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曾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但在近代走向了沉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再次走向复兴，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中国的地大物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个有利条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其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第二个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其任务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要加强党的领导和建设，这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保证;二要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这是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前提;三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实现民族复兴的立足点。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和主张，对于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极其重要的启迪和指导意义。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愿望和追求。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共十五大报告对毛泽东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与科学评价。学术界也先后发表了一些研究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章，如张启华的《毛泽东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杨胜群的《毛泽东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但这些文章主要是论述和评价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建立的丰功伟绩，较少论述和评价毛泽东有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及其意义。诚然，毛泽东从来没有使用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或“民族复兴”一类的词，但这并不能说明他对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没有系统而深入的思考。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也是伟大的思想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他一生思想和实践的出发点、归宿点。他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思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重要的启迪和指导意义。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民族复兴道路”的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一、什么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但“中华民族”一词则是1902年梁启超最早使用的。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到五四运动前后，在文章或讲演中使用“中华民族”的人逐渐增多起来。

　　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首次引用也是在五四运动后不久，1919年8月4日，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写道：“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此后，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文中，毛泽东论述了中华民族从古代辉煌走向近代沉沦，并将再次走向复兴的发展历程。他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在中华民族的开发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典籍”，“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文字可考的历史”。

　　中华民族虽然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但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权丧失，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毛泽东认为，造成中国近代沉沦的根本原因，一是帝国主义侵略，二是封建主义统治。正是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封建主义相勾结，“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封建主义的斗争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必将“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再次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中华民族的前景，“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因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才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世界历史进程和发展潮流，对中华民族复兴提出的时代要求”。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1957年的最高国务会议和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开始使用“现代化”一词，这两次讲话他都讲到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社会主义建设”发表谈话，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样，原来的三个现代化就变成了四个现代化。1963年8月，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提出：我们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所确定的“四个现代化”很快被全党和全国人民所接受，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郑重宣布：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便是我们后来所讲的“四个现代化”的由来。

　　总之，从毛泽东的前后论述来看，他思想中的中华民族复兴，并非是要恢复中国昔日的辉煌，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获得新的发展，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人类做出新的重大的贡献。

　　毛泽东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满信心。因为在他看来，除了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外，还有以下一些有利条件：第一，“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 “这样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既然能创造出灿烂的古代文明，当然也能够从近代的沉沦中站立起来，实现伟大复兴。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14]第二，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它的领土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相等。在这个广大的领土之上，有广大的肥田沃地，给我们以衣食之源;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大的森林，贮藏了丰富的矿产;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舟楫和灌溉之利;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中国灿烂的古代文明就是在这样得天独厚的环境中产生的，也有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而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是“解放生产力”。因此，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从而使中国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毛泽东还曾指出，中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这些有利的因素外，中国还“搞了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

　　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经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任务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后一阶段的任务是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而这两大任务是由中国革命的性质决定的。早在1928年11月，毛泽东就指出：“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10年后，毛泽东形象地把中国革命或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这两个阶段称之为“文章”的上、下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这是文章的上篇，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一篇文章，而且一定要做好这一篇文章。但是，文章还有一篇，就是它的下篇，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篇文章，我们也是一定要做的，并且也一定要做好的。目前是民族民主革命，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可能性是会要变为现实性的。不过，文章的上篇如果不做好，下篇是没有法子着手做的。”也就是说，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现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的基础或前提，只有上篇文章做好了，任务完成了，才有可能继续做下篇的文章，完成第二阶段的任务。不久，毛泽东再次强调：由于中国近代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或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第一个阶段的任务圆满完成，毛泽东为之做出了巨大贡献。邓小平说，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把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第二个阶段的任务上。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的落后状况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1954年10月18日，他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中国是一个庞然大国，但工业不如荷兰、比利时，汽车制造不如丹麦。有一句俗话，叫做‘夹起尾巴做人’，做人就是做人，为什么还不能翘尾巴呢?道理很简单，我们现在坦克、汽车、大口径的大炮、拖拉机都不能造，还是把尾巴夹起的好。” 1955年10月29日，他再次强调：“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吹起来牛皮很大，历史有几千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是一年才生产二百几十万吨钢，现在才开始造汽车，产量还很少，实在不像样子。”20世纪60年代，他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还是认为中国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所谓穷就是生活水平低。为什么生活水平低呢?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什么是生产力呢?除人力以外就是机器。工业、农业都要机械化，工业、农业要同时发展。所谓‘白’，就是文盲还没有完全消灭，不但是识字的问题，还有提高科学水平的问题。”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毛泽东对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得出的结论。正是基于这一总结，毛泽东对尽快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有一种紧迫感。他曾经写道：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况，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毛泽东还提出了“超英赶美”的思想，即中国要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超过英国，赶上美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毛泽东最早提出“超英赶美”是在1955年。开始时，他认为中国要“超英赶美”至少要五六十年，“也许七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但到了1957年后，受赫鲁晓夫提出的苏联要在15年内超过美国以及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实施的影响，毛泽东大大缩减了“超英赶美”的时间。1957年11月18日，他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也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1958年4月，他又将赶超英国的时间从15年提前为10年，认为“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同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李富春提出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毛泽东在批语中改为：“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又一次将赶超时间提前，他说：“我们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显然这是一种急于求成、脱离实际的主观空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所开展的“大跃进”运动，不可避免地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巨大挫折。因此，“大跃进”运动后，毛泽东开始反思急于求成、脱离实际的“超英赶美”的经验教训，又重新回到了他以前对中国“超英赶美”需要五六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估计上来。1961年5月27日，他在同来华访问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的谈话中表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在中世纪。从十七世纪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强调：“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1963年八九月间，毛泽东在审阅《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便第一次提出了“两步走”的战略构想，即“在三年过渡阶段之后，我们的工业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搞十五年，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再用十五年，使我国工业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将“两步走”进一步表述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关于毛泽东的“超英赶美”思想及其实践，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但就主观愿望而言，毛泽东是想通过“超英赶美”这种跨越式的发展，使中国尽快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状况，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毛泽东认为，要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该做好以下几方面的主要工作：

　　(一)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这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中流砥柱和领导核心，这是毛泽东关于党的领导地位的精辟概括。因此，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加强党对军队和革命的领导问题。在此后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都十分重视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他曾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党的领导是能否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1954年9月15日，他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1957年5月25日，他在接见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时又告诉全国青年：“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他与各种企图削弱甚至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想和言行进行了坚决斗争。

　　要加强党的领导，就必须搞好党的建设，保持党的肌体健康，从而使党能够担负起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神圣使命。因此，为清除党内存在的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作风，继延安整风运动之后，他又先后发动和领导过一系列整风运动。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指出：“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18日，他又强调：“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这次整风，就是整顿三风，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毛泽东特别重视党风和党纪建设，他反复告诫广大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他尤其对少数党员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败、跑官要官、享乐主义等行为深恶痛绝，一旦发现则严惩不贷，决不姑息。

　　(二)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这是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前提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因此，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毛泽东谆谆告诫共产党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压不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他要求共产党员去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因此，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要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

　　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后，毛泽东把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放在了更为重要的地位。他要求广大干部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树立起正确的权力观，要充分认识到我们的权力“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因而要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要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办事，要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他把“党群关系”比之为“鱼水关系”，党群关系的好坏，事关党的存亡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命运，“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他指出，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然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只要我们相信和依靠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而要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要向他们说明情况，向他们交心，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否则，“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为了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倾听他们的要求和呼声，他还要求党的领导干部重视人民群众的来信和来访。1951年5月16日，毛泽东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县人民政府以上各级政府的党组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发文，要求他们“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

　　(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实现民族复兴的立足点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巨大精神支柱和推动力量，也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光荣传统。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不仅第一次使用了“自力更生”的概念，认为中华民族“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而且在总结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经验时，讴歌了红军艰苦奋斗、“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精神。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克服因日寇“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封锁造成的解放区财政经济的极度困难，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领导解放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取得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前夜，毛泽东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强调我们的方针应“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1949年3月5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谆谆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立足点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1956年11月15日，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它关系到民心的向背以及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会上他讲了一个故事：1949年有一位部队领导在会上提出要给军队加薪，说当时资本家吃饭是五个碗，而解放军吃饭只有盐水加一点酸菜，参会的人很多都同意，但毛泽东认为“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他告诉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们，尽管我们现在的条件比以前好多了，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不能丢，“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要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不久，他专门以《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为题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我们只有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毛泽东还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思想与勤俭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结合起来。1957年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既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要解决这一矛盾，“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主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但并不反对外援，不反对引进和学习外国先进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他的基本主张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为援为辅”，“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因此，那种认为毛泽东反对对外开放、反对向西方学习的观点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毛泽东关于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论述回答了什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以及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一系列民族复兴的重大理论问题，尤其是他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必须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必须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等思想，对于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重要的启迪和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