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这段时间偷懒了，愧对网友的督促。偷懒期间写了一本书《另类史鉴》，从历史经验反思当今各时髦主张。写成后印了几十本散给周围的朋友，以征求意见。两位出版业的朋友告知，这样的书没人敢出版。现将其目录、绪与结语挂在这里。

　　结语：让历史告诉未来

　　为了给自己释疑解惑，笔者从自己的视角观察了中华传统文明。这种观察得出的见解，让笔者摆脱了对主流学界的依赖与盲从,当然它未必合于主流学界的胃口。

　　史实告诉我们：文明史的基本社会结构总体上是由“治人”(统治)而“食于人”(被供养)者和“治于人”而“食人”者两大基本集团构成,用今天流行的语言，前者是“精英”，后者是“P民”。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这两大集团的形成途径不同，“治人”、“食人”的方式各异。就中华大地而言，宗族既是形成社会分化的重要基础，也是掩盖社会分化的重要机制。所以既有令人神往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又有令人胆寒的“诛九族”。

　　在这样的社会中，被统治者的反抗不可避免。如何维持统治(即如何保障自己的“执政能力”)遂成为精英集团不得不念兹在兹的首要问题。在数千年无数“成、住、坏、空”的轮回教训后，精英集团发现了“山中贼”与“心中贼”两条战线。前者是公开的造反行为，后者是内心造反的动机。史实一再证明：“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在绝大多数场合，草寇绝非职业军队的对手，不难击破之。但只要“心中贼”不灭，那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史上一再出现星火燎原的局面，到此刻，一个王朝的寿命就走到了尽头。

　　于是统治集团不得不“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所以皇帝都追求“文治武功”。将“文治”放到“武功”之前是有道理的，既然问题的症结在“心中贼”，即被统治者的造反动机，精英集团治理工作的重心，就在于尽力使“P民”成为顺民，而非刁民。于是历代均大力旌表义夫、节妇、孝子、贤人、隐逸以及累世同爨者，留下了许多“**牌坊”之类的古迹。

　　然而导致“P民”产生“心中贼”的首要原因，是精英集团对生产资料(那个时代主要是土地)的聚敛兼并，这使越来越多的“P民”失去生计，成为“江湖人”。对这些衣食无着的“江湖人”，旌表了无意义，不择手段是他们得以生存的必要前提。聚敛兼并的趋势假以时日，“江湖人”渐渐积累成遍地干柴，终将形成这样的局面：一个小事件就会导致星火燎原，而为这熊熊烈火提供能源的，大多是与此事件无甚关系的“非直接利益相关者”—这表明社会已充满戾气，王朝已丧失“天命”。戾气往往是在前几任执政者手中积累起来的，到了最后时刻，执政者已无可奈何了。所以明亡后，李自成吊崇祯曰：“君非甚黯，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这里“臣尽行私”正是长期聚敛兼并的必然结果。

　　对聚敛兼并的危害，早在两汉时期就有了深切的认识。王莽、王安石等的变法，无非是试图缓解聚敛的速度。但这直接妨碍了精英集团成员的利益，遭到了体制内的强烈抵抗，王莽死于乱兵，王安石则被主流学界定评为“阴贼险狠，与人异趣”、“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两次变法的后果都是王朝的覆灭，真是“不变法等死，变法找死”。

　　到了明代，人们思考历代变法失败的原因时，找到了这些变法的共同点--周礼。

　　“敢用《周礼》王莽其上也，宇文泰其次也，王安石其下也。”(霍韬(1487年-1540年)《与夏公谨书》)

　　“用《周礼》误天下者，王莽、刘歆、苏绰、王安石也。”(夏言(1482年-1548年)《申议天地分祭疏》)

　　《周礼》的时代，土地私有制还在其“初级阶段”，在“公有制”的外壳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井田制之后，生产资料逐步私有化，但《周礼》的精神遗产还在起作用，政府仍感到需保障每个家庭有一块可以养家糊口的土地，而“市场机制”总是导致的土地所有权日益集中，无地流民的数量渐成暴涨之势。政府的反应就是创立这样那样的“田制”，对市场机制进行行政干预。然而这种干预一次次失败，中唐以后，“不立田制”，政府放弃了对生产资料所有权分布的行政干预，生产资料私有制确立。产、官、学三位一体的精英集团成员，既有聚敛兼并的强烈动机，又有聚敛兼并的高效手段。变法者要阻遏他们聚敛兼并，当然是犯众怒之举。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核心，是所有者的自由处置权。这是聚敛兼并得以实施的法理基础(也是一些势力拼死也要强行通过“物权法”的深层原因)。变法者动用行政权力干预这种处置权，其实就是在限制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所以明代学者将历代变法归结于“用《周礼》误天下”。这样的归结是有道理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对公权力私有制的适应性反应，在公权力私有制的大环境下，生产资料公有制已被历史证明行不通。然而生产资料私有制下，聚敛兼并趋势不可避免。聚敛兼并的机制，既有市场动力—“以末致富，用本守之”，又有行政动力--“宦游而归，鲜不买田”。

　　体制内感受到聚敛兼并危机的，只有中央政府和皇帝，而中央是靠各级官僚统治社会的，官僚们之所以跑来当官，图的无非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中央不可能完全断了他们的财路—那谁还来给你卖命?于是皇帝与官僚、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就成了官场的常态。当中央强势时，吏治相对清廉，聚敛兼并速度较慢，但公权力私有化的体制下，中央的总趋势是一代弱于一代，于是朝纲日渐败坏，聚敛兼并日渐加速，当中央对地方渐渐失控后，聚敛兼并就呈几何级数发展，结果就是天下大乱。

　　天下大乱往往被称为“革命”，它其实是老精英集团因聚敛兼并过度而丧失“天命”的结果。“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逐鹿中原”的实质是追逐对公权力的控制，最终获得公权力的集团成为新的统治集团，它同老统治集团一样，由若干个宗族为核心，拥戴其中最强大的宗族为皇族，再次建立起控制公权力的郡县制政府结构。郡县制靠职业官僚控制社会上层，靠宗族控制社会下层，势将再次形成产、官、学一体化的新精英集团，它势将再次走向聚敛兼并之途。

　　由此观之，两三千年的历史中，一再重复的其实是改朝换代。许多被称为“革命”的宏大事件，其实是轮回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环节：当社会演化到那个地步时，已经是在劫难逃了。本来意义上的“革命”，其实质不在于有无暴力，而在于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的质变。满清覆灭，不过是一个老统治集团丧失“天命”的必然结果。此时，对未来道路的选择，大体出现过四种主张：

　　其一，是国人驾轻就熟的改朝换代。最典型的就是袁世凯称帝。然而帝制在外敌面前的孱弱颟顸，使人们对之失去了信任，洪宪皇帝只好在国人的唾骂声中一命呜呼。但几千年改朝换代的历史，在我们的社会中留下了沉重的遗产。其后的历史证实，许多弄潮健儿，其内心的动机仍是改朝换代。“彼可取而代之”，“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观念深深地烙在每个华人的心头。没有条件时，它不过是谈资，一旦有了条件，就会显化，制造出大大小小的专制君主。

　　其二，是舶来的自由资本主义。在学界，因为欧美列强这个宏大的背景，它势力颇大。既有言之凿凿的理论体系，又有欧美国家强大而文明的范例。从严复到胡适，一批著名的学者是其旗手。在社会上，它的载体是所谓“民族资产阶级”，百年实践证实，这个阶级短视、贪婪而软弱。它总是成为当时当权者的附庸，而同时又不断地腐蚀它依附的当权者。

　　柳传志传神地展现了这个阶级的特色：“不要对企业家抱有多大的希望，一切取决于政治环境——环境好，我们就会更努力，在经济方面发挥作用;当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少说话，或者是少经营业务。”“作为一个企业家，我从来软弱，但是我不摇摆。”(《柳传志：我希望改革 中国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2012-10-15财经网(北京))

　　柳传志正确地指出：“绝大多数企业家把谋取利润、增加社会财富作为最终的目标”(同上)。笔者在《中国困境的政治经济学透视》中，通过对统计数据的历史分析证实，正是对利润的持续追逐导致了货币构成的失衡，进而阻滞了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转。在不改变经济运行机制的前提下，应对这个问题唯一可行的选择，在逻辑上是超额发型货币，而这势必导致货币与可交换财富的失衡，其逻辑结果只能是货币体系崩溃。西方列强应对之策是扩张—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和今天的全球化。通过占据全球产业链的顶端，使自己的货币覆盖范围远远超出国界。而实现这一点，需要依托军事实力的金融霸权。而这一切，对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者而言，根本就匪夷所思。

　　其三，是由官僚体制衍生的官僚资本主义(或称权贵资本主义)。清末以降，这是中国政经舞台上最显眼的力量，它活跃于甚至主导着洋务运动时代、北洋政府时代、南京政府时代，直到今天，它还风采依然。可以确当地称其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学界每有人将其与当年德国的李斯特主义相提并论，然而两者差距甚大。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是在西方列强的阴影下，在郡县制的官僚体制上生长出来的。对内，它天然地依赖行政权力把持利源;对外，它有浓厚的买办色彩。于是它成为国际资本在中华大地上的代理人、包工头。李斯特主义使德国、俄国、日本迅速崛起，成为新的列强，并在二十世界的两次世界大战中扮演了令人目眩的角色，而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却将自己的国家引向半殖民地，任人宰割。

　　其四，则是本书第十一章涉及到的马克思主义。当整个社会在迷茫中探寻道路时，当上述道路都被证实走不通时，马克思主义传到了中国。它与传统文化中的整体主义、大同思想、理性倾向一拍即合，于是导致了几乎是全球独有的奇观：知识界整体左倾，社会上层众多的一流大知识分子筹组了一个张扬社会底层公众诉求的激进政党。

　　这个事件意义之深刻，恐怕还要等上两三百年才能被真正认识到。前面三条道路都是在私有制大背景下的探索，而这第四条道路则直接向私有制挑战。

　　要知道，整个数千年文明史都是私有制，它根基之深厚令人难于想象。它有强大的武力，有久经磨练的统治经验，有雄厚的经济基础，这一切还不是最强大的，它的真正强大在于人类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了一百多代，它的观念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每个社会成员的心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自孟子以降，这样的社会分化就被精英集团视为“天下之通义”，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普世价值”。一切被视为“革命”的宏大事件，不过是改变人们在这格局中的地位，这样的格局本身则被视为天经地义。

　　老聃、墨翟、许行等人质疑这种“普世价值”，向往一个没有阶级分化的社会，他们被视为乖戾、悖谬、乌托邦。在清末民初的乱局中，一批博学之士选择了这个“乌托邦主义”，筹组了一个穷棒子党。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股几乎一文不名势力居然打败了依赖江浙财团和列强的“民国政府”。在这场斗争的最后阶段，展现出摧枯拉朽，“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态势，震惊了全世界。

　　这支土包子军队进城后，曾打算搞“新民主主义”，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一段资本主义。而那些高声拥护“新民主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则自觉而本能地去腐蚀刚进城的土包子军队。腐败案例大面积发生，土包子军队沦落到临李自成的下场，几乎就是必然的。中共高层不得不对腐败案件痛下杀手，才遏制了这股危险的趋势。正是这样的经验，将“新民主主义”送进了历史档案馆。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

　　1949年的胜利往往被称为革命的胜利，但它很类似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如果获得胜利的集团，有意识地“从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那它就是地道的改朝换代了----改变原有社会结构中部分成员的社会位置，却不改变社会结构本身。正是社会主义改造使之不再是改朝换代，而是真正的革命----力图改变社会结构。毛泽东在战争胜利前对党内强调：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显然，在毛泽东心目中，真正的革命将在战争胜利之后展开。这革命的本质是试图摆脱沿袭了几千年的等级社会。所以毛泽东治国，始终以反对官僚主义、缩小三大差别、保障工农权益为主轴。

　　历史告诉我们，这场革命进行了不到30年。此后，主导思想变成“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主政者念兹在兹的是“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与之呼应，学界则大倡“告别革命”。沿此前进30余年，遂有了今天人人熟知的现实。

　　革命为何未能继续下去?这是个严肃而重大的研究课题。非本书可以讨论。迄今为止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以历史尺度衡量，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文明，以当今资本主义工商文明为其高峰。基于货币制度的国际金融垄断集团，拥有史无前例的聚敛兼并手段，将全人类都卷入了一场巨大的漩涡之中。人类如果不想在这场漩涡中灭亡，就只能寻找途径，以摆脱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文明。

　　这个问题早在“空想社会主义”的年代就提出了，对公有制社会的新文明，马克思力图为其建立理论基础。在实践上，巴黎公社进行了62天的实验，苏联进行了几十年的实验，中国进行了不到30年的实验，其他一些国家也进行过或长或短的实验。在社区一级，至今仍有许多实验在进行。与有数千年历史的私有制相比，这些实验的时间短得就像一瞬间。它们不可避免地稚嫩、粗糙、充满错误，它们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如果人类不想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中自我毁灭，就必须百折不挠地探索下去，这些实验就是人类珍贵的精神财富，人类必须从中获得经验教训，一步步找到理性的集体生存方式。

　　这样的集体生存方式到底是何样?如何从现状走到未来?尚需艰巨的探索，这既需学者的研究与辩驳，又需实践中的实验。从历史经验看，以下几点似乎值得特别注意：

　　1、当今的全球，类似于春秋战国的中华----处于“大争之世”。梁惠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答曰“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当年的学者们见解各异，但大多认同孟子的“定于一”。只有一个统一的公权力，才能避免以国家的名义以邻为壑、尔虞我诈、巧取豪夺、攻伐杀戮，才能有一个太平的天下----此即“平天下”之谓也。由此引发了以下两个问题：谁可能统一全球公权力?全球公权力如何面对有限资源与无限物欲间的矛盾?

　　2、当初，齐物质文明有舟楫之便、渔盐之利，精神文明有稷下学宫;楚地域辽阔;其他山东诸国也曾先后称霸，然而实现天下“定于一”的，却是被视为野蛮落后的秦。想当年，齐为东部发达地区，而秦是紧靠西戎的落后地区，用今天“梯度发展战略”的时髦思维，秦追随齐，齐按自己的面貌一统天下是顺理成章的。然而历史偏偏和逻辑开了个大玩笑。原因何在?李斯的见解值得注意：

　　“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李斯《谏逐客书》)

　　由余、百里奚、蹇叔、来丕豹、公孙支、商鞅、张仪、范雎、韩非、李斯、吕不韦这些人分别从军事战略、外交战略、经济建设、社会组织、价值标准、政治制度等方面改造了落后的秦国。打破了旧的贵族垄断体制，开辟了社会底层人士靠耕战上升的通道，使秦的社会活力与内聚力远超出山东六国。这才是国家竞争力之所在。春秋战国的主题是“变法”，因为老的贵族世袭制已经腐朽堕落。相比之下，秦的变法最彻底。今天私有制已经陷入困境，“变法”再次成为全人类的主题，在这个社会环境下，“变法”的主导方向何在?谁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并有效地解决它，谁就有可能统一全球的公权力。

　　3、对于一个基于全球的公权力，它将无法效仿资本主义工商文明，无法向外扩张、转移矛盾，将自己的富庶建立在其他地区的贫困与混乱的基础上。于是它必须探索新的道路，以解决人类的物质欲望与有限的物质资源间的矛盾。而这正是中华传统文明长期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于是，中华传统文明对人类的未来，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史实告诉我们，在中华大地上，尽管公权力早已私有化，但主流价值标准却是整体主义的，正如绪言所引张载的《正蒙·乾称篇·订顽》所言。“家天下”一方面固然是一个家族把持整个公权力，另一方面又蕴含了“天下为家”的理念，所以士人的理想是“格物、致知、修身、诚意、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各级官僚的正式伦理价值是“父母官”。在这样的理念下，维持“家”内部的和谐、公正，消弭各种矛盾;保护“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对执政者是题中应有之义。

　　当这些理念较好地被实践时，就会有大范围的“治世”。然而这一切均取决于官僚集团本身的选择，当他们将这些理念仅当做自我标榜时，天下就只能走向乱世了。这样的事例反复出现，以至于民间将为官格言“爱民如子，执法如山”调侃为：“爱民如子，金子、银子，皆吾子也;执法如山，钱山、靠山，其为山乎”。

　　可见，在公权力私有化的社会中，充其量只能有限度地遵循整体主义。史实告诉我们，公权力的私有化先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化，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对公权力私有制的适应性反应。马克思主要关注生产资料是公有还是私有。而苏联、中国的经验证实，当公权力为少数精英集团把持后，所谓“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事实上成了任精英集团自由处置之物，精英集团为了提高其使用“效率”，势必以各种借口、手段将其私有化。在苏联，是500天休克式“改革”，在中国，则是小步快走，从减员增效、承包、合资、分灶吃饭、股份制、“靓女先嫁”、“抓大放小”、“引进战略投资者”、“倒逼改革”、“MBO”……，一路走来，令人眼花缭乱。窥其目标，却异常清晰：将生产资料从名义上的“全民所有”变为法律上私人所有;将劳动者从名义上的“国家主人”变为法律上的签约雇员。

　　于是，公权力的公有化，就成为核心问题。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对此都进行了理论探讨。但在实践上，苏联、中国的革命都有浓厚的布朗基主义色彩----一个以知识精英为核心的、无私无畏的理想主义革命集团，动员底层人口，依靠暴力夺得公权力，进而剥夺私有生产资料，建立起一个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在第一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革命理想与数千年形成的社会习惯势力间的矛盾，执政集团只能靠专政来压制顽固的社会习惯势力，并期望假以时日，使社会习惯势力得到改造。然而专政对革命队伍是一种强烈的腐蚀剂，它引诱大量逐利之徒涌入官僚队伍，使阿谀逢迎之徒渐次淘汰基于理论认同而加入革命的人。仅仅两三代人之后，当初的革命理论就沦为标榜之物，官僚集团成为这个社会事实上的主人，而他们对私利的追逐必然导致其走向官僚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这已被苏联、中国革命的经验所证实。所以如何建立一个可以稳定存在的，公有化的公权力，使其不再为官僚集团所窃据，是一个远未完成的任务，它既需要艰难的理论探索，又需要不断的实践探索。这一探索中，对布朗基主义的分析研究不可或缺。

　　4、史实告诉我们，私有化是一个综合的、立体的过程，它至少包含三个逐次发生的子过程：知识资源、公权力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化，知识资源私有化为公权力的私有化创造了必要条件，公权力私有化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化创造了必要条件。由此观之，建立一个公有制的社会，亦须相应的三个子过程：只有社会公众知识水准大幅提高，有能力管理公共事务的人才不再奇货可居时，才可能实现公权力的公有制;只有公权力稳定地掌握在社会公众手中，其使用目标不再取决于掌权人自己的好恶与私利时，才可能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既然私有制的确立经历了数千年的历程，公有制的建立也必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即使考虑到历史演化在加速，这一过程也需数百年。在这数百年间，这两种文明的交叠、斗争将是历史的主线，这一斗争的结果，将决定人类这个物种是自我毁灭还是凤凰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