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鼓噪下，不但共产党的光辉历史被任意涂抹，而且党的优良传统也成为被否定的目标。一些人极力散布所谓革命传统“过时论”、“僵化论”，连“一心为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都成了他们嘲弄和批判的对象。这种裹着时尚辞藻的污染物会在青年中产生迷惑和欺骗的作用。我们要理直气壮地维护和弘扬党的优良传统，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愿。

　　一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这些传统深刻反映了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理想与信念，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凝结而成的，表达了千千万万共产党人对人民事业的忠诚和牺牲精神，也凝聚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事业支持、参与所表现的革命精神和智慧。这些优良传统，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特色，是党的精神力量所在，是党之魂，永远不会过时。

　　首先，党的优良传统是党在艰苦斗争实践中自觉培植起来的，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里以党培育的严格而自觉的组织纪律性、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艰苦奋斗的传统为例。作为无产阶级的组织武器，最重要的是要组成由先进理论武装的、具有严明组织纪律的、能够战斗的政党。我们党不仅具有这样的组织品格，而且内化成为自己的优良传统作风。早在北伐战争中，共产党人叶挺指挥的独立团，就表现了严格的革命纪律，以其英勇善战而被誉为“铁军”。后来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直到人民解放军，都继承了这种优良的革命传统。大革命失败后，面临被打散危险的党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又迅速集合起来，进行顽强的战斗。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有来自旧式的军队，主要成员又是农民，如何把它改造成为能够执行党的政治任务、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新式的革命军队，是一个严重的任务。党通过三湾改编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又形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中有一项“不拿群众一个红薯”(后来逐步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红薯在江西这样的南方地区是农民用来代替粮食的高产作物，可说是遍地皆是，连最普通的一个红薯都不能拿，更何况其他贵重的东西!正是这样一个纪律要求，把革命军队和旧式军队区别开来，群众也正是通过这样的细节认识并接受了人民军队。红军长征通过的许多地区是缺乏群众基础的，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地区，正是依靠严明的纪律和真心实意为人民的行动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不但能够顺利通行，而且播撒了红军的种子。人民解放军解放大上海时，为了不扰民而露宿街头，广大群众正是通过这些体现严明纪律的爱民行动认识了共产党，理解了“解放”的含义。

　　在中国共产党93年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革命战争时期、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在任何时候党的纪律都不能松懈。特别是革命胜利之后，党面临更加艰巨的任务，更加复杂的环境，而且也是党的纪律容易松懈的和平建设时期，需要时时加强纪律性。新中国成立不久，出现了毛泽东所预料的腐败现象，他敏锐地觉察到反腐蚀斗争的重要性，发动群众，雷厉风行地进行“三反”斗争。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待办法。为我们树立了严肃党的纪律、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典范。

　　其次，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与党的性质、宗旨、不同时期的历史使命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相适应的一系列优良传统作风，是在新的奋斗中继续发展的源头活水。今天我们所说的革命传统，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如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等等。二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革命精神，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等。这些虽然是以特定历史时期命名的，而其内涵又具有普遍的意义，如井冈山精神所反映的艰苦创业、党的领导和士兵委员会所表现的群众监督作用;延安精神产生于党走向成熟的历史时期，它蕴含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实事求是的学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艰苦奋斗的作风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品格，都具有普遍的意义。三是在总结党的集体奋斗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中概括出来的优良作风，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等。这些，都成为共产党人内化于心，自觉践行的革命传统。

　　这里以毛泽东总结和倡导的三大作风为例，说明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重要性。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并把这些作风作为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之所以是全新的工作作风，这是因为过去任何政党都不可能有的、也都不可能产生的工作作风，只有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没有自己私利并勇于克服自身缺点错误的无产阶级政党，才有可能形成这样优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比如，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品格，我们党是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恶劣作风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内在要求，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遵循的思想原则，也就是我们今天坚持的党的思想路线。又如，密切联系群众，永远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鱼水关系，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一切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政党，因而能够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同，同心同德，共同奋斗;如果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就会失去一切。因而，正确认识人民对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及其所蕴含的伟大力量，正确对待和处理个人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永远是党和政权建设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再如，自我批评的作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没有私利的党，因而能够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武器。毛泽东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马列主义政党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马列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气的组成部分，是反对错误思想建立正确作风的最好方法。只要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培育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恢复起来并发扬光大，我们党就一定能够充满生机活力，就能够割掉一切附在党的肌体上的毒瘤，使我们的党更加团结，更加富有战斗力，我们的事业就一定能获得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同。

　　再者，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又是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传统之中，是对优秀民族传统最好的继承、发展和升华。在革命传统中，无论是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传统作风，还是勇于自我批评、闻过则喜的精神，都能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找到它的源头活水。特别是贯穿在革命传统之中的对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更是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中国自古有这样一种说法：一个人如果读了诸葛亮的《出师表》而不为之动容，就会被视为不忠，一个人如果读了李密的《陈情表》而不为之动情，就会被视为不孝。共产党人对我们民族的传统，剔除了其中的封建性的糟粕，继承了人民性、民主性的精华，把体现我们民族传统中核心内容的“忠”和“孝”，升华为对祖国、民族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我们的前辈，为了祖国和民族的新生，人民的未来，抛弃了享受、悠闲和富裕，选择了艰苦奋斗和牺牲。“慷慨身许国，倜傥不为家”(续范亭语)。开国上将陈赓在抗击日军的戎马倥偬中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忠于民族、孝于国家”的誓言，《黄河大合唱》曲作者冼星海在给母亲的信中深情地写道：“我虽然时常地要想起妈妈，但理智会克服我，而且我自己知道在这动乱的大时代里，没有一个被侵略的人民不是存着至死不屈的精神。如果将来中国打胜仗以后，那一切的母亲们和儿子们都能有团叙的一天。国家如果被敌人亡了的话，即使侥幸保存性命，但偷生怕死的生活和不纯洁的灵魂的痛苦，比一切肉体的痛苦更甚了。为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我希望一切的母亲们和儿子们都勇敢地向前。中华民族解放的胜利，就是要每一个国民贡献他们的纯洁的爱给国家，同心合力在民族斗争里产生一个新中国。”这是多么大义凛然的崇高选择，一种崇高的历史责任的选择。新中国成立后，开国领袖毛泽东毅然送爱子上前线;陈毅在示儿诗中的“祖国如有难，汝应作前锋” 等许多生动事例，都体现了党的优良传统同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的一致性。

　　二

　　今天我们之所以强调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这是因为，党的作风不仅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外在表现，也是人民群众认识和了解我们党的一面镜子。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比了人民群众对国共两党的不同观感和态度，生动地讲述了全国人民为什么特别喜欢共产党呢?他说，第一，因为它不但有了政治方向，而且始终坚持了这个方向;第二，因为它有一种作风，一种奋斗的习惯。它对于每一个党员，除了教育他们坚持政治方向以外，还要他们有一种作风。这种作风所体现的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实现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反映党同人民群众鱼水关系的生动表现。人民群众对此是记忆犹新的，在南方革命老区，流传民间的“苏区干部好作风，带着干粮去办公”，成为代代相传的佳话，如果今天干部转变作风、深入群众，他们就会说：“苏区干部又回来了”;在北方的延安等地，他们也同样会说：“老八路作风又回来了”。这种刻骨铭心的记忆和评价，是值得每一个共产党人深思的。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中，在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中，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着较为突出的问题。比如，醉心做官，不求进取，平庸度日，漠视群众，脱离实际，高高在上，形式主义，弄虚作假，讲究排场，贪图享受，以至骄奢淫逸，以权谋私，贪赃枉法，欺压百姓，等等，不一而足。就拿文风、会风来说，一些党员干部热衷于讲大话、空话、套话，依赖秘书照本宣科念稿子、背稿子，层层仿效，令人生厌;有的则满足会议布置、文件下达，不问实际效果;有的下基层做表面文章，前呼后拥，满足于列队欢迎，事前排练，挥手欢呼。出现这些情况，虽然原因有别，程度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如果一个领导干部只会讲大话、空话、套话，其领导班子就必然会是软、懒、散，这不但脱离广大群众的要求和期望，而且也无法担当起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这就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深刻道理。

　　出现上述种种问题，对一些人来说，已不单纯是一个作风问题，而是一个同理想信念失落相关联的重要问题。应当看到，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今天，在一部分党员干部中出现了相当严重的理想失落的现象。这种情况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国内来说，在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在思想多元化的情况下，一些错误思潮的侵蚀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削弱，使一些人的人生观、价值观被严重扭曲，社会上弥漫着金钱至上的氛围。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拒绝崇高，嘲弄理想，游戏人生，谋取私利，也就成了一种新的时髦。加上苏东剧变后国际上出现的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总体态势，也使得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共产主义“渺茫论”还有很大的市场。这种情况，不能不影响到党的队伍，包括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于是，有的人丧失了对党的事业、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途的信心，热心于另找出路，转向改制，言必称美国，迷恋和追求西风之梦。对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弃置或抛弃不用也就成为必然。

　　今天，我们党正带领全国人民努力实现中国梦，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共同富裕。近代中国历史证明，这个梦只有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才能得到实现。我们要倍加珍惜这个数以千万计的革命先烈和志士仁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历史结论。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只有坚守共产党人的这一政治灵魂，才能真正理解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所以，抓好作风建设，也必然会带动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高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旗帜，凝聚党心民心。

　　弘扬党的优良传统，改进党的作风，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但千难万难，只要领导勇于带头就不难。现在，党中央狠抓作风建设，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庄严许诺：抓作风建设，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这是广大群众期盼已久的。但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仅仅是一个开端，重要的是慎终如始，持之以恒。

　　三

　　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因而党在革命时期的优良传统已是不合时宜的旧的思维，过时了。这显然是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的极大误解和歪曲，但却成为某些人淡化甚至抛弃党的优良传统的一个重要的认识原因，有加以澄清的必要。

　　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也是朝气蓬勃的，但它是以取得政权作为终极目标，取得政权之后就利用自己的统治地位为一个阶级谋取私利，它的革命性也就消失了，所以有所谓“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之说。无产阶级革命则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高纲领，夺取政权仅仅是“工人革命的第一步”，是实现我们最终目标的重要的、必经的途径。所以，执政党的地位是表明我们党的任务和所处环境的变化，不是革命党性质的改变。那种借口执政党的地位而否定革命党的性质，实际上是否定了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是完全错误的。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政党。不断增强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使之自觉地为实现党的纲领而奋斗，是党的建设的一个带根本性的任务。党的纲领，是党为确定自己奋斗目标而举起的一面政治旗帜，是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体现。党的纲领是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共产党人必须为党的当前任务而奋斗，但他的心中又必须高悬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他在完成当前历史性任务的时候，又要为将来向更高阶段发展准备条件，这样一步一步地接近并最终实现党的最高目标。把最终目标和当前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正确处理最高纲领同阶段性纲领的辩证统一关系，是我们党，也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加以正确认识并贯穿于自己的行动之中的。共产党人怀有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但同时又立足于中国的大地上，依据自己的国情，探索实现最终目标的步骤和方法。这个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这就是说，在党的事业发展的全过程，特别是在党执政面临艰巨而复杂的任务中，更要坚持和弘扬党的光荣传统，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表现出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艰苦奋斗，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优良的传统作风出现在人民群众之中，这样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

　　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邓小平就深刻指出：“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坚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导整个工作;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有人居然对这些庄严的革命口号进行‘批判’，而这种荒唐的‘批判’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抵制，居然还得到我们队伍中一些人的同情和支持。每一个有党性、有革命性的共产党员，难道能够容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吗?”这是值得每一个共产党员和一切正直人士认真思考的。

　　(作者：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