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化外部危机为本国经济建设契机及其启示

商务部研究院  梅新育

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也是其不可消除的痼疾﹔而只要各国之间没有实现完全的经济一体化﹐经济周期就不可能完全同步﹐政治和社会变动又将进一步加剧各国经济周期不同步。在存在经济周期不同步的情况下﹐对于没有陷入危机或受危机传染甚微的国家而言﹐现实和潜在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危机就是可资利用的契机﹐因为对方在危机压力下将不得不放低姿态﹐减少要价。目前﹐全世界已经笼罩在19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阴影之下﹐我国发达的出口制造业也遭到了冲击。然而﹐只要我们把对外经贸的思路从单纯的出口转向包括进口﹑从单纯的引进外资转向包括对外投资﹐我们就会发现﹐外部危机也为我国经济建设提升层次创造了契机﹐这一点在突破西方对华出口管制﹑扩大进口其先进技术和设备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在化别国经济危机为本国发展契机方面﹐苏联曾经以主动的姿态创造过非常成功的经验﹐这些经验曾经对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发挥了重要启迪作用﹐在1978年11月10日~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向与会者印发了〈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等材料﹔时至今日﹐有了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我们回顾这些史实时认识当可更加深入。本文旨在简述﹑总结苏联在此方面的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就我国如何利用当前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的契机﹑以及在更长时间跨度上如何利用经济周期不同步的机遇提出一些意见。

一﹑苏联高速工业化及外部资金和技术在其中的作用

“社会主义不是一种资本主义以外的阶段﹐而是对它的替代 — 一种没有分享工业革命的国家能够效仿工业技术成就的手段﹐一种在不同的竞争规则下取得迅速积累的手段。”[1] — 发展经济学先驱之一﹑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之所以对社会主义下了这样的定义﹐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在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之后全力以赴推进工业化﹐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辉煌成就﹐在不长时间内就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成了主要工业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工业化大国。

沙皇俄国在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面前穷凶极恶﹐在西方国家面前却十足是个经济落后的“泥足巨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革命前俄罗斯帝国的落后状况作了如此描绘﹕“革命前的俄国按领土来说﹐在世界各国中占第一位﹔按人口来说占第三位（仅次于中国和印度）﹐按工业品总额来说﹐占世界第五位﹐占欧洲第四位。它拥有的现代化生产工具﹐等于英国的四分之一﹐德国的五分之一﹐美国的十分之一。在国内重工业的主要部门中﹐外国资本家主宰着一切。”[2] 即使在技术层次较低的采掘业﹐也有很大一部分控制在外国资本手里。19世纪末﹐俄罗斯帝国87％的煤炭出自顿巴斯﹐而法﹑比﹑英国资本在顿巴斯矿业扮演了重要角色﹐以至于赫鲁晓夫后来回忆年青时的顿巴斯工人生活时说法是﹕“我在德国人的工厂干过活﹐也在法国人的矿上工作过﹐还在比利时人的化工厂里待过。”[3]

就总体而言﹐正如19~20世纪之交俄罗斯帝国最著名国务活动家谢‧尤‧维特伯爵评定的那样﹐俄罗斯帝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截至1913年﹐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品产值仅占40％强﹐工业品产值中现代工业﹑生产资料所占份额甚微﹐生产资料只占三分之一﹐机械制造业只占6.8％。[4] 正因为如此﹐帝俄时代的知名诗人尼‧阿‧涅克拉索夫为之喟然长叹﹕“俄罗斯母亲呵！你贫穷而又富饶﹐强大而又软弱﹗”[5]

给苏维埃政权雪上加霜的是﹐在连续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中﹐如此薄弱的现代工业基础又遭到了严重破坏。1920年国内战争结束时俄国工业产值仅相当于战前1913年的13.8％﹐其中﹐生铁产量为2.4％﹐棉纱为5％﹐食糖为6.6％﹐植物油为3.4％﹐[6] 农业总产值也比1913年减少了三分之一。[7] 自然条件﹑地理区位和产业基础较好的波罗的海地区﹑波兰﹑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分离或被割让﹐进一步撕裂了俄罗斯原有的经济体系。直到苏联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计划编制者们对苏美经济差距的评估仍然高达50年﹕“如果把我们1927~1928年间的国民收入和资本能力的指标与美国相比﹐以便对我们现时和先进国家的差距有一个概念﹐那就是我们落后美国50年。”[8] 比规模差距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技术差距﹐如在农业生产中仍广泛使用木犁。1927~1928年﹐苏联在经济形势较好的情况下发生了谷物收购危机﹐在探讨解决粮食问题的出路时﹐斯大林曾指出﹐当时苏联使用的木犁至少有五百万部﹐只要把这些木犁换成铁犁﹐就能大大增加粮食产量。[9]

经济与科技落后令罗曼诺夫王朝末期的俄罗斯帝国在与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战争中迭遭重创。明治维新晚于彼得大帝改革170年﹐日俄战争中俄国却惨败得令全世界瞠目不已﹔曾几何时﹐普鲁士之辈德意志诸侯国不过是托庇于俄罗斯帝国的附庸﹐而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与高度工业化的德国甫一交手﹐其全面落后状况便暴露无遗﹐《静静的顿河》等众多俄苏文艺作品对此作了生动的描绘﹐更在被迫与德国签定《布雷斯特条约》城下之盟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层脑海中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倘若再回顾克里米亚战争败于英法﹐西方列强在日俄战争中大力支持日本﹐[10] 一战中对俄罗斯利用多于帮助﹐内战中借机掠夺和削弱俄罗斯。……这一系列痛苦的历史必然令任何一个具备国际视野的俄罗斯爱国者分外警惕﹐突破于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环节的现实社会主义因此从一开始就带上了浓烈的“赶超”色彩﹐追赶先进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现实社会主义政权立足后的中心使命。

十月革命前夜﹐列宁就强调﹐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超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俄国生死攸关的大事。“革命所已经做到的﹐是俄国按其政治制度来说﹐在几个月以内就赶上先进国家了。但是这还不够。战争是铁面无情的﹐它斩钉截铁地提出问题﹕或是灭亡﹐或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11]

与列宁的上述论点一脉相承﹐1931年2月14日﹐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斯大林提出著名的“落后就要挨打”命题﹐满怀焦灼地向全体共产党员和苏联人民呼吁﹕“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50~100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12] 其后﹐他进一步说明﹐“我们不能知道帝国主义者究竟会在哪一天进攻苏联﹐打断我国的建设。他们随时都可以利用我国技术上经济上的弱点来进攻我们﹐这一点却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党不得不鞭策国家前进﹐以免错过时机﹐而能尽量利用喘息时机﹐赶快在苏联建立工业化的基础﹐即苏联富强的基础。”[13]

表~1﹕苏联和法西斯国家的赛跑

年份	苏联	德国﹑日本
1923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工业问题》决议。 1923年夏﹐全俄农业和手工业博览会在莫斯科开幕﹐成为内战后国民经济恢复的标志性事件。	1923年10月﹐德国萨克森和图林根社会主义革命遭到镇压﹐标志着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主张的“世界革命论”失败﹐斯大林所主张的“在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论”更为切合实际。 11月8日﹐希特勒发动啤酒馆政变。
1924	1924年2月﹐捷尔任斯基就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1924年初完成币制改革﹐苏维埃政权第一次有了系统全面﹑切合实际的预算计划。	道威斯计划从1924年8月30日开始实施﹐德国经济由此较快复苏。
1925	1925年夏﹐斯大林在与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员谈话时断言﹐尽管会遇到严重困难﹐但苏联仍然能够在资本主义包围条件下不依靠外来贷款发展大工业﹐实现国家工业化。 1925年12月﹐联共（布）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实现工业化为全党全国当前中心工作。	1925年秋﹐希特勒出版《我的奋斗》第一卷。在第一卷和翌年完成的第二卷中﹐希特勒明确声称将苏维埃俄罗斯作为侵略掠夺和种族灭绝的主要对象﹕“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必须努力消灭我国人口和我国面积之间的不平衡状态”﹔“我们国家社会党人……要继承我们在六百年以前中断了的事业。我们要中止日耳曼人不断向南和向西的移动﹐而把我们的目光转向东方的土地。今天我们来谈欧洲的土地﹐我们指的首先只能是俄国和它的藩国。”
1926	1926年1月﹐斯大林发表〈论列宁主义问题〉﹐首次系统陈述“在一国首先建设社会主义”理论﹐为苏联工业化战略奠定了理论基础。	希特勒完成《我的奋斗》第二卷。纳粹党员人数从1925年底的2.7万人上升到4.9万人。
1927	1927年12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在一国首先建设社会主义”理论。	纳粹党员人数上升到7.2万人。 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提出〈田中奏折〉﹐企图征服整个东亚﹑中亚﹑北亚的野心暴露无遗。
1928	1928年10月﹐苏联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当年苏联工业在世界工业中的比重从1913年的2.6％提高到4.7％。	纳粹党员人数上升到10.8万人。
1929	1929年4月﹐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	杨格计划于1929年6月制定。 华尔街金融危机迅速波及高度依赖美国资本和对外贸易的德国经济。 纳粹党员人数上升到17.8万人。
1930	鉴于国际局势恶化﹐联共（布）中央决定追加钢铁和有色金属﹑拖拉机﹑汽车﹑农机等部门的生产任务和建设项目﹐相应增加对重工业的投资。 进出口额达到73亿卢布。	海牙会议通过杨格计划﹐削减德国赔款﹐废除协约国对德国的直接经济财政控制﹐协约国继续对德国提供贷款13亿马克﹐从德国莱茵区撤走占领军。 在1930年9月14日选举中﹐纳粹党跃居德国国会第二大党。
1931		金融危机深化﹐达姆斯达特银行于7月13日倒闭﹐致使德国政府命令全国银行暂时停业。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
1932	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超额完成﹐其中重工业完成127.6％﹐机器制造业完成157％﹐大工业（标准工业）总产值达343亿卢布（1926/1927年价格）﹐比1928年增加1.2倍﹐国民收入增加82％﹐职工年均工资增加一倍多。	1932年7月﹐洛桑会议实际宣布中止德国赔款﹔31日﹐纳粹党成为德国国会第一大党。
1933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获任德国总理。3月23日﹐德国国会通过《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授予希特勒包括立法﹑缔约﹑修宪等几乎全部独裁权力。
1934	在1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斯大林提出﹐1929~1933年大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矛盾激化﹐资本主义国家酝酿新的世界大战。 斯大林在接见冶金工作者代表团时提出“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 9月﹐苏联加入国联。	1934年7月﹐纳粹党卫队在奥地利发动政变﹐刺杀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8月﹐德国总统兴登堡去世﹐希特勒接管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权力﹐并要求全军对其个人宣誓效忠。 德国开始扩军备战﹐Wehrwirtschaft（战争经济）一词亦随之出现。
1935	苏联先后与英﹑法﹑捷修好﹐7月13日与美国签署贸易协议。 德国占苏联进口总额比重从1932年的46.5％下降到9％﹐英国跃居苏联最大进口来源地。	1935年3月16日﹐希特勒宣布突破凡尔赛和约的军事限制﹐实行普遍兵役制。 鲁登道夫将军出版《总体战》一书。
1936	3月﹐斯大林接见美国霍华德报系报业联合公司总经理罗易‧霍华德时提出﹐美国的民主同苏维埃制度可以和平共处和竞赛。 11月﹐全苏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宣布基本建成社会主义。	1936年3月﹐德军进军莱茵区。5月﹐意大利军队占领阿比西尼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7月﹐佛朗哥发动武装叛乱。
1937	第二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整个基本建设计划超额完成14.6％（按可比价格计算）﹐工业产值比1932年增加1.2倍﹐跃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工业的区域分布结构明显改善﹐东部地区现代工业从无到有﹐取得长足发展。机器设备自给率从1913年56.4％提高到99.1％﹐从工业品净进口国转为净出口国（净出口1.9亿卢布）。	年初﹐在西班牙助战意军达到15.1万。 3月20日﹐纳粹德国与西班牙叛军签订合作协议﹐整个西班牙内战期间先后有五万德军赴西作战。 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1938	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7月末~8月初﹐苏日张鼓峰战役。	3月﹐德奥合并。9月﹐英法与德国签署慕尼黑协定﹐强迫捷克割让苏台德区。
1939	3月﹐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在报告中指出正在逼近的经济危机及其引起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大会提出﹐今后基本经济任务是在人均产品产量方面赶超欧洲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 5~9月﹐苏日诺门坎战役（哈勒欣河战役）﹐双方投入兵力达到20万。	3月﹐德国并吞捷克﹔西班牙叛军攻陷马德里﹐建立法西斯政权。 9月1日﹐德军大举进攻波兰﹐欧洲战争全面爆发。
1940	国民收入达1283亿卢布（按1926/1927年价格计算）﹐比1913年增加5.1倍。全部工业总产值比1937年增长45％﹐其中国防工业增长1.8倍﹐年均增长39％。	4月﹐德军发动“威塞演习”战役﹐占领丹麦﹑挪威两国。5月﹐发动西线进攻。6月﹐德军占领巴黎﹐法国政府乞和。
1941	1938~1941年6月﹐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1300亿卢布﹐且投资三分之一以上投向东部﹐为未来的战争奠定了后方工业基础。	6月22日﹐德军全面进攻苏联。

主要资料来源﹕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中卷）》﹔（英）伊恩‧格雷﹕《斯大林 — 历史人物》﹔（苏）B‧C‧列利丘克﹕《苏联的工业化﹕历史﹑经验﹑问题》。

正是基于对强敌环伺下后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上述深刻认识﹐尽管一批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等机构工作的经济专家们主张长期贯彻恢复和巩固战前工农业生产比例关系的政策﹔[14] 尽管布哈林等领袖主张走类似西方国家早期那种先发展轻工业以便积累资金的工业化道路﹔饱经忧患的苏联党和国家领导集体最终还是选择了全力以赴推进国家工业化﹑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正如捷尔任斯基所说﹕“工农的俄国﹐难道她能是别的样子﹖她只能是金属的﹐只能是捍卫我们的国家和牢固保持十月革命成果的基础。”[15] 1925年12月﹐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宣布﹐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当前工作的中心任务﹕“要从下述观点来进行经济建设﹕使苏联从一个输入机器和设备的国家变成生产机器和设备的国家﹐从而使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环境下绝不会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附庸﹐而成为一个按社会主义方式进行建设的独立经济单位。”[16]

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苏联工业化便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928年10月﹐苏联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仅用四年零三个月便基本上完成了五年计划任务﹐工业增长一倍多﹔而此时资本主义世界正处于大危机的震荡之中﹐同期美国工业下降42％﹐英国下降18％﹐德国下降39％﹐法国下降26％﹐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下降33％﹐[17] 苏联工业化的突飞猛进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生产急剧萎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到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年）结束时﹐苏联工业产值已经超过英国﹑德国﹑法国﹐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在世界工业所占比重从1913年的2.6％提高到1937年的13.7％。[18]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到1940年﹐苏联工业增长5.5倍﹐年均增长16.9％﹐其中重工业增长九倍﹐年均增长21.2％﹐增速为世界工业史上所未有。[19]

“这是历史上一个生气勃勃的伟大时代﹐也许是最伟大的时代……它产生了千百万的英雄﹐也产生了某些恶魔。比较渺小的人今天可以回顾这个时代并且列举它的罪恶。但是﹐那些在斗争中生活过来的人﹐甚至许多因斗争而死去的人﹐却曾经忍受了祸害﹐认为这是建设的一部分代价。”[20] 毋庸讳言﹐苏联的工业化伴随着重大牺牲﹐暴风骤雨式的工业化也不可避免造成了不少浪费﹐但工业化为苏联奠定了日后战胜德国法西斯的物质基础﹐苏联得以跃居超级大国﹐而不是如同东欧其它国家那样沦为纳粹的种族灭绝屠宰场。鉴于苏联工业化的成就﹐斯大林逝世后﹐共产主义的死敌丘吉尔在英国国会高度评价他的业绩﹕斯大林接手的是一个只能生产锄头的俄罗斯﹐身后却留下了一个能够制造核武器的俄罗斯。英雄相惜﹐信哉斯言！并非偶然﹐正是在苏联开始大规模工业化之时﹐苏维埃政权给长期被众多主流历史学家抨击为“暴君”的彼得大帝恢复了名誉。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的所谓“黄金十年”（1927~1937年）。在片面高度依赖进口制成品和关税收入﹑外资和市场机制的错误经济发展思想指导下﹐中国境内轻工业（其中外资占很大比重）虽然取得了一定增长﹐但重工业总体上反而衰退。当时中国最大造船厂江南造船所1927~1937年间年均造船20.9艘﹑5531吨﹐此前22年则为年均造船23艘﹑7506吨﹐在1918年的高峰时期造船十艘﹐总吨位6.04万吨﹔本期11年中有四年亏损﹐此前22年中则仅有一年亏损。对第二大造船厂马尾造船所﹐南京国民政府既未推动经营机制改革﹐如同江南造船所那样承揽商船修造业务﹐又没有保证其经费﹐接连削减其经费拨款。晚清时期马尾造船所每月经费三万元﹐1927年削减为每月1.4万元。“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本应整军经武﹐增加对船舶技术自主研发和制造的投入﹐南京国民政府却于1933年再次将马尾造船所经费拨款削减到每月0.8万元。[21] 冶金工业产量也绝对下降﹐其中生铁产量1922年曾达到33.5万吨的高峰﹐1928年为19.0万吨﹐1929年便锐减至14.9万吨﹐直至1936年﹐最高不过17.3万吨（1933年）﹐最低仅有12.5万吨（“九一八事变”前夕的1930年）﹐直到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夕的1936年也仅有16.2万吨﹐[22] 形成了输出铁矿石﹑进口钢铁和器材的典型半殖民地形态﹐且日本控制了当时中国境内绝大多数近代采矿和冶铁工业﹐1936年日本投资和贷款控制的产量占铁矿的99.2％﹑生铁的96.8％（包括东北）。[23] 其结果是中国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总体上被动挨打﹐最富庶的半壁江山沦丧﹐3500万军民伤亡﹐战后以“战胜国”身份仍要蒙受丧失近七分之一领土的损失。

苏联之所以能够在帝俄落后基础上实现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工业化﹐充分利用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是重要经验之一。与彼得大帝一样﹐苏联历代领导人都对此给予高度重视。国内战争硝烟尚未散尽﹐列宁就指出要尽快恢复和发展对外贸易﹐多次强调要学习资本主义一切科技与管理成果为己所用﹐提出“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总和＝社会主义”。[24] 1920年底﹐列宁谈到利用外国技术恢复国民经济时说﹕“我们主要应该关心的是尽快地从资本主义国家获得机车﹑机器﹑电气器材等等生产数据﹐没有这些生产资料﹐我们便不能象样地恢复甚至根本不可能恢复我们的工业……”[25] 1921年8月28日﹐内战硝烟消失未久﹐[26] 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题为〈党在取得政权以前和以后〉的署名文章﹐指出俄共（布）“已由在俄国内部实行变革的党变成了建设的党﹐变成了创造新的经济形式的党”﹔而且﹐“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在一个或几个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之前”﹐必须“寻求同敌视我们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建立经济合作的形式和方法﹐以便取得必需的技术装备。租让制和对外贸易 — 这些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27] 也正是在召开联共（布）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实现工业化为全党全国当前中心工作的1925年﹐苏联进出口额比上年猛增1.4倍﹐达到50亿卢布。1927年12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起草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决议》明确指出﹐必须最大限度地扩大同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联系﹐包括扩大对外贸易和国际信贷﹑实行租让制度﹑吸引外国技术力量﹐等等﹐因为这种联系将会加强苏联的经济实力﹐促使其更加独立于资本主义世界﹐扩大苏联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二﹑苏联利用西方经济危机的成功实践

（一）利用经济危机突破外部经济封锁

然而﹐在充满竞争﹑冲突的现实世界里﹐苏维埃政权领导集团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利用发达国家资本和技术的良好意愿必然遭到无情政治现实的阻挠。苏维埃俄罗斯自诞生之日起就饱受西方封锁和武装干涉之苦﹐难以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与西方开展经济合作﹔即使开展合作﹐对方索价也极为高昂。1918年10月﹐英国带头决定禁止向苏俄出口商品﹔翌年10月﹐协约国和美国正式宣布封锁苏俄﹐并要求中立国配合﹐导致苏俄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沦为孤岛﹐无法发展正式对外经济关系﹐只能通过民间关系进口极少量商品。特别是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大银行对苏俄实施的黄金封锁﹐等于剥夺了苏俄当时唯一的国际支付手段﹐导致苏俄进出口交易额微乎其微﹐1919年进出口总额仅1100万卢布（按1950年汇率计算）﹐仅相当于1913年的0.1％﹔1920年也仅有一亿多卢布﹐[28] 根本谈不上是真正的对外贸易。战后经济社会危机使西方市场问题尖锐化﹐为苏维埃政权打破封锁﹑取得西方资金和压低对方要价创造了有利时机。

1918年11月﹐协约国与德国签署停战协议之后﹐胜利者未及庆祝﹐便面临全面的经济与政治震荡﹐生产下降﹐物价高涨﹐贸易极度萎缩﹐罢工席卷各国。即使在英国这个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心﹐工人罢工也一路增长﹐1917~1919年分别为730次﹑1165次和1352次﹐1919年参加罢工者2591万人次﹐比1917年增加两倍。在战争中丧失了数百万壮劳力的法国﹐1919年罢工2026次﹐罢工参加者超过115万人﹐均比前几年增多数倍。从1920年7月起﹐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爆发危机﹐其中英国整个工业生产从最高点到最低点下降46％以上﹐超过英国此前历史上任何一次危机。[29]

严峻的经济形势迫使西方国家有识之士转向开发对俄贸易之利。正是在一战之后欧洲的萧条年代﹐凯恩斯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指出﹐西欧和中欧对俄国粮食的需求在战前已经很大﹐1920年以后会更大﹐因此﹐协约国封锁苏俄极为愚蠢和短视﹐与其说是他们封锁俄国﹐莫如说是他们封锁自己﹔他倡言﹐英国人要想救自己的命﹐挽救英国的经济﹐就应当设法恢复同德俄两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关系。[30] 也正是在危机的冲击下﹐对俄封锁之墙一段一段倒塌﹕

1920年﹐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经济危机﹐当年1月﹐面对国内严重饥荒和商品滞销﹐协约国最高会议被迫决定撤销封锁。

同年7月﹐美国解除对苏俄的贸易禁令﹐苏联趁机从瑞典获得一笔4100万卢布的18个月期商业贷款﹐一举打破西方的经济封锁﹐从此开始了与西方经济技术合作的历程。

1921年3月﹐《俄英临时贸易协议》签署﹐英国在事实上承认苏俄﹐并允许苏俄在伦敦出售黄金﹐从而打破了西方对苏俄的黄金封锁﹐对苏俄发展对外经贸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

借一战后欧洲经济萧条之机打破外部封锁之后﹐苏联再接再厉﹐在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1970年代西方经济危机期间﹐再次演出了大规模利用西方经济危机推动本国经济建设的精彩戏剧﹐其内容主要表现在引进技术设备﹑利用外资和引进外部智力三个方面。

（二）利用经济危机大举引进技术设备

无论是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此处所说是“发展”而不仅仅是“增长”）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正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概括源于斯大林的论述﹕“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生产不断发展的方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这一表述本身就体现了斯大林对科技进步的高度重视。苏维埃俄罗斯立国之初﹐开国领袖们就盯上了电气化这个当时科技革命的前沿领域﹐列宁不仅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公式﹐而且直接领导编制了第一个发展国民经济的长期远景计划﹐确定了发展大机器工业以及在电气化基础上实现生产技术革新的目标。在工业化全面启动之前﹐斯大林已经将科学技术置于很高地位﹕“一般地发展国营工业现在已经不够了。……现在的任务是﹕在新的技术基础上重新装备我们的国营工业并使它进一步扩展。”[31] 1925年﹐斯大林领导苏联启动社会主义工业化时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要与科技发展和应用结合起来。他指出﹕“使我国工业化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把我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这就是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建立并发展我国的工业。”[32] 到1930年代初期﹐斯大林又提出了“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

一国在长期内可持续的技术进步无疑只能立足于自主研发﹐但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必然主要依靠引进才能尽快实现技术飞跃﹐然后才能转入消化﹑吸收﹐进而上升到自主研发为主阶段。技术引进的基本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引进物化的先进技术装备（包括相关图纸﹑专利等）﹐一种是引进智力（包括聘请外国专业技术人员和派遣技术人员出国进修两个方面）。在外部经济危机时期﹐苏联在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作为发展中国家﹐苏联对引进先进技术装备的客观需求不言而喻﹐苏联领导层对此也始终给予高度重视。在1921年8月28日《真理报》发表的〈党在取得政权以前和以后〉一文中﹐斯大林提出的国家工业化任务第二项就是“发展对外贸易以输入机器和装备”﹔[33] 到得西方经济危机期间﹐苏联便大量进口先进设备和技术。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正逢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年）﹐苏式赶超战略又以高积累﹑高投资著称﹐积累率从1925/1926年的16％提高到1928~1937年间的26~27％﹐有的年份高达三分之一﹐仅1928年一年﹐苏联取自德﹑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的机器设备净进口量就相当于全国产量的43.4％﹐占消费量的30.4％。[34] 一时间﹐苏联跃居世界市场上西方技术和机器设备的头号买主﹐经济危机最深重的美﹑德两国是对苏出口机器设备最多的国家。1929年﹐仅美国就有一千多家商号向苏联出售机器设备﹔1931年﹐美国机器设备出口50％输往苏联﹐其中农业机械﹑机床﹑翻砂设备占67％﹑63％和74％﹐[35] 而此时美国尚未与苏联建交。1929~1930年﹐苏联购买的英国机器设备约占英国机器设备出口总额的70％﹔到1932年占90％。1931年﹐苏联购买了世界机器设备出口总额的30％﹐[36] 1932年购买了50％。与此同时﹐机器设备在苏联进口总额中所占比重大幅度提高﹐1929年占30.1％﹐比1925年提高近1.2倍﹔1932年占55.7％﹐比1929年又提高了85％。[37] 也正是在这场危机中的1933年﹐政治和经济现实迫使美国放弃了此前顽固的反苏立场﹐步其它主要资本主义大国之后尘承认苏联。

引进外国技术设备对苏联经济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苏联奠定工业化基础的一大批骨干企业﹐诸如三大钢铁厂﹑三大汽车厂﹑三大拖拉机厂﹑乌拉尔重型机器厂﹑第聂伯水电站等﹐几乎全部采用了西方技术和设备。1920年代末﹐苏联所需金属切削机床的67.1％﹑涡轮机的52.6％﹑拖拉机的69％﹑发电机的89％﹑蒸汽动力设备的87％都是从国外进口的。[38] 也正是依靠大规模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装备﹐到了1939年3月的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提及苏联为巩固自己国际地位而提出的对外政策七大支柱中﹐将苏联本国日益增长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力放在第一位﹐其中就满怀自豪地讲到﹐苏联在现代技术装备的基础上完成了工农业改造﹐工业所采用的新技术装备的规模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二战之后﹐尽管冷战时时困扰着苏联和西方的经济交往﹐但到1970年代﹐西方世界危机层出不穷﹐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国际金融体系进入“无体系”时代﹐从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岁月”滑入“滞胀”泥潭……此时此刻﹐西方不得不将眼光投向苏联东欧那片广阔无垠的平原﹐联邦德国等西欧国家在发展对苏经贸上更是一马当先。1973~1975年﹐西方陷入经济危机﹔1975年8月﹐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在赫尔辛基召开﹐除阿尔巴尼亚外的欧洲33国和美国﹑加拿大政府首脑与会﹐会议通过的《最终文件》强调发展东西方经济联系﹐“努力寻求在贸易﹑工业﹑科学技术﹑环境以及经济活动的其它方面发展合作”﹐森严的巴统禁运壁垒正式松动。在此次会议前后﹐苏联掀起了本国历史上第二个大量引进西方技术和机器设备的高潮﹐据苏联《对外贸易》月刊1978年第11期统计﹐70年代前半期西方经济危机期间﹐苏联引进约两千个重要工业项目的成套设备﹐约三分之一来自西方国家。[39]

（三）利用经济危机引进国外智力

人力资源方面的缺陷是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持续进步的最大障碍﹐从二战之前到20世纪60~70年代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停滞﹐无不证明了这一点。俄罗斯历史上就有引进西方技术人才的传统﹐彼得大帝改革时期就引进了众多西方国家技术人才﹔在苏联工业化时期﹐这一传统得到发扬光大﹐苏联政府对引进智力持积极态度﹕

早在1925年6月﹐联共（布）中央便批准了《关于聘请外国专家来苏工业部门工作和派遣苏联大学生﹑工程师﹑技术员出国学习的提纲》。

1928年4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议明确规定﹕为扩大并改进不断派遣专家出国学习最新技术成就的工作﹐为此特别需要派最优秀的青年专家和高等技术学校的学生出国留学。

1929年5月﹐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专门设立外国咨询局﹐负责领导引进技术工作。

在外部经济危机期间﹐苏联的引进智力工作（包括聘请外国专业技术人员和派遣技术人员出国进修两个方面）更是取得了长足进展。一方面﹐西方公司和政府不得不降低姿态﹐与苏联签署更多的技术服务协议﹐1929~1945年间﹐苏联与西方公司签订技术援助协议共216项﹐[40] 其中不乏美国通用电气﹑福特汽车之类当时最为声誉显赫的大型跨国公司﹐西方科技人员仅仅为谋生起见也不得不更多地向苏联寻求机会﹔另一方面﹐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重挫了资本主义的“软实力”﹐不少外国技术人员不是为了谋生﹑而是出于向往而移民苏联﹐为苏联服务﹐即使本意是为了谋生而来到苏联的外国技术人员﹐也会受到感染而焕发出更多的工作热情﹐工作质量显著提高。

这样﹐危机大大推动了苏联引进外部专家的工作。1928年﹐在苏联工作的外国专家有379人﹐技术工人505人﹔到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爆发后的1930年﹐苏联聘请的外国专家和技术工人已达数千人﹔1932年﹐在苏联工作的外国专家增加到九千多人﹐外国技术工人1.06万人。外国专家中不乏担任总工程师﹑总建筑师﹑总顾问等要职和获得苏联政府奖励者﹐有些还获得了苏联最高科技奖 — 列宁勋章。1927年﹐派往美﹑德两国学习的科技人员合计不过五百人﹔到西方经济危机爆发的1929年﹐仅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外派进修的工程技术人员就多达1200人。[41]

值得注意的是﹐与当时其它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主动被动地片面依赖引进人才不同﹐为了避免形成对引进人才的依附性﹐苏联在国内发起了全世界史无前例的全民教育运动﹐国家是在此基础上引进外部智力的。帝俄时代仅有1％的居民受过中等以上教育﹐四分之一居民是文盲﹔到了苏维埃时代﹐除强力全面推广基础教育外﹐在“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下﹐五年计划期间﹐苏联高等工业院校数目增加了九倍﹐中等技术学校增加了三倍﹐为大工业培养了近十万名工程师和技术员。为了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才﹐在大学附设了工人预备班﹐在工厂组织了掌握新技术的运动﹐通过社会性技术考试等办法﹐几十万工人成长为本行业务的行家里手。[42]

（四）利用经济危机大量引进条件优惠的外资

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都长期面临资本和外汇双重缺口的约束﹐而且﹐往往越是在经济恢复﹑发展良好的时期﹐两缺口问题越发严重﹐因为此时不仅投资需求更为殷切﹐而且资本设备﹑零部件等进口增长较快﹐加剧了进口国贸易收支失衡。苏联也不例外。1918~1920年间﹐苏俄年均贸易逆差1.5亿卢布﹐1921~1924年间年均贸易逆差两亿卢布﹐1925~1931年间年均贸易逆差3.1亿卢布﹐14年累计贸易逆差33.7亿卢布。[43] 在1918~1925年贸易逆差期间﹐苏维埃俄国不得不动用少得可怜的现有外汇和黄金储备﹐以及在1921年饥荒时没收的教堂珍宝来弥补。[44]

面对资本和外汇缺口的约束﹐列宁及其身后的领袖们都未曾忽视利用外资的积极作用。正是为了弥补资本和外汇缺口﹐并引进相应的技术﹑管理知识﹐在新政权确立之后﹐列宁才大力推行租让制和从国外贷款。1920年12月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俄电气化委员会计划》拟定了此后十年苏俄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指标﹐被列宁称为“我们的第二个党纲”﹐其编制者曾指望依靠引进外资解决国家电气化所需资金的三分之一﹐[45] 列宁还为实施这项计划而提出加大力度利用外资﹕“我们或许可以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把企业租给最大的帝国主义辛迪加……这样来保证我们得到最新的技术装备﹐建立起必要的基础。”[46]

在列宁身后﹐苏联领导层内部曾先后就经济发展战略发生过两轮大论战﹐论战双方均将外资列为可资利用的资本积累来源。在托洛茨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与斯大林﹑布哈林之间展开的第一次论战中﹐托洛茨基便将正确利用外资垄断制﹑外国贷款﹑租让制﹑技术援助合同等取得的一部分资金作为工业化资金的补充来源。在论战的另一方﹐斯大林制定的工业化路线以国内积累为主要投资来源﹐认定此前历史上侵占和掠夺殖民地（如英国）﹑索取战争赔款（如德国）﹑获取掠夺性贷款（如沙皇俄国）等三种从外部流入“追加资本”的方法均不可取也不现实﹐但他并不排斥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以合理条件利用外资﹐而是明确指出﹐利用外资来振兴工业﹐“这条道路无疑是正确的”。[47]

利用外资对苏联经济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经济危机时期尤甚。1933年12月25日﹐斯大林接受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杜兰特采访﹐称1931年底﹐苏联为引进技术和设备而举债14亿卢布﹐[48] 约占国民经济总投资的一半﹐相当于“一五”计划基建投资总额（88亿卢布）的15.9％。

到1970年代﹐虽说拜欧佩克1973~1974年和1979~1980年两度大幅度提高油价之赐﹐拥有巴库﹑秋明等世界级大油田的苏联大发利市﹐石油出口收入扶摇直上﹐但毕竟制成品出口太少﹐大规模进口机器设备和粮食导致苏联贸易逆差直线上升﹐1970年代对西方贸易累计逆差129亿卢布。为弥补贸易逆差﹐苏联除了在1971~1981年间向国际市场抛售2654吨黄金外﹐[49] 又开始大规模利用发达国家资金﹐将引进外资列为战略措施。1973年5月2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讲话﹐称“有时人们把贷款称为贸易的发动机﹐我们希望这个发动机开足马力工作”。为解除国内对贸易逆差和外债增长的忧虑﹐苏联新闻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苏联﹕问答一百例》解释道﹕“近几年来﹐西方国家向我国提供了大量贷款以促进自己的出口﹐同时也是为了将来从我们这里获得它们所必需的商品。这就是贷款的实质﹐那些根据长期的大规模的补偿合同而提供的贷款尤其如此……因此﹐既不能认为我们的赤字是‘庞大的’﹐也不能认为会‘引起危险’。”[50]

由于存在偿债义务﹐债务融资对借款人的财务管理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由于管理能力高下差异﹐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主权国家﹐付出过高债务成本﹑甚至陷入债务危机的案例都屡见不鲜。沙皇俄国从西方借入的外债因成本高昂而被称为“奴役性贷款”﹐198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及俄罗斯也因屡屡陷入债务危机而须支付较高债务成本﹐1970年代的苏联则是信用纪录优良﹐即使偿债遇到困难﹐通常也能通过压缩进口﹑抛售黄金和能源等办法自行克服﹐因此被西方国家政府和金融机构视为一流客户﹐乐于提供长期巨额贷款和优惠的贷款条件。苏联“九五”期间引进西方资本共计176.61亿美元﹐其中1973~1975年间引进145.32亿美元﹐占82.3％﹐是苏联从西方借贷的最高年份﹐且有的单项大宗贷款超过十亿美元。1974年4月苏﹑日签署历史上第一个政府间贷款议定书﹐苏联从日本输出入银行获得一笔11亿美元的苏联外贸史上最大的贷款﹐且利率﹑期限﹑自由选择供货公司等方面优惠颇多。凭借高超的谈判手法﹐充分利用当时经济危机增强自己谈判地位的机会﹐苏联赢得了优惠的贷款条件。此次经济危机期间﹐西方对苏贷款期限一般为10~15年﹐利率为5.8~7.55％﹐同期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贷款利率一般为8％。有时苏联还能获得更为优惠的贷款。1973年美国大通银行向苏联卡马汽车厂项目提供8650万美元贷款﹐利率仅5％﹐同年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平均为8.73％﹐新发行91天国库券贴现率为7.03％。[51] 为此﹐1977年10月号美国《读者文摘》直称对苏贷款“利率低得等于是外援”。[52]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本质上属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租让制一度是苏俄∕苏联最引人注目的引进外资方式﹐[53] 苏俄党和政府也为此制定了相当优惠的法规和政策。1920年11月﹐列宁签署《租让法令》﹐具体规定了租让的一般经济条件和法律条件。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又进一步规定﹐凡属能提高俄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国民经济部门﹐均可作为租让对象﹐租让期限一般为20年﹐并提供各种优惠条件。但由于各种原因﹐就总体而言﹐租让制未能给苏俄∕苏联带来足够巨大的收入和就业。截至1926年10月1日﹐苏俄工业中有101个租让合同生效﹐其中三个正在建设﹐国家从所有租让企业中获得的收入为1530万卢布﹐租让企业中的工人和职员总数为3.33万人。两年后﹐租让企业数目减少到68个﹐其基本建设投资不超过5800万卢布﹐在租让企业中工作的工人不过两万人左右。[54] 同时﹐在租让企业中﹐承租的资本家为了攫取更高利润而实行掠夺式经营和营私舞弊的行为日趋严重﹐进一步减少了苏联从租让制中所得收益。而且﹐租让制企业一般规模较小﹐不利于采用最新技术﹔苏联在国民经济恢复之后对西方资本家的谈判地位发生变化﹐相应对租让制条件日益不满。有鉴于此﹐新经济政策结束之后﹐苏联逐步取消了租让企业﹐一般采用举借外债方式利用外资。1926年春﹐苏联第一次从德国获得三亿马克保证信贷﹐打破了西方信贷封锁﹐改变了此前只能通过抵押从外国公司获得少量短期商业信贷的局面。1920~1935年﹐苏联共获得西方贷款约20亿卢布。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又在几次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期间﹐分别从西方获得约十亿美元和305亿美元贷款。即使在冷战方酣的1958~1963年﹐苏联仍然从西方获取了约十亿美元贷款。

表~2﹕苏联各时期获得西方贷款概览

年份	1920~1931年	1920~1935年	1958~1963年	1964~1982年
获得贷款额	14亿卢布	20亿卢布	约10亿美元	305亿美元

数据来源﹕杨家荣等着﹕《苏联怎样利用西方经济危机》。

1970年代西方经济危机期间﹐苏联与西方贸易的增长推动了贸易与融资方式的创新﹐兼具贸易与融资双重特性的补偿贸易得到了迅猛发展。苏联与西方补偿贸易的方式是﹕西方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设备﹐在苏联建立企业﹐投产后﹐苏联在10~15年内以该企业20~30％﹐乃至50％的产品或其它企业产品偿还﹐其余产品供本国使用或出口。贷款偿清后﹐贷款国可在协议规定期限内在商业基础上用外汇购买此类产品﹐企业产权归苏联所有。苏联的第一笔补偿贸易是1968年与奥地利签订的﹐期限十年﹐内容是以苏联天然气换取奥地利钢管。在1970年代西方经济危机期间﹐为了尽量少动用自由外汇而扩大外贸规模﹐苏联与西方的补偿贸易发展迅速﹐先后与意大利﹑联邦德国﹑法国﹑芬兰﹑日本﹑美国﹑英国等国签订补偿贸易协议﹐以至于苏联外贸部于1974年设立一个局﹐专司协调补偿贸易协议之职。

三﹑西方经济危机给我们创造了什么机会﹖

由于经济周期和战争等社会动乱不同步﹐历史上的西方经济﹑社会危机曾不止一次为中国创造了加快发展的机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资撤回母国﹑进口制成品竞争大幅度减少﹑世界市场对原料和食品需求激增﹑白银升值提高中国对机器设备购买力并减轻偿债负担﹑……所有这一切一度为中国民族工业创造了有利的发展条件﹐以至于1914~1924年成为与19世纪末洋务运动并称的中国第二次工业化浪潮。但由于当时的中国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统一全国政权﹐当西方资本乘母国复苏之机卷土重来时﹐这次工业化浪潮便不可避免地夭折了。1970年代﹐西方世界陷入二战之后最严重经济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中国则借机制定实施了大规模引进先进成套设备的“四三计划”﹐并大幅度充实黄金储备。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则催生了中国的“走出去”发展战略﹐一批中国企业正是抓住这个机会迅速成长为国际化经营的巨头。2007年以来﹐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令西方与其它众多国家和地区创巨痛深﹐目前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出现的某些所谓良好迹象充其量不过是低位站稳而已﹐离真正的复苏尚远。如同昔日的苏联和上述几次危机中的中国一样﹐西方经济危机也将再次为我国创造多种机会﹐在国际市场上﹐这种机会主要体现在扩大进口﹑扩大对外投资﹑对外资吸引力增强等方面。

在更长时间跨度上﹐只要我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经济周期不同步仍然存在﹐我们就可以充分利用我国景气而贸易伙伴萧条的时机推动本国跨越式发展﹐也需要防止贸易伙伴利用他们景气而我国萧条的时机从中国攫取非分利益。近2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除了少数例外﹐贸易伙伴景气而我国萧条的经济周期错位风险并不常见﹔但随着中国人口红利走向耗尽﹑外部市场扩张减速等因素﹐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终将结束﹐贸易伙伴景气而我国萧条的经济周期错位风险也将随之上升﹐我们必须早作防范。

（一）扩大进口和推动本国﹑本区域经济增长模式转型

作为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需要大量进口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装备我们的各个产业部门﹐然而﹐我们同西方的经贸往来从来就不曾摆脱政治干扰。新中国建国伊始﹐美国就发布了NSC41号文件﹐由此建立起了以覆盖面广泛﹑严厉﹑僵硬而著称的对华出口管制制度﹐还凭借其政治经济影响力发动﹑联合其盟国组建了国际出口管制组织﹐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把自己的出口管制制度施加于其盟国之上﹐并操纵联合国通过1951年5月决议﹐打击中国经济﹐禁运﹑封锁﹑冻结海外资产﹐无所不用其极﹐巴统对华禁运项目竟然多达对苏禁运项目的两倍（即所谓“中国差别待遇”）﹐[55] 中国虽然有心却无法与西方建立正常经济联系﹐长期被笼罩在战争乃至核打击的阴影之下﹐立足未稳就被迫卷入同美国的大规模热战。即使在中国与西方各国关系正常化之后﹐西方也总有些政治势力节外生枝﹐祭出出口管制﹑制裁等法宝干扰中国与西方的经贸交往。直到现在﹐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也没有根本改观。笔者手头的美国《出口管理条例》﹑《出口管制商品清单》中文版篇幅和重量分别为562页﹑一斤九两和388页﹑一斤三两﹐其英文版篇幅更可想而知﹐以至于这份《出口管理条例》中﹐制订者（美国商务部产业安全局）也承认“本条例的厚度和专业术语广泛使用的程度令人生畏”。近年美国又新公布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和再出口管制政策的修改和澄清及新的授权合格最终用户制度》﹐进一步扩大了对华出口管制范围﹐使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审批程序更加复杂。因此﹐我国技术装备进口的规模﹑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达国家对我国的出口管制和要价。在经济景气时﹐国内需求高涨﹐发达国家政府和企业在向我国出口技术和高级技术装备方面趋向保守﹐限制严格﹐要价提高﹔相反﹐在经济萧条阶段﹐国内需求大幅度减少﹐技术设备生产厂商面临国内市场疲软﹐一方面不得不更多地将眼光投向海外市场﹐另一方面不得不在价格﹑技术转让等方面降低要价﹐要求本国政府放松出口管制的压力也会增大﹐从而给我们扩大进口西方适用技术设备﹑包括争取进口受管制技术设备的良机。

在更高层次上﹐通过扩大进口﹐中国在东亚区域内进一步发挥商品吸纳中心功能﹐将有助于推进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向更依靠内需的方向转型﹐并带动整个东亚摆脱对美欧出口市场的过度依赖﹐巩固东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二）扩大对外投资

扩大对外投资是第二大机会。无论是从近期看还是着眼于长远﹐中国都必须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就近期而言﹐无论是为了尽可能花掉危机之中存在贬值风险的美元﹐还是为了维持和扩大海外市场﹐还是为了确保海外资源和能源供给﹐或是为了从增值率较低的制造环节进入增值率较高的流通﹑品牌等环节﹐从而提升我们在整条国际分工价值链上的地位﹐我们都需要发展海外直接投资。从长远来看﹐由于我国人口结构正快速老龄化﹐通过发展海外直接投资﹐分享人口结构相对年轻国家未来的经济增长红利﹐也是我国解决该问题不可缺少的方式之一。而外部经济危机不仅降低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成本﹐而且有助于削弱﹑降低东道国对外资的准入壁垒。

（三）对外资吸引力相对增强

在历史上﹐当中国吸引外资流量和存量基数不甚大的时候﹐曾出现过外部经济危机推动对华投资绝对规模增长的现象。2001年西方经济陷入衰退﹐但当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68.78亿美元﹐比上年（407.15亿美元）增长15.1％﹐中国新发行主权债券在国际资本市场也大受追捧﹔次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进一步上升到527.43亿美元﹐增长12.5％﹐就是典型案例。随着中国吸收外资流量和存量基数膨胀到较大规模﹐外部经济危机时期对华投资流量绝对规模仍然增长的现象已经难以出现﹐但相对增长的现象仍然有可能出现﹐即中国吸收外资流量降幅低于全世界和主要竞争国家吸收外资流量增幅﹐导致中国吸收外资在全世界所占比重上升。2008年末以来﹐中国就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流量连续数月下降﹐但降幅低于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降幅﹐我国所占比重上升。

2009年1~3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554家﹐同比下降34.47％﹔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17.77亿美元﹐同比下降20.56％﹔上半年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04万家﹐同比下降28.36％﹔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0.09亿美元﹐同比下降17.9％﹐其中6月份当月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家﹐同比下降3.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9.61亿美元﹐同比下降6.76％。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绝对下降在国内引起了广泛关注﹐但同期全球直接投资降幅更大。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对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60％的57个国家提供的数据的统计﹐2009年一季度这些国家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同比平均下降54％﹐预计2009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将比去年减少一半。换言之﹐也就是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流量远远小于全球跨境直接投资流量降幅﹐中国在其中所占比重反而上升。

不同来源的投资者调查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这种趋势。越南一度被某些人士冠以“中国＋1”﹑“中国杀手”之名﹐声称越南将在制造业部门﹑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部门成为中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许多赴越投资项目不止是作为中国工厂的补充﹐而是要准备完全替代人力﹑土地等项成本越来越高的中国工厂。由于心目中存在越南等候选生产基地﹐直到越南经济动荡迹象已经颇为明显的2008年3月﹐上海美国商会仍然宣布﹕“中国低成本出口型市场的时代已经结束”﹐近20％的公司已制定具体计划﹐将他们在中国的部分业务转向其它国家﹐特别是越南。然而﹐从2007年末﹑2008年初的越南经济动荡﹐到9月雷曼倒台﹐世界性经济危机改变了一切﹐缺乏合格熟练劳动力﹑基础设施建设效率低下等缺陷越南早已有之﹐不稳定的宏观经济又成倍放大了上述缺陷﹐越南沦为外商口中的“中国－1”﹐外商在越投资要么停工﹐要么无限期推迟﹐要么收缩。2009年3月上海美国商会再度调查﹐打算将工厂迁出中国的公司减少了一半﹐想在其它国家投资建厂的大公司已重返中国。[56]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8月6日公布的对240家跨国公司的有关投资前景的报告﹐中国仍然是外国直接投资的首选目的地﹐其次才是美国﹐然后是“金砖四国”中的其它国家（印度﹑巴西和俄罗斯）。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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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伊恩‧格雷﹕《斯大林 — 历史人物》﹐新华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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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Ю‧В‧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凤凰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9年。

（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华夏出版社2008年。
　

[1]（英）琼‧罗宾逊﹕《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99页。

[2] 转引自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转引自《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第173~174页）。

[3]（俄）Ю‧В‧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第18~19页。

[4]《苏联国民经济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77页（转引自顾海良主编﹕《斯大林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第141页）。

[5] 尼‧阿‧涅克拉索夫﹕〈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

[6]《苏联国民经济史（第三卷）》第77页（转引自顾海良主编﹕《斯大林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第141页）。

[7]（苏）B‧C‧列利丘克﹕《苏联的工业化﹕历史﹑经验﹑问题》第35页。

[8]《苏联国民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第二卷二分册﹐1929年﹐第409页（转引自（苏）B‧C‧列利丘克﹕《苏联的工业化﹕历史﹑经验﹑问题》）。

[9]《斯大林全集》第11卷﹐中文第一版﹐第79页（转引自顾海良主编﹕《斯大林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第147页）。

[10] 盎格鲁~萨克森人从19世纪以来就非常擅长挑动东亚区域各国相互斗争﹑自己分而治之的把戏。日本因国土狭窄﹑资源贫乏而先天不足﹐中﹑俄则具有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的先天优势﹐前者受扶植而兴起之后因先天不足仍难以摆脱自己手掌心﹐后者一旦兴起将因其先天优势而无法挟持。因此﹐扶植前者以制衡﹑削弱后者最为可取﹐这就是从大英帝国到美利坚合众国的谋臣策士们的谋略所在。据于建胜﹑刘春蕊所著《落日的挽歌 — 19世纪晚清对外关系简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42~243页）记载﹐1867年美驻厦门领事李仙得与美驻日公使德朗在为日本谋划侵占中国的台湾后﹐德朗在给美国务院的秘密报告中就声称﹕“一向认为西方国家对日本的真实政策﹐是鼓励日本采取一系列的行动”﹐以便“使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朝鲜政府彼此仇视”。从19世纪中期开始﹐英﹑俄两国围绕中亚和中国的新疆﹑西藏展开了争夺﹔1873年俄国并吞整个中亚之后﹐英俄对峙格局形成﹐英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遏制沙俄南下印度洋的野心。为此﹐英国需要在远东寻找一个盟友。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年日本为了发动侵略中国﹑朝鲜的战争而进行了多年的全方位准备﹐其中在外交方面的准备工作主要是谋求废除西方列强在日本的特权。此时﹐英国选择正在日益兴起和向前发展的日本作为其远东盟友﹐因而于1890年正式宣布可以考虑放弃在日本的特权。此举不仅提高了日本在世界上的政治威望﹐增强了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而且减少了日本推行侵华政策的顾忌﹐进一步增强了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1894年中日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李鸿章乞求英国斡旋﹐英国虚与委蛇﹐同时向日本要求其保证尊重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得到保证之后便退出调停。清军在平壤﹑黄海两战失利之后﹐英国社会舆论几乎一面倒地对日本表示同情和赞扬。在日俄战争中﹐英美两国从战前就开始大力支持日本对俄开战。在日俄战争前的1904年1月﹐美国就向日本政府表示﹐如果日本对俄国作战﹐美国将对日本采取“善意”的态度。同时﹐应邀访日的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W. H. Taft）在东京再次向日本政府重申美国支持日本的立场。日俄战争一爆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 Roosevelt）就向德国和法国政府表示﹐如果再出现类似1895年那样的俄德法三国联合对付日本（即三国干涉还辽）的情况﹐“我当即站在日本方面﹐而且为了帮助它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英国是日本的盟国﹐对日本的支持更为积极。英国除了从政治上声援日本之外﹐还对土耳其施加压力﹐迫使土耳其拒绝俄国黑海舰队通过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内尔海峡驶向东方。在战争期间﹐英美两国又源源不断向日本运送大量煤炭﹑石油等战略物资﹔日本耗费的大约十亿美元战费中约有一半来自英美两国财团提供的财政援助。有鉴于美英历史上奉行上述策略并曾大获成功﹐加之二战之后日本长期被占领必然导致其民族精神遭受阉割﹐人口老龄化又将进一步削弱日本的活力和国际竞争力﹐尽管我们必须对日本右翼势力保持足够警惕﹐但笔者不赞成过于夸大日本的潜在威胁﹐以免堕入美英一百多年来策划的东亚区域内斗陷阱不能自拔。归根结底﹐我们要防范的不是曾经伤害过我们的国家﹐而是有能力也有动机伤害我们的国家。

[11] 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8~169页。

[12] 斯大林﹕〈1931年2月14日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00页。

[13]《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68页（转引自顾海良主编﹕《斯大林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第137页）。

[14] 1924年秋﹐格罗曼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统计局的会议上断言﹕“目前﹐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农业化的时期”﹐至于国家工业化﹐那是遥远未来的事情。而且﹐这类主张在当时的报刊上并不少见﹐即使中央报刊也不止一次谈到要将农业当成“苏联各族人民的首要任务”来发展（转引自（苏）B‧C‧列利丘克﹕《苏联的工业化﹕历史﹑经验﹑问题》第79页）。

[15]《捷尔任斯基选集》第二卷﹐第185页（转引自（苏）B‧C‧列利丘克﹕《苏联的工业化﹕历史﹑经验﹑问题》第91页）。

[16]〈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苏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三分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77页。

[17] 顾海良主编﹕《斯大林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第142页。

[18] 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中卷）》第45页。

[19] 顾海良主编﹕《斯大林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第142页。

[20]（美）安娜‧刘易斯‧斯特朗﹕《斯大林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第2页（转引自顾海良主编﹕《斯大林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第142页）。

[21]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第78~79页﹔《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612页。

[22]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第92页。

[23]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第126页。

[24]《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83页。

[25]《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2页。

[26] 内战结束于1920年底。

[27] 转引自（俄）尤里‧瓦‧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 — 通向权力之路》第382~384页。

[28] 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中卷）》第80页。

[29] 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中卷）》第88~95页。

[30]（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第201~203页。

[31]《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11页（转引自顾海良主编﹕《斯大林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第153~154页）。

[32]《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57页（转引自顾海良主编﹕《斯大林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第154页）。

[33] 转引自（俄）尤里‧瓦‧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第382~384页。

[34] 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中卷）》第44页。

[35]《苏联外交简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167页。

[36]《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三卷﹐（上海）三联书店1982年﹐第399页。

[37] 杨家荣等着﹕《苏联怎样利用西方经济危机》第49页。

[38] 杨家荣等着﹕《苏联怎样利用西方经济危机》第49页。

[39] 杨家荣等着﹕《苏联怎样利用西方经济危机》第169页。

[40]（美）萨顿﹕《西方技术与苏联经济的发展（1930~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528页（转引自顾海良主编﹕《斯大林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第158页）。

[41] 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中卷）》第83页﹔顾海良主编﹕《斯大林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第160~161页。

[42] 顾海良主编﹕《斯大林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第160页。

[43] 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中卷）》第83页。

[44]（苏）B‧C‧列利丘克﹕《苏联的工业化﹕历史﹑经验﹑问题》第73页。

[45]（苏）B‧C‧列利丘克﹕《苏联的工业化﹕历史﹑经验﹑问题》第96页。

[46]《列宁全集》第32卷﹐第480﹑171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转引自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中卷）》第28页）。

[47]《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04页。

[48]《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47页。

[49] 据英国《经济学家》1982年1月25日号统计。

[50] 杨家荣等着﹕《苏联怎样利用西方经济危机》第111页。

[51] 美国商务部﹕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1996年1/2月﹐第C-21~C-27页。

[52] 杨家荣等着﹕《苏联怎样利用西方经济危机》第113~114页。

[53] 租让制即在不损害国家主权利益的前提下﹐把国家无力经营的某些矿山﹑森林﹑油田等按照一定条件出租给外国资本家去经营。

[54]（苏）B‧C‧列利丘克﹕《苏联的工业化﹕历史﹑经验﹑问题》第124页。

[55] 黄志平编着﹕《美国巴统是怎样进行出口管制的》第213页。

[56]〈越南外资吸引力消退 — 美媒认为越南并非微缩版中国〉﹐《参考消息》2009年4月13日（原文出自美国《洛杉矶时报》网站4月11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