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2月，在毛泽东逝世19年后，罗章龙以99岁高龄长辞人间。去世前，问他有无遗嘱，他用笔艰难地写下：“共产主义是个伟大的事业。我的主义不变!”
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左四）与罗章龙（左六）同进步团体辅社成员在北京陶然亭合影
青年毛泽东重交友，但交友标准极高。有同学评价他：
“择友甚严，居恒骛高远而卑俗流，有九天俛视之慨。”
到什么程度?他一直执着地力求志向高远，看不上庸俗之辈，像从九天之上往下看一样。毛泽东自己讲过一事，似可证实同学的评价。一次，到一个朋友家做客，原来约定要讨论社会问题，不料这个朋友却侈谈生活琐事，还当着他的面把佣人叫来，为买一点肉的事吩咐了半天。毛泽东对此很生气，认为这样的人不配做他的朋友，以后便不往来了。他说：
“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这样的要求，的确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必须是胸怀非常之志的人，是特立独行的人，在一般人看来，他们是一些不合常规、不食人间烟火甚至非常狂妄的人。为何执意要交如此朋友?毛泽东说：
“老先生最不喜欢的是狂妄。岂不知古今真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出来的。”
“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
他认为，这类奇杰往往能创造奇迹。尽管被一些人特别是老年人看不惯，但从古以来的伟大学理和事业，大都是他们发明创造出来的。要完成改造中国、拯救民族的伟大事业，一定会有百倍的艰难曲折，没有这类奇杰不可能做到。
当时，毛泽东周围真有一批这样的奇友，后来大都成为了不起的人物。他们因志同道合而成挚友，但最终结局却极为不同。
二十八画生：毛泽东。
纵宇一郎：罗章龙。
这一对挚友的人生，很值得了解。
罗章龙，名璈阶，笔名纵宇一郎，湖南浏阳人。
他是长沙第一联合中学学生，比一师毛泽东小3岁。
1915年夏假后，痛失挚友易昌陶的毛泽东，写征友启示张贴于各学校，得到三个半人回答，自称结交了一个半朋友，其中这一个就是罗章龙。两人相见后结为挚友，并驾齐驱成为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后来有持续一生的牵挂。但这个奇友的曲折人生，让人感慨深思良多，甚至忍不住含泪唏嘘!
半个世纪后，罗章龙回忆与毛泽东初识的情景：
那年，19岁的他到第一中学访友，在该校会客室门外墙上，偶见署名“二十八画生”的征友启事，是八裁湘纸油印的，用兰亭贴体书写，文情真挚，言辞典丽可诵，看后颇为感动，返校后立即回一信响应，署名纵宇一郎。3天后收到复信，称“空谷足音，跫然色喜”，约定下个星期日会面，地点在定王台省立图书馆。
那天，久雨初晴，丽日行空，空气清新宜人，同学陈圣皋也欣然同往。上午9时许，到阅览者熙攘众多的定王台，在走廊处看到一少年，仪表堂堂，气宇轩昂，心想那一定是要会见的人。行礼问询后，得知对方叫毛泽东，字润之，二十八画生是姓名笔划数。略谈数语后，陈圣皋去阅览室看书，毛泽东建议觅一僻静处倾谈。进到院内，见寂静无哗，便坐在一长条石上促膝谈话。
虽第一次见面，却相见恨晚，谈了许多。包括国内外政治、经济及宇宙人生等，对治学方针方法、新旧文学与史学评价谈论尤多。谈到音韵改革，都主张以曲韵代诗韵，以新文学艺术代替“高文典册”的宫廷文学;在旧文学著作中，都对离骚颇感兴趣，主张对离骚赋予新评价;关于治学，毛泽东认为自己对宇宙、对人生、对国家、对教育等均属茫然，主张用全幅力量向宇宙、国家社会作穷源竟委的探讨，研究有得，便可解释一切;关于生活方面涉及较少。
谈话持续两三个小时，直到图书馆中午休息时止。
临别，毛泽东嘱罗章龙，以后常见面。还说：
“愿结管鲍之谊。”
毛泽东一向择友甚严，用管仲和鲍叔牙为喻表达心愿，可见对罗章龙的认可与看重。纵观毛泽东一生，主动欲结管鲍之谊，仅罗章龙一人而已。稍后他还在给友人信中，禁不住表露了新得知音的欣喜：
“近日以来稍快惟此耳。”
罗章龙也因交结毛泽东而兴奋，专门写诗纪其事：
白日东城路，嫏嬛丽且清，风尘交北海，空谷见庄生。
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风流期共赏，同证此时情。
诗中引经据典，描述与毛泽东相会：那天到长沙东城定王台，像传说中的神仙洞府嫏嬛那样，一个藏书甚富的地方，藏有北海太守李邕写的碑文。如在风尘仆仆的人生旅途中，交结了才华横溢的李北海;如在空旷幽深的山谷里，听到极难得的行人声音，遇到像庄子那样睿智的贤哲。我们一起讨论的治国之策，即使曾上过《治安策》的长沙王太傅，才华横溢贾谊也会欣喜不已;我们谈论文学词章，不但对屈原赋予新的更高评价，还有改革文学艺术的系列主张。心怀天下的一代风流，期待对方的欣赏与认同;定王台的一草一木，见证了年轻学子此时的友情。
两人见面时，毛泽东还问，有哪些熟悉的同学可找来谈谈?罗章龙说，联中语文教员黄老师的侄儿比较接近些，是他的同班同学。见了一次面后，毛泽东对罗章龙说，黄年龄小，很有希望，可惜身体不好，你回去劝他多注意锻炼身体，否则学问成功了，身体变弱了。后来，黄果然害病早逝。
定王台会见后，每逢周末常相约晤谈，两人还共同远足出游多处。曾一起去板仓杨昌济先生家，去楚国屈原的玉笥山故居、汉朝的贾太傅祠、唐朝诗人杜甫流浪时住过的岳麓山崇德寺、南宋诗人兼将军辛稼轩在长沙练兵的飞虎营、明清之际大儒王夫之的家乡衡阳等。在长沙附近拖船埠，有一座禹王碑，传说大禹治水在此拖过船。他们一起去过那里，罗章龙清晰记得，毛泽东对禹王很感兴趣，认为他是个劳动人民，对他怀有好感。
一次，他们步行去毛泽东家乡韶山冲。走到长沙与湘潭之间，离长沙约三四十里时，甚为乏累，在路边休息。见一位老农在茅屋边打草鞋，毛泽东就过去攀谈家常，边谈边帮着锤草、搓绳、编织，织好后又帮着把草鞋锤平。罗章龙见毛泽东如此熟悉打草鞋的工序，便好奇地问他：你也会打草鞋?毛泽东回答说：我会，走路很费鞋子，大家都应该学会打草鞋。后来，这不起眼的草鞋，成了毛泽东领导的革命队伍的标志性装备，他们穿着一双双自编的草鞋，丈量着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一步步走向胜利。
一日，毛泽东邀罗章龙共攀岳麓山。那天清晨，他们到湘江的朱张渡，一起泛舟过江，在茶亭讨论朱熹与张栻在湖南留下的学术影响。稍息后，两人议定从凤凰山、天马山分南北两路登云麓宫。当时正值大雪封山，冰凌嵯峨，不见鸟迹人踪，两人在凛冽朔风中艰难前行，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登上山顶后，自是一番指点江山。傍晚下山，又在赫曦台伫足，读当年朱张二人的联韵诗，还即兴留了一首。
两人断不了通信来往。一次，毛泽东游览南岳，登上祝融峰。下山归途中，走到衡阳南边的中伙铺，在一个路边小店里给罗章龙写了一封信，用湖南草纸写了两三张，对所见所闻写得很详细。信中第一句话就是：诚大山也!意思是说果真是座大山。毛泽东把南岳风光描绘了一番，还谈到古今名人志士笔下的南岳，特别提到唐朝韩愈宿南岳庙写的诗，这首诗刻在庙的石板上。信的最后还说，为了给你写这封信，整整花了大半天时间，因此今日不能登程了。毛泽东还寄给罗章龙一首游南岳写的诗，可惜没有保存下来。
毛罗定王台会晤后，陆续有不少学生加入会谈，一批胸怀大志的年轻学子，逐渐在毛泽东身边聚拢起来。两年后，他们共同发起组织了新民学会。
在发起人和首批会员中，只有罗章龙不是一师学生。
但学会组织的第一个重大行动，主角却是罗章龙。
当时，大家即将毕业，如何考虑升学或就业?讨论时，会友决定采纳何叔衡提出的留学日本路线，并安排罗章龙先行探路，其他人等他回讯后再出发。罗章龙私下对毛泽东吐露，经济上有些困难。毛泽东对他说，这不是你个人的事，有困难大家一起想办法，于是发动会员筹集了一半费用。
行前，他们还一起去见一个老师，他到过日本，是同盟会第一批会员中的一个。那老师对他们说日本搞革命的很多，他去那里深受影响，反袁时他是湖南派去炸袁世凯的几个人中的一个。毛泽东听后很感动。
送罗章龙赴日留学，是新民学会成立后的第一个行动。大家都寄于厚望，毛泽东更是心绪难平，三四个晚上没睡好觉。那天，在长沙平浪宫设宴饯行，毛泽东等送罗章龙到码头，当面交他一个信封，内装七言古风诗一首，题为《送纵宇一郎东行》。诗曰：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馀子。
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诗的大意如下：岳麓山弥漫多日的阴雨停了，又看到天马山和凤凰山掩映在春天的绿树里。不凡少年有屈原和贾谊那样的才华，山川灵秀之气曾聚集在这块宝地。君东渡求学我为你高歌送行，鲲鹏击浪的伟大事业从此开始。洞庭湖和湘江的大水涨到天际，托浮起艨艟巨舰一直向东海驶去。因小事无端带来一天愁虑，幸亏被东风吹出万里。大丈夫何事值得牵挂于怀?要把宇宙看成渺小的米粒。沧海横流并不值得忧虑，世事再乱也任凭你来处理。只要管好自己的身与心，胸中永远会有新美的日月。500年必出闻名于世的人物，当朝诸公都碌碌无为都不值一提。平浪宫前的送行充满友谊，从中国的崇明岛到日本对马岛也不过一衣带水。到东瀛后盼望尽快回信，我们返回时望着你渐渐远去了。
毛泽东诗中充满真情与鼓励，也表现了对挚友罗章龙的看重。
罗章龙身负学会重托，一路东行抵达上海。正待渡海，忽然得知日本发生迫害华侨和中国留学生事件，愤然改变赴日计划返湖南。虽东渡未成，却从上海带回一些新信息。他向大家报告说：据一些留日学生介绍，日本政治黑暗，学术剽袭，无可师学之处，应打消东行计划;北京一些学校正在酝酿新思潮;建议改辙北上，赴法勤工俭学，促成新民学会求学方向重大改变。
1918年8月，从一师毕业不久，毛泽东、罗章龙等新民学会会员一起到北京准备赴法。到京后，其他同学参加北京、布里村和保定的留法预备班，只有他们两个没参加。后来，蔡和森等同学去法国了，毛泽东和罗章龙却没走，一个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一个考入北京大学。毛泽东认为，大家不应堆积在一起，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地都要开辟，各方面都应有打先锋的人。
过半年后，到1919年初，毛泽东决定离京返湘。临行前，与罗章龙在沙滩红楼连日聚谈，往往深夜始散。罗章龙挽留毛泽东继续在北京，理由是北京方面不易削弱力量，如果走了学会力量不免单薄，何以为继?毛泽东对他说，学生身份比职员胜得多，那时你自会有办法的，莫急就好!最后，双方商定3年为期，南北分途努力，争取有所成就。
后来，有会友给罗章龙写信，认为他适合专心做学问，建议他出洋留学，专心读书。但毛泽东不同意他走，怕他动摇，不断勉励他坚持下去。劝导他：那些舍近求远的想法，不免有离开现实的意思，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应凝神一志以赴之。还写信鼓励说，虽然在北京有困难，朋友们都走了，我们的力量比以前少了些，但你不要走，要乐观，要坚持下去。罗章龙后来回忆说，这些话对我有很大启发，我认为很对，就长期留在北京工作了。他还感叹：可见会友之间互相勉励颇有影响，作用也大。
1920年7月，毛泽东领导新民学会会友，在结束驱张运动后回湘，开始大力推动湖南自治，要专心把湖南一省弄好。罗章龙认为这是很切实的入口处，并为学会事业发达高兴。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
“现在中国最缺乏的就是知识界没有善良的有势力的士气，因之没有舆论，没有是非。青年学生，浮沉入海，随俗靡化，这便是国病。我希望我们的学会，竭力反抗这一点，便不怕没有成绩了。”
罗章龙认为，当时中国的一班所谓学会，无非是想谋取功名利禄，把持一个行业的饭碗，新民学会应当极力避免其污染，坚守一个最高的价值品格。毛泽东收到他的信后，对此非常赞同，认为罗章龙所说“善良的有势力的士气”确是要紧，中国的坏空气太深太厚，必须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它改换过来。紧接着，他阐述了一个重要思想：
“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在与罗章龙的交流中，毛泽东领悟到一个重大问题，提出了新民学会最迫切的需求，就是必须有共同信守的主义。一个组织不能只是人或感情的结合，应当成为主义的结合，在主义在大旗下共同行动。一个没有主义和信仰的组织，会变成谋取功名利禄的乌合之众，甚至会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祸害。由此，新民学会建设的指导思想，升华到一个崭新的境界，为后来接收共产主义，转型为中国共产党，创立翻天覆地的伟大事业，奠定了认识基础。
此后十几年，两人在共产主义大旗下，展示出超凡的才能，成为中国共产党耀眼的新星。在南方，长沙的新民学会由毛泽东主持;在北方，北京的新民学会由罗章龙独当一面。在湖南，毛泽东领导驱逐省督张敬尧，后来创立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参加党的一大;在北京，罗章龙组织了“五四运动”，发起“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行动，他是第一个从窗口翻入楼内的，后参与组建北京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酝酿出席一大人选时，曾推举他与张国焘为代表，后因忙于创办《工人周刊》改派刘仁静。一大后，中共在全国8个区建立了最早的地方组织，毛泽东是湘区书记，罗章龙是北京区书记，后来两人分别主持湖南和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由毛泽东主持;几乎同时开办的全国工人运动讲习所，则由罗章龙主持。
1923年，中共三大选出5人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联袂进入。毛泽东先后任中央秘书、组织部长，罗章龙先管经济，不久任秘书兼负责宣传工作。当时中央设在上海，租用闸北一处二层楼房办公，常住那里的成员有3户：一户是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孩子，一户是蔡和森和向警予带着孩子，一户是罗章龙家，大大小小共10来口人，对外说是一家子，实则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三户楼”无疑是党史上的重要一页，如罗章龙诗中所咏：
“亡秦主力依三户，驱虏全凭子弟兵。”
这一时期，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都是中共核心领导人物，运筹帷幄，调兵遣将，确实是领导层的“亡秦主力”。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毛泽东坚决主张拿起枪杆子斗争，回湖南发动秋收起义;罗章龙也主动请缨回湘，组织长沙市内和邻郊的工农武装。秋收起义打长沙失败，毛泽东率人马上井冈山，开创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罗章龙则奉命返上海，负责重组全国工人运动。
一对忘形挚友，战乱中匆匆一别，从此直至终老，竟再也未曾会面。
1931年初，罗章龙、何孟雄、王明等提议，由共产国际直接领导，召开紧急会议批判“立三路线”，改造中央领导机关。没想事与愿违，接下来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不但给党的事业带来毁灭性灾难，也给罗章龙毁灭性打击，一个前程远大的革命家从此画了句号。共产国际的米夫精心策划操纵，践踏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民主，让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得意门生王明主持中央工作，激起许多领导同志强烈不满，罗章龙领头不予认同，在会上坚决拒绝表决，集体退出会场。他们甚至认为，在历次错误中负有严重错误主要责任的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均是不堪教育与学习的，应执行铁的纪律，立即离开中央指导机关，予以组织上最严厉的制裁。会后，拒绝承认六届四中全会的合法性，还成立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另立中央选罗章龙为主席，造成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第一次大分裂。因此，罗章龙等一批高级干部被开除党籍，离开参与创建并为之流血奋斗的党，结束了作为共产党领导人的生涯。
今天看来，如果罗章龙向其他一些同志那样，采取“相忍为党”的态度，或许会是别样的结局。只要党在，大家终究会在实践对比中逐渐认清是非，只要全党多数形成共识，即使最高领导人犯错误也能纠正过来，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还有后来的王明等，不都被一一纠正过来了吗?党内政治斗争不可避免，尤其在探索正确道路和选择正确领导时，这种斗争往往表现得非常激烈，甚至残酷无情。有时，错误一方受到批判和纠正;有时，却是正确一方遭受打击和排挤。在这过程中，即使受到天大委屈，也有个如何应对的态度方法问题。一怒之下另立门庭，无论有多少正当性，也难逃闹分裂的政治责任，会使自己脱轨而毁灭。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态度就高明得多。
当党的领导核心争执不下时，毛泽东正在江西中央苏区浴血奋战。罗章龙曾派人送去亲笔信及有关文件，但没看到任何响应的史实。其实，毛泽东的日子同样不好过，他不断遭受指责批判，很快被取消党权军权，遭贬谪长达3年多，比罗章龙感受的不公和错误打击大得多。他既没见风使舵随波逐流，也没消极对抗另立门庭，甚至脱离自己缔造领导的党和红军。他仍在进行顽强的斗争，但他态度始终是积极的，不断向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在痛苦中反省，在忍耐中等待，认识难以赢得多数支持，或许是自己与别人沟通不够，有时甚至得理不饶人，于是通过主动的思想交流，争取中央领导同志和大家转变。终于，在革命事业屡遭挫折走到绝境时，对错误领导的否定形成广泛共识，在遵义会议确立了他的核心领导地位，从此党和红军转危为安，从失败走向胜利，他也一步步地走向无上辉煌。也许罗章龙的遭遇提供了警示，但更多是秉持地处事原则不同，一念之差成天壤之别。毛泽东后来说，不管那时中央怎么不行，有话可以讲嘛，你也在中央嘛!你搞两个中央，不是多了一个嘛?
罗章龙被开除后，没有了组织依托，不但尽失翻江倒海的法力，连个人生存都很艰难，人生轨迹也完全改变。他先后在河南大学、西北大学、湖南大学、湖北大学等多所学校教书，勤奋为学，著述颇丰。建国初，曾将自己的著作敬送毛泽东。一次讲学路经北京，毛泽东也让杨尚昆将自己的文集送他。后来，毛泽东几次经留武汉，都向当地负责人说起罗章龙，其间不无问讯，他还曾认真地提出为罗章龙盖楼度晚年，让省委负责人去操办。
1995年2月，在毛泽东逝世19年后，罗章龙以99岁高龄长辞人间。去世前曾3次病危，问他有无遗嘱，他用笔艰难地写下：
“共产主义是个伟大的事业。我的主义不变!”
在很少再讲共产主义的时代，一位曾被党严厉开除的垂死老人，仍赤诚不改地表示自己的主义不变，那些身处高位的人又有多少如此?这让人感觉有些角色倒错，也油然生出挥之不去的敬意。好像又见那个志向远大的学子，还活在恰同学少年时代，与毛泽东一起指点江山的那些峥嵘岁月。
在他弥留之际，断断续续地说起新民学会。
整理老人遗物时，发现在毛泽东送他的文集中，夹着一纸用颤抖笔迹书写的散乱诗句。这是老人最后岁月留下的：
北国忘年交，送予一卷书。
洗兵海岛上，刷马江洲隅。
邈邈千秋绩，洋洋万国舒。
一劳期永逸，勒石狼居胥。
老人最后的牵挂，凝结在毕生的友情和诗情中。
或许能有另一个世界，二十八画生会再一次征友，纵宇一郎再一次赴会，两人再一次结为挚友，他们会一起走向辉煌，走到终点……。
（节选自《领袖成长》，作者是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