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出了个毛泽东
――纪念长征70周年和毛逝世30周年
龚忠武
一、长征与毛，毛与长征
长征是英雄的雄浑赞歌，是人类精神的完美结晶；是无数英雄用鲜血和心志书写的一首人类历史上空前悲壮的史诗，和一幅超迈千古的壮丽画卷。
红军的英雄们，使不可能成为可能，变绝望为希望，从垂亡走上新生。
毛泽东是英雄中的英雄。
是他，领导了长征；是他，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共，挽救了中国革命。长征成就了毛的不世功业。
长征与毛，毛与长征，是历史的孪生儿；没有长征，就出不了毛，没有毛，长征也不可能取得胜利。今年，适值长征70周年和毛逝世30周年，鉴于当前毛的英雄形象和长征体现的刚毅尚武的民族精神，受到人欲横流的拜金主义的严重腐蚀，所以深受长征之惠的我们这一代，更应抚今思昔，重温反思一下长征的历史，发扬不朽的长征民族精神。
重温反思，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个是长征前，红军是如何陷入绝境；一个是长征期间，毛是如何使红军绝处逢生。
二、留苏洋共当起了家
历史的道路是曲折多变、吊诡反复的，甚至有时是令人啼笑皆非的。1930年代初期长征前後江西苏区的历史，就是最好的例证。
当时，正当毛和他的亲密战友朱德统帅的工农红军在江西苏区击败了蒋的四次围剿战争，不断成长壮大的时候，却从遥远的莫斯科共产国际吹来一股强大的政治寒流；从1930年初起，一批28个二、三十岁初出道的中国布尔什维克奉共产国际之命，陆续回国，参加中国革命。这本来是件大好事，但是他们回来是指导革命，不是作为一名革命的小兵参加革命。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主导下，纷纷进入中共中央，并将他们的代表人物两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王明（陈绍禹，1904－1974）和博古（秦邦宪，1907－1946）推上了最高领导岗位。然後逐步将他们的势力扩张至全国各地的苏区，当然更是包括江西苏区。真是平步青云，少年得志！
自从反传统的五四运动为欧风美雨推波助澜以来，东西洋留学生一回国就成为中国党政军学各界的头面人物。流风所至，博古和他的留苏同学们一下子成为新贵，并不令人觉得有什么不妥之处；就是发觉了，也只能顺着大流。
但是，他们面临的历史任务却是极其严峻的，他们的资望，他们的洋学识，他们对中国革命现实的理解，能够承担这副历史的重任吗？
残酷的政治现实立即把这批新贵推到了历史的前沿。随後的两三年里，蒋介石加紧清洗和镇压上海革命势力，这批新贵寄身的上海中共中央，东躲西藏，无法立足，不得不转移至毛的地盘江西苏区。然而，他们是党中央，他们理所当然地反客为主，凌驾江西苏区之上。这时的王明已随米夫去了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临走前指定他的亲信博古为接班人，坐上了中共的第一把交椅。
这时，他才24岁，但历史却错误地让他手里握有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大有真理在此，舍我其谁的君临气慨！为了树立他的绝对权威，原来苏区的权威，已届不惑之年的江西苏区缔造者、党军元老毛泽东和他忠实的追随者，当然是挡路石，必须排除。不止是排斥他的人身，更重要的是，必须清洗他的军事路线和思想，代之以他们从莫斯科引进的一整套未经论证和实践检验过的马列理论和苏联的革命经验。
江西苏区随之弥漫着一股「顺我者上，逆我者下」、「以俄为师」、「全盘俄化」的寒流。毛是个道地的农民土共，无论在年龄上、学历上、革命资望上，同这些少不更事的新贵，都很少有共同语言。所以毛在长征前後命定要遭到打压的政治厄运。在1932年10月12日 的宁都会议上，留苏洋共尖锐地贬斥毛泽东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是土法子，过时落后，解除了他的兵权。此后一直到1935年1月中旬遵义会议的两年多时间里，也就是红军多灾多难、几乎惨遭灭顶之灾的岁月里，毛再没有碰过枪杆子。
他的利剑被封藏了！他，一个被迫靠边站的文人书生，只好又重操旧业，拿起了早年的笔杆子，隐居在瑞金山中的一座寺庙里，总结反思历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但他并没有消极地与世隔离，而是积极地从事实地的农村调查并密切注视党内的动态和分析当前的革命形势，耐心地等待时机。
三、请来了洋军师
1933年正当蒋介石积极准备规模最大的第五次围剿军事行动的前夕，中央苏区的首要工作当然也是在准备反围剿战争，军事压倒一切。然而，负总责的第一把手博古由于自己完全是个军事的门外汉，根本不知道怎么打仗，但却又阴差阳错地掌握了枪杆子，只好要求共产国际派来一名德国籍的军人，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1900－1974，中文名字叫李德的职业军人）当他的军师，军事顾问。因为在博古的眼里，李德这个职业军人，深受斯大林赏识、具有苏联培养高级军事指挥官的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骄人学历，并且又有丰富的实战和地下革命斗争经验；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个出色的街垒战的专家。这些军事资历，在唯苏联是尚、一切听命于共产国际的博古的眼里，都是他和他那一帮28个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所缺乏的。
然而，共产国际明确交付给李德在中国的任务本来只是一名备供提出咨询意见的军事顾问，不得对红军直接发号施令。然而，博古却一个人自作主张，轻率地把指挥红军的帅印交到一个才到中国不到一年，一个对中国国情、中国革命历史、中国的山川形势和民情风俗，一无所知、方过而立之年的德国人手里，虽然他满怀国际主义的热情和牺牲精神，虽然他确有帮助中国革命的诚意。
博古的错误决定，几乎葬送了红军和中共，断送了中国革命。历史老人，真是同红军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四、洋军师的法宝灵吗？
将，是点了，帅也拜了。但是，这些只是个名义，李德有没有真本领还得在战争中检验；他不仅要通过博古这一关，更重要的是，必须要通过蒋介石那一关，必须解答蒋介石出的难题。而出这道难题的人，竟然也是个德国军人，一个希特勒特别郑重推荐给蒋介石的资深军事顾问汉斯•冯•赛克特。这个赛克特可大有来头，出身于普鲁士贵族，骁勇善战，战功卓著，曾经当过德国的陆军总司令，官至一级上将，在德国军界享有盛誉。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是他的资望、军事阅历，却仍然闪闪发光，丝毫没有过时。
而李德最高只当过骑兵团团长。两军交战，勇者胜，但智者更操胜算
，因为最终较量的是统帅和军师的智慧、谋略、经验和指挥艺术。博古，虽然孰读马列经典，但对兵学却一窍不通，也没有实战经验；他的对手蒋介石（1886－1975），年近知命，却是国内激烈复杂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的老手，又手握全国的军政财经大权。
军师李德，也是红军实际上的统帅，无论就年龄、资望、军事理论、实战经验、指挥能力而言，说他是赛克特的一名後辈和学生，毫不为过。据说宋美龄听到李德拜帅这个消息後高兴地说，他同我们赛克特将军相比，真是「不啻小巫见大巫！」 蒋介石也庆幸地笑着说，学生怎么能够打败老师呢？并且极尽揶揄、语带鄙夷地说，「这个少不更事的博古，竟然重用李德，证明他很幼稚，还是个懵懵懂懂的娃娃，真是天助我也！」蒋似乎已胜卷在握，而他的对手博古却还在盲目地乐观哩！
赛克特围剿红军的锦囊妙计，可简称之为「堡垒战主义」和「阵地战
主义」，也可归纳为十六字真诀：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修堡筑路，逐步推
进。其精神在于主动地打一场「围而歼之」的消耗战。蒋即按此妙计布阵，对苏区进行规模最大的第五次围剿战争。
李德的良策妙方竟然也是「堡垒战主义」和「阵地战主义」，也可归纳为十六字真诀：修堡建垒、固守阵地、短促突击、力求自保。其精神是被动地打一场「拒敌人于国门之外」的消耗战。博古只有听之任之，放手让李德按此良策进行第五次的反围剿战争。
赛克特和李德两人的攻守谋略，所依据的都是当时德国、西方和欧俄流行的、需要有强大科技和经济实力为后盾的阵地战和堡垒战的现代战争理论、战略和战术。他们来自工业化的欧洲，制定出这样的战略战术，完全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博古对李德制定反围剿的谋略完全缺乏判断力和决策能力，竟然把一套「削中国之足，适欧俄之履」的洋军事理论奉为金科玉律。君不见，为了证明他对李德良策妙方的充分信任，还特别向当时在瑞金出席中革军委会议的红军和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刘伯承、洛甫、项英、王稼祥、邓发、凯丰等（这时，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彪等高级将领正在前线指挥反围剿战斗）郑重推介，赞誉李德的十六字真诀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法宝」。
究竟是克敌制胜的「法宝」，还是葬送红军的「魔咒」？只有――而且只有――用战火和鲜血来检验了。
五、广昌惨败
检验李德法宝的两场决战先后爆发了，一个是攸关第五次反围剿胜败和苏区存亡的广昌决战；一个是攸关撤出江西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成败的湘江决战。
先说广昌决战。1933年10月蒋发动第五次围剿，为了确保此战必胜，事先在江西苏区周围修建了数千公里的军用公路和为数多达14000多座的钢筋水泥碉堡，相当于修建了一道坚固的长城，在江西苏区撒下了天罗地网；然后逐步由外向内压缩推进，将网逐步收紧，以期最终能够像坚硬无比的老虎钳一样，夹杀红军。
这样的部署，显然是赛克特汲取了前四次围剿战争中败于毛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惨痛教训而为蒋谋划的。可是，蒋后来才知道，当时他的对手已经不是毛泽东了。
1934年4月10日，蒋介石令陈诚亲率10个精锐步兵师，一个炮兵师，分东、西两个纵队，向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推进，直指瑞金。为了保卫瑞金，李德决心在这里与来敌大打一次主力对主力、阵地对阵地的大决战。遂急调红一（林彪）、红三（彭德怀）、红五（董振堂）、红九（罗炳辉）四个军团，集中广昌，而且博古还下达「誓死保卫广昌」的政治训令，展示决心。
广昌位于盱江两岸，四周全是高山，开阔地不到10公里，易守难攻。但是陈诚的进剿军，一面用猛烈的炮火为大军开路，一面每天派出三、四十架飞机轮番轰炸。敌人每推进四五里就停下来修筑碉堡防守，然后后续部队梯次推进。就这样，10个精锐步兵师逼近广昌城下。
红军的简陋堡垒，在大炮、飞机的轰炸下，纷纷化成灰烬。敌军的坚固堡垒，由于红军没有重武器对之轰击而完好无损。至于李德的看家法宝「短促突击」，蒋军的大部队尽量避免暴露在碉堡和公路之外，只有在重炮、装甲车和飞机的掩护下，才向前推进，所以也派不上用场。更令红军指战员恼怒的是，那些服从命令、坚决执行「短促突击」战术的红军战士，还没来得及冲出堡垒时就被猛烈的炮火和频繁的飞机轰炸，活活埋葬在自己的堡垒里了。结果，生还者寥寥。「短促突击」的法宝不但没有杀伤敌人，反使红军自己遭殃，法宝竟成了魔咒。
指挥这样一个敌我实力悬殊的战争，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指挥官都知道是绝对打不赢的，必须当机立断，撤出危城，减少伤亡。所以，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忧心如焚地向来到广昌前线的李德大胆地建议说：红军简陋的土木石堡垒根本无法抗御敌军大炮飞机的密集射击轰炸，所以广昌绝不能誓死固守。如果一定要坚守的话，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的12，000人必将全部牺牲。然而，李德却充满信心地对旁边的博古说，「我倒要看一看他蒋介石的攻势厉害，还是我红军的防守厉害。」也就是说，要看看究竟那家的法宝厉害。
残酷无情的战火将李德的符咒焚为灰烬！十五天後，坚守广昌阵地的红军弹尽粮绝，危在旦夕。李德这时居然还想困兽犹斗，祭出他的看家法宝――他所擅长的巷战，妄想同敌人在广昌城里打巷战。幸好没有成为事实。
4月27日深夜，红军被迫弃守广昌，次日陈诚大军随之占领。一场惨烈的较量，以红军的惨败告终，为此付出了5500多名指战员宝贵生命的沉重代价。
毛泽东早已预知此战必败、并且一再告诫博古、李德务须避战。果然，让他不幸而言中！
这个战果就是赛克特为他的德国後生所打的惨不忍睹的成绩单！相较于毛指挥的前三次反围剿战争（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虽然是周恩来和朱德指挥的，但仍然用的毛的战略战术）的骄人的成绩单――苏区扩地10万平方公里，人口增至3百万，红一方面军多达10万之众――反差是多么强烈啊！
六、这是打的什么仗
于是红军的高级指挥官开骂了，彭德怀指责李德「瞎指挥」，说李德
「把红军七八年来辛辛苦苦积累的家业糟蹋光了」。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同李德争吵起来，批评红军在广昌决战中根本不是在打仗，而是在挡战，拿血肉之躯去挡像个铁滚子滚过来的敌人。怎么挡得住呢？李德气极，指斥刘「不配做伏龙芝的学生」，刘也不客气地回敬说，「伏龙芝那有你这样的学生！？」
李德作为军师和实质统帅的威信开始遭到严重质疑和挑战了。博古的境遇比李德还糟。一向被博古视为留苏老同学和忠实支持者的政治局常委洛甫，竟然也同他吵开了，后者认为，作为广昌决战的直接指挥者的李德和博古负有不可逃避的责任，应该检讨。博古真不敢相信，广昌之败竟然将他的老同学和忠实的支持者洛甫推到毛泽东那边了，于是严厉批评洛甫犯了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的错误。这顶大帽子把洛甫激怒了，愤怒地回敬博古说，「我要提醒博古同志，我们中国的事情，你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点主意。」这句话正好击中博古的心病，气得他青筋直爆，但事实胜于雄辩，面对广昌的惨败，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只好忍气吞声了。
曾经一度被视为铁板一块的28个布尔什维克，现在出现了裂痕。红军的指战员们也开始对博古和李德的权威和指挥能力打上了个大问号，甚至地方上的党政领导也开始质疑。例如粤赣省委刘晓批评李德的战法说，「红军被迫天天同敌人拼消耗，敌人依靠全国力量，加上外国资产阶级的支援，有充足的物质保证。红军却一向是取之于敌，枪炮子弹和许多物资装备，都是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这麽一点家当，怎么经得起大战恶战的消耗呢？」真是击中了问题的核心，引起了许多人强烈的共鸣。
已经靠边站的毛，更是痛心疾首，愤怒地讥刺说，「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会师，艰苦奋战八年，毫不容易创建起来的红军，让李德这个不会念中国经的洋和尚，拿到阵地上同敌人死打硬拼，去做无谓的牺牲。这是叫花子和龙王爷比宝，怎么能比得过呢？」一点不错，试想拿叫花子李德的宝，同龙王爷赛克特的宝相比，怎么能比呢？
毛并且预言，如果红军继续让李德这样瞎指挥下去，最终会把辛辛苦苦创建起来的苏区全部拼丢了。果然毛一语成谶，这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处处被动挨打，节节抵御，节节失利，苏区土地一块块丢失，筠门岭、建宁、永安、连城、永丰、龙岗等重要城镇，相继失守；敌人的包围圈越缩越紧，瑞金已经四面楚歌，危在旦夕。现在面对博古、李德的只有两条路：要么为了保全红军，迅速突围撤离瑞金和中央苏区，走上前途茫茫的逃亡之路；要么等着同中央苏区一同灭亡。博古、李德，在这个紧要关头还算头脑清醒，也许是出于人类求生自保的本能，选择了前者，秘密撤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
七、血染湘江
红军的厄运并没有结束，接着再败湘江，几乎全军覆没！
所谓的战略大转移，当时叫做「西征」；实际上是中央红军为了保命的一次大逃亡，朱德美其名曰「长征」，国民党贬之为「流窜」，英文叫做long march，意思是一次「长途行军」，比较中性，也比较符合历史事实。
不论是西征、长征也好，流窜、长途行军、长途大逃亡也罢，总得有个方向，有个目的地。李德计划沿着萧克红六军团向湘西黔东转移的方向西进，以便同贺龙的红二军团和萧克的红六军团会合，建立一块比苏区更大的新根据地。
于是1934年10月16日，苏区红军、中央机关和所属单位共计86000人，分别从江西的瑞金、于都、福建的长汀退出根据地，朝着李德计划的行军方向开始长征。
为了应付处理复杂和后果难测的变局，并有效地贯彻这次战略大转移，博古、李德临时决定成立由他们二人加上善于化解矛盾、处事圆融、机警过人的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凌驾中革军委和政治局之上，成为非常时期最重要的决策机关。
三人团在决定去留名单时，博古、李德本想趁这个难得的机会，把他们的眼中钉毛泽东留下。但是，经过周的力争，才不得不打消这个见不得人的念头。这段小插曲，如果真的成为事实，将毛像瞿秋白一样硬令其留守苏区的话，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长征大军首先碰到的自然障碍是两条平行的江河，东边的潇水和西边的湘江。蒋介石已经摸清了红军西征的路线和方向，于是调集30万兵力，设置了四道封锁线，层层堵截。并任命湖南省军阀何健为粤赣湘鄂追剿军总司令，还令其嫡系部队薛岳，桂系部队白崇禧配合，从而在潇水和湘江之间，为红军设下了一个大口袋，等待红军自投罗网。
毛得知大军的行军路线和蒋介石的部署後，觉得形势紧急，匆忙赶往军委总部博古处，急迫地向三人团建议：红军应该立即改变行军路线，绝对不能强渡湘江，往敌人在东边潇水，西边湘江之间布下的口袋里钻。为今之计，红军应该北上湘中，调动敌人，然後乘敌人调动之际，发挥红军机动作战之长，寻歼敌人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这样就破了敌人的口袋阵，然后再渡湘江。
「逢毛必反」的李德听了之後，不但没有采纳，还气急败坏地反驳说，你这是游击主义的变相版，违反兵贵神速的原则。他还愤怒地对毛大声喊道，「对你这样的反对者，只能是坚决斗争！」 毛也愤怒地回敬说，「你们真是不碰到南墙不回头啊！」毛见说了等于没说，还做了恶人，只好慨叹人微言轻，怀着沉痛的心情悻悻然地走了！
一场比广昌更严重得多的灾难正在等待着红军！
11月24、25日，红军全部顺利渡过潇水後，继续循红六军团路线西进，抢渡湘江。两天后，红一、红三军团的先锋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到屏山渡之间60里的湘江两岸，完成右翼阻击湘军、左翼抵御桂军的阵地部署
，开始架设浮桥。
但是，敌人这时更是没有闲着。蒋介石的三路大军，北边的湘军，南边的桂军，东边的蒋军，已经形成了毛泽东所忧虑的三角口袋阵，越缩越小，形势十万火急。29日，湘军刘建绪率领的四个师，直扑觉山一线，轮番冲锋，两军交接，从射击到肉搏拼刺，激战一整天，真是枪林弹雨，杀声震天，血流成河。30日，桂军用上百门大炮，猛轰红三军团，敌人轮番冲锋，并派飞机不断扫射轰炸，其惨烈程度尤胜于广昌之战数倍。结果敌人固然伤亡无数，红军的牺牲也出奇地惨重，几遭灭顶之灾。
是的，组织军心涣散的大军进行大撤退，的确难度很大，不但李德没有这个经验，红军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和高级将领，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等，大概也都没有这个经验。因为大家都没有经验，所以对于「搬家式」的逃亡可能出现的问题，没有一个人曾经事先预见，从而提出警告和及时阻止。等到问题发生後，归咎于李德，这是有失公正的。姑且不论是谁的责任，这种大搬家式的逃亡，无疑地严重地迟滞了大军渡河的速度，予敌可乘之机，大大增加了掩护渡江红军的伤亡。
红军的鲜血染红了碧绿的湘水！红军的尸体阻断了滔滔的湘江！
从未上过战场的书生博古，何曾亲眼目睹过这样悲壮惨烈的战争场景？他脸色灰暗，双眼呆直，早已失掉了第一把手的威严。军人李德见到他一生中最惨烈的血战恶战，高大的身躯，一下子变得弯腰驼背了，太上皇的威风早已随风而去。半天没有说话，过了一阵子才自言自语地说，「这次的损失太惨重了！敌人的力量太强大了！」两人四目相视，无言以对。
红军总司令朱德看到周时，忍不住地气愤地表示，「我看不能再靠他们了，还是要我们自己拿主意吧！」一旁的叶剑英、罗迈（李维汉）、邓发，也异口同声地回应说，「总司令说得对，咱们不能再依靠那个洋和尚了，自己拿主意吧。」周没有直接回应，只是很自然地联想到了毛，问毛是否渡过了湘江。但周这个时候联想到毛，肯定不止是关心毛个人的安危，而是他似乎从毛的身上，看到了挽救红军的希望，甚至看到了中国大革命的希望！在中共的最高领导层中，周是少有的几个具有见微知著、识人之明的大智大慧的领导人。
这是自毛淡出领导层以来，周首次公开地并且心情急切地关心毛的安危。
12月初，湘江决战的硝烟熄灭了，幸存的红军终于渡过了湘江，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令人心碎的，沉痛无比的。朱德哀伤地将湘江决战的战果统计表，也即蒋介石和赛克特为李德所打的分数，递到周的手里。周看了後，忍不住眼泪簌簌直流，哽咽着说，「为了突破敌人的湘江防线，5万多红军指战员献出了宝贵生命，出征时是86000多红军，现在只剩下3万多了，这是多么大的损失啊！」
一旁的博古，看了统计表的成绩单，浑身冷汗直流，双手颤抖不止。据说，在事后的行军中，鉴于无法向国际交代，和愧对因自己决策的失误而让这麽多红军指战员白白奉献了生命，竟然想举枪自杀，一死了之。幸好被聂荣臻碰上，及时劝阻了。那个气焰曾经不可一世的太上皇李德，在听到伍修权翻译的数字也即他所得的考试分数时，高大的身躯一下子瘫掉了，倒坐在椅子上，表情呆痴，脸上沁出一颗颗汗珠。太上皇的光环尽失，露出了一副无可奈何、极度沮丧的神情。
有职无权的红军总司令朱德，想到在突围转移不到两个月的短短时间内，一下子就损失了五六万人，不禁失声痛哭，连喊痛心啊！痛心啊！
如果说，广昌之败和苏区的丢失开始使博古、李德的领导受到质疑，那么血染湘江的远为严重的惨败和灾难，使两人的领导威信彻底破产；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拉下来，只是等待适当的时机了。
这时，毛的高大形象逐渐又在每一个指战员的心中浮现！
八、临危受命
难道这麽多同志的鲜血白流了吗？谁应该为广昌和湘江之战的两次惨败负责？博古、李德还能继续领导下去吗？
当疲惫不堪的红军残兵败将渡过湘江，拖着沉重的步伐艰难地穿越山峦叠嶂的老山界时，这是他们在行军途中不断热烈议论和深刻反思的问题。例如，政治局候补委员兼红军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同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在行军中聊天时，一致主张把李德、博古拉下马来，让毛出来领导红军。红军指挥官彭德怀、刘伯承，甚至朱德，也一致明确表态，支持毛出山。作为政治局常委并且同毛越来越接近的洛甫，早有此心，认为党的权力结构和红军的指挥系统必须改组，拉下博古，让毛出山。党心、军心已日益形成这样的共识。
1934年底至1935年初，在道场、黎平、猴场召开的紧急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上，毛已经不再人微言轻，而是声音越来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得到共鸣了，越来越成为主流意见了，主导着决策。毛出山的时机终于成熟了，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
1935年1月中旬，红军在刘伯承率领下渡过乌江，袭占遵义，召开
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讨论改组权力核心。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柏辉章的公馆正式召开了三天会议，即史称对红军、对中共、对中国革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遵义会议。
会前的一个晚上，被安排住在同一栋楼房的两个老战友、德高望重的党军领导人周恩来和朱德，作了一次意味深长、颇具代表性的对话：
朱：毛很有学问，很有办法，一向按实际情况办事，令人佩服。
周：毛的长处，正是我的短处。
朱：我敬重你的人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要自责太重。我也自感责任重大，但不是三人团成员，说不上话啊。你作为主要军事负责人，这次会上，是你应该坚持真理，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时候，必须结束错误的军事路线。
周：是的，我必须重新审视自己。
这段对话，当时只有两个当事人在场，不会有第三个人听到，更不会有记录。所以很可能是史家按照当时的情况编造的。但纵令如此，也颇能反映两个当事人的想法，特别是周恩来的想法。他的「必须重新审视自己」是说得很重的，其历史涵义是：他在红军和中共党内必须重新定位，过去他一直是毛的上司，从现在起，他必须把毛推上红军和党的核心地位，而做他的助手了。这样，两个人的背景土洋互补，两个人的个性刚柔相济（毛泽东语），实在是最佳的搭当。
历时三天的会议，重点在检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博古作主题报告，承认军事失误，但却强调军事失利，主要不是军事的战略、战术的错误造成的，而是由于敌人过于强大造成的。并且，绝不承认政治路线错误。周作了副报告，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军事失利的责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风格和品格，赢得与会同志的谅解、信任和赞赏。这种忠诚、坦率、自谦的性格，是周以后长期在中国政海沉浮中始终居于高位而不倒的重要原因。
毛作了长篇发言，着重地批评了李德的堡垒主义、阵地战主义、消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以及短促突击的战术，以致广昌惨败，丢失中央苏区，继之血染湘江，使红军遭受灾难式的损失。更严词指责博古，竟然把这样一位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不了解中国革命实践的具体情况，只是机械地套用西方的一般战争理论，独断专行，既不审时，也不度势，只是根据一张并不准确的地图瞎指挥，包办了军委的一切工作的洋大人，捧为太上皇，言听计从，红军焉有不败之理！？毛的发言，痛快淋漓、针针见血，赢得了与会者热烈的共鸣，毛代他们发泄了心中两年多来郁积的怒气，真是大快人心！党心、军心、人心之所向，贬博扬毛的气氛，开始弥漫了整个会场。
率直敢言的王稼祥接着强力要求，必须结束三人团至高无上的指挥权，让毛出来指挥红军。
一向忠厚谦和但却直接指挥红军枪杆子的朱德总司令，在这个关键时刻，一反常态，毅然立即跟进，对王的发言表示完全支持，并且提高嗓门，大声疾呼，现在是追究李德错误的时候了。并且把丢失中央苏区，损失5万多名指战员的责任，归咎于博古刻意排斥毛，盲目地依靠、相信外国人，把他奉为太上皇，惟命是从。最后他坚决地、毫不含糊地表态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再也不能跟下去了」。与会者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可见反博古的人心已经到了沸点!
接着，作为最高三人团成员和当事人的周恩来，在最后作总结性的发言时，深自悔责地说，红军经过无数次的失败，逐渐明白了，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所以坚决支持毛的正确意见，完全赞成由毛来领导指挥红军。换句话说，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真理是站在毛的一边。他的一番拥毛的总结发言，由于他当时已经成为党军的实际领导人，所以具有一锤定音、一言九鼎的份量，对会议的结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于是，会议最后决定，增选毛为政治局常委，协助周处理军务。取消三人团，仍由朱德任总司令，周为军事指挥者，为党内委托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议正式请毛出山，让毛名义上协助周、实际上负责指挥红军的枪杆子。毛的黯淡政治岁月终于走到了尽头！
当然会议只是开了个头，但万事开头难，有了好的开始，成功胜利的大门就敞开了。
八、用兵如神，不辱所命
毛临危受命，能否不辱所命？
眼前面临红军和党最急迫的问题是如何在几十万蒋军的追剿下，求存自保，转危为安。
这就是毛所受之命。对很多人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毛却知难而上，毫不退却。
这个命，具体地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红军的行军方向和最终的落脚点的问题，也就是寻找新的根据地，新家的问题。那么究竟何去何从？这不仅是个急迫的现实问题，还是个影响深远的政治问题。表面上看，是个军事问题，但实际上又是个政治问题，必须要有高瞻远瞩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历史眼光，以及对整个中国政治形势的深刻认识和理解，才能很好地解答。
毛坚决反对博古、李德向湘西转移同红二、红六会师，在湘黔边境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主张西进，向敌人薄弱的贵州、云南的方向转移，最终同川北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他的主张，分别在通道、黎平和猴场的三次政治局会议上，得到支持。后来，同张国焘和徐向前的四方面军会合後，又同张国焘产生了更尖锐的北上和南下的路线争论，毛坚决主张北上到陕甘边境同刘志丹的陕北红军会合建立陕甘根据地。张则坚决主张南下，退往川南甚至转入西康、青海、新疆。结果红军分裂，各行其是。直到1936年10月，三大红军主力在陕甘根据地大会师，才最终解决了根据地的问题。
毛在解决这个问题的全程中，一直起着一个核心应起的主导作用。历史证明，毛的主张是有远见的，不仅符合当时中国的革命形势和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的革命新形势，还符合中国历史上北方一直是龙兴之地，是中国政治中心的历史规律；在数千年来中国的朝代更替过程中，北方一直是马上得天下的胜利者，几乎无一例外。
张国焘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正是由于缺乏这种深厚的中国历史知识和深邃的政治智慧，同毛在红军的长征方向上，坚持错误的南下路线，反对毛正确的北上路线，从而同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传统背道而驰，终于被历史淘汰，成为失败者和中共的叛徒。
其次是红军指挥系统的问题，也即组织的问题。遵义会议由于军情紧急，时间急迫，虽然取消了最高三人团，解除了博古和李德的兵权，但还来不及取消他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的地位，名义上他仍然是党的第一把手。直到一个月后，常委再进行分工时，才把他正式拉下来让洛甫取而代之。同样重要的是，遵义会议的决议只是让毛进入党军的决策机构常委会，名义上是协助周指挥红军，并没有正式赋予他统帅指挥红军的大权，甚至也不是中革军委的成员。当然，他已经可以以常委资格参与军事决策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特别是同国民党的军事指挥系统相对照，更显出其特点。国民党本来在联俄容共期间，受到苏联革命体制的影响，也是以党领军的。但在蒋介石抓到黄埔军校的枪杆子之後，走上了中国政治传统的老路，以军制党，枪杆子说了算。但是共产党却在共产国际的主导下一直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和领导权，所以具有丰富军事斗争经验、年近知命之年、比博古大了21岁的红军总司令朱德（1886－1976）竟然也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听命于博古和李德的瞎指挥，也就不足为奇了。
毛在这个问题上的处理是高明而有远见的，他是一个深受中国历史和传统影响的土共，但他同时也是从1928年三湾改变后一直坚决维护从苏联引进的以党领军的体制；另一方面，他又坚决抵制留苏洋共的教条主义倾向，反对他们不顾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机械地照搬马列理论和苏联革命的经验。他比留苏洋共的高明之处，正是在于他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原则同中国具体的国情和革命现实相结合。长征期间，他主要就是靠着这样的有机结合，才创造出军事奇迹的。
1935年3月9日也就是遵义会议之後快两个月，鉴于打鼓新场的教训，在他的建议下，成立了新的三人军事小组，负责全权指挥军事，毛才逐步成为红军的实际指挥者和统帅，周和朱，反过来成为毛在军事上的助手了。朱德总司令虽然仍然是中革军委的主席，但在以党领军的体制下，朱德甚至都不是这个红军最高权力机构三人军事小组的成员。而这三人中，王稼祥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政治部主任，不懂军事；周名义上是小组的组长，但他只搞过城市武装暴动，并不擅长毛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所以，毛实际上成为红军的统帅，指挥红军的枪杆子。
最后是长征中的军事战略和战术的问题，这是直接攸关红军命运的大问题；简言之，就是如何在逃亡中打这个「反追剿战」？
相对于反围剿战争期间的形势而言，现在主客观的条件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围」剿变成「追」剿了，那么毛在江西苏区时期克敌制胜的游击战、运动战的反围剿战略战术，用之于反追剿战争，是否还能行之有效呢？
所谓主客观条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说主观上，现在的红军失掉了根据地，没有了家，居无定所，飘泊不定；再就是红军人数锐减至3万多人，而且军心涣散，前途茫茫，饥寒交迫，疲惫不堪。可以说，毛接手的是个烂摊子，所以说是个不折不扣的「危命」。
客观上，现在的自然地理条件，也即中国大西南和西部的川黔滇甘边境地区的空间远比江西苏区时含盖湘赣闽边境的罗霄山脉时广阔得太多了；境内山高林茂，谷深水急，道路崎岖坎坷，也远非江西苏区境内可比，至于一座座的雪山，广阔无垠的大草地，那更是江西苏区无法想象的。
面对这种几乎超出人类体力承受极限的自然条件，一般统帅可能仰天长叹，束手无策，然而对毛而言，却正是他抒展旷世才华，大展雄图的天赐良机；大西南的广阔天地和山川险要，变成了他导演一幕又一幕令人叹为观止的战争大戏的道具和舞台。
根据游击战、运动战的原则，他利用境内山高林茂，谷深水急，道路崎岖坎坷的自然条件，同敌人玩起了兜大圈圈、捉谜藏的大戏。没有了根据地，固然不能「诱敌深入」，但正好可以利用大军居无定所的不定状态，欺敌、谜敌、惑敌、调敌；忽而声东击西，忽而声西击东；忽而虚而实之，忽而实而虚之，让敌人莫测高深，捉摸不定。这种灵活机变的战略战术，彻底改变了围剿战争期间红军被动挨打的局面，转为主动调敌歼敌，把敌人几十万尾随追剿的部队，牵着鼻子走，把他们拖得精疲力竭；然後在运动中，寻机集中兵力，聚而歼之。
1935年1月27日的一渡赤水；2月18日至21日的二渡赤水；3月16日的三渡赤水；3月21日、22日的四渡赤水，就是这种战略和战术的光辉典范。蒋介石被毛玩的「捉谜藏、兜圈圈」的战争游戏，搞得晕头转向，莫名其妙，不知所措。他的几十万大军，变成了疲惫之师；他的现代化武装，变成了一堆废铁；他的碉堡战术，不但完全无用武之地，有时成了自掘坟墓。
毛不止一次的神来之笔，已经将你死我活的血腥战争提升至战争的艺术境界；枪杆子在他的手里，已经化为一支令敌人丧胆的魔棒。
强弱易势，红军一方涣散的军心恢复了信心，疲弱的部队士气大振。在长征的一年多期间，经过无数次大战、硬战、恶战的洗礼和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增益其所不能」的炼狱般的锻炼下，千锤百炼的红军，从一条小龙、病龙变成了一条蛟龙、巨龙；从一支小米、草鞋加大刀、步枪的农民军队，壮大为一只具有狠、准、硬、快、猛、活的顽强作战作风和怀抱崇高革命理想及高昂革命斗志的钢铁队伍。
这样一支军队，创造了1935年1月19日攻克「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娄山关、5月25日强渡大渡河、5月29日飞夺泸定桥、6月12日至18日越过7座大雪山、8月 21日至28日跨过长征中一段「最艰苦的路程」的大草地、9月17日突破有「老虎口」之誉的天险门户腊子口…….等一系列奇迹般的战绩，谱写了一篇又一篇的悲壮史诗，绘制了一幅又一幅的壮丽画卷，毋宁是很自然的。有的史家说，这应归功于中共党的领导；这只说对了一半，因为统帅的作用有时起着更具决定性的作用，君不闻，也是当时红军领导人的周恩来曾经说过「统帅是军队的灵魂，是胜利的保证」的名言吗？所以，试想，没有毛这样的统帅，红军能够取得这些辉煌的战绩吗？李德统帅红军时的战绩，不是最好的反证吗！？
这样一支军队的统帅，真可谓神机妙算，用兵如神！环顾古今中外的军事史上，有过这样的统帅吗？有过这样的战例吗？纵令孙子、张良、韩信、诸葛亮在世也不得不心悦诚服。所以，说毛是旷世的军事天才，中华军事第一人，他是当之无愧的！其实，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历史是发展的，站在巨人肩上的後人，总是要超过前人，比他们更加高大的。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终于在历时一年，跋涉千山万水，历经数百余城，行程2万余里，克服数不尽的艰难险阻，逃过了无数劫难後，终于脱出困境，转危为安，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同陕北红军和第二十五军在吴起镇会师，胜利结束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毛，终于不辱所命，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
又过了一年，就是1936年10月8－9日，三大红军主力――中央红军、红二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为全部红军的长征划上了完满的句号。
长征出了个毛泽东。
毛是这个新的大本营的统帅，成为整个红军的核心。延安时期成为党的核心，延安出了个毛泽东；1949年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的核心，中国出了个毛泽东；1976年临终时又更上层楼，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世界出了个毛泽东。
九、小结：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936年2月，也即在毛走出大草地，走进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後的四个月左右，毛在东征路上适逢大雪有感而发，写了著名的〈沁园春〉。全词气魄雄浑，意境高远，充满自信、自负和对自己的期许。这首词充分反映了毛在长征後的心境；他变了，他从一个红军和中共的领导人，期许向往作为新中国的开国领袖，而与中国历代的开国君王「试比高」；不止如此，他还含蓄地期许自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风流人物。其中最后一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是以词抒情言志，简直就是夫子自道；一个率领红军，完成「三皇五帝至今，人类从来没有过的长征」的人物，怎能不是一个旷古未有的风流人物！
秦始皇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动乱、大变化的时代，所以秦始皇才认为他自己「功高三皇，德盖五帝」，单单是皇或帝，已经无法概括他的不世功业，所以称自己为皇帝，也就是把三皇和五帝加在一起，才能体现其不世的功业。套用毛词，这就是当时秦始皇的「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心境。
当然，诚如一些毛诗词的注释家所说的，这绝不是说，毛有称王称帝的封建思想；而是说，历史把他推上了一个比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更高一层的历史挑战。他暗示，经过长征血与火的洗礼後，他自信已具备了开创超迈前人功业的品质、信心和能力。
他的品质是解放被压迫人民的高尚革命品质，抓枪杆子是为了要打解放的正义战争，不是打剥削的不义战争，所以毛的枪杆子内涵无穷的道德威力，决不是传统帝王家天下的马上暴力，更不是军阀唯我独尊、欺压人民的枪杆子。这是长征体现的最宝贵的精神，也是红军在长征中与敌斗、与天斗、与地斗的无尽精神力量源泉。
这个长征的致胜秘诀，他的死对头蒋介石不懂，甚至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不能全懂。
他的能力，来自于他的内外兼修，文武合一；文则能诗能文，还辩才无碍，上能舌战群儒，下能沟通群众；武则统帅千军万马，多多益善。所以，在他的〈雪〉的词里才会说「秦皇汉武，略输文采」，才会说「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才会说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他们都是有武而无文，只有他是内外兼修，文武合一。如果果如一些诗人所说的，「风流人物」是指无产阶级而不是毛的夫子自道，又何必列举这五位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帝王？这不是多此一举，节外生枝吗？这是与全词的主旨不符的。
中共早期的核心，陈独秀、李大钊，以及後来的李立三、瞿秋白、向忠发，周恩来、博古、洛甫，具有这样的旷世才情和能力吗？没有。放眼近现代中国其他政治派系的核心，远的如袁世凯、孙中山，近的如蒋介石，也远远不能望其项背。
所以，毛用「数古今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以自况，历史证明，他是完全当之无愧的。当然，历史是不断前进的，长征的后人，毛的后人，不可能原地踏步，必须与时俱进。值此长征70周年和毛逝世30周年之际，我们不应当总是在钱呀，利呀，我呀上打转，应当要以毛「数古今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气概，发扬长征一往无前的大无畏民族精神和无私奉献、谋求人民幸福的高尚革命品质，振兴中华，创造一个富强、正义、民主的中华新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