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苏共二十大以来，斯大林一直遭到批判，他被描绘成一个没有文学修养、在文学领域实行高压政策、压制文学的发展和摧残文学人才的专制暴君。到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的后期，这种批判达到了顶点。有的作家歪曲和捏造事实，给斯大林加上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目的是要把他“妖魔化”。现在这股风也刮到了我国。因此有必要根据近年来发表的斯大林的文章和讲话、解密的档案材料以及与斯大林有过接触的人士所写的文章、书信、日记和回忆录等资料，对斯大林的文学思想、文学政策以及他和作家的关系作尽可能详细的介绍。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事实真相，帮助人们全面了解斯大林。这样做也许将有助于对斯大林的这位历史人物作出客观的、公正的和符合实际的评价。
一、斯大林的文学思想
斯大林从学生时代起，就对文学有一种特殊的爱好，读了许多文学作品，尤其喜欢读俄罗斯作家果戈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和契诃夫的书。他写过诗，并在报刊上发表过诗作。现在保存下来的有他在学生时代写的6首诗。其中献给格鲁吉亚诗人埃里斯塔维的一首诗于1899 年收入纪念文集；另一首诗《晨》于1912年被编入格鲁吉亚的《国语》课本。克连达里泽在其《文学理论》一书中，把他的两首诗与格鲁吉亚著名诗人鲁斯塔维里、恰夫恰瓦泽等人的作品一起作为范文来分析。恰夫恰瓦泽非常欣赏少年斯大林的诗歌才华，据说曾这样说过：这孩子“要么会成为一个大诗人，要么会成为一个大革命家”。参加革命活动后，斯大林再也没有写过诗，他的旧作也没有重新出版过。1939年，在斯大林60岁诞辰前夕，有人曾向他提出翻译出版他的诗作的建议，他幽默地说：“格鲁吉亚的经典作家本来就很多了。就让它少一个吧。”1949年贝利亚又作了一次翻译出版的尝试，他暗地里请优秀的诗人和翻译家（其中包括帕斯捷尔纳克、塔尔科夫斯基）翻译斯大林的诗，为了保密，不告诉他们诗的原作者是谁。参加翻译的一位名家对这些诗大加赞赏，说它们能得斯大林奖金。不久斯大林得知这件事，叫他们停止翻译，有人谈到这件事时半开玩笑地说：诗人朱加施维里由于斯大林的干预没有成为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尽管斯大林没有再从事文学创作，但是他喜欢读书的习惯一直保持下来。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后，公务极其繁忙，可是他仍然抽时间读书，涉猎的范围很广，不过读文学作品仍是他的一大爱好。1926年初，斯大林曾拟订一个书单，委托工作人员照这书单购书。现从档案馆里找到了1926年4月到12 月往斯大林住所送书的清单，清单上列有300多种各个门类的书籍和杂志， 文学作品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中包括高尔基、巴别尔、皮利尼亚克、涅维罗夫、绥拉菲莫维奇、普里什文、爱伦堡、富尔曼诺夫、利别进斯基的作品以及一些外国作家的作品，此外还有不少文学批评著作。西蒙诺夫成为苏联作协副总书记后，与斯大林有了较多的直接接触，参加了历次斯大林奖金评奖会，最后得出这样的印象：“他确实喜爱文学，认为文学较之其他艺术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而且归根结底是对其他一切或几乎其他一切艺术起决定作用的。他喜欢读书，非常内行地谈论读过的东西。他记得住书中的细节。他身上有他的某种艺术禀赋，这一点我毫不怀疑，这大概是从青年时代写诗、迷恋诗歌而来的吧。”（注：西蒙诺夫：《我这一代人眼中的斯大林》，书籍出版社，1990年，第178页。 ）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说，斯大林有文学才能，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艺术鉴赏力。
斯大林没有对自己的文学观点作过系统的表述，他的言论散见于他的报告、文章、讲话和书信中。我们记得，斯大林当过民族人民委员，对民族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对民族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的区别和联系问题发表过意见，提出了“内容是无产阶级的，形式是民族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全人类的文化”这一著名论断。（注：见斯大林：《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3页。）他还提出，“在多民族的国家里，资产阶级统治时代的民族文化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应加以反对，而到社会主义时代，则应“在苏维埃的基础上发展各民族的民族文化”。（注：见斯大林：《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6页。）这些观点早已为我们所熟知，这里就不再多讲了。
斯大林在他1929年写的《答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这封信里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在文艺方面（以及在戏剧方面）提出‘右倾分子’和‘左倾分子’的问题这一提法的本身是不正确的。‘右倾’或‘左倾’的概念目前在我国是党的概念，更确切地说，是党内的概念”。而在这之前，他在向俄共（布）十四大做政治报告时谈到“右倾”和“左倾”哪一个更坏时说：“两个都更坏”。后来又多次重复说过这样的话。在这封信里他提出：“如果在文艺界运用阶级方面的概念甚至‘苏维埃的’、‘反苏维埃’、‘革命的’、‘反革命的’等等概念，那是最正确的”。（注：见斯大林：《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第55页。）可是他不主张对阶级性作狭隘的理解，反对用简单化的态度对待文学作品，反对给作品贴标签，而主张进行具体分析，看作品对无产阶级的益处大还是害处大，然后再决定取舍。例如他对布尔加科夫的剧本《土尔宾一家的日子》的态度就是如此。这个剧本是根据作者的小说《白卫军》改编的。它写了以土尔宾上校为代表的一群“真诚地”坚持自己信念的白军军官。在作者笔下，他们都是一些正直的人，关心俄罗斯的前途和命运。他们同布尔什维克进行了较量，最后终于承认他们失败了。这个剧本上演后，遭到了许多人的批评。它被称为“异己的、敌对的、有毒的、侮辱性的剧本”，被说成是“事后为自卫运动进行辩护的一种尝试”。就连卢那察尔斯基也认为布尔加科夫那样写白军军官是“严重的失误”。可是斯大林没有把这剧本看作反苏维埃现象，认为它“给我们的益处比害处多”，因为它写到像土尔宾那样的人都承认自己的事业已经彻底失败，这就“显示了布尔什维主义无坚不摧的力量”。（注：见斯大林：《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第57页。）同年，他在会见乌克兰作家时的谈话中重申了自己的这个看法。（注：《电影艺术》，1991年第5期第136页。）这里斯大林提出了评价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标准，即看它们产生的客观社会效果如何，看它们究竟对谁有利。
1932年10月26日斯大林在高尔基寓所与40余位作家进行了座谈。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集会。根据参加这次会议的批评家捷林斯基所作的详细记录，斯大林在会上就一些重大的文学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文学创作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生产灵魂”），同机器、飞机、坦克的生产相比，具有“头等的重要性”。当他说到这里时，不完全同意他的意见的伏罗希洛夫插话说：“这要看什么时候”。斯大林坚持自己的意见，接着说：“不，伏罗希洛夫同志，如果坦克里的人的灵魂是腐朽的，那么您的坦克就一钱不值。不，生产灵魂要比生产坦克重要。”然后他对自己的看法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对在座的作家说：“我们国家的各种生产都是与你们的生产相联系的。如果不了解一个人如何参加社会主义生产，那么你们的生产是无法进行的。刚才有人说得对，作家不应待在一个地方不动。他们应当了解国家的生活……人往往受生活本身的改造。但是也请你们帮助他进行灵魂的改造。生产人的灵魂是一种重要的生产。你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注：《文学问题》，1991年第5期156—157、166页。）“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句名言就是斯大林在这次座谈会上说的，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应起的重要社会作用及其担负的重大社会责任作了高度的概括。
大家知道，苏联20年代到30年代初最大的文学团体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领导人曾提出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并大肆宣扬，企图把它强加给整个苏联文学。斯大林是不同意这种提法的。在这次座谈会上曾是拉普领导人之一的基尔顺向斯大林提出如何看待世界观的作用问题，斯大林立刻意识到基尔顺是要他讲一讲如何看待他们宣扬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便回答道：“您讲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辩证法吧。一个人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艺术家，然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有这样的艺术家，譬如说，莎士比亚。”在场的曾任拉普总书记的阿维尔巴赫马上提出异议，斯大林用开玩笑的语气回答道：“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很好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他就不写诗了，他将成为经济领导人或想进入中央委员会。现在大家都想进中央委员会。”接着他严肃地说：“你们不应当让艺术家的脑袋里塞满各种论点。艺术家应该真实地表现生活。如果他将真实地表现我们的生活的话，那么他就不能不在其中看到、不能不表现那种把生活引向社会主义的东西。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注：《文学问题》，1991年第5期167页。）这里斯大林特别强调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应该表现生活真实，而作为社会主义艺术家则应主要表现“把生活引向社会主义的东西”，即表现生活中本质的东西和发展的趋势。他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本质特点之所在。当然要做到这一点，离不开正确思想的指导，斯大林那么说，是为了强调艺术创作不应从概念出发，而应从实际生活出发。
重视真实地表现生活，是斯大林的一贯思想，这一点也具体表现在他对许多作品的评价中，20年代末到30年代如此，40年代到50年代初仍然如此。同某些人的断言相反，斯大林并不喜欢粉饰生活和廉价的歌功颂德的东西，他重视的是那些深刻揭示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的作品。上面说过的他对布尔加科夫的《土尔宾一家的日子》的肯定，还有他对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的重视，就是鲜明的例子。又如乌克兰剧作家柯涅楚克在战争年代写了一个叫做《前线》的剧本，其中表现了刚愎自用的前线总指挥戈尔洛夫与懂得现代战争规律的年轻军长奥格涅夫之间的冲突，批评了前者。当这个剧本在《真理报》连载时，有人打电报给最高统帅部，认为它是对苏联红军的恶毒攻击，要求停止连载和禁演。斯大林打电报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您对剧本的评价是不正确的。这个剧本对红军和红军的指挥人员将会起巨大的教育作用。剧本正确地指出了红军的缺点，对这些缺点闭眼不看是不正确的。应当有勇气承认缺点并采取措施消除缺点。这是改善和提高红军的唯一途径。”（注：《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60页。）由于斯大林的干预， 这个剧本得以在各地上演。40年代后半期对阿赫马托娃和左琴科的批判也并不表明斯大林有意提倡粉饰现实和轻松地表现生活。根据西蒙诺夫的回忆，在评斯大林奖金时，斯大林支持和推崇的作品“与轻松地表现生活毫不沾边”，当时他肯定潘诺娃的《旅伴》、涅克拉索夫的《在斯大林格勒战壕里》和卡扎凯维奇的“悲歌式”的小说《星》，他赞扬潘诺娃的另一部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小说《克鲁日利哈》，说它“写得很真实”。50年代初，当“无冲突论”成为一种错误倾向影响了不少人的创作时，斯大林便出来进行批判，号召作家大胆地表现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他在1952年2月26 日的会议上谈到戏剧状况时说：“生活中是有冲突的。这些冲突应该在戏剧创作中得到反映，否则戏剧创作就不存在了……没有冲突，也就没有深度，没有戏剧。”后来流行一时的“我们需要果戈理，我们需要谢德林”的口号，就是他在这次会上提出来的。（注：西蒙诺夫：《我这一代人眼中的斯大林》，第204页。 ）当时《真理报》在一篇编辑部文章里传达了斯大林的这个意见，后来它又写入了马林科夫向十九大作的政治报告里。
1929年2月斯大林在会见乌克兰作家时的谈话中就已提出， “不能把纯粹的党的标准机械地搬用到文学界”，他说：“要求美文学及其作家都具有党的观点，那么就得把所有非党人士赶走。”斯大林重视非党作家的创作。他在谈到被拉普批评家归入“同路人”行列的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和拉夫列尼约夫时说：“这两位作家及作品《铁甲列车》和《决裂》所带来的益处，要比几十个或上百个只会向读者硬灌、不会用艺术笔法写作的共产党员作家大得多。”（注：《电影艺术》，1991年第5期第135、136页。 ）在上述高尔基寓所召开的座谈会上斯大林进一步讲述了党员与非党人士的关系问题。他说：“党员人数少，非党人士要多得多。如果非党工人群众不跟党走，那会怎么样呢？这就是说，需要造成一种影响力，引导他们跟自己走。推开同情者是很容易的，而要取得信任却很难。‘散布恐怖’，把人抛开很容易，把他们吸引到自己这边来难得很。我们为什么解散拉普？就是因为拉普脱离非党作家，就是因为它已不再做党在文学方面的事情了。这些人只是‘散布恐怖’……”（注：《文学问题》，1991年第5期第163页。）10多年后，他对自己的看法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谈到了对文学的党性的理解问题。 他在1950年的一次会议上说：“人们经常使用‘打倒非党的文学家’这句引文。但是并不明白它的含义。列宁的这句话是什么时候说的？那时我们还处于在野的地位，我们需要把人们吸引到我们这边来。那时人们有的在这边，有的在那边，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也都往自己一边拉人。列宁想要说的是，写作是一件具有社会性的事情。当我们处于在野地位时，我们曾反对无党性，向无党性宣战，以便建立我们的阵营。而在掌握政权后，我们就应为整个社会负责，为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士的联盟负责——这一点千万不要忘记……应当懂得，我们在野时和我们掌握政权后采取的是两种不同的立场。有过这么一个人，叫什么名字来着？是的，叫阿维尔巴赫。起先他还是有用的，后来就成为对文学的诅咒了。”（注：西蒙诺夫：《我这一代人眼中的斯大林》，第178页。 ）这里斯大林提出要根据不同情况理解文学的党性原则，反对它的滥用。
斯大林在上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还谈到对新与旧的看法。他说：“这里大家都反对旧的，——为什么一切旧的都不好？谁说过这话？你们以为在这以前一切都不好，一切旧的东西都应当消亡？谁对你们这样说的？伊里奇总是说，我们把旧的拿来，用它来创造新的。推陈出新，为我所用。我们有时用旧东西的糟粕来遮盖自己，让自己觉得暖和些。不要害怕，不要急于把一切都消灭。”（注：《文学问题》， 1991年第5期第167页。）他的这段话得到在场的高尔基的赞同。 这里斯大林重申了列宁关于新与旧、关于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的看法，这可能对后来“人民性”概念的恢复、 古典文学遗产的继承和隆重纪念普希金逝世100周年活动的开展起了一定作用。
斯大林作为一个政治家，他首先重视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考虑它们的政治影响，在评价作品时，总是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经常以“现在我们是否需要这本书？”为标准来决定这本书的取舍。他反对无思想性，反对形式主义，曾经说过“形式主义不符合人民需要”这样的话。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有较高艺术修养的文学爱好者，重视作品的艺术性， 欣赏艺术质量较高、特点比较突出的作品。有时作为政治家和作为文学爱好者的他在评价某些作品时，内心往往出现矛盾和斗争。例如，他觉得吉洪诺夫的诗集《南斯拉夫笔记》里的诗写得不错，但当时苏南两国关系恶化，考虑到政治影响，没有给它评奖。又如他对1952年同时获斯大林奖金的拉脱维亚作家拉齐斯的《走向新岸》和兹洛宾的《斯捷潘•拉辛》的态度是矛盾的。斯大林对《走向新岸》并不喜欢，认为它在艺术上有缺陷，但是考虑到它对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和对国外有影响，便同意给奖。在讨论《斯捷潘•拉辛》时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插曲。斯大林认为它反映了历史真实，艺术上有许多优点，说了许多赞扬的话，称作者是一个有才气的人。不料这时主持会议的马林科夫拿出了一份材料，说有人揭发，小说作者兹洛宾被俘期间在集中营里表现不好。按当时的看法，如把奖金授予这样的人，会产生不好的政治影响。正在踱步的斯大林听了这话后站住了，沉默很久，又走动起来，一边走，一边嘴里说：“原谅还是不原谅？”这样来回走了三趟，最后终于说：“原谅吧。”（注：见西蒙诺夫：《我这一代人眼中的斯大林》，第189页。 ）显然，他在来回走动时是在想，是首先考虑政治影响，还是首先考虑这是一部好作品，这一次他选择了后者。
二、斯大林的文学政策
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斯大林在担任总书记后的六七年内基本上没有过问文学界的事。在20年代上半期，参加文学界的活动比较多的，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斯大林关心和直接抓文学工作是从20年代末开始的。我们知道，20年代的苏联文学界派别林立，团体众多，各团体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论战连绵不断。俄共（布）中央1925年作出《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解决文学界的团结问题。但是这个目的未能达到，文学界仍纷争不已。当时拉普唯我独革，排挤所谓的“同路人”作家，动不动就抡起大棒打人， 许多人很有意见。 1929年斯大林连续写了几封信（《答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答共产党员作家》、《致费里克斯•康同志》等），就文学问题和某些具体作品（例如布尔加科夫的《土尔宾一家的日子》、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的评价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批评了拉普某些成员的极左表现。与此同时，联共（布）中央也对拉普领导人的宗派主义以及在文学界发号施令的错误做法提出了批评。但是不团结的问题仍没有解决。于是以斯大林为首的中央经过认真考虑，于 1932年4月23日作出《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决定取消无产阶级作家团体，成立单一的苏联作家协会。这个决定得到许多作家（尤其是所谓的“同路人”）的拥护，他们立即联名上书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等表明自己的态度。当时法捷耶夫、基尔顺等拉普领导人有抵触情绪，也上书中央，斯大林亲自做工作，说服了他们。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决定成立以高尔基为名誉主席、格隆斯基为主席的苏联作协筹委会，负责有关召开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和筹建作协的具体工作。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几年内，文艺工作成为联共（布）中央的工作重点之一。据统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的问题大约有三分之一是与文艺有关的。
上面说过，苏联社会主义文学是一种崭新的文学。它在2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创作出了一批优秀作品，积累了不少经验。文学界的许多人早就觉得有必要对这种新文学的特点进行理论上的概括，20年代以来就使用过“新现实主义”、“社会现实主义”、“宏伟现实主义”、“英雄现实主义”、“浪漫现实主义”、“倾向性现实主义”、“辩证现实主义”等术语来表达这种新的文学现象。在召开代表大会前，对新文学的本质特点进行进一步的理论概括并寻找一个合适的概念来加以表述，成为筹委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当时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开会进行了讨论。会前斯大林与格隆斯基进行了商议。格隆斯基建议把苏联文学的创作方法“称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称为共产主义现实主义则就更好”。斯大林对他的提法作了修正，他说，为了团结广大文学艺术活动家，没有多大必要去强调苏联文学艺术的无产阶级性质，而把共产主义作为具体的目标提出来，这就有些冒进了。他主张采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因为第一，它比较简短，第二，好理解，第三，指出了文学发展的继承性（由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注：《文学问题》，1989年第2期第147—148页。 ）在讨论会上，原拉普领导人基尔顺、阿菲诺盖诺夫等人坚持他们提出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的口号，斯大林在这次长达六七个小时的会议上先后发言10—15次，进行耐心的说服。后来斯大林在上面提到过的在高尔基寓所召开的座谈上再次进行了解释，就这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的提法才最后确定下来，并写入了作协章程草案。这里应该指出，根据当时的提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是苏联文学的“基本方法”，并不排斥其他方法。在提交代表大会讨论的章程草案中强调说：应保证“选择各种各样的形式、方法和体裁”的可能性，后来在讨论中才把这句话里的“方法”二字改为“风格”的。尤金在关于章程的报告中曾批评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是肯定现实的说法，强调它“就其实质而言是批判的”。（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速记记录》，国家文学出版社，1934年，第666页。 ）后来出现的“唯一创作方法论”、“只准肯定现实论”是违背当年提出时的初衷的。
由于种种原因，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期曾几次往后推，它到1934年8月17日到9月1日才胜利召开。于是统一的作家协会宣告成立， 高尔基当选为理事会主席团主席，谢尔巴科夫当选为书记处第一书记。新成立的作协做了许多工作，在组织文学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成为联共（布）联系作家的主要纽带。当然在它的工作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作协领导机关后来沾染上了官僚作风，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作家群众，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这种组织形式的合理性和它曾起过的积极作用。
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在作家协会成立前后作出一系列改善作家的物质条件的决定，例如调整稿酬，改善作家居住条件，给予作家以科研工作者的同等待遇，拨专款修建创作之家和休养所，计划建“作家城”等。此外，在斯大林亲自倡议下创办了高尔基文学院，并开始修建文学院大楼。而最重要的一项措施是决定成立文学基金会，后来在五六十年时间内广大作家的生活能得到保障，文学基金会起的作用不小。苏联解体后被抛到“野蛮的市场”上后生活变得没有着落的作家们，都对它表示怀念。事实说明，斯大林在支持文学事业方面一直是比较慷慨的，他曾反复说过：“我们不吝惜钱”。应该说，苏联文学的发展和创作成就的取得，是与斯大林领导的苏维埃国家这位慷慨的“赞助人”的支持分不开的。
30年代是苏联历史上的一个复杂的时期。一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苏联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日益扩大；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在国内，尤其在党内搞过火斗争，肃反扩大化达到惊人的程度，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造成了许多人间悲剧。这是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它不仅对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严重的损害。这场风暴也袭击了作家队伍，许多人成为受害者。当然这个巨大历史悲剧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各种主客观原因，应该进行深入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认真总结教训，以免今后重演。可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其中包括某些作家，任意夸大事实，以达到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
关于30年代到50年代被镇压和被关押的作家的人数说法不一。西方刊物上所说的数字约为600人。 苏联《民族友谊》杂志编辑部的一个名叫别尔托夫的工作人员多年来根据各种正式出版的材料建立了一套卡片，根据他到1988年底收集到的材料，牺牲的作家（包括被处死的和死在劳改营的）为1200人，幸存者为600人。（注：《图书评论报》， 1989年1月6日。）这个数字应该说也是十分惊人的。在30年代被捕的有著名文学理论家沃隆斯基，著名小说家皮利尼亚克、巴别尔、维肖雷、伊万•卡达耶夫，新闻记者兼作家柯里佐夫，著名诗人曼德尔什塔姆、克留耶夫、彼得•瓦西里耶夫、鲍里斯•科尔尼洛夫等，其中有的人被判死刑，有的人死于劳改营。根据他们的案情来分析，有的人是因牵涉进当时的政治案件（如与反对派有过联系，或支持过他们，或参加过他们的一些活动）而被捕的，有的人则因被诬告为外国间谍而遭镇压（如皮利尼亚克、巴别尔、柯里佐夫等）。值得注意的是，在被镇压的人当中包括原拉普的几位领导人（阿维尔巴赫、基尔顺、谢利万诺夫斯基）和文学团体“山隘”的主要成员（沃隆斯基、伊万•卡达耶夫、列日涅夫、卡萨特金等），他们被指控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代理人。直接因文字得咎的人似乎不太多。曼德尔什塔姆可算作其中的一个。1934年他因写了一首攻击斯大林的诗而被捕。这首诗是写得很厉害的，很快就在下面流传开来。曼德尔什塔姆被捕后，帕斯捷尔纳克为他向斯大林求情，结果改为把他流放到沃罗涅日。在这之后，曼德尔什塔姆对斯大林的态度有很大变化，他甚至写过颂扬斯大林的诗。他的一首诗结尾的两句是：“在定将免遭腐朽的大地上，／／斯大林将唤醒理智和生命。”曼德尔什塔姆的再次被捕，也是因为被牵连进政治案件，罪名是他给布哈林写过信和赠过书。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当时并没有大兴文字狱，遭到不幸的作家多数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40年代下半期，在斯大林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几场大的批判运动，其中1946年对《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以及阿赫马托娃和左琴科这两位作家的批判声势很大，这场运动的整个过程是这样的：
4月13日 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宣传部工作时， 批评莫斯科的《新世界》和列宁格勒的《星》杂志。
6月26日 列宁格勒市委常委批准《星》杂志新编委会名单， 左琴科成为编委之一。
7月6日 《列宁格勒真理报》发表盖尔曼的文章赞扬左琴科。
7月底 《星》第5—6 期合刊（这一期是原来的编委会签发的）转载了左琴科的《猴子奇遇记》（原载儿童刊物《穆尔济尔卡》）。
8月7日 亚历山大罗夫和叶戈林向日丹诺夫递交《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的报告和第一份决议草案。
8月9日 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开会，会议由马林科夫主持，斯大林、日丹诺夫、列宁格勒党组织的领导人和部分作家参加。斯大林在会上严厉批评《星》和《列宁格勒》杂志。
8月14日 联共（布）中央组织局通过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在决议的未公布部分写明给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卡普斯京以警告处分，给市委宣传部长希罗科夫以撤职处分。
8月15日 日丹诺夫在列宁格勒召开的党员积极分子大会上做报告。
8月16日 列宁格勒召开作家、文学和出版工作者大会， 日丹诺夫在会上做报告，16位作家发言。
8月20—21日 《文化与生活报》和《真理报》先后发表联共（布）中央《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在这之后各地召开会议批判左琴科和阿赫马托娃，报刊上开始发表批判文章。
从以上介绍的情况来看，开展这场批判的决定是斯大林亲自作出的，在具体实施方面，除日丹诺夫外，当时担任组织局书记的马林科夫起了很大作用。斯大林在8月9日在组织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至今没有见到。现在见到的只是当时苏联作协领导人之一维什涅夫斯基在8月14 日为讨论中央决议召开的苏联作协主席团成员和在莫斯科的作协理事联席会议上传达斯大林讲话的记录以及参加8月9日会议的列宁格勒作家列沃涅夫斯基的一份简单的速记记录。维什涅夫斯基说，斯大林在会上多次插话批评某些作家对西方人和外国人崇拜得五体投地，丢了尊严，使人感到难过；斯大林强调杂志“不能是非政治的”，因为我们的杂志不是“私人的企业”，而是“人民的杂志”，担负着培养新一代的任务。据传在这之前斯大林得知阿赫马托娃会见了外国人，甚为不满；后又有人向他报告，1946年4月阿赫马托娃参加列宁格勒的诗人集会时， 全场起立，鼓掌表示欢迎，斯大林非常生气，问道：“这是谁组织的？”在组织局的会议上，斯大林在听别人谈到阿赫马托娃时说，能在阿赫马托娃那里找到的，“也只是那么一首、两首、三首诗”而已，她根本担当不起培养新一代的任务。他说不能“迁就阿赫马托娃”，不能谁也不得罪，“不得罪像阿赫马托娃这样的人，那杂志就不要办了”。斯大林几次讲到左琴科，他说：“此人对战争视而不见，对火热的战争视而不见。在这个题目上他一句话也没有说过。左琴科的那些写鲍里索夫市的小说，写猴子的奇遇能提高杂志的声誉吗？不能。”他又说，他不喜欢左琴科是因为左琴科是“无思想性的宣扬者，让这样的人占据领导岗位是不行的”。斯大林还说：“不是社会要按左琴科的想法改变，而是他自己应当改变，要是不改变的话，那就让他滚蛋。”（注：见《青春》1988年第 8期第70页。）列沃涅夫斯基所记录的斯大林的插话，与维什涅夫斯基所说的大同小异。（注：见《消息报》1988年5月21日。）
斯大林在这些插话里实际上已大体上说明了他发动这次批判的原因以及他对阿赫马托娃和左琴科的看法。在卫国战争结束后，在文学界以及其他知识分子当中自由主义思想有所抬头，确实出现了斯大林所说的那种崇拜西方的情绪。斯大林对此很不喜欢，用西蒙诺夫的话来说，他要设法“把有点放松了的知识分子重新牢牢控制起来，打掉他们的幻觉，让他们安分守己一点……”（注：西蒙诺夫：《我这一代人眼中的斯大林》，第95页。）对斯大林为什么拿阿赫马托娃和左琴科开刀的问题，西蒙诺夫也作了分析，他说，当时所考虑的“与其说是他们本身的问题，不如说是阿赫马托娃所获得的令人吃惊的并带点示威性的巨大成功……以及左琴科回到列宁格勒后所处的声望太高的地位”。此外，斯大林对列宁格勒存在着猜疑，认为“那里可能存在着建立某种精神自治的企图”。（注：西蒙诺夫：《我这一代人眼中的斯大林》，第93页。）有人把搞这次批判的责任全部加到日丹诺夫身上，这是比较武断的。他只是一个执行者，而且还可能是被迫地、违心地执行的，因为他曾在列宁格勒工作，那里有的领导干部是他过去的同事和部下，他同长期居住在列宁格勒的阿赫马托娃和左琴科的关系都比较好。大概是为了表示拥护斯大林的决定，保住自己的地位，他在做报告时有些话说得比斯大林还厉害，这就使他给自己留下了骂名。
最近一些俄罗斯学者经过研究后提出，这次批判与苏共领导集团内部的争权斗争有关。具体地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联共（布）党内以日丹诺夫为一方和以马林科夫、贝利亚为另一方的斗争的表现。他们认为马林科夫、贝利亚利用斯大林对列宁格勒的猜疑以及对阿赫马托娃和左琴科的不满制造事端，发动这场批判斗争，目的在于削弱当时作为第二号人物的日丹诺夫的势力。在事情发生的过程中确实也有一些令人感到奇怪之处。那篇被大批特批的《猴子奇遇记》本来是一篇儿童文学作品，在《穆尔济尔卡》上发表后又曾收入作者的一个短篇集，它是在作者并不知晓的情况下在《星》杂志上刊出的，这一期杂志出版时间又正好是在作者当上该杂志编委之后。这里显然是有人做了手脚，为兴师问罪制造借口。马林科夫的儿子在他的《我的父亲马林科夫》一书里对当时党内两派的对垒作了另一种描述，把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说成死对头，断定“日丹诺夫和贝利亚的利益不相矛盾”。他的说法与上述俄罗斯学者的说法有很大区别。内幕究竟如何，尚待进一步研究。但是1946年发生的这个震动文学界的事件掺杂着领导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成分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在1946年8月到1948年2月这两年多的时间内，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除了通过上述《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外，还通过了《关于剧场上演节目及其改进方法》的决议、《关于影片〈灿烂的生活〉》的决议、《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的决议，又批判了一些文艺工作者和文艺作品。1948年底，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开展了一场反对世界主义的斗争，这场斗争发端于戏剧评论，后来扩大到各个文艺部门以及哲学和生物学等领域。尽管斯大林指出的不健康的思想倾向确实存在，尽管他反对崇拜西方的心理、非政治化、无思想性的话不无道理，但是不能因此而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手段来处理文艺领域的问题，不能对思想上有问题的作家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更不能混淆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使用残酷斗争的方法，这样做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后来的事实也正好说明这一点。这是斯大林在处理文学问题方面的一个重大的失误。
应该说，斯大林的文艺政策前后还是有变化的，在前期他并不主张完全采用行政命令手段来解决创作中的问题。他在《答比尔—别洛尔科夫斯基》这封信里谈到戏剧创作时说，“‘批评’和要求禁止非无产阶级的作品是很容易的。但是最容易的不能认为是最好的。问题不在于禁止，而在于通过竞赛，创作真正的、有意思的、富有艺术性的苏维埃性质的剧本，来代替旧的和新的非无产阶级的低级作品，逐步地把它们从舞台上排挤下去。”（注：斯大林：《论文学与艺术》，第56页。）他反对拉普理论家不加具体分析动不动就把有缺点的作品打成反苏维埃作品的做法，强调说，不能给艺术作品“下判决”，对它“只能进行争论”。在他的直接干预下，某些作品才得以出版。 到后期情况有所变化。 1944年1月， 他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就对杜甫仁科的电影小说《战火中的乌克兰》下了判决，将其称为“与列宁主义敌对的、与我们党的政策以及与乌克兰人民和全体苏联人民的利益敌对的狭隘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的纲领”。（注：《电影艺术》，1990年第9期第95页。 ）而对阿赫马托娃和左琴科的批判，更是这种“下判决”的集中体现。不过话又要说回来，在这次批判后，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极端手段。过了11个月，斯大林同意《新世界》杂志发表左琴科的《游击队员的故事》。列举上述事实意在说明，对斯大林的文艺政策应作全面分析，避免作简单片面的结论。
三、斯大林与作家的关系
说到斯大林与作家的关系问题，那么应该肯定，情况是比较复杂的。上面说过，政治运动和肃反扩大化，一大批作家成为受害者，斯大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这也不能不给他与整个作家群体的关系投上阴影，使得本来比较融洽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许多作家之所以无辜遭殃，也许斯大林个人的好恶起着一定作用（例如斯大林不喜欢某些拉普领导人和“山隘”的成员），但是如同上面说过的那样，主要原因是他们被卷入了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很多人在大规模的清洗运动中受到诬陷。应该看到，斯大林与作家的关系还有另一面，这就是他尊重老作家，关心和支持有才华的年轻作家，对思想和创作都比较复杂的作家也采取理解和帮助的态度，这可由许多事实来说明。
首先讲一讲斯大林与高尔基的关系。近年来俄罗斯文学界某些人对此发表了种种看法，提出了许多猜测，有的意见是截然相反的。例如有人把高尔基说成是斯大林路线的坚决拥护者；有人恰恰相反，认为他是反对派反对斯大林的“盟友”。他们在高尔基的死因问题上做文章，说高尔基是被斯大林“除掉”的，有一位学者的文章题目就叫做《斯大林为什么要杀害高尔基》。现在有关的档案材料和其他材料（包括两人的通信）正在陆续公布，事情真相已经比较清楚了。
斯大林与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前似乎未曾有过交往。十月革命前夕，即1917年10月20日，他曾在《工人之路》上发表文章，批评过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上宣扬的观点。他们之间的直接接触始于1928年高尔基首次回国后，从1931年起，来往变得频繁起来。应该指出，高尔基在回国时思想已发生了较大变化，他开始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抽象人道主义，关心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支持联共（布）的某些方针政策。他本来对斯大林评价不高，认为他只是一个干实际工作的人，理论修养和知识水平不如反对派领导人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等人。后来听了熟悉斯大林的人（例如古比雪夫）的介绍和通过亲自接触，看法有所改变，两人的关系变得密切起来。他在谈到斯大林时开始用尊敬的语气，说斯大林是一个杰出人物，一个具有巨大智慧的人。斯大林认识到高尔基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巨大威望和影响，认为取得高尔基的支持对事业有利，因而采取尊重的态度。根据格隆斯基回忆，斯大林曾在一次会上说：“我们国内有两位作家——高尔基和别德内依，他们两人所起的是党的最杰出的领袖的作用，也许还要更大。”当然斯大林把高尔基和别德内依并列起来，未必是适当的。格隆基在一段时间内同斯大林和高尔基都有较多的接触，曾经听斯大林不止一次地说过他敬爱高尔基，把高尔基与果戈理、托尔斯泰等最优秀的俄罗斯作家同等看待。不过格隆斯基也说，斯大林对高尔基有清醒的认识，认为高尔基可能发生摇摆，对他能否贯彻党的路线心中没有底，觉得在政治上需要加以引导。斯大林要求周围的人对高尔基采取十分小心谨慎的态度，千方百计地爱护好“党和国家的这笔极其宝贵的财富。”（注：见格隆斯基与高尔基档案馆和高尔基博物馆工作人员的谈话，《青年近卫军》，1993年第10期第218-220页。）这段叙述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各种文字材料相吻合的。
1928年高尔基回国时，斯大林组织了热烈而隆重的欢迎。当拉普领导人阿维尔巴赫等人继续发表贬低和攻击高尔基的言论时，《真理报》发表文章批评了他们；而他们坚持自己的立场，仍然那样做，这时联共（布）中央决定将阿维尔巴赫调离文学岗位。1929年高尔基先后发表了《工人阶级应该培养自己的文化大师》和《论精力的浪费》等文章，替某些遭到拉普分子攻击的西伯利亚作家以及因在国外发表作品而受到批评的皮利尼亚克说话，受到了西伯利亚拉普分子的猛烈攻击，联共（布）中央便于1929年12月25日作出《关于部分西伯利亚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组织反对高尔基的言论》的决议，指出这些言论“是极端错误的，近似于流氓行径”，并解除了发表这些言论的报纸《苏维埃西伯利亚报》主编的职务。可见，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是竭力维护高尔基的威信的。1932年在高尔基从事创作活动40周年之际，联共（布）中央决定把高尔基的故乡下诺夫哥罗德改名高尔基，并以高尔基的名字命名街道和文化设施，成立高尔基文学院。接着又推举高尔基为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筹委会名誉主席。所有这一切，说明斯大林是尊重高尔基的。把这些做法简单地说成“笼络人心”，是一种偏见。但是这并不说明他们之间没有分歧和争论。最大的分歧表现在对待反对派的态度上。高尔基一开始就对党内斗争的加剧感到忧虑，他希望党内各派能够和解，同心协力搞建设。当反对派领导人受到处分和被免除职务时，他表示同情，并为他们说情。布哈林一度担任《消息报》主编，加米涅夫先后安排到科学院出版社和世界文学研究所工作，拉狄克担任《消息报》编委，后又在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做关于世界文学的报告，所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与高尔基的努力分不开的。这不能不引起斯大林的警觉。同时高尔基在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过程中对作协领导机构人事安排也提出过不同意见（主要是他对原拉普领导人比较反感），甚至表示如他的意见得不到重视，他将拒绝担任作协主席。斯大林尽可能地满足了高尔基的要求，矛盾及时得到了化解。总之，高尔基从回国直到逝世，与斯大林之间虽然在某些问题上有过争执，但是一致的地方还是很多的，这可从高尔基在这个时期发表的、现在似乎已不再提起的文章（例如《论犬儒主义》、《答复知识分子》、《“文化大师们”，你们跟谁在一起？》、《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论文化》、《论新人》等等）和其他言论里看出来。过分渲染高尔基内心的矛盾和精神上的痛苦，多半出于猜测，是缺乏充分根据的。至于说到高尔基的死因，一位俄罗斯学者研究了原有的和新从苏共中央档案馆接收来的300多件材料，得出的结论是：高尔基是病死的。这个结论是比较可信的。
在现在看到的材料中，还未见斯大林欣赏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艺术的记载，但是他对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我们知道，拉普领导人一直把马雅可夫斯基看作“同路人”，贬低他的创作，在他加入拉普后仍然如此，甚至在他自杀身亡后还不放过他。在诗人逝世后仅仅过了12天，阿维尔巴赫、叶尔米洛夫、基尔顺、利别进斯基、谢利瓦诺夫斯基、苏特林、法捷耶夫等7人就给联共（布）中央以及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写信，在信中他们根本不承认拉普的粗暴攻击是导致诗人自尽的原因之一，反而说他的死是说明“作家同无产阶级融合是如何需要改造，这种改造是如何艰巨”的一个例子。马雅可夫斯基在他死后的几年里一直继续遭到攻击，他的文集只印了一半，他的故居未得到修复，他的作品正在从文学课本中删除。于是他的女友莉莉娅•勃里克于1935年11月24日给斯大林写信，斯大林很快在信上作了指示，称“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从此之后，马雅可夫斯基才免遭无端的攻击，他的诗作才广泛流传开来。
斯大林对其他老作家也表现出应有的尊重。他对一度流亡国外的阿•托尔斯泰格外优待，使这位“红色伯爵”能充分发挥其创作才能。大概是为了报答知遇之恩，托尔斯泰写了中篇《粮食》，对斯大林进行了颂扬。这部小说在表现国内战争时期察里津保卫战的历史时有失实之处，但是不应因此而贬低和否定他的《苦难的历程》和《彼得一世》。据格隆斯基说，谢尔盖耶夫—倩斯基曾一度不承认苏维埃政权，蛰居克里木，斯大林得知后，叫格隆斯基去做工作，请他出山，并表示了对他的关心。（注：《青年近卫军》，1993年第10期第219页。）斯大林对爱伦堡也很器重，早在1924年他在《列宁主义基础》里就提到过爱伦堡的小说《共产主义的完人》。后来对爱伦堡的长篇《暴风雨》作了充分肯定，并授予斯大林奖金一等奖。爱伦堡长期居住国外，交游广阔，社会关系复杂，在大清洗期间有人乱攀乱咬，把他说成外国的大特务，而他却能安然无恙，恐怕不无斯大林的关照。就是对像布宁这样的坚决反共的作家，斯大林也表现出宽容的态度，曾托人做布宁的工作，动员他回国。
对苏维埃时代成长起来的有才华的作家，斯大林总是给以支持和爱护。最突出的例子是他对肖洛霍夫的态度。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刚发表完前两部和第3部的前12章，斯大林就在1929年7月致费里克斯•康的信中作出了反应，称肖洛霍夫为“当代名作家”。不久《十月》停止刊登《静静的顿河》第3部，理由是其中所写的哥萨克暴动与实际情况不符，而且作者采取为这次暴动辩护的立场。该刊物负责人要求作者对此进行修改，并把主要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写成“自己人”，否则作品就不能发表。肖洛霍夫求助于高尔基，在后者的安排下于1931年7月会见了斯大林，说明书中哥萨克暴动的描写是以史料为依据的，并指出了史料的来源。在斯大林支持下，这部小说终于能继续在《十月》杂志上发表。肖洛霍夫后来在谈到这次会见给他留下的印象时说，当时斯大林“很注意听，态度很平和。可以感觉到他有一种魅力和博得别人好感的本事。对我的急躁表现得很耐心，当时我才26岁……”（注：《青年近卫军》，1995年第5期第232页。）
斯大林不仅能听取肖洛霍夫对自己作品的说明并给予支持，而且重视肖洛霍夫所反映的他的家乡存在的问题，认真加以解决。根据1997年出版的《作家和领袖》一书里所收的两人的来往信件，30年代初，肖洛霍夫曾连续给斯大林写信，反映北高加索边疆区农村生产管理混乱，干部虚报产量、违法乱纪、残害群众，农民食不果腹等严重情况，并请求发放救济粮。斯大林接到信后立即给肖洛霍大发电报和写回信，对肖洛霍夫表示感谢（同时也指出肖洛霍夫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并且调拨粮食到发生饥荒的地区。可见斯大林还是能够听取意见和体察下情的。后来北高加索边疆区的领导干部由于肖洛霍夫揭了他们的老底，怀恨在心，用制造假材料的方法罗织罪名，企图把肖洛霍夫作为“人民的敌人”加以逮捕。肖洛霍夫得知这个消息后逃出他的家乡，到了莫斯科，求见斯大林。斯大林查明了情况，保护了肖洛霍夫。
法捷耶夫是拉普领导人当中唯一受到斯大林赏识的人。之所以如此，除了他后来改变了拉普时期的错误立场外，有文学才能恐怕也是原因之一。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父亲曾被划为富农，全家被赶往西伯利亚，可是他没有受到牵累，在创作道路上一帆风顺，最后在十九大上当选为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在他身上确实落实了斯大林提出的“儿子不为父亲负责”的政策，使他成为少有的幸运儿之一，究其原因，大概他具有诗歌的才华并写诗歌颂农业集体化这两点起了很大作用。斯大林欣赏西蒙诺夫年轻有为，在他30岁刚出头时，就提拔他为苏联作协副总书记，曾给他的作品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并多次授予他斯大林奖金。列昂诺夫的创作也受到斯大林的重视。1932年斯大林的助手曾对列昂诺夫说，他曾看见斯大林桌子上放着列昂诺夫的小说《贼》，上面用红铅笔划满了杠杠。”（注：米哈依洛夫；《列昂诺夫构想的宇宙》，苏联作家出版社，1987年，第95页。）1942年列昂诺夫的剧本《侵略》发表后，斯大林给他打电话说：“您写了一个很好的剧本！您打算上演吗？您愿意在哪里上演？……我支持，我支持……”（注：《我们的同时代人》，1995年第6期第176页。）上面说过，斯大林曾亲自提出给潘诺娃的几部小说颁奖，称她为“女作家中最有才华的人”。最近巴巴耶夫斯基在他的回忆录里谈了他的小说《金星英雄》发表后的情况。当时《真理报》收到两篇意见相反的评论文章，一篇肯定，一篇完全否定。该报总编梅赫利斯不知发表哪一篇才好，便和刊登小说的《十月》杂志主编潘菲洛夫一起去找斯大林。斯大林问梅赫利斯读了小说没有，梅赫利斯说还没有来得及读它。斯大林便说，“虽然我读了这位不出名的作家的小说，但是最好还是听一听发表这部作品的潘菲洛夫的意见。”潘菲洛夫说他赞成发表肯定小说的那一篇。斯大林表示同意，接着说，“生活本身要求作家写爱国主义的作品……而《金星英雄》当中没有一个字讲到爱国主义，但通篇充满着爱国主义精神”。（注：《我们的同时代人》，1997年第6期第122页。）后来这部小说获得了斯大林奖金，作者也由斯大林提名，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这里还要再就这部小说本身说几句。斯大林逝世后，这部小说便作为粉饰生活的样板受到批判。但是当时它曾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发行了几百万册，并被译成29种外语。读者来信像雪片似的飞向作者，有的读者不再区分作者和书中的主要主人公，也给主人公写信。有一位师范学院的女大学生甚至向书中的主人公表示爱慕之情。一部作品引起这样大的反响，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后是很少见的，其中必定有感人之处。对这样的作品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不能简单地一笔抹杀。
斯大林对思想和创作都比较复杂的作家不是采取疏远的态度，而是接近他们，肯定他们创作中积极的因素，团结他们。下面着重讲一下他和布尔加科夫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关系。
上面提到过，布尔加科夫的剧本《土尔宾一家的日子》在1926年开始上演后不久遭到严厉的批评。斯大林认为对这个剧本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他在《答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一信（1929年2月2日）和会见乌克兰作家时的讲话（1929年2月12日）里反复强调可以从这个剧本中“吸取某种有益的东西”，它“无疑带来了很大益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斯大林的意见未能使这个剧本免遭禁演的命运，布尔加科夫继续受到报刊的批判，他失去了工作，他的其他剧作也不允许上演。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于1930年3月28日给苏联政府写了一封信，信中讲了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他把这封信打印了7份，送给了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布勃诺夫（当时的教育部长）和费里克斯•康等人。根据后来成为布尔加科夫的妻子的什洛夫斯卡娅的回忆，信是在3月31日和4月1日送出的，4月18日晚布尔加科夫激动地跑来找她，讲了斯大林给他打电话的经过。布尔加科夫说，他吃完午饭后刚躺下休息，就有人来叫他去接电话。原来这电话是斯大林打来的。在两人互致问候后，斯大林说：“我们收到了您的信，和同志们一起读了。您将会得到满意的答复。”斯大林接着说：“也许要真的放您出国去？（另一种说法是；“……您请求允许您出国？”）怎么，我们已使得您非常讨厌了？”布尔加科夫思想没有准备，一时说不出话来，定了定神后回答道：“最近我想了很多——一个俄罗斯作家能不能不在祖国生活。我觉得不能。”斯大林马上说：“您说得对。我也这样认为。您愿意在哪里工作？在艺术剧院？”布尔加科夫回答道；“是的，我有这个想法。但是我提出过，那里不要我。”“那么您就往那里递个申请。我想，他们会同意的。我们需要见个面，和您谈谈。”布尔加科夫激动地说；“对，对！约瑟大•维萨里昂诺维奇，我非常需要和您谈谈。”斯大林最后说：“是的，需要找个时间，见见面，一定这样做。现在祝您一切顺利！”（注：《新世界》，1987年第8期第198-199页。）在这次谈话后，布尔加科夫被安排到艺术剧院当导演。他的剧本《土尔宾一家的日子》也于1932年恢复上演。
斯大林欣赏布尔加科夫的艺术才华，喜欢看他的剧。根据记载，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的《土尔宾一家的日子》，斯大林看了15次，瓦赫坦戈夫剧院上演的《卓依卡的住宅》，看了不少于8次。布尔加科夫的妻子在1934年3月27日的日记里写道：“今天我到莫斯科艺术剧院去接米哈依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即布尔加科夫。——引者），叶戈罗夫（当时的艺术剧院领导人之一。——引者）走过来说，几天前斯大林来看戏，顺便问到布尔加科夫，问他是否在剧院工作。”日记里还写道，叶戈罗夫说，政府成员们都认为最好的剧是《土尔宾一家的日子》。（注：《布尔加科夫书信集》，同时代人出版社，1989年，第293-294页。）布尔加科夫在那次令他终生难忘的电话交谈后，还因各种事情（包括替剧作家埃尔德曼求情）给斯大林写过5封信。这里还要讲一下他的剧本《巴统》。这剧本写于1938到1939年，写的是斯大林青年时代在巴统的革命活动。作者创作这个剧本的意图尚未完全弄清，大概是想把它作为对斯大林的60寿辰的献礼。据剧作家的妻子说，布尔加科夫“以极大的热情写这个剧”，并希望它能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开头这个剧本获得了上演的许可，并进行了排练，但是后来斯大林不知为什么突然不同意上演，这对作者无疑是一个打击。体弱多病的布尔加科夫完全病倒了。斯大林曾对他表示关心，建议他到意大利去治病和疗养，但他未成行就去世了。
下面接着说一下斯大林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关系。帕斯捷尔纳克对斯大林是很祟拜的。著名文艺理论家和作家楚科夫斯基在他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记载：“昨天在代表大会上我坐在第6排或第7排，回头一看，看见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突然来了卡冈诺维奇、伏罗希罗夫、安德烈耶夫、日丹诺夫和斯大林……帕斯捷尔纳克嘴里一直低声地对我说着热情洋溢的话，我也这样对他说，我们俩不约而同地抱怨；‘唉，这个杰姆钦科把斯大林挡住了！回家时我和帕斯捷尔纳克同路，我们俩沉浸在欢乐之中……”（注：转引自《真理报》1994年11月30日。）1932年11月斯大林的妻子阿利卢耶娃自杀身死，列昂诺夫、奥列沙、法捷耶夫等33位作家联名给斯大林写信表示哀悼和慰问，帕斯捷尔纳克在信上特意写了这样几句话：“我的感情和同志们一样。出事前夕我内心深处不断地想到斯大林；作为一个艺术家这样想，这是第一次。第二天早晨读到了报导。我极为震惊，仿佛就在身旁生活，看到了一切。”（注：见《文学报》1997年9月24日。）他写这一段曲里拐弯的话，是向斯大林表示，他将写颂扬斯大林的诗。帕斯捷尔纳克与曼德尔什塔姆是朋友，当他听到后者写了反对斯大林的诗时，心里非常吃惊。曼德尔什塔姆于1934年5月13日夜被捕后，他通过布哈林向斯大林替朋友求情。不久斯大林给他打电话了解情况。斯大林问他：曼德尔什塔姆这个诗人怎么样？帕斯捷尔纳克没有正面回答，对斯大林说，让我们谈点别的吧。斯大林说：“帕斯捷尔纳克同志，我们当年保护自己的朋友可比您保护得好！”（另一种说法是：“我们老布尔什维克从来也不抛弃自己的朋友！”）帕斯捷尔纳克向斯大林表示，希望见个面，谈一谈。斯大林问：“谈什么？”他回答道：“谈生和死的问题。”斯大林听后，挂了电话。对这次谈话的内容有3种理解：有的人认为斯大林打电话的目的是要羞辱帕斯捷尔纳克，整个谈话的主要内容是责备他不敢站出来保护朋友；有的人（例如曼德尔什塔姆的妻子）认为斯大林是想向帕斯捷尔纳克了解一下，曼德尔什塔姆在他们的圈子里是否被认为是大师，是否得到那么高的评价；还有人（例如帕斯捷尔纳克的妻子）认为打电话是为了核对一下帕斯捷尔纳克是否像布哈林所说的那样为曼德尔什塔姆的被捕而着急。对斯大林谈话时的态度，也众说不一，有人说很粗暴，有人说很有礼貌，有人说很亲热。但是尽管说法不同，斯大林给帕斯捷尔纳克打电话了解情况和后来释放了曼德尔什塔姆则是确凿的事实。在这之后不久，如同上面已说过的*那样，曼德尔什塔姆被释放，流放到沃罗涅日。由此可见，帕斯捷尔纳克的求情还是起了作用的。1936年1月帕斯捷尔纳克发表了一首题为《执拗的个性很合我的心意……》的诗，其中没有提斯大林的名字，但是描绘了斯大林的形象。这首诗发表后似乎反响不大。上面说过，1935年11月斯大林在莉莉娅•勃里克的信上作了批示，称马雅可夫斯基为苏维埃时代的“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对此，帕斯捷尔纳克的心情是复杂的。他于1936年3月给斯大林写信，说这个批示“符合他的感情”，他还说，前一时期把他捧得太高了，现在批示中把马雅可夫斯基放在首位，使他能够轻松地生活和像以前一样工作了。这些话未必是出自肺腑之言。从此之后他对斯大林的热情似乎减退了。
斯大林对其他思想和创作都比较复杂的作家也多少有些接触，并尽量满足他们提出的要求。例如扎米亚京因把自己的小说《我们》送到国外发表而受到批判后，便于1931年6月给斯大林写信，请求允许他出国定居，斯大林同意了。关于斯大林与皮利尼亚克的关系文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皮利尼亚克1926年发表的《不灭的月亮的故事》实际上写的是伏龙芝之死，暗示伏龙芝是斯大林害死的，因此斯大林对他怀恨在心，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是有些事实却与这些说法相矛盾。上面提到过，皮利尼亚克因在国外发表小说《红木》而受到拉普作家的批判，高尔基发表《论精力的浪费》一文替皮利尼亚克说话，拉普转而把矛头指向高尔基，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没有支持拉普，反而通过决议处分了某些拉普成员。当《红木》引起的风波尚未完全平息，皮利尼亚克就给斯大林写信，请求允许他出国旅行。斯大林给他写了回信（这封信未保存下来），满足了他的要求。皮利尼亚克便于1931年1月去了美国，1932年又第2次去日本。1934年5月皮利尼亚克又给联共（布）中央写信，再一次请求允许他出国，斯大林作了这样的批示：“可以满足”。这里还应该提一下一个在文学界广泛流传的说法，似乎斯大林在读了《红色处女地》刊登的普拉东诺夫的小说《有好处》后随手批了“坏蛋”二字，但是不少俄罗斯学者说，谁也没有见过这本杂志，所以这种说法还有待于用事实来证明。以上列举的事实说明，斯大林对作家还是比较宽容的。文学界广泛流传过这样一个传说：被派去担任作协领导的党员干部波利卡尔波夫曾对斯大林抱怨说：“作家都是一些不大正常的人，不好领导。”斯大林对他幽默地说：“我就只有这样一些作家。请您耐心点吧。”
说斯大林待人粗暴，对作家也是如此，似乎已成为定论。但是在上面提到过的在高尔基家的聚会上，斯大林平易近人，谈笑风生，人们可以和他自由争论。描述这次聚会的那份材料是泽林斯基根据自己的记录，在会后立刻写成的，后又送有关部门审核，想来不至于失真。后来多次和斯大林一起开会评定斯大林奖金的西蒙诺夫这样说过：“我曾多次读到和听说，他对人如何残酷，如何粗暴，包括对待战争年代他所依靠的、经常与之共事的军人们。但是这样的斯大林在这些会议上我却一次也没有看到过。他对我们从来也不粗暴……”（注：西蒙诺夫：《我这一代人眼中的斯大林》，第159页。）当然这只是西蒙诺夫参加了有限的几次会后的感觉，但毕竟说明斯大林至少也有不粗暴的时候。
从许多文学作品以及后来发表的各种材料（包括解秘的档案，作家的书信、日记和回忆录等）来看，斯大林在世时在作家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不少作家遇到问题或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往往给斯大林写信，因为他们相信他，深信他会主持公道。例如左琴科在受到批判后给斯大林写信进行解释；他的妻子薇拉写了洋洋万余言的长信，向斯大林说明左琴科的为人，希望得到斯大林的理解。著名诗人伊萨科夫斯基的以下两句诗表达了相当多的人的思想感情：“我们是那么地相信您，斯大林同志，／／也许甚于相信自己。”后来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对一位领导人的高度信任，发展成为我们常说的个人崇拜。这种个人崇拜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深刻的历史根源，与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密切相关，它之所以能在一个时期内得到发展，也是由于社会主义民主得不到应有的发扬，整个社会的法治意识比较淡薄的缘故。此外，这个问题还与对卓越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对权威的重要性的认识问题纠结在一起，有时界限不易分清。不少俄罗斯人在谈到个人崇拜时，经常把它说成是斯大林自己搞起来的。当然处在现实政治斗争漩涡中的斯大林不会有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的宁静，他为了贯彻他的政治路线需要树立自己的权威，但是很难设想，在一段时间内几乎达到狂热程度的个人崇拜能由一个人制造出来。如果那样认为，那就是把问题简单化了。从目前所能见到的材料来看，似乎还不能断定斯大林有意搞个人崇拜，可是却有一些他反对宣传他个人的证据，而且有些话说得很有道理。例如1938年儿童读物出版社打算出一本书名为《斯大林童年时代的故事》的书，斯大林得知后给该出版社写信，除了指出书中歪曲、夸大和不适当的赞扬外，还说了这样一段话：“这本书有一种倾向，即在苏联儿童（以及一般人）的意识中培植对个人、对领袖和绝对正确的英雄的崇拜。这是危险的，有害的。‘英雄’和‘群氓’的理论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理论，而是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最后他建议把这本书烧掉。（注：《斯大林文集》，第196页。）上面已经说过，斯大林曾两次反对出版他青年时代写的诗，不同意上演表现他的革命活动的剧本《巴统》。1943年他又建议从苏联诗人的诗集中去掉颂扬他的诗。大家都知道，1931年12月斯大林在和德国作家路德维希的谈话中曾强调指出：“至于我，我不过是列宁的学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为列宁的学生。”（注：《斯大林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98-299页。）后来他多次重复过这句话。最近《真理报》公布了参加过《斯大林全集》和《斯大林传略》的编辑出版工作的历史学家莫恰洛夫的回忆录，其中详细地记述了1945年12月28日和1946年12月23日在斯大林办公室讨论出版他的著作和他的传记问题的情况。斯大林在第一次会上谈到出版他的全集时说：“我不要求把一切都收进去，去掉了很多。看来有人力图多收一些，想夸大作者的作用。我不需要这样做……”这时有人说，《列宁全集》把列宁所写的一切都收进去了。斯大林回答说：“那是列宁，而这是我。”（注：《真理报》，1999年3月16-17日。）第二次会议讨论《斯大林传略》（第2版）。斯大林首先指出其中有许多错误，叙述的调子不好，是“社会革命党人的调子”。他说：“传略中好话很多，赞扬个人的作用。读者在读了这本传记后该做什么呢？他们得跪下来向我祈祷。”他又说：“任何地方都没有明确说明我是列宁的学生……而事实上我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自己是列宁的学生。这一点我在同路德维希的谈话中明确地说过。列宁教导我，而不是相反。谁也不能说我不是列宁的学生。”他生气地说：“我现在居然有了各种学说，直到关于战争的经常因素的学说。原来我还有共产主义学说、知识分子学说、集体化学说等等”；“这样的学说在我这里‘发现’了整整6种……实际上一种也没有”；“我们有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任何补充的学说都不需要”。（注：《真理报》，1999年3月19-22日。）记得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做的秘密报告中曾说，1948年出版的《斯大林传略》是他“自吹自擂和缺乏最起码的谦虚的最典型的表现之一。”现在斯大林亲笔修改过的《传略》的校样已经公布（见《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9期），他勾掉了诸如“在斯大林领导下”、“由斯大林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天才的理论家和领导人、苏维埃国家的真正的舵手和最伟大的统帅”等等字句。由此可见，赫鲁晓夫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以上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材料介绍了斯大林关于文学问题的论述、他所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以及他同作家的关系，恐怕很不全面。在这方面还有待于进行进一步的发掘和整理。至于说到对斯大林的文学思想和文学政策的评价问题，那么为了做到客观公正和符合实际，需要破除几十年来形成的先入为主的偏见，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掌握第一手材料和弄清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在这方面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应该说，研究斯大林的文学思想和总结他领导文学事业的经验教训，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斯大林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发展我国的文学事业具有巨大的借鉴作用，我们应该认真做好这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