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国没有指导改革的系统经济理论——与韩强教授探讨

看了韩强老师“《中国改革》杂志主编新望公开歪曲历史”一文中关于1992年前中国“经济学家”对改革的推动贡献情况的叙述，贫道觉得虽然确实这个时期吴敬琏先生确实没有做什么贡献，但说对改革的理论贡献主要是其他几个人，也不十分恰当。

 严格的说，90年前的改革并没有经济学家的“理论指导”，也就是没有任何所谓经济理论对这个阶段的改革做过贡献。所谓经济理论，要成为一个系统才能称为理论，几句“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走向的建议说不成是理论。薛暮桥、杜润生、于光远、高尚全、刘国光、董辅、谷书堂、 何伟等确实说过很多话，但顶多是关于商品经济的只言片语，成不了系统。用系统经济理论指导改革的国家是前苏联国家、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的改革是西方经济学家指导下，以西方经济模式为蓝本的改革。而西方经济理论是系统理论。

 说实话，这个时期所有经济学家处于非常尴尬状态，身份、知识、经历等都不足以提出什么理论，而当时需要取得对改革有共识的人，主要是公有制体制下获益最大的城市群体，农民和城市贫民是当时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对改革的共识是先天存在的，而城市中在计划体制下收益比较大的群体，甚至包括知识分子，都很难理解改革的意义，因为他们收益不明显。所谓“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就是这个时期说的。所谓的经济学家夹在中间，提不出什么理论的。

 那么这个时期改革是根据什么理论指导的？可以说没有理论，也可以说理论就是邓小平说：“实事求是”、“黑猫白猫”和陈云说的“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遇见什么影响经济发展的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摸着石头过河”是最形象的描述。

 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有两个理论，一个是“接轨”论，一个就是“摸论”。接轨理论是系统的，因为彼岸明确，就是西方的市场经济，难题只是如何一步一步脚踏实地，不要一脚踏空，人仰马翻。而摸论似乎是一种拖泥带水的，不伦不类的理论，彼岸是不确定的，彼岸本身是求索的目标。把探索目标作为行为准则的活动，没有什么理论可言，要有，也只能是一种方法论和认识论做指导。彼岸确定，只有前进倒退、改革保守之分，决无标新立异之志；彼岸未知，实践中一切土洋结合行之有效之法，都可能是产生新物种的变异基因。对接轨者而言，改革的对象就是30年的计划经济，是在经济、政治、社会层面与国际惯例全方位接轨。对找彼岸者而言，今天的改革，是1840年以来，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探索民族振兴之路的继续。

 摸论把探索目标作为行为准则的活动，没有什么理论可言，要有，也只能是一种方法论和认识论做指导。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绑在一起，照叶利钦的名言，是刺猬与蛇的强迫婚姻，肯定弄不到一起。“四个坚持”与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就是捆绑夫妻，逻辑上说不圆，实践里行不通。只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稳定，离不开共产党，只好摸着石头慢慢来。共产党下台，或者共产党自己渐进转变成社会民主党，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社会主义太超前，回过头来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

 而这个系统的，逻辑周延的改革理论，在上世纪90年代前中国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提出过。因此，现在说这些人有理论贡献，比较牵强。因为以实践和探索为目的的活动中，探索不到一定阶段，不可能形成什么理论。

 那么，这个时期真正研究经济中影响高速发展的每个具体问题是什么，并且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是哪些人呢？不是上面罗列的经济学家，是一批老知青。

 1979年，杜润生组织了一批老知青成立了“农村经济发展研究小组”，对农村经济问题进行调研，最后形成了著名的安徽、甘肃、四川一些试行联产承包的调查报告，这些报告在当年全国农业会议上起到巨大反响，并促成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这可以说是打响了中国改革的第一枪。而这个过程，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没有参与，也没有任何人对这种经济形态做理论分析，以后就是论证其合理性，也无非是“探索彼岸”的马后炮。这个时期，每年的“一号文件”都是农发组搞的。在此后一直到1985年，农发组逐渐补充了一些新大学生和研究生，主要还是知青出身的人），并在周围形成个青年研究圈子，六四后跑到外国的不说，现在的周其仁、周小川、王岐山等，都是这个小组的成员或者圈子成员。这个时期改革就是探索，就是解决问题，没什么理论。

 最能说明这个时期缺少理论指导情况的事情是，到了1985年国家觉得应该把这个负有重大责任的研究机构纳入正规体系中，在成立国家体改委的同时，准备以这个小组为中心成立一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但这时小组成员意见不一致了，周其仁等认为中国改革已经进行了五六年，依然缺少指导改革的理论，现在应该把改革理论研究作为中心，王小强等则认为改革主要还是实证问题，尤其是1985年中央准备开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这些问题很迫切，还是应该以解决现实问题为中心。在无法取得共识情况下，中央决定成立“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主张搞理论的在农发所，主张搞时政的在体改所。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三所一会”中的两个核心研究机构。

 1985年后，城市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是：财税问题：以利润上缴和拨款为体制的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问题；价格问题：已经存在的双轨制价格体系如何变为市场价格体系。这个时期确实有了所谓价财税联动改革还是分步走，双轨制的不同方案。可以说，前者的意见根本不算理论创新，因为这是西方经济学家给出的这个药方后来所有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国家都实施了。而体改所对此进行了一次大型调查（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次非国家统计部门的抽样调查），虽然明知道双轨制会带来“条子”发财等问题，但认为与“一步到位”可能引起的震荡相比，还是取其轻，最后提出双轨制和厂长承包制。而且，体改所提出的不仅仅是建议，有理论分析，还包括操作程序，操作要点的方案。

这个时期，包括商业的三级站体制的改革，包括中东西梯度发展战略，包括沿海开放战略，包括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战略，包括西部开放政策（方案邓小平做了批示，但因六四动乱没进行），甚至对温州体制的调查和肯定，都是这两个机构提出和做体制设计的。这些改革奠定了中国新经济体制的基本架构，成为直至今天中国经济体制的基本形态。

而这些都没有什么理论指导，更不是市场经济理论起了什么作用，甚至可以说，这个时期台面上的经济学家与其说是在搞理论，倒不如说是跟在后面做注释。而且，实际设计改革方案的这些人很少关注这些人在说什么，倒是自己在实践中形成了一些理论。比如体改所宋国青对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方面的实证理论研究。

这个时期，中央从这些机构中抽走了如周其仁、王岐山、周小川等补充到行政机构里。六四动乱彻底摧毁了这些机构，机构解散，人员成鸟兽散，一些去做生意了（比如慧聪老板郭凡生），一些流散在各研究机构中（比如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宋国青），一些到了国外（比如陈一咨）。

任何理论来自对实践的观察，中国没有在90年代走“接轨”的原因，是邓小平不打算接轨，而是要求探索。探索的理论就是摸论，就是实事求是，就是白猫黑猫。只有接轨的理论才是市场经济，才是资本主义。1990年前的改革实践没有最终形成理论体系，是因为六四动乱消灭了这个群体，不是他们没能力成为改革的理论体系。

至于后来显山露水的吴敬琏、张维迎（在体改所时还是个跟着前辈跑的学生，地位比宋国青低的多）、厉以宁等，不仅没有在这个时期做过什么理论贡献，也没有提出过任何关于具体改革的方案，大不了就是支持某意见而已。

中国改革的悲剧在于六四动乱。记得1988年冬在云大与学生对话，一个学生递纸条给郭凡生说：“请对这些年大学生自由化运动做个评价”，记得是冯宛平接着话筒回答的，只一句：“这些运动已经使一些改革的推动者下台了，今后还会让更多的改革者下台”。他没有料到，几个月后使早期改革探索者会全军覆没。

此后就有了吴敬琏，有了张维迎，有了一群号称改革理论家的人在满世界幺喝，幺喝的确实是系统理论，就是接轨理论，就是把西方经济学家早就说了几百遍的，系统而其清晰，有理论有实践的东西（世界银行甚至有个杂志叫《改革经济通讯：转轨》Newsletter about Reforming Economies: Transition。先由世界银行主办，后变成世界银行与The William Davidson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Business School合办。免费赠阅英文版、俄文版和中文版。索罗斯通过匈牙利的开放社会研究所赞助）。而正是这些理论，把巴西、阿根廷、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东欧各国走的路子：贱卖国有企业，全面市场化，在中国推行了。

也就是说，中国80年代的改革确实没有系统理论，因为摸论只能叫方法论和认识论，不能叫经济理论。而90年代尤其中后期中国的“改革”才有了理论，这就是接轨论，就是从西方贩卖来的理论。

 附：

《中国改革》杂志主编新望公开歪曲历史：
韩强
《中国改革》杂志主编新望《张维迎对国企改革有贡献 无愧于国家》2005年 11月13日在《财经时报》 发表文章说：
中国经济学家在三个方面对中国的改革做出了贡献。
　　一个是关于经济运行机制的变革。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前，经济学家 里面，像薛暮桥、杜润生、于光远、高尚全、吴敬琏、刘国光、董辅、谷书堂、 何伟等，包括一些海外的经济学家，都对我国经济运行体制，尤其是关于我们经 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体制的设计上面，做了非常有益的工作。
这段话不符合历史事实，请看：
　　先说“吴市场”。中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全部成就，恐怕可以归结到“市场经济”这四个字。小平同志不是经济学家，但称小平同志为“邓市场”，恐怕 真正是实至名归，恰如其分。老一代经济学家中，改革开放初到1984年中央确定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确立市场取向改革而鼓而呼并备受批评、批判，被责令检 查的薛暮桥、于光远、刘国光包括后来的马洪，称一个“市场”，亦不太过。吴 敬琏先生与80年代初确立市场取向改革基本不沾边，偶尔发言仍然是要大家“按 照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的原则”办事(《 经济研究》1982年第12期16-17页)。1983年他去美国访问学习，1984年7月回来后 商品经济已成定论。不错，20世纪90年代初他是跟在薛暮桥、刘国光后面主张坚 持市场化改革，但薛老会后(1990年)顶着压力给中央写信力主市场化方向，吴敬 琏是等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后几个月才向中央领导写信建议搞市场经济。在“ 吴敬琏自选集”中，他列入自己论述市场问题最早的一篇文章也是发表在1991年9 月。因此，这个“最早提出并倡导市场经济理论”的包装不仅离历史事实相差十 万八千里，也是对那些真正为确立市场化方向付出代价、做出贡献的那一代经济学家们的极大不公正。
　　吴敬琏先生对中国经济研究的主要贡献，其实并不在市场经济，如中国经济学获奖理由所说，主要表现在“综合协调改革论”。该论不仅自成学派，而且确 实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产生了较大影响。1986年国务院还基本按照这个价格、 税收、财政联动配套的改革方案广泛征求意见，准备推行，后终因这种主要靠政 府自己推动的改革各部门阻力太大而搁浅。1988年初，在小平同志亲自推动下， 经济改革被要求提速。当年4月吴敬琏等人又给有关领导交送报告，强调价格改革 的关“早晚要过，迟过不如早过，长痛不如短痛，贵在当机立断”。6月中央正式 通过价格闯关决定。当时报载，消息传来，正在出席一个会议的吴敬琏先生受到 在座同仁举杯祝贺，说他多年来的建议终被采纳成现实。不料闯关决定激起全国 抢购风潮，使价格闯关被迫停止。尽管如此，90年代小平南巡、改革浪潮再起之 后，综合协调改革派的许多观点和主张还多少继续影响了后来的改革。当然，人 们对“综合协调改革论”从名称到内容确实是有不同的评价，但吴敬琏先生的学 术观点自成一体、一派，则是没有疑问的。吴敬琏让人们真正惊讶的是，事后他 不仅把闯关失败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而且就在1989年的风波结束后第三天，吴 敬琏等人在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的内部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总结文章，把“89风波 ”、人们走上街头的原因归结为80年代后期错误的经济发展和改革战略导致的恶果。（《吴敬琏结缘中国千万股民 经济学家该有何种风骨》2005年9月6日《证券市场周刊》）
由此可见，第一批提出市场经济的是：改革开放初到1984年中央确定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确立市场取向改革而鼓而呼并备受批评、批判，被责令检查的是薛暮桥、于光远、刘国光包括后来的马洪， 他们在当时还受到批判。这些学者主张市场经济时，吴敬琏还在宣扬计划经济。吴敬琏在十二大开过之后的1983年还在起劲地批判“市场经济”，甚至说“从计划经济改变为市场经济”的主张是“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主义论战中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反社会主义派的观点相似”。（吴敬琏：《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工业经济管理丛刊》1983年第9期） 大家都知道:2000年以后,哈耶克成了某些主流经济学家宣扬自由的市场经济的楷模.
新望只提1992年，他的排名是：像薛暮桥、杜润生、于光远、高尚全、吴敬 琏、刘国光、董辅、谷书堂、何伟等，而且把吴敬琏放在刘国光前面，这是歪曲 历史。
不过吴敬琏是老实的，他说：
这次受奖人之一的薛暮桥在1980年就在提交中国政府的文件中第一次写进了改革应以商品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纲领性意见。1984年在第二次关于 改革方向的辩论中对于拨正改革方向起了重要作用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 商品经济的再探索》一文是由这次评奖的获奖人马洪组织的。1990年7月在中共中 央召集的会议上，年过八旬的薛老带领刘国光和我与主张“计划取向”的经济学 家们对垒，也充分显示了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经济学家的集体力量。（吴敬琏《 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经济学道路不平坦》《文汇报》2005年3月28日）
新望说：西方经济学家科尔奈。1985年巴山轮会议的时候，科尔奈提出来中国 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有两大类四种模式可以选择：A类，就是计划模式，B类就是 市场模式。A类又分A1和A2两种。A1就是计划指令型的计划经济，A2就是有弹性或 有指导性的计划经济；B1就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B2就是由政府宏观调控的竞 争体制。
这是把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说成是“西方经济学家的 观点”，科尔奈当时搞的是新社会主义经济学，早在80年代前就已经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