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最近，和讯网在其网站侧边栏重点推荐一篇博客文章《建国后宋庆龄不能公开的悔与恨》http://shishui159.blog.hexun.com/87546618_d.html，造谣宋庆龄建国后曾多次发表对中共不满言论，这些所谓的言论找不到任何可靠出处，而这篇博文数年前已经在网上流传，主要内容则是来源于2009年第8期刊载的殷之俊的文章《宋庆龄在反右派斗争中的态度》，当年南京大学教授奚兆永同志曾专门撰文对殷文内容逐一进行批驳。无奈奚兆永教授的文章无法在中国的主流媒体上发表，只能发表在影响力有限的部分民间网站。中国近年舆论失控和意识形态错乱愈发严重，遂使历史谣言能够堂而皇之地在各大门户网站传播，而澄清历史真相的文章却淹没无声。现将奚兆永同志的文章转载如下。

驳《炎黄春秋》殷之俊文散布的谎言

——关于宋庆龄在新中国历次运动中的态度

奚兆永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60年前为创立新中国而奋斗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差不多都已去世，但是人民并没有忘记他们为此而做出的丰功伟业。其中作出最伟大贡献的当然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缔造者;同时也包括无数的仁人志士，而其中首先要提到的就是宋庆龄。宋庆龄作为中国革命伟大先行者孙中山的夫人，从上世纪20年代起就与共产党一道，反对蒋介石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背叛，为建立新中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宋庆龄在新中国建立后一直担负着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最后还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光荣称号。《炎黄春秋》出于对新中国的仇视，不仅大反毛泽东，还对宋庆龄这样一位深受国人尊敬的革命家和国务活动家大加歪曲，一再散布谎言，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看来，《炎黄春秋》是很相信德国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名言”——“谎言只要重复一百遍就会成为真理”的。他们最近又故伎重演，在《炎黄春秋》第8期发表了殷之俊的文章《宋庆龄在反右派斗争中的态度》，希图证明宋庆龄对于反右派是持有不同政见的。这里就让我们揭开殷文所引用的那些所谓“史料”，看看这些东西究竟是事实，还是谎言?

　　一、殷文所谓的“史料”其实不过是谎言

　　殷文说，“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是当代中国的重大政治事件。由于种种原因，迄今为止，对有关宋庆龄与1957年反右派斗争这一问题的专题研究文章几乎没有，有的宋庆龄传记著作谈及此事只是说几句皮相之论。本文根据笔者近年来搜集到的史料，探索宋庆龄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的态度。”

　　研究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当然离不开“史料”，但是，这些“史料”必须是真实的，可靠的，经得起检验的，否则这一类“史料”就不能说明任何问题。那么，殷文所搜集的“史料”又是什么样的货色呢?

　　我们发现，殷文所引用的说明其观点的“史料”可以说只有两处是出自宋庆龄之手的第一手的“原料”，而且也都被做过了手脚，而其他的所谓“史料”不是一些经过几次转手的“次料”，就是一些子虚乌有的假货。这些材料的大部分都没有注明出处，其真实性非常可疑;个别材料虽然注明了出处，但是反映的也只是他人的观点，并不能证明其是宋庆龄的观点。就这样一些所谓的“史料”又怎么能够说明问题呢?

　　具体来说，殷文引用了宋庆龄在反右斗争期间公开发表的两篇文章：一篇是1957年6月21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使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一篇是发表于1957年7月13日《人民日报》上的《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但是，文章在引用时却做了手脚：在引用宋的第一篇文章的那部分将小标题写为“反右斗争前，周恩来将这次运动的要求、目的向宋庆龄作了通报，6月21日宋庆龄发表《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使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一文;在引用宋的第二篇文章的那部分将小标题写为“随着反右派斗争打击面越来越扩大，宋庆龄想不通了，她写了《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一文”。经过这么一“加工“，给人的印象是：宋庆龄之所以写6月21日那篇文章，是因为周恩来向她作了通报的结果，而不是她的本意;而她之所以写7月13日那篇文章，是因为她对反右派想不通，认为反右派斗争打击面太扩大了。其实，关于整风运动的情况，刘少奇早在四月下旬就已经向宋庆龄做了通报，而周恩来和刘少奇一道探望宋庆龄是发生在此事之后不久，时间仍在四月份，当时还根本谈不上反右派的问题。显然，人为地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是毫无道理的。6月21那篇文章的反右锋芒是如此明显，以致殷文也不得不承认“开始宋庆龄对反右派斗争是赞成的”，而这和他后面一再引用的所谓“我想了两个月，还是想不通”显然是自相矛盾的。至于7月13日那篇文章，实际上是宋庆龄根据毛泽东6月19日正式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对反右斗争所做的更深入的理论分析，其中涉及《正处》里讲到的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样一些问题。通观全文，矛头显然还是非常明确地指向右派分子的。宋庆龄在这篇文章里写道：“有一种判定的标准：是否符合六亿人民的利益和有利于社会主义?我们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一切，这个标准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部分正确的?什么是完全错误的。利用这个标准，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有少数人企图转移‘整风运动’、‘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真正教育作用和纠正错误的作用。他们要利用这个运动来使我们的新的政治制度和我们国家的基础发生动摇。他们把攻击集中于为全体人民找出和开辟道路的共产党在我们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例如，有人倡议‘政治设计院’，其目的是要把它超越于共产党和全体人民所选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两种领导机构之上。有些人使用了不可宽恕的方法，例如歪曲若干历史事实。同时反动分子对坚决站在共产党一边的非党人士进行了恐吓。他们用了匿名信和和其它卑鄙的手段。这种做法引起了普遍的愤慨和憎恶。”她愤怒地驳斥道，“这些言论和手法在我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中所引起的反映，充分说明这少数人推销他们货色的市场是小得可怜的。有些反动分子说，八年来中国‘一事无成’，或是说‘一团糟’。生活本身就给予了驳斥!饥饿、贫困、孱弱的旧中国一去不复返了，这是怎会发生的?难道这些人的眼睛瞎到了这般地步，以至于连我们国外的最凶恶的敌人也不得不勉强承认的进步他们都看不出来吗?反动分子的谎言所激起的愤怒是不难理解的。依我看来，人民出来说话，把事情搞个清楚，是完全正确的。”(《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9-280页)在这里，宋庆龄说到反右斗争是“不难理解”，“完全正确”，而绝不是殷文说的是什么“不理解”和“想不通”。

　　至于殷文所引的别的所谓“史料” 就更成问题了。比如所引的陈敏的《金色的凤凰》一文，看其题目好像是一篇散文，而作者似乎是一个作家。但是，作家这个职业是最容易出名的，但是陈敏这个名字却不为人们所知晓，甚至上互联网也查不到这样一个作家。据殷文说，此文是为纪念宋庆龄诞辰110周年而发表于2003年1月28日《人民日报》的。我查了那天的《人民日报》，文章发表在第15版，在此文之前有一篇胡启立写的《那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胡文前有一段“编者的话”：“今年1月27日是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诞辰110周年。宋庆龄同志的一生，是为国为民、为人类进步事业不息奋斗的一生，是不断追求，不断探索，不断认识新事物、接受新思想，紧随着时代脚步不断前进的一生。为了纪念这位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继承她的革命遗志，弘扬她的伟大精神，全国政协副主席、宋庆龄基金会和中国福利会主席胡启立同志撰写了这篇文章。”编者只提胡文而不兼及陈文，这就告诉我们，陈敏的《金色的凤凰》只是作为胡启立那篇文章不够整版篇幅时做的一个补白，编者显然没有将其与胡文同等看待。但是，就在这篇编者似乎并不看重的文章里却一下子“披露”了宋庆龄的许多重要信息：“对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左”的错误不断提出意见。她不避‘要代表资本家讲话’和是‘民主革命时期同路人’的嫌疑，向毛泽东质疑‘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1957年，她又写信给党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对反右运动，‘我想了两个月，还是想不通。’‘文革’中，宋庆龄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前后写了7封信，表达对“文革”的不理解和反感。1980年11月，她给党中央写了她一生最后的一封信：‘一、国家要振兴恢复元气。这是一次大好时机。二、要总结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创伤。三、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陈敏：《金色的凤凰》，《人民日报》2003年1月28日第15版)殷文引用了其中的大部分，而1980年11月份的三句话没有引。人们不禁要问：这陈敏究竟是何许人也?他怎么有这么大的权力能够“披露”中央的档案?不过，从其“披露”的内容和宋庆龄当时发表的文章极不符合的事实来看，这个所谓的“披露”是非常可疑的，是断然不能相信的。在这方面，殷文认为,“《人民日报》具有权威性、严肃性，它刊登的有关党和国家领导人生平的文章，讲究言必有据。”我们说，《人民日报》的报格确实是很高的，人们也确实很信任《人民日报》，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就不能排除会有别有用心之徒钻《人民日报》的空子，打“檫边球”，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人们不是喜欢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不能搞迷信和盲从，而应该用事实来检验它的真伪才是。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殷文提供的所谓“史料”里，还有“2005年出版的著名理论家吴江先生的回忆录《政治沧桑六十年》中对宋庆龄1957年给党中央的信”所作的“更详细的披露”：“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的人士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年青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吴江：《政治沧桑六十年》，兰州大学2005年版，第69-70页)吴江的大名当然有不少人是知道的，但是，他怎么可以“披露”中央的档案呢?而且，他作为一个“著名理论家”当然应该懂得“引文要注明出处”这个理论工作最起码的规矩，为什么竟然如此不负责任地在没有出处的情况下乱加引用呢?更重要的是，他的这些“披露”和宋庆龄公开发表的文章直接相抵触，人们究竟是相信你吴江呢，还是相信宋庆龄本人发表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的文章呢?答案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总之，殷文所提供的“史料”是一些来路不明的东西，完全经不起事实的检验，我们只能把它视为某些人别有用心制造的谎言而加以否定;如果《炎黄春秋》继续宣传这类谎言，那只能被看作是对宋庆龄的刻意歪曲和恶毒污蔑。

　　二、宋庆龄在新中国历次运动中的态度

　　我们知道，宋庆龄是一位政治热情很高而且非常积极能干的国务活动家。人们经常可以从报纸和新闻纪录片里看到她在国内外所进行的各种国务活动和开展的人民外交。她还是一位写作高手，常有一些具有独特文风的政论文章在报纸和刊物上发表。实际上，她对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的看法至今都不难从她的文集、书信集以及有关报刊里找到。但是，一些“研究者”对于这些属于第一手的重要的文献资料却无动于衷，熟视无睹，不去阅读，不去研究，不去利用，却热衷于所谓的“内部档案”的“披露”。当然，这是一个选择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态度问题。一些人不是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而是从“对我有利”、“对我有用”出发，对于一些所谓的“史料”不加分析，不作鉴别，刻意求新，其结果只能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谬种流传，毒害社会。这绝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也绝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

　　宋庆龄的好友、她生前就已经确定的传记作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其所著《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中说：“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她怎样看待各种政治上的变化——这个问题在有关档案公开和完成研究之前，只能从侧面加以判断。对于一些措施和政策，她公开发表过文章，热忱支持，以后即使档案公开，大概也不会发现她有过严重的保留意见。”(爱泼斯坦：《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37页)我认为，爱泼斯坦此话是说的很对的。

　　可是，陈敏在《金色的凤凰》一文中却说，“对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左”的错误不断提出意见。她不避‘要代表资本家讲话’和是‘民主革命时期同路人’的嫌疑，向毛泽东质疑‘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在陈敏看来，宋庆龄好像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对新中国的大政方针 “不断提出意见”。吴江在他的那本书里也说，“1955年11月，宋庆龄给毛泽东写信道：‘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障工商业者及其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意见对共产党的政策措施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吴江所说也大同小异，一个意思。

　　这显然不是宋庆龄对新中国建立后一些重大问题的真实的态度。

　　在这方面，我们看到，宋庆龄曾于1951年国庆节写过一篇《伟大的中国的三大运动》，对新中国初期的土改、镇反和抗美援朝三大运动给与了高度的评价。文中说，我们“发动了一系列的群众运动，其规模、范围和成就都是中国的悠久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巩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并且为未来的进展准备了基础》”(《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62页)

　　同样，对于1952年发动的“三反”和“五反”运动，她也是积极拥护和大力宣传的。她在8月20日写给爱泼斯坦的信里说，“我认为我们刊物(指《中国建设》——引者)对于这一重大主题的报道到现在为止还不够充分。”(爱泼斯坦：《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28页)

　　对于某些人认为宋庆龄否定的社会主义改造，那就让我们看她自己是怎么说的吧。

　　早在1950年1月1日，她在为《解放日报》写的题词里就说，“我们已经实现了新民主主义，使今年的新岁愈加显得喜气洋溢。但仍应拿刻苦耐劳的新精神从事于新中国的建设。”(《宋庆龄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9页)所谓“已经实现了新民主主义”，就是说新民主主义是已经实现了的目标，而不是有待实现的目标。有待实现的目标是什么?那无疑是社会主义。当然，还有一些新民主主义的任务还需要继续完成，但是，取得政权毕竟是推翻三座大山的根本标志。在《共同纲领》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目标，但是，它的有关经济政策的规定，特别是有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公私合营经济的规定都已经非常清楚地昭示了社会主义的前途。作为一个立志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革命家，她对此显然有非常清楚的认识。而在1954年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更把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庄严地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作为这次会议选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无疑是赞成这部宪法的，她怎么可能会在1955年11月致信毛泽东说什么“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呢?而且，1955年11月的宋庆龄正在忙于做出访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准备，怎么会在这样的时候提出关于工商业改造的问题来呢?事实上，就在第二年，宋庆龄在党的八大会上所做的致词里就说，“中国人民积了几十年惨痛的经验教训，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很快解脱了帝国主义的束缚，消灭了封建主义，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经过两次革命，我们已经推翻了那人吃人的剥削制度而站立起来。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再一次树立了一个伟大的里程碑。我们要感谢不断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共产党，没有党的领导，我们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她还说，“目前正在继续发展中的高级生产合作社，已经把土地所有制改变了。正在继续发展中的公私合营企业，已经把所有制基本上改变了。国营事业和各种合作社，更在那里打下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5、236页)语言是如此肯定，怎么能够说宋庆龄是不赞成对工商业改造的呢?

　　至于一些人所一再提到的宋庆龄对于反右派斗争的态度，我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已经进行了反驳，这里想再引用宋庆龄为1957年国庆节写的《中国的光明前途》一文中有关反右派斗争的一些论述：

　　“最近几个月来，我们看到右派对我们国家结构的基本概念，对共产党在我们全国人民争取社会主义的努力和愿望方面的领导发动了进攻。这些右派分子看错了我国的情况和形势，完全利令智昏了。他们认为，他们能把我国人民带回到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的时代。他们很快就知道了，我们越过的那个时代已经永远一去不复返了。我国人民的队伍是巩固的。生活的事实和党在这些年来给我们的教育使我们看穿了右派分子的歪曲和阴谋。因而，我们揭露了他们并且粉碎了他们。这本身就是一个教育过程，一场必要的政治斗争——为了保护我国的独立、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社会主义的实际建设而必须经历的一场政治斗争。

　　“大多数人民的这种警觉性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它进一步巩固了我国人民的团结。我们在政治方面、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都比以前更强大了。这些国内外希望我们‘灭亡’的可怜的政客们最好醒悟过来，看看现实吧。

　　“我们是不是已经发展到顶点了呢?不，这样想，自满起来，是愚蠢的。党还教导我们要谦逊，要承认我们的缺陷、缺点和错误。有缺陷，我们就必须努力加以补救。有缺点和错误，我们就必须勇敢地改正，并且从中学习。今天，我们全国范围内都是这样想的，这就是我们会取得不断进步的一个保证。”(宋庆龄：《中国的光明前途》，《人民日报》1957年10月1日)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宋庆龄从1957年6月反右斗争开始直到10月斗争告一段落，始终是立场坚定、态度鲜明的。在此期间，她在《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三篇文章，对于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了有力的回击。把她说成是对反右派“不理解”、“想不通”的，这能说得通吗?值得一提的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宋庆龄、郭沫若、沈雁冰等党外人士非常信任，让他们三位参加了由毛泽东任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一起到莫斯科参加苏联共产党和最高苏维埃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并且还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宋庆龄还担任了中国党政代表团的副团长。这样的礼遇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如果宋庆龄在反右派的问题上与党中央、毛泽东存在严重分歧的话，这可能吗?

　　紧接着1957年的反右斗争，是1958年的大跃进。对于大跃进，宋庆龄也是热烈响应和坚决支持的。她在《解放十六年》一文中写道：

　　“自从1953年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直在飞速进行。我们已经完成了两个五年计划，第三个五年计划正在制定。我国的工业化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特别是自1958年党号召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以来，这方面的成就尤为显著。工业性在正在合理地发布在全国各个地区。今天，中国除了能生产普通机床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外，还能制造各种精密的、重型的、自动化的、半自动化的和特种机床，并以多种成套的的机器来装备机械厂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工厂。

　　“也是在1958年，全国农村成立了人民公社。这是一种在高今夜生产合作社的基础是发展起来的、新型的社会组织。它实行工、农、商、学、兵相结合，既组织生产，又安排社员生活。公社的行政管理机构与农村的基层政权合而为一。人民公社仍然实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目前，生产队(有时是生产大队，即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所有制是基本的所有制，但也有一部分是公社所有制，它包含着全民所有制的成分。”(《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低63页)

　　这里显然表示了她对于1958年共产党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充分肯定。1958年10月18日，她还亲自视察上海郊区的“七一”人民公社，在那里和社员同吃(在公社食堂)同劳动(摘棉花)，并且参观了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和保健站。临别时她在田头对社员说：“今天虽然只看到了公社的一部分，但已经看到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宋庆龄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4-1555页)不仅如此，她甚至还和工作人员在她的北京寓所后院进行“土法炼钢”。(爱泼斯坦：《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28页)应该说，宋庆龄虽然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但是她相信毛泽东和共产党却是非常真诚的。

　　最后，要说一说一些人一再宣扬的她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无论是陈敏还是吴江，都说她写了七封给党中央的信，表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和反感。但是，他们却举不出其中哪怕是一封信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显然，所谓的“七封信”不过是一个谎言而已。

　　在这里，还是让我们来看看宋庆龄在文化的革命期间的一些情况吧!

　　1966年4月29日致信李云：“我昨天会见了阿尔巴尼亚贵宾，在和谢胡同志亲切交谈中，谈到了两国革命和建设方面的重大成就，也谈到了如何培养下一代在革命化道路上的健壮成长。”并谓：“阿尔巴尼亚是一个革命的战斗的的社会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人民是不畏强暴、不怕困难、坚持革命原则的人民，他们在劳动党的正确领导下，一直挺立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最前哨，这次党政代表团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我们不仅要热烈的欢迎他们，同时也要很好的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宋庆龄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03页)

　　1966年8月24日致函格雷斯·格兰尼奇，信中说，“你一定看到了所有关于这里发生变化的报道——一次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运动正在进行，它将确保修正主义的魔影不论现在还是今后都不可能实现。”信的末尾还说，“这里的生活非常有意思。为什么不来看看我们呢?”(爱泼斯坦：《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的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89、590页)

　　1966年9月24日致信罗叔章，谓：“请你把红卫兵对我的大字报借给我看，并总理为我支持的话，因为上次你借给我看的，没有包括在内。你怕我不开心是么?我看到对我的批评不会主观。如果我有不对的地方我要知道，以便改掉不好的作风。如果不知，那怎么改掉呢?”(《宋庆龄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57页)

　　1967年5月 5日，在致罗叔章的信中说，“谢谢你给我看的大字报。特别有兴趣的是江青同志一篇讲话，我应当向她学习。”(《宋庆龄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7页)

　　1968年2月13日在给美国历史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欧文·拉铁摩尔的复信中说，“我饶有兴趣地获悉，正是由于对中国有如此大的兴趣，才使你支撑着一个范围广泛的研究课题。当然，那些教学工作者还有一个观点问题。我们认为，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其阶级内涵。因此，如何表述这些事件，也必须基于阶级分析。”信中还说，“我真的希望在英国有人能看清楚中国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并以西方人能够理解的语言去解释(我相信有这样的人)。我希望你和你的同事们在这方面取得成功。”(同上，第1721页)

　　1970年8月11日在给廖梦醒的信中说，“近来我的邮件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二三月间国外寄来的航空信，我两天前刚收到!更令人恶心的是，邮局里的一些坏家伙把一些反面的口号和漫画夹在我的信里。信封看上去没有拆开过。那些来信的朋友绝不会把这样可鄙的宣传品寄给我。干这种坏事的罪犯一定是隐藏在香港、广州或这里的一些敌人。因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同上，第1734页)

　　1971年11月11日，写信给正在摩洛哥养病的斯诺说，“对于9月13日的飞机失事事件不作任何评论是明智的，因为尽是些揣测之词，人不可能做说瞎话的预言家。你不说话，我就放心了。就是那些在内层的人也不知道详情。……真是个无赖!没有一个人会想到他会扮演这样的角色，他不已成了指定的继承人了吗?!只有时间会透露你现在还不知道的事情。”(爱泼斯坦：《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11页)

　　1972年1月，宋庆龄在《中国建设》上发表《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一文。文章列举新中国二十多年来在各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说明是由于中国和亚洲的新时代把美国总统尼克松带到了北京。文章说，“美国总统宣布要来北京访问的消息，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动。在朝鲜战争期间，他极力主张轰炸中国，而现在，他又准备和中国领导人展开对话。尼克松总统在他当选的前一年曾在一篇文章中声言：‘任何一项美国对亚洲的政策都迫切需要正视中国的现实。’”文章在论及中国的现实是什么时写道：22年来，“中国共产党，一个言行一致的党，领导了中国人民建设起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和国 ，并且，中国人民现在正在与世界各国为和平和繁荣而英勇奋斗的人民，并肩战斗，互相支持，一个新的时代，人民的时代，正在开始。”文章还说，“今天，在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制度下，工业生产完全是为人民谋福利的。”“今天的人民军队在各种社会活动中都起着支援的作用。”“在中国人民中间，到处都洋溢着团结的气氛，到处都可以体会到团结的感情。”“正因为中国的国内政策是为人民服务，它的对外政策也是为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的。”(《宋庆龄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48-1749页)

　　从以上所列举的这些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到，也如她以往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毛泽东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历次运动一样，她对于毛泽东所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也是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的。所谓她给党中央写了七封信，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和反感”显然不符合事实。虽然文革中出了林彪和四人帮，但是，她对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从未发生动摇。她在1977年2月9日写给爱泼斯坦的信中说，“毛和周的路线坚不可摧，这使我欣慰!他们两位都是如此具有远见，即使是‘可怕的四人帮’也休想使我们转向，哪怕只有一天!”(《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41页)她特别崇敬毛泽东，认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列主义导师”，她说，“我在重庆初次和他会见，就感到他不但是一党的领袖，并且是全国人民的导师，他思想敏锐，识见远大，令人钦佩。”她称毛泽东 “是一位目光远大、举世无双的领袖和导师，他是伟大事业的引路人”。(《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41页)她也很尊敬周恩来。她认为，“在中国共产党内开展的反对形形色色的右的和‘左’的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周恩来始终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积极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和错误路线。”“周恩来是毛主席的主要助手，协助毛主席建设了人民政权，医治了内战造成的创始，进行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斗争，开展了农村的土地改革，建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并且照这个基础上，发展了中国的工业。”(同上，第533页)她对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态度显然与她对毛泽东的崇敬有关，当然更与她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有关。

　　三、关于所谓的宋庆龄给党中央的“最后的一封信”

　　在陈敏和吴江所“披露”的所谓材料里，都有所谓宋庆龄1980年11月给党中央写的“她一生最后的一封信”。不过，两种版本有所不同：陈敏版是讲了三条意见：“一、国家要振兴恢复元气。这是一次大好时机。二、要总结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创伤。三、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而吴江版则是两条意见，没有所谓第三条意见。

　　这封所谓给党中央的“最后的一封信”也如所谓的其他的给党中央的信一样可疑之处甚多。

　　首先，从形式上来说，宋庆龄是一位很有修养的人，她给人写信总是很谦逊，很尊重对方，更不用说是给党中央写信了;但是，我们看陈敏和吴江所“披露”的这些信却不是这样。在这里，宋庆龄成了一个目空一切的人，她君临于党和国家之上发号司令：“国家要”如何如何，“要总结”什么什么。这像宋庆龄写信的口气吗?还有，由于她和孙中山是夫妻关系，因此她在文章里讲到孙中山时都是直呼其名，从未称其为“国父”，但是，这封信却说“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这是宋庆龄的语言吗?

　　更重要的是，从内容上来说，此信据说写于1980年11月，当时国家所面临的显然已经不是什么“恢复元气”的问题。而就在两个月前，她在《序〈鲁迅画传〉》中写道：“今天，我们的航船虽然已经驶入宽阔光明的江面，但是谁也不能说不会遇到惊涛骇浪。此刻，人们会很自然地更加怀念鲁迅先生——这位不顾任何牺牲去捍卫人民的利益，敢于向一切陈腐的旧事物挑战，顽强地追求进步、追求人类解放的‘真的猛士’。”(《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08-609页)这才是宋庆龄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所最最关心的问题。

　　至于提出“要总结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创伤”，那也根本不像宋庆龄的思想。如我们在本文第二部分所论，宋庆龄从未否定建国以来的历次运动，她总是抱着积极的态度对待这些运动。她在给斯诺的信里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我必须重头再做一遍的话，我仍然会按同样的路子生活，因为落后的东西自己是不会消失的，而必须用剧烈的斗争去消除。”(爱泼斯坦：《宋庆龄——20世纪伟大的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21页)这才是宋庆龄的本来面貌：她是一个坚忍不拔、勇敢顽强，不知后悔为何物的大无畏的战士，是一个真正的一往无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这个“最后的一封信”之可疑，还在于，1980年11月时的宋庆龄虽然疾病加重，但是她的思想仍然非常活跃。她继续写文章，继续和友人通信，别人怕她过早逝世而向她核对一些历史事实，请她题词写序，或与她合影留念，而她自己仍然十分乐观，还幽默地对这些人加以嘲讽，并盼望着自己能够正常工作，这样的一种心态以及如此繁忙的活动使她也不会想到要给党中央写这样一个带有遗嘱性质的“最后的一封信”。而宋庆龄在1980年11月以后写了许多信，甚至在1981年3月5日还在病床上给童小鹏写了回信，3月8日又致函沈粹缜，3月12日还复函《中国建设》杂志社的全体同志。(《宋庆龄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2-1993页)如果要说“她一生中最后的一封信”，应该说，那是她在所谓8月11日的半年后，也就是去世前半个月的1881年5月14日写给少年儿童的《我的心和你们一起跳动——致‘六一’儿童节》。(《宋庆龄书信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26页)在这些事实面前，某些人所谓的“她一生最后的一封信”这个说法还站得住吗?

　　值得注意的是，殷文虽然散布了从陈敏和吴江那里来的的一些谎言，并为他们作了辩护的说明，但是，对他们“披露”的这个“最后的一封信”却一字也没有提及。是因为殷文是专讲“宋庆龄在反右派斗争中的态度”吗?看来不是。因为殷文也引用了他们“披露”的关于“改造工商业”和文化大革命的“七封信”;是因为怀疑这个“最后的一封信”的真实性吗?似乎也不像，因为其他“史料”的真实性也同样很值得怀疑啊!究竟是什么原因，恐怕也只有作者自己知道了。

　　不过，谎言毕竟是谎言，事实终究是事实。纸写的谎言又怎能抵挡得了铁铸的事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