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民主理论与实践上的主要贡献和时代特征

　　赵厚钊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共产党的生命，也是当代政治发展的主流和价值取向。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五十多年的历程中，十分重视民主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他关于民主的一些论述和实践，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也有着特殊的时代特征。毛泽东的民主理论与实践，对于我们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着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始终把争取民主制度和建设民主国家作为政治奋斗的主要目标

　　作为党的开创人之一，毛泽东在党内担任领导职务伊始就重视民主问题。虽然那时由于各种原因对于民主的本质和内涵的理解并不完全充分，但已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民主是党的生存基础，是判断党和其它社会组织的重大区别性标志。他说:“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越过的深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一方面，我们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这就是民主制的意义。”在这里，毛泽东已经把民主作为现代国家制度提到人民的面前，并且已经就民主的一些运作模式作了初步说明，提出了在中国建立现代民主制度的要求，是中国现代民主制度的开拓先锋和勇敢探索者。

　　在党发展的不同阶段奋斗目标定位上，毛泽东始终把建立制度民主作为党的主要奋斗目标。在中国共产党的开创初期，由于缺乏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党把奋斗目标定位在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选择上。实践证明，在那时中国的工人阶级力量薄弱，先进思想和文化传播极为有限和波及的地域狭窄，作为劳动者的农民占中国人口的90%以上的国家里，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并不成熟。党要达到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只有分步骤地解决紧迫的现实社会问题。从政治上看，就是要先建立一般的民主制度。1927年，毛泽东大声疾呼:“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毛泽东的不懈努力和抗争中，党正确地认识到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我们不能脱离中国的现实国情去争取我们无法达到的目标。我们的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就是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国家目标就是新民主主义国家。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讲明了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根据，指明了革命的对象、革命的任务、革命的动力。他说:“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国，一定要是一个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其中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国。” “这种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民主共和国当然只能是民主的，而不能是专制的社会制度。他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毛泽东在对执政的国民党政权进行批评和抨击时，国民党的专制和独裁往往都是其抨击的重点。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和国民党进行的多次谈判中，共产党都把建立民主国家，“政治民主化”作为我们党的谈判条件，迫使国民党不得不在《双十协定》中把此作为会议纪要的内容写进双方签订的协议中。为了使民主发展到更高级的程度上，毛泽东还将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一个过渡性目标，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后，我们要向社会主义民主转变，即实现真正意义的主权在民的国家制度。虽然由于认识上的局限和其它历史原因，我们在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以后，在民主的发展上有过重大失误，但毛泽东在国家制度的目标定位上始终是正确的。

　　毛泽东非常重视党内的民主问题，他在成为党内的核心领导人之前，在谈到建党的原则和其它一些问题时，都把党内民主作为党的基础。在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进行坚决斗争时，他都完全遵循了党内民主的原则和方法，通过启发党员觉悟，提高党员认识，通过党的合法程序，推动党往正确的方向前进。在遵义会议上他领导党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了党内矛盾和党内的领导权力的更替，在危机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一章的标题就是“党的民主”，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伟大的斗争需要党高度地发挥积极性，而“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大批能干人材的创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在延安整风中，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们党把加强党内民主和发扬民主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党内的民主也确实加强了。1945年，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先生提出共产党在夺取国家政权以后，如何防止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时，毛泽东十分明确地告诉黄炎培，我们已经找到了防止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民主。虽然毛泽东后来在他的实践中没有把这些正确思想贯彻到底，但他关于民主的宝贵思想和实践，为我们在政治生活中坚持民主的原则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亲自领导构建了中国的民主政治体系，实现了建立民主政治国家的战略目标。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建立的中央政府，实际上行使了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把国家的性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针步骤、国家的机构、人民的民主权利和义务等重大问题明确规定下来。以宪法为起点，我国制定并颁布了一批适应国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令。这些基本制度的建立和法律的产生，确立了我国民主政治制度。

　　二、开拓民主的多维生长空间和适用领域

　　在毛泽东看来，民主适用的领域是多方面的，民主作为机制在不同的范围内都有很重要的作用。毛泽东除了论及党和国家制度上的民主外，还开辟了民主发生作用的多方面领域。

　　在民主政治格局中，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政治协商民主的新形式，亲自创建了中国特有的政治协商制度。在我国的政治结构中，政协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政协不是权力机关，否则权力机关就成了二元制;政协又不同于一般的群众组织，它按照宪法和法律进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中国特有的协商民主制度诞生了。毛泽东又领导制定和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建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制度的新形式，极大地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进程和社会进步。

　　毛泽东在军队里推行民主管理，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有创造性贡献。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后进行的三湾整编中，在红军中首创了把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和军队中的民主制度。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强调要在伙食管理中实行民主制度，要求经济公开。他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而那些受到封建礼治严格管理，“毫未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毫未接受过工农影响的军队，例如阎锡山、张作霖的军队，此时便决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红军的成分来”。1948年，他为中央军委起草的指示就是《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从政治、经济、军事和保障军人的民主权利四个方面对军队民主提出了更为完善的要求。正是把民主制度引入到革命的军队中，红军队伍中民主空气十分活跃，革命热情特别高昂，党领导的军队十分团结，战斗力特别强，党所领导的军队才能创造出其它任何军队不可能创造的奇迹。尽管后来在贯彻这种民主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极端民主化倾向，也不得不进行必要的纠正和调整，但这为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旧式军队不可能拥有的制度基础。多年的实践证明，军队的民主化，由于有了当家作主人的自豪感，大大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也为瓦解敌军和在心理上战胜敌人提供了条件，白军被收编后很快能转化为英勇不屈的红军战士就是这个道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在封建势力特别强大和顽固的大国里，在作为旧式传统维护力量的国家力量方面，也能有民主这样的形式，无疑为社会民主作出了榜样，也极大调动了人民追求民主的社会热情，为最终战胜封建势力和争取人民的国家权力奠定了牢实的根基。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又把民主引向了更宽广的领域。在国有企业里，他推崇鞍山钢铁公司的民主管理模式，把工人阶级直接参与企业管理当作是工人自己当家作主的重要形式，把鞍钢工人参与管理的制度叫作“鞍钢宪法”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得到全国工人阶级的热烈拥护。工人阶级不仅在经济上感受到了自己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而且在日常的劳动中也感受到了自己的主人地位，由此产生了无穷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也产生了无尽的社会力量。在毛泽东关于鞍钢民主管理模式的批示指引下，在我国的工人阶级中迅速掀起了企业民主管理的浪潮，涌现出了一大批诸如倪志福、王进喜这样忘我为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的劳动模范，这为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能在国民党留下的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上创造出经济腾飞发展的奇迹奠定了民众支撑基础。

　　毛泽东还把民主作为党的作风来推广，在他的很多著作里都在倡导民主的作风。他说:“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他特别强调在科学和认识问题上发挥民主的作用，主张尊重和保留少数人的意见，指出真理往往是在少数人手里，一开始只能被少数人接受。他说:“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正是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我们党现在还保留着过民主生活会这样同志间相互批评以克服缺点的有效形式，这为统一党的思想和行动起了极大的作用。

　　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他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其实质就是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为形成新时代美好的人际关系，缓解利益冲突，凝聚社会主义的建设力量起了重要作用，也为更大的范围和领域内拓展民主的适用空间提供了理论基础。他在发展文化和文艺创作上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把民主适用范围推广到了更宽广的领域。

　　三、毛泽东民主理论与实践的时代特征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认识和行动都不能脱离他所依赖的那个时代环境，毛泽东在民主理论与实践上也是这样，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征。从毛泽东的著作和政治实践看，主要有这样一些特征。

　　第一，重视民主的阶级本质，对民主的机制和发生作用的规律和程序研究得不多。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中就认为:“像现在的英、法、美等国，所谓宪政，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吃人政治。……许多国家都挂起了共和国的招牌，实际上却是一点民主也没有。”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再一次发表了对资本主义民主的相同见解，他说:“美国英国这一类型的政府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向人民实行专政的政府。它的一切都和人民政府相反，对于资产阶级内部是有所谓民主的，对于人民则是独裁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仍然坚持了这样的观点，虽然他一方面认为“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但在更多的场合主要是讲“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1957年，他宣称:“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毛泽东这样认识民主有一定的客观依据，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当时封闭的社会状态中，在交通、信息、资料都不齐备的情况下，毛泽东没有能够对资本主义民主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和考察，在互不开放的社会环境中更不能进行沟通和交往，对民主发生作用的机制和原理研究得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毛泽东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深刻思考，也不能使毛泽东从资本主义民主的历史遗产中吸取其合理内核为新时代服务，尤其是不能实现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

　　第二，把民主当作手段。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毛泽东把民主作为手段而不是作为目的，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方面，革命胜利不久，社会中还保留着高昂的革命激情，全国民众对共产党十分热爱和衷心拥护，人们需要民主实现当家作主的愿望，所以毛泽东顺应人们的要求，推广民主，提倡民主。但另一方面，被革命激情掩盖的一些社会矛盾也正在逐步暴露，有的也成为了现实的社会矛盾，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又担心极端民主化导致无政府主义，因此他强调民主不是目的，而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解决人民内部利益纷争的手段。

　　第三，把民主与集中作为一对范畴，强调集中指导下的民主。1937年，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贝莱特的谈话中就说:“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越过的深沟。”在这次谈话中，他认为民主制的意义是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集中制的意义在于，政府执行民意通过的政策要顺利。这样他就把民主与集中统一起来了。1945年，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又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在很多讲话中，都把民主与集中作为一对范畴进行阐述，特别强调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把民主与集中作为一对范畴，容易忽略民主的本质和实际地位，特别是过分强调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发生作用的机会可能因为所谓的集中指导而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人治就从根本上难以避免，也难以使民主日趋成熟并发展到高级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