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中国、两次转型

一、

    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中国史叙论》，这是他原本打算撰写的中国通史的导言部分。在这篇“叙论”中，他把整个中国历史划分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三大阶段。兹不避繁冗，将其要点转录如下：

        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统一，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其最主要者，在战胜土著之蛮族，而有力者及其功臣子弟分据各要地，由酋长而变为封建。复次第兼并，力征无已时，卒乃由夏禹涂山之万国，变为周初孟津之八百诸侯，又变而为春秋初年之五十余国，又变而为战国时代之七雄，卒至于一统。此实汉族自经营其内部之事，当时所涉者，唯苗种诸族而已。

        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颐竞争最烈之时代也。又中央集权制度，日就完整，君主专制政体全盛之时代也。其内部之主要者，由豪族之帝政变为崛起之帝政。其外部之主要者，则匈奴种西藏种蒙古种通古斯种次第错杂，与汉种竞争。而自形质上观之，汉种常失败，自精神上观之，汉种常制胜。及此时代之末年，亚洲各种族渐向于合一之势，为全体一致之运动，以对于外部大别之种族。

        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又君主专制政体渐就烟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此时代今初萌芽，虽阅时甚短，而其内外之变动，实皆二千年所未有，故不得不自别为一时代。[1]

    梁启超从大处着眼，以中国地缘环境的逐次变迁作为其历史分期的主要标识，同时，按照当代学者许倬云的归纳，“也隐隐以封建、帝制及立宪三种政体，作为三个时代主要政治形态。”[2]也就是说，既着眼于中国外部的地缘处境，同时也兼顾内部的制度建设。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中国地缘环境的变迁与各个时期不同政体的嬗替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并存关系，而是彼此高度互动和呼应的，甚至可以说，不同政体是对于变化了的地缘处境的应对方式。例如，在中国民族内部融合及认同尚未完成的时代（“中国之中国”），也许只能采取各地方高度自治，即封土建藩的政体（封建）；在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往冲突的时代（“亚洲之中国”），实际上只有巨型帝国才能抵御北方游牧民族频繁的南下攻势（帝制）；而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时代（“世界之中国”），只有全民参与的政治，才能实现全社会力量的充分整合与动员（立宪）。

    梁启超的历史分期方式长期受到冷遇，一百余年来被排斥在主流学界的视野之外。实际上，他的优点恰恰在于建立了一种“统一的中国史叙述”，即将从古到今的中国历史概括为逐次放大的“三个中国”，将它们贯串为一个整体。特别重要的是，这种“统一的中国史叙述”使我们能够从宏观的历史视野重新理解中国的“近代”。以所谓“半封建半殖民地”界定的中国“近代”常常游离于“中国通史”的整体叙述之外，因此，哪怕是煌煌十卷本的《中国通史》，居然也没有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的篇幅；另一方面，即使把中国近代史“写进”了中国通史，也似乎只是一种外在的拼接，在那里，中国近代以来的问题、线索和逻辑都迥然异于以往的中国史。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近代”就仿佛是从一个伟大的整体之上脱落下来的残缺部分。这种断裂的历史叙述当然有其客观基础，这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入侵所造成的中国文明史的创伤和断裂，以及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的拒斥和批判。但是，由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文明从“崩溃”到“重建”的根本性转折终于发生了。创伤渐渐愈合，断裂正在修复，从而使我们能够将近代以来“残缺的”中国历史同整体的中国历史重新整合起来。在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成长的21世纪初叶，这种“统一的中国史叙述”的深远历史意义正日益凸显。

在梁启超写作《中国史叙论》的时候，中国的近代尚未充分展开，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更远未成型。因此，梁启超当年所身处的与其说已是“世界之中国”确立的时代，毋宁说仍是“亚洲之中国”解体的时代——更不要说梁启超所谓的“乾隆末年”了。实际上，从宏观的历史脉络看，“世界之中国”的确立乃是发生在上述中国文明从崩溃到重建的转折点上，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今天，在梁氏历史分期的基础上，综合后来的历史经验，我们可以尝试做出新的历史分期。如果删繁就简，把远古仅仅作为“前史”，而以早期国家的建立即“文明史”的开端作为历史叙述的正式起点，那么，我们似乎也可以把夏禹（公元前21世纪初）、秦始皇（公元前221年）和毛泽东（公元1949年）分别设定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的三个起点。有趣的是，这“三个中国”都以一个“巨型工程”作为它们各自历史的奠基礼式的开端：夏禹治水初步奠定了古代中原地区农业文明的基础，并由此形成了早期国家政体；秦始皇的万里长城确立了古代中华帝国的北方疆界，把农业文明同游牧民族区隔开来；而毛泽东时代构造的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现代工业体系，则不仅为中国赢得了国家安全，取得了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立身的物质基础，而且也构成了其未来发展的前提。

                            二、

从“中国之中国”到“亚洲之中国”，以及从“亚洲之中国”到“世界之中国”，中国历史经历了两次断裂，或者说，两次转型，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221年）和近代时期（1840~1949年）。[3]应当说，构成这两次转型主要内容的并不仅仅是长期的战乱和割据，因为长期战乱和割据几乎也是中国历史上每一次王朝周期末尾时的常见现象。实际上，正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激烈变迁才标识了这两次转型的根本特征。例如，众所周知，第一次转型就是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的西周封建制土崩瓦解，而转为皇权-官僚集团的中央集权制，同时伴以思想领域内的诸子百家争鸣。第二次则是君主专制政体宣告结束，而让位于迄今仍未定型的共和、民主或宪政制度，同时，自晚清以来思想界风云激荡，直至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仍论争不休。正如直到汉武帝时期，中国历史的第一次转型在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才真正完成，而今天，尽管“世界之中国”的时代已经确立，而我们所经历的第二次转型却仍未彻底结束。

那么，中国历史上的这两次转型是孤立和偶然的吗？换句话说，它们与更为广阔的世界史是否相关？或者说，中国史与世界史是什么关系？中国史能否被整合进世界史？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在前人基础上曾提出著名的“轴心时代”（Axial period）概念，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左右或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时期内——

    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象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伊朗的琐罗亚斯德传授一种挑战性的观点，认为人世生活就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经由以赛亚和耶利米到以赛亚二世，先知们纷纷涌现。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拍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4]

就是说，从中国到印度到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在精神上的觉悟、突破和飞跃发生在同一时期。与此同时，在现实政治领域，则是战乱、扩张和征伐，是一座座城邦和一个个地方小国被消灭和兼并。这种精神的和政治的急剧变迁构成了人类文明史的第一次大转折。结果，“在中国（秦始皇帝）、印度（孔雀王朝）和西方（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几乎同时兴起了主要靠征服起家的强大帝国。”[5]

在不同文明区的意识形态领域和政治军事领域，几乎同时出现了相似的精神事件和政治事件。这说明，即使是在各文明区彼此隔绝的古代，也存在着某种整体的世界史，其不同部分彼此之间有着深层的关联。那么，这种“同时性”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或者说，这种“深层关联”的内涵和基础究竟是什么？雅斯贝斯没有给出解答。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古代世界，就会发现，在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时代”稍前或同时，还有一种构成各文明之基础的事件被各种版本的历史书籍所不断记载，这就是“铁器”的传播：大约公元前1200年，位于中东的赫梯帝国灭亡后，冶铁技术从那里向四周渐渐传播开来。铁器传播到印度大约是公元前800年，到中欧是公元前750年，到中国是公元前600年。铁器在各地几乎立刻便用于军事目的，从而极大地加剧了当时战争的规模和烈度。而且，铁器应用于生产，也迅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当锄、斧、犁等农具同武器一样，也能用铁来制造时，立即产生了深远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6]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正是铁器的传播和使用构成了世界史上的“轴心时代”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转型的物质基础呢？也许，无论是精神上的突破，还是统一帝国的建立，都是各文明区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领域对于“铁器时代”的回应方式？

中国历史的第一次转型，即春秋战国时期对应于世界史上的“轴心时代”，这个“轴心时代”只发生在古代文明的几个核心地区，如西方、印度和中国，其他部分地区则接受了上述核心地区的文明成果，否则，便被甩出了世界史的主流进程之外，如美洲、澳洲和黑非洲。[7]与此相对照，中国历史的第二次转型对应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时代，这个体系无远弗界，任何国家和民族只要尚未灭绝，均被“拖进”了这个体系。这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8]

    自1500年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主要通过工业革命取得了世界霸权，逐步建立了一个囊括全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使中国结束了“亚洲之中国”即作为古代东亚朝贡体系之中心的时代，而向“世界之中国”的时代过渡。如果说，世界史上第一个“轴心时代”或第一次大转折的物质基础是铁器的传播和使用，那么，我们现在则面临第二个“轴心时代”或第二次大转折，其物质基础正是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

                                三、

从“亚洲之中国”过渡到“世界之中国”，应当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一切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心理和文化现象。以这种新的眼光反观历史，甚至二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也常常呈现出“近代”的面貌。例如，在我们所关注的意识形态领域，从晚清到五四，再到中国革命时期，出现了以进化论和阶级学说为理论基础的反传统主义思潮。作为历史转型期的思想，无独有偶，在战国时代，同样可以见到这种反传统主义的“前身”。例如以法家为代表，所谓“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商君书·更法篇》）这种厚今薄古的思想出现在战国时代，至秦始皇时期，甚至发展到“以古非今者族”（《史记·秦始皇本纪》），即以暴政强力推行“历史进步观”的地步，从而根本区别于以“尚古”为特征的、在后世长期占据主流的儒学保守主义。与此相联系，甚至历史分期的观念也在战国时代首次出现了。像“上古”、“中古”、“近古”、“上世”、“中世”等历史分期概念，便屡见于《商君书》、《韩非子》、《周易·系辞》等战国文献，并被梁启超时代的中国和日本学者广泛采用，以转译西方历史学的相关范畴。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只有历史发生断裂，或者说，发生急剧变迁的时代，才会有“历史”，才会产生同以往时代在观念上区隔开来的需要，历史分期的概念范畴才会应运而生。

我们把1949年确定为近代以来中国文明从崩溃到重建的转折点。但实际上，如上所述，从“亚洲之中国”到“世界之中国”的过渡并未彻底完成，我们目前仍处在转型过程中。这种转型体现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并且依据各个方面和领域的特殊情况，又可以分解为不同的演变阶段。本书将选择一系列主题作为特定的观察角度，对这一巨大历史转型过程的各个侧面进行描述和分析，这些主题包括：第一，“反传统话语的根源”，将探究20世纪中国反传统主义思想在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的深层原因，并为理解中国近代历史转型的各个侧面提供一个分析的基础；第二，“知识分子与革命”，讨论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的身份变迁和激进化过程，分析这个阶层的不同价值取向对于中国革命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以及革命的真实含义；第三，“家的解体与恢复”，以家庭为中心，透视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崩溃、潜隐和重建，讨论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关系，特别是家庭对于中国社会及其转型的社会保障和心理保障作用；第四，“毛泽东时代的‘身体’”，将集中于个人，论述在近代转型过程中身体、性别、欲望和美感的演变，并对正在展开的消费社会进行理论和历史的反思；第五，“九十年代的思想”，在分别讨论了阶层、家庭和个人之后，以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建立为中心，评论9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分野和变迁，并对中国转型期的未来趋向做一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