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xx事件”能开启反思之门

——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第13次理论研讨会（笔谈）

卢映西

一、再问姓“社”姓“资”

2009年7月24日，通钢工人在沉默中爆发，民企精英陈国君在喧嚣中死亡。看来前几年那场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大辩论，并不能阻止某些热衷私有化的“猛士”一意孤行，直到以“淋漓的鲜血”收场。

我们要问的是，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搞国企私有化的人何以能如此之“猛”，何以能像通钢职工质问的那样“为什么举报都是石沉大海？改制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常识性问题，为什么有关部门领导却发现不了？”[1]而且，在事后居然能把责任归咎于工人们的“国有情结”！

按国企私有化的逻辑搞改革，遇到“国有情结”太正常不过了，正如打破铁饭碗的逻辑必然要遭到“铁饭碗情结”报复一样。看看当今报考公务员那种千人争一“碗”的盛况，难道我们还掂不出人心向背的分量？如果还有人假装看不出问题，我们不妨搬出体制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关于改革成败的标准：“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改革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2]现在的情况，按邓聿文先生的说法就是：“我们用不到30年的时间，就从原先一个收入高度平等的社会转变成为一个收入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两极分化之快，可能在世界各国中无出其右。”[3]而通钢事件则雄辩地说明，新的资产阶级不但出现了，而且能量极大，以致于国资委都忙不迭地要把国企拱手让给新的资产阶级了。

本来，我们的经济改革应该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过去的僵化体制也确实有许多需要改善的地方。比如全民所有制中公有财产理应由全民监督、全民分享，而不应该像通钢事件表现出来的那样由国资委的几个头头说了算，企业职工连合法表达意见的渠道都极不通畅。可是，为什么我们的改革事业进行到现在，反而变成该改的没改，不该改的却改了？为什么在社会财富极大丰富的条件下，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局面没有出现，一小撮资本寡头倒是长袖善舞？改革初期对当时的经济状况有一个判断，说是“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个说法现在有很大争议。而目前的状况，有没有整个社会正在走向崩溃的迹象？

所有的问号都指向经济改革的方向、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当然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然而，在我们的改革过程中，西方的一些庸俗的经济理论渐渐侵入并占领了我们的一些理论高地，在学界武装了一批又一批知识精英，在政界影响了一拨又一拨官员，瞒天过海地扭转了改革的方向，把整个社会引向失败的道路上区。通钢事件仅仅是众多败象中的一个而已！

正如张宏良先生所说的，中华民族再一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需要再一次拨乱反正，我们需要再一次关注姓“社”姓“资”。我们需要再一次检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到底哪一个是真理？

二、实践已经证伪西方主流经济学

西方主流经济学大致分为两个阵营：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相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机制能搞定一切，主张尽可能地私有化、自由化。这一学派的理论在前苏联、东欧以及拉丁美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频频惨败，又因放松金融监管在最近的美国次贷危机中大失颜面，所以在世界上已经声名狼藉、遗臭各国了。只有我们国内的一些新自由主义的信徒仍在祸害改革，通钢事件就是这些私有化的理论家们折腾出来的。这笔账人民和历史早晚是要清算的，在此笔者就不多说了。

现在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理论还有一定的欺骗性，有些人甚至认为这个理论跟马克思经济理论比较接近，可以借鉴。其实，马克思与凯恩斯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认为资本主义患了不治之症，后者认为资本主义只有疥癣之疾，稍加治疗便可万寿无疆。假如通过操控税率和利率就可挽救资本主义，那么马克思肯定错了。但是实践不信这个邪，当前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让我们见识了洪钟大吕与雕虫小技的差别。

2000年美国科技股泡沬破裂，纳斯达克指数从2000年8月的5000点跌到2002年10月的1300点。美国经济出现负增长，失业率从2000年10月的3.9％上升到2001年8月的4.9％，以后又上升到2002年4月的6.0％。在布什总统的要求下，国会在2001年通过了减税法案，包括直接的退税。2003年5月底，布什再次签署减税法案，减税额高达3500亿美元。在货币政策方面，从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美联储连续13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该利率从6.5％降至1％，为45年来的最低水平。美联储让联邦基金利率在1％的水平上停留了一年之久，给美国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廉价资金。

在这些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下，2001年三季度，美国经济开始回升，GDP同比增长0.2％。到了2003年三季度，GDP增长猛冲到9.7％，达到了1990年以来的最高速度。在这期间，美国房产市场开始红火和膨胀，大批房贷机构纷纷发放次级抵押贷款，有些大型投资银行也成立了专门的部门机构自营这些业务，将次级抵押贷款发放出去后就打包证券化，然后经过评级机构给予完全超乎其实际质量的评级之后出售给全球各地的投资者。这时美联储开始担心长期的低利率会带来通胀后果，着手反向操作。从2004年6月到2006年8月连续17次加息，将基准利率由1.00％提升至5.25％。这一措施无疑收紧了货币的供给，导致房价在2006年由顶部回落，次级抵押贷款的违约率不断上升，最终在2007年夏天引爆了次贷危机。当年9月美联储决定降息0.5个百分点，标志着美联储再次进入“降息周期”。

危机初起时西方经济学家都以为，鉴于次级抵押贷款余额仅有7570亿美元，其中损失估计为1500亿美元，也就是美国GDP的1％左右，这不是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没有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2008年2月，在次贷危机愈演愈烈、失业率屡创新高、美国经济经历罕见收缩的背景下，布什总统签署了国会两院通过的一项1500多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该计划核心内容是通过减税来鼓励消费，进而刺激经济增长，避免经济陷入衰退。但是计划推出后，美国宏观经济出现的一系列出乎决策者意料的负面发展，基本上淹没了经济刺激计划的效果。

美国政府宣布实施经济刺激计划一个月后，贝尔斯登银行的破产拉开了华尔街金融海啸的序幕。接着，两大房贷“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濒临破产被美国政府接管；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控股公司倒塌；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集团被美国银行收购。这标志着美国遭遇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而且不仅仅是美国的危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危机迅速从美国向世界各地扩散，就如当时美国《时代》周刊所说的那样，世界正陷入“任何人都不愿以任何理由借贷给别人的普遍恐慌之中”。为了缓解全球信贷市场紧缩，全球央行罕见地采取了协调降息行动，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美国财政部于2008年9月推出了史无前例的7000亿美元金融拯救计划。即使这样，看起来也不过是投入到茫茫大海的一颗小石头，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2009年2月，奥巴马总统不得不再推出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35％用于减税，65％用于政府投资。然而直到今日，美国经济能否走出衰退尚无定论。

实践再一次证明，宏观调控政策和措施挽救不了资本主义，最终只会越调越乱。每次经济出现问题时，如果不调控，危机马上就会爆发；如果调控避免了眼前的危机，那么危机将在日后以更为猛烈的方式爆发。

三、肃清西方经济学流毒仍任重道远

西方主流经济学事实上已经破产，西方社会又一次兴起“马克思热”。吊诡的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写进宪法的中国，这一次并没有“环球同此凉热”。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虽然在人民群众中早已声名扫地，但他们仍然自我感觉良好，仍然能够影响政府决策，仍然能搞出通钢事件这样大的动静。

英国女王在2008年11月视察伦敦经济学院时，曾问及为何没人预见到金融危机，此举令全世界尚有良知的主流经济学家无地自容。但在中国，情形有所不同。

2003年10月，温家宝总理路过龙泉村，村民熊德明“向总理说了实话”，反映她丈夫的2300元工钱被拖欠。总理当即指示地方政府要解决好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六个小时之内她就拿到了被欠的工钱。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对此无动于衷。

2009年2月，温家宝总理结束在天津的调研准备乘火车返京时，在天津火车站偶遇无钱医治的来自河北张家口2岁白血病患儿李瑞，当即嘱咐随行人员安排孩子到北京治病，并带头捐出1万元钱。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对此还是无动于衷。

2009年8月的一天下午，正在浙江考察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温州市一家购物中心，看望在这里购物的群众。一位顾客对总理说，她想在打工的工厂附近让儿子就近上学，但是问了厂附近的3所学校，都不同意。结果第二天早上问题已经得到妥善解决。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对此仍然无动于衷。

温总理干的是什么？其实就是资源的合理配置。这本是经济学家的份内事，可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除了从西方搬一些垃圾理论来祸国殃民之外，什么好事也不会干。他们撒下的烂污，还要总理替他们擦屁股！要想在世界上找出最差劲的一群人，看来非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莫属。他们是既无耻，更无勇。有这样一群人存在，我们才会真正理解毛泽东当年为何那么看不起只知囫囵吞枣的知识分子。

好在我们可以套用林肯的话说，错误的理论可以在某一个时候欺骗所有的人，或者可以永远欺骗某一些人，却不可能在所有的时候欺骗所有的人。但愿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彻底破产之前，中国能少受点损失，人民能少遭点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