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统左翼历史观

　　１、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中共六大重新界定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党内争论。陈独秀三次致信中共中央，就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观点。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陈发表《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认为１９２５－２７年的大革命基本上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此开始了以国民党政权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社会的主要任务是经济复兴，中共应停止武装斗争，而采取议会斗争方式，等待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的到来。陈在论述现阶段中国社会性质的时候，已经涉及中国历史，认为自秦汉以来，中国就已经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封建势力只是一种残余，经过大革命的冲击，封建势力更成为“残余之残余”。

　　无论是中共六大决议，还是陈独秀的三封信，都不是完全独立的观点，而是苏共和共产国际内部关于中国问题的分歧意见－－即以斯大林、布哈林为首的“多数派”和以托洛茨基、拉狄克为首的“少数派”之间分歧意见的反映。

　　陈独秀的观点引起中共主流派的反击，同时，其他托派理论家，以及国民党主流派和改组派也参与论战。

　　这场关于现阶段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很快就转到中国社会史领域。１９３０年郭沫若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主要是为反驳“中国国情特殊论”，自序说：“对于未来社会的期望，逼迫着我们不得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我们把中国实际的社会清算出来，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加以严密的批判，让你们看看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究竟是否两样。”

　　由此形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论和中国历史发展的五阶段论。

　　２、２０年代末到３０年代中期的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论战是中国社会科学的第一个高峰期，奠定了２０世纪中国传统左翼的历史观和马列主义在理论界的长期主流地位。中国近代以来先后有四种思潮占据支配地位，即１８６０－１８９０年代的中体西用论，１８９０－１９２０年代的进化论，１９３０－１９７０年代的马列主义，１９８０年代至今的自由主义。

　　马列主义或传统左翼历史观在８０年代遭遇挑战，取而代之的是自由主义史观或右翼史观，其特征是以“现代化”为中心，淡化或抹杀殖民主义的历史，否定中国革命，以英美模式作为人类主流文明，等等。这种右翼史观还缺少完整系统的表述，而常常以曲折或温和的形式表达。

　　传统左翼史观包含根本性的缺陷，已经衰落；右翼史观连带其在现实政策领域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在资本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后果面前也已经穷途末路；中国和世界都需要一种新的历史视野。

　　３、今天看来，传统左翼史观早在２０－３０年代就已经问题丛生。一方面，从学术上看，五阶段论对于中国历史的确是削足适履，是用欧洲史来套中国史。另一方面，五阶段论的问题还表现在现实领域。例如，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失败，一方面有战略战术的问题，但与此同时，在中心城市进行武装暴动，也是以五阶段论这种历史哲学为前提的，因为按照五阶段论，当时是处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中国革命的主体首先是城市工人，所以革命的中心在城市。这与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是完全不同的，战略上不同，历史哲学上也不同。

　　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左翼史观的五阶段论是一种普适论，其政治意图是反驳“中国国情特殊论”，为中国必然发生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论证。但是，当时毛泽东作为中央苏区的缔造者，他对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解释，恰恰是一种特殊论。“一国之内，在四围的白色政权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这种特殊论实际上是一种矛盾论，即着眼于矛盾的特殊性，以及矛盾双方力量的对比。

　　但是，毛泽东本人也深受五阶段论的影响，这在他的著作中比比皆是。可以说毛泽东思想在战略层面和原理层面上是彼此矛盾的，进一步说，中国革命的实践与理论是分裂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