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1]这就科学地指明了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内在辩证统一关系。中共十八大报告正确评价了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取得的伟大成就，并特别指出：“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挫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伟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2]这就具体指明了两个历史时期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对于我们科学认识和评价新中国建立以来60多年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物质基础
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1]。
评价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政策效果的标准应该看它是不是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不是推动了社会进步，是不是为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加优越的条件。从这样的标准来看，与旧中国相比，我们在党和毛泽东领导下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总体上带给人民的是福利而不是灾难。
应当看到，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受到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一，“旧社会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太少了”。1949年，中国钢产量仅有15.8万吨。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难怪当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远在美国的原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对友人感叹：我们不能不服气，我们搞了20多年连一辆像样的单车(自行车)都造不出来!新中国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起步的。其二，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受到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外交、经济、军事上的严密封锁。当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科技禁运的项目比苏联、东欧国家多出500多项，中国不仅不可能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得到什么援助，而且连正常的贸易和交往都很困难。其三，我们缺乏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毛泽东说：“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3]正因为这样，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出现曲折，在一定意义上说是难以避免的。只有深刻理解新中国经济建设面临的巨大困难，才能真切体会到我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何等可贵。
应当看到，虽然在改革开放前发生过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失误，但在经济建设、社会进步和外交上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不能否定的。一是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1966年，建成并投产的限额以上的大中型项目有1198项，初步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兴建了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中国的电子工业、石油化学工业、原子能工业等，大多是在这个时期打下基础的，填补了中国工业的许多空白。工业布局有了明显改善，内地和边疆地区都建起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运输业，基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畸形发展的局面。“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经历了重大挫折，经济建设也受到严重损失，但由于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活动，特别是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力挽狂澜的艰苦努力，基本上完成了“三五”计划、“四五”计划，建成了一批大型项目，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增长较快，三线建设取得的成就使经济建设在总体上也得到一定的发展。二是农田基本建设初具规模。农业技术改造的积极开展为农业生产持续增长打下了基础，在粮食、棉花增长幅度较大的同时，经济作物也取得一定的增长。这其间依靠农村集体力量修建了84000多座水库，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三是科学技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邓小平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4]四是培育了良好的社会风气，社会进步举世瞩目。人民政府以最快的速度涤荡了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倡导了良好的社会风气。在廉洁奉公、惩治贪污腐败，反对封建迷信，计划生育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这里还要指出，一个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是反映这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社会进步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毛泽东领导时期，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65岁，而印度1952年人均预期寿命41岁直到2011年人均预期寿命才达到65岁，比中国晚了整整35年。五是在外交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新中国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区别不同国家对我国的不同态度，同世界各国建立新型的外交关系，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到1976年，世界上130多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中，同中国建交的达到108个。中国在国际上树立了独立自主的形象，为我们加强社会主义建设和促进人类和平进步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由上可见，在党和毛泽东领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个历史事实是不能抹杀和否定的，如果没有上述成就作为基础，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难以设想的。有些人不顾事实，无限夸大我们在经济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否定我们所取得的成就，这是极不严肃的，违背了学术研究必须尊重事实的道德原则。他们这样做是企图通过抹黑历史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企图改变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一切有良知的、包括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在内的中国人的谴责，也遭到国外正直的学者的反对。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通过对历史背景的分析和大量数据证明，毛泽东时期的现代化，以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为特点，是人类现代化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毛泽东在探索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中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是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财富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不久，发生了苏共20大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事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1956年3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讨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会上说，这个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5]“揭了盖子”是指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正确，这就破除了迷信;“捅了娄子”是指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和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毛泽东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正是这种揭开盖子所起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的建设道路的思考和探索。与此同时，毛泽东又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深表忧虑，这引发了他对如何防止党和国家变质的思考，力图探索保持党和人民政权纯洁性的有效途径。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党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但这不能完全涵盖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也不足以反映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面临的全部历史课题。有人说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中犯了“大跃进”这样的错误，路走不通了，所以重提阶级斗争，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实际上是一种简单化的说法。应当如实地说，20世纪50年代以后毛泽东所致力的探索都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历史性课题，关系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命运和前途问题。
关于“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说过“文化大革命”还要搞多次，同时他也认为“文化大革命”犯了错误，应当“三七开”。所以，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作为他一生的两件大事之一，这是从他致力于解决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如何能够巩固政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历史课题而言。“文化大革命”作为解决这一历史课题的一种尝试，是失败的，但作为社会主义面临的一个历史课题，是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的。我们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错误，但不能否定保证党和人民政权的纯洁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历史课题。
毛泽东提出要进行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是一个需要在长期的实践中加以探索的历史性课题。民主革命时期的第一次结合是在经历并总结两次胜利、两次失败这样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才得以完成，党在新时期面临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课题也将经历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历史过程。
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20年里，他所致力的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和如何避免党与国家改变颜色这两个方面的探索，都是围绕着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历史主题展开的。虽然他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并不都是成熟的和完善的，还有缺欠，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任何杰出历史人物的功绩都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同时又带有那个历史时代的局限。当时，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还不长，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间更短，要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和中国的基本国情获得全面的、正确的认识需要经过艰苦的探索，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指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6]正因为如此，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中，他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贡献也往往与失误相互交织或交替出现;他提出的许多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思想观点，有的还不够成熟，有的处于萌芽状态，有的未能付诸实施，有的没能坚持下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实事求是地肯定毛泽东在探索中提出的许多真知灼见，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了思想和理论上的重要准备。同样，毛泽东对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探索，虽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曾陷入误区，但他从对苏共20大赫鲁晓夫丢掉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发出的警示开始，继而对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做出最早的、明确的回应，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设想，对于巩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在探索中所犯的错误，绝不是有些人所说的是“出于私心”、是所谓“权力之争”等谬论。正如邓小平所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7]这就要求我们在区别的基础上，进行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党是在不断总结经验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走向成熟的。毛泽东作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及其所积累的经验，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深远意义。
毛泽东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奠立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1993年，胡绳在《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中提出：在1956年，当我们党在已经发现苏联模式的弊端及其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之后，如果不是另辟蹊径去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而是亦步亦趋地跟着苏联走，“那不仅意味着中国会走上一条不是那么健康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意味着中国会成为在苏联指挥棒下的一个大的‘卫星国’”，尤其是“经过了1989年到1991年从东欧到苏联的一系列剧烈的变化以后，恐怕再没有人能低估30年前毛泽东在中苏关系问题上作出的决策”。[8]东欧剧变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时，另辟蹊径的并不只是中国。以经济体制来说，当时除了苏联以高度中央集权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外，还有南斯拉夫的自治经济体制，匈牙利的计划加市场经济体制，这些国家在苏联解体时也全都覆没。而中国在提出走自己的建设道路的任务之后，又曾经历了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震荡，却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的确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应当指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总是十分重视并善于进行理论思考和理论建设，用正确的思想理论武装全党，指导历史前进。这可以说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一大特色，也是他作为政治家的特有智慧的一种表现。1956年，毛泽东在深刻总结国内和国际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果断地提出要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并围绕这一历史性课题回答了历史和现实的、国际和国内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为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奠立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在另辟蹊径的艰难事业中经得住风浪，当我们出现失误的时候比较容易纠正并回到正确的思想上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走自己的建设道路而不迷失方向的一个深刻原因。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思考和理论建设主要表现在三个问题上：
(一)正确对待社会主义的历史和历史经验是另辟蹊径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由此引发了世界范围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严重冲击。为了回击帝国主义势力的进攻，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于4月和12月先后发表了毛泽东主持、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多次讨论和修改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9]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0]。今天，这两篇文章的基本观点依然能站得住脚，其所表现出来的深邃思想和历史预见性已为岁月所证明。
这两篇文章回答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特别是正确评价了苏联社会主义历史及其历史经验，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这绝不只是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而是涉及如何看待斯大林领导的近30年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问题。帝国主义正是利用赫鲁晓夫的错误做法，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历史实践，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因而，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斯大林，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出，“斯大林尽管在后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他的一生乃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一生”，“从整个说来，斯大林始终是站在历史潮流前面指导斗争的，他是帝国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甚至在他犯错误的时候，他的悲剧也在于，他相信那是捍卫劳动者的利益不受敌人侵害所必需的”。[10]文章深入分析了斯大林在苏联的内外政策方面所犯的严重错误及其危害，同时又客观地指出，这是共产主义者在工作中的错误，是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的是非问题，因而不应该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自己同志的错误。针对当时一些人反对所谓“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做法，文章指出：“共产主义者采取这种说法是极端有害的”，“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10]事实表明，只有采取客观的分析的态度，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斯大林的错误及其社会主义历史的问题。
在1956年国际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中，还涉及如何看待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问题，也就是说，十月革命的道路还灵不灵?这是同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历史紧密相关的、必须给予正确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出：“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就它们的国际意义说来，有几种不同的情况。在苏联的成功的经验中，一部分具有基本的性质，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具有普遍意义。这是苏联经验中的首要和基本的方面。另一部分不具有这种普遍意义。此外，苏联还有一些错误的、失败的经验。”文章指出反映十月革命道路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经验，“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10]上述这种区分，为我们回答十月革命道路还灵不灵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方法，同时也指明了应如何正确对待苏联的经验。
正确对待社会主义的历史和历史经验，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上述两篇文章所阐述的基本思想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具有深远的意义，对我们党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及后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事业中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二)以苏联为鉴戒，初步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指明了方向
1956年，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历史转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及时提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任务。应当指出，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是同如何鉴戒苏联的经验相联系的。正是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深入思考，并在大量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个报告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这不仅表现在以此为起点的探索已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开始触及体制改革并达到一定深度，更重要的是体现出其基本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紧紧把握探索的主题，要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这关系到改革的正确方向。毛泽东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的实际出发，提出要以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来确定一条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第二，要正确处理坚持独立自主和学习外国的关系。毛泽东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时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并指出要放下大国的架子，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但这种学习绝不是照搬照抄，要学习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坚决抵制腐朽的东西;学习外国要重在消化、吸收，把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结合起来，创造有中国特色的新的东西;在向外国学习中要把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发扬起来。第三，反对教条主义。中共七大明确提出要“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11]，至今对我们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西方思想理论的教条主义影响呈上升态势，他们企图用西方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消解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用新自由主义来影响和误导我们的改革，这对我们的事业有很强的腐蚀力和破坏力，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三)阐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后，党和国家面临着如何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即关系到国家的治理和社会走向这一根本性问题。在这一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以其特有的敏锐和深刻的哲学思维，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深入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矛盾，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深刻揭示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且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些理论观点集中体现在毛泽东1957年6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文章从哲学的高度回答了时代面临的重大课题，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课题最早的探索和回答，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奠定了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2]虽然他没有使用“基本矛盾”这一概念，但实际上已指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种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动力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曾明确使用过“基本矛盾”这一概念，他指出：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现代社会就在这一切矛盾中运动，而大工业把它们明显地暴露出来了。”[13]列宁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中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时指出：“因为危机是由现代经济制度中另一个更深刻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引起的”。[14]这些深刻的理论观点反映出整个人类社会都是建立在社会生产的基础上，一切社会运动和社会面貌归根到底都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决定的，但社会现象是极其复杂的，这些概括没有涵盖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这个基本矛盾。毛泽东的理论贡献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把经典作家发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种矛盾规定为社会基本矛盾，并认为其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他具体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里的矛盾，包括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指明这些矛盾都是受社会基本矛盾制约。毛泽东由此作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15]毛泽东正是从对社会主义社会特殊矛盾的分析中，得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这两种社会基本矛盾，这是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第一，指明了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14](p213)第二，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就其基本方面来说是相适应的，这就为发展社会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奠定了理论基础;虽然存在不相适应的方面，但可以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加以解决，这就为通过调整和改革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是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并强调大量的、主要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因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政治生活的主题，这就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综上所述，20世纪50年代中期党和毛泽东进行的一系列理论思考，对于我们另辟蹊径、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纠正在前进中出现的失误，从而沿着健康、正确的方向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和保证作用。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改革和创新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善于依据现实提出的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才能正确地指导现实，预见未来，保证正确的航向。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5期
[参引文献]
[1]《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
[2]《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1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页。
[5]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6页。
[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6、307页。
[8]胡乔木：《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人民日报》1993年12月17日。
[9]《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
[10]《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1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8～759页。
[14]《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7页。
[1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