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曲折
祝东力
“我们这一代”大体是指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出生的人。当然，逝者如斯夫，代际划分不可能像标尺刻度般精确和划一。但是，往前区别于1949年前后出生的红卫兵一代，往后区别于“70后”一代，比较来看，这几代人的经历、个性和思想的确是各具特征的。我作为“这一代”人中的一员，把自己以往尚带着余温的思想曲折叙述出来，也许有点滴的价值，至于有多大的代表性或普遍性，则只好由大家来判断了。
在我们这代人的经历中，有几个关键时期和标志性事件，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和林彪事件，80年代和八九事件，以及延长的90年代。
1、
这一代人中的年长者的确有文革前的点滴经历，但对于整代人来说，最重要的早年记忆无疑是文化大革命。这是20世纪漫长的中国革命抵达顶峰，旋即又面临深渊的时刻。在这个早年记忆中，游行和集会，红宝书、大字报和两报一刊，以及连环画、革命歌曲、战争电影、样板戏和毛主席诗词等等，连成片，漫漶不清，却又色彩分明。
我们早年的这个红色背景在确立的同时，也由于1971年的林彪事件而渐渐退色。以这个事件为转折点，文革政治理想开始瓦解，20世纪中国革命也因此走向末路——实际上，中国社会从此进入了一个后革命时期：就是说，革命的体制和意识形态还在，但是内在的激情和想象却退隐和消失了。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来临，红卫兵一代中的许多人走上怀疑和探索之路，逐渐右倾，北京等大城市出现了地下文艺沙龙，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即朦胧诗也开始崭露头角。这个时候，我们这一代正处于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萌芽、成长的时期。在虚无主义的氛围中，与红卫兵一代人的怀疑和探索不同，在我们中间形成的是一种调侃、讽刺和颠覆的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多年后，北京作家王朔风靡一时，由他所代表的那种价值立场和话语方式席卷中国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调侃、讽刺、颠覆，或者说嘻皮笑脸、油腔滑调，从影视、戏剧（小剧场）、网络论坛、手机短信直到日常人际交往，几乎无处不在。其根源当可追溯到林彪事件后的那个虚无主义时期，而王朔本人也绝非偶然地属于50年代末出生的那一代。
毛泽东时代，中国在国际范围内实际上处于武装割据的状态，整个国家面临美国及其盟国的战略包围。中国通过艰苦卓绝的抗美援朝和援越抗美两场战争，终于打破了这一国际战略包围。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此前一年，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席位。这个时期，各西方阵营国家纷纷同中国建交。这意味着，国际主流社会被迫承认了新中国的合法性，并接纳中国进入主流社会。这个时候，中国已精疲力竭，同时也面临重大转折。
此前，准确地说，自1840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救亡”阶段。所以，即使是在1949年以后的建设时期，由于美国及其盟国的战略包围，中国仍不得不以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重点，整个国家从经济、政治到意识形态，都处于一种准战争体制。但是，由于国际主流社会同中国关系的根本性调整，此后，中国将进入“发展”阶段，并将实行与之相匹配的和平体制。实际上，中国结束国际范围的武装割据，势必面临更为复杂的形势：这个形势既不同于以前从朝鲜到越南的比较单纯的战略攻防，也不同于美苏之间冷战式的战略对峙，而是需要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既斗争又合作，斗而不破，外圆内方。面对这种全新的形势，中国在经济、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各方面显然都缺乏准备。而此时此刻，又恰逢文革陷于困境，毛泽东进入暮年，身心疲惫的中国已无力进行主动的战略调整了。
这一切都不是当年的我们所能理解的。我们只是凭着直感，感觉到革命的意识形态越来越空洞化泡沫化，高亢的政治话语同单调、刻板、萧索的现实生活越来越形成反差。就在我们对革命开始调侃和嘲讽的同时，另一方面，由于中美战略和解，以及中国同国际社会的交往，一个不同于以往的 “西方”形象浮现在我们的视野中，而且这个形象越来越膨胀，越来越美好。在早年的“红色时期”结束后，我们人生经历中的一个“蓝色时期”开始了。
2、
从1949年到1966年，经过十几年时间，中国革命已经日益体制化。就思想领域而言，由于中国在国际范围进行武装割据，理论同其它产业一样受到国家权力的高度保护，既没有机会、也没有必要同对立的观念体系进行真正的思想交锋，并通过这种交锋使自身的理论能力得到锻炼和提高，因而日益封闭、教条和僵硬。所以，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到1966年，中国社会主义本来就面临一个自我更新的历史任务。文化大革命正是一场天命所归的革命内部的革命运动。但是由于这一运动全面溃败，导致革命理论及其价值系统在年轻一代的意识中发生动摇，并渐次瓦解。拨乱反正，无非就是回到“十七年”的思想模式，这种在文革前夕就已经难以为继，因而日益僵化的意识形态，又如何能应对文革之后更为复杂的局面呢？
进入70年代末，在自身理论严重单一和信仰危机的情况下，重新返回国际主流社会的中国，迎来了西方思潮的大举涌入。
1980年我上北京大学，此前的高中生活非常单一，视野也十分狭窄。入学不久，恰逢北大学生竞选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加上几乎每晚必有的学术讲座，各种观念、理论、思潮环绕左右，身如浮萍，似乎只能随波逐流。这些观念、理论和思潮尽管纷纭复杂，但其总体的价值取向又是相当明确的，即怀疑和反抗现实体制，这是文革造反精神夭折之后在新时期的延续，同时也多少契合了我们正值青春期的躁动心理。
文革造反传统在新时期扭曲地延续——整个八十年代由启蒙知识界发动的全部思想和文艺运动都可以放在这个框架内来理解。对峙的一方是现实体制，另一方是激进知识分子和学生群体，这同文革造反运动的结构惊人地相似。唯一的区别在于，文革依托的是毛泽东本人及其晚期思想，而八十年代启蒙的背后则是西方自由主义理念以及各种若隐若显的境外政治势力。也就是说，从左翼的方向对国家体制进行反省、批判和吐故纳新的运动失败以后，取而代之的是右翼方向的持续努力。从激烈抨击中国传统文化，到鼓吹多党制、私有化和意识形态多元化，启蒙知识界从抽象到具体，从历史到现实，从课堂书斋逐步走向街头政治，最后迎来了1989年的广场风暴。
有好几个亲历者对我说过，枪响之际，他们所在的路口都有人喊“橡皮子弹！橡皮子弹！”这给我很大刺激。我知道，这绝非孤立的判断，而是从这十年来形成的整套“意识形态”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从这十年来关于中国与世界、历史与现实、国家与暴力等基本问题的一系列知识和理论体系中得出的一个结论。而这些知识和理论都是西化派知识精英们在八十年代极力鼓吹和传播的。
“八九”之后，我骑车缓缓经过昔日熟悉的长安街。全副武装的军人沿街把守，每隔一两米一名，一个个，数下去，望不到边。惊悸之余，我也意识到，“中国的本质”呈现了，我目击到了“中国的本质”。我不能不承认，知识精英这十年来对中国的判断全是错的，他们的知识和理论全是垃圾。
事后看来，八九运动明显分为两个层面。西化派知识精英依托西方意识形态和政治势力，在经济改革之后，以政治改革的名义，企图颠覆现存体制，从右的方向改造全能主义的国家。而普通民众则激于八十年代以来经济改革政策所造成的恶果，比如官倒（权力资本化）、恶性通胀和贫富不均，而吁求社会公正和政治廉洁，表达了一种朴素的社会主义倾向，因而在他们的游行队伍中竟纷纷打出了传统社会主义的符号，即毛泽东、周恩来甚至华国锋的画像。学生群体比较复杂，他们表面上被知识精英的西化理论所蛊惑，而其大多数人的根本立场实际是接近民众的。但是在当时，八九运动的话语权和解释权被西化派知识精英所篡据，掩盖了运动的复杂性，从而影响到对这一事件的定性。
整个八十年代，我们这代人被笼罩在上代人的影子之下。批判中国历史，否弃中国革命乃至近代以来全部反帝反殖的左翼传统，质疑国家、民族、集体，向往西方的政治、经济、科技以及语言、文化和学术思想。不必讳言，八十年代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在相当程度上是可耻地反人民和殖民地化的。
我这十年的知识兴趣点先是美学和人道主义哲学，然后是西方现代哲学特别是存在主义和解构主义哲学，越来越凌空蹈虚；1987年毕业后，从读《曾国藩传》开始，辅以中国近代史，渐渐转向实学。在思想上，基本是一种泛自由主义的观点立场。坦率地说，九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那些思路，我在八十年代，特别是八九前后，大体都经历过。比如对儒家“圣王”理想的批判，我认为将政治与道德合二为一的结果是既无法在制度上制衡、也无法在舆论上批判当政者， “圣王”理想从而构成了东方专制主义的根源；还比如对近代激进主义的清算，我甚至把账算到谭嗣同头上，认为他血荐轩辕式的英雄主义壮举无谓地激化了清末保守与改良、政府与民间的矛盾，从而使后来20世纪的暴力革命不可避免；再比如关于私有化，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我设想通过大规模私有化形成若干大的财团，由它们分别推出自己政治上的代言人，以此形成多党制的局面，从而推进民主宪政。
3、
八九之后，柏林墙倒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帜变色。我先是欣喜，继之怅然，终而惶惑。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资本主义，这种单极世界真的就是我们的目标吗？在国内，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全面溃败，继文革后期革命理想衰退之后，启蒙理想再度滑坡。在理想真空的情况下，恰逢我们这一代人进入或接近而立之年，渐渐以独立的社会身份发出声音。这代人早年根深蒂固的那种调侃、讽刺、解构的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开始登堂入室，乘虚而入地跻身于主流社会并且盛行。北京作家王朔是文学创作界的代表，这种人生态度和语言风格与伴随市场经济而兴起的消费主义文化相结合，在理论领域则表现为所谓“后现代主义”。
但是，与此同时，八九之后还萌现了另一种趋向。在八九之后的一两年里，何新作为知识界的一个异数，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思想发挥了异乎寻常的影响力。简单地说，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时代，何新以国家主义为诉求，刷新了文革结束以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他是九十年代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思潮的早期倡导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九十年代中国政府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民间设计者。八九之后，精英知识界对何新支持政府的立场言行一片谩骂，但几乎无人从学理上认真思考或反驳何新的立论。我开始也未免俗，但渐渐却发现，何新确凿无疑地占有某些事实和逻辑。通过何新的一系列文章和访谈录，我逐渐对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有了同情的理解。可以说，何新是中国思想界从八十年代过渡到九十年代的重要枢纽。
1992年春，邓小平通过南巡谈话的方式强力推进中国改革。从此，中国九十年代的社会特征才真正开始呈现出来，即市场经济和威权政治之下的高速增长、贫富分化、吏治腐败以及消费文化的兴起。在国家和社会迅速变貌的同时，国际上，由于冷战结束，国际战略形势发生逆转，中国重新成为美国围堵打压的对象。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巨变，我们早年关于红色中国的记忆在经过八十年代的长期压抑之后，开始苏醒。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左翼传统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时期。五四以后，经过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左翼传统逐步占据支配地位，并在1949年以后体制化。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左翼传统的一场自我更新运动，这场运动失败后，左翼传统严重衰落，并在八十年代迅速边缘化，在知识界失去魅力，取而代之的是自七十年代在中国萌芽、复苏的自由主义传统。如上所述，在整个八十年代，我们这代人在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下求学和思索，形成了比较右倾的立场观点。但是，九十年代初期，激于国际国内的重大事变，许多人的思想迅速左转。在此期间，有一件事给我极大的触动。
1994年夏，台湾作家和思想家陈映真先生来北京，在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安排的一次座谈会上，我聆听了他的长篇演讲。演讲的主题大致是台湾与中国统一问题，具体内容已经模糊，但其鲜明的左翼立场、开阔的国际视野和高超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以及将社会经济、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表象从深层联结起来予以分析所表现出来的敏锐、渊博和深邃，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借用梁启超回忆龚自珍对晚清思想解放之作用的一句话说就是：“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我恍然间意识到，知识分子拥有两种彼此嬗替的传统，即左翼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在长期衰落、停滞和僵化之后，左翼传统经过转型，完全可能铁树开花，出现一次伟大的复兴。在稍后写作的一部书稿《美学与知识分子》当中，我初步叙述了这些想法。之后，又比较广泛地涉猎了中外历史、经济学、国际政治等学科，并将各学科的知识做了初步整合，尝试从新的左翼立场出发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梳理，并于1999年草写了一部书稿《反传统主义与现代化——以中国革命为中心》。
如果说，传统左翼理论一方面由于难以解释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一系列挫折和问题（特别是文革），另一方面由于难以容纳西方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在战后取得发展的事实，而脱离实际，走向衰落；如果说，代之而起的自由主义思想从反思文革出发，倡导回归英美主流文明，却一方面难以面对自由竞争引发的两极分化，另一方面难以认识西方依托世界体系汲取欠发达国家资源和财富的事实，而同样脱离实际；那么，在新的时代，面对新的经验，就理应在反省传统左翼的同时，扬弃自由主义传统，实现否定之否定，构建包容性更强的理论。
九十年代后期是中国思想界发生质变的时代。1996年，八十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主流刊物《读书》编辑部换届，在汪晖、黄平主持下悄然左转，对知识界散播其影响。一个以“新左派”命名的知识群体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正如历史上的印象派、存在主义等名称一样，“新左派”似乎也是由其反对派命名的。但它的确相当准确地标识了中国思想界在九十年代的动向，因而被学界和媒体广泛使用。有趣的是，从人数比例上看，和上一代人即原红卫兵一代相比，这个被称为“新左派”的群体大多属于“我们这一代”，即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出生的人。
此时，中国左翼传统的复兴已近乎事实。2000年夏，由黄纪苏编剧、张广天等导演的话剧《切·格瓦拉》在北京演出。该剧以其鲜明的左翼立场、犀利的语言风格和优美抒情的音乐在现场产生了山呼海啸般的反响，并在中国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地震。当然，中国社会仍旧沿着九十年代的轨道继续前行，直到新世纪初叶，所以我称之为“延长的九十年代”。中共十六大之后，民间称作“胡温新政”，陆续出现了一些转机，但更大的变革仍在人们的期待中。
（载于2005年台湾《批判与再造》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