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王康是凤凰卫视的座上宾，“拔高蒋百里”、“美化国民党”……很多都是出自他的手笔。以下内容摘自一位自称“凤凰卫视人”的人士写的《凤凰卫视人眼中的王康及小传》：……对中美关系、台湾悬案、中日现状以及马克思主义、港台新儒家皆有独到心得，自谓“人世”未尽解，而“天命”已略知。……为重庆陪都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光华战略俱乐部副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席。多年来，他引领着重庆陪都文化有限公司，通数家电视台合作，先后拍摄了五集电视政论片《大道》，《抗战陪都》，《卢作孚》，《中美西部开发启示录》，《重庆大轰炸》等著名电视政论片，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多年来他一直研究中国人的人权意识、生命意识。……后来尽管他因与人合著的发表在《世界/经济导报》上的前瞻性文章受到清剿“春夏风波”寒潮的袭击，而被迫选取了“四处躲藏”的“地下流浪”生活方式……结束“流亡”后……央视拍播的他总撰稿的政论片《抗战陪都》、《重庆大轰炸》，他领衔主创的抗战史诗画卷《浩气长流》…… 2005年6月、2007年11月，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坛”分别邀请他在北大作的《世纪大讲坛：俄罗斯的道路》、《世纪大讲坛：俄罗斯的精神与梦想》两个精妙无比，即让人冷思，又让人亢奋的演讲也是例证。……在流亡前后，老康的主体学识魅力先后得到了耀邦夫人李昭、长子胡德平、前辈学人大师梁濑冥、美国著名华人陈香梅、政界开明要人汪道涵等的青睐或认同。……认识康兄的友朋都叹他因“自我淡薄名利”与“社会敏感过滤”的双重关系，而使文章多未公开发表或不能公开发表。
驳一个民族败类对钱学森的攻击
——评王康的《科学家的选择和责任》和他的一封信
奚兆永
前些时读到被称为“民间思想家”的王康写的《科学家的选择和责任》以及他写给中华文化复兴研究会院“钱学森学术思想研讨会”的一封信，这一文一信，处处为美国辩护，大肆攻击爱国科学家钱学森，所言多为信口开河，蛮不讲理，恶语伤人，如同骂街，实为学术界所旱见。我于读后当即就决定要对其进行批驳，只是因为手头正忙于其它已经约定的事，只好暂时搁下，准备以后再写。后来在网上见到雨夹雪写的《一个攻击毛主席和钱学森的“中美国”学者小传》，文章写得很好，网友反映热烈，还要不要再写那篇同样题材的文章呢？当时曾略有片刻的犹豫，不过很快也就被自己否定了。想想毛泽东，他反对“穷寇勿追”，主张“宜将剩勇追穷寇”；再想想鲁迅，他反对宽容，主张对“落水狗”要“从而打之”；特别是想到王康此人的嚣张和跋扈，他的许多说辞还没有彻底给予揭露和批驳，他还远没有成为真正的 “穷寇”和“落水狗”，当然更应该对其穷追猛打一番。因此决定不改初衷，仍然写出此文，以图进一步清除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一、是“民间思想家”，还是没有独立思想、没有批判能力的应声虫？
我过去不知有王康其人，也从未读过他的大作，这次是第一次读他的文字，读了之后脑子里留下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这个王康还是不是一个中国人？从他的文章和那封信看，他处处事事都为美国着想，以美国的利益为利益，以美国统治阶级的是非为是非，与其说他是一个中国人，还不如说他更像是一个美国人！有的媒体称他是“民间思想家”，而读了他文章和那一封信，我却感到，他的思想并不是来自他的独立思考，而几乎都来自美国官方的价值判断，从他嘴里说出来或从他笔下写出来的，其实并不是他自己的思想，而不过是美国统治阶级想说的话，说到底，他不过是一个没有思想、完全失去了批判能力的美国统治阶级的应声虫而已，哪里够得上是一个思想家？！
在王康看来，美国是有恩于中国的，包括钱学森在在内的中国人都应该对美国感恩戴德，而“他（指钱学森——引者）领取国民政府“庚款”赴美留学，却不懂报答，“反为斯大林主义对中国的征服欣喜莫名。他在美二十载，受美国自由教育所赐，却不知感念，反而至死仇视新大陆。”
但是，从中国人民的立场来看，一百多年来，美国不仅谈不上有恩于中国，而是大有罪于中国的。
在鸦片战争中，美国是英国的帮凶；鸦片战争后，美国紧随英国来到中国，以澳门为基地进行活动，并且胁迫清政府在1844年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据“百度”有关词条所载，该条约几乎包括了中英《南京条约》中的所有条款，并且有些条款比《南京条约》规定得更加具体。例如，关于领事裁判权，条约规定，美国人在中国与中国人或任何外籍侨民之间发生的一切诉讼，都由美国领事审理。关于协议关税，条约规定，‘倘中国日后欲将税例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关于片面最惠国待遇，条约规定，美国此后对华贸易所纳进出口税不得高于他国；并规定‘如另有利益及于各国，合众国民人应一体均沾’。条约还规定美国兵船可任意到中国各港口‘巡查贸易’。条约准许美国人在五口自行租地建屋，设立医院、教堂等。中美《望厦条约》是比中英《南京条约》更细致更完备的不平等条约，美国据此获得了比英国更多的特权。后来该条约成为中法《黄埔条约》及其它国家与中国所订条约的模板。应该说，这个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之后进一步把中国更深地拖进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不平等条约，是美国对中国犯下的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行。
关于所谓“庚款”，我们知道，在上个世纪的1900年，也就是旧历的庚子年，发生了所谓“八国联军”之役，包括美国在内的八个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侵略军打到北京，联军的指挥部就设在故宫，他们在中国大肆烧杀掳掠，抢走了大量的历史文物，再一次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但是，在次年即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却要中国赔偿他们的所谓“损失”，其数额达4亿5千万两白银之巨，从1902年起付，分39年付清，年息为4厘，本息加在一起，其数高达9亿8千万两之巨。后来中美之间就具体赔偿问题进行谈判，美国考虑到当时在中国曾发生抵制美货的事件，怕过高的赔款会增强中国人的反美情绪，于美国反而不利，遂决定将赔款中多报的虚数减去而用于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实际上，这也并不是什么对中国人民友好，而是别有其良苦用心的。正如提出此议的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所说，““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这一建议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所接受。1907年12月，西奥多•.罗斯福在咨文中写道：“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1908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应该说，此款本来就是美国不该拿的所谓“赔款”，而且是其中的虚报的部分。有人说这是美国的“文化投资”，其实，这钱是中国的钱，美国一个钱也没有拿出来，何言“文化投资”？说是“文化侵略”不是更正确吗？不过，说美国想借此“培植一批亲美力量，为其谋取最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那倒是真的。当时的《每日领事和贸易报道》说：“中国学生来美就读，与美国学生为友，回国后，外交上亲近美国。……他们将成为一支亲美力量，非其他欧洲国家及贸易团体所能竞争的。”（见王娟娟：《再论美国第一次退还部分庚款的决策过程》，载《历史教学》2004年第2期）
1949年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白皮书》里也曾大谈过美国对于中国的“友谊”，毛泽东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里曾经颇为不屑地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
“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1940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该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1844年望厦条约。……所谓‘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是有来历的。从1844年订约时算起，美国在这些事业上处心积虑地经营了105年，据说都是为了‘加深友谊’。
“参加八国联军打败中国，迫出庚子赔款，又用之于‘教育中国学生’，从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治外法权是‘废除’了，强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国，却被美国海军部宣布无罪释放，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战时和战后对华的援助’，据白皮书说是45亿余美元，据我们统计是59亿1400余万美元，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5-1506页）
当然，毛泽东的这些话，王康是听不进去的。他的耳朵选择性很强，他所听得进的只是美国统治阶级的话，因此，尽管时间又过去了61年，美国佬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又增加了许多，包括朝鲜战争，用第七舰队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越南战争，炸我驻南使馆，侵我领空并毁我战机，所有这些，他都来一个“不承认主义“，一概不承认，还是一个劲地称赞美国，以美国统治阶级的好恶为好恶，以他们的是非为是非，大讲什么“斯大林主义对中国的征服”，心甘情愿地跟在美国佬的屁股后面做应声虫。
在王康看来，钱学森在美国二十年，是“受美国自由教育所赐”，应该知所“报答”和“感念”，只应该为美国效劳，而不能说一个“不”字的，更不应该选择回国的道路。而且，“就算美国冤枉了这位共产党天才，不也就是几年赋闲在家，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小岛上独居了14天而已。”他甚至说，“钱学森在美国经受的‘不公正’乃是何等惬意的待遇，何等浪漫的阅历”。如此颠倒黑白，一副奴才为主子辩护的丑恶嘴脸真可说是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看了令人恶心、作呕！事实又是怎样呢？事实是，美国佬从钱学森等中国科学家身上所获得的已经够多了，钱学森、钱伟长、郭永怀、林家翘等曾经参加了“美国导弹先驱”的计划，设计和制造了美国的“下士导弹”，为美国的尖端军事技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美国佬知不知道感恩戴德呢？他们不仅不知感恩，相反，却以怨报德，在1950年9月6日，毫无道理地将钱学森逮捕入狱，不仅使他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而且还无休止地对他进行审讯，甚至在夜间每隔10分钟就打开牢房的电灯，用强光刺激他的眼睛来折磨他。结果15天时间体重就减轻了30磅。而王康居然把这说成是“不值一提”的“小事”，甚至说成是“何等惬意的待遇，何等浪漫的阅历”。这话像人说的吗？如果不是美国的奴才和走狗，会说出这样卑鄙无耻的话来吗？问题还在于，钱学森丧失自由，并不只是这15天，而是差不多整整五年时间。他在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坚决抗议下，在美国友人的大力帮助下被保释出狱。后来美国虽然对他下了“驱逐令”，但是仍然用特务对其进行跟踪监视，不准其回国。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他不仅每个月都要去向移民局汇报，司法当局也会不时传讯他，对他进行非法审讯；而联邦调查局的特务还会不时登门干扰他的正常生活。这种失去自由、被软禁的生活使钱学森领教了所谓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究竟是什么东西，而王康居然明目张胆地为美国统治阶级辩护，甚至百般加以美化，应该说，像王康这样的人早已丧失了做一个中国人的人格，也丧失了做一个人所具备的起码的判别是非的能力，他怎么还能够是一个“思想家”，并且是冠了“民间”二字的“思想家”呢？
二、是为新中国添砖加瓦，还是为旧中国做殉葬品？
王康生于1949年，是伴随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但是，他对新中国却有着刻骨的仇恨。
他在信中咒骂钱学森，说他“在1949、1957、1966、1989中国最痛苦、艰难、危殆，中国知识界最黑暗、悲惨、迭遭屠戮奴役的历史大溃退关口，诅咒自由，污蔑民主，鄙视高贵，他是不知人间廉耻的知识界的败类和文明的异端。”
在全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和知识分子会像王康那样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看成是“中国最痛苦、艰难、危殆，中国知识界最黑暗、悲惨、迭遭屠戮奴役的历史大溃退关口”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回过头来，回到那已经逝去60年前的旧中国看看吧。
以前的北洋军阀政府就不去说它了。蒋介石是怎么上台的？他是靠1927年4.12政变起家的，他杀死的共产党人成千上万，许多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包括李大钊，陈延年、陈乔年、夏明翰、周文雍、陈铁军、杨开慧、恽代英、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方志敏，还有不是共产党员的邓演达，哪一个不是在他的命令下被杀害的？他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杀人魔王！应该说，这才是“中国知识界最黑暗、悲惨、迭遭屠戮奴役的历史大溃退关口”，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王康对蒋介石有什么指责，甚至连一点微词也没有。
9.18之后，日本占领我东北地区，并成立伪满洲国，而蒋介石为了剿共，而对日本侵略中国却持所谓“不抵抗主义”，以至日本得寸进尺，越发猖狂。只是由于张学良、杨虎城在1936年发动了西安事变，才不得不和共产党实行第二次合作。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全国人民曾对胜利后的中国抱有很大的希望，不少海外留学的知识分子也纷纷归国，准备报效国家。钱伟长就是这个时候回来的。但是，他回来看到的是什么？国民党政府一心要打内战，弄得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他是清华教授，给他的薪金看起来倒是不少，一个月薪水有14万法币，但是，法币在抗战前100元就能够买两头牛，可是在1946年，仅仅买一只热水瓶就用去了他14万元薪水的一半。无奈之下，钱伟长只好多教课，不仅在清华教课，而且要到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去兼课。当时一般教授一周上六次课（每次两课时），他却要上十七次课！此外还要兼学报主编和编委的工作，审稿也要费很多的时间。这样，他还能有多少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到1947年夏，生活更加困难，曾经有好几个月只能以小米加大白菜度日。另外一位清华教授，著名文学家朱自清，更是贫病交加，但是他有骨气，不吃嗟来之食，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的救济面粉，毛泽东赞扬他“表现了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496页）
正是在这一段时期，民盟成员、民主人士李公朴于1946年7月11日惨遭国民党特务的暗杀，而在四天后即7月15日举行的追悼李公朴大会上，另一个民盟成员闻一多在会上由于发表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演说，也被国民党特务枪杀于昆明街头。1946年还发生了美军在北平强奸北大学生沈崇的事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到1947年，在国民党统治区更爆发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许多教师和工人、店员等也参加了这一斗争，被称为“第二条战线”。1947年8月钱学森因为母亲病故父亲有病而回国探亲，本来也想就此回国工作，但是，他听说和看到的却是：国民党在二战胜利后贪污腐败盛行，接收大员成了“劫收大员”，大发国难财，大搞“五子登科”（“五子”为房子、车子、金子、银子，还有女子）；而美国大兵开着吉普带着浓妆艳抹的女人在上海街头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蒋介石则一心打内战，弄得物价飞涨，民怨沸腾。特别是当他看到早一年回国的钱伟长生活的窘况，这使他对国民党完全失望，感到此时还不是报效国家的时候，于是决定暂时还是先去美国再说。钱伟长此时也曾准备再到美国去生活一段时期，可是因为办签证时不愿违心地对美国表示“忠诚”，结果没有走成。
而到1948年底和1949年初 ，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三大战役，共产党胜利、蒋介石失败已成定局，不仅广大工农群众欢欣鼓舞，知识分子也看到了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希望所在。蒋介石离开大陆时，曾一再动员一些学校南迁，动员一些教授跟他走，甚至派飞机接，但是没有哪个愿意听他的。据说，清华当时只有三位教授和两位讲师乘飞机南去，而其余有269位教师留了下来，照常上课。这是一个缩影，全国也是一样。最后跟着蒋介石跑到台湾去的知识分子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人，而绝大多数都留下来迎接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到来，决心为新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这是人心向背的一个很好的说明。当然，留下来的人员中，也有一部分并不那么自愿，也还有负有潜伏任务的坏人。王康的父亲属于哪一类，我们当然不得而知，但是，从王康如此仇恨1949、1957、1966、1989年看，他肯定不属于那大多数人。
王康说，“毕竟是中国人，非要等到一个红色政权建立，才算是“为祖国效命”吗？”
王康此言差矣。国家是有阶级性的，旧中国代表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而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已经把国家弄到衰微破败的地步，把老百姓弄到无法生活的地步，那时留学国外的科学家就是想回来报国也是报国无门。钱伟长回国以后的境遇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其实，“非要等到一个红色政权建立”才“为国效命”的科学家并非钱学森一人，而是有一大批。许多著名科学家，如华罗庚、关肇直、吴文俊、赵忠尧、钱三强、何泽慧、傅鹰、唐敖庆、葛庭燧、叶笃正、黄昆、谢希德、邓稼先、郭、永怀、张文裕、林兰英、蔡启瑞，等等等等，都是在“红色政权建立”后回来报效祖国的。这些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
在这方面，王康对于陈寅恪非常崇拜，但是，他虽然“南下”但却并没有去台湾，而是留在了大陆。这本身就表明，他对于国民党其实也是排斥的。这一点，与王氏父子显然是大不一样的。现在一些人包括王康喜欢讲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实他当年为纪念王国维写的这两句话也是有所指的。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正欲北上，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王国维的沉湖，应该说是对蒋介石的抗争，而从实质上来说则是殉清。我们知道，王国维从1911年辛亥革命起即以前清遗民处世，现在又遭逢蒋介石的北伐，更不甘再受其辱，因此以投湖自杀而成为前朝的殉道者。作为王的知交，陈寅恪当然了解王的思想。正如他自己后来的解释，他在碑铭中所说的“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这个“俗谛”指的就是三民主义。当然，到了50年代，他所谓的“俗谛”就是指马克思主义了。他在50年代反对“宗奉马列主义”，反对“政治学习”和他在20年代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是一脉相承的。应该说，他不愿当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也不完全是为了在政治上保持自己的独立，而是他从各方面考虑也根本不想再北上，即所谓“一动不如一静”的思想有关，所提当所长的两个条件不过是遁词而已。要不然他为什么对于科学院学部委员和全国政协常委这两个职务就没有拒绝呢？因为前一个职务是实职，后两个职务只是挂名，当所长不到北京不行，当学部委员和政协委员不到会请个假就可以。不过从他提出的当所长的两个条件我们也可见其恃才傲物的程度。本来，科学院的研究所不是你陈寅恪个人的研究所，你作为个人可以不宗奉马列，怎么可以要求全所都不宗奉马列，不搞政治学习呢？至于第二个条件就更荒唐了，居然提出：“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府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不谈学术研究。”你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难道别人就不能有，而必须和你一样？你“不宗奉马列”为什么别人就“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这在逻辑上说不通嘛。而且你只是一个学者，尽管在某几个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世界大得很，知识多得很，就靠你那些东西，能够摆脱中国的贫穷落后吗？能够解放全人类吗？一个学者的知识和作用毕竟是有限的，看不到山外还有山，天外还有天，其实是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的表现。
陈寅恪说，“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此说也是似是而非。马克思主义不仅不会限制人的思想，相反，它是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学习、研究和实践的一个锐利武器。列宁曾说，“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104页）我很怀疑，陈寅恪是不是真正下过功夫认真地地读过《资本论》？是不是还下过功夫学习和研究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述？如果他在这方面下过功夫，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那对于他的历史研究肯定会是大有帮助的。可惜，由于他的偏见和固执，拒绝宗奉马列主义，失去了这样的机会，这对他后来的学术研究肯定是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应该说，共产党对于陈寅恪还是很宽宏大量的。他不愿当所长也不勉强他当，继续给他学部委员和政协常委的头衔，他不去开会也不勉强他去开，继续在各方面对他给以关照，给他派护士照顾，甚至为了他散步不致因目力太弱而跌倒，还专门给他修了一条白颜色的甬道，可谓到了仁至义尽的地步。当然，文化大革命中他也受到了冲击，这除了红卫兵、革委会有责任外，他自己也不能说没有责任，是不能全怪别人的。
至于王康，从他对乾嘉学派的历史考据所采取的颇为不恭的态度看，其实他与陈寅恪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是格格不入的。我们知道，陈寅恪对乾嘉学者是非常看重的，他自己也非常重视考据和事实。而王康却用一种不屑的态度对待历史和事实，并且用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谈到“乾嘉学派的考据癖”。因此在王康的文章里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不符合历史和事实的错误就毫不奇怪了。
历史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而总有一些人背离历史前进的方向，他们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他们宁愿做已经逝去的那个时代的殉葬品，而不愿随着历史的前进而前进，他们成了前朝的遗老和遗少。他们想用螳臂挡车，阻挡历史的向前发展，结果只能被历史的车轮所粉碎。王国维是这种人，陈寅恪是这种人，王康也想做这种人。这种人自以为很高贵，其实他们是很可悲的，他们是旧时代的殉道者，随着旧时代的消逝，他们的精神和影响也必然会消弭于无形。现在一些人出于政治的目的还会对陈寅恪津津乐道，但是还有多少人还称道王国维呢？当社会继续向前发展，又还会有多少人称道陈寅恪呢？至于王康，那就不用说了。
三、要解钱学森“‘红色觉悟’来自何方”之谜并不困难
王康说，“我不知道钱学森先生1955年（正是毛泽东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横加侮辱并将成百上千无辜中国文人投入监狱的岁月）回到中国来，是否与闻对俞平伯、胡适等人的精神围剿。短短的三个月内，钱先生就被委任为中国科学院动力研究所所长。在那个年代，如此重要、神秘的机构不经过极为严格的审察和旷日持久的考验，像钱学森这样由美帝国主义培养成才的物理学家，怎幺能如此神速地晋升到新中国核工业最显赫的位置上，有历史证评癖的学人恐怕会发生兴趣。须知，那时朝鲜战争才结束两年，毛岸英死于美国轰炸机下，其父正发起反美、仇美、蔑美运动。钱学森那时似乎还不是中共党员，也无其他特殊身份，竟享受如此优渥厚遇，——恐怕不能仅仅以其专业或聪明解释。”他还说，“1949年钱正申请加入美国，怎幺又突然对‘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心向往之。一名由中华民国政府派遣赴美的国民党高官快婿、又在资本主义美国接受教育然后执教美国第一流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其‘红色觉悟’来自何方？”
这一大堆的怀疑和不解，反映了王康对于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新中国和对新中国一往情深的钱学森是多么的隔膜，多么的缺乏了解！
不错，1955年毛泽东是发动了对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露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了一场肃清反革命的运动。这个揭露、批判和继之而来的“肃反运动”是否必要？不同的阶级和个人当然会有不同的看法。从王康来看，由于其父被定为“反革命”而怀恨在心，但是，从人民大众的立场来看，进行这样一个揭露、批判胡风和与之相联系的“肃反运动”却是非常必要的，是万万不可少的。
胡风是什么人？现在的青年人已不大了解。此人原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文艺评论家，诗人，30年代与鲁迅有交往，他以鲁迅战友和进步文化人自居，但却对国民党的“肃清”共产党感到鼓舞，对“万恶的共匪”抱有仇恨，；在文艺上则主张所谓“主观战斗精神”，反对作家深入生活和要进行思想改造，并组织小宗派，与党的文艺路线和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相对抗。新中国成立后，还要以“五年为期”与共产党进行斗争，拒绝接受包括周总理在内的党的各级领导人对他进行的耐心帮助，在反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由于小集团的一个重要成员舒芜在解放后思想有了进步，对过去的错误进行了检讨，有了新的认识，并且交出了许多胡风在过去写的信件，于是，胡风的反革命面貌就被暴露了出来。1955年6月，毛泽东决定将这些信件加上他自己写的按语，统统交给《人民日报》刊登，后来还加了序言，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书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这些材料可以充分说明，胡风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国革命、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的革命文艺路线的反革命宗派集团的头目。这里不妨略举几例：
其一，胡风在1944年4月25日的一封信中说，“警戒他们，肯定他们，用微笑包着侮蔑和他们握手言欢都可以，但如果对他们发生了一丝的希望，那就是自己侮辱了自己。”（《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4页。“.他们”即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胡风又称他们为“市侩”。）
其二，胡风在 1845年5月29日的信中说，“有一种用橡皮包着钢丝打囚徒的鞭子，打伤了而又表面上看不出痕迹，我以为是 好方法。”（同上，第5页）
其三，在1945年10月17日的信中说，“后天有纪念会，但这照例对我是灾难，与那些诸公合伙纪念死人，无聊之至。”（同上，第16页。“纪念死人”是指纪念鲁迅。）
其四，1946年7月15日阿壠自重庆陆军大学发给胡风的信中说，“至于大局，这里一切充满了乐观。那么也告诉你乐观一下。三个月可以击破主力，一年肃清。曾经召集了一个独立营长以上的会，训话，他底自信也使大家更为鼓舞。”（同上，第91页。在“击破”、“肃清”指通过内战消灭共产党的军队；“他”是指蒋介石。）
其五，1947年9月23日绿原给阿壠、刘德馨的信中说，“柏寒兄来信，谓万恶的共匪搅动他的故乡，恐怕又要跑反了。”（同上，第92页）
其六，在1950年1月12日给路翎的信中说，“我们会胜利，但那过程并不简单吧。我想，还得更沉着，更用力，以五年为期并不算悲观的。”（同上，第49页）
其六，在195 年8月26日的信中说，“被当作了‘图腾’的小册子，这是现在最困难的问题。”（同上，第52页.。“被当作了‘图腾’的小册子”是指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其七，在1952年2月8日给绿原的信中说，“现在能作的，也还是从理论上去做‘挖心战’。想从这一点去推动实际的局势。”（同上，第53页）
正如毛泽东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中所说的，“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相隐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真像隐蔽得十分彻底。……最近的大暴露，不过是抓住了他们的大批真凭实据而已。”（《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61页）就是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是一个有真凭实据的反革命集团，是一个铁案。虽然，在1980年在胡耀邦的积极努力下对此案进行了平反，但是由于有确凿的事实证据，故对诸如“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胡风等少数同志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还有胡风在20年代担任所谓“反动职务”，写过“反共文章”，“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等政治历史问题仍予以保留。可是，当胡风在1985年去世，由于其家属对有关政治历史问题的保留以及悼词提出异议，不让下葬，这年四月经胡耀邦为首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公安部发出[85]公二字50号文件，正式撤消了1980年第一次平反文件中对胡风“历史问题”的措辞。1986年1月，又公开撤销对胡风的政治历史结论。赵紫阳任总书记后，又在1988年6月18日发布《关於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连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唯心主义等也被取消，“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被“彻底平反”。纵观此全过程，可以看出，胡耀邦和赵紫阳在处理胡风平反问题上是不讲原则的，也是极不慎重的。在我看来，结论虽然可以因某些领导人而改变，但是历史事实，包括他们自己写的文章、信件和毛泽东撰写的序言、按语，却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
至于对俞平伯和胡适唯心主义观点的批判，本来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因此对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思想采取批判的态度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而且，之所以会出现1955年那种类似于运动的局面，也并不是毛泽东人为地造成的，而恰恰是有人对于写学术批评文章的两个青年学者（李希凡和蓝翎）的文章采取了贵族老爷式的态度进行压制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仗义执言，支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的所谓“小人物”，让他们能够在党报上批判唯心主义观点的大人物，这正是发扬学术民主，培养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本身一件大好事，又何错之有？
这两件事，一个是肃清已经钻进革命队伍内部的反革命集团，一个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观点批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这对于一个正在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来说，都是非常正常的事，但是，对于王康来说，却成了不能接受的事。明明是肃清那些钻进革命队伍内部的反革命分子，他却认为这是“把成百上千的文人投进监狱”；明明是发扬学术民主，打破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对于《红楼梦》研究的垄断，却说成是什么“精神围剿”，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在这方面，王康还提到了毛岸英“死于美国轰炸机下”和毛泽东“发起反美、仇美、蔑美运动”。不过他把历史完全弄错了。这些事不是发生在钱学森回国的1955年，而是发生在抗美援朝初期的1950年；而且这两件事也并没有因果关系，王康硬把它们扯在一起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我们知道，当1950年爆发朝鲜战争时，新中国还成立不久，由于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长期进行文化侵略和反动宣传的结果，许多人对美国帝国主义缺乏正确认识，存在着“亲美”、“崇美”和“恐美”的情绪，为此，为了进行抗美援朝，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进行了“三视教育”。所谓“三视”，就是仇视美帝、鄙视美帝和蔑视美帝。王康将其说成是“反美、鄙美和蔑美”是不准确的。应该说，“三视教育”使人们懂得了美国一百多年来侵略中国的历史，认清了其帝国主义的本质；同时也懂得了美国文明的帝国主义性质，看清了它腐朽和没落的一面；还认清了美国表面上似乎很强大，其实很虚弱，是一个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纸老虎，是完全可以打败的。“三视教育”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对于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的自尊心、自信心，长了人民的志气，灭了美帝国主义的威风，鼓舞我们的志愿军在武器装备悬殊的情况下与敌人英勇作战，把美国帝国主义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重又赶回三八线附近，并且坐下来与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停战谈判。应该说，三视教育实际上就是抗美援朝的政治动员，这个教育很成功，它对于抗美援朝来说是功不可没的，从那个时候过来的人至今仍留有深深的记忆。但是，三视教育并不是在毛岸英牺牲后才由毛泽东“发起”的。事实是，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次日，即1950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国展开时事宣传。正是在这个文件里提出了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使亲美、恐美、崇美思想无处藏身的要求。在同一天，还成立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由郭沫若任主席，彭真、陈叔通任副主席，统一领导全国的抗美援朝运动。而毛岸英牺牲的时间是1950年11月25日，已经是一个月后，而毛泽东知道的时间还要迟得多。虽然当天彭德怀就在电报中述及此事，但是周恩来没有让毛泽东立即知道，后来彭德怀在电报里再次提到此事，周恩来觉得不能瞒了，遂将两份电报一起交给了毛泽东，根据《杨尚昆日记》，此时已是1951年1月2日。三视教育不可能到此时才提出，这是显而易见的。问题还在于，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此前，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五位亲人，毛岸英是他的长子，失去毛岸英他当然很悲痛，但他非常清楚，在战争中牺牲是一件难免的事，他是绝不会为此公报私仇的。在这点上，王康显然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应该说，上面提到的事，显然不会影响钱学森的回国，也不会影响那时想报效祖国的任何一个科学家回到新中国的怀抱。
说到这里，我们应该回答王康提出的钱学森回国的“‘红色觉悟’来自何方？”的问题了。
这个问题，如果对钱学森的出身和经历有一个起码的了解，其实是不难回答的。
王康说“1949年钱正申请加入美国，怎幺又突然对‘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心向往之？”这完全是凭空捏造。钱学森从未有加入美国籍的想法。他在美国，不置房产，都是租房居住，也不办任何保险，就是为了随时可以回国，根本就没有长期居留美国的打算，更不存在加入美国籍的想法。
我们知道，钱学森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其父钱均夫就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早年曾提倡“教育救国”。钱学森对他的父亲十分尊敬，称他是自己的“第一位老师”。钱均夫对钱学森有很严格的要求，1935年临行前，曾塞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道：“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如智、如忠、如悌、如孝！吾儿此次西行，非其夙志，当青青然而归，灿灿然而返！”（转引自王文华编《钱学森实录》，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
其岳父蒋百里与其父交情甚笃，他们又都是陈叔通的学生辈，所以钱学森回国前曾写信向陈叔通求援，他在信中称陈叔通为“太老师”，而人们都知道，陈叔通早就是一个著名的左派社会活动家，曾不止一次被列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黑名单”，但由于他与陈布雷关系不错，陈曾两次从黑名单中划掉他的名字。蒋百里虽然曾任陆军大学代校长，是国民党政府的高官，但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相反却与张学良过从甚密。1936年西安事变时，他从国外考察归来准备在西安向蒋介石回报，恰好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曾请蒋百里出面斡旋，蒋百里欣然从命，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我们知道，张学良的思想是很开明的，吕正操说他曾参加共产党，而他如此信任蒋百里，也可见蒋百里的思想也是很开明的，和蒋介石的思想显然不是一回事。蒋百里1936年出国考察时曾在美国看望钱学森，也和钱谈到了是学航空工程还是学航空理论哪个更加对中国有利的问题。当时钱父认为应该学习航空工程，而钱认为从更高的起点发展我国的航空工业还是应该学航空理论。父子争论很厉害。蒋百里在听了钱学森的意见后表示支持，并说回去一定能够做好其父的工作。当然，学成究竟报效什么国的问题在当时还不是一个明晰的问题。这里附带要指出的是，王康在凤凰卫视大讲蒋百里的抗日持久战论早于毛泽东，这是毫无根据的。我去年在批驳赵于平的文章已经有较晚详细的论述。王康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也没有拿出什么论据，我怀疑，蒋的《国防论》他根本就没有读过。这样不负责任地到处乱讲，实在令人吃惊。
应该指出的是，学校教育也给予钱学森以很好的影响。他读北师大附中时，由教育家林砺儒任校长并亲自讲授伦理学课程。林砺儒不仅倡导良好的学风，还反对认为道德是一成不变的观点，思想颇接近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一位进步的教育家。语文老师董鲁安是一位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思想进步，追求真理，对钱学森也有深刻的影响。1935年夏，钱学森出国前曾专程向董鲁安辞行，董拿出自己搜集的满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几个不平等条约给钱学森看，并且讲了一番非常动情的话，也给钱学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学毕业后，钱考上交通大学机械系。交大虽然很有名，但是钱学森对于交大过分重视分数的风气并不满意，不过交大在教学方面学的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套，所以他到麻省理工后倒是非常适应，很快就拿到了硕士学位。在交大，他与学校里的地下党也有接触。1935年出国前夕，比他高一届的地下党负责人戴中孚曾找钱谈话，希望他学成以后回国报效祖国，钱当即表示：“保证学成回到祖国服务。”钱学森对自己的保证，时刻铭记在心，到了晚年还一再提起，说：“我不是美国政府逼我回祖国的；早在1935年离开祖国以前，我就向上海交大同学、地下党员戴中孚同志保证学成回到祖国服务。我决定回国是我自己的事，从1949年就作了准备布置。我认为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不能沉默。历史不容歪曲。”
钱到美国后，先在麻省理工学院，后入到加州理工学院。在加州理工期间，他参加了威因鲍姆组织的“马列小组”的一些活动，并且和这个小组的一些人时相往来。后来他才知道，这是美国共产党在加州理工学院建立的一个外围组织。
除了以上所述，影响钱学森回国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和金属材料专家葛庭燧。1949年，葛庭燧也正在加州，5月，他从在香港大学任教的曹日昌那里收到了一封信，信里还夹了一封给钱学森的信。他立即给钱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曹兄系清华同学，曾留学英国，现任香港大学心理学教授。据悉，伊现为国内外联络人之一，此次致兄信系遵北方当局之嘱。敦请吾兄早日返国，领导国内建立航空工业。曹兄来信虽语焉不详，但是很可见北方当局盼兄回国之切。”“如兄愿考虑最近期内回国，则一切详情细节自能源源供给。据弟悉，北方当局对于一切技术的建设极为虚心从事，在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大前提下，一切是有绝对自由的。以吾兄在学术上造诣之深及在国际上的声誉，如肯毅然回国，则将影响一切中国留美人士，造成早日返国致力建设之风气，其造福新中国者诚无限量。”“弟虽不敏，甚愿追随吾兄之后，返国服务。弟深感个人之造诣及学术地位较之整个民族国家之争生存运动，实属无限渺小，思及吾人久滞国外，对于国内伟大的生存斗争犹如隔岸观火，辄觉凄然而自惭！”这信和曹日昌的信实际上代表了共产党迫切希望钱学森能够及早回国。这对钱学森的影响可以说是决定性的。钱学森一直保存着这些信。1993葛庭燧80诞辰时，钱学森在贺信中曾这样说：“我永远也不能忘记是你引导我回到祖国的怀抱。”
这些，就是钱学森回国的“‘红色觉悟’来自何方”的答案。
应该指出的是，在钱学森回国问题上，美国人也是做了“工作”的。美国的种族歧视，包括对黑人和华人的歧视，使钱学森一到美国就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而他们对钱学森的迫害，更使他看清楚了美国的所谓民主的虚伪些。还有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也是使他不回旧中国而要选择新中国的重要因素。在这里，反面教员的教育也是发挥了作用的。这些，当然是美国佬和王康们所不愿听到的，但事实就是如此，不承认是不行的。
至于王康对钱学森回国三个月就当力学所长感到不可理解，从前面的介绍里可知，甚至早在1949年5月，共产党就已经考虑让钱学森回国领导中国的航空工业了。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共产党求贤若渴是很自然的，有什么不好理解的？这绝不仅是对待钱学森一个人如此，早些回国的许多科学家也都委以重任。就说钱伟长吧，他1946年回国，解放后他当上了清华的教务长，后又提升为副校长。和钱伟长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回国的卢嘉锡，解放后担任了厦门大学的副教务长，以后又担任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的所长和福州大学的校长。李四光回国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后又担任中科院副院长；钱三强、何泽慧回国后参加了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筹建，钱三强担任了该所所长；葛庭燧回国后担任了中科院金属材料研究所的所长；华罗庚担任了数学研究所的所长，后来郭永怀也是一回国就担任了力学研究所的副所长。应该说，对于这些海外归来的科学家，党和政府都是高度信任的。一些人在1957年即使发表了一些过头的言论，毛泽东也是全面地看人，并没有把他们打成右派。北大傅鹰就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对这一段历史，由于年龄关系，王康本来并不清楚，但是受了他那个家庭的影响，或者听了甄士隐、贾雨村们的胡说八道，现在居然也拿出来乱说一通，究竟有什么价值？实在也是可怜得很，可悲得很。
四、是钱学森 “荒唐”，还是王氏父子“荒唐”？
王康在文章说，“中国举国之力发展导弹、原子弹、氢弹同时，四千余万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死于饥馑。钱学森对此惨剧不可能不清楚。”他还说，“我的父母都是研究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在我很小时，他们偶尔会提到郭沫若、钱学森、李四光，口气很平淡。在报上看到钱学森那篇关于粮食高产的文章时，我父亲轻声说了两个字：荒唐。”他在信中还进一步说，“我爷爷奶奶在1960年饿死，钱学森负有重大的连带罪责。鉴于他至死没有任何忏悔和谢罪，我将保留从道德形而上学到人间律法对他起诉的权利。如果是虔诚的基督徒或孔孟恕视他。我相信，死于那场大饥荒的数千万亡灵及其后人，怀有与我相同的心情。”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有“四千余万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死于饥馑”的说法本身就不能成立。在我国，一些人出于否定毛泽东，否定新中国前三十年的需要，一再宣扬在大跃进或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了4000万人的说法。但是他们并没有能够提供任何稍微像样一点的根据，王康也是如此。我所见到的所谓“根据”倒是有一个，这就是国防大学教授丛进在《曲折发展的岁月》一书中所提供的“根据”：“人民身体素质下降，加上长期紧张地劳动和疾病流行，出现大量的非正常死亡。据测算，中国人口总数1959年是6.72亿人，1960年是6，62亿人，即减少了了1000万人，1961年比1959年减少了1300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于死亡相抵后2% 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的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丛进：《却有着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页）作者就是根据这样一个“推算”，就得出了“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千万”的结论。但是，这个所谓的“根据”是根本经不起推敲的。我们知道，人口的自然变动是由出生和死亡两个因素决定的，显然，丛教授在讲1961年人口比1959年人口减少1300万人时已经包含了出生人数的减少和死亡人数的增加这两个因素，怎么可以再加上用正常的人口净增加率2%计算所谓正常情况下1961年的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这个数字，并得出“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呢？再说，他用1960和1961年的数字与1959年进行比较，所计算的，实际上是1960和961年这两年的人口变动，也不是包括1959年在内的三年的变化。总之，逻辑既不通，计算也有错，所得4000万的结论肯定是错误的。其实，要计算1959-1961年非正常的死亡人数，应该首先计算这三年的实际死亡人数，然后再从这个实际死亡人数里区分出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两个部分才对。根据国家统计局所提供的统计数字，我国从1959-1961这三年的死亡人数分别是：1959年是970万人，1960是1693万人，1961年是839万人。三年合计的死亡人数是3502万人。仅仅这个三年总死亡人数就足以推翻“三年非正常死亡4000万人”和“饿死4000万人”这些荒唐结论。很明显，即使这三年死亡的人全部都是“非正常死亡”的或“饿死的”也没有4000万；更何况在这实际死亡的3502万人里大部分还是应该列为正常死亡。这里我们也来做一个计算。如果我们以1954-1958年的死亡率（分别是:1954年为1.318%，1955年为1.228，1956年为1.140%，1957年为1.080%，1958 年为1.198%）作为正常年份的死亡率加以平均，得出正常年份的平均死亡率为1，193%，并以它乘以1959、1960和1961年的人口数（分别是：1959年67207万人，1960年66207万人，1961年65859万人）得出各该年的正常死亡人数（分别是：1959年为805万人，1960年为793万人，1961年为789万人），撒和三年合计的正常死亡人数（为2387万人）。最后再以三年实际死亡人数（3502万人）减去此按正常年份平均死亡率计算的正常死亡人数（2387万人）得出的应该就是理论的非正常死亡人数（3502万人-2387万人=1115万人）。虽然这个数字也是相当大的一个数字，但是和所谓的4000万相比只是其1/3.59，可见此事被某些人夸大到了何种程度！至于出生人口的减少，那和“非正常死亡”或“饿死”本来就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回事。人死亡的前提是人本身的存在，如果连人的生命都还没有诞生，那又何来人的死亡？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由于经济困难，供应不足，一些未婚青年推迟了婚期，一些已婚者实行节育，因而导致出生率的下降和出生人口的减少，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更何况政府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已经公开提出了实行有计划地生育，有关避孕的知识和民间偏方如邵力子提出口服蝌蚪避孕以及食用棉籽油可以避孕等已经早就在报纸上有所讨论。许多人特别是城市居民因为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知识，当然也就可能自觉地推迟生育的时间。怎么能够把出生人口的减少和“非正常死亡”或“饿死”混为一谈呢？！
王康把三年自然灾害和发展导弹、原子弹等硬扯在一起夜色毫无道理的。不过王康这样说，也并不是他自己的发明，而只不过捡拾的赫鲁晓夫的余唾而已。实际上，中国发展导弹、原子弹、氢弹和1959年-1961年发生的三年自然灾害并不是王康所说的“同时”，而且，在两者之间在逻辑上也不存在因果关系，王康把这两件事硬拉扯到一块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我们知道，中国决定研制导弹，是早在1955年底就已经确定了的。1955年冬，钱学森到东北参观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大将陪同参观，在参观一个苏联专家帮助搞的小型火箭试验台时，钱跟一个教师讲了该装置的不合理部分，这时陈赓问钱学森：“你看我们中国人自己能不能搞出导弹来？”钱毫不迟疑地答道：“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一定能造得出来。”陈赓听后哈哈大笑，紧握钱的手说：“我就要你这句话！”从此，导弹的研制就提上了议事的日程。1956年元旦前夕，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宴请钱学森，陈赓等作陪，他们希望钱学森出来主持导弹的研制。这在钱来说，也正是他的夙愿。他们谈好又去见周总理，周对钱说，“发展我们的火箭、导弹事业，是你的愿望，也是富国强民之所需嘛！”在钱谈了他的设想后，周接着说，“你的设想很切实，因为这是一项尖端技术，是一项极其艰巨而复杂的工程啊！回去你可以写一个书面设想嘛！这个设想可以包括组织机构的设置，人员的构成，游艺机时间规划等等，以便提交中央讨论。”之后，钱写出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送给了总理。1956年3月4日，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军委会议，研究了《意见书》并且成立了“航空工业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从此，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进入了实施阶段。同年10月8日以钱学森为院长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五院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培训干部。因为当时大学没有火箭导弹专业，抽调来的一百多位大学毕业生在这方面都是外行，于是钱学森院长就当起了这个“扫盲班”的启蒙教师。当然，别的方面的工作也在积极进行。到1960年10月中旬，中国第一枚导弹“东风1号”研制了出来，并在11月5日发射成功，精确地命中目标。
王康说“中国举国之力发展导弹、原子弹、氢弹”，这当然是事实，应该说，这正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第一个突出表现，但是，“举国之力”并不是把全国所有的资源都用来发展导弹、原子弹、氢弹，并因此而影响了中国的粮食生产，造成了饥荒。虽然发展导弹、原子弹、氢弹需要一定的资源，但是它并不需要动用全国所有的资源，更不会挤占发展农业、发展粮食生产所需要的资源。实际上，在发展导弹等尖端技术和发展农业、发展粮食生产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矛盾。道理很简单，因为发展导弹等尖端技术所动用的资源和发展农业、发展粮食生产所动用的资源是大不一样的，前者没有也不可能挤占后者的资源。
至于有些人认为中国当时还很穷，为什么要把有限的资金用来发展尖端军事科学技术？这也很好回答。中国人要发展导弹、原子弹、氢弹等尖端军事科学技术，并不是因为中国人好战，而是因为在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地敌视和包围中国的情况下，不如此就不能有效地反对敌人的侵略，保卫自己的国防，就不能保卫全国人民的和平劳动。这一点，只要想一想当年爱因斯坦为什么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美国应该赶在德国之前研制原子弹就很清楚了。显然，如果希特勒掌握了原子弹，这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灾难。而如果美国掌握了原子弹就可以起某种抗衡的作用。而后来的事实证明，由美国掌握原子弹，这对世界来说，也并不是一件好事。我们知道，美国为了对苏联进行核威胁，特地选择在苏、美、英三国元首举行波茨坦会议前夕试爆了它的第一颗原子弹。在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有些得意忘形，他在休息时走到斯大林跟前说，“大元帅，我想该是你一件事，我们美国已经制造出一种新武器。”斯大林当然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但是却表现出无动于衷。杜鲁门又提高嗓门说，“大元帅，我想告诉你的是，这种武器非同寻常，它具有难以想象的破坏力。”斯大林依旧木然地吸着他的大烟斗。杜鲁门碰了一个软钉子。这个故事是我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讲给彭德怀听的，应该不虚。据说，彭德怀也讲了一个故事给钱三强听，他说，“那是1945年，美国刚刚在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一个外国记者问我：‘美国在广岛、长崎头写了两颗原子弹，威力是毁灭性的，给日本造成的损失太可怕了，实在无法形容，你听说了吗？’我就反问那位记者：‘有这种事吗？我怎么不知道呀！’记者根本没有领会我的意思，惊叫了起来：‘哎呀呀！你怎么这样闭塞，这样无知，连这么大的事都不知道？’我还是不急不慢，笑着对那位记者说：不是我无知，而是你太愚蠢了，连我说话的意思都理解不了。”（见祁淑英：《中国“三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42-343页）其实，苏联当时也已开始了原子弹的研制，它在二战中俘虏了一批德国的核武器专家，并且获得了一些德国的核设备，而且还掌握了一些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情报，到1949年，苏联原子弹研制就已经获得成功，其破坏力为21万吨TNT当量，其威力十倍于美国第一颗原子弹（2万吨TNT当量）。应该看到，美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已经十分明朗的情况下在广岛和长崎丢原子弹的，当时美国的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费米、奥本海默都反对美国使用原子弹，可见，它拥有原子弹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争夺二战后的世界霸权。在战后，它又一再挥舞手中的原子弹来吓人，企图使其他国家受它的支配。苏联有了原子弹，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这是对世界和平的一个巨大贡献。我们知道，美国曾经想在朝鲜战争中使用原子弹，但是，由于苏联已经有了原子弹，加上英法两国的坚决反对，最后终于没有使用。同样，中国如果拥有了导弹、原子弹、氢弹等尖端技术，那就增加了一份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事实也正是这样。当然，这件事对美国是不利的。这只要想一想，我们曾经以“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国所支持的八百万蒋介石的军队，曾经用“一把炒面，一把雪”把号称不可一世的美国兵赶回到了三八线附近，迫使他坐下来谈判，如果有了尖端科技的导弹、原子弹和氢弹，那又将如何是好？美国政府之所以阻挠钱学森和中国留美学生归国，其根本原因不就是这个吗？而王康竭力反对、贬低中国进行这些高科技项目，竭力反对和贬低钱学森，不正好说明他所维护的不是中国的利益而是美国的利益吗？
当然，王康反对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和氢弹，还有其家族的和个人的原因。据他说，他的爷爷和奶奶都是在1960年饿死的，而钱学森对此要在法律上负连带责任。这显然是指钱学森在1958年发表的《粮食亩产会有多少？》那篇文章。王氏父子说这篇文章“荒唐”，那我们就来看看究竟是钱学森此文荒唐，还是王氏父子荒唐？
钱学森在这篇文章中说，“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 2/3 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他还说，“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钱学森是从太阳能利用的角度或从光合作用的角度来论述亩产粮食产量的限度的，他在特定的假设前提下计算出水稻一年可以达到亩产3.9万斤。问题在于，他并不是说现在就可以达到这个最高的亩产量，而只是说将来有可能达到这最高的亩产量。试问：这有什么“荒唐”？如果钱学森的这个说法真是荒唐的，我相信当时肯定会有人出来对他进行批驳。我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当时不仅没有看到有任何人出来反驳他的文章，相反，当人们谈起此文都很佩服他考虑问题的角度和赞同他的这一结论。如果王氏父子认为钱学森此文荒唐，为了维护科学的尊严，完全可以撰文对钱文进行有理有据的批驳，但是当时没有，而且我相信王康即使在今天也写不出这样的批驳文章，因为他拿不出任何论据，就只好骂一句“荒唐”，这是极不负责任的。对于这样的谩骂，又有谁会去相信它呢？
值得提一提的是，钱学森在1958年提出《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一文后并没有停止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他在1959年还在《科学通报》第3期上发表过一篇题为《谈宇宙航行的远景和从化学角度考虑农业工业化》的文章。这是一篇“展望未来科学”的文章，其中的后一部分又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关于未来农业生产的问题。文章说，“从日光能源来计算通过光合作用所产生的碳水化合物，每亩年产干物质24万斤。如果一半是粮食，那么稻、麦、玉米等的年产量可以是每亩12万斤（幷秧的不在此例）。但这是说作物只能从光合作用生产粮食，不能利用土壤中的有机物。到底能不能？如果农作物这样的高级植物也能像菌类一样直接利用有机物，岂不就突破了太阳光能的限制，那么每亩年产量可以无限止地提高吗？这问题很值得研究。”在这里，钱学森虽然没有给出自己的答案，但是他关于突破“太阳光能的限制”，“每亩年产量可以无限止地提高”的思想却是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的。
我们研究农业问题，研究粮食生产，当然不能脱离农业自身的特点。农业生产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马克思说的，“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9页）他还说，“按照事物的性质，植物性物质和动物性物质不能以象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煤炭、矿石等等那样的规模突然增加，因为前二者的成长必须服从一定的有机界规律，要经过一定的时间间隔，而后面这些东西在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只要有相应的自然条件，在最短的时间内就能增长起来。”（《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5页）当然，出现这种情况也和工业的基础科学——力学发展得较早，它在18世纪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而农业的基础科学一一化学，地质学和生理学发展得较晚，直到到十九世紀尤其是十九世紀末叶，才发展起来有关。应该说，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这个差异是一个历史的差异，并不是永远不能改变的。
对于未来的粮食生产，马克思主义者是持乐观态度的。恩格斯说，“人类所支配的生产力是无穷无尽的。应用资本、劳动和科学就可以使土地的收获量无限地提高。按照最稳健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计算（参看艾利生“人口原理”第一卷第一、二章），‘人口过剩’的大不列颠在十年内，就能够使粮食市场达到足以供应六倍于目前人口所需要的程度。资本在日益增长，劳动力在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服从于人类，这种无穷无尽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用来为大众造福，人类所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半地616页）。
列宁针对所谓“土地肥力递减规律”也指出，“事实上，‘追加的（或连续投入的）劳动和资本’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以生产方式的改变和技术的革新为前提的。要大规模地增加投入土地的资本数量，就必然发明新的机器、新的耕作制度、新的牲畜饲养方法和产品运输方法等等。当然，较小规模地‘投入追加劳动和追加资本’可以在原有的、没有改变的技术水平的基础上实现（而且正在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在某种程度上倒是适用的，这就是说，如果技术情况没有改变，能够投入的追究劳动和追加资本就是非常有限的。可见，我们得出的并不是普遍的规律，而是极其相对的‘规律’，相对得说不上是一种‘规律’，甚至说不上是农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87-88页）
历史的发展证明，恩格斯和列宁的这些论述是完全正确的。随着科学的进步，农业生产已经大大地向前推进了。在今天，人类不仅是用较过去更为先进的方法和手段大大地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而且还在探索用各种非农业的方法和手段来解决人类对于各种食物的需求。最近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在“张晖博客”名下看到一段以《“三色“大农业与工厂化农业》为题的文字，它是至于说的：
“所谓‘三色’大农业，是指传统的绿色农业（动植物资源农业）及新兴的白色农业、蓝色农业。传统绿色农业，是以太阳光为直接能源，以水、土为主要养料，靠绿色植物光合作用转换能量进行生产的农业。微生物新兴白色农业是指微生物资源农业。它以发酵工程、蛋白质工程、细胞工逞和酶工程为基础，通过全面综合利用而组建的工程农业。例如，若用每年世界石油产量的2％为原料，利用微生物发酵工程来生产鱼细胞蛋白质，就可供20亿人吃一年。又如，若用我国每年5亿吨作物桔杆的20％为原料，通过微生物发酵转化为饲料，就可获得相当于400亿千克的饲料粮，这相当于我国目前饲料用量的1/3。新兴蓝色农业是指海洋生物资源农业，即是以海洋水生生物和浮游生物为资源进行利用加工的海洋农业。海洋占地球表面71％，在近海海域自然生长的藻类植物，若加工成人类食物，其年产量相当于目前世界小麦总产量的15倍以上。如果把海洋藻类植物和浮游生物均纳入人类食物范围，则海洋可养活300亿人。
“工厂化农业是指人工合成粮食。生物技术专家们利用示踪原子等方法已经证明，在植物的光合作用过程中，经过电子传递，不仅能生产碳水化合物，而且能生产蛋白质、脂肪、淀粉、葡萄糖、维生素等物质。同时发现，有10多种酶参与其中的催化反应，经过实验，已成功地用一种金属络合物催化二氧化碳，使其变成极简单的有机化合物。科学家们预言，在未来的人工合成粮食工厂里，中央控制室只有几位工作人员，他们只须观察各自屏幕上显示的符号和数据，根据需要，随时可通过电脑准确地向正在运转的各种装置发出监控指令，让它分秒不停地合成各种“粮食”。人工合成粮食将成为21世纪划时代的世界性‘绿色革命’。当然，即使到那时，也不能把传统农业送进历史博物馆。相反，传统农业在生物技术的参与下，会有更令人瞩目的发展，单产量可成倍地提高。”
实际上，人类早就知道利用合成的方法可以生产出维生素，用人工合成的方法生产纺织品也早已成为事实。虽然它们与天然的比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相信它们在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中都会得到改进。人工合成蛋白质是一件很复杂的事，但是，1958年，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化学系等单位的科学工作者协作，向人工合成胰岛素进军。他们从天然胰岛素分子的拆合开始，经过6年零9个月的不懈努力，终于在1965年9月17日实现了全合成。经过晶体结构测定，证明它具有天然胰岛素一样的生命活力和同样的物理、化学性质。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成功，将促进复杂蛋白质的人工合成，并为合成核酸积累了经验，从而为人工合成生命物质开拓了道路。这项重大成果标志着人类在认识生命、揭示生命奥秘的历程中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引起了世界科学界的极大震动。 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在未来，人类完全可以用人工合成的方法在工厂里生产出粮食和其他食物来。
科学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科学家由于他们的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想象力在这个过程中会提出各种各样的设想是很自然的，这有什么罪过？至于有人在大跃进年代搞浮夸风，虚报粮食产量，以致多购了一些粮食，造成农民吃粮困难，那责任也只在搞浮夸风、虚报产量的干部，与钱学森有何关系？要钱学森“负连带责任”岂不荒唐之至？！让人感到不解的倒是，王康一家三代人中，为什么下面两代人都平安无事，却偏偏让上一代的爷爷奶奶因饥饿而死于1960年?这里是不是有未善待老人乃至克扣老人口粮和见死不救的行为？王康当时已经11岁，对此事的真相当不会不清楚。恕我直言，现在把这个责任要钱学森来负，不仅荒唐，而且不能不给人以嫁祸于人的嫌疑。
五、关于王康将钱学森与爱因斯坦、萨哈罗夫所作的对比
王康的文章和信件的矛头都是直指钱学森的，为了增加批钱的分量，他还将钱与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进行了对照他说，“我不知道钱学森对爱因斯坦、奥本海默等物理学家持何种态度。香港凤凰卫视在钱死后以最快速度在“我的中国心”特别节目中，加于钱的头衔是‘世界着名科学家’。不知该片撰文者是谁，稍稍了解现代物理学史的都知道，除了中国外，世界上没有几个人知道钱的大名。”
把钱学森与爱因斯坦做对比，确实有些让人感到有些不伦不类。爱因斯坦是研究理论物理的，属于基础科学范畴，而钱学森是研究航空航天的，属于应用科学范畴，本来不应该把这两类科学家放到一起进行比较。而且，爱因斯坦由于他的巨大发现已经引起了物理学的革命，用著名物理学大师郎之万的话说，他的贡献比牛顿还要大，有些人甚至把他和马克思放到一起作为千年思想巨人，王康却硬要把钱学森与爱因斯坦放到一起进行对比，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至于王康说什么“除了中国外，世界上没有几个人知道钱的大名”就根本不符合事实了。
钱学森虽然没有爱因斯坦的名气大，但是，他也是一位世界级的科学家，在他所研究的那个领域做出了世界顶级的贡献。以下的评价都不是中国人说的，而恰恰是所谓“没有几个人知道钱的大名的”外国人说的：
曾经是钱的导师的美籍匈裔科学家冯•卡门在自传中写道，“钱是加州理工学院火箭小组元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美国的火箭研制做出过重大贡献。他36岁时已经是一位公认的天才，他的研究工作大大地推动了高速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技术的发展。我有鉴于此，才推荐他为空军科学顾问团成员。“（见王文华：《钱学森的感情世界》，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4页）
二战结束后，美国空军在一次绝密报告中，留下了这样的记录：“钱学森为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祁淑英、魏根：《脊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
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在撰写的文章里说，“钱对建造美国第一批导弹起过关键性的作用。他是制定美国空军从螺旋桨式飞机向喷气式飞机过渡，并最后遨游太空的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远规划的关键人物……他是帮助美国成 为第一流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的一颗明亮的星。”（同上，第75页）
王康还大讲爱因斯坦如何关系人类命运和世界和平，以此贬抑钱学森，其实也很没有道理。在帝国主义还存在的今天，要保卫世界和平，社会主义国家负有很重大的责任。当帝国主义国家发展杀人武器的时候，这些国家的人民开展保卫和平运动，反对本国政府发展大规模的毁灭系的武器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为了制止战争，实行世界和平，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发展自己尖端的武器，这同样是正确的。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科学家帮助自己的国家发展尖端军事技术又何错之有？如果我们没有核武器，没有导弹，我们能够对付那些张牙舞爪的帝国主义国家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发展尖端技术，就是对于世界和平的伟大贡献。在这个问题上，当年爱因斯坦的观点是对的，而后来萨哈洛夫的观点则是错的。
王康说钱学森的思想境界不如爱因斯坦，其实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他与爱因斯坦的观点是一致的。这里我们可以看看他1956年5月在冯•卡门75岁生日时写的一封祝寿信历史怎样说的：
“我原以为每个纯粹的科学家的目的，只是在于为人类社会做出永久的贡献。这一点，冯•卡门先生，您可能没有感到您对科学技术的贡献所应享有的骄傲。可是，正是您的那么多的劳动成果被用来制造毁灭性的武器，而几乎没有用来造福于人民。这不正是我们值得深思一下的问题吗？自从我回到我的祖国 之后，感到这里的世界同美国的世界截然不同。因为这里生活着六亿人民，超过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科学技术真正被用来建设幸福生活。在这里，每个人都为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工作，才哟可能尽快地实现他们的幕布奥。在这个世界上，冯•卡门先生，您创造的财富使您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我希望，通过科学家的贡献，促进人类的生活幸福、和平和美好。这个声明作为我在您75岁寿辰的致词。”（王文华话：《钱学森的感情世界》，四川人民出版2002年版，第223页）
这信是钱学森回国半年后写的，他的思想境界已经和过去在美国大不一样。在这里，钱学森婉转地有分寸地对他的导师——一位在帝国主义国家工作的科学家提出了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也就是不要帮助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者研制毁灭性的武器，而要为人类的幸福奉献自己的才智。自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家，为了对付和战胜帝国主义国家可能发动的战争，这样的研制是不可缺少的。这中间没有什么矛盾，二者是完全一致的。
钱学森还有一些与爱因斯坦很相似的地方。他们在美国的时间差不多，而且在麦卡锡时期都受到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和监视。他们都被怀疑是共产党。实际上他们当时都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对共产党的态度也差不多一样。爱因斯坦说，“我从来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是，如果我曾经是过的话，我也不会感到耻辱。”（艾丽斯•卡拉普赖斯编：《爱因斯坦语录》，杭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页）钱学森也有类似观点。他在回国途中经过马尼拉，曾有记者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他回答说，“共产党人是人类最崇高的人，我还够不上共产党员的资格呢。”（《报刊文摘》2910年4月2日）在这方面，钱学森的态度比爱因斯坦显得更为积极。
不过爱因斯坦提出世界政府的主张却是错误的。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只要阶级存在，国家级必然存在。在阶级还存在的情况下提出消灭民族国家，建立世界政府职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实际上，帝国主义提出这类主张乃是其实现世界霸权的一个工具，是骗人的。
王康还对钱学森的个人品质提出了质疑。他说，钱“那800公斤图书资料，就仅仅是一些简单的公开出售的工具书吗？”钱在1950年就不再进行军事科学的研究，他带回的是他自己的知识和相关的书籍，当然这些书带回来是有用的，但是，这是他知识的一部分，属于他自己，与所谓机密无关，美国政府也无权阻挠他带走，王康凭什么那么不放心，生怕把美国的机密带到了中国，这究竟是怎样一种心态，很值得人们研究。美国的特务草木皆兵，曾经把钱学森的一本对数表当成是密电码，而王康居然怀疑钱学森带回了美国的机密！这和美国特务完全是同一种心态！其实，对于钱学森来说，他是这方面的权威，许多发明都是他的劳动成果，对他来说“机密”是不存在的，又有什么必要去窃取呢？这又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真是既可怜，又可悲！
王康在钱学森身上泼的脏水还不止这些。他还捏造事实，说什么“1957年毛泽东召见时，他禀报了有关‘工程控制论’后，立即表示自己的理论十分浅薄，一定有很多错误”，请毛指正。很难设想，爱因斯坦会以这样的自辱之辞向罗斯福表示谦逊。钱对完全不懂任何自然科学的毛泽东作如此卑贱的表态，即使在三十年代的德国和意大利也不会发生。”
事实并不如王康所说。时间并不是在1957年，而是在1956年2月1日，毛泽东请钱学森到中南海做客。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会见钱学森。钱学森也并没有送《工程控制论》给毛泽东，而是毛泽东看了钱写的报告后跟他的一段对话。毛 泽东首先肯定了钱写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钱学森接着说：
“主席，我刚刚回国，对国内情况不甚了解，我只是根据我的工程控制论，对我国的国防建设特别是航空工业的建设提了不少很不成熟的意见，其中错误一定不少啊！”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学森同志，提出了这么多好建议，怎么是错误啊！这是十分难得的呀！这些精辟独到的建议，只有你这位工程控制论创始人才提得出呀！”
显然，钱学森说的只是他的意见书可能因为“对国内情况不甚了解”，有“不少很不成熟的意见”根本就没有什么“自己的理论十分浅薄”之类的话语，这不是捏造和歪曲是什么？至于说毛泽东“完全不懂任何自然科学”，好像毛泽东是个文盲和科盲似的，这样说显然是为了故意贬低，毛泽东虽然没有读过大学，但毕竟上过师范学校，而且他一生好学，对自然科学问题也很有兴趣，后来还在《工作方法60条》里提倡“学一点自然科学核技术科学”（《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9页）怎么 能够设想毛泽东就不读自然科学方面的书报和杂志呢？难道他就不能通过自学增加新的知识吗？
至于钱学森，他崇敬毛泽东，但他显然也不是那种巴结讨好领导的人。这一点，从他后来不同意胡耀邦关于去美国接受美国授予的荣誉称号的对话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事情是这样的：
1985年，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基沃思访华，他在会晤原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时表示：钱在美工作过20年，对美国的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军事科学的发展，做出过很大贡献。在研究过联邦调查局的历史档案后，十分清楚，麦卡锡黑暗时期的美国是欠钱学森的债的。我们现在感到很难过。美国政府对钱学森横加迫害，是没有道理的。美愿邀请钱学森访美，并由政府和有关学术机构表彰他对科学的重要贡献。如钱不去美访问，美方可派美国科学院院长普雷斯来华，授予钱学森“国家勋章”，表彰他的贡献。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在得悉美国有关方面邀请钱学森访美，并要授予他学术荣誉称号和国家勋章后，曾在一次会议期间找钱学森谈话，劝他接受这一邀请。胡谈话大意是：钱老，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一些国家邀请你，我建议你还是接受邀请，出去走走。你出去和别人不一样，对推动中外科技交流会有很大影响。这也是今天改革开放的需要啊！今天，世界在变，中国在变，美国也在变。几十年前的事，过去了就算了，不必老记在心上。你去美国走走，对推动中美间的科学技术交流，甚至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都会有积极意义。听了胡耀邦这一番话，钱老说：“总书记，当年我回国的事很复杂，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不宜出访美国。”胡只好说：“钱老，我这是劝你，不是命令你一定要去。如果你认为不便去，我们尊重你个人的意见。”钱在给国务院当时领导（赵紫阳）的信里还说，“我本人不宜去美国，……事实是我如果去美国，将‘证实’了许多误区错误的东西，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不能沉默。历史不容歪曲。”（见《从清华走出来的科学家》，内蒙古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52页）这里充分表现了他的原则性，而相形之下，胡耀邦和赵紫阳则表现出了无原则的实用主义。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在“领导”面前的真实态度。
和爱因斯坦一样，钱学森对于名利十分淡薄。人们都知道爱因斯坦有一个“故事”：他刚到美国时，普林斯顿大学以当时最高年薪16000美元聘请他，他却说：“这么多钱？能否少一点？给我3000美元就够了！”人们感到不能理解，而他却说，“依我看每件多余的财产都是人生的绊脚石；唯有简单的生活，才是给我创造的原动力！”当时的美国人都以拥有小汽车为时尚，而他居然不要汽车。从宿舍到研究所两公里路程，他坚持安步当车直到生病住院。他认为，“简单的生活，无论对于身体还是精神，都大有裨益！”钱学森也把名利看得很轻。他生活非常简朴。他回国后发表书稿却不要稿费，办私事不坐公车。毛泽东对此非常欣赏，曾说，“学森同志也给我们做出另一个榜样呢！他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这很好嘛！”他回国54年，住的的房子直到90年代才换，家具、电视也是老旧的。改开以后许多人赶时髦，改穿西装，而他却五十多年一贯制，几乎一直都是穿的军装。在这方面，实际上一切真正的科学家都有共同之处。我50年代在厦门大学读书时，蔡启瑞先生从美国回来，学校给他定为二级教授，他看到有的老师还是三级，坚持也定为三级，还专门找了系主任和校长，但是学校仍然坚持定他为二级，他又写信给校长，恳切陈词，要将工资级别降下来。后来此信登在校报《新厦大》上，全校师生都受到了很大教育。
具有崇高理想和高尚品质的人总是受到人们的尊敬，不管王康怎样贬低钱学森，都是是徒劳的。
以上我们对王康的一篇文章和一封信进行了评论，批驳了他对缺陷是的而已攻击。王康对钱学森的攻击，实际上是一个民族败类对一位民族英雄的攻击。应该看到，像王康这样的民族败类，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他们人数不多，但是危害不小。我们与他们的斗争，实际上是一场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斗争，关系着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斗争，当然不能掉以轻心。
两个月前，美国的新闻媒体推出了一个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的名单，王康也是其中一个。我不知道美国有什么资格要评选中国的百大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又是根据什么标准来评选这个百大知识分子的？也不知道这些进入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名单的人知道自己榜上有名后是什么感觉？是觉得光荣，还是感到耻辱？不过在看了这个名单以后，我似乎清楚了美国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那就是要亡我中华民族，而评选的标准也很清楚，那就是毛泽东早在61年前说过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或者今天人们说的自由主义者，使性子中国搞资本主义的人。真是亡我之心不死啊！我希望进入这个名单的人能够猛醒：千万不要把它当做光荣榜，而要把它看成是耻辱柱！但是对于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上了贼船，要改也难，他们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败类，而用张宏良同志的话说，他们是美国的文化别动队。美国人做这件事的用心显然很坏，坏到了极点，但是坏事却变成了好事：他们在全中国人民面前彻底暴露了自己，也暴露了他们所豢养的民族败类是哪些人，使广大的中国人民看清了他们的真实面貌，斗争也就更有目标了！
我们有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做武器，有钱学森这样的民族脊梁做榜样，我们的斗争一定会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