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根本观点和认识论原理，系统地运用于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中，形成了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

　　毛泽东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主要创立者。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总结。1977年7月，邓小平在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时指出：“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两条最根本的东西。”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仅将群众路线作为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一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来定位，还将其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美国长期从事毛泽东研究的著名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也认为，“毛泽东思想中充分阐释了领导者和群众之间诸如此类的各种关系。总的来说，群众路线是贯穿此类关系的核心概念。”

　　无论是与思想路线并列的“最根本的东西”，还是“活的灵魂”之一，以及各种关系中的“核心概念”，说的都是群众路线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价值问题。

　　群众路线发韧于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中

　　群众路线是伴随着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历史进程、思考解决中国革命的出路和基本问题而提出、建立并逐步成熟的。

　　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就提出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他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而如何能够成为“向导”而不失败?他又说到，“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他进而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入手，分析了敌我友的问题，回答了我们要团结依靠谁，到何处寻找力量的问题，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的问题，并回答了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就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最初形态，就是在湘赣边界创造一块红色政权，以形成革命的星星之火。这块最早的根据地，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称之为“工农武装割据”，“创造群众的割据”。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由荆竹山上井冈山前夕，为保证部队能够在井冈山落脚，要求部队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为此他宣布三项纪律来保证，即：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之后，他又宣布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这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最早表述。“红薯”、“门板”、“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和“赔”的问题等等，都是以军纪的形式规定工农革命军不损害群众的利益以及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讲的是军民关系问题。在井冈山根据地初创时期，群众就是通过工农革命军的言行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的。这大大改善了工农革命军同群众的关系，也是工农革命军能够由小到大，在井冈山站稳脚跟的力量源泉。

　　上井冈山两个月后，毛泽东总结攻打茶陵后一直没有做群众工作的教训，明确提出工农革命军应当担负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自古以来，军队以打仗为天职，而毛泽东创造性地将军队的任务拓展为做群众工作。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总结红军存在和发展的经验时提出“红军不是单纯打仗的东西，它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打仗的时间、分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十之比”，足见对群众工作的重视。

　　1929年12月，在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他又进一步总结道：红军“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批评单纯的军事观点以及犯革命的急性病，“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只想大干”的主观幻想。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还开展了土地革命的实践，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土地法，贫苦农民分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通过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农民看到了红军和共产党确实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奋斗的，才能发动群众，他们才会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

　　几十年后，在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回答外宾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经验的提问时，反复强调搞革命要创造自己的经验，并提出“革命单搞军事不行”，不建立根据地，跟群众没有密切联系，单有军队，单会打仗是不行的。可见，群众工作、根据地、党的建设与军队建设等问题，都是毛泽东开辟革命道路的核心问题，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时的独特创造和经验。

　　随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针对如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取得人民群众的拥护，战胜蒋介石的军事“围剿”问题，1934年1月毛泽东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结论报告中，提出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命题。他认为，“组织革命战争和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要“关心群众的痛痒”，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明确党的宗旨问题就是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的价值理念。他把实现我们的任务比作“过河”，但没有桥或船就不能过去，任务就成了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的问题，任务也只能是瞎说一顿”，而桥和船就是实现任务的方法问题。方法就是被他称作“群众化的方式”，而不是“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他还把群众比做“铜墙铁壁”，认为人民群众“是什么力量都打不破的”。

　　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理论的成熟和系统总结概括是在延安时期。他提出“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上论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他更加明确指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他在七大上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二十四年的经验，提出“共产党员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拥护为最高标准”，并将群众路线概括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为此，他提出“有两种团结是必要的：一种是党内的团结，一种是党和人民的团结。这些就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群众路线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部分，成为全党的共识，被写入七大党章。

　　“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

　　践行群众路线，最基本的就是“要同群众的需要和愿望息息相通”，“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时刻注意的”。密切联系群众，就是要做到“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尤其要善于倾听老百姓的“闲话”。

　　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多次向全党讲述了“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的故事，以警示全党。1941年和1942年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最为困难的时期。1940年秋冬，国民党当局搞反共摩擦，停发了八路军的薪饷、弹药和被服等物资，对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断绝外界对边区的援助，使根据地军民生活陷入困境。加之自然灾害侵袭，到1941年上半年，边区发生断粮现象，供应紧张。毛泽东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困境：“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中国共产党面临极端严重的困难和考验。为此，中央决定1941年征粮20万担，比1940年的9万担增加一倍还多，是抗战以来边区征粮最高的数字。加之当时只有盐能与外边交换，而产盐地与交换地点又有距离，于是要求陕北的老百姓运输公盐六万驮。这个办法把老百姓搞得相当苦，怨声载道。

　　1941年6月的一天，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县长因雷击身亡，栓在会场柱子的一头驴被雷劈死。陕北的老百姓就说，哎呀，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当时保卫部门要追查，被毛泽东制止了，他认真反思，开始着手研究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痛下决心采取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精兵简政等多管齐下的办法，以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在实行精兵简政时，甚至仔细计算了多少农民能够养活一个脱离生产的人，以解决“鱼大水小”的矛盾。他总结道：“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他们救国公粮的问题。”他还强调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否则，“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垮台的。”他把处理好“给”与“要”的关系，视为“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

　　对此，邓小平记忆犹新，30多年后在党内讲到这段由征粮过重引发的毛泽东大搞生产运动的故事，他感慨地说：毛泽东“善于从群众的议论当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制定相应的方针和政策。毛泽东一向非常注意群众的议论，群众的思想，群众的问题。”危机和考验成了重要的转机，此举扭转了陕甘宁边区党群、军民的紧张关系，陕北的老百姓由此感到毛泽东是和人民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以陕北民歌《东方红》《绣金匾》等形式唱出了对共产党的深情厚意。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群众，所以能够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同甘共苦，一起克服困难，根本原因也就在这里。

　　什么才是健康的党群关系?

　　走群众路线，目的是要建立健康的党和群众的关系。1944年7月，时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和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重庆记者斯坦因参加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延安采访了毛泽东。他在其所著《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中，记述了这样一段谈话：毛泽东在回答他的提问时谈到，“我们的党员在中国人口中当然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只有当这一小部分人反映大多数人的意见，并为他们的利益而工作时，党和人民的关系才是健康的。”

　　对于怎样建立这种健康的关系，毛泽东有着生动的比喻。他曾把党和人民的关系比做鱼水关系，土地和种子的关系，学生和先生的关系。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谈到学生和先生的关系，他以自己在赣南闽西时期做调查研究的亲身经历讲述要拜人民为师，各个阶层的群众都曾是毛泽东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的先生。他说“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的同志和普通农民。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钱粮师爷，就是我可爱的先生。”我们是民众的学生，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不能成为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他还将人民比做“上帝”，强调“我们要有两种态度，对敌人要用霸道，对人民要用王道，这一条要记得非常牢固。”

　　关于党群关系，毛泽东反复强调“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应该走到群众中间”，“深入群众”，“同群众亲密地结合起来”，“在思想上情感上同人民打成一片”。“要学习群众的语言”等等。

　　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还几次讲述了这样一段被他赞叹为“天下太平”的故事。他说，红军到达陕北后，延安人民对我们的态度就是“敬鬼神而远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觉得共产党虽然很好，他们很尊敬，但是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因此采取了“躲避”的办法。直到经过整风以后，当他看到杨家岭组织的秧歌队与安塞劳动英雄的秧歌扭到了一起，才由衷地感叹“从此天下太平矣!”因为延安的知识分子的秧歌队与当地老百姓的秧歌扭到了一起，正是毛泽东所期盼的党和群众“结合”到了一起，打成一片的具体写照。时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曾这样回忆道;“毛主席和党中央住在陕甘宁边区，不是像住在旅馆里，的确同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1947年国民党重兵进攻陕甘宁边区时，毛泽东撤出延安后为什么决定留在陕北，群众基础好是一个决定的因素。如果没有老百姓的支持，一年多的转战陕北是难以想象的。人民群众对党、对军队爱戴、信任，毛泽东同样对群众也信任。

　　“只要依靠人民，世界上就没有攻不破的‘法宝’”

　　解放战争国共双方的最终对决，就是一场人心向背的较量。在全面战争爆发前夕，蒋介石对付共军的时间表是“一年期削平之”。为什么在蒋介石看来很有把握的战争，会出现不足三年时间南京政府就倾覆的局面?秘密就在于，决定战争胜败的不只是双方的军事、经济、美援等力量的对比，更重要的是人心向背，是民心民力的角逐，也就是说谁能够得到中国大多数民众的支持。

　　在抢占东北的战略部署中，对于如何打开东北局面，毛泽东的法宝仍是争取群众，依靠人民解决问题。他在给东北局和林彪的指示中强调“必须反复教育外来干部，注重调查研究，熟悉地理民情，并下决心和东北人民打成一片”。他还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方法，就是从战争、从群众工作、从土地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从其他一切努力，去增加革命力量，减少反动力量，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其中重要的是充分发动群众，使我党与人民密切地结合起来。只要广大人民的力量增加到我们方面，就会使敌我力量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建立根据地，使敌人无法战胜我们。”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总结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经验时说，“基本的条件是我们代表着人民的希望和方向。”“我们相信，只要依靠人民，世界上就没有攻不破的‘法宝’。”

　　“党是一个核心，它必须有群众”

　　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1956年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党的领导核心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他指出：“领导我们革命事业的核心是我们的党”，但“单有党还不行，党是一个核心，它必须有群众。”党的核心作用体现在全体党员“在人民中间更好地起核心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目的是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不断在思考，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采用的方法不是压服而是说服。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他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由此，“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74期，摘自2013年第34期《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