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学好党史和国史这门必修课

　　李捷

　　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这段论述，深刻揭示了认真学好党史和国史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三个自信”、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联系。

　　党史和国史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的辉煌篇章。认真学好党史和国史，有助于我们认清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方位，认清肩负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更加坚定自觉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92年的光辉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近64年的光辉历程。这些光辉历程，是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173年的光辉历程承继下来的。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阶级的使命和民族的使命集于一身，将领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与领导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勇敢地接过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的历史接力棒，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肩负起了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彻底胜利的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直至在28年之后创建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一个历史任务的实现，中华民族的历史从此进入一个新纪元。但是，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中国共产党继续承担起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二大历史任务。为此，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终于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重温这段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为什么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而不能由其它政党来领导?为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又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为什么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其它的道路为什么走不通?这些本需要从理论上用许多笔墨来阐释的道理，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就不难得到解答。这本身就说明，科学理论的逻辑根植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总脉络之中。只要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而不是站在少数人的立场，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不是抱有某些先入为主的偏见，就不难得出历史的结论。因此，党史和国史是认清历史方位、历史走向、历史结论最为生动的教科书。

　　党史和国史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史和发展史。认真学好党史和国史，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决策，更加自觉地掌握和运用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理论上富于探索和创新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种理论创新，根源于马克思主义指导，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际的结合和运用，更根源于自身的历史和实践，根源于历史经验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辟，毛泽东思想的创立，都是科学总结党的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结果，都是在此基础上对中国革命基本规律、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认识产生新飞跃的结晶。同样地，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也是在一代又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带领下，经过不断艰辛探索，不断概括总结，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基础上，接力发展得来的。尽管改革开放以前的探索经历过严重的曲折，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功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之后，这一探索才真正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但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改革开放以前成功的探索所提供的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是宝贵财富，改革开放以前严重失误的探索所提供的历史借鉴同样是使我们党坚定不移地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宝贵财富。为什么说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说我们党90多年的一切成就，归结到一点，就是开辟形成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正确回答这些问题，必须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学习研究党的历史，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学习研究共和国的历史，深入地了解党的理论是如何从自身的历史和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党的理论又是如何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变化而不断丰富完善创新发展的。因此，党史和国史是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在中国的成功运用和创造性发展最为生动的教科书。

　　党史和国史还是中国共产党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真理、纠正错误、总结经验、开辟新路的历史。认真学好党史和国史，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与本质，更加自觉地划清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虚无主义的原则界限，增强辨别真伪、明辨是非的能力。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经历过大大小小的错误和挫折，包括像大革命失败、五次反“围剿”失利后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种全局性的严重失误。然而，这些曾经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严重损失的失误，都是依靠中国共产党自身得到彻底纠正。不仅如此，从这些失误中得到的教训，还转化为实现伟大历史转折、推动党在理论上更加成熟、成功开辟新路的宝贵财富。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只要我们把这些作为完整的历史过程联系起来看，既看到党在艰辛探索中犯错误的历史，也看到党自觉纠正错误探寻新路的历史，更看到党在探索中走向成熟、走向辉煌的历史，就不难认清党的历史、新中国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为什么说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辩证统一，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其深刻的道理就在这里。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而不懈奋斗，这就是党史、国史的主题和主线。一部党史和国史，就是党领导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的历史，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历史，就是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永葆先进性纯洁性的历史。这就是党史、国史的主流和本质。在这方面，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形成的第一个历史决议，通过拨乱反正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形成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为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对待历史树立了榜样。历史反复证明，把握党史、国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不但不会妨碍对自身所犯错误的反思与纠正，而且正是彻底纠正错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科学前提。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区别。因此，党史和国史是启迪人们从成功中吸取经验、从失误中吸取教训、不断开辟走向胜利的道路、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最为生动的教科书。

　　党史和国史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不断弘扬优良传统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认真学好党史和国史有助于我们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而奋斗。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雷锋精神、铁人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改革开放时代精神等，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作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革命家不仅亲手培育了这些精神和优良传统作风，而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我们党树立了坚持理想信念和党性修养的精神与道德的楷模。无论在发展顺利之时，还是身处逆境之时，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秉持理想信念的力量，秉持崇高精神的力量，所向披靡，无坚不摧。中国共产党用牺牲了上千万英雄儿女的事实，用自身的先锋模范作用，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业绩，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诚，感召了全中国各族人民，聚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之下，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而共同奋斗。因此，党史和国史是继承中华文明5000多年优良传统，坚持近代以来170多年形成的革命传统，在当代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最为生动的教科书。

　　历史连着未来，历史通向未来。只有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才能更好走向未来。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必须顺应世界大势，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必须坚定道路理论制度自信。这就是重温党史和国史必然得出的结论。(李捷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环球视野》摘自2013年7月18日《光明日报》)

　　链接：党史研究应注意三种倾向

　　宋学勤

　　中共党史研究作为一门历史学范畴的学问，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与唯物史观相偕而行，成果丰硕，但毋庸讳言，在过去与当前的研究实践中也存在着一些背离唯物史观的非科学化倾向。对此，需要认真辨析。

　　党史研究中出现的几种非科学化倾向

　　一是对现实问题的“口号化”研究。这种“口号化”研究在中共党史研究实践中比比皆是。如生态文明、以人为本等思想刚一出来，党史学界就出现了一批论文，论证一些建党初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是这些思想的践行者，但有些仅仅停留在“口号化”层次，而缺乏学理上的充分的分析与论证。由于党史研究的现实性特色，决定了现实问题是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如何站在党史学的角度研究现实问题，则需要认真考虑。党史研究内容同现实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有的内容甚至仍然是现实问题，研究它的目的也主要是为现实政治服务，具有直接的借鉴作用。因此说，现实政治与中共党史学的关联因素非常之多，存在着当代人作当代史之利，更有“时过境未迁”之弊。但学术研究在基本立场和方向正确的情况下，应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治学当“正其学于先，乃以慎其术于后”，即在进行学术研究之前，先要端正从事学术的方向和目的。

　　二是教条化现象仍比比皆是。党史研究的鲜明特点，尤其在于它特有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支持。重视理论思维对于党史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如果缺乏理论性，表述就容易平淡、沉闷、一般化，中共党史研究就不能深入，缺乏说服力，就不能很好地发挥启发、教育、借鉴的作用。在实际的研究实践中，一旦上升到理论高度，唯物史观很多时候代替了具体的研究，教条化现象仍比比皆是。教条化的学术研究是谈不上有什么“辐射力”的。开展教条化研究的学者，其研究只是谋求满足心中现成的模式，他们无视现实世界的丰富性、多样性、变动性，以内在的既成公式套取自己想要的结果，照搬照抄所谓经典，拘泥于个别词句语言，缺乏实事求是、活学活用的精神，其结果只是让本来生动的理论变成了一潭死水，丧失了原有的生机，甚而连所探讨的问题也得不到有效解决。

　　三是“碎片化”现象比较严重。近年来，随着新实证主义思潮的流播，党史学界重实证研究，重个案发掘也一时风起。不可否认，在此潮流涌动中也出现了一些质量较高的研究成果，推动了党史研究的发展。但也出现了“把历史分割成互不关联的碎片，把历史的整体性化解为众多异质性对象”的状况，然后从这些“异质性对象”出发，概括全局。通过“细节”来研究路线和政策无可厚非，充分利用某一史料的价值，也是能够取得“以小见大”、“见微知着”的效果的，但要看到，管中窥豹固然是好事，可要是走过了头，埋头于眼前仅有的视角，以之删裁和衡量复杂的史实，有意无意忽略不合己意的客观史料，就会变成坐井观天、迷失全局。

　　不能以研究历史的细枝末节代替对历史整体的把握

　　党史研究，如果一意执着于历史的细枝末节，并以此代替对历史整体的把握，那么便疏离了历史的真实本质。正如列宁所说：“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这就要求我们在做个案研究时，也要有一个总体性的问题脉络或问题意识，细致思索局部问题与整体问题、个别问题与一般问题之间的关系，若非如此，就会陷在史料堆里出不来，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这种总体性的问题意识就是要在充分挖掘掌握现有材料的基础上，带着研究者特有的问题意识深入到具体的史料当中，将史料所反映的客观事实放在历史发展的大环境、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对其开展对比、比较和批判。因为历史学者应当在事件陈述和观念框架之间反复往来，不是把历史事实各个部分简单地拼凑到一起，而是要探讨其中的因果关系。不论你所选择的个案再小，做的研究再局部，但都有一个整体性的问题意识和学术发展的框架在后面支撑的。

　　走出对党史问题作教条化回答或“口号化”研究的误区

　　进行党史研究，没有理由不遵偱唯物史观的指导，没有理由不去总结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但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因此，要防止空论，必须充分占有资料，具体分析历史实际。只有首先说服了自己的验证结论才能作为真理奉献给人类，这一点无论作为知识还是作为主流意识形态，都是一条无法躲避的必经之路。

　　党史研究的大发展是建立在扎扎实实地对浩如烟海的党史资料进行搜集与爬梳、调研与辨析的基础上，建立对史实的言之有物的归纳和解释基础上，总结出符合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如果教条化、口号化、碎片化研究逐渐普遍化，不但会丧失党史研究的魅力，丧失学科发展的动力和存在的价值，而且这种研究可能还会提供错误信息，造成理论幻觉，对执政党的决策产生误导。

　　中共党史学是一门有关中国共产党产生发展历史的科学，其基本内容不但要揭示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成长发展历史，更为重要的是，这门学科还必须揭示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发展规律。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是中国历史道路中中国共产党如何发挥自身的先进性而引领中国社会不断前进的历史。在党史学的学科建设中，必须以现实的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历史为基本的研究“质料”，对这种“质料”的学术研究过程就是唯物史观的运用过程，因为党史本身就是唯物史观的中国化历史。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为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中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提供了科学理论的指导，奠定了中共党史研究的科学根基。我们不能满足于一方面高喊坚持唯物史观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又不去对唯物史观的内涵作认真细致的研究，对一些迫切需要加以解释的历史与现实问题或作教条化的回答或进行碎片化、口号化研究。唯物史观既是一种世界观，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在党史研究中弘扬唯物史观的科学理性，是中共党史研究者一项义不容辞的时代使命，也是应当侧重努力的方向。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76期，摘自《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