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界有这样一句名言：“历史都是假的，除了名字;小说都是真的，除了名字。”据说是英国19世纪著名的史学家、文坛怪杰卡莱尔说的。按照我们正常的逻辑来看，历史，一是指已过去的事实，二是指对过去事实的记载，不管是哪个含义，都是一门和真实挂钩的严谨学科;而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本质上属于艺术的范畴，内容完全是作者发挥想象力的产物，自然而然都是虚构的。但是，作为一位享誉全球的大学者，卡莱尔怎么会提出这么一句和我们的常识完全相反的奇怪理论呢?

　　其实，这句话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一个比方。历史研究的意义固然在于求真，但是由于历史事件是过去发生过的事实，本身就具有不可复原性，再加上种种原因，比如历史时空隔膜的存在、历史记录者主观认知能力与价值旨趣的差异性、历史事实本身的复杂多样性、拥有话语主导权的统治者有意无意对历史史实的掩饰或歪曲等等，历史本相就会变得迷雾重重，谁也无法保证史书对历史记载做到完全的真实可信，所谓“求真”、“客观如实”、“据实记事”只是一厢情愿式幻想而已;而小说则不一样了，虚构固然是其本质所在，但是这些虚构皆是作者通过对生活的整理、提炼和安排而成，在构思及写作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去除了政治谎言、道德谎言、商业谎言、权贵谎言、愚民谎言等等，使之呈现纯粹的艺术性，一方面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中各种角色的价值关系的产生、发展与消亡过程，另一方面也最为深刻地揭示和展露出生活乃至人情人性的本质，故而，小说虽源于现实，却也高于现实，用艺术的手法展现出了比史书和实录更高的价值。

　　对于一生都酷爱读史和研究历史的毛泽东而言，他不一定听到过这句话，但是如果用这句话来形容毛泽东读史和研究历史之方法，正可谓是恰到好处。毛泽东历来都非常重视历史的真实问题。他不仅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阅读各类史书著作，以求对中国历史建立起根本性的把握，而且还能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来对所读之书作认真考证，既不迷信史籍，也不拘泥于前人的结论，最终以其渊博的学识、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分析概括能力，达到辨别史学真伪的目的他。而在他的这些读史方法之中，其中一条便是“把小说当历史读”。毛泽东认为，小说能够反映出比史书更加真实的历史。比如，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对其他人谈到，他把《水浒传》“当政治书看”，把《红楼梦》“当历史书看”，而对于“二十四史”这类历来都被视为最为权威的“正史”的史学著作，毛泽东读后，却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里，都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洋洋4000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羌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的。（《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陈晋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52—953页）

　　1964年春，毛泽东在《贺新郎·读吏》一词中更是这样直言不讳地形容他在读史之中的感受：“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一个“骗”、一个“假”字，这就是毛泽东对这些正统史书的评价。与之相反，对于《红楼梦》、《金瓶梅》、《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这类历来被封建统治者斥为“异端邪说”、在古代正统文化界上不了台面的文学小说，毛泽东却格外重视。这五部中国著名的古典小说，早在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就已经读得烂熟。在其后来半个多世纪的生涯中，他还一直对之保持着浓厚的阅读兴趣，并时常很有兴致地和身边的同志谈论和评说其中的内容，劝说大家带着历史的眼光、从历史的角度去阅读和分析这几部著作。

　　《金瓶梅》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

　　《金瓶梅》，兰陵笑笑生作，共100回，大约成书在明代隆庆至万历年间，是中国第一部由个人独立创作的、以描摹世态人情的长篇社会世情小说。它以《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段为引子，详细刻画了集官僚、恶霸、富商三位一体的封建恶势力代表西门庆由发迹到暴亡的罪恶生活史，并联系上至朝廷奸臣权相，下至官绅市井无赖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表面上写北宋末年宋徽宗年间，实际上反映的是作者所处的明朝“当代史”，深刻揭露了明代后期黑暗腐朽的政治和社会现实。在明代，它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起，被列为“四大奇书”。

　　毛泽东非常看重《金瓶梅》的文学价值、史学价值与社会学价值，建国后，他曾亲自拍板对《金瓶梅》在全国进行小范围解禁，并多次推荐各省的省委书记阅读。1956年他将《金瓶梅》和《水浒传》放在一起，认为将这二部书合在一块便可以了解完整的明代历史：

　　《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小说，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魅力毛泽东》刘继兴编著，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页）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次谈话中，也从历史的角度将《金瓶梅》与《东周列国志》加以对比，他认为《东周列国志》“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而《金瓶梅》则不然，“在揭露统治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方面，《金瓶梅》写得很细致的。”(《魅力毛泽东》刘继兴编著，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页)

　　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这样讲道：

　　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三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看一看，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暴露了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很仔细。 （《魅力毛泽东》刘继兴编著，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页）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看重《金瓶梅》，并多次予以高度评价，就在于《金瓶梅》作为我国社会现实主义小说的开山之作，具有高度的写实性。相比之前的中国长篇小说，内容或者再现帝王将相的风云业绩、或者褒扬草莽英雄的心秉忠义，或者描写仙佛神魔的奇异行径，都与普通大众的现实生活相去甚远。而《金瓶梅》则以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通过极为细腻的写实手法描绘市井平民真实日常生活，以西门庆为主角，一方面安排和描写了他那个以金钱财富为轴心，以主从贵贱为秩序的家庭结构，使其成为社会图式的浓缩;另一方面，又通过西门庆的种种社会经济活动，把读者引向时代生活的大千世界，展现了在晚明商品经济的急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去朴尚华，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小说中的人物，没有对道德人格的孜孜追求，也没有对政治理想的英勇献身，有的只是对财富和享乐的无休止的追求和对实现自我欲望的歇斯底里的奋斗。于是，《金瓶梅》把一个时代的全部丑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可谓是痛快淋漓地绘制了一幅中国16世纪的“清明上河图”。总之，《金瓶梅》通过广镜头的传神描写，形象地揭示了晚明历史的本质风貌。

　　《红楼梦》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我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共120回，前80回为曹雪芹所著，后40回一般认为乃高鹗续作。小说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为主线，描述了贾家宁、荣二府由盛而衰，终于一败涂地的全过程，展现了以贾宝玉、林黛玉为代表的具有叛逆精神的青年不被社会理解以及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悲剧，刻画了一群“小才微善”的青年女子被摧残、被扭曲、被毁灭的悲剧性命运。此书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伟大作品，作者不仅对社会生活展开了极其广阔丰富的描写，而且根据家族的兴衰的艺术升华，对封建科举制度、包办婚姻、等级制度及社会统治思想等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代表了我国古典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

　　《红楼梦》自问世以来，便受到热烈欢迎，产生了极大地影响，而关于这部小说的研究，更是构成一门专门的学问——红学。纵观其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从最早的评点派，到后来的索隐派，以至胡适、俞平伯考证派的“新红学”几个阶段。此外，对于小说内容的解读，红学家还有“宝黛爱情主线说”，“色空观念主题说”，以及“封建社会百科全书说”等等，可谓是派别林立，众说纷纭。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深有造诣的毛泽东，自然也与这千千万万的广大读者一样，对《红楼梦》有着异常的喜爱之情，他认为，《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一部”，不看完《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三部小说，便“不能算中国人”，并多次对身边人谈到，《红楼梦》他“至少看过五遍”，而且只有“看过五遍才有发言权”。而说起研究方法，毛泽东与这些传统红学家相比更是显得自成一家，其中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毛泽东将《红楼梦》当作一部清代社会史来读——要把“红楼梦当作一部历史来看”。在毛泽东看来，把《红楼梦》当故事读，是读小说的初浅层次;只有把《红楼梦》当历史读，才是读到了小说的较深层次。

　　1938年4月28日，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演讲中，毛泽东告诉人们不要以为《红楼梦》写的只是哥哥妹妹你情我爱的事情，其实“《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陈晋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6页)明确表达了他对《红楼梦》的评价，以纠正人们的偏见。1961年12月20日在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当刘少奇谈到自己已看完《红楼梦》，说该书“讲到很细致的封建社会的情况”时，毛泽东接着发挥说：“《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它写的是很细致的很精细的社会历史。”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陈晋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6页)1964年8月18日，毛泽未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时指出：“《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跟毛泽东学史》薛泽石主编，红旗出版社2007年版，第613页)1965年又同表孙女王海容说：“你要不读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主义?”(《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陈晋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7页)

　　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用《红楼梦》来形容明清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时代：

　　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双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跟毛泽东学史》薛泽石主编，红旗出版社2007年版，第613页）

　　在毛泽东看来，《红楼梦》全书虽然在表面上写的是四大家族的衰败史，实际上包含了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败的整个历程。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学)的谈话》中多次谈到《红楼梦》：

　　《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篷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庭的瓦解和崩溃。

　　《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跟毛泽东学史》薛泽石主编，红旗出版社2007年版，第613页）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说：

　　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跟毛泽东学史》薛泽石主编，红旗出版社2007年版，第614页）

　　毛泽东把第四回作为《红楼梦》的总纲，意在说明它点明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统治结构。书里虽然只写了贾府一家的衰败史，其实是写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封建官僚政治的衰败史，预示了封建制度的最终灭亡。同时，毛泽东也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曹雪芹虽然塑造出了贾宝玉这样的封建家庭的逆子，但这并不说明曹雪芹主观上就有反对封建制度的思想。1964年8月24日，在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中，毛泽东说：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曹雪芹的家是在雍正手里衰落的。康熙有许多儿子，其中一个是雍正，雍正搞特务机关压迫他的对手，把康熙的另外两个儿子，第八个和第九个儿子，一个改名为狗，一个改名为猪，再一次说明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是导致封建制度灭亡的重要原因。（《毛泽东读〈红楼梦〉的独特视角》，刘仓，《党史博览》2007年07期）

　　毛泽东将曹雪芹写《红楼梦》比作“想补封建制度的“天”，极为形象地表现出曹雪芹明知封建制度不可避免地会走向衰亡，但在感情上难以接受的矛盾心情。这个分析，与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话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就看出了他所心爱的贵族的必然衰落，而描写了他们不配有更好的命运。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之一。”

　　毛泽东把《红楼梦》当历史读，另外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阶级斗争。毛泽东认为，《红楼梦》就是“一部形象的阶级斗争史”。作为政治家，在毛泽东“一分为二”的思维方法中，有统治阶级，便有被统治阶级。四大家族之所以具有“统治的历史”，根本上是存在着“奴隶主”和“奴隶”这两个对立的阶级关系。于是，他非常注重对小说中的人物做阶级的划分统计。1961年12月2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毛泽东作出了这样的分析：

　　书中写了三四百人，其中只有三十三人是统治阶级，约占十分之一，其他都是被压迫的，牺牲的很多，如鸳鸯、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钏儿、晴变、秦可卿和她的一些丫鬟，贾宝玉对这些人都是同情的。（《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陈晋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72页）

　　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在提出“第四回总纲说”后，又再次将这样的观点表露了一遍：

　　《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跟毛泽东学史》薛泽石主编，红旗出版社2007年版，第614页）

　　正是这“几十条人命”，带给了毛泽东很深的印象，成为他用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小说的重要依据。而第四回之所以会成为毛泽东理解这部小说的一把根本的钥匙，大概就是因为“护官符”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不平等的统治秩序和地位的牢固形式和法宝，反映了他们利用这一法宝对财富的剥夺和占有，对平民百姓的肆意欺压。小说的描绘也正是这样。尽管被薛蟠打死的冯渊的家人苦苦申诉：“薛家原是金陵一霸，倚财仗势，众家奴将我小主人竟打死了。小人告了一年的状，竟无人作主。望大老爷拘拿凶狂，剪恶除凶，以救孤寡，死者感戴天恩不尽”，也半点无用，因为新近补授应天知府的贾雨村从门子处获知薛家就是“护官符”上之“雪(薛)”。在“护官符”的威严下，欲烧三把火的新官为讨好四大家族而殉情枉法，使冤者自冤，凶者却无所顾忌地逍遥法外。

　　毛泽东用阶级斗争观点来读《红楼梦》，得出的另一个看法是借爱情写政治。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部队领导同志的谈话中说到：

　　曹雪芹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真事就是政治斗争，不能讲，于是用吊膀子(爱情)掩盖它。“（《毛泽东品国学》卢志丹著，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版，第272页）

　　从小说的情节内容来看，宝黛爱情的产生及其悲剧，始终伴随着四大家族内外的政治氛围。诸如林家的败落，江南甄府、贾府的抄家，以及四大家族上通朝廷、下结官府、相互之间荣损与共等等，这一切都融进了宝黛爱情悲剧的故事演进之中，十分自然地渗透了相应的政治内容。毛泽东的这一分析，可谓是穿透了小说爱情描写的表面情节，直接抓住了其问题的实质所在。

　　《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

　　《聊斋志异》，简称《聊斋》，俗名《鬼狐传》，是中国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全书共有短篇小说520篇。题材非常广泛，多数作品讲述一些关于狐仙、鬼妖、人兽，狐说的离奇故事，表面上充满了虚幻和怪异，实则是以此来概括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关系，对当时社会的腐败、黑暗进行了有力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社会矛盾，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反映了17世纪的中国的社会面貌。

　　与《金瓶梅》和《红楼梦》这些以现实生活为描绘对象的小说不同，《聊斋志异》作为一部鬼神小说，所描写的内容都是在人世间并不真实存在的妖魔鬼怪，固然也可以隐喻一定的社会现实，但是这样的著作，也可以用来研究历史吗?毛泽东认为，《聊斋志异》不仅可以用来研究历史，而且还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1939年5月5日，在延安同萧三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聊斋志异》表面上写的是鬼狐，实际上是一部社会小说：

　　《聊斋》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数妻，赞美女人的小脚。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即借鬼狐说教。作者写恋爱又都是很艺术的，鬼狐都合作诗。《聊斋》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鲁迅把它归入“怪异小说”，是他在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说法，是搞错了。（《跟毛泽东学史》薛泽石主编，红旗出版社2007年版，第609页）

　　1942年4月，在延安同何其芳等的谈话中，毛泽东更进一步指出：

　　《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的史料看。（《跟毛泽东学史》薛泽石主编，红旗出版社2007年版，第609页）

　　史料，是指那些人类社会历史在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并帮助我们认识、解释和重构历史过程的痕迹。这些遗迹，既可以是文字的，如各类史书、档案、文件、回忆录，也可以是从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即我们眼中的所谓“文物”。就史学界而言，一般将史料区分为第一手史料和第二手史料，前者是指接近或直接在历史发生当时所产生，可较直接作为历史根据的史料，后者是指经过后人运用一手史料所作的研究及诠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聊斋志异》似乎和这几个概念都挂不上边，那么，毛泽东怎么会将它归入具有严谨学术价值的史料范畴呢?

　　其实，《聊斋志异》成书的过程，并非是作者“妄言”、“妄听”或“冥搜镇日一编中”所胡编乱造出来的神鬼故事之合集，其故事来源，一部分是亲身见闻，如《地震》、《跳神》等篇;一部分是承袭过去的怪异小说题材而发挥之，如《续黄粱》、《莲花公主》等;而更多的则是取材于当时民间的传说。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那就是作者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广采素材来源进行加工的结果：

　　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自己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回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与狐狸精来呢?（《跟毛泽东学史》薛泽石主编，红旗出版社2007年版，第609页）

　　蒲松龄是我国清代初期的一位杰出的作家，跨越了明清两个朝代，对于当时动荡的时局有着切身的感受。再加上他长期生活在农村，与农民朝夕相处长达几十年，非常熟悉农民的心理、愿望、风俗、信仰，对劳动人民的疾苦有着非常深切的理解。这些都给他构思和创作《聊斋志异》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来源。他从社会的基本结构——家庭开始写起，对封建家庭内的夫妇妻妾、兄弟姊妹、父母子女、公婆妯娌直到族中乡里、朋友宾客都有不同程度的描写，历史而具体地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内容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微妙的关系。

　　关于《聊斋》的社会现实性价值，毛泽东还举出其中的一篇《席方平》来加以说明。《席方平》写诚朴的席廉得罪富豪羊某，为羊某死后买通冥间的狱吏揉掠而死。席方平代父伸冤，魂赴冥司告状，可是从城冥到郡司直至冥王，都受了羊某的贿赂，不仅冤屈未伸，反遭种种毒刑。显然，这是直接影射了封建社会的现实状况。在延安同“鲁艺”学员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特别赞赏席方平受锯刑时忍而不号的气节：

　　(席方平)老实人，虽然历经磨难，只要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敢于斗争，问题终会弄清楚，冤案终能昭雪。（《跟毛泽东学史》薛泽石主编，红旗出版社2007年版，第610页）

　　毛泽东在读《细侯》一节时，认为该故事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细侯》的说的是教书先生满生同妓女细侯相爱，为筹钱为细侯赎身，满生吃了官司。被迫远走他乡。一有钱的商人为得到细侯，假造满生的绝命书寄给细侯，遂从鸨母那里把细侯买了过来。后满生归来，才同细侯破镜重圆。

　　总体上来看，《聊斋志异》这部小说的最大特点是，把花妖狐鬼等虚幻事物组织到现实生活中来，并赋予他们人格化、社会化的形象，通过人鬼相杂、幽冥相间的生活画面来反映现实矛盾。如果说，其中的一个故事就可以代表了清代初期社会生活之一隅的话，那么，全部的《聊斋志异》，就是再现清代初期社会生活的一幅极为详尽的历史画卷。它不仅非常清晰地向人们展现了当时的世态人情、社会习俗、道德风尚、宗教信仰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而且还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官与民、官与官、豪绅污吏之间的关系，活生生地描画出平民被贪官虐吏勒索宰割、搜刮蹂躏的真实情景。故而，它虽然不同于档案史料或正史文献，但却以“口述史料”或“笔记史料”的方式显示出其独特的史料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称赞这部书“写得好”，并一直把它当作清朝的史料来看，而且越看越爱看。

　　结语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史籍对平民百姓的记载历来很少，如果要想了解研究下层人民的生活，则需要将目光从“上”移到“下”，转移到专门描写百姓生活的小说上来。在历史研究中，如果能对小说加以重视，则可以弥补正史材料之不足。20世纪初期，随着史学革命的发生，史学研究的对象已不再局限于帝王将相的家谱，到现在已经扩展到了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军事史、社会生活史等领域。小说对历史研究的重要价值也曾引起很多学者的重视。梁启超较早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中古及近代之小说，在作者本明告人以所记之非事实;然善为史者，偏能于非事实中觅出事实。”陈寅恪也肯定小说可以证史。据他的学生追忆，他曾经讲到：“小说亦可作参考，因其虽非个性的真实，但有通性的真实。”“有些小说中所叙之人与事，未必实有，但此类事，在当时条件下，则诚有之……例如《水浒传》中之‘祝家庄’，有无此庄并以‘祝’为名颇难确证，但像祝家庄这类由地主自组武装，并收纳‘庄客’之事，则在宋元时，乃是现实……《太平广记》中记述一系列短篇小说也反映中唐至五代时社会情况。”

　　其实，不仅仅小说，在文艺作品中，诗词歌赋、小说戏剧，都含有丰富的史料，可供历史研究所用。而毛泽东对于小说之历史研究价值的重视，一方面既展现了他学习研究方法之灵活性，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可以从小说中读到下层人民的历史、了解到古代人民真实的生产和生活情形，才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让他不厌其烦地读了一遍又一遍。这些都充分展现出他对人民群众深厚的热爱和关怀之情。(文/李墨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