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文学的前世今生

如果把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的历史游行般回放一下的话，那雄赳赳走在最头里的，是“伤痕文学”方阵；阵前举牌子的，是位穿蓝的确良上衣的青年；青年的名字，今天的青年大概不会知道了，叫卢新华；游行队伍浩浩荡荡，不舍昼夜，卢新华转眼就消失了。

转眼二十多年又过去，我们在新世纪的一个文艺名流方阵后面又瞥见卢新华，这次举的是一本《紫禁女》。据报上（2004年8月3日《晨报》）介绍，这种女就是俗话说的“石女”，一出生下面就没口，注定跟人生至乐绝缘。又据报上介绍，年届五十的卢新华属于“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一代，这部小说虽然写“生命奥秘、男欢女爱、身体告白、异国情调、情色伦理”，却别有深意，也就是说不好跟铺天盖地的扒裤子文艺同日而语。原来作者用紫禁女的阴道象征了中国文明的阴道，其深度也就由区区数寸一跃而为悠悠千载。那么将口子扒开，所涉及的就不仅是某个人的“性”福了，而是具有譬如引进外资、走向世界之类大出大入的宏观意义。

据作者自己介绍，他在伤痕文学一举成名之后，投笔干了别的，获得“更多惊喜”：下海、出国、回国、积累了财产，买了房子。他那个方阵中人也都或直线或曲线，殊途同归，修得正果，如今酒足饭饱，发福得眼皮都抬不起来，目力所及，自然也就只剩了与“人性”相关的那几桩事，几个部位。面对深刻的社会危机，广大的底层苦难，这些一窍不通的石男石女只顾在亦真亦幻的嬉戏中欲仙欲死。据署名何东的文章（《作品与争鸣》2004年7期），一些年过半百的知名女作家，在王蒙创作五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纷纷嗔怪老人家对女性过于严肃，不肯对她们开“不健康”的玩笑——也不想想这个岁数上的人还开不开得动这类玩笑。总之，无聊、无行、无趣是这些人的生活和创作状态。只是经过从思想解放到精英主义到下半身世俗化的全套洗礼，他们早就素面朝天，不以为耻了。相比之下，卢新华执意要把三角裤衩拿到纪念碑、世纪坛一带兜售，就显得老脑筋不跟趟——否则也不至落在队尾。他毕竟在美国赌场发牌，办时装公司，对当代文化思潮“封闭或半封闭”有年。

在改革开放的游行队伍里，由这些文艺名流所组成的方阵，是从书到人不看也罢的一群。不过，他们冲锋陷阵的前世和行尸走肉的今生联系在一起，会让人发子在川上的叹息；叹息之余再联想到他们对于整个改革开放历史所具有的象征意义，那就要发长叹息了。

微生断梦中的革命遗产

同事马君知我喜欢闲文随笔，遂拿来一本《微生断梦——舒諲与冒氏家族》。作者冒舒諲，80年代在报端读过他的短文，具体内容虽已不记得，但印象是位见过世面的老先生，神情淡远，语气从容，与亢躁的时代气氛泾渭分明，那感觉就像从车水马龙的大街转入浓荫旧房的深巷。

这本自传体随笔的面世是在世纪末。中国第一拨资产阶级，民间的也好，官僚的也好，买办的也好，都已过了直眉瞪眼、横冲直撞的初级阶段，开始讲求格调了。各种贵族教程和速成班如雨后春笋，从硬木家具到字画古玩，从西洋歌剧到清宫电视剧，从法国葡萄酒到英美私立中小学校，取径各不相同，目的却是一个。至于格调的范本或模特，比较公认的，则女有林徽因、陆小曼、张氏姐妹诸位名媛，男有徐志摩、张伯驹、王世襄等佳公子。这一切出现在20世纪中国革命的废墟上，实在是理有固然。

舒諲先生家世显赫，祖上出过如皋冒辟疆（襄），其《影梅庵忆语》记述了与名妓董小宛从太平到乱离的一段因缘，笔极凄恻，文极婉转，为几百年来的读书人所爱不释手。他的尊人冒广生（鹤庭）先生是清末民初的名士兼学者，曾被毛泽东接到中南海切磋诗词之道。他的兄长冒效鲁（叔子）据说就是《围城》中诗人董斜川的原型，即令方鸿渐一见而“绝望地嫉妒”的那位。以这样的家庭出身到贵族T型台上走一回，该不会发生“人造美女”所遭遇的资格争议。又按书中所述，舒諲先生幼承家学，后入教会学堂，非但文章焕然，能评剧能作剧；人也生得玉树临风，曾驰马潇洒，曾粉墨登场；曾和不少窈窕淑女缱惓低佪于情天恨海，欠下累累风流债，以致暮年回首，“深悔自己做了一场荒唐梦”。与这样的人物这样的经历相比，那些走兽般出入“top级派对”的“白兰地男人”及“名门痞女”，虽然稍窥贵族门径，尚未得其中三昧。

舒諲先生生于1914年，民国、抗战、新中国、改革开放，一部中国现当代史几乎阅尽。在社会文化的光谱上，他从同光诗人之子一路走来，经圣约翰大学毕业生、左翼文人报人、新中国首批金融专家、右派分子等等，走过洪波接天，走过海水扬尘，最终走到佛教居士（网上有此一说，未知确否）。他这一辈人，生长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愁云惨雾的年代，社会主义像雷电撕开一角青天，不但让没活路的底层民众趋之赴之，也让有良心的上层读书人向之慕之，众人联手，居然轰轰烈烈造就了一番别样的天地。只是后来经历种种坎坷崎岖，九九八十一难，又大都归于幻灭。

此书属于“我的前半生”，写到新中国诞生的前夜。那时作者与妻子乔装打扮，从国统区辗转间道进入解放区，他们在德州换乘火车西行，“一夜未曾合眼，兴奋地就车厢明亮的电灯下，一口气读完毛泽东的《目前形式和我们的任务》及其他学习材料，不知不觉间曙色照人……”。此情此景跟后来知识分子的遭际联系在一起，让人心头隐隐作痛。听说舒諲先生晚年还写过其他一些回忆文字，可惜无缘读到。不知道他在衰年与家人故交相对，会为自己与这场革命的关系下什么样的判定。悔不当初远走欧美、撤退台湾？一声浩叹无话可说？都作水月镜花看——他后来毕竟亲近了佛门？

经历反右文革种种忧患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他们的幻灭和“悔悟”，有相当一部分是这场革命欠下的债务，只能由革命来结帐，王顾左右不算负责任的态度。不过，除了债务也还有债权，“社会主义遗产”也应不论巨细认真清点。书中有一段文字，放在1960、1970年代都不算套话，写在世纪末更有一种异彩：

“我从小养尊处优，习惯了少爷的臭架子，脾气很暴躁任性。有一次，男仆给我添饭时，大拇指掐在碗里，我一见大怒，呵斥他：‘你的手爪这样脏，怎么掐在我碗里！’说时，我随手把盛得满满的饭碗狠狠摔在地上，命令他赔我一只新碗。可怜他吓得面如土色，嗫嗫嚅嚅，弯身去拾地上的碎碗片和饭粒，一句也不敢吭声。我站起身，饭也不吃，走了。第二天，他拿来另一只碗，却是旧的。我心气未平，又责问他：‘为什么拿旧碗来骗我？’我又要摔，被大嫂劝止。我小时候就是这样蛮不讲理！这个男仆吃不消我，不久自行辞退了。事过若干年，我还在镇江马路上迎面遇见他。他低着头闪身躲开了。朴实的农家子弟，受了屈辱，还是如此懦弱，好像自己犯了‘天条’似的。我竟然也没有些微悔意和对这位善良的“奴役”有任何抱歉的表示。我不隐讳我这种家庭出身的少爷，是不会自觉地背负起时代的十字架，悔悟自己的罪戾，一直迟至进了大学，受进步教师和同学的启发与教导，我才明白穷人为什么闹革命，为什么揭竿而起推翻那个人压迫人的封建旧秩序。”

像这类记录在微生断梦中的心性改造、道德提升，比某些盛大的节日更值得磨洗和珍藏，也真说不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