在一些方面比起延安整风和“七大”的时候又有了前进。这表现在：（一）中国革命的实践前进了，民主革命胜利了，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些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起来，反映到理论上，使得《决议》所阐述的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比以前丰富和发展了。（二）《决议》阐述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的时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曾经盛行过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所作的批评，比起过去来要明朗得多了。这不仅是由于历史情况变化，当时不便于讲明的问题现在可以讲明，而且是由于通过我们自己的和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综合比较，我们对于这种错误倾向的危害和同它作斗争的意义，对于各国无产阶级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这件事情对我们的意义和对世界的意义，比起过去来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三）《决议》在阐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的时候，特别强调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由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来完成的，这个结合的科学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样的意思过去也不是完全没有讲过，毛泽东同志关于“七大”方针的讲话中就讲过。但这样充分地来强调它，是在三中全会以后，在国庆三十周年纪念讲话中，在现在的《决议》中。这是克服前一段时期个人崇拜盛行的影响，摆正个人同集体、个人同党的关系的结果，是这次《决议》的一个特色，一大前进。
强调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的科学总结，是集体完成的历史过程的科学产物，是集体得到的科学成果，这样来论述毛泽东思想，就可以把它同这个集体中的任何个人（包括毛泽东同志本人）离开这个集体科学成果的错误区别开来。能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思想上的错误加以区别？我想，如果我们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又承认这个历史任务、这个结合过程是中国共产党全党来进行、来实现的，那么我们就得承认，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这个结合的过程中集体创造了一个科学的思想成果。用一个什么名称来称呼它，这是第二位的问题。第一位的问题是承认不承认产生了、形成了和存在着这么一种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得出的科学的思想成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肯定的。这种科学的思想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至于用一个什么名称来称呼它，经过讨论，大家认为用毛泽东思想来称呼它是合理的。因为在实现这个结合的过程中，在许多对实现这个结合作出贡献的党的领袖们中，毛泽东是最主要的代表，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的成果，集中地、深刻地概括在毛泽东的科学著作中；从延安整风和“七大”以来几十年中全党已经接受了这个概念，这个名称。
作为科学原理的毛泽东思想，谁违背了它都要犯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自己。所以我们讲毛泽东同志晚年犯的错误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他晚年的错误思想不包括在我们所定义的、所要坚持的毛泽东思想里头。至于毛泽东同志早期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在探索革命真理的过程中接受的这点那点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当然也不属于我们所定义的毛泽东思想的范围。
作这样的区别，岂不是对毛泽东思想不一分为二了吗？我想，作这种区别，恰恰是一分为二。对毛泽东同志的全部思想发展、他的全部言论和行动，根据革命实践的结果加以分析。他的那些科学的，反映了客观事物规律和集体智慧成果的，成为全党共同财富的，指导中国革命达到胜利的思想，我们把它叫做毛泽东思想。那些违背这个思想的，给革命造成损失的东西，叫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说晚年错误，不是说以前没有过错误，以前也有过错误，比较起来不足道。应该着重指出的，是晚年所犯的错误。用毛泽东思想来称呼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成果和集体智慧，把它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相区别，完全没有违背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相反，正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进行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的结果。
《决议》阐述毛泽东思想所用的这种科学方法，在阐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时候，我觉得也应该遵循。就是说，我们应该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看作毛泽东思想这个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科学产物的一部分，看作这个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总结和概括，看作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成果和集体思想财富的一部分，看作化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和工作方法的哲学思想。至于毛泽东同志个人年轻的时候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所受到的哲学影响，所持有的哲学观点、伦理观点、历史观点，当然可以研究，这种研究对于了解毛泽东同志个人思想发展的线索，对于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是有意义的。毛泽东同志晚年犯错误的思想上的根源，这更是我们要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是，我们不把这些称作毛泽东哲学思想。
毛泽东哲学思想包括哪些内容？《决议》没有正面地、象教科书那样地回答这个问题。《决议》不是从学科出发，不是分别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几个方面来阐述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和它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决议》是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联系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来阐述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和它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独特的创造和贡献。《决议》讲毛泽东思想“实”的“躯体”的六个方面，讲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都是从这样的角度提出来的。
提炼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点来讲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这在论述毛泽东思想方面是一个重要的新进展。这样的概括，在《决议》以前还没有过。它对于我们领会和掌握马列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我们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中具有更根本的、普遍的、长远的指导意义的东西，会有很大帮助。《决议》的这些论述，不是从哲学学科出发，也不受哲学学科的限制，它无意把这三点规定为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内容的规范的表述。但是，既然是讲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的、普遍的、长远的指导原则，那就当然要着重地讲毛泽东思想的哲学，要科学地阐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决议》是怎样估计毛泽东思想在哲学方面的贡献的呢？大家知道，在这个问题上，现在大致可以说有贬低和拔高的两种情况。贬低是错误的。但也不能任意拔高，因为这是一个科学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矛盾论》中的多数论点，是马恩列或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所已经提出过的，不能轻易说是他的创见。但毛泽东同志在哲学上确有非常重要的独到之处。《决议》的这一段在起草过程中曾邀请许多做理论工作的同志一起讨论、斟酌，并查对了很多资料（包括毛泽东同志所阅读批注过的哲学书），现在的说法应该说是比较恰当和谨慎的。
《决议》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时强调：“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强调，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不仅表现在《实践论》、《矛盾论》这些严格意义的哲学著作中，也不仅表现在《反对本本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些专门讲思想方法的著作中，而且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全部科学著作中，尤其是他论述中国革命战争问题和中国革命战略策略问题的科学著作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它着重联系中国共产党人解决思想路线问题的历史，联系中国共产党人解决工作路线问题（不是指各项工作中的具体路线，而是指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经验，来讲毛泽东哲学思想。这样来讲毛泽东思想在哲学方面的发展和贡献，就把握了研究这个问题的正确方向，就看出了这种发展的特色，看出了这种贡献的独到之处。它们是马恩列没有作出的，因为马恩列没有参加中国革命的实践；更是外国的哲学家没有作出的。它们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的创造。如果离开这个结合和运用，离开中国革命实践中的斗争和创造，单纯地从哲学著作中概念、命题、原理的表述来作比较，那就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和根本。
那么，可不可以就哲学著作中的论点，把前人和后人，马恩列著作、别人的哲学著作和毛泽东哲学著作，作一番比较呢？是可以的。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个人崇拜的影响，不作这种比较。许多论点，本来马恩列讲过，或者当时苏联和中国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里讲过、提到过。特别是后面这种情况，因为这些著作后来不流行了，许多同志不知道了。这样就把毛泽东哲学著作中的几乎每个论点都当作毛泽东同志的创见。这种盲目的夸大过去存在过，现在也不是统统解决了。所以，作一种调查和比较，对三十年代流行的哲学著作的情况作一番了解，摆在这一方面的历史环境、历史背景中间来研究毛泽东哲学著作，是需要的。但是，这仅仅是历史环境、历史背景的一个方面，不是它的全部，也不是它的最重要方面。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哲学著作的历史环境、历史背景，最重要的方面是同中国革命实践发展的联系。
当然，即使是从哲学论点的比较中，也可以看到、也应该看到毛泽东哲学著作在许多问题上所特有的系统性、明晰性和创造性。但是，仅限于论点的比较，不可能深刻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哲学上的贡献，不可能深刻认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间，在领导中国革命达到胜利的过程中间，在哲学上所作出的创造，不可能深刻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是武装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中国人民的头脑，成为他们在革命斗争中的思想武器的哲学，是形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的哲学。
毛泽东哲学思想之所以有这样的特色，是因为它的使命就在于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就在于解决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它是适应这个历史任务的要求而产生的，是在解决这个历史任务的过程中间形成和发展的，今后将继续为完成这个历史任务而发生作用，并将继续在这个过程中向前发展。
毛泽东同志对哲学工作提过很多要求和批评。他牢牢抓住一点，就是中国革命要求哲学帮助它解决自己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他批评许多哲学家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批评所谓洋哲学、死哲学，要求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里面解放出来。我想这些批评有的可能有说得不够周到的地方。哲学家对概念作认真的专门的研究，是必需的。外国哲学的研究，哲学历史的研究，哲学书本的研究，都有许多工作要作。如果完全否认这些工作的意义，那就过于褊狭了。我们领导一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理论研究、哲学研究方面要有广阔的工作领域，要从许多方面展开，要有专业的分工，要有一些人一些机构从事一些跟当前实践的联系比较远比较间接的工作。但是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对哲学的要求来说，从我们党的思想建设对哲学的要求来说，从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哲学的要求来说，毛泽东同志强调哲学和实际的结合，强调在革命斗争和国家建设的实际中掌握和运用哲学的武器，这至今仍然是哲学的任务的最主要的方面。
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哲学家，他的哲学是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中发挥作用的。这是他所承担的历史使命，也是他进行哲学研究所凭借的历史条件。哲学家有不同的类型。首先，无产阶级的哲学家和剥削阶级的哲学家不同。无产阶级的哲学家要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服务，无产阶级哲学具有鲜明的自觉的阶级性、实践性、科学性和战斗性。其次，无产阶级的哲学家中间那些以哲学工作为专业的人和那些同时是并且主要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领袖的人又有不同。对这两种类型的无产阶级的哲学家，在他们从事哲学工作的形式、方法和范围方面，不能一律要求。再次，同样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领袖兼而为哲学家的人，他们之间的情况和条件还有不同。高瞻远瞩、雄才大略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都不能不关心哲学以至于大都在某种程度上兼而为理论家、哲学家。但是，作为哲学家，马克思、恩格斯工作的条件，就跟列宁不同。列宁前期在流放和流亡的时候和列宁后期领导十月革命创造的国家的时候，工作条件又不相同。毛泽东同志呢，从他参加革命活动开始，就全力以赴地投身到革命运动的实践斗争中，担负着艰难而繁重的实际领导工作，他不单不可能是一个专门从事哲学研究的无产阶级学者，也不可能是一个曾经有过较充裕时间从事理论研究的革命领袖。他毕生置身在革命斗争实践的中心，他恰恰是在革命实践活动中，为着革命实践的需要，对哲学有很大的兴趣，很深的研究，很高的修养，在这方面确实有独特的创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是由它所面对的历史任务和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必须密切联系这个历史任务和历史条件，才能富有成果。
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应该如何定义，如何概括，同志们有很多讨论。我想，定义难以是唯一的，从不同的角度讨论问题就会有不同的定义。它们不一定是互相排斥的。会上有不少文章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列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我赞成这个提法的精神。但是，我建议把这个提法修改一下，改为“马列主义普遍原理（注意，不单是哲学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哲学概括”。或者说，“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总结和概括”。为什么建议这么改一下呢？因为“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一个整体的过程。我们实现这个结合的历史任务，不是按学科、按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分解开来进行的，也不单是从理论领域而是从中国革命实践活动的一切工作领域来进行的。哲学是世界观，是认识论和方法论，它同革命实践结合，还需要许多中间环节，还需要通过许多具体的科学和具体的研究。如果是指导生产斗争、对自然界的斗争，需要通过自然科学的、技术科学的和实际应用的具体研究；如果是指导社会的革命斗争，需要通过各门社会科学的具体研究，通过经济学的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研究，历史的研究，现实社会的调查研究，以及各项工作中的具体的调查研究。哲学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是它不能代替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所以，单提“马列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看来不如提“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哲学概括”更为恰当，更为准确。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作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总结和概括。它包括：（一）对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各国革命具体实践、在中国是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性的哲学论证；（二）对违背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原则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倾向所作的哲学分析和批判；（三）对如何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从哲学上教给我们以方法。它是在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长过程中形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工作路线与工作方法的哲学。这是我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特点的一点认识，是学习《决议》的一点体会。说得对不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三）
第三个问题，我想讲讲，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史，应该结合我们党解决思想路线问题的历史来进行。
在我们党的幼年时期，思想路线问题还没有自觉地提出来。当然，从党的成立起，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进程实际上已经开始。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的党的许多卓越的领导人已经运用马列主义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提出了许多光辉思想，写出了许多重要著作。但是，不论是别的同志还是毛泽东同志，当时都还没有、也不可能自觉地提出思想路线问题，更没有自觉地向全党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任务。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自觉地提出思想路线问题，是在土地革命战争中间。代表作我认为是毛泽东同志的《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毛泽东哲学思想开始形成的标志。
《决议》叙述毛泽东同志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历史，就是从反对本本主义讲起的。这篇文章写于一九三○年五月。如果更详细地讲，我认为还可以追溯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的古田会议决议。那里面提出要反对我们后来称之为“主观主义”的唯心观念，认为对于政治形势的唯心的（即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唯心的（即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能不能说这是联系到革命的指导，提出了思想路线的问题？没有用这个语言，但提出的是这个性质的问题。纠正主观主义的唯心观念的方法，古田会议决议里讲了两条：第一条是“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这是讲的马克思主义。第二条是“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这是讲的中国实际。古田会议这两条，能不能说是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个思想的一个雏形？
《反对本本主义》比古田会议决议大大前进了一步。它以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明确地提出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问题。它通篇的精神就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阐明只有通过到群众中去、到实际中去作调查，才能求得这个结合。“不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个振聋发聩的口号，就我所见到的材料来说，第一次出现在这篇文章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反对本本主义》还着重地论证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现在讲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反对本本主义》这篇著作可以说，已经初步地提出了这三个基本点，并且相当深刻地阐明了这几点之间的内部联系。现在不是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决议》把独立自主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并列在一起，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读一读《反对本本主义》，就可以找到回答。“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是何等有气魄的政治结论和理论结论，可以说，既讲了思想路线的问题、工作路线的问题，也讲了独立自主的政治和组织路线的问题。
古田会议决议和《反对本本主义》突出地强调对社会经济作调查，以社会调查作为解决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中心环节，这是很有见地的。毛泽东同志不但提出了和宣传了这些精辟的思想，而且身体力行，亲自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工作。
这里我向同志们报告一个消息，中央文献研究室向中央建议出一本《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这部文集是一份重要材料。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编印了他的《农村调查》，写了两篇序言和一篇跋。现在这本文集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扩充而编成的。扩充后的这本书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关于调查研究的论述，除原来的序和跋外，增加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原来的题目就叫《关于调查工作》，因为散失了，所以在延安的时候不可能编入，它是五十年代在福建找到、六十年代初先在党内印发随后公开发表的。还增加了一篇《关于农村调查》，是《农村调查》这本书编出后不久在延安同中央妇委同志的一次谈话，粉碎“四人帮”后发表过。另外一部分是调查报告，除原来收入《农村调查》的那些报告外，增加了两篇。一篇是一九二六年写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大家知道毛泽东同志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就很重视农村调查，可惜这方面的直接成果没有留下很多，现在只找到一篇，就是这篇《中国佃农生活举例》，收在中国农民运动讲习所丛书中，题目下面还写了个（一），可能是一系列调查材料之一。（二）、（三）……不知道是不是印出来过。这篇《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一）是保留下来的毛泽东同志最早的一份调查材料。毛泽东同志说他从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起到一九三四年离开中央苏区止，在农村系统地作调查。二七年初，在湖南做了五个县的农村调查，这些调查材料马日事变后丢掉了。二七年上井冈山，冬天，在永新、宁岗两县作调查，后来井冈山被国民党占领，这些调查材料也丢掉了。毛泽东同志对这两批调查材料的丢失深感可惜，经常念及。三○年作寻邬调查、兴国调查。这两个调查在延安编《农村调查》时原已编入，可是编印过程中寻邬调查又丢失了，没能印进去。后来寻邬调查找到了，解放后出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曾经准备把其中讲土地分配的一章选进去，这一章毛泽东同志还看过，作了文字上的整理。最后没有选进去。寻邬调查是毛泽东同志亲自进行的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查，有八万字，这次收进来第一次发表。毛泽东同志这些调查报告，不仅是很有价值的社会学著作，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帮助同志们找到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农村调查》序言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从这一角度重视这些著作。
可惜的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反对本本主义和注重调查研究的深刻思想，当时还没有为全党所理解和接受。不光没有被接受，而且被中央有的领导人讥笑为“狭隘经验论”。中国革命的历史已经证明，对所谓“狭隘经验论”的这种讥笑是轻浮的，是完全错误的。
全党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是在遵义会议解决党中央领导问题以后和到延安以后，是经过延安整风到“七大”逐步解决的。
毛泽东同志到延安不久写的《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达到成熟的代表作，是从哲学上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重要著作，是为全党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准备理论武器的重要著作。“两论”不是孤立的两篇哲学著作，它同在它之前和在它之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写作的军事方面、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的一系列科学著作一道，共同体现了毛泽东思想在这个时期得到的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
许多同志提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认为应当把这篇著作看作“两论”的先导，这个观点我完全赞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作了系统的总结，这个总结的一大特点就是提到了理论的高度，提到了哲学认识论的高度。“两论”中的许多重要的精华的思想，在这里已经结合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相当系统地提了出来。除了这一篇以外，我觉得，对《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篇文章也应该如此看待。这篇文章联系中国革命在政治策略方面的经验系统地说明了当时的政治策略问题。而为了纠正过去政治策略上的错误，需要清算过去思想路线上的错误。因此，这篇文章特别批评了“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把“本本”当“圣经”的思想错误。这是同本本主义作斗争的继续，也是“两论”的先导。“两论”的写作正是这些先导的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是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把问题提到认识论上、提到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上来解决的必然要求。
“两论”的写作，当然是以马列著作为根据，同时参考了苏联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著作。由于当时马列著作不少还没有中译本，以致马列的许多哲学论点还是通过译成中文的苏联哲学界著作中的引用而介绍到中国来的。这是客观的事实。利用和吸取前人和同时代人已有的科学成果，是科学劳动的本质特点。在延安已经有可能搜集到当时中国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如果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候写哲学讲义，写哲学论文，连这些材料都不看，那岂不违背了他自己极力倡导的调查研究的原则？但是我觉得，我们研究“两论”，固然要了解它同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著作的联系，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它同总结中国革命经验这个历史要求的联系，了解它同毛泽东同志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所写的其他著作的联系。离开这后一方面的联系，完全不能掌握“两论”的实质。
我看到一本苏联著作，一九七七年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写的反华著作：《毛主义思想的政治本质》，其中说《实践论》抄袭了苏联哲学家哈斯哈契赫的《物质与意识》。这是完全不顾客观事实的恶意诽谤。哈斯哈契赫的书，这里不去评价它的内容，应该说它是一本写得不错的书，但是《实践论》的写作与它毫无关系。哈斯哈契赫的书的写作是在卫国战争以前，出版是在卫国战争胜利以后，四十年代末期，翻译成中文是在五十年代中，即一九五五年（三联书店出了他的《论世界可知性》）和一九五六年（三联书店出了《物质与意识》，前面这本书是后面这本中的后两章）。我不知道在座的同志们是不是都知道这本书。它的中译本在中国有一些同志知道，但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两论”是一九三七年写的，包括“两论”在内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不久就有油印本从延安流传开来。有同志告诉我，三八年的时候就有一种铅印的刊物——《抗战大学》把这个提纲刊印出来过。外国研究毛泽东哲学的人说，他们看到过四Ｏ年上海《民主》杂志刊载的这个提纲。全国解放以前，在晋察冀、张家口、大连，在上海、香港都翻印过提纲的单行本。摆开这个时间表，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实践论》的写作与哈斯哈莫赫的书能有什么关系？！苏联那本反华著作也知道这个时间表给他们的困难，又企图在《实践论》的“修订”上（他们给修订两字加了引号）大做文章，制造混乱，说五一年发表的《实践论》是“经过重新修订”的，在“修订”过程中问抄袭了哈斯哈契赫的观点。这也是徒劳的。我们知道，毛泽东同志的许多著作在收进《毛选》时确实进行过一些校订和修改。在《毛选》出版的说明中讲清楚了这一点。《矛盾论》的修改大一些，在《矛盾论》的题解中单独作了说明。然而，《实践论》却根本没有作多少修改。都是些文字上的整理。六十年代初我作过一番查对。五一年发表的《实践论》同原来讲授提纲中的这一章相比，内容上只在开头增加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一自然段：在讲工人阶级从“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的地方补充了“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把这种种经验总结起来，用以教育无产阶级”这么半句；在讲相对真理、绝对真理的地方补充了“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这句话本来是列宁的观点，而且又是从讲授提纲的真理论一章中移过来的。这些修订都是将原有的意思加以补足，与哈斯哈契赫的书没有丝毫关系。
《矛盾论》正式发表的时候作者作了部分的补充、删节和修改。但是现在有人传说，说“矛盾的特殊性”这一章原来根本没有，是后来加上去的。这种传说完全违背事实。在桂林的会上就有老同志发言说，他在延安看到的油印本就有“矛盾的特殊性”这一段。油印本，后来的铅印本，现在都不难找到，事实是清清楚楚的。“矛盾的特殊性”这一章原来就有。后来发表时，这一章有没有修改补充呢？有。六十年代初我也查对过。这一章中讲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从个别到一般再由一般到个别这一长段精彩的文字，就是五二年发表的时候补充进去的。但整章的基本内容是原来就有的。还有在几段理论论述的后面指明批评“中国的教条主义者”的文字，也是后来补充进去的。大概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些画龙点睛的话不便写明。但是毛泽东同志在他阅读过的哲学书上所作的批注中，是有许多直接联系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直接批评“中国的教条主义”、“中国的主观主义”、“延安的形式主义”的文字的。当时在公开讲演中不便说明，经过延安整风以后，这些问题都讲明了，再来公开发表，把这些话补充进去，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话扯得远了一点，目的是为了澄清围绕“两论”写作和修改问题现在出现的一些无稽的传闻和混乱的思想。我们哲学工作者有责任澄清这些混乱。
总之，“两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代表作，它们的灵魂是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来分析中国革命经验，是联系中国革命经验来论述和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为了便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两论》不仅密切联系中国革命经验来论述这些原理，而且密切联系中国人民日常生活的经验，密切联系中国民间的智慧、格言和谚语，密切联系中国古代文化和古代哲学的遗产，采用为中国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深入浅出的语言和写法，从思想内容上到表达形式上都实现了民族化，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我看到过一篇外国学者的文章，一个美国人在西德的刊物上发表的文章，题目叫：《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他对“两论”作了这样的评价，他说：这些文章“不论是从文体还是从哲学的内容方面，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多数同样的著作相比，都不见逊色。”“它们都是既短小而又简洁，既丰富而又透辟，更主要的是那样完整和明晰。在这个意义上我也许只能把它同马克思那篇有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来相提并论，这篇导言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这个学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更不是“亲华派”或“毛主义者”，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各家作比较研究的资产阶级学者。我觉得他作的这种评价虽然不尽恰当，但有某种客观性，值得我们注意。
我认为，就“两论”对中国革命经验从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上所作的深刻的哲学的总结而言，就“两论”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种在中国革命（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上造成过巨大危害的错误倾向所作的透彻的哲学的批判而言，就“两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根本原理的阐述的完整性、明晰性和创造性而言，就“两论”的那种为哲学著作所难以达到的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形式而言，就它们在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中所起的作用而言，就它们后来随着中国革命的影响而在世界思想文化和世界人民革命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而言，“两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应该属于最重要著作的行列。这样的著作难道能够从外国书中抄过来吗？难道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外国哲学书的缩写本吗？
“两论”为全党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全党思想路线问题的解决还经历了一个长过程。毛泽东同志在“两论”之后，又写了一系列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的科学著作，如：《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政策》等等。这些著作既是卓越的军事、政治著作，又是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光辉范例，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卓越的哲学著作。毛泽东同志在这些著作中，在解决各种军事和政治问题的时候，总是注意把问题提到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来解决，总是同时向全党提出解决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学习方法问题的任务。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篇报告中，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而成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先声。在《〈共产党人〉发刊词》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同志以最完备的形态和最充分的论述，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并且以这个思想为线索概述了党的整个历史。延安整风，正是在系统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全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毛泽东同志关于整顿党风、学风、文风的三个报告，党中央关于增强党性、关于调查研究、关于领导方法的三个决定，《整风文献》，党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是党解决思想路线问题的重要文献。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必须很好地研究所有这些科学著作。
延安整风和“七大”的胜利，全党思想路线问题的解决（这个解决是从党中央的指导思想上来说的，也是从全党各级重要领导骨干的思想上来说的，从全党形成为系统的、居于主导地位的作风上来说的），从思想上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条件。建国以后，在全国人民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学习，进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使得在延安成为全党思想财富的东西，进一步在全国人民中间推广开来。全党继续遵循在延安确立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同新的实践相结合，向前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取得了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性胜利。
但是，思想路线问题的解决不是一劳永逸的。搞得不好，是会反复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失误，就表现了这种反复，这些失误的思想上的根源，《决议》里讲了，是由于我们骄傲了、不谨慎了，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是说，违背了党的传统的优良作风，违背了正确的思想路线。
以后，逐步纠正五八年、五九年的错误，我们党的工作又逐步地重新转到基本上正确的轨道上来，制定了关于各方面工作的比较合乎实际的政策和条例，使我们从困难中逐步恢复过来。这个工作转变，我觉得，关键还在于首先抓住了思想路线的转变。
就在六○年底，六一年初，毛泽东同志重新提出要进行调查研究。他强调，不做调查，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他提出，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号召，六一年搞个实事求是年。他说，我们是有实事求是的传统的，这就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但是最近几年我们不摸底了。大概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个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来做一点。桂林会议上有一篇文章，详细地介绍了这些情况。
也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看到了重新发现的《关于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这篇著作，他很高兴，他认为三十年前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他的著作有些自己也并不喜欢，但是这篇他是喜欢的，他写了一封信把这篇新发现的旧作送给党内的领导同志看，这封信现在引用在《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中对《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题注中了。后来，这篇文章发给全党干部阅读。为此中共中央发了一个党内文件：《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这是这个时期我们党解决思想路线问题的一个重要文件，同延安时期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前后呼应。这次会议讨论的党史教学大纲中提到了这封信，我很赞成。这封信确实值得我们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同志重视。这封信高度评价了《关于调查工作》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要求各级领导机关联系最近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的讨论。这封信指出：最近几年工作中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下去的时候也是走马看花，不求甚解，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这封信说：调查工作所以是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因为一切工作都必须从实际出发，调查工作做好了，其他工作才能做好，调查工作做不好，其他工作也不可能做好。这封信提出：“总之，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这封信还说：“调查应该采取客观态度，不应该抱定一种成见下去专替自己找证据”；“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这就是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对以本本、以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为标准。这也就是主张解放思想。从什么地方把思想解放出来呢？从原来我们以为正确而实际已经证明为错误的那些思想、观点、政策、措施中解放出来。
桂林会议上的那篇文章还介绍了毛泽东同志这个时候就调查研究问题给党内的同志写过好几封信，讲到这些信件强调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等等。
毛泽东同志重提调查研究，重印《关于调查工作》，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调查工作给党内同志写重要信件，毛泽东同志亲自组织农村调查，这样才使我们党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五八年以来农村中的许多严重错误，制定了农村工作六十条，使得农村这个关系中国局势全局的工作逐渐基本走上正轨。应该提到，由于农村调查的深入，我们当时不仅着手纠正五八年以来的许多错误，通过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我们还开始觉察到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时起所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并且着手来解决它。在农村工作条例的影响下，在工业、科学、文艺、教育各方面也都制定了工作条例。这些标志着我们党在这个时期工作的健康转变的条例的产生，它的前提，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党重新提出了思想路线问题，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了五八年以后违反传统的思想路线的错误，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当然，这种恢复工作没有进行到底，不久又受到干扰，发生反复，直到十年内乱这种巨大的、荒唐的、给人民带来很大不幸的反复。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恢复，是在粉碎“四人帮”，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通过对“两个凡是”的批评，我们党又一次致力于解决思想路线问题。这一段历史，属于当代史，今天就不讲了。只讲一点，我们党今天靠什么作武器来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呢？还是靠毛泽东思想，靠从古田会议决议到《反对本本主义》，到“两论”，到延安整风，也包括在六一年重新强调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这一条引导我们走向胜利或者帮助我们纠正错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靠什么作武器？这篇讲话系统地引用了毛泽东同志从古田会议决议到《反对本本主义》一直到六一年重提调查研究的一系列论述，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我们正是靠恢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首先是靠恢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同志过去教导我们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来纠正错误，总结经验，开创我们党在新时期的新历史的。从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史的角度来说，这个时期应该说是毛泽东哲学思想重放光明、大放光明的时期。
（这是1981年12月23日作者在全国党校系统中共党史教学座谈会上的报告）
（来源：《党史研究》198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