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

最近酝酿出台的本院科研人员津贴改革方案"传达"下来后一片哗然，说得准确一点，是群情激愤。这个方案在基本思路上是北大方案的简写本。

大家的不满集中在两处。一是把专业人员根据现有等级体系分作十一等；二是划出百分之十五的硬性比例，实行末位淘汰。

先说人分十等。按照拟议中的办法，一首一尾，竟相差十倍。理由据说是通过拉大差距强化激励。差距与干劲或效率与不平等的关系，绝非一味地成正比，这是被二十多年改革实践所一再证明、却为少数欲壑难填的精英所不愿正视亦不能正视的事实。中国90年代中后社会分化严重，矛盾加深，貌似强劲的经济发展其实危如累卵，弱不禁风，稍有常识、稍存良知者无不忧心忡忡。而既得利益集团的喉舌如厉以宁竟如醉如狂，还在叫嚷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平均主义大锅饭，是有钱有势有才的人该拿而不拿--利令智昏到了让人哭笑不得的地步。差距一拉开干劲就上去，产权一明晰（私有）效率就提高，像这样把人简化为经济人、把社会简化为储蓄所的教条已发展为准宗教迷信，误国日剧，误心日深。在学理上予以检讨、在实践上予以阻击，已是刻不容缓。

社会主义不人为扩大差别，但承认差别；开明资本主义主张不平等，却强调机会平等。十等人的办法将专业人员的科研能力与僵化的学术资历挂钩，虽不失为守成混日子的办法，却与奖勤罚懒、鼓励人才毫无关系。不是不应拉开差距，但目标要合理；不是不可以重新洗牌，但规则要公正。要让大家在科研成果上决胜负，而不是由学术资历分高低。应该以机会或起点平等为真才实学者尤其是优秀青年的脱颖而出提供制度平台。即便政策不能向他们有所倾斜，起码也应该让大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而现在的做法却是把"高级"专业人员摆在距终点十米、"低级"专业人员距终点百米的位置上，信号枪不用响，金银铜铁锡就已经依次抱在怀里了。这样既无社会主义气息、又为开明资本主义所不齿的极右"改革"，是学术官僚化的典型作品。它不可能起衰拉朽，平添生气，只会使够腐败的社科界更腐败。

15％的野蛮末尾淘汰，更是要把艰难共尝、风雨同舟的人类关系变成彼此撕咬、弱肉强食的虎狼之道，在已然血流不止的社会伤口上再施刀刺。文革时期今天斗这个、明天批那个、闹得人人自危的历史教训，某些"改革"设计者们非但不认真汲取，反而变本加厉，用权力强行下达减员名额，定出下岗指标，毒化社会关系，自毁人际纽带，使得整个社会风干物燥，星星之火，即可燎原。这个形势，酱油厂的人看不到不为过，社科院的人看不到为太过。坦率地说，15％的硬性指标唯一能起到的作用，就是变工作场为角斗场，逼圆颅方趾作鸡飞狗跳。当学者热心于勾心斗角，潜心于谄上欺下，醉心于你吹我捧，丧心于你争我夺，学问哪能不废？学术岂有不亡！中国官场的榜样早就摆在眼前。据说针对下面同志这样的忧虑，院里有关领导竟然认为：以正高副高们的"修养"，情况当不至不堪。用道德空想来弥补制度漏洞，如今的高中生都不乐为，中国最高学术机构的大员居然说得出口！本方案的政策水平可想而知。

总之，此项改革方案在利益上只顾及少数精英，损不足以奉有余；在认识上庸常窳陋，还停留在70年代末水平。既无公正，又乏智慧，受到大多数的反对是意料中事。改革是社会生活的常态，但要问改什么，为谁改，怎么改，改出什么结果。中国这些年精英主义泛滥成灾，以"改革"作掩护的瓜分、以反"绝对平均主义"作包装的抢劫大行其道，已严重伤害了社会正义，瓦解了社会稳定，使得中国前途所系的经济发展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精英阶级的贪婪无度，实在是对国家安全、人民福祉的最大威胁。

记得李铁映同志主持本院工作的时候，于此类改革谨慎而行，应该说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胡温新一届领导班子强调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眷念弱势群体的艰难，已显示出拨乱反正的意向。希望社会科学院领导审时度势，择善而从，不要跟在北大张维迎之流的"改革"后面亦步亦趋，自乱阵脚，自毁家园。
写这封信纯属个人行为，与任何机构组织无关。我们的用意是让决策方了解下面最原始本色的反应，故而语不斟酌，情不掩饰--官僚体系的下情上达，经层层过滤，是可以把《黄河怨》滤成《乌苏里船歌》的。因此也特别希望院领导能下到基层，与群众直接对话，广开言路，协调利益，为真正办好我院，繁荣社会科学，为引领中国沿着一条对外不让虎狼、对内和谐均富的路线顺利崛起，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

黄纪苏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王好立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黄  觉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2004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