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改革虽不是革命，但打破的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藩篱，更重要的是切断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链条，动摇其经济基础，因而必然会有剧烈的社会反作用，残酷时也会以血为代价。纵观历代改革，无论成败，几乎均涉及打击豪强、利益调整。但根本的区别在于，成功的改革，无一不是刚中带柔、刚柔并济、谋定后动、循序渐进的。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改革和变法是永恒的时代主题。虽然历朝历代的改革有不同的特色，但也有一些普遍性的规律和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甚至让我们常看常新。
历史上的革命和改革都是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促使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始终是人民群众。但改革与革命不同，革命的方式是自下而上，而改革则是自上而下。改革是统治者顺应时代潮流，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主动调整生产关系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以适应新的客观情况。这就决定了真正的改革者，必须是国家权杖的真正持有者，改革方能成功。比如，秦国变法时，因为有秦孝公的全力支持，商鞅才能在未来“接班人”惠文王犯法时，依然能对其左膀右臂割鼻刺字以示惩戒;后来的北魏孝文帝，在太子元恂强烈反对改革时将其赐死。也就是说，只要社会有了改革的必要，而最高统治者又能真心厉行改革，即使中途有所变故，也是具体执行层面的个人(如吴起、商鞅)不幸，却无损于改革的整体成功。
与此相反，那些起自大臣或者王朝最高统治者半推半就的改革，无一例外都是失败的。如北宋王安石变法，主动者是他，其改革主张历经仁宗、英宗二朝而未受重视，到了神宗时才被采用;清末戊戌变法，看似有光绪皇帝的倾力支持，殊不知，国家权杖的真正持有者却是慈禧，故难免在103天后遭到血的清算。
在最高统治者真心改革的基础上，执行力成了另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凡属成功的改革，无一不是君主广纳人才、与贤臣群体齐心协力的结果。齐桓公的执行层，不仅有管仲，还有鲍叔牙;魏文侯不仅有李悝，还有吴起、西门豹;秦孝公任用商鞅，还有景监支持;汉武帝用人，文有主父偃、桑弘羊、董仲舒，武有卫青、霍去病;北魏孝文帝用人，则有任城王拓拔澄、安定王拓拔休等一干贵族;张居正主政之时虽然强势，却能重用潘季驯治河，李成梁、戚继光治边。相反的例子，如王莽改制，却任用洛阳富商薛子仲、张长叔和临淄大贾姓伟等执掌“五均六筦”财政大权，《汉书·食货志》载其“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百姓愈病”，不仅改革无望，反而使社会经济日益恶化，阶级矛盾更加尖锐。
改革虽不是革命，但打破的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藩篱，更重要的是切断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链条，动摇其经济基础，因而必然会有剧烈的社会反作用，残酷时也会以血为代价。纵观历代改革，无论成败，几乎均涉及打击豪强、利益调整。但根本的区别在于，成功的改革，无一不是刚中带柔、刚柔并济、谋定后动、循序渐进的。汉初体制造成刘姓诸侯王割据和地方豪强坐大，文帝采纳贾谊建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景帝削藩，七国叛乱幸有周亚夫平定;汉武帝则兼用之——对于拥兵的诸侯王采取更加稳妥的“推恩令”，使其因诸子继承而内部瓦解;对于并无兵将的地方豪强，则一方面迁于关中置于掌控之下，一方面派刺史监督郡国以打击“强宗豪右”。与此相反，失败的改革，既有过于集中推出大量改革措施而急于求成的问题，同时其许多措施又堪称无厘头。如王莽改制，先于公元9年实行“王田”、“私属”制，并统一度量衡;公元10年实行五均、赊贷之法;公元7年到14年进行三次币制改革，同时为显威德而对东方高句丽、西方西域各国、西南句町和北方的匈奴广泛用兵。戊戌变法，在103天里颁布的新政“上谕”如雪片飞下，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诸方面，操之过急且不分重点，而其中改革科举制度一项，甚至阻断了当年与康梁一起“公车上书”者的仕进之路，从而使得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反扑时可以一夜奏功。
强大的军事和国家的稳定，是成功改革的又一共同特征。战国时，魏文侯变法，有吴起大败秦国的虎狼之师;齐威王变法，有孙膑在马陵之战大败魏军。汉武帝大败匈奴，武则天镇压徐敬业，忽必烈击败幼弟阿里布哥、平定新疆海都叛军、戡定东北乃颜之乱，巩固了政权，也震慑了反对派。而失败的改革，无一不伴随着军事上的失利。王莽于公元11年兵分十路发动对匈奴战争，结果损失惨重，《汉书·匈奴传》载：“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镇压赤眉起义，兵力占绝对优势，结果却是主帅更始将军廉丹被杀，王匡败走;昆阳之战以号称百万之众，攻不下八九千人的小城，却反被刘秀搬来的3000名救兵冲乱阵脚。王安石改革中曾两度下野，朝廷两次对西夏用兵失败，宋神宗忧惧而死，包括军事方面在内的改革逐项被废，42年之后，金军甚至掳走了徽、钦二帝，以致北宋灭亡。
纵观历代王朝改革，只靠统治者一时兴起、头脑发热肯定是不行。那些失败的改革，无不与人才不足、执行不力、发动不够、准备欠缺、孤立无援有关。王莽所推进的土地国有、禁贩奴婢等今天看来依然有进步意义，改革币制、盐酒铁国营等从本质上与汉武帝改革并无不同，可是他外无良将、内无贤臣，仅靠趋炎附势的刘向、刘歆父子等人，根本不足以担当改革重任。至于王安石变法时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提法，树起了巨大的对立面;在改革前期，连正直的苏轼、司马光也不能团结，执行过程中遇到阻力时改革派内部的吕惠卿与韩绛竟然发生矛盾，再加上所任用的中坚力量章惇等人多是利欲熏心之辈，以致改革功败垂成;至于后来继任者乃奸相蔡京，居然成其改革的拥护者，则不能不令人啼笑皆非了。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