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术界大都否定毛泽东自己关于他在1920年夏天已经基本实现世界观转变的说法，认为这个转变完成的时间，是1920年冬天，或1921年春天。我历来肯定毛泽东自己的说法。现将近年来对这个问题研究的一些新认识写下，与学术界共商。

    读三本书与世界观转变的关系

　　毛泽东1936年和斯诺谈话时曾说，他在1919年冬至1920年春第二次去北京时，读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之后，“到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80年代初，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内学术界有人考证，发现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出版于1920年8月，柯卡普著、李季译的《社会主义史》出版于1920年10月，考茨基著、恽代英译的《阶级斗争》出版于1921年1月。这样，毛泽东本人的回忆便出现了前提（读三本书）与结论（世界观转变）之间的矛盾。在解决这个矛盾时，有人相信他的前提，即确实是读了三本书之后才有世界观的转变，而不相信他的结论，即既然当时三本书还未出版，也就不可能读到，因此他不可能有1920年夏天的世界观转变。按照这种逻辑推论下去，主张“冬天说”者也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当时这三本书还没有出齐。如果要等这三本书出齐，至少要到1921年春末夏初，毛泽东才能全部得到这些书，阅读之后，还要有一个消化的过程。按照这个逻辑，毛泽东的世界观转变的时间要推迟一年，即1921年夏天。显然这又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我认为，比较合理的办法是，不要把读这三本书与毛泽东的世界观转变的时间过于直接地、机械地联系在一起。必须承认，这三本书对青年毛泽东的确产生过很大影响，因为他不但在1936年与斯诺谈话时讲过这件事，而且在1941年9月对中央妇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讲话时，又一次谈到了它：“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与1936年谈话相比，这次谈话就比较客观一些，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一些，它没有和毛泽东自己世界观转变的时间直接挂钩。我所以不主张将毛泽东读三本书与他世界观转变的具体时间直接联系起来，还有三条理由：

　　其一，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并不是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而是站在费边主义的立场所写的书。书中对马克思学说的介绍，并没有超出当时中国报刊已有水平，相反，却对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基本上予以否定，如说历史唯物论“常含有一种宿命论在里面”，说马克思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在历史上是不真实的”。作者还特别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论，认为让无产阶级去做解放全人类“这样伟大的历史上的职务，能够做得好吗?能够有所成就吗?”显然，毛泽东要从这样一本书中得到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不可能的。但由于该书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本系统介绍从圣西门开始至1913年以前西欧各国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发展情况的书，从而为毛泽东了解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发展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一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便多次提到它。

　　其二，毛泽东读的《共产党宣言》完整译本，虽然是在1920年8月陈望道的译本出版之后，但是他接触和了解《共产党宣言》的基本观点的时间，则可能比第二次去北京的时间还早。我这样说的根据，就是1919年7月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来概括马克思主义的“办法”表明，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有相当的了解，是不可能概括得如此准确的。而从当时国内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情况来看，是为这种概括提供了一定条件的。远的暂且不说，仅以五四前后为例，如1919年4月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16号曾发表《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最后一部分译文，即从“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起，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止，当时发表的这段译文虽然比较生硬，但却是《共产党宣言》中极重要的一段，因为它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同年5月5日至8日，北京《晨报》发表了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写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译文，该文前一部分翻译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前言的第一段话和全书结束的一段话，还翻译介绍了第一章的主要内容，后一部分翻译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那段著名的话，并详加注释。李达1919年6月18日和19日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先后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的》两篇短文，文章鲜明地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对立起来，并指出，近时很有人“把无政府主义置在社会主义头上，实在可笑得很……这也别怪他，我们中国人近今才有听见‘社会主义’四个字，但是头脑里社会主义的思想还太薄弱。就有晓得的，也不大清楚。所以才有把这张三的帽子硬送给李四戴的怪事。”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创刊号出版于1919年7月14日，第2号出版于7月21日，时间都在上述这些文章发表之后，从《〈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和《民众的大联合》（一）的内容来看，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的区别是很清楚的，没有李达所说的“把无政府主义置在社会主义头上”的混乱。而他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来概括马克思派的办法则表明，他清楚地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主张无产阶级革命之后，还必须要有国家，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从我们现在接触的有限资料来看，毛泽东用朱熹的这句话来概括马克思派的主要思想，虽不是唯一的，但却是比较早的人。陈独秀也曾用这句话，但已是1919年12月1日了，陈在该日发表的《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奉劝那些“失势的帝王贵族”，把自己不能够阔吃阔用的财产送给劳动界同人，自己也归到无产阶级的旗帜底下，来和那班新帝王贵族即资产阶级，一决雌雄。“像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虽然有点滑稽，我想那班帝王贵族——财产工商阶级——断乎不便说：‘只许官家放火，不准百姓点灯。’”陈独秀的这段话，表明他是拥护马克思主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的。可是为什么毛泽东当时不赞成这个办法呢?就是因为他还站在无政府主义立场，否定一切强权，首先是国家的强权。所以尽管他当时读过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却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和暴力革命思想，而继续赞成无政府主义反对国家，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

　　其三，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实际上是他1892年写的《爱尔福特纲领解说》的中译本，恽代英和新青年杂志社大概是为了通俗和当时斗争的需要，将该书第五章的标题改为全书的标题，爱尔福特纲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1891年10月在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由于这个纲领草案公布之前，在恩格斯坚持下，发表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这个纲领的草案（由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起草）公布之后，恩格斯又写了《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因此正式公布后的纲领从总的来说，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水平。但纲领也存在一些严重问题，如没有提马克思反复强调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原理，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等。考茨基是这个纲领理论部分的起草人，所以在纲领通过后于1892年写了《爱尔福特纲领解说》，对纲领的理论部分进行解说。但是考茨基这本书也有严重的缺点，如只字不提无产阶级专政，并极力鼓吹议会道路，否定暴力革命。如说社会革命“可以采取各式各样的形式、并不一定非采用暴力手段和流血手段不可，在世界史上，屡有这样的先例：统治阶级由于眼光特别远大，或者由于懦弱无能而在必然的趋势面前自愿地退出舞台了。”⑧又说：“当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自觉的阶级参加议会斗争（主要是竞选和议会本身中的斗争）的时候，议会制度便开始改变它的最初特性，议会不再单纯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了。”这些都反映了考茨基的机会主义思想。如前所述，考茨基这本书的中译本是出版于1921年1月，公认的是在毛泽东世界观根本转变之后，加之该书有如上所述的严重缺陷，所以，它对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不可能发生根本的影响。但是考茨基是一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本书也同样证明，他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通俗化的解释。该书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着重论证了经济发展本身像自然规律的必然性一样将导致社会主义的胜利。该书有几个鲜明的特点：第一，它对当时西方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了透澈的分析，第二，它对工人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也作了初步分析，指出产业工人与乞丐、奴仆不同，他们是“近代社会生活最重要的根基”，现代大工业的机器生产，给他们“教了协力的道理”。第三，该书驳斥了社会上种种关于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诸如共妻、消灭家庭、消灭个人财产、消灭个人自由，等等。总之，这本书虽然不论就其在中国出版的时间还是其内容来看，都没有也不可能在毛泽东世界观转变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它却有效地帮助毛泽东将当时已经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化，引导他初步了解了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形势，学会了如何进行阶级分析的一些初步方法。所以毛泽东后来说，他读了《共产党宣言》和《阶级斗争》之后，“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在《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中，真正有可能直接影响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只有《共产党宣言》一书。毛泽东第二次去北京期间，虽然不可能读到陈望道《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但他读了1919年11月1日出版的《国民》杂志第2卷第1号上发表的李泽彰翻译的《马克思和昂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全文，则是完全可能的。据黎锦熙回忆，他在北京看到毛泽东读《共产党宣言》是1920年1月4日。此《共产党宣言》可能即《国民》杂志上发表的该书第一章。应该指出，毛泽东这时读《共产党宣言》与他在五四运动时接触《晨报》及《新青年》杂志上有关《宣言》的摘译或介绍文字时的环境和思想基础是不一样的。第一次到北京时，他主要还停留在理论上的探讨，文字上的鼓吹，而第二次到北京是为了进行驱张运动。当时摆在他面前的不仅有一个同武装到牙齿的军阀张敬尧的斗争问题，还有一个驱张之后湖南如何建设的问题。面对这些严峻的现实问题，任何无政府主义的空谈都是无济于事的，所以他只好到马克思主义那里去找方法。这时他的思想状况，如他在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钊信中所说：“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如果将他在《湘江评论》时期对无政府主义持明确肯定态度相比，这一说法则表明他对无政府主义的信仰已经动摇了。这也是1920年3月12日他寄给黎锦熙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产生的思想背景。在“商榷”中，他不仅承认“省长”、“县知事”存在的必要性，而且承认“军队”和“警察”存在的必要性。这些都属于无政府主义“绝对不承认”的“法定之权力”的范畴。无政府主义是十分推崇托尔斯泰抗赋税、抗兵役的，毛泽东等人既然承认军队、警察的存在，就势必承认兵役。商榷还明确规定了“举办遗产税、所得税及营业税”。可见，“商榷”的形成，标志着毛泽东从反对强权，否定国家到赞成强权、肯定国家的重大转折。

    李大钊与陈独秀的影响

　　1920年5月5日，毛泽东从北京到达上海，后来他在和斯诺谈话时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和陈独秀讨论他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当然不可能包括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但是《国民》杂志上发表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及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的“马克思主义专号”及6号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却是完全可能的。据有人考证，《新青年》第6卷第5号虽然印的出版时间是1919年5月，但实际出版时间却是在当年9月份，已在《湘江评论》被查封之后。李大钊的这篇长达2万多字的论文，是中国人自己写的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即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剩余价值学说）的最早著作。李大钊指出：马克思“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钱，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所以他的唯物史观说：‘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他的《资本论》也是首尾一贯的根据那‘在今日社会组织下的资本阶级和工人阶级，被放在不得不仇视、不得不冲突的关系上’的思想立论。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李大钊在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时，除了多引《哲学的贫困》中的一段译文外，引用《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话与前述河上肇论文的引述基本上一致。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在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时，还以一节的篇幅专门论述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李大钊对阶级斗争学说如此强调，显然影响了毛泽东，所以他后来专门读了考茨基《阶级斗争》一书。

　　当1920年5月毛泽东从北京到达上海，并与陈独秀讨论他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时，陈独秀已经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他不仅在1919年12月1日发表的《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肯定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而且在此后半年的文章中反复告诫工人，要起而争自己的统治权。1920年1月2日，陈独秀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作题为《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说，指出：“世界劳动者的觉悟，计分二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而所谓要求“管理权”，即“要求做工的人自身站在国家、资本家地位，是要求做工的人自己起来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和第一步觉悟时仅仅要求不做工的人于做工的人待遇改良大不相同。”5月1日，在《我的意见》一文中，他又说：“大家要晓得二十世纪的劳动运动，已经是要求管理权时代，不是要求待遇时代了。无论待遇如何改良，终不是自由的主人地位，劳动者要求资本家待遇改良，和人民要求君主施行仁政是同样的劳而无功，徒然失了身分。”毛泽东说，在陈独秀和他讨论他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时，亦曾向他谈自己的信仰。陈独秀这些谈话的内容现在虽无处可考，但其中心内容大概是不会离开他当时在报刊上反复宣传的由工人自己掌握政权这个主题的。还必须注意，陈独秀在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发表的《谈政治》一文，是当时从理论上对无政府主义进行系统批判的较好文章。尽管此文发表在他与毛泽东谈话之后，但文中一些基本观点在谈话时肯定已经形成，甚至他们还可能互相讨论过。因为当时的毛泽东恰好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无政府主义否定一切国家观点的不对，他自己后来在回忆中把这个时期视为“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时期，是十分准确和恰当的。所以陈独秀对他谈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才能够对他“产生深刻的印象”，在他的世界观转变中，起了良好的酵母作用和巨大的推动作用。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所以我认为，尽管毛泽东讲的陈望道等人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在1920年上半年还没有出版，我们也不应该轻易否定毛泽东自己关于世界观转变时间的回忆。我认为，对于1920年夏天的毛泽东来说，关系到他世界观转变的，不是知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问题，这个问题如前所述，他在《湘江评论》时期已经基本上解决了，而是如何摆脱无政府主义否定一切强权的思想束缚，真正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必要性的问题。通过前面的分析和往下的分析，我们看到，到了1920年夏天他的确也是解决了。

    如何理解“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

　　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要结合毛泽东自己的回忆和他1920年的思想和行动的实际进行分析。必须指出，在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根本解决”口号，实际上包括着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两种不同的理解。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解决”观，就是认为改造社会，最根本的就是要从政治革命入手，改造社会的经济基础，即消灭生产资料的地主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这一点，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讲得很清楚。无政府主义的“根本解决”观则与此相反，他们除空喊“根本改造”外，是拒绝从事任何实际的政治运动的。无政府主义者将一切罪恶都归于政府和强权，就否定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变成了“政治决定一切”、“强权决定一切”。因此，他们认为只要否定了“强权”，推倒了政府，就实现了根本解决。除此之外，他们否认其他任何具体政治运动，例如民国初年的反袁斗争。当时新民学会及社会上的一些人批评毛泽东搞驱张和湖南自治是违背了“根本解决”的原则，就是站在无政府主义立场立论的。毛泽东虽然也赞成过无政府主义的根本解决观，但他与无政府主义者拒绝从事任何具体的政治斗争（即所谓“枝枝节节向老虎口里讨碎肉”）不同，他是主张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反动统治者作斗争的。这一点，可能与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批评无政府主义的空谈，主张多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有一定关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毛泽东投入驱张运动的实际斗争之后，认识到了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无用。《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表明，他已开始抛弃无政府主义否定一切国家的观点，承认国家的必要性，这就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解决”观逐步奠定了基础。而到湖南自治运动时期，毛泽东便明确地表述了他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根本解决”观。他在1920年9月5日发表的《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一文中说：“以政治组织改良社会组织，以国家促进地方，以团体力量改造个人，原是一种说法。但当在相当环境相当条件之下，如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中国如有彻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毛泽东这里说的“彻底的总革命”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解决”观。尽管他当时认为这种“彻底的总革命”在中国还行不通，但是关键在于他已经表示“赞成”了，也就是说他已经在理论上接受了这种“根本解决”观。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毛泽东自己说的他已经“在理论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应该承认，这的确是毛泽东在理论上的一个巨大的飞跃。其一，它说明毛泽东不仅抛弃了五四时期否定一切国家的观点，转而承认了国家的必要性，而且开始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因为所谓“以政治组织改良社会组织”，就是由无产阶级先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而解决经济基础，即资本主义所有制，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洗刷上中阶级”。其二，它表明毛泽东已开始抛弃他一贯主张的“温和的”的“呼声革命”主张，而承认在条件具备的时候，可以实行暴力革命。因为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是通过武装起义的手段，没有工农红军，是不可能“扫荡反革命党”的。其三，它表明，毛泽东认识到俄国革命的成功是由于具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即“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如果说，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致周世钊的信中，仍在说他对种种主义“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的话，那么在这里他既然肯定俄式革命，当然也就肯定了其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其四，它表明毛泽东已认识到了党的领导的重要性。所谓列宁“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有真正可靠的党众”，就说明了这一点。其五，它表明，毛泽东认识到劳农大众不仅是革命的主体，而且必须由他们自己当家作主，掌握政权。所谓“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就是说只有动员大多数民众，革命才能成功，而所谓“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就是要将贵族、资本家的政权推翻，建立人民主权。而这种人民主权思想在湖南自治运动中表现尤为明显。

　　上述情况表明，这时毛泽东对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已有相当全面和深刻的理解。毛泽东当时虽然认为像俄国式的“彻底的总革命”还不能立即实行，但他却和他的战友们在1920年8月22日在长沙发起并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这个研究会虽然是以学术研究为宗旨，但其企图刺取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以为中国革命之借鉴的目的却是显然的。关于这一点，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彭璜在俄罗斯研究会成立之后的第五天，即8月27日起在湖南《大公报》上连载发表的《对于发起俄罗斯研究会的感言》一文，说得十分清楚：“俄人历来宽洪大度，虚心聆教，几百年前，法兰西有种什么启蒙哲学，德意志有种什么罗曼哲学，先后输入俄国，俄人总是欢迎接待，近来有了马克斯的经济学出世，俄国人见了毫不惊奇，大家研究起来，尽吸收其精华。至今俄国的革命，还是马克斯经济学的产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是中国人的古训，可爱的俄人，早有了这种谦虚的态度，现在中国人，不也应该有这种态度来研究俄罗斯吗?”值得注意的是，彭璜在分析有人同情俄国革命的目的，而不赞成其手段，即“多数专制”、“劳农专制”的指出：“人民的知识与道德，不能站在一水平线上的时候，社会的改造，只有比较的圆满与和平的方法。‘无为之治’恐怕是不可能的。所以和平的世界，是俄人革命的目的，劳农的政府，是俄人革命不能避免的手段，也恐怕是全世界革命必经过的阶段。”彭璜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之一，从五四运动、驱张运动、湖南自治运动到组织文化书社、成立俄罗斯研究会，他们两人均是志同道合、协力进行的。彭璜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没有几天，毛泽东便发表了前述论俄国革命经验的那篇文章。当时两人完全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彭璜的这篇文章也是毛泽东当时已赞成十月革命经验，特别是劳农专政的强有力的旁证。因此，我认为就毛泽东和彭璜来说，湖南俄罗斯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他们世界观转变的基本完成。

　　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说，他在1920年夏天，还只是“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说明他对自己世界观的转变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他历来主张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因此所谓“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就说明他认为自己还没有完全做到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根据他与斯诺谈话的内容分析，他认为自己的这种理论与实践不够统一，主要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湖南自治运动。过去，有的论者在否定毛泽东自己回忆世界观转变时间是1920年夏天时，除了前述以毛泽东讲的读陈望道等人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还没有出版作论据外，另一个重要论据就是湖南自治运动是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为了回答这种责难，我想作以下两点说明：

　　1.毛泽东在和斯诺谈到自己1920年夏天世界观已经转变时，是注意到了湖南自治运动是“一般地赞成资产阶级民主纲领”的问题的。他说：“那时新民学会的纲领要争取湖南‘独立’，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那时候，我是美国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我们的团体曾经要求实行男女平权和代议制政府，一般地赞成资产阶级民主纲领。”这正是毛泽东自己所说的“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原因。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能说一转变就成了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是如此，青年毛泽东也不例外。

　　2.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且被中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掌握之后，他们在实践中立即遇到了一个革命的战略问题：既然共产主义者是主张“根本解决”的，即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那么如何对待当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问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逐步有了明确认识，并被概括为“两步走”的战略。但在五四运动至建党之前，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人们虽然对这个问题还缺乏明确的认识，但在实践中却经常遇到且不得不回答它。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指出：“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之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陈独秀在1920年9月1日发表的《对于时局的我见》一文则讲得更明确：“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产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本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李大钊和陈独秀在五四前后都积极鼓吹联邦制或地方自治，目的也是企图找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列宁说：“民主共和国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径。因为这样的共和国虽然丝毫没有消除资本的统治，因而也丝毫没有消除对群众的压迫和阶级斗争，但是，它必然会使这个斗争扩大、展开、明朗化和尖锐化，以致一有可能满足被压迫群众的根本利益时，这种可能就必然而且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即在无产阶级领导这些群众的条件下得到实现。”毛泽东在湖南自治运动中当然还没有这么高的理论自觉，但他希望通过建立湖南共和国以为“根本解决”创造必要条件的思想则确实是存在的。1920年11月，他在《新民学会通信集》的按语中说：“驱张运动只是简单的反抗张敬尧这个太令人过意不下去的强权者，自治运动只是简单的希望在湖南能够特别定出一个办法（湖南宪法），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我们好于这种环境之内，实现我们具体的准备工夫。”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在建党之前，即注意在实践中对“根本解决”与当前现实斗争关系的探讨，所以在党成立后不久召开的“二大”上，便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从而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革命战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也不能只看到湖南自治运动的消极方面，同时，要充分认识其在青年毛泽东政治思想发展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其二，毛泽东这样讲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当时还没有去从事直接的工人运动。他说，直到“一九二○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也就是说，这时他开始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实际运动。这里讲的“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并不是讲组织工人运动，这是中共一大以后的事，而是指建团、建党工作，因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里要加以说明的是，我们不同意那种认为毛泽东搞湖南自治运动是脱离了当时革命中心——建团、建党工作的说法，因为它不符合历史事实。毛泽东等人领导的湖南自治运动的高潮，是1920年9月至10月初，他发表的有关自治运动的论文也集中在这个时期。这时，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以陈独秀为首的上海小组于1920年8月才建立。“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最早响应这一号召的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待其成立也已经是1920年10月了。根据有关史料记载，1920年10月，毛泽东收到陈独秀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后，立即开始在湖南发展团员，筹建长沙团组织。1920年11月，与何叔衡等在长沙建立共产主义小组，这说明他对革命的中心工作是跟得很紧的。何况他在自治运动期间还先后创办了文化书社，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为创建共产主义小组做了思想和组织准备工作呢!

综上所述，我认为毛泽东关于他世界观转变时间的叙述是实事求是的，是不应该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