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选〉真相》乃泊来品，叶航传谣立“头功”
——彻底批判反毛谣言《真相》及其传播者们（之一）
奚兆永
《毛泽东选集》，顾名思义。当然是毛泽东重要著作的结集。但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出于反毛非毛的需要，不惜制造和传播种种谣言，妄图达到否定毛泽东的伟大形象、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进而达到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罪恶目的。对此，我们当然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对这一类谣言进行坚决的揭露与批驳，跟这些谣言的制造者、传播者和辩护者进行最坚决的斗争，以粉碎他们的罪恶图谋，而绝不能让他们的罪恶目的得逞。但是有些所谓的教授、学者，出于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对这类谣言却情有独钟，非常热衷于传播这类谣言；甚至当人们向他们大喝一声，指出这是“凭空捏造的”“谣言”之后仍然不遗余力地为谣言辩护。这就足以说明，他们和谣言制造者的立场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其实是一伙人！在这种情况下，与他们的斗争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一、《〈毛选〉真相》来自海外，且看它说了些什么？
人们都知道，2009年的春夏之交是一个极其敏感的时段，一篇矛头直指《毛泽东选集》1-4卷和中国共产党的所谓《〈毛泽东选集〉真相》的造谣文章悄悄悄地从海外传到了国内。这篇泊来品的所谓“真相”说：
“1995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联合向中央书记处提出了书面报告《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根据该报告披露：《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余篇文章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经毛泽东修改的共十三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或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起草的。”   
《真相》在说到“《毛泽东选集》成书经过”时说：
“《毛泽东选集》所收的‘著作’，大部分是中共在不同时期的各种书信、电报、文件，以及领导人所作的演讲稿汇编而成的。原来在‘解放区’只是印成小册子传阅。到了四十年代后半期，‘东北解放区’有了像哈尔滨这样的城市，这些小册子就汇编成了厚厚的《毛泽东选集》。大陆建政后，中央成立了‘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并于1951年10月12日出版了第一卷，1952年4月10日出版了第二卷，1953年4月10日出版了第三卷，1960年10月1日出版了第四卷。1951年10月12日出版第一卷时，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在书前冠有‘本书出版说明’，说：
‘这部选集，包括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中的重要著作。几年前各地方曾经出过几种不同的《毛泽东选集》，都是没有经过著者审查的，体例颇为杂乱，文字亦有错讹，有些重要的著作又没有收进去。现在的这部选集，是按照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所经历的各个历史时期并且按照著作年月次序而编辑的。这部选集尽可能地收集了一些为各地方过去印行的集子没有包括在内的重要著作。选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经过著者校阅过，其中有些地方著者曾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也有个别的文章曾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和修改。’ 
“从这个出版说明，不难看出，整个《毛选》的定稿，是毛泽东亲自参与了的。既然如此，选集中的每一篇文章当然都是毛泽东本人认定是自己的著作无疑了。
“但是，四十四年后，经过中共有关部门的审核、考证，却发现在《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余篇著作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经毛泽东修改的有十三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其他领导成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起草的。这是上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联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的书面报告《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所披露的。经审核、考证、查证，《毛泽东选集》中的若干著作，分别由以下人士起草：瞿秋白、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刘少奇、艾思奇、陈伯达、康生、胡乔木、陆定一、杨献珍、邓力群等，以及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有关班子的成员。该报告披露的对《毛选》一至四卷中若干著作审核、考证结果如下：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此文为1929年12月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的部分，是周恩来起草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选》中说此文是毛泽东于1932年1月5日的一篇通信，实际是瞿秋白写的指示信件，由毛泽东，滕代远、周逸群在红军中宣讲的。
“《反对本本主义》，此文为1930年5月，由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领导干部的宣传、教育文件。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选》称本文为毛泽东于1936年2月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写的，实际上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由张闻天和周恩来起草，由毛泽东出面在红军大学的演讲稿。
“《实践论》（1938年5月）、《矛盾论》（1937年8月），《毛选》说这两篇论文都是毛泽东写的，曾由毛泽东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作过讲演，实际上是由周恩来、林伯渠、王稼祥、康生、陈伯达等人起草的，毛泽东只是作了修改，就成了毛泽东写的了。
“《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此文为毛泽东于1937年5月7日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总结报告，但文稿实际上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张闻天、周恩来作了修改。
“《论持久战》（1938年5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前者为毛泽东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演讲稿，实际上，这两篇文章都是由周恩来、张闻天、林伯渠、康生等起草，董必武也参加了修改，曾被定为党校的中心教材。
“《论新阶段》，毛泽东于1938年10月，代表中央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文稿是由王稼祥、康生起草的。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本文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集体起草的，后经周恩来、刘少奇、王稼祥、康生等人修改，曾被定为党校的中心教材。
“《新民主主义论》，此乃毛泽东于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文稿是由中共中央委托康生、陈伯达、艾思奇等人起草，经中央集体讨论定稿的。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1941年3月18日）《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1941年5月8日），《毛选》称这两篇均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实际上是中央委托周恩来起草的，董必武也参加了部分意见。
“《改造我们的学习》，此文为毛泽东于1942年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文稿是由康生起草，经王稼祥修改的。当时是以中共中央学习研究组的名义发表的。”
 “《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前者为毛泽东于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讲，后者为毛泽东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话。这两篇文章都是由林枫起草的，陈云、李富春等人参加了修改。
“《论联合政府》，此文为毛泽东于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文稿是由康生、艾思奇、胡乔木等人起草的，任弼时、张闻天、刘少奇等作了修改。
“《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此文为庆祝中共建党二十八周年的专论，文稿是由中共中央集体起草的，主要执笔人是陈伯达、艾思奇和邓力群。
“《毛选》著作权的争议从未中断，综观以上各篇文章，完成的具体情况，并不完全相同；但不是毛泽东写的，最后都变成毛泽东写的了。就这一点来说，毛本人是知情的。因为最后成书时他本人是亲自审定过的。这就构成“知识产权”的侵权问题。当然，那个年代，无论是毛本人还是其他任何执笔者的头脑中，都没有‘知识产权’意识。尽管如此，在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中，文责自负，君子不夺他人之美，应该说对上述侵权行为还是有道德上的规范和约束的。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关于毛泽东著作的署名问题，在中共内部也是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和争论的。早在1945年6月，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对这一问题曾有过以下两点非常不合情理的决议：   
”一、凡是有毛泽东同志演讲的、由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审阅的文件，在编印时要用毛泽东同志名义；
“二、凡是过去已由毛泽东同志名义发表的著作，一律不再更改或增加其他作者的名字。
“1956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康生曾提出《坚决捍卫毛主席著作光辉思想》的意见书，提出：“党内有人企图否定毛主席的地位、否定毛主席思想是全党的指导理论”，为此于1956年11月中旬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再次做出决议：   
“一、全党要维护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权威；
“二、毛泽东同志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表现，是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工作经验的结晶。
“1980年9月，习仲勋、谭震林、徐向前等五人向中共中央提出，再重新出版《毛泽东选集》时，应当做出澄清：哪些是其他人的著作，哪些是中共中央集体的著作，哪些是中央文件？
“1985年2月，中共中央党校十二名主任级教员及二十五名学员联署向中共中央、胡耀邦提出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若干著作是其他人的著作问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也提出“是否在《毛泽东选集》再版或重新出版时，作出适当的更正、阐明”。对此，李先念、王震、宋任穷等人作了批示，指出：‘这是一股逆流’‘党内一直有人要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问题出在领导层’，‘党内右倾思潮发展到了危险的地步’。王震当时为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在党校党委会上破口大骂：‘谁敢否定毛主席光辉的一生，谁敢反对毛主席著作，就撤他的职，开除他的党籍；谁敢当我面否定毛主席，我就用枪来回答。’（见1985年3月中共中央党校《简报》）   
“1992年初，胡乔木在重病期间，曾对来探望的杨尚昆、乔石、温家宝提出：关于毛泽东著作，党内一直有分歧，应当做出全面审核，哪些是毛泽东亲自著作的，哪些是以毛泽东名义发表的，哪些是中央其他同志著作的，哪些是在编辑过程中被牵强地肯定下来的。
“胡乔木提出：毛泽东著作中三篇名作（俗称《老三篇》）——《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为人民服务》，甚至毛泽东诗词中最有代表性的《沁园春•雪》，即那首‘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并要求恢复用他胡乔木的名字。
“1993年6月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曾联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过两份报告，一份是《关于毛泽东著作整理出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另一份是《关于胡乔木和其他人士对毛泽东著作的意见的处理》。前者披露：经过五年来的工作、访问、考查、翻阅、核实关于毛泽东生前四百七十多篇著作，包括讲话、报告、会议决议、论文、电报稿、社论、按语与批示等，一共有二百五十多篇不是毛泽东亲自起草或作修改的。其中有一百六十多篇报告、讲话、电文、社论是由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中央秘书局（办）和中央工作人员起草完稿的。毛泽东仅仅对部分报告、讲话作过审阅或批上“同意”，“好”或签上“毛泽东”三字。
“199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上述报告曾作过三点批示：
“一、中央一贯认为，《毛泽东选集》中的理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革命工作的结晶，不是个人的。 
“二，审核、考证《毛泽东选集》原稿的作者、原稿部门、发稿时间与场合的工作是必要的。
“三，一些情况以内部掌握为宜，以免引起混乱和争议。   
‘而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于今年六月中旬又提出书面报告《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中共中央书记处今年七月二十一日又作了三点批示：“一、维持原有的决定是正确的，一旦更改会有大的影响； 
“二、《毛泽东选集》中的理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革命工作经验的结晶；
“三、审核、考证结果资料存档留作参阅用。”
二、浙大教授叶航对《〈毛选〉真相》的的大力推荐
上面这篇所谓《〈毛选〉真相》漏洞百出，谎话连篇，是一篇特大谣言。它的炮制者是谁，人们似乎还不得而知。有人说是罗冰，还有人进一步说，这个罗冰是一个活动于美国的民运分子，是一个受雇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专业写手。但是，这些说法似乎还没有得到证实。我很怀疑，这个所谓的罗冰极可能是一个化名，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姓名。过去小说里有所谓“喽啰兵”或“啰啰兵”，这是一个带有轻篾口吻的称呼，因为这些“喽啰兵”或“啰啰兵”并没有什么真本事，而只会摇旗呐喊、虚张声势。这个所谓的“罗冰”很可能就是“啰兵”的谐音，用这样一个化名带有自嘲的意味，而并不是真有一个姓罗名冰的人写的。试想，一个人撒了这么一个弥天大谎，他还敢用真名实姓吗？不过有一点是确实的，就是这篇《真相》是一件泊来品，是从“海外”传到国内的，它的收件人是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叶航。据叶航的《推荐说明》说，他从一个“海外的朋友”那里收到了这份《〈毛泽东选集〉真相》。他当然很清楚，这个材料非同小可，因此未敢马上就将其公开，只是在“朋友们”中流传，到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时，已经放了“有些日子了”。因此，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他在他的那些“朋友们”的怂恿之下觉得“这个东西不像八卦，还是有很大的可信性”，于是决定在自己的博客上将其公开了。几天后，他又于2009年10月8日在《天天财经》网上发表了一个《关于“毛选真相”的一点说明》。该说明说：
“关于《〈毛泽东选集〉真相》，是我一个海外的朋友传给我的，有些日子了。前几日吃饭，与朋友们谈及此事，有人希望看看，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可信性，就在博客上贴出来了。没想到引起许多博友的关注，而且还引发了一些争论。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毛的声誉没有什么大碍。说实话，秘书们帮老板写文章，这不是天经地义吗？一个，我雇你来就是干这个的，就像时下很多明星雇枪手写回忆录一样，根本不涉及版权问题，或者说，这种契约关系一开始就决定了版权是雇佣者而不是被雇佣者的。另一个，更重要的是，秘书们是根据领袖的思想来写的，，任他们怎么折腾也写不出这些传世之作，否则他们就不会甘心当这个小秘书了（说实话，对胡乔木临终前的那些要求，我觉得很不齿，如果是真的话。有胆量你在老毛生前提呀！）。因此，如果不读民国史，你就只知蒋介石而不知陈布雷。就像我们今天只知道华盛顿、林肯、丘吉尔，而不知道他们的秘书或秘书班子一样。
“至于毛的许多文章出自他的同僚和战友，我觉得这也十分正常。共产党早就声明过，毛泽东思想是党的集体产物。在这件事情上，中国共产党做了一次非常成功的‘包装’，难怪老蒋当年也不得不佩服共产党的宣传。
“我赞同一个博友的留言，在这件事情上，惟一重要的是，人民需要有知情权！这就是我转帖这份材料的初衷。感谢搜狐，居然没有封贴。”
对这样一个事关事关毛泽东和《毛泽东选集》的声誉，事关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誉、事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指导思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途与命运的大事，叶航一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毛的声誉没有什么大碍。说实话，秘书们帮老板写文章，这不是天经地义吗？”说得是何其轻巧啊！应该指出，毛泽东作为一个革命领袖，他与他的同事和下级的关系绝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老板与雇工之间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而是一种平等的同志式的关系，叶航的这一说法本身就是对毛泽东领导的革命的一种诋毁。他说，秘书们“贡献的只是文采罢了，没有思想”，在他看来，毛泽东缺少文才，为文没有文采，所以要秘书们“贡献文采”，这不是对文章高手毛泽东那些文采飞扬的文章的否定又是什么？至于说毛的“许多文章出自于他的同僚和战友”“正常得很”，因为共产党也承认“毛泽东思想是党的集体产物”。这显然也是故意曲解。不错，毛泽东曾经说过：“你们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我也可以同意，因为党总要找个代表，毛泽东思想不是一个人的，是从大家来的，我把它综合起来、概括起来，你们叫毛泽东思想也可以。”（冯显诚主编：《毛泽东思想研究与探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50 页）。毛泽东的意思很清楚，他的思想是从群众中来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只不过他进行了综合和概括罢了，但这绝不是说可以把别人写的文章拿过来当成是自己的文章。正是在七大作口头报告的结尾，毛泽东曾经明确号召大家，“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他说：“什么是不偷？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事情，把别人写的整本小册子，换上几个名词，就说是自己写的，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出版了。不是自己的著作，拿来时是自己的，这是不是偷呀！有贼。我们党内也有贼，当然是个别的，很少的。”（《毛泽东文集》第3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9页）毛泽东如此严厉地批评剽窃现象，他说毛泽东思想不是我一个人的怎么可以像叶航所说的那样去理解呢？毛泽东也反对“装”，主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也反对“吹”，主张要“老老实实”。这就是毛泽东的态度。叶航所说完全背离了毛泽东的主张，把毛选的出版说成是一个“成功的包装”，这是对毛泽东的一种污蔑。也正因为这样，他的内心深处其实是非常恐惧的，这一点，从他的《推荐说明》的最后一句话——+“感谢搜狐，居然没有封贴”可以看出来。而实际上，他真正害怕的，在我看来还不是什么“封贴”，而是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谁人不知，造谣和传谣都是诽谤，已经触犯了刑律，“违法必究”本来就是一件理所当然、法所必至的事情。而居然我们共和国的有关部门居然不闻不问，他能够不感到意外吗？显然，他不仅应该感谢搜狐，更应该大大感谢有关部门对这类造谣传谣文章的麻木不仁和宽宏大量！要知道，在我们这个号称共产党领导、号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连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流》、《真理的追求》都不能存身，而这种直接恶意攻击毛泽东、反对毛泽东思想指导、反对共产党领导的谣言竟然可以通行无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天大的奇事！
所幸的是，中国共产党毕竟是一个由毛泽东缔造的党，中国人民和中国的知识分子毕竟是曾经受到过毛泽东长期教育的人民和知识分子，对于《真相》这样一个弥天大谎，他们和叶航教授的看法完全不同，并没有多少人相信；相反，此文一上网，就遭到了人们的批驳。因此，尽管官方在长达一年另八个月的时间里都不闻不问，既没有进行辟谣，也没有进行批驳，更没有在法律上对这些造谣传谣者进行追究乃至治罪，而此文却因为广大群众的抵制仍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直到2011年5月25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才通过中央三单位的发言人向记者发表了一篇辟谣的文章，而且这篇文章只是指出了其为谣言和捏造，却没有拿出具体事实进行有力的驳斥，而有关执法部门对这种造谣、传谣的非法行为也没有采取相应的行动，如此麻木不仁和无所作为实在令人感到吃惊。
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当笔者正在撰写此文时，读到了《乌有之乡网》转自《中央文献网》的由中央档案馆研究馆员、毛泽东文稿鉴定专家齐得平同志以个人名义写的一篇文章，即《所谓的“<毛泽东选集>真相”究竟是“真相”还是捏造的谣言——我所了解的毛泽东手稿管理工作和为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档案的情况》一文。齐文以确凿的事实，包括作者亲身的经历和影印的毛泽东手稿有力地批驳了所谓《真相》 的无耻谰言，给了那些造谣者和传谣者以沉重的打击，读了真是大快人心。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文章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写下去，我曾有过短暂的犹豫，不过考虑到齐文所涉及的而且主要涉及的只是《真相》里提到的有限的几篇文章，还有一些文章没有涉及，而且主要是针对的谣言的制造者，——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对于几个不遗余力的谣言传播者，似乎都把他们作为“不明真相者”而加以宽容，而在我看来，这些打着“教授”、“学者”招牌的人，他们用他们的言论为这个所谓的《〈毛选〉真相》“背书”， 说它“有很大的可信性”，还高呼什么“人民需要有知情权！” 甚至在有关部门指出其为“凭空捏造”的谣言以后还大力宣传这类谣言，并竭力为之进行辩护，所起的作用也是非常恶劣的。毛泽东在一首《七律》里一反过去“穷寇勿追”的思想，主张“宜将剩勇追穷寇”，鲁迅在《费尔泼来应该缓行》中也教导人们，对落水狗要“从而打之”，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我当然应该遵循他们的教导，本着“除恶务尽”的态度，把这篇文章继续写下去，写出来，对其进行彻底的批判才是。
三、《〈毛选〉真相》是一篇漏洞百出、谎话连篇的反毛谣言大杂烩
《〈毛选〉真相》的推荐者叶航大讲什么“在这件事情上，惟一重要的是，人民需要有知情权！这就是我转帖这份材料的初衷”，很对，人民应该有知情权，他们需要了解事实的真相，但是叶航推荐给人们的是什么东西呢？他推荐给人民的是一篇漏洞百出、谎话连篇、集谣言之大成的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弥天大谣言！不信请看事实：
先说它的“漏洞百出”。这篇名为《〈毛选〉真相》的东西，其实并不涵盖全部《毛泽东选集》。我们知道，《毛泽东选集》在毛泽东生前出版了四卷（1951年出第1卷，1952年出第2卷，1953年出第3卷，1960年出第4卷），第5卷是在毛泽东生前开始编辑，而在他去世后的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真相》以《毛泽东选集》为对象，理应包括五卷，而所谓《真相》只包括第1-4卷而不包括第5卷，这本身就文不对题。当然，1991年出版的由邓小平题写书名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只出了第1-4卷，而未再版第5卷。究竟是什么原因把第5卷从《毛选》中排除出去，《第二版出版说明》没有向人们作出交代。就此而论，人民倒是真正需要有知情权的，我希望有关部门能够采取真正负责任的态度（这些年中国时常在国际上对一些发达国家说自己是“负责任”的国家。我们不能只是对这些帝国主义国家说负责，重要的是，在被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面前，在自己国家的人民面前，应该勇敢地担当起“负责任”的态度），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解释。
撇开这个问题不说，所谓《真相》说，“1995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联合向中央书记处提出了书面报告《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根据该报告披露：《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余篇文章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经毛泽东修改的共十三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或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起草的。”人们要问：既然是中央三个直属单位向中央书记处提出的书面报告，那当然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为什么连《毛选》第1-4卷的篇数都搞错了呢？我过去读《毛选》不大注意它有多少篇，但是，看了《真相》所说的三单位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里说“《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有“一百六十余篇文章”不禁怀疑起来：《毛选》1-4卷的篇数应该是一个确数，而不应该是一个约数；特别是《书面报告》要指出其中有多少篇不是毛泽东写的更应该是一个十分明确的确数，而不应该是一个模模糊糊的约数。于是，我把1-4卷的《毛选》的篇数数了两遍，得到的结果都是：第1卷18篇，第2卷40篇，第3卷31篇，第4卷70篇，第1-4卷合计159篇。就是说，第1-4卷的总篇数不到160篇，又怎么会变成了160余篇呢？由于总篇数的不确，在此基础上计算的结果自然也就不不可能是正确的了。退一步说，即使不说确数而说约数，也应该是“近160篇”，而不应该说“160余篇”。在这个极其简单的问题上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这个所谓的“书面报告”的真实性。至于《真相》借所谓的《书面报告》说，“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经毛泽东修改的共十三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领导成员，或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起草的”云云，人们当然就更不会相信了。造谣者连《毛选》的第1-4卷篇数这样简单的事都懒得去核对，他们会对《毛选》第1-4卷159篇文章逐篇去进行调查和核对吗？这怎么可能教人们去相信他们呢？问题还在于，在《真相》的炮制者和推荐者看来，《毛泽东选集》第1-4卷全部文章里，只有12篇是毛泽东起草的，13篇是经过毛泽东修改的，有134篇（按照他们所谓全部160余篇的说法，还要更多）都不是毛泽东写的或改过的，那么，为了说明真相，就应该详细地列出这些文章是别人写的证据才是，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只提了22篇文章，而其中的《沁园春•雪》还不在《毛选》的范围之内。就是这21篇文章（22篇-1篇）也是只有断语而没有证据。退一万步说，就假定这 21篇文章真的都不是毛泽东写的（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许多同志的批判文章，特别是齐得平同志的文章都否定了这种说法，本文在下面还要作进一步的批驳），那也不能说明其余138篇文章都不是毛泽东写的，因为特称的否定并不能推出全称的否定。再说，《真相》先说中央三单位向中央书记处提出报告的时间是“1995年6月中旬”，但是却没有说中央书记处对这个报告是怎么批示的，而后面又说“199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上述报告曾作过三点批示”，怎么中央书记处作出“三点批示”的时间比三单位提出报告的时间还早一年另五个月呢？历来都是先有请示而后才有批示，哪里会有先有批示而后才有请示，这个程序怎么会是倒着的呢？《真相》还说什么“中共官方宣布的对《毛选》审核、考证结果”如何如何，我们要问：“中共官方”何曾“宣布”过“对《毛选》审核、考证结果”？如果真的“宣布”过这样的“对《毛选》审核、考证结果”？为什么大家在2009年10月以前这样长的时间里对于此事都一无所知，而只是在这之后由于对所谓《真相》的“推荐”才“知道”此事“真相”呢？这不正好说明“中国官方”以前从未“宣布过那个“对《毛选》审核、考证结果”吗？
所谓的《真相》，就是这么一个漏洞百出、十分拙劣的东西，可是身为浙大教授的叶航，还有身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的唐宝林竟然看不到它的漏洞，反而对其深信不疑，甚至还千方百计地向人们推荐这种东西，这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很值得人们深思。
再说它的“谎话连篇”。在所谓《〈毛选〉真相》里，除了其为了反讽而引用的《毛泽东选集出版说明》是真话以外，可以说，通篇都是谎言。由于这里所涉及的毛泽东著作较多，需要批驳的谣言也较多，为免“眉毛胡子一把抓”以方便读者阅读，特再分点论之：
1．《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毛选〉真相》说，“《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此文为1929年12月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的部分，是周恩来起草的。”而事实是，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根本不可能由周恩来起草。当时周恩来还在上海的党中央，既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也不可能起草这次会议的决议。当然，作为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和军事部的部长，周恩来对红四军的问题非常关心，但却得不到他们的消息，于是在1929年2月7日致信朱毛红军,此信被称为“中央二月来信”，信中根据共产国际的要求，提出红军要分散而不能集中，并且要毛泽东和朱德离开红军，要他们到中央工作。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红四军前委直到4月3日才收到此信。这时由于红四军在瑞金以北的大柏地诱歼敌军刘士毅旅打不，打了一个大胜仗，局面已大有好转。红四军前委在5日给中央的的报告里认为，中央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并表示不同意朱毛离开队伍。这时，由于形势的发展，中央的认识也在改变。就在红四军写报告的前一天，也就是4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并且在4月8日写了一封致朱毛的指示信，信中已不再坚持要朱毛离开红四军，而只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与中央讨论问题。在这期间，红四军领导内部在建军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这里既有刚从苏联回国担任红四军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的刘安泰与朱毛之间的分歧，也有朱毛之间的分歧。6月22日 举行的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由于指导思想存在问题和方法不当，争论的问题不但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反而把坚持正确意见的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一职给选掉了，迫使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他只好一方面在上杭的苏坡村养病，一方面指导闽西特委的工作。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中央在6月12日才得以讨论朱毛于4月5日写来的信。周恩来在会上谈到了中央2月7日指示信在分散问题和形势估计问题上的毛病，再次表示要红四军派一得力的人来中央讨论军事问题。这样，陈毅就在8月下旬代表红四军来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中央政治局在8月29日举行了一次临时会议，听取陈毅的报告，并决定组织以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对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缺点进行了批评，指出这次扩大会议没有把红军引向对敌斗争，而是放任内部斗争，关起门来闹纠纷；不是在政治上指出路线问题，而仅仅在组织上追究个人责任；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助长了极端民主化倾向的发展；对朱毛的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责任上的重要，而批评大半又是唯心主义的猜测。并且指出，朱毛应该回到前委，毛泽东应仍任前委书记。陈毅作为当时代替毛泽东的前委书记，在中央无疑受到了周恩来等的严厉批评，认识有了很大的高。他自己也认为，在上海近两个月，好像进了一次训练班一样。根据周恩来的多次讲话，陈替中央起草了一个指示信，经周恩来修改审定后带回红四军。周恩来嘱咐陈毅：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这便是9月28日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人们又称其为“中央9月来信”。（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195页）
中央的指示信于1929年10月20日由陈毅带回红四军前委。11月26日，毛泽东又回到前委，28日，毛泽东复信中央，称：“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的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前委根据中央9月来信是精神决定召开红四军第9次代表大会集中解决红军建军的原则问题。毛泽东为大会起草了决议草案。大会选举了新的前委，毛泽东为书记，朱德、陈毅等11人被选为委员。红军第四军不仅胜利渡过了危机，而且经营部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成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大踏步地向前发展。（同上，第126-127页）在这方面，周恩来无疑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若说《古田会议决议》是周恩来起草的，则是不正确的。应该说，中央9月来信和后来在12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9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有某种联系，实际上，毛泽东在起草《决议》时也并没有否定《决议》与指示信之间的这种联系。《决议》在第一段的后面部分就说了这样的话，“大会根据中央9月来信的精神，指出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86页）但是，这种联系决不能混同指示信和决议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件。周恩来在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的问题的汇报后固然可以作出大体正确的判断，但是，由于他没有直接参加红军在根据地的斗争，还缺少这方面的具体实践，是不可能对红四军乃至整个红军中所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根源和纠正方法有深刻的了解的。而毛泽东和朱德就不同了。毛泽东在1927年9月在湘赣边界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9月29日到永新县三湾镇，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改变，并决定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发，于10约7日到达井冈山的茨坪，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随后，朱德、陈毅也率南昌起义的余部在1928年1月在湘南发动了年关暴动，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率参加南昌起义的国民革命军残部和在湘南年关暴动后发展的农军共万余人来到宁冈龙市，并于5月4日在龙江桥举行了庆祝会师大会，正式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成立，从此，他们携手合作共同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为了扩大根据地和红军，1929年1月，毛泽东主持了包括红四军和红五军（红五军是由彭德怀、滕代远于1928年12月在平江起义过程中建立的革命军队，该部队建立后即上井冈山与朱毛会师）、湘赣边区特委和各地方领导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发展，而由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五军和红四军的32团留守井冈山。以后红四军又由赣南向闽西发展，建立了闽西根据地，并建成了赣南与闽西连成一片的中央苏区。朱毛一直在基层，和红军官兵战斗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他们对于军队情况的了解和熟悉程度自是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周恩来所不能相比的。因此，像《决议》这样的文章，只有毛泽东才能写得出，周恩来是写不出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篇《决议》原文有八个部分（东北书店出的《毛选》列出了9个部分），当时曾经印成小册子，发给红四军每一个官兵，作为教材要求他们熟读，对红军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42年1月23日，毛泽东还曾致信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谭政和时任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骅，要求他们“将四军就此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作为课材经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需熟读）”（《毛泽东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2页）可见毛泽东对此《决议》的重视。实际上，新中国建立后，《决议》也一直是部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一本很重要的教材。
2.《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选〉真相》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选》中说此文是毛泽东于1932年1月5日的一篇通信，实际是瞿秋白写的指示信件，由毛泽东，滕代远、周逸群在红军中宣讲的。”在这里，《真相》的炮制者在时间上耍了一个花招，把毛泽东在1930年1月5日写给林彪的一封复信说成是瞿秋白在1932年1月5日写的指示信。实际上，瞿秋白无论是在1930年1月5日还是在1932年1月5日，都不在中央机关工作，怎么会为中央写“指示信”呢？而且，从内容看，这封信里讲当前形势讲到了蒋桂战争，并且还大段地引用了毛泽东在1929年4月5日为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这都足以证明，此文的时间只能是1930年1月5日，而不可能是1932年1月5日；此文的作者只能是毛泽东，而不可能是瞿秋白。这里还可以说一下此文和前面说的《决议》一文之间的关系。这两篇文章都是毛泽东在闽西上杭县写的，《决议》是在古田会议上通过的，而给林彪的复信则是在离古田镇很近的赖坊村“协成店”写的。两地相距只有一公里。现在，这两个地方都因此而成为闽西红色旅游的著名景点。而就两文写作的时间来看，它们也非常接近：《决议》通过的时间1929年12月28-29日，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写作的时间是1930年1月5日，二者相隔的时间只有一个星期。长久以来，这两篇文章和毛泽东在闽西写的一些诗词，都是闽西老区人民引以为骄傲的，怎么可能是一篇伪作呢？
关于瞿秋白，我们知道，他是在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以后召开的“五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他曾经主持过著名的“八七会议”。 1928年4月，他前往苏联，为党的“六大”作准备，并且在6-7月间，他和周恩来共同主持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党的“六大”。后又作为中国共产党常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和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成员，长期在苏联工作和生活，直到1930年8月下旬才回到上海。在这期间，他是不可能代表中央写所谓“指示信”的。1931年1月，米夫和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指责瞿秋白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并被解除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自此以后，他一直在上海和鲁迅一道从事马列著作和苏联文学作品的翻译和文学创作工作以及其他文化工作（如他在1931年底将《中国拉丁化的字母》改订为《新中国文字草案》等）。直到1934年1月才进入中央苏区，成为中央苏维埃政府教育人民委员（教育部长）。显然，无论是在1930年1月5日还说在1932年1月5日，他都是不可能代表中央写什么“指示信”的。
其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作为毛泽东给林彪的复信是非常清楚的。因为正是林彪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样一个悲观失望的问题。毛泽东对他讲的一些道理和他此前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有着明显的内在联系。只要稍加对照就不难看出，这两篇文章显然是同一个人写的。特别是文章的结尾部分，充分展现了毛泽东的诗人气质，表现了毛泽东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特色。这个结尾是这样写的：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着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绝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的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岸边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选集》第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
这是多么形象、鲜明、生动的比喻，又是多么充满激情、鼓舞人心的文字啊！
顺便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写的这封信，当时曾以《时局的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为题印成小册子发给每一个红军官兵，作为学习的教材，对于提高红军官兵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曾经发生过巨大的作用。1948年东北出版《毛泽东选集》，此文没有收入。林彪曾写信给中央，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因此在出版《毛选》第1卷时将题目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且在指名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页）
3.《反对本本主义》
《真相》在说到《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时说，“此文为1930年5月，由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领导干部的宣传、教育文件。”我们要问，1930年5月时，刘少奇在哪里？他在东北，在白区做地下工作。他是不是可能写《反对本本主义》这样的文章呢？我说不可能。如果读过《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就会知道，那里讲的许多问题都和南方的根据地有关，和红四军又管。比如该文批评说，“ 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还批评说，“近来红军第四军的同志们一般的都注意调查工作了，但是很多人的调查方法是错误的。”并且还说到，“我们从前的调查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偏于农村而不注意城市，以致许多同志对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这二者的策略始终模糊。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离开山头跑向平地了，我们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依然在山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13、114页）按照毛泽东的经历，这些话从他的嘴里讲出来是在自然不过了，而按照刘少奇的经历，他是根本不可能讲出这样的话的。《反对本本主义》的中心不是不要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而是要人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强调要作调查研究，强调“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正是毛泽东当时所十分重视并且身体力行的事。我们知道，毛泽东早在20年代中期就写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到了30年代，写的调查报告更多，如《寻乌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兴国调查》、《〈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等。把毛泽东的这一著作说成是刘少奇写的显然是毫无根据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佐证。毛泽东在1930年写的这篇文章在1951年编辑出版《毛选》第1卷时并没有收录进去，因为30年代和40年代都处于战争环境之下，这篇文章没有保存下来，出版《毛选》时这篇文章已经找不到了。直到1961年1月，当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田家英把《调查工作》（《反对本本主义》的原名）拿到毛泽东的面前时，毛泽东寓义深长地说:“失散多年的孩子终干找回来了。”原来，在残酷的战争年代，不仅毛泽东未能将此文保存下来，就是档案部门也没有能够加以保存，实际上已经散失。但是，闽西老区上杭县的一位名叫赖茂基的农民（30年代为纪念恽代英牺牲，上杭东北地区曾建立代英县，赖茂基当时曾任该县苏维埃粮食部长）完好地保存了这个革命文物，并于1957年2月献给龙岩地委。1959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建馆，到各地征集革命文物，这个名为《调查工作》的石印本（一说油印本）被送交博物馆。1960年，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同志将它从博物馆借了出来，于是就有了上面说的一幕。我们从此书是一个石印本或油印本、并且在闽西被上杭县茶地乡被一位农民和苏区干部保存，可知它当年流传的地点是在中央苏区；而从毛泽东把它看做是“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回来了”这句充满感情的话语里，更可看到他对于这本书的心爱和珍视。事实上，毛泽东关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最早就是在这本书里提出来的，因此它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把《反对本本主义》作为专门一章来写是极有见地的。此文重新发现后，中共中央因为有感于它的现实意义，曾于1961年3月把它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各中央局，个上省、市、自治区党委。1961年3月11，毛泽东还特地为它写了一段说明：
“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一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季，已经30年不见了。1961年1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页）
后来此文又被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4年第一版），1991年出版《毛选》第二版时才被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所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真相》在说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说，“《毛选》称本文为毛泽东于1936年2月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写的，实际上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由张闻天和周恩来起草，由毛泽东出面在红军大学的演讲稿。”此说显然也不正确。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要总结经验，当然应该由毛泽东来总结，怎么会由张闻天和周恩来来总结呢？要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张闻天是一个外行，周恩来在大革命时虽然当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但是在带兵打仗方面的实践经验也不能与毛泽东相比。毛泽东过去虽然也不会打仗，但是，上了井冈山之后，由于他善于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并且勤于实践，善于总结经验，能够“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还看了不少“兵书”，包括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他都研究过。毛泽东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进行武装割据和反围剿的斗争，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一点，可说是有口皆碑，不然，为什么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在遵义会议上要让毛泽东出来当前敌总指挥？当然，即使在遵义会议以后，有人对于毛泽东的打法还有不同意见。刘英在其所写的回忆录里曾经讲到打打鼓新场一事。当时多数人要打，毛泽东不赞成打，“负总责”的张闻天就来了个“民主表决”，结果否定了毛泽东的意见，把毛泽东的前敌总指挥也表决掉了。而此时的毛泽东并不灰心，他当晚又与周恩来、朱德商量，在他们两位的支持下，说服了大家，还是没有攻打打鼓新场。刘英在回忆录里曾这样写道：“实践证明毛主席这个意见是对的。闻天也认识到这件事处理失当。由此更觉得军事领导要改变办法。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必须临机决断，靠开中央会议来决定会贻误战机，而且他自己对打仗也不熟悉，自认是外行，觉得过多地参与军事指挥不适合。所以就接受了毛主席的建议，决定成立军事三人小组统一指挥。这个三人小组的成员是：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9页）这里讲到了张闻天“打仗不熟悉”，“自认是外行，觉得过多地参与军事指挥不适合”，怎么会由他起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而由毛泽东来读他写的稿子呢？更不要说，张闻天和周恩来都是中央的领导人，又不是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怎么会要他们二人为自己起草讲话稿呢？这说不通嘛!
4.《实践论》和《矛盾论》
《真相》还说什么，“《实践论》（1938年5月）、《矛盾论》（1937年8月），《毛选》说这两篇论文都是毛泽东写的，曾由毛泽东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作过讲演，实际上是由周恩来、林伯渠、王稼祥、康生、陈伯达等人起草的，毛泽东只是作了修改，就成了毛泽东写的了。”在这里，《真相》在“两论”的写作时间上又故意制造混乱。其实这个问题，毛泽东在1965年1月9日与斯诺讲话时说得很清楚：“他说，确实是在1937年夏天写的。在卢沟桥事变前后的几个星期里，他在延安有一段暂时的空闲的时间。军队开到前线了，毛腾出时间来收集材料，准备在（延安）抗大作关于哲学基础的演讲。这批青年学生经过三个月的短期训练，准备在今后几年作政治辅导工作，需要为他们写一些简明而基本的讲义。在党的坚持要求下，毛写了《矛盾论》和《实践论》，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的日常的实例结合起来。毛说，他大都夜里写，白天睡觉。他花了几个星期写成店东西，讲课时两小时左右就讲完了。毛还说，他自己认为《实践论》比《矛盾论》重要。”（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9页）对于这个问题，我在《狂犬吠日无损于太阳董的光辉》一文里已经对所谓《矛盾论》是陈伯达、艾思奇所写的谬说已进行过批驳，这里当不再重复。最近，中央档案馆齐得平同志的文章更提供了中央档案馆保存的1937年9月发行的包括“两轮”在内《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油印本封面的影印件，更可以说是铁证。至于说是周恩来、林伯渠、康生所写，显然也是毫无根据的一派胡言。关于周恩来，毛泽东说他“不但会说，而且会干”，周恩来不是以理论家闻名于世，而是以“外交家“、“实干家”闻名于世的。我们要问：当时周恩来在干什么？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1898-1949》里有两张照片就可以说明问题：一张是1937年7月和博古（秦邦宪）、林伯渠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庐山同蒋介石谈判后回到西安时的合影，一张是1937年8月和朱德、叶剑英、黄琪翔、郭秀仪（黄的夫人）、张群在南京黄琪翔寓所的合影。显然，周恩来正在忙于国共谈判，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帮助毛泽东写“两论”讲稿吗？至于林伯渠，他生于1886年 ，比毛泽东大7岁，是延安的“五老”之一（另外四位是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林老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革命，1921年1月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在上海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后来他又参加过国民党改组，当过国民党的中常委和农民部长。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曾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曾任中央苏区政府国民经济部长，红军到陕北后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他的专长也不是在理论方面，而是在统一战线和财经工作方面。对毛泽东来说，他还是前辈，毛泽东怎么会拿他当自己的秘书使用，请他为自己讲课起草讲稿呢？而且从他当时的工作情况来看，他在1937年2月24日即奉命负责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7月27日，又作为中共代表团一员与周恩来、博古一道前往西安，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他也不可能为毛泽东起草“两论“的讲稿。当然，康生可以说是一个理论家，但是，他在1933年7月去苏联，成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之一，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直到1937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康生才随王明于11月返回到延安，而这时的“两论”已经早就讲过，还要他来“起草”吗？
关键还在于，“两论”并不是任何人都写得出来的。即使是毛泽东，也不是一下子就写出来的。没有长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钻研，。他曾对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曾志说，“1932年开始，我没有工作 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读那本，又是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他还明确地说，“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曾志：《谈谈我所知道的毛主席》，《缅怀毛泽东》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402页）在这方面，毛泽东确实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他反复学习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关于辩证法问题》，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基础》等经典著作，还阅读了中外思想家的许多著作以及中国和苏联30年代出版的许多哲学读物，并且写了《哲学批注集》。当然也不仅是读书。没有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深入了解和深刻总结，特别是右倾机会主义导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和左倾机会主义导致第二次国内战争遭到重大挫折的教训，当然还有他在实践中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成功的探索，“两论”是写不出来的。《真相》说这个人写，那个人写，殊不知这样的著作不是哪个人都能写得出来的。
5. 《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真相》还说什么“《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此文为毛泽东于1937年5月7日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总结报告，但文稿实际上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张闻天、周恩来作了修改。对此，齐得平在他的文章已经用最确凿的事实指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7年5月8日）“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毛泽东同志这篇重要著作的手稿，全文共28页，用的是16开纸，是用毛笔横写的。”中央档案馆现在还保存着这个手稿。他还提供了这篇文章开头4页的影印件，可谓铁证如山，无可辩驳。此外，曾经参加这次会议的张闻天的夫人 刘英在其后来写的回忆里也说，“闻天在会议开始时致开幕词，……关于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和‘结论’是毛主席作的，这就是后来选到《毛泽东选集》中去的两篇名文：《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刘英：《我与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页）在这些事实面前，不知那些谣言的制造者、传播者和辩护者还有什么话好说？！
6.《论持久战》
《真相》还说什么“《论持久战》（1938年5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前者为毛泽东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演讲稿，实际上，这两篇文章都是由周恩来、张闻天、林伯渠、康生等起草，董必武也参加了修改，曾被定为党校的中心教材。”这个说法也是毫无很据的胡言乱语。
实际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虽然是1938年5月发表的，但是其基本思想早在1936年夏在与斯诺的谈话里就已经形成了。不信请看《论持久战》里的下面两段话：
“（五）于是问题是：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队。中国能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六）这些问题的主要论点，还在两年之前我们就一般地指出了。还在1936年7月16日，即在西安事变前5个月，卢沟桥事变前12个月，我同美国记者斯诺先生的谈话中，就已经一瓣地估计了中日战争的形势，并提出了争取胜利的各种方针。为备忘急，不妨抄录几段如下：……（略。有三页半小字引文，原载斯诺：《西北印象记》，引文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3-446页）当然，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在《论持久战》里是发挥得更为详尽了。但是，对于毛泽东来说，关于既不是亡国论又不是速胜论的基本观点及其分析方法早在1936年7月就已经相当明确了。在这种情况下还需要别人为他起草文章吗？
在这个问题上，抗战初期担任毛泽东警卫员的翟作军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他亲眼看到了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的全过程，在《〈论持久战〉的诞生》一文里记述了毛泽东一个多星期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写作此书的情况，还记述了他送毛泽东手稿到解放社付印和毛泽东校阅清样、进行修改以及送书给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征求意见的情况。（翟作军：《〈论持久战〉的诞生》，载《我眼中的毛泽东》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106页）这是一个人证，是对上述物证的一个补充。这两个铁证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
7.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至于《真相》说《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5月）一文是“周恩来、张闻天、林伯渠、康生等起草，董必武也参加了修改“的说法，显然也没有根据。几个人中，除周恩来有过一些军事方面的经历，张闻天、林伯渠、康生、董必武都缺乏这方面的经历，要他们写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文章，显然是找错了对象。而毛泽东则不同，他正是从武装割据、游击战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领袖人物，写这样的文章对他来说可以说是“非我莫属”、“舍我其谁”的事，为什么还要那些根本不熟悉这方面情况的几个人勉为其难呢？没有这个道理嘛！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强调游击战争在一般情况下只有战术的意义，而没有战略的意义，但是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又处于进步的时代，而日本是一个小国，兵力不足，因此在广大的占领区就留下了许多空虚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游击战就不仅仅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紫外线单独作战；而由于中国处于进步的时代，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广泛参加，战争也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这样就产生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问题，产生了根据地的问题，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发展问题。毛泽东有土地革命时期的丰富经验，领导过井冈山的斗争和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胜利的成功经验，他想到这些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没有这方面经验的人，是不会想道这些问题的。这样的文章也只能由毛泽东来写，张闻天、康生、林伯渠、董必武他们是写不出来的。而事实上，1938年5月，周恩来也好，张闻天也好，康生也好，林伯渠、董必武也好，他们也正为自己的工作忙碌着。周恩来此时正在武汉忙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不仅团结了一大批进步人士，而且还和许多国际友人经历了广泛的联系。他哪里会有时间去为毛泽东起草文章？张闻天那时还是中央“负总责”的总书记，他也不可能为毛泽东起草文章。至于康生，他1937年11月从苏联归来，先是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后来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次年又担任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做隐蔽战线的工作，自然也不轻松，也不可能帮毛泽东起草文章。再就是林伯渠和董必武二老，他们都长于作统一战线工作，抗战时一个曾经被任命为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党代表，1938年4月12日又被 任命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一个则曾任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抗战时期曾与周恩来一道常驻重庆。可见，无论是林老还是董老，都不可能为毛泽东起草文章。这个谎言显然编造得太离奇了。
8.《论新阶段》
《真相》还说到《论新阶段》，说这是“毛泽东于1938年10月，代表中央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文稿是由王稼祥、康生起草的。”这个说法也难以成立。六届六中全会是由土地革命战争转向抗日民族战争的一次重要会议。此会的举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为了准备这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在9月14日到27日首先举行了十多天的会议。这时，任弼时已受中央委派到莫斯科担任中共朱公村国际的负责人，向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介绍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情况。而王稼祥则刚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来。他在政治局会议的第一天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 “国际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毛泽东在24日会议上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周恩来在26日的会议上也作了发言，表示完全同意国际的指示和毛泽东等的报告。毛泽东在27日的会议上再次发言，肯定了这次会议的成功，并且说，这次会议的成功可以保证六届六中全会的成功。这次会议决定，由毛泽东代表中央向全会作政治报告。（见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90页；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24页）9月29日，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各方面 负责干部55人，是六大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王稼祥再次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在10月12日下午、13日下午和14日下午和晚上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长篇政治报告，后又在11月5日又作了题为《战争和战略问题》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的结论。显然，说毛泽东用三个下午和一个晚上作的长篇政治报告是王稼祥和康生写的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如果读别人起草的稿子根本就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而如果毛泽东只会读别人写的稿子，连话都不会自己讲，他还能够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走向胜利吗？他还会被共产国际如此看重、提出要以他为首组成领导机关吗？附带说一下，共产国际如此看重毛泽东，这并不是第一次，早在1929年秋，毛泽东曾因疟疾而大病一场，后在闽西上杭县的苏家坡养病，国民党造谣说，毛泽东已死于肺结核病。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也听到了这个误传，于是在1930年初的《国际新闻通讯》上发了一个讣告，对毛泽东作了很高的评价：“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 、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病而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05页）当然，如果说王稼祥或康生在政治局会议上参与过一些意见，这应该说是可能的，因为他们都懂俄语，又作为中共代表在共产国际工作过，对共产国际的情况比较了解，但是，若说毛泽东的讲话告诉他们起草的，那明显就是胡编乱造了。毛泽东很反对请别人为自己讲话写稿子，他自己怎么会一当党的领袖就带头这样做呢？不可能嘛！ 
9.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真相》还说到《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说什么“本文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集体起草的，后经周恩来、刘少奇、王稼祥、康生等人修改，曾被定为党校的中心教材。”诚然，《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有一部分即第一章（共11页）不是毛泽东写的，这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题注里是讲得很清楚的。那里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1939年冬季，由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写作的一个课本，第一章《中国社会》是其他几个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的。第二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第三章，准备写《党的建设》，因为担任写作的同志没有完稿而停止。但是这两章，特别是第二章，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仍然 起了很大 的教育作用。”《真相》说：“本文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集体起草的，后经周恩来、刘少奇、王稼祥、康生等人修改”，显然也不确。六届六中全会后，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常驻重庆；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在华中敌后开展工作，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委，1943年才回延安人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康生虽然在延安，但他们并不擅长历史，似也不可能写涉及历史问题的《中国社会》部分。写这个部分的应该是熟悉历史的范文澜、何干之等人，他们当时都在延安，写《中国社会》部分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应该说，在一本书里有一部分内容由其他人来写的情况并不鲜见。比如《反杜林论》是恩格斯写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其第二编（《政治经济学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是由马克思写的。难道我们可以因为其中有很小一部分是马克思写的就断言说《反杜林论》不是恩格斯写的了吗？当然不能。这里有一个量与质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有一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问题。更不要说，这些问题在相处友好的作者之间早有协商和默契，根本就不会发生今人所谓的“著作权”问题。
10. 《新民主主义论》
《真相》还说到《新民主主义论》，说什么“此乃毛泽东于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文稿是由中共中央委托康生、陈伯达、艾思奇等人起草，经中央集体讨论定稿的。”前面已经说过，要写像《矛盾论》、《实践论》这样的书需要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同样，要写像《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这样的论著，也绝不是一时想到要做报告才临时决定请什么人去写就能够写得出来的。曾志在1939年底从白区到延安，组织上要她进马列学院学习。一天，她去看望毛泽东，说，“马列学院，我准备学一年。”“毛泽东则说，“不行，一年太少，要学三年，至少要学两年。要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要精读，读了还要理解它，要结合中国国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去分析、去探索、去理解。理论和实践结合了，理论就会是行动的指南。”他还说，“我在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可以从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争论和批判中，就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页）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把写作《新民主主义论》的过程看作是一个反复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这个过程显然不是一次就能够完成的。后来，在1956年3月14日同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长征、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谈话时再次谈到了他写《新民主主义论》的过程，说：“《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谈话中，艾地说：“印尼有许多同志认为毛主席思想成熟，写文章一定是一气呵成，不必修改。”毛泽东回答说，“那样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的头脑、思想反映客观实际，无论什么时候谁都不能一下子就反映得完全正确，无遗无误。客观事物是错综复杂的，不断变化的。我们的头脑、思想对客观实际的反映，是一个由不完全到更完全、不明确到更明确、不深入到更深入的发展变化过程，同时还要随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写《新民主主义论》时，许多东西在起初是不明确的，在写的过程中才逐渐明确起来，而且经过反复修改，才把意思表达得比较准确。”(同上，第16-17页)如果《新民主主义论》不是毛泽东写的，他会说出这样的过程和体会吗？《真相》说是康生、陈伯达、艾思奇起草的，可以断定，他们没有毛泽东那样的经历，也没有毛泽东那样的水平，是根本写不出来的。这些说法在上述事实面前，完全是凭空捏造的一派胡言！。
11.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和《关于大腿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
《真相》还说到《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和《关于大腿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真相》说，“《毛选》称这两篇均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实际上是中央委托周恩来起草的，董必武也参加了部分意见。”这种说法显然也是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测。
我们知道，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出现有其国际背景，主要是：1940年9月间，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了三国军事同盟条约，英美也签订了协定，两大集团的斗争日趋激烈，而他们都想拉蒋介石介入他们的集团，苏联也在继续援助蒋介石抗日。此时的蒋介石自然十分得意，他待价而沽，既准备参加英美同盟，也准备参加得意日同盟。毛泽东判断，无论哪一种情况出现，国共之间都会出现严重的斗争局面。1940年10月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給朱德、彭德怀、叶挺发了一份电报（即所谓皓电），要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并且从50万人缩编为10万人。这实际上是一个最后通牒。第二次反共高潮由此开始。毛泽东对此事的态度非常慎重。他认为，蒋介石全面反共的决心也不容易下，如果操切行事，可能会导致国共破裂。周恩来于11月1日来电，提出“还是用朱、彭、叶、项名义通电答复何、白。”11月2日，中央书记处研究周电，毛泽东在同日回电周恩来，说：“此次反共是国民党发动的，投降危险是严重的，但各中间派纷纷议论猜测，我们在实际没有成熟以前不拿出积极办法，稍等一下再说话不迟。现距何白皓电限期尚有20天，待10号左右拍发，不必复得太早。”11月3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何应钦、白崇禧皓电，中央决定以主、彭、叶、项名义答复，采取缓和态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11月9日，毛泽东起草了以朱、彭、叶、项名义写的复皓电的电报（史称“佳电”），电报“明确区分江南江北部队，江南确定主力北移，以示让步，江北确定暂时请免调。”同日，毛在给周的电报中解释说，“说暂时乃给蒋以面子，说免调乃塞蒋之幻想。”佳电还说了这样一段话：“目前正属奸伪四逞谣言纷起之时，亟宜调协各方，统一对敌，庶免为敌所乘，自招分崩离析之祸。切忌煎迫太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之局，既非中央之本心，复违德等之始愿。我为鹬蚌，敌作渔人，事与愿违，嗟悔无及.”而在給周恩来的电报里，毛在给周的电报中解释说，佳电的这一肺腑之言，“乃暗示彼方如进攻，我方必自卫，而以鹬蚌渔人出之。”佳电发出后，在社会各界，特别是在中间势力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得到了广泛的同情。但是，蒋介石要消灭新四军的决心已定，继续加紧了他的各种部署。12月8日，何、白再次电令八路军、新四军全部调往黄河以北。同时蒋介石又命令顾祝同做好围歼新四军的准备。此间，党中央又多次催叶、项向北转移，但项英却一再借故不从，贻误了时机。直到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 9000余人遵命北移，国民党已在新四军必经地区埋伏了重兵。1月6日，当仓促行动的部队到达茂林地区时，即遭到了预先埋伏的国民党第33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指挥的七个师八万余人的严密包围和猛烈袭击。由于利率过于悬殊，寡不敌众，经过七天七夜的激战，除两千人突出重围外，大部分都壮烈牺牲。叶挺军长为保存部队实力曾亲自与国民党军队谈判，结果被扣；而项英与袁国平在紧急关头擅自离开部队，后又回到部队，最后也在战斗中阵亡。1月17日，蒋介石发布命令，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并把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至此，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已达到顶峰。
针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延安举行会议，毛泽东指出，要挽救时局，实现好转，必须由国民党当局取消1月17日命令。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主席团，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组成。驻国民党统治区的办事除实行撤退。当天，政治局还决定，发布毛泽东起草的重建新四军总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政委，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随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整编全军为七个师七个旅，共九万多人，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战。
周恩来在得悉蒋介石的反动命令后，当即打电话给何应钦，痛斥：“你何应钦就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在17日当天，他还以无比悲痛的心情写下了十分有力的政治口号——“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并且还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四言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两件手书登在《新华日报》被国民党新闻检查而“开天窗”的空白部分，在重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考虑到周恩来等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同志的安全，中央要求各办事处撤退。南方局在周恩来主持下讨论了中央的这一意见，董必武、邓颖超、钱之光等参加了讨论，大家认为在这种时刻周恩来不能离开；周恩来也表示，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后来中央也同意了他们的这一意见。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一直坚持在第一线进行斗争，同时也一直与党中央保持者联系，把党中央的要求变成为实际的行动。
中央政治局在1月20日提出了包括“悬崖勒马，停止挑衅”、“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等三人”等“十二条”对国民党的要求，周恩来就即使地把这个“十二条”交与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张冲并要求其转达蒋介石，而董必武、邓颖超作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则以不参加“国民参政会”表示抗议。在这期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指挥得当，而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在第一线的同志也行动有力，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拥护，也争取了一批中间派，使蒋介石陷入了完全孤立的尴尬境地。蒋介石虽然一意孤行，没有接受这个“十二条”和后来中央采纳周恩来、董必武建议作了进一步让步的“临时十二条”，（不是《毛选》里的两个党内指示，《真相》在这里很明显是故意混淆视听）但蒋介石为了争取董必武、邓颖超参加国民参政会也作了不少努力，但董、邓依然没有与会，而《新华日报》准备发表的长文《中共参政员未出席本届参政会真相》一文遭到扣押，周恩来决定不经送审自行出版增刊一大张，使得有关文献都能为广大群众所了解。这样作使蒋介石在国人和美国人（当时罗斯福的助手正在重庆）大失面子。此时国民党的威信已大大下降，而共产党的威信已大大提升。国民参政会后，蒋介石于3月14日约见周恩来，宋美龄也在座。此时的蒋介石已没有以前的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不过对周恩来提出的问题，或者避而不谈，或者推说问题在下面，他甚至也没有再提“开往黄河以北”的事。至于共产党军队人数和军饷问题，则说，“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军队多点，饷要多点，好说。”实际上，蒋介石所发动的这次反共高潮已接近落幕。（以上材料均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之《毛泽东传1893-1949》和《周恩来传1898-1949》两书的《皖南事变前后》一章，前书为第24章，后书为第25章，以及逄先知主编之《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的有关部分，其说法有文献档案之支撑，应该是可靠的。为行文方便，恕不一一注明页码。）
这次打退国民党的反共高潮能够取得重大战果，固然与周恩来等在第一线的坚决斗争分不开，但是，若没有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也是不可想象的。当然，在中央的决策里也有第一线的积极参与，如临时十二条就是周恩来和董必武起草的，但是，这和把《毛选》里毛泽东起草的两份党内指示说成是周恩来、董必武起草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在这方面，周恩来在給党中央的报告里也说，“人人都知道延安掌握着团结的人是共产党中央。”毛泽东自始至终领导了这场斗争，他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提出了积极稳妥的方针和政策，使整个斗争过程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高峰。正如《毛泽东传1893-1949》所说 ，“这半年，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非常紧张的一段时期 。他思考问题很细，很具体，处理事情很快，抓得很紧。他所起草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电有三百多件，一般每天都要发出两三件。在1940年12月14日这一天就发出了十一件，说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出文电最多的一天。”（《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00-601页）在这个事实面前，怎么能够设想，他起草的并且收入《毛选》作为重要文献保存的两个党内指示是远在重庆的周恩来为之起草、董必武为之修改的呢？附带说一说，从这里也可看出，《真相》说毛泽东生前的全部著作只有470多篇是多么不符合事实！在这个问题上，胡乔木在1990年9月6日谈话中也说，“经过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我们党内更团结了，毛主席的领导威信大大提高了。这半年的斗争，对后来抗战、解放战争初期的胜利都有很大的意义。”（《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29页）如果毛泽东所做的一切都是别人做的，他的领导威信还能“大大提高”吗？！没有这个道理嘛。
12. 《改造我们的学习》
《真相》还说到《改造我们的学习》，说什么“此文为毛泽东于1942年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文稿是由康生起草，经王稼祥修改的。当时是以中共中央学习研究组的名义发表的。”对此，齐得平同志的文章已用手稿的照片指出，“这篇文章的手稿是他按照讲演提纲亲自加以整理的。全文18页，用的是16开纸，是用铅笔横写的。”这也是铁证，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13.《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
《真相》还说到《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说什么“前者为毛泽东于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讲，后者为毛泽东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话。这两篇文章都是由林枫起草的，陈云、李富春等人参加了修改。”其实，《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所做的三次演讲，也是整风需要学习的基本文件，这样重要的事情毛泽东怎么会交给别人去起草、修改而不亲自去做呢？难道毛泽东就那么自卑，认为自己的水平不如这些人吗？显然不是这样。不说思想理论水平，就以演说和讲话的水平来说，毛泽东的水平也远在这些人之上。早在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9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里，就提出了“十大教授法”，主张：“1．启发式（废止注入式）；2．由近及远；3．由浅入深；4．说话要通俗化（新名词要释俗）；5．说话要明白；6．说话要有趣味；7．以姿势助说话；8．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9．要提纲；10．干部班要用讨论式。”（《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教育》，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他的三个讲话都体现了这个精神。读过这三个讲话的人，都会感到毛泽东讲话在语言上是下过功夫的。他的语言，既有来自古人和前人的东西，也有来自人民群众的东西，形象生动，趣味横生，具有很高的艺术特色。而且他讲话不是居高临下地教训别人，而是平等地和别人谈心，启发别人，循循善诱，由近而远，由浅入深，通俗易懂，既没有一般知识分子的“学生腔”，更没有一些人故作斯文的酸腐气，让人爱听。这些，别人就是想学也不是那么容易学得到的。如果毛泽东是读别人起草和修改的稿子，能够产生这样的效果吗？
14.《论联合政府》
《真相》还说到《论联合政府》“此文为毛泽东于1945年4月20日中共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文稿是由康生、艾思奇、胡乔木等人起草的，任弼时、张闻天、刘少奇等作了修改。”这又是信口开河的胡言乱语。在这里，所谓的《真相》连开会的日期都搞错了。中国七大并不是在1945年4月20日召开的，这一天六届七中全会还在举行，毛泽东当然不可能作七大政治报告。我们知道，六届七中全会是在1945年3月31日举行的，当时《论联合政府》已经写好初稿，毛泽东在3月31日的全会上作了一个题为《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的报告，他说，“中国在这一次有成为独立、自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可能性，为近百年来、五四以来、有党以来所仅有，我们应该在此时机提出适当纲领，动员全国人民争取其实现，页就是团结全党全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这个纲领以前大部分是有的，现在加以综合及发挥。”他讲了报告的基本观点，说，“对外国主要联合苏联，对英、美及其他反法西斯的国家以联合为主，但也有警戒的暗示，希望他们尊重中国人民的意见。”“对孙中山讲的是否太多？不多。我们要善于引用他，这没有害处，只有好处，列宁也要我们发挥他。”他还说，“报告中讲共产主义的地方，我删过一次又恢复了，不说不好。关于党名，党外许多人主张我们改，但改了一定不好，把自己的形象搞坏了，所以报告中索性强调一下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妙。农民是喜欢共产的，共产就是民主。”他在说明中特别提到了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的区别，说：“这个区别以前没有指出，其实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抗战时期的一般纲领都没有改变，以后还可以用若干年。工农民主专政是新民主主义的本质。具体纲领在各个阶段是不同的。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它是统一战线的具体形式。这个口号好久没有想出来，可见找一个口号、一个形式之不易。这个口号是由于国民党 在军事上的大溃退、欧洲一些国家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说我们讲民主不着边际这三点而来的。”应该说，《论联合政府》里多讲孙中山、讲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都与这个具体纲领有关。他还说，“如果大家同意报告的这些基本观点，则修改后即发给所有代表，代表大会仍可提出各种修改意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276页）如果《论联合政府》不是毛泽东亲自起草和修改的话，他是讲不出这一番话来的。在这方面，齐得平同志在文章中引用中央档案馆原副馆长裴桐同志的话说：“《论联合政府》是毛主席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作为一个曾任中央档案馆副馆长，他讲话的背后有档案的支撑，其真实性应该是无可置疑的。还需要指出的是，七大是4月23开幕的，毛泽东在开幕那天致了开幕词（《毛选》中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4月24日，毛泽东做政治报告，但是他并没有照事先准备好的《论联合政府》讲，而是把这个已经印好的书面报告分发给每个与会者，另外作了一个口头的政治报告。当时，他是这样说的：“同志们！我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报告。政治报告的书面稿已经印发，大家都看到了，所以我就不找这个书面稿来讲，只讲一下这个报告里头提出的一些问题，以及这个报告没有充分展开来说的一些问题。我讲三个问题：路线问题，几个政策问题，关于党内的几个问题。”（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3页）这种做法，和毛泽东后来提出的上课把讲义发给学生，再对一些重点问题作一些说明的主张相一致的。后来，毛泽东在1956年3月14日与长征、艾地谈话时曾谈到《论联合政府》，他说，《论联合政府》只是把政纲排列起来，加工不多，不好。”在场的周恩来插话说：“《论联合政府》当时动员的力量和作用很大，甚至比《新民主主义论》还大。”（《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应该说，毛泽东的说法和周恩来的说法并不矛盾，毛是就文章本身来说的，作为作者，毛泽东对于该文行文是不满意的；而周是就文章所起的作用而言的，当时《论联合政府》在国民党统治区曾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周恩来身在重庆，有着切身的感受，所言自然也不虚。我们知道，《论联合政府》发表时正值抗战胜利的前夕，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全国人民所关心的问题，因此，“联合政府”的口号一提出就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对此，毛泽东甚至说，“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如此广泛拥护，我是没有料到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6页）根据以上所说，《论联合政府》为毛泽东所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若是别人起草，他是不会说它“不好”的，正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啊！  
15. 《论人民民主专政》
《真相》还说到《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说“此文为庆祝中共建党二十八周年的专论，文稿是由中共中央集体起草的，主要执笔人是陈伯达、艾思奇和邓力群。”此话也明显是胡说八道。一篇文章可以在事先或事后进行集体讨论，至于所谓集体起草是不可能的。所谓“起草”也就是“写”，要写总有具体的人“执笔”，而绝不可能“集体执笔”或“集体写”。这本来是一个常识，说话岂可违反常识？！在这个问题上，齐得平同志的文章也提供了手稿的影印件。据他说，“手稿全文共31页，用的是16开纸，横写。文章标题原为《二十八年》，后来毛泽东同志用毛笔改成《论人民民主专政》。”齐文一共提供了手稿4页影印件，可谓铁证如山，是任何人也翻不了的。而从《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的文风看，也完全是毛泽东的风格：整个文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嬉笑怒骂，一气呵成。这样的文章是陈伯达、艾思奇和邓力群所写不出来的，更何况他们三人中当时只有陈伯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其他二人都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邓力群甚至还在外地工作，又怎么帮助毛泽东执笔写《论人民民主专政 》？至于陈伯达，他曾亲口对华侨领袖陈嘉庚说，“毛主席为人甚谦和慈祥，善体贴人情，虚怀若谷，文章极好，所发表文章，皆自手出，未有人增减一字。”（陈嘉庚：《新中国观感集》，新加坡南洋华侨筹账协会1950年版，第84页）显然，此文也不会有陈伯达“执笔”。而据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893-1949》说，“这篇文章是他用两天时间写成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24页）人们有理由相信，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领袖传记，说得如此具体而明确，肯定是得到有关文献档案的支持的。
16.关于毛泽东著作的署名问题
《真相》还胡说什么，“关于毛泽东著作的署名问题，在中共内部也是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和争论的。早在1945年6月，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对这一问题曾有过以下两点非常不合情理的决议：   
”一、凡是由毛泽东同志演讲的、由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审阅的文件，在编印时要用毛泽东同志名义；
“二、凡是过去已由毛泽东同志名义发表的著作，一律不再更改或增加其他作者的名字。”
实际上，在中共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这个所谓关于署名权的争论。我们知道，毛泽东鉴于王明路线对中国危害之列，曾经与之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并且通过整风从思想上、理论上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当时的忙宁也曾承认自己错误的严重，做过检讨，但是后来跑到苏联就一概不认账了。他写了一本《中共五十年》，还写了一些攻击毛泽东的回忆录，其中虽然也有谣言，但却没有对“毛泽东著作的署名”提出过任何异议；如果真有这等事，他在书里还能不不置一词？仅凭这点，就可以断定《真相》所谓的在“毛泽东著作署名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和争论”之说是一个无中生有的凭空捏造。
关于所谓“七届一中全会”的“两点决定”，也完全是凭空捏造。一般来说，各次代表大会以后举行的第一次一中全会所要解决的是产生新的领导机构（如政治局，书记处）这一类重大的组织问题，而不可能是像如何“署名”这样细小具体的问题，更不会为这样具体而微的细小问题作出什么决定。这都是常识。更何况，毛泽东在“七大”期间就明确讲到过“署名”问题，他在口头报告里讲“不偷”，就是非常明确地反对“抄袭”现象。他说，“这种事情历来就有的，叫做‘抄袭’。这是不诚实。马克思的就是马克思的，恩格斯大家是恩格斯的，列宁的就是列宁的，斯大林的就是斯大林的，朱总司令讲的就是朱总司令讲的，刘少奇讲的就是刘少奇讲的，徐老（徐特立）将的就是徐老讲的，哪个同志讲的就是哪个同志讲的，都不要偷。”（《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9-350页）他怎么会赞成通过《真相》说的“两点决定”呢？可以说，绝无这种可能。道理很简单：如果毛泽东是一个“自食其言”的人，他后来还能有那么高的威望吗？
17.关于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议题问题
《真相》说，“1956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康生曾提出《坚决捍卫毛主席著作光辉思想》的意见书，提出：“党内有人企图否定毛主席的地位、否定毛主席思想是全党的指导理论”，为此于1956年11月中旬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再次做出决议：   
“一、全党要维护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权威；
“二、毛泽东同志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表现，是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工作经验的结晶。”
这个说法显然也不符合事实。八届二中全会的召开（时间是1956年11月10日至15日）距刚刚举行的八届一中全会（时间1956年9月29日）只有一个多月时间。之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后又要召开全会，显然不是因为陈伯达、康生在11月上旬写了什么意见书；再说11月上旬才提出，11月10日就要开中央全会这样大型的会议，这在时间上也是来不及的。开这次中央全会，主要是因为国际上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刘少奇曾于1956年10月23日至31日去莫斯科与苏共中央进行会谈，当然国内也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会议有三个议程：一是刘少奇作时局问题的报告，汇报他与苏共中央会谈的情况；二是周恩来作关于1957年计划的报告，建议按照“保证重点，适当压缩”的精神进行调整，反对冒进；三是陈云作关于粮食和副食品问题的报告，提出改善粮食收购和销售、增加猪肉等副食品生产的措施。(《中中国共产党大事典》，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349页)会议主要讨论的是国际局势和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问题。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报告了他不久前访问苏联，就波匈事件等问题同苏共领导人会谈的情况。他强调，“我们要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不能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要重视农业和轻工业，要关心人民生活；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79页）毛泽东在全会最后一天作总结，他在讲波兰匈牙利事件时讲了列宁和斯大林这“两把刀子”，并进一步指出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造成的危害，他敏锐地指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转引自金冲及主编之《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08-609页）在八届二中全会期间，即11月11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主席铁托在普拉发表演说，认为波匈事件的根源是有人把斯大林主义强加在他们头上，他还说，“问题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于是毛泽东又在二中全会结束后连续在11月24日、25日、27日、29日和30日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分析铁托的讲话和一些共产党对他的评论。最后决定写一篇长文，表明中国共产党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态度。这就是后来以《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为题的著名文章。此文由胡乔木起草初稿，于12月2日晚，由毛泽东召集常委开会讨论初稿，毛泽东对文中的要点重新进行构思。12月10日起继续进行讨论和修改，直到12月27日最后一次讨论修改，八易其稿，才最后完成，并于28日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29日在《人民日报》见报。（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08-611页）可见，从1956年10月到12月，毛泽东所最为关注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中央全会、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常委会议所围绕的中心都是这个问题。《真相》把八届二中全会的召开归之于所谓重新肯定“毛泽东思想”问题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多次删去一些文件里的“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建国后一直到筹备八大期间，他又多次删去文件中“毛泽东思想”的字样。因此，在八大文件里，都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毛泽东怎么会在八大开会就结束还不到两个月召开的二中全会上同意重新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呢？
18.关于所谓习仲勋、谭震林、徐向前等五人向中央提出的意见
《真相》说，“1980年9月，习仲勋、谭震林、徐向前等五人向中共中央提出，再重新出版《毛泽东选集》时，应当做出澄清：哪些是其他人的著作，哪些是中共中央集体的著作，哪些是中央文件？”
人们要问：为什么五位老革命家向中央提出的意见，仅只列出三个人？为什么不列全五个人？五个人列全不是显得更有分量吗？之所以列出习仲勋等三位，无非是因为习仲勋1962年曾因小说《刘志丹》而获罪，被保护性隔离达16年之久，就认为他是反对毛泽东的；而出谭震林和徐向前，大概是因为他们曾经是“二月逆流”的积极参加者，估计他们对毛泽东也是有看法的。殊不知，这些老革命家对毛泽东还是很有感情的。就以习仲勋来说，在陕北根据地，少数老同志中曾有一种议论：“陕北救了中央。”习仲勋严正指出：“这句话应该倒过来：“中央救了陕北。”他说，“毛泽东和党中央长征尚未到达陕北前，陕北根据地外受国民党重兵，内遭左倾路线的危害，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被枪杀、被活埋。毛主席不到陕北，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4天，就没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他们（“左”倾机会主义者）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这里所说应该都是肺腑之言。1962年对他的处理，周恩来强调不是敌我矛盾，而且为了便于他学习，让他在中央党校附近住下来，实际上也是对他的照顾。对此，毛泽东也表示同意。而在这之前，毛泽东对他也很器重，多次称赞他“年轻”，是“群众领袖”，让他担任中央西北局书记、中宣部部长、副总理兼秘书长。而习仲勋对毛泽东也充满崇敬和感激的感情，前面引用的那段对话就是证明。因此，没有理由认为他对毛泽东会怀有不好的感情。
关于谭震林，我最近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看到一则他在1980年讲的一个与毛泽东有关的故事：51年前，即1929年8月下旬，当时，谭震林在红四军四纵队，正在准备第三次攻打闽西上杭县城。四纵队司令部设在上杭白砂，谭震林召集干部、战士开战前动员大会。正巧，毛泽东也来到了白砂。听说部队在开会，毛泽东就赶到了会场，就在后面悄悄地坐下来，静静地听谭震林讲话。大会结束后，毛泽东严肃地对谭震林说：“你刚才的讲话总的看很好，但是有一句话不妥当！”“你说，‘打下上杭城，城里什么东西都有，部队放假三天，可以上街大买东西。’部队进城，纪律应该更严格。你带部队进城后是这样干的?我带兵可从来没有这样干过。”这件事情，给谭震林非常深刻的教育。51年后，他回忆到此事时，还深有感触地说：“毛主席是非常严格的，你讲错一句话他都要批评的。”他这样说，显然不是不满，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敬爱。正巧，《真相》说他和其他四人也是在同一个时间——1980年9月向中央提意见。人们不能想象，同一个人，在同一个时间，一方面非常敬佩地讲着毛泽东的故事，一方面又向中央反映对于《毛泽东选集》的不满——实际上。也是对于毛泽东的不满。这两件事能够统一起来吗？
至于徐向前，他对毛泽东也充满了崇敬的感情。早在1925年，他就知道毛泽东很有学问，要“找毛泽东”，但没有找到。后来知道朱毛红军的“十六字诀”也很佩服，并且在鄂豫皖根据地也学习运用。后来在长征中，他作为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明确表示赞成毛泽东的北上路线，而与张国焘的分裂路线进行了斗争。后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长期生病，毛泽东对他非常关心和爱护，让他休息静养，同时说他打仗的风格就跟他的名字叫“向前，向前！”一样，也很欣赏。文革中虽然有所谓“二月逆流”的事，后来毛泽东见到他仍然十分亲切，在握手时连称徐是“好人，好人。”他们之间心中并无芥蒂，更不会有什么不好的感情。
问题还在于，三位老革命家并不是理论家，对《毛选》的出版情况也不知情，应该不会就此问题提出什么意见，而所谓的意见页根本不像是他们所提。而且，这些老革命家向中央提出意见，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中央都应该有所回应，但是《真相》只说提出意见的上文，却没有中央回应的下文，显然是不合情理的。而事实上，尽管有这个所谓1980年9月五位老革命家的意见，而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和五十年代的第一版比较，在篇数上除了增加《反对本本主义》一篇外，其他并没有发生变化。那岂不是说，无位老革命家说话竟如此不起作用？所有这些，都不能不让人怀疑《真相》所说的五位老革命家意见的真实性是有问题的。
19.关于“老三篇”的作者问题
《真相》说，“1992年初，胡乔木在重病期间，曾对来探望的杨尚昆、乔石、温家宝提出：关于毛泽东著作，党内一直有分歧，应当作出全面审核，哪些是毛泽东亲自著作的，哪些是以毛泽东名义发表的，哪些是中央其他同志著作的，哪些是在编辑过程中被牵强地肯定下来的。他还提出：毛泽东著作中三篇名作（俗称《老三篇》——《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为人民服务》，甚至毛泽东诗词中最有代表性的《沁圆春·雪》，即那首‘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并要求恢复用他胡乔木的名字。”
这个谣言的水平之低下，不禁令人捧腹。《纪念白求恩》是1939年写的，而胡乔木当毛泽东的秘书的时间是1941年2月，当时胡乔木既然还不是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又怎么会叫他写《纪念白求恩》？至于毛泽东写《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时他虽然已经在做毛泽东的秘书，但是，毛泽东是写文章的高手，写这样短小的文章还用得着秘书帮忙吗？这也未免太小看毛泽东水平了。其实在毛泽东所写的文章里，这三篇也并不是最有文采的所谓“名篇”。它们之出名，完全是由于后来有人特别提倡的结果。据我所知，这三篇文章在早期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并没有收录，比如40年代后期东北书店出版的《毛选》里就没有这三篇文章。建国后出版的《毛选》收进了这三篇文章。鉴于这三篇文章所具有的教育作用，它们被收进了中学的语文课本，因此在50-60年代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曾经发挥过很好的作用。1959年，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在部队开展学毛著活动，这三篇文章被称为“老三篇”在部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也发挥了很积极的作用。文化大革命后，全民学毛著，“老三篇”因其言简意赅、易学易懂而成为首选，成了全国人民都能够熟读乃至背诵的毛泽东著作，更促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并在“斗私批修”中发挥了强大的作用。我很怀疑，胡乔木会提出要“恢复他的名字”，更怀疑杨尚昆、乔石和温家宝三人在听了胡说的这些话（？）后竟然没有表示任何意见！至于说《沁园春•雪》一词，本身就不知《毛选》范围之内，放在《〈毛泽东选集 〉真相》内提出就是文不对题的。至于该词的作者是谁的问题，胡乔木之女胡木英已经明确表态，指出其父既没有长征的经历，更没有毛泽东那样的伟大气魄，是写不出那样的的作品来的。更不用，胡乔木在毛泽东写那首词时还根本不会写词，他在1965年才学习写词，而在写作过程中，正是毛泽东曾悉心帮助其修改并且帮助其发表，他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毛泽东的一个学生，哪里有资格和毛泽东去争署名权？由此看来，此事的谎言性质是再清楚不过了。
总之，这个所谓《〈毛泽东选集〉真相》可谓通篇都是谣言，完全可以说它是一个反毛谣言的集成或反毛谣言的大杂烩！
尽人皆知，谣言可以惑众，谣言可以动摇军心，谣言甚至可以亡国，谣言是敌人对付革命的惯用的武器，谣言是革命人民的大敌！大敌当前，彻底批判它、打倒它，当然就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了。
对于谣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来说，人们常常看到他们胆大妄为、气势汹汹，其势如牛的一面，实际上，他们还有另一面，就是胆小如鼠、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一面。谣言最怕的是事实。一旦有事实出场，谣言就不攻自破。在事实面前，一切就都回到事物本来的面貌：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伟大人物终究还是伟大人物，无耻之徒必定还是无耻之徒。而且，相形之下，伟大人物会愈益显示出其伟大和崇高而倍加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拥戴；而无耻之徒则会更加暴露出其卑劣和低下而格外遭到众人的鄙视和唾骂。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这个可悲的下场，恐怕也是那些造谣者和传谣者所始料未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