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视野下，深化对新中国建国历史条件的研究，特别是以不同类型文明的美国、印度和俄罗斯相关情况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开国领袖毛泽东的思路及其艰辛。
一、在五千年文明古国建立新中国
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形态比较，其历史记载最为完整，历史遗存最为丰富，历史传承关系也最为明确。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KarlJaspers)认为，在公元前800─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轴心时代在中国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其时，贤哲辈出，有老子、孔子、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大思想家阐发他们的学说。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并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出现，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先秦诸子思想总的特点是重人事而轻视对自然规律的探索。先哲们为实现他们理想的王道、霸道、统一、太平、大同、小康等而奋斗不息。在思想文化上，中国古代形成的哲学思维方式是崇尚群体价值的整体性思维方式，是把天地万物、君臣上下、夫妻子女都看成按一定秩序构成的和谐整体。这种以“人”为中心、“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强调“以德治人”而不是“治物”，且有无神论倾向。中国古代崇尚朴素的辩证思维。中国人个体性弱，总是作为复杂群体的一份子而存在。中国人辩证思维的核心就是阴阳，万物围绕它而生生不息，和谐协调，呈一整体。非逻辑的意象思维是中国人表述思想的特征，这就是用某种具体的形象的东西来说明某种抽象的观念或原则。在政治制度上，早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就逐渐实行郡县制以及军功制等官吏选拔制度，形成官僚政治。秦王朝统一中国后，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了持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帝制。这样一种人伦型倾向的思想和制度，不可能不影响后世的深层思想和政权建立。
毛泽东在为建立新中国而进行革命战争的年代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而且，树立了张思德、白求恩、刘胡兰等一系列英雄模范人物，供革命军人和人民大众学习、效仿。这从中华文明的深层次来讲，就是继承了重教化的文化传统。但传统的教化是靠读圣贤书，是以“修齐治平”为标准的。毛泽东教化的方法和标准与古代有所不同，是强调靠革命实践，以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为宗旨。《礼记•礼运》阐述了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向往着这样一种财产公有、互敬互爱、人人平等、社会和谐的理想社会。早在1917年8月，青年毛泽东就说过“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毛泽东找到了共产主义和“大同”的契合点。他说过:“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要实现这样的革命理想，毛泽东继承了中国古代崇尚群体价值的整体性思维方式，不过毛泽东强调的是个人利益只能服从于阶级利益、人民群体利益。毛泽东说过:“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要实现这样的革命理想，就要通过接受正确思维方式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系统阐述了他的思维方式，其最显著特点就是实践性和辩证性，就是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思维方式是全面的:从时间来讲，实践主体从客观实际出发，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达到实践主体与实践客体的统一，使现实客体演化为符合主体一定目标的理想客体;从空间来讲，实践主体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经过个性、共性、个性的过程，按上述要求改造客体。毛泽东的这一思维方式，批判继承了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精华:诸如实事求是，知行统一、相反相成、相生相克等。例如:毛泽东所讲的“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继承了从《尚书•说命中》提出“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以来的中国古代知行思想，但是，他大大突破了古代停留在道德修养与践行范围的知行观，将之改造成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对基本范畴。毛泽东常常把高深的道理，根据事物之间的功能联系，运用意象思维的方法，进行类比推理，体现他作为语言大师的鲜明个性和极强的表现力。
在世界历史大背景下深化对不同国家建国历史条件的比较，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开国领袖毛泽东的思路及其艰辛。比如，拿美国的开国与新中国开国相比较，这种比较虽不是同时性的，但能使我们对不同类型文明条件下开国的途径有知其所以然的理解。与中国悠久的历史相比，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经过同英国的七年战争，美利坚合众国1789年建立了。在她建国前一百几十年，英国清教徒播下了美国自由、平等的种子。而不断地开发西部地区，使西欧大陆传来的依附领主、依靠行会等封建主义思想难以在美国扎根。美国文明史虽短，但是作为西欧文明的延伸，美国文明的根源仍然是轴心文明时代的希腊。正像美国哲学家梯利(Frank Thilly)说过的:“希腊人不仅奠定了一切后来的西方思想体系的基础，而且几乎提出和提供了两千年来欧洲文明所探究的所有的问题和答案。”希腊文明是一种适合商业性农业发展的海洋文明，它是以契约关系为社会基础的，崇尚的是个体意识，具有民主与法制传统。由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主要执笔的《独立宣言》所依据的政治哲学主要是基于个体本位的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论。美国立国，强调法治而不是德治。正像托克维尔(Alexisde Tocqueville)讲的:“对于美国人来说，与其让他们相信德行是美的，还不如让他们相信德行是有用的。”与中国的群体价值本位不同，美国盛行的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为了克服个人主义带来的自私、分散等弊端，美国人广泛地自由结社。在中国语境下，国人对于“自由”的理解与西方差距太大。毛泽东说过:“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而美国人处世的基本特征，就是追求个人自由、维护个人权利、强调机会均等。杰斐逊认为:人类正是为了保障个人权利，才组成政府，通过宪法这一根本契约，个人将自己自然权利的一部分交给政府，以换取政府对他所保留的其余权利的保护。在上述观念文化背景下，美国逐步形成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联邦政治制度与州长、议会、法院三权分立的州政治制度。在联邦宪法下，各州可以制定自己的法律，实行自治。美国的自由，是法律约束下的自由。美国政治制度的建构，是以欧洲启蒙时期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鸠等人的政治理论为指导的，是从美国实际出发的，也主要借鉴了英国法律的长期实践的经验。
在两千多年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惯性作用下，新中国政治制度的设计不可能按照美国的路子走。中国能搞三权分立式的权力制衡吗?孙中山倒是结合中国的实际，产生了“五权宪法”的设想，其中，也汲取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制度中的考试﹑监察机构的历史经验。结果呢?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未采纳他的这一设想，还是制定了实质也是一纸空文的三权分立的制度规定，两年后就被袁世凯毁弃了。孙中山法治思想，从民国一建立就陷入困境，后来“以俄为师”，提出和推行“以党治国”论了。孙中山自己总结道:“中国几千年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的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新中国建立后，实行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种议行合一的政权组织形式。中国能搞美国式的联邦制吗?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不断整合，中国自秦代以来大部分年代就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而且每次出现分裂，总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恢复统一。1949年，在《共同纲领》中确立了新中国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统一的多民族的人民共和国。这既是继承了中华民族的悠久的历史传统，也是有现实的国际斗争考量的。当时，周恩来在向政协代表作关于人民政协几个问题的报告中说过:“今天帝国主义者又想分裂我们的西藏、台湾甚至新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各民族不要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为了这一点，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
二、在近代积贫积弱落后大国建立新中国
古代中国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但是，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中国却积贫积弱了。穷则思变，弱则图强。毛泽东说过:“中国应该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这就要解放生产力，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不破坏它们，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中国就有灭亡的危险。”要想中国富强，“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在一盘散沙的中国，“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毛泽东早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就说过:“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认为，要打败强大敌人，取得革命胜利，还必须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在各个历史阶段，创造性地提出和推进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这三大法宝，建立了新中国。
近代积贫积弱的落后民族，要摆脱殖民地地位，取得民族独立，建设自己的国家，是否都靠武装斗争?这仍然要从各民族历史与现实出发来回答。比如印度，在19世纪中叶完全沦为了英国的殖民地。20世纪上半叶，民族解放运动席卷印度次大陆。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和国大党领袖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也即是印度国父，他推行的是非暴力思想(主要是:“非暴力抵抗”、与英国殖民者“不合作”)。同处亚洲，为什么印度争取民族独立的路子同中国如此相异?这仍然要从轴心文明时代讲起。在轴心时代，公元前6世纪，印度社会出现了类似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佛教便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佛祖释迦牟尼与我国儒家创始人孔子几乎生活在同一年代。印度社会有着古代世界等级最森严的种姓制度。这种制度催生的是以本体为空，人们追求摆脱现世之染，回到本体之净的宗教型倾向的思想。所以，印度历史上多次被外族入侵，但是并没有产生中国人那种民族危机感。甘地的非暴力思想，是一种宗教真理观，他说过:“如果有人请我给印度教下一个定义，我就简单明了地说:‘通过非暴力的手段以追求真理’。一个人也许不相信神，而仍然称自己是个印度教徒。印度教是一种对真理的追求。”甘地在20世纪初曾撰写并出版《印度自治》一书，该书揭示了非暴力斗争是适合印度特性的斗争形式。甘地强烈地推行他的非暴力思想，他说过:“我的使命是使所有印度人不论是印度教徒、穆斯林还是其他宗教教徒，甚至英国人，最后是整个世界，为了调整彼此的关系——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或是宗教的，均改信非暴力。”英国统治下的印度，成千上万人被甘地非暴力的献身精神所感召，自愿入狱，使英国殖民政府的工厂关闭，使世界震撼。1947年8月，巴基斯坦和印度先后自治。独立后的印度，政治上实行的是议会民主制，经济上实行了一些社会主义政策，但实际上是买办资本家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其发展速度不如东亚一些实行威权主义的国家和地区。
非暴力主义可以避免尸横遍野，但是中国做不到。中国古代不管是农民起义、改朝换代，还是兼并战争，都是靠武器的批判。近代，“由于封建的分割，地主或资产阶级的集团或政党，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处在这样环境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看清问题的中心。”认清了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还不够，中共搞城市暴动就失败了，原因是对中国的国情仍然没有切实的理解。近代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在华资本和官僚买办资本集中在城市，其统治的薄弱环节在农村。因而，谁抓住了农村、农民，谁就抓住了社会变革的关键。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他科学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在这条正确道路上，毛泽东运用他的高瞻远瞩、出神入化的战略战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
三、在世界革命风起云涌中建立新中国
毛泽东说过:中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20世纪中叶，共产党在世界革命风起云涌中夺取政权，中国是最成功的。除了别的原因之外，在地缘政治上紧邻俄罗斯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俄罗斯文明是在科学与人文上接受了西欧文明，在制度、社会心态和风俗习惯上却保持着东方文明的一种交合式文明。俄罗斯民族有一个其他民族不具备的特点，这就是“弥赛亚(Messiah)情结”。俄罗斯东正教教徒自认为是神选的民族，神选的民族是各民族的弥赛亚，负有救世使命。列宁在领导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创立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就是革命的弥赛亚。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НиколайБердяев)说过:“俄罗斯人的意识中包含有强烈的末世论因素，不满于既定的生活秩序和生活方式，渴望变革，渴望完满的新世界之出现。”救世主义贯穿于整个俄罗斯的思想史。马列主义与革命弥赛亚情结的结合，苏俄就成了世界革命的根据地。这样一种巨大的思潮席卷灾难深重的中华大地，立刻给渴望解救中国民众的先进分子以巨大的精神力量。
在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浪潮中建立新中国，这就是一种全新的国体，一方面它要效仿苏联，另一方面要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毛泽东在1948年就明确指出:“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新中国建立后，形成的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既非苏联式的一党制，更非西方式的多党制，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毛泽东对新中国政体的选择，有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这同其他被压迫民族取得民族独立、建立国家的情况就有很大的不同。早在1931年，中共就进行了建立人民政权的尝试，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工农兵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选举产生了“三三制”(在政府组成人员中，共产党、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的边区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在边区民主政府建设的实验，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确立新中国的国家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提供了经验。
四、毛泽东和他的后继者们对新中国发展大趋势的探索及相关比较
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说过:“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到1956年，毛泽东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气势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当时他对田家英说过:“我很高兴，1949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么高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比苏联还文明，这是毛泽东熟谙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特点和他高超斗争艺术的结果。中国与苏联所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原有社会基础有一定的区别。旧中国特别是其沿海地区，还是有一定的经商传统的，其中也包含欧美资本主义的影响。而沙俄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的农村公社窒息了俄国普通公众的经商要求。1956年，毛泽东说过:“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指适当发展一点，作为社会主义的有益补充——笔者)，“这叫新经济政策”。但是，毛泽东的想法只是一种政策性思考，并未上升到对整个经济结构的深层探索。毛泽东的好的思想因素被他“大体平均，略有差别”的利益结构的思想和过分茂密的搞运动、搞阶级斗争的思想给窒息了。究其根源，我们党领导革命成功的道路是从腹地省际边缘推向沿海、从农村包围城市的过程。这一道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唯一正确的。但是，这一成功的背后却潜藏着“左”的种子。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蕴含着对资本扩张的抵制，它对于完成破坏性的任务，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是正确而有效的途径，但是，它对于完成建设性的任务，却没有提供有价值的思想基础。探索经济结构，是为了建设，更好地发展生产力。但是在中国，自1903年邹容《革命军》问世以来，“革命”一词一再勃兴，“革命观念……成为20世纪政治制度和社会行动正当性基础，也是20世纪中国的新天道。”成千成万的革命先烈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才换来了新中国。毛泽东一生都从来没有明确使用过“执政党”这一概念。建国后，毛泽东一直持有一种“革命党情结”，而且把它从党内到党外，渗透到民众心中，形成当时那种“激情燃烧的岁月”。情结，是由观念、情感和意象构成的综合体。所谓“革命党情结”，就是执意地沉溺于革命而不能自拔，不能满足于渐进地、有张有弛地改善社会状况，推进社会进步。情结不属于认识领域，但它却受理论观念的主导。毛泽东哲学思维比较强调矛盾的斗争性，政治思维比较强调在革命成功之后还要继续革命。这个革命，主要就表现在思想领域，就是要追求一种高尚的道德，做到“六亿神州尽舜尧”。其背后深层价值取向，还是同儒家的德治一脉相承的。这就形成了解放后近30年的中华文明的特点:革命化的文明，它深入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也是渴望建立一个“完满的新世界”。在这样的精神激励下，中国人站起来了，再也不怕帝国主义了;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搞成了“两弹一星”，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中办大事、对外有力量的优越性。但是，这样一种半封闭起来搞的、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内心愿望、也脱离世界文明进步新潮流的革命化的文明，最终只会走向其愿望的反面。但是，这样一种积极向上精神中包含的合理内核对我们现今时代仍然有着警示作用。
历史发展规律中，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是最深层、最一般的规律。新中国建立后，我们的长远的中心任务是实现现代化。而现代化的社会，是物的依赖关系普遍化的社会，这就要求以市场为资源配置的基础。邓小平的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他在继承毛泽东领导下取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成果的基础上，开辟了中国向现代社会结构加速演进的道路，也就是不断拓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竞争。市场经济体制有两大支柱:一是独立的财产权;二是建立在契约关系基础上的社会环境，包括现代伦理的与法治的环境、非官方中介组织的网络。在西方文明中，这两大支柱都是建立在个体本位基础上的。毛泽东的人民主体价值观是坚持价值主体整体性的。毛泽东创立的议行合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非竞争性的政党制度，同价值主体整体性原则是一致的。日本学者青木昌彦说过:“只有相互一致和相互支持的制度安排才是富有生命力和可维系的;否则，精心设计的制度很可能高度不稳定。”邓小平在坚持毛泽东人民主体价值观的内涵的同时，摒除了其不合时宜的价值主体整体性的特征，增添了价值主体的可分解性的特征。邓小平承认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同时，又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统一利益主体。邓小平关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大政策，启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个大政策背后体现的邓小平的价值观，其价值主体，是以包含着个体本位的群体本位为基础的。一个包含着个体本位的群体本位，一个完全的群体本位，邓小平与毛泽东价值观的“基因”这一小段不同，使中国从贫穷的社会主义演进到一个走向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的社会主义。但是，怎样形成一个“相互一致和相互支持的制度安排”就是一个有待深入探索的大课题了。
近代佛学家吕瀓说过:“中国佛学的根子在中国而不在印度。”印度文明的结晶佛教传入中国，嫁接于中国本土文明之树，开放出了更加灿烂的文明之花。佛教影响中国的主要还是在思想文化领域。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就不是一个“嫁接”问题了。作为一种内源性现代化是在西欧产生的，这当中包含了历史积淀的制度资源和文化条件。我们党的文件所讲的民主、法治等理念，都是来源于西方的，当然经过了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但是，全球很多国家的事实证明，搞西化是不成功的。罗荣渠说得对:现代西方文明同东方国家“是两种异质体的融合过程。成功的现代化是一个双向运动过程”。我国已经探索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就是这样一种“双向运动”的成果，尽管它们还在不断的完善过程之中。特别是“和谐社会”的提出，这是向轴心文明时代中华文明的一种“复归，并通过这种复归来提供新的精神动力。”
中国未来的道路，靠当今这一代及后代在已形成的基础上去进一步探索，我们不能苛求前人。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但是，我们应该从毛泽东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中汲取营养。在人类文明史上，不同类型文明的代表人物都发挥了他们对文明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托马斯•杰斐逊等美国的开国先驱在世界上君主政体盛行的时候，为美国的民主政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圣雄甘地影响了全世界的民族主义者争取能以和平方式变革的国际运动。创立了新中国的毛泽东给世界上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敢于、善于反抗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以巨大的精神力量。特别在中国未来发展和国际交往中，毛泽东巨大的精神力量能克服我们汉民族在元代以后国民性中含有的懦弱性。中华文明在明代中叶以后逐渐加大了同西方文明的交往，并产生冲突与交融，这一过程还将持续下去。全球化时代，西方文明仍然是一种强势文明。历史上，印度佛教文明和北方游牧民族都撼动不了中华文明，因为它们或不具备武力、或不具备文化。西方文明就不同了，真是软硬实力兼备，而且两者都具有先进性。西方文明，同中华文明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就是它的扩张性。毛泽东建立新中国，就是为中华文明选取了更先进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与之抗衡(然后才能寻求平等对话与和平共处之道);反之，当时搞资本主义，只能做西方列强的附庸。虽然在历史的局限性下搞了个“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但是经过近30多年进行人类共性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市场取向的改革，国力大增了，其中依据的根本的方法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当中所包含的方法论原则，仍然是我们继续推进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所必须遵循的。转型中的中华文明，目前存在着民族核心价值迷失的危险。毛泽东的人民主体价值观同以人为本的新价值体系是贯通的:前者总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后者的目标就是让社会每个成员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享受到更广泛的合法权益，过上更加富足、更有尊严的生活。它们的深远价值，是通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一个接一个的阶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的价值观是我们应该继承与发展的。毛泽东一改几千年中国式的“趋古文化”，他总是强调:“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他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号召永远激励我们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