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田忠禧是日本横滨国立大学终身教授、日本当代著名中共党史、毛泽东研究专家，与中国党史学界有广泛交流。他在钓鱼岛问题上也有深入研究，近期将出版他的新著《日中领土问题的起源》中文版。2013年9月5日，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前夕，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毛泽东思想研究室(以下简称“毛室”)邀请到村田教授，举办了小型学术座谈会。座谈会由毛泽东思想研究室主任王宜秋主持，来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思想评论》编辑部、政治与国际战略研究室、国外共产党理论研究室等的研究人员参加了座谈。交流涉及许多毛泽东研究领域的热点和焦点话题，现将部分内容整理出来，与大家共享。

　　毛室：村田先生(以下简称“村田”)，您堪称当代日本毛泽东情结最深的学者之一。我们知道，20世纪80年代初，您就参与了竹内实先生监修《毛泽东集补卷》的主要编辑工作。这套10卷本的《毛泽东集补卷》与之前出版的《毛泽东集》，基本代表了20世纪日本毛泽东文献研究的最高水平，在国际上影响很大。此外，您还发表了大量的毛泽东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的相关论文，现在回过头来看，整体上，您如何评价毛泽东?

　　村田：毛泽东是了不起的伟人，他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他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在新民主主义时期领导进行的土地革命，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毛泽东的另一个贡献是，把民族解放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结合起来，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也正因为毛泽东、周恩来提出把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分开对待的思想，因此，赢得了当时众多日本青年对中国产生的亲近感。在当今时代，也不能抛弃国际主义，应该提倡新时代的国际主义，即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而要解决目前中日间的民族情绪对立，也要分清政府和人民的区别。

　　毛泽东希望中国发展，并且快速发展，但是，在中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毛泽东的这种愿望与中国落后的现实之间出现了不相符。究其原因，是因为毛泽东不懂资本主义的缘故。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只限于书本知识，他在思想上始终坚持从马克思、列宁、乃至斯大林那里接受的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实践，但却不了解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活力，因此，脱离了中国的实际，犯了本本主义的错误，最终导致了他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所犯的错误。

　　毛室：国际上、乃至中国国内都有一些人试图否定毛泽东、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您对此怎么看?

　　村田：中国需要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这样可以避免政治上的对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能够实现快速发展、并取得可喜成就的原因，正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持了政治稳定的缘故。

　　毛室：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或中国大陆以外所谓披露毛泽东真相的论著频频出版，受到广泛关注，对一般民众乃至研究者都造成一定影响。对于这种现象，您怎么看?日本的研究界有哪些反驳的声音?

　　村田：不要过度迷信海外的毛泽东研究，因为其中不乏丑化、歪曲毛泽东的书。国外出版的东西可以看，但中国人要提高自己的鉴别能力，不要认为国外的东西都好。现在中国有些年轻人、甚至大学教授也骂毛泽东，这是因为他们太不懂历史、不懂毛泽东，他们对毛泽东的认识太肤浅。我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在于中国现在的研究方法、宣传方法上存在的问题。这也迫切要求研究者重视史料研究，正本清源。

　　现在日本研究界存在一种倾向，即谁骂共产党、谁骂毛泽东，谁就受欢迎，这种现象很普遍，这造成日本学界对毛泽东的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把毛泽东当作万恶之源的基础上展开，而这又影响到一般日本人对毛泽东的理解。因此，为了驳斥那些对毛泽东的不实言论，还原给日本人一个真实的毛泽东，我也做了一些工作。比如，1997年，我翻译了毛泽东生前身边工作人员林克等人写的《历史的真实》一书，以此来批驳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之后，2007年9月又在《中国研究月报》上发表书评，对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中，“透过四人帮的有色眼镜描写的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进行了批驳。

　　毛室：西方国家、日本、甚至于中国国内否定毛泽东、丑化毛泽东、“去毛化”的倾向很严重。而在中国的毛泽东研究界又存在引进多、输出少的现象，中国主流学者的研究成果，比如《党史》二卷等，在海外引起的反响远远不够，被介绍到国外去的更是不多。对此，您有些什么建议吗?

　　村田：我认为，中国学者应该在向全世界人民介绍真实的毛泽东这项工作上多付出努力。中国自1978年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党史研究、毛泽东研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大量档案的公开，毛泽东研究取得了很大进步。比如，1996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金冲及先生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我认为，这本书的出版很有意义。它是当时中国最权威的毛泽东研究著作，运用的材料丰富，分析也客观。所以，我与黄幸先生等人把它翻译成日语，分上、下卷，分别于1999年、2000年出版。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广大日本人民看到这本书，但是，遗憾的是，日文版出版后，在日本社会没有引起相应的反响，甚至连为这本书写的书评都没有见到。国外学者对于中国出版的研究成果，往往认为它们的宣传性太强。相反，现在日本翻译出版的西方的作品，反映真实中国的论著并不多。

　　相对于民国史研究的丰富成果，党史方面的新成果明显不多。我建议中国的研究者，特别是著名专家、权威学者应该利用自身丰富的学术积累，撰写一些面向世界的简明易懂、内容丰富的书籍，向日本、向全世界人民介绍中国历史和当代中国，让世界人民更多地了解真实的中国、了解真实的毛泽东。这不仅是学术活动，还是“政治任务”。但是，目前，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做得还有不够，著作多是面向中国国内读者的，并且论述方法上也让人感觉欠缺客观性。

　　毛室：您长期从事中共党史、毛泽东研究，与中国学术界交往很多，比较了解中国的研究历史和现状。对于现在中国的毛泽东研究，您还有些什么意见或建议吗?

　　村田：我认为要重视进一步整备研究环境，加强实事求是的学风，促进学术研究发展。首先，中国学者应该在文献研究上加大力度，尽量用史料来说明问题。在研究中更加重视原典，注意使用资料的原件和经毛泽东修改后出版的《毛选》两种版本，这样才能保持研究的客观性。现在中国的毛泽东相关研究成果中，阐释毛泽东思想的论著多，但真正研究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史的成果并不多。换句话说，就是把研究搞成了宣传工作，而不是学术研究。这是非常遗憾的。我在与中国学者交流的过程中得知，他们也很赞成重视原典的研究态度，而实际上也有很多学者是这么做的。举个例子。我去台湾的国民党党史馆查档案时发现，去查资料的人中，最多的是中国大陆学者，其次是来自日本的学者，之后才是在台湾的学者。所以，这些年，民国史研究很活跃，成果也很多。

　　其次，应该继续认真搜集整理资料，但是，21世纪以后，中国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太多。举一个例子。2010年9月，我在西藏博物馆看到一封达赖写给毛泽东的信。但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以及《西藏工作文献选编》等相关文献和大事记等当中都没有收入。于是，我把拍下的照片发给相关专家，他们认定那封信是真的。据说今年将要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949年以后)中会收入进去。我认为这件事也说明，档案搜集工作还可以加强。再有，还需要更进一步公开档案，并让普通学者能平等地享受资料使用权。

　　中国革命是值得全世界人民研究的历史上的伟大事业，中国更多地公开档案，不仅可以让中国学者进一步进行深入研究，还可以让世界人民从各个角度来研究中国、了解中国，这是一件好事情。总之，我们可以本着追求真理的宗旨，多视角地研究中国，提倡百家争鸣，来促进学术发展，还要吸引更多优秀学者来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毛泽东。

　　毛室：我们都知道您做学问的态度是客观、公正、严谨的，成果也很多了。关于毛泽东研究，您今后还有什么打算?

　　村田：我很希望找时间认真总结一下自己的毛泽东研究历程，因为毛泽东和他的时代，曾经深深地影响过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无数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