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与毛泽东的学术交谊

2001-10-11　来源：光明日报　陈其泰

　　在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故居的书房里，至今仍珍藏着一套《笔记小说大观》。这套书是范文澜在延安时送给毛泽东的，毛泽东生前十分珍爱，始终带在身边。30年间，这两位在20世纪政治、学术界非凡的人物，围绕着著史、读书所结成的深厚友谊，堪称20世纪学术史上之佳话。

　　1 撰写《中国通史简编》

　　1940年春节前夕，范文澜由河南游击区历经艰险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到达延安。当时的情景如他在回忆文章中所说的：“快乐得把铺盖丢弃在汽车上，多光明的边区啊！”

　　早先，范文澜在天津、北京等多所大学任教，是一位有名的国学专家，后来到开封河南大学，积极从事抗战动员工作，并到达游击区参加了新四军。党中央对这样一位知名教授来到延安很重视，不久便任命他为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随后，毛泽东直接向范文澜“交待了一项任务，要求在短期内编出一本篇幅约有十来万字的中国通史”（叶蠖生：《我所了解的中国历史研究室》），为广大干部学习之用。

　　毛泽东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

　　对范文澜来说，由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使他的思想理论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从研究领域来说，在此之前，范文澜在大学任教期间，开设的仅是经学、《文心雕龙》、中国上古史、文学史等课程，尚未有研究中国通史的计划。到延安后，适逢时会地转向中国通史新领域。这一转折，毛泽东和党中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诚然，范文澜通向唯物史观，是有思想基础的。自他1925年在南开大学与师生一起参加反帝大游行以来，在十几年岁月里，他把自己的学术事业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在北平，他因接触革命者和进步学生，谈论共产主义而两次被抓进监狱。到开封后，他组织抗战训练班，编辑《游击战术》一书。该书在河南很快销售了5000册。范文澜由此被误认为“游击专家”。他在中原游击区时，对于当地所能找到的革命理论书籍，如饥似渴地阅读，日寇飞机在不远处扔炸弹都影响不了他，他已完全沉浸于书中。到了延安，他更是废寝忘食地阅读马列著作和党的文件，由于经常与毛泽东和其他党的领导人交谈，获益很大。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范文澜到达延安之后顺利地、迅速地撰成《中国通史简编》的理论背景。马克思说得好：“人体的解剖对于猴子的解剖是一把钥匙”，真正掌握了当前革命理论的实质，使范文澜分析历史问题时做到左右逢源。对于当前革命理论，活的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他是有深刻体会的，多年以后，他曾明确地说过，要认真学习党的文件，读《人民日报》，这是当前活的马克思主义。如果他没有长期的、独到的体会，他是不会做出这样的总结的。在河南大学期间，他曾主编抗战进步刊物《经世》和《风雨》杂志，并写出许多揭露日寇侵略、怒斥投降派，动员人民抗战的文章。

　　当时，范文澜在延安窑洞里油灯下著书，物质条件极为艰苦，图书资料也奇缺。范文澜说：“那时连《农政全书》、《天工开物》这类书都找不到。”

　　然而，《中国通史简编》至1941年5月即撰成，总共不到10个月时间，这株20世纪中国史学的奇葩就绽开了。这除了由于范文澜娴熟于传统经史以外，主要还得力于他运用崭新的科学历史观分析问题，以及他来到延安后，根据地干部群众蓬勃向上、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的热情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极大地教育、感染了他，延安精神滋养、造就了他，使他的史学当之无愧地成为时代精神体现。

　　2著史和读书

《中国通史简编》的撰写始于1940年8月，在撰写过程中，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予以很大的关注。关于如何写的问题，范文澜曾专门请教过毛泽东。毛主席不止一次对他说，写中国历史要夹叙夹议，后来他就是依照毛主席的意见做的。

　　党中央原来的意图将这部书写成十几万字，但在撰写过程中，研究室的学者们发现对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这样的字数无法容纳通史的内容，于是要求增至25万字，后来仍觉得不行，要求增至45万字。中央充分尊重他们的意见：“你们写吧，能写多少算多少。”

　　《中国通史简编》（上册，自远古至五代、十国）出版时，毛泽东给予很高的评价：“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佟冬《我的历史》，《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第4辑）

　　据荣孟源回忆，《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出版时，毛泽东非常高兴，特意请范文澜吃了一顿饭。（荣孟源《范文澜同志在延安》、《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

　　1941年底，范文澜担任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任历史研究室主任，继续全力以赴撰写宋元时期以后篇章，同时又完成自北宋至清代鸦片战争部分，中国古代史部分至此告竣。

　　由于范文澜对传统经学有着精深的研究，被邀请在延安新哲学会年会上讲演中国经学简史，讲演的提纲后来经过整理，发表在延安《中国文化》第二卷第二、三期上（1941年），题为《中国经学史的演变》。

　　毛泽东亲临听讲，并写信给予热情的肯定：“提纲看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

　　“我对历史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

　　当时，范文澜还主持编选了作为根据地干部学习文化之用的课本《中国国文选》，这也是毛泽东指定由范文澜负责编选的。据叶蠖生回忆说：“毛泽东同志还指定了一些需要节选的文章，如《聊斋志异》和《西游记》中的一些篇章。这些文字要使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都能读懂，需要加很多注释。于是研究室决定用全力突击完成这一任务，指定由范老、齐燕铭、刘亚生、佟冬、金灿然和我负责。大家突击赶任务，每天都在油灯下工作到深夜。没有夜餐，就在炭火盆上煮几粒枣子吃，觉得味道异常甘美。”这部《中国国文选》在1942年完成付印，毛泽东专门写了序言，强调干部学习文化的重要，称赞文化课本的编成是一大胜利，表扬了范文澜、徐特立等同志。

　　在延安学术研究气氛很浓厚，毛泽东等领导人和学者之间经常互相借书。毛泽东曾介绍谢觉哉（当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向范文澜借书，写信说：“《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杂史我处均无，范文澜同志处或可找得，你可去问讯看。”（《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致谢觉哉信，1944年7月28日）

　　3 开拓近代史领域

　　《中国近代史》（上册）是范文澜的又一代表性著作。学术界评价这部名著造端宏大，材料新颖，前驱先路。并称它的产生，标志着近代史研究达到新阶段，它所奠定的基本框架和提出的一系列深刻论断，影响了近代史研究长达几十年。

　　范文澜创辟和拓展近代史研究的巨大贡献，同样是直接受到毛泽东的影响。首先，毛泽东就范文澜作中国经学史的讲演写的信，对范文澜的触动很大。

　　研究经学史要特别关注近、当代，研究历史当然也要重视近代史。以往范文澜长期究心经、史，研治范围在上古及中古阶段（《文心雕龙》产生于南朝），要将近代也列为研究重点，不仅是领域空前扩大，而且是艰巨的转移。他的学术渊源中有浙东学派注重当代史、经世致用的影响，他在抗战前夕撰成《大丈夫》以后，已经显露出把著述与国家民族命运相结合的倾向，到河南以后又满腔热情地投身于抗战动员和宣传工作，并针对抗战时局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这些又意味着此一空前扩大和艰巨转移存在着可能性。对范文澜进一步的推动，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所作的著名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发出号召：“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去研究”，作为党在理论、文化工作的一项重大任务。恰好到1941年底，他已完成《中国通史简编

》两宋至鸦片战争前部分。整风运动结束之后，他便全力投入《中国近代史》的写作。此后，近代史一直成为范文澜学术工作的一个重点。

　　至1945年冬，范文澜离开延安去晋冀鲁豫边区之时，他已撰成自鸦片战争至义和团运动部分。此书于1946年在延安出版，初名为《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以后才改题为《中国近代史》（上册）。从解放战争至1953年，共出版9版，每一版都作了修改，其中在北方大学任校长时和进北京城后作大的修改就有4次。

　　建国后，范文澜担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负责领导史学界的工作，他的一项重要业绩，便是组织各方面专家，落实毛泽东于1941年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的指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消除无组织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研究。”这便是《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这套大型资料书的编纂。1951年中国史学会成立时，所确定的重点工作之一便是编辑、出版《丛刊》，确定了12个专题，成立了由徐特立、范文澜、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白寿彝组成的总编辑委员会。范文澜是史学会负责日常工作的副会长，也是《丛刊》的总负责人。1951年以后10年中，史学会共先后编辑出版《丛刊》10种。1951年出版《义和团》（翦伯赞主编），1952年出版《太平天国》（向达主编）和《回民起义》（白寿彝主编），1953年出版《戊戌变法》（翦伯赞主编），1954年出版《鸦片战争》（齐思和主编），1955年出版《中法战争》，1956年出版《中日战争》（均为邵循正主编），1957年出版《辛亥革命》（柴德赓主编）和《捻军》（范文澜主编），1959年出版《洋务运动》（聂崇岐主编）。这是一项大型的综合工程，共计60册，全册2000余万字。每一种的扉页上都特意印上毛泽东这段重要的论述。范文澜及中国史学会主持这项工作，连年出书，持续不断，无论是工作效率或编选质量，都是令人赞叹的！近代史资料，甚为分散，搜集不易，《丛刊》的出版，集中了大量有价值的、经过整理和考辨的史料，确实为近代史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海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范文澜精通我们民族的古代史，又精通我们民族的近代史，而他从整个人民事业的利益出发，更强调近现代史是研究工作的重点，强调研究工作应该贯彻“古为今用”的原则。下面一件事例突出地说明他和毛泽东对此观点的一致：1958年4月28日，范文澜在《人民日报》发表《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一文，认为“厚今薄古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举出孔子《春秋》、司马迁《史记》和司马光《资治通鉴》三部书，都有重视近现代史的特点，并得出结论说：史书自然有多种写法，“但是，明显地反映出当时政治生活的历史著作，究竟是史学的正常形态，是史学的主流，自《春秋》至《国粹报·史篇》都应是代表各个时期的历史著作。此外，不反映当时政治生活的史书，只能作为变态支流而存在。”

　　毛泽东在报上读了范文澜这篇文章，很是赞赏，过了10天，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讲到范文澜这篇文章，心情仍然很兴奋，说：“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时站起来讲话了）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史学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讲话了，这才像个样子。”还说：“这篇文章讲的道理很重要，研究历史的人应该注意。”（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4 身体力行百家争鸣

　　范文澜受到毛泽东又一重要影响，是积极地提倡和实行百家争鸣的学风。

　　“百家争鸣”正式作为指导全国文化、学术工作的方针，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在1956年提出来的，而学术研究应该贯彻百家争鸣的精神，则在1953年“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和筹办《历史研究》杂志时就提出了。这与郭沫若和范文澜两位著名历史学家对古史分期观点不同、需要展开讨论、争鸣大有关系。在古史分期上，郭沫若主西周奴隶说，范文澜主西周封建说，形成了史学界影响最大的两大派，毛泽东当然熟知这种情况，实行“百家争鸣”方针的精神最早向史学界提出，与这种背景大有关系。故1953年9月21日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开会时，陈伯达即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宜把方式弄得死板”，考虑由陈寅恪担任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并提出“聘请研究人员的范围不要太狭，要开一下门，像顾颉刚也可以找来。增加几个研究所可以把历史研究的阵营搞起来，学术问题在各所讨论。由郭沫若、范文澜同志来共同组织讨论会”。在这次会议上讲历史研究要百家争鸣的问题，实际上是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意见。（参见《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及《刘大年历史研究论文选集·＜历史研究＞的光荣》）

　　当时，范文澜即建议在这个会上考虑把他的《中国通史简编》作为讨论的底稿。1956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向全国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发展文艺、繁荣学术的方针，范文澜在《学习》上发表《百家争鸣和史学》一文，结合史学界如何坚持实事求是、扎实钻研的学风和反对教条主义不良倾向的问题，作了深刻而精辟的阐发。他说，好比农夫，必须有足够的土地，然后工具和技术有所展布而大有收获。史学工作也一样，必须掌握大量史料，然后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予以全面的深入的钻研，才能得出切实的、具有真知灼见的认识。浮光掠影、浅尝辄止的人，鸣不出引人注意的声音，对于发展学术毫无裨益，更不用说教条主义者企图一鸣惊人，结果只能是让人生厌的一片鼓噪。范文澜坚信贯彻这一方针和发扬实事求是的学风，必定会为科学地揭示出中

国历史发展的道路和特点，开辟无限广阔的前景。1958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演讲中，他以鲜明的态度，针对由于搞“运动”，大学里有不少教师不敢讲出自己对历史问题的看法的不正常情况，强调说：“比如说，我们教历史课，明明自己有心得，有见解，却不敢讲出来，宁愿拿一本心以为非的书，按照它那种说法去讲。……这样的‘谦虚谨慎’是不需要的，是有害的。我们应该把‘我’大大恢复起来，对经典著作也好，对所谓‘权威’说话也好，用‘我’来批判它们，以客观存在为准绳，合理的接受，不合理的放弃。”范文澜不愧是学术研究中奋发独立精神的有力提倡者，在他的许多论著中，坚持唯物史观、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百家争鸣、虚心接受批评以改正错误等，与百家争鸣学风完全是相统一的，其统一的基础就是追求真理，才能对中国历史获得科学的认识。

　　范文澜在史学界提倡百家争鸣，本人更模范地执行。他很虚心地接受别人的批评建议，自己又勇于提出并坚持对古史分期的见解。他和郭沫若关于古史分期的主张不同，两人在刊物上发表文章讨论，以后在著作中分别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谁也没有改变基本观点。但他们共同领导史学界的活动，彼此推重，并没有因学术观点的不同，而存在丝毫宗派之争、门户之见。范文澜本人在近代维新派大受贬低的情况下，勇于讲出戊戌维新是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话，在“左”的思潮泛滥的形势下，他敢于挺身而出，“保”帝王将相，“保”王朝体系。他自己是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奠基者，长期担任近代史研究所的所长，对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以前的历史阶段如何划分，几次发表文章，主张分为四个时期。当刘大年等几位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学者准备写一部近代史，

并提出按照三次革命高潮分期的时侯，他完全赞成照这些学者的看法，认为没有必要统一于一种说法。他的身体力行，对于史学界开展百家争鸣，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5 学术知音

　　毛泽东的藏书中有一套《中国通史简编》，书里留下了他多次读后所作的各种标记。毛泽东酷爱读史书，阅读范围广泛，他的历史知识丰富、精熟，简直罕有其比。毛泽东一生最爱读书，他生前讲过：“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在他的文章、讲话中，引用了许多历史人物、事件、典故，随手拈来，无不恰当、精辟。他有一部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从1952年购置以后，他经常阅读，他说：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这部卷帙浩巨的史书中，其中许多篇章，毛泽东都作了标点、断句，加上着重线和各种不同的读书标记，写了批语。不少册的封面上，有他用不同颜色笔迹划的多次阅读过的圈记，还有些册的封面上，为了查阅方便，写满他注意的历史人物传记的篇目。毛泽东常常讲到贾

谊，称他为“英俊天才”，特别赞誉他所写两篇名文《过秦论》和《治安策》中对历史问题和西汉社会现实问题的卓越的见识。并说：“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读。”（张贻玖：《毛泽东读史》）贾谊敢于大胆直言，痛陈利害，说明当时朝廷上有一种鼓励直谏、广开言路的风气。这正是毛泽东所特别称道的当时“有一种颇好的气氛”，

　　他在贾谊的政论中受到启发，作为最高领导人，他当时很向往形成一种开明的、民主的，让大家畅所欲言的气氛。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话，讲要树立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精神状态，说：“自古以来，创立新思想、新学派、新教派的，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去就抓起新东西，同老古董战斗，博学家老古董总是压迫他们，而他们总是能战而胜之，难道不是吗？”然后举出古今中外的例子，有：青年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问、青年列宁的学问、青年黑格尔、青年达尔文、青年牛顿、青年孔夫子、颜渊、贾谊、诸葛亮、王弼、康有为、梁启超等。讲话时还对在座的范文澜说：“范老，你是历史学家，讲错了你可要纠正啊！”毛泽东不愧为评说历史的高明的行家。他的评说有两个特点。一是对祖国悠久的历史有深厚的感情，对于有卓越建树和非凡谋略的人物充分地肯定，他的论说寓含着深刻的哲理。二是着重阐发历史遗产中具有民主性、人民性和智慧过人、

具有辩证法的东西，将之特别彰显出来，赋予古代的智慧以新的意义，为今人提供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借鉴。范文澜的史著在观点、认识上与毛泽东是息息相通的，他以历史主义的态度，站在人民的立场，指点江山、评论千古，有许多深刻的思想和精辟的见解，因而受到毛泽东的赞赏。

　　1966年当“文革”发生时，陈伯达之流企图整垮范文澜，诬陷他是“保皇党”，要将他置之死地，范文澜也自感处境很危险。由于毛泽东的干预，陈伯达之流的毒辣阴谋才未能得逞。不久，举行庆祝1966年国庆游行，范文澜仍被安排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大会。当时，他站在城楼东头，离毛泽东较远。毛泽东看到他后，特意走过来，对他大声地说：“范文澜同志，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用这种特别的方式，公开表示对范文澜的保护。1968年7月20日，毛泽东派人到范文澜的住处传话，说：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那种方法写下去。通史不光是古代近代、还要包括现代。这对长时间陷于郁闷无奈、无所作为的范文澜，无疑具有巨大的鼓舞力量。他立即兴奋起来，找人组织修订和续写的班子，制订计划，包括将他的《中国近代史》整个

拆散和大规模补充重写，以及续写1919至1949年现代史部分的计划。当时的情形是，他体弱患病也不愿住院治病，一心想抢时间完成毛泽东的嘱托。可惜终因衰弱病重，不能如愿，于1969年7月29日逝世。毛泽东具有如此渊博而娴熟的历史知识，又在党内处于这么高的地位，还赞许范文澜的著作资料多，内容丰富，让人愿意看下去，是极其难得的，他不愧是范文澜学术上的知音。

　　毛泽东和范文澜各自在政治领域和学术领域，代表了20世纪中国的时代精神，又同样具有浓厚中国民族的特色，因此彼此在精神上保持着强烈的共鸣。毛泽东提倡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范文澜的作品正是代表这种风格的上乘之作。他和毛泽东一样，精熟于古代的名家名作，对古典文学有高深的素养，且擅长于写古文，善于从当代汉语和人民大众活的语言中吸收丰富营养，因而他的著作既有鲜明的时代风貌，又有厚重、洗炼、生动的风格，气势磅礴，文采斐然。范文澜很敬佩毛泽东诗词恢弘的意境、深邃的思想和高超的驾驭语言的能力。1946年秋，他在晋冀鲁豫解放区，读到毛泽东著名的词《沁园春·雪》，为毛泽东抒发的雄伟的意境和词的高度艺术成就而欣喜激动，写了《沁园春译文》发表在《人民日报》，表达他对毛泽东的非凡胸襟和才华的景仰，这篇译文，也表现了范文澜的文学审美情趣和高超的文字功力。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