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九一八”，我写了一篇《纪念九一八，评郝柏村的真假抗战》，在一些网站贴出。陆续有12.1万余网友关注，600以上跟帖表示支持并补充史实，也有10余跟帖表示不同意见。所有这些，我都非常感谢。

　　2011-09-18，我写了以下内容：

　　(一)“九一八，沈阳陷”，不抵抗的罪责，蒋介石政府一贯将其全部赖在“当地军阀”张学良身上。我有幸于20世纪末参观了长春的伪满皇宫。看见了南京民国日报1931-09-19的原件和放大的照片，赫然写着“日军昨占沈阳北大营等处，沈阳沦陷”“国人不得惊扰恣事，政府自有处置良策”之类的内容。原来张学良是无奈地“奉命”不准抵抗啊!

　　2014-09-18，我补充以下史实：

　　“九一八事变前一个月，8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委员长蒋中正曾密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竟电告东北军：‘日本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驻沈阳及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执行蒋中正的不予抵抗的命令，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沈阳和东北。”(《中国抗日战争图志》99页。杨克林、曹红著;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朱屺瞻题写书名，张爱萍、蒋纬国、陈立夫题词，陈香梅作序并参与策划。大16开，内文1089页)

　　就算张学良晚年亲自说了：“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不管张出于什么原因为委员长开脱，能说“和委员长无关”吗?铁的史实才是最高的证据!

　　2011-09-18，我写了以下内容：

　　(二)退一万步讲，不抵抗是张学良一人之罪，他是东北军阀，蒋介石调不动他。那么，1935年7月与日寇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的何应钦难道不是蒋氏的亲信?这个协定对日寇要求华北自治并在华北驻军的要求“全面承诺之”，将冀东(河北东部)与察北(原察哈尔省北部，现分别划入内蒙与河北)拱手献敌，还将在察哈尔积极抗日的冯玉祥逼走，甚至将收复察哈尔重镇多伦有功的冯部军长吉鸿昌(共产党员)杀害!也正是这个协定，使得日寇能在宛平城南“合法”驻军，并挑起卢沟桥事变!日寇侵占全中国的野心是蓄谋已久的，卢沟桥事变只不过是日寇侵华棋盘上的一步棋而已，与西安事变毫无关系。从九一八事变、长城喜峰口之战、一二八淞沪抗战，到冀东与察北“自治”，正是蒋氏一系列卖国行为，助长了日寇的嚣张气焰。郝氏能视而不见吗?!

　　至于“七七”之前屠杀中共北上抗日先遣队及其领导人方志敏，1941年屠杀抗日的新四军(皖南事变)，那就别提了!因为，郝氏认为，那是共党的“武装暴乱”，即使抗日也该“杀无赦”!

　　郝氏至今不忘鼓吹“我们拿什么来抗日”的亡国论，说国军嫡系只有十个师(按其建制，共有10～20万人)，然而却在九一八之后，有能力出动30～100万正规军对赣南红区进行围剿。

　　2014-09-18，我还要说：

　　1933年5月31日签订《塘沽协定》、1935年7月《何梅协定》，正是由于这两个卖国协定，使得中国军队从自己的大片领土撤出，成为“非军事区”，日本军队却可自由出入。特别是，1936年4月，日本驻屯军竟将司令部设在天津，新增的旅团司令部设在北平!蒋中正、何应钦如此引狼入室，又捆住抗日爱国军民的手脚，日军此后当然能够顺利发动卢沟桥事变从而全面扩大侵略，中国军队当然很难不被战败!

　　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1932年1月28日，日寇进攻上海。蔡廷锴等领导的十九路军和张治中领导的第五军与市民共同抗击7万(一说10万)日寇30余天，粉碎了日寇占领上海的迷梦。国民党中央政府竟将这两支爱国军队调走，与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无权在上海市至苏州、昆山地区驻军，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日本却取得在上海市区虹桥等处的驻军权!爱国人士悲愤质问：“虹桥谁是主?”

　　国民党中央政府如此引狼入室，如此捆住抗日爱国军民的手脚，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抗战、其后的南京保卫战，能不失败吗!

　　正在南京保卫战激烈进行之际，1937年12月2日下午，蒋介石亲自会见德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陶德曼(Dr.Oskar P.Trautmann)，感谢德国的“调停”，并表示中国准备接受调停，与日本议和。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各项“调停”再次活跃，直到1941-12-08太平洋战争爆发才停止。这算不算蒋介石的“抗日”态度!

　　按照蒋介石的密令，于1931年11月29日，国民政府将国民党内的进步政治家邓演达杀害。1932年12月，一组包括蔡元培、宋庆龄、鲁迅、马相伯、沈钧儒和史量才在内的全国最有声望的知识分子，共同组织起了“中国人权保障同盟”，杨杏佛是“同盟”的总干事和副会长，而且去过华北呼吁全国统一抗日，蒋介石、戴笠共同策划，派遣特务于1933年6月18日将杨杏佛杀害。《申报》的主要领导人史量才长期宣传正义，特别是九一八之后大力呼吁抗日，竟于1934年11月13日下午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有预谋的暗杀。还有一系列的对抗日学生、进步青年作家的屠杀。所有这些，难道不是蒋介石抗日态度的真实暴露!

　　1949年1月26日，蒋介石竟电令将冈村宁次(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在中国推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血债累累)无罪释放回国，这不也是蒋介石“抗日”态度的一个侧面吗!

　　2011-09-18，我写了以下内容：

　　(三)毛泽东当然没有领导“全国”抗日。至少，蒋氏集团不受其领导。

　　共军集中抗日的战役，了不起就是歼敌几万的百团大战，还有不忘吹嘘的平型关，其实不过毙敌千人;和国军的几万、几十万的大会战根本不能比。这是歪曲抗日历史的郝柏村之流以及大陆某些“精英”的基本观点。

　　但是，他们却不提另一更根本的事实：国军总兵力始终多于200万，任何一次会战的结局却都是损兵失地，直到日本投降，国军几乎没有从日军手中收复过一寸国土;共军“游而不击”(蒋氏集团的一贯用语)，却积小胜为大胜，在敌后摧毁无数日寇炮楼、封锁线，军队由1937年的约3万人发展到1945年的近100万人，人口约1亿;而且，只有敌伪顽(顽，实际就是国军)联合剿共之事(黄桥事变、特别是皖南事变是其最重要者)，决没有共军袭扰国军及其防地的任何事件。至于双方历年抗击日伪军的比例，那就更不必说了。

　　从1944年下半年起，苏军大规模反攻，其他盟军战场也节节胜利，中国敌后战场的共军也多处开展“局部反攻”，从日寇手中收复失地、壮大自己。国军却节节败退，长沙沦陷、日寇打通粤汉铁路、控制湘桂线，西南一片恐慌……

　　所有这些，郝氏之流应该如何看?

　　(四)七七事变之后，蒋介石的确曾有豪言：“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皆有抗战守土之责。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事实是，直到日本制造了珍珠港事件(珍珠港当地时间1941年12月7日凌晨，日寇突然袭击美国的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将珍珠港的飞机、舰艇几乎全部炸毁，史称“珍珠港事件”)，美英等国立即对日宣战，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紧跟美国，1941年12月9日才对日宣战!古今中外，有第二个这样荒唐的政府吗?这真是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强加给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郝氏之流对此应该如何看?

　　至于战后“四强”之类，算了吧，蒋介石政府，除了仰美国干爹的鼻息之外，究竟值得几分钱?(2014-09-18补几句：美国单方面策划，垄断会议，1951年9月8日，签订对日媾和的《旧金山和约》，“中华民国”根本不在邀请之列;此后，蒋政府又屈从美国的安排，1952年4月28日，单独和日本签订“日台合约”，将中国领土台湾实际置于美日共同“保护”之下。)

　　(五)1938年6月9日的花园口决堤、1938年11月12日深夜的长沙大火、1941年6月5日的重庆防空隧道窒息惨案，并称中国抗日时期三大惨案。这里只说花园口，它在郑州市北部、黄河南岸。原有国军薛岳部(蒋氏嫡系)20万人驻守黄河以南，与日寇(不过几万人)对峙，如果打起来，薛部实力不差。蒋介石却强调“读书要花学费，做生意要出本钱”，命令集团军司令商震决堤放水，以阻止日军向西、向南。结果，中国平民89.3万死于非命，391.1万人侥幸逃生，1250万人受灾，事后造成5.4万平方公里的黄泛区，导致淮河也连年淤塞、水灾，直到解放后才把黄河、淮河治理好。

　　不少共产党人，从大局出发，认为花园口国军决堤、长沙国军纵火烧城，首先要将罪责记在日寇身上。但是，也严肃批评蒋介石政府不该不发动群众支持，不组织群众疏散转移。视千万老百姓的生命为儿戏，这就是“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吗?这和共区的军民团结以及生死与共的政策、风尚、实际后果，可说有天壤之别。然而，郝氏之流还好意思将积极要求抗日的青年学生讥贬为“无知”。郝君知否，还有并不年轻的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因为宣传抗日而被捉入牢狱，如果不是“国母”宋庆龄亲自作保，恐怕早就成了委员长的刀下鬼了，如果不是西安事变，委员长被迫抗日，七君子也不可能恢复自由。

　　2014-09-18，我继续说：

　　我们不妨看看，1945年，大后方迎来了怎样的胜利!

　　首先，国军逃得太远，够不着接近日军受降!只好“命令”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要日军“坚守岗位”，等待国军受降。

　　1945年9月3日胜利日之后，发够了“国难财”的国民党官员，在政府默许、怂恿下，赶往日寇占领区接收日寇和伪军(汉奸军队，其中不少是投降日寇的原国民党军队)的财产，大量据为己有，完全不顾恢复战争创伤、救济灾民的紧急需要。民众和正派舆论骂他们发“接收财”“劫收财”“五子登科”(房子、车子、票子、金子、婊子样样都“丰收”)。

　　胜利了，人民大众回到故乡，见到的却是，国民党军人居功自傲，惊扰民众。满城都是军人制造的紧张气氛：剧场因军人捣乱而被迫中止演出;坐船渡江的民众竟会被军人赶上岸，甚至被抛入狂浪中淹死。人民饥寒交迫，公教人员的薪资几个钟头便跌落了一半。正直的知识分子把这称为平生最沉痛的回忆!(引自《欧阳祖经抗日诗文选注释本》167-169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欧阳祖经当时为“中正大学”教授，在南昌。)

　　胜利了，人民大众盼望和平安宁，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冒着生命危险，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在中共和各界进步人士的共同努力下，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订立了“双十协定”(蒋介石被迫承认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召开有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

　　时过不久，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l万多人集会庆祝“双十协定”政协成功，国民党当局却派遣大批特务、打手七八百人，捣乱会场，将主持者李公朴头部打得血流不止，演讲人郭沫若和(历史上的今天.com)马寅初等以及记者、群众60多人也被打伤!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在云南省昆明市被国民党特务暗杀!7月15日，闻一多又在昆明市被国民党特务开枪杀害。李、闻都是西南联大的知名教授。

　　这都有力地揭露：蒋介石一直在准备大打内战，一方面用武力进攻解放区;另方面大力镇压蒋管区革命民主进步力量。

　　人民大众把蒋介石视为人民公敌，难道冤枉了他!

　　2011-09-18，我曾经质问：

　　(六)综上所述，倒要请郝柏村之流扪心自问，当你们满口礼义廉耻、人类文明的时候，你们自己知道多少“耻”，还有多少“文明”，编了多少“好听的”谎言!

　　2014-09-18，我继续斥责：

　　我看到了《联合早报》的报道，说2014-07-07那天，台湾前行政院长郝柏村参观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卢沟桥抗日战争遗址。参观时，郝柏村两度向纪念馆工作人员强调“是蒋委员长领导抗战”，还对展览“频频大声抗议”!

　　这样的狂妄!无赖!撒野!当然引起公愤!

　　这个郝柏村，早该反躬自省，向人民低头认罪!他的手上也是有人民鲜血的。1948年末，没有把他定为第一批战犯，却不是不予惩处之列的人。郝柏村应该向傅作义、李宗仁等将军学习，傅、李等变成了受人民欢迎、尊敬的人。至少也该向杜聿明、沈醉、溥仪学习，客观、公正地对待自己的过去。

　　我也在此正告那些妄想“民国当归”的奸贼们。休想复辟!休想把当年腐败害民的反动政府拉回来破坏社会主义祖国!休想以此抵制现在对贪腐的严惩!休想和民国时期的汉奸一样继续卖国!休想为妄图灭我中华的日本军国主义强盗及其国际帝国主义同盟当走狗、当“带路党”!记住，汉奸卖国贼是不会有好下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