鞍钢宪法50年回顾：
从资本主义的工厂管理来认识鞍钢宪法的划时代意义
美国荣誉退休教授 金宝瑜
编者按：
金宝瑜，女，在北京出生于1936年4月10日。1950年随父母去台湾，1960年东海大学经济系毕业，1961年到美国就读于Bryn Mawr大学。毕业前就去工作，1977年取得Bryn Mawr College 经济系博士学位。之后，在底特律市Marygrove 大学教书，2003 年被受于荣誉教授之后退休。
金博士曾任台湾东海大学经济系和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的客座教授，是台湾著名的进步学者，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批判论述颇多，对美国社会有较深的了解，对大陆的社会主义革命亦有研究。近年来，她的较有影响的著作和文章是《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危机》、《中国农业的发展和问题》、《美国民主政治六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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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鞍钢宪法诞生50周年的时刻，我们重新讨论鞍钢宪法的重要性是非常有必要的。50年前，毛主席就看出鞍山钢铁公司党委坚持政治挂帅后，实行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的改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把它命名为“鞍钢宪法”。毛主席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新法提高到宪法的高度，可见他对鞍钢改革是极端重视的。50年前，我们一般人无法理解鞍钢宪法的深刻意义;而今天，我们确实认识到鞍钢宪法是办好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保障企业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大法，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我们要深刻了解鞍钢宪法，还必须先了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本质上的区别。目前一些专家学者有一种说法，认为鞍钢宪法是一种企业管理的方法，既可适用于社会主义企业也可适用于资本主义企业，并认为鞍钢宪法的精华已被一些美国和日本企业所采用，因此现在中国也应该再度重视这种“管理方法”,不要再让它“墙里开花墙外香”了，好像鞍钢宪法已经在墙外香了起来。事实上，日本或欧美所实行的一套工厂管理，绝对不是我们现今所要纪念和实行的鞍钢宪法。我们千万不可把鞍钢宪法看成只是一种“管理方法”。因为鞍钢宪法是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得到实施的。
本文首先要说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本质上的区别，从而认清为什么鞍钢宪法只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中才有可能得到实行。之后，还要讨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家在企业中是怎样处理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对立关系。下面要着重说明，福特汽车公司是怎样运用泰勒的“科学管理”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
到了20世纪70年代，福特制的那套管理办法已经失灵了，资本主义企业又争先恐后地向丰田汽车公司学习“瘦身管理”的办法。不管是福特制还是丰田制，它们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和一些专家顾问们设计出来的对付劳工的策略，用来处理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对立关系。这种策略的最终目的，是要用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来增加对劳工的剩余价值剥削，以便获取企业的更高利润。本文最后一节，要进一步讨论鞍钢宪法的重要性以及它的划时代意义。
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要了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还得从所有制谈起。目前有不少对体制改革的批评不完全正确，一般是从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角度出发，有些人用“国退民进”来说明社会上许多矛盾的起因。当然，我们理解从这个角度来批评体制改革是有其道理的。因为在体制改革进程中，工人们所遭受的苦难几乎都是由于私有化造成的。人们都看到了，当企业属于老板私人所有时，企业主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就不惜一切手段来压榨工人。但是国有制并不等于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因此只用国有还是私有来分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不正确的，因为国有制也可能是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
改革前，中国的工业企业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怎样的一个制度呢?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之下，个别企业不是一个单独的核算单位。个别企业生产所需的材料、能源、厂房、机器设备等都在国家的经济计划中统筹办理。国家根据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来决定要优先生产什么、各种产品的数量、品种来制定五年计划。在实行经济计划的五年中，有时要作一些调整。经济计划可以将有限的资金、生产材料、所需劳动力等作合理的安排。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生产资料的价格和产品的价格都不决定于价值，也就是说价格不反应价值。企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需要支付的工人工资(包括各种福利)全部由国家提供。全国各地企业的工人都一律享有八级内的工资和应得的健康保险、住房、子女教育、食物补贴等各种福利。少许工资上的差异只是根据各地生活费用不同所作的调整，工人的工资基金由国家直接拨发。
因为价格并不反应价值，所以个别企业账目上的利润多少和有无亏损并不反应企业经营的好或是不好，也不决定一个企业应该扩张还是应该缩减，甚至关闭。企业的扩张或缩减是根据计划，不是根据一个企业的利润还是亏损。举例来说，当时国家为了促进农业机械化，就在计划中将农机的价格订的很低，这样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才能买得起农机，因此生产农机的企业在账面上是亏损的。另外，当时因为物资缺乏，在社会主义计划下，有限的物资都用来保证大多数人的基本生活，不鼓励人们在基本生活之上的消费。所以一些不是完全必要的消费品的价格就订得较高，像一只手表可能要卖一百元人民币，以当时的工资来说，这价钱是很高的。把手表价格订得高，是因为在当年国家物资条件下，不鼓励每个人都要有手表，不像今天手表价格低到有些人有好几只手表。因为手表价格高，生产手表的企业在账目上会现出很高的利润。但是，生产农机的企业不会因为“亏损”而减产或倒闭，生产手表的企业也不会因为“利润”高而扩张。亏损由国家补上，赚钱则将利润上缴国家。
因为价格并不反应价值，所以企业经营的好坏，有效率或无效率是不能以企业是否赚钱来衡量的。评估一个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是否有效率，是以多、快、好、省为标准的。而且每个企业都用它过去的纪录作基础，再进一步努力，继续创历史新高。虽然不能说每一个社会主义企业都经营的非常有效率，但是至少大多数企业的效率是很高的，一些落后的企业也在努力追赶先进的企业。
每个企业工人的工资福利直接来自国家，企业不能用经营亏损为理由来解雇工人。这就是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国家可以保证工人的终身职和工人所享有的各种福利。在实行社会主义的30年中，修正主义者不断地企图用合同工来取代工人的终身职，他们想出各种办法来砸破工人的铁饭碗，并认为如果工厂实行了合同工制，工厂可以随时解雇工人，用从农村释放出来的劳动力来替代，并利用来自农村的劳动力来压低工资和降低生产成本。只是由于屡次反修的群众运动，修正主义者的计划，每次都无法付诸实现。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因此，工人生活上的各种需要包括：吃饭、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都是作为生产目的而得到保障，工资和福利都由国家直接拨发，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得到保障，就是社会主义优越性中的重要一项。(社会主义还有更多的优越性，将在另一文中再作说明。)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一个国家多么富有，也无法保障充分就业，因此工人阶级从来没有得到工作保障和免于失业的安全感。在这次经济危机中，美国有许多工作了几十年的工人、工程师、甚至低层管理者都被解雇。三年来按官方统计，美国失业的人数增加了800多万人，并且在失业人中，有40%的人已经失业了6个月以上。事实上，实际的失业人口要比官方的统计高出很多。从80年代初美国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来，劳动生产效率不断地提高，资本的利润猛升，但是工人的实际工资停留在原地不动，甚至下降。与此同时，许多大公司除了将生产移向国外，还开始用大量的临时合同工来取代以前的正规工人，许多大公司将工作大量外包，以求降低成本。承包商也多半雇用不必付福利的临时工。临时工在工作忙时拼命加班，公司的生意淡下来时，就几个月没事做。这些年来，工人阶级只好用加班、做两份工、和借债来维持生活水平不下降。其实，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相对的贫穷化。在这次经济危机的3年间，大批失了业的工人到了生活不能维持的地步，他们曾在大量广告的宣传下，靠借钱来消费，失业后无法应付大笔的债，连房屋贷款都付不出，房子就被银行收回拿去拍卖了，一家大小无家可归，好多人每天都只靠一顿的救济午餐来维持，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的绝对贫穷化。
体制改革之后，首先各工业企业都转为单独的核算单位，然后改革者鼓励各企业之间彼此竞争，开拓市场，谋求最大利润。在企业单独核算后，企业的利润成为企业经营好坏的标准，只有能赚钱的企业才能扩大生产，亏损的企业只有大量解雇工人，甚至工厂宣布破产倒闭。改革者再进一步将企业厂长和经理的工资奖金与企业的利润挂钩，因此厂长和经理就使尽了各种办法赚钱，包括行贿，再度大规模解雇工人。改革者又允许企业将亏损部门拍卖，只保留赚钱的部门，企业再度以亏损为理由，将亏损部分关闭，解雇工人。每个企业经营的目的就转换成牟取最大利润，不再考虑工人的生活。因为赚了钱就能扩大投资，再以扩大生产规模来获取更多的利润。在牟取最大利润的前提下，即使是国营企业也必须将工人的工资和福利看成经营的成本，而“好”的经营者必须想出各种办法将这成本不断地压低。这时我们的精英们就请教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学。精英们说中国的企业人浮于事，必须裁员。当企业转变成以赢利为目的时，解雇工人，削减工资，拉长工作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取消工人的福利，都是必然的结果。这就是由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上不同，而必然产生不同的结果。
社会主义公有制也被称为全民所有制。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着眼于全面的发展和所有劳动人民的需要。虽然称为全民所有制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工人所享受的工资和各种福利，农民还无法完全享受到。但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根据国家计划，而国家计划是按照中国经济全盘发展的重要原则来制定的。全盘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生活上的需要，不只是工人阶级生活上的需要，也是农民生活上的需要。不论是工业的发展还是农业的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和提高工人农民的生活，除此之外，加速机械化是为了减轻工人农民的劳动强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论是新的生产设备还是新的生产技术，都是为了增加生产，以便进一步满足人民的需要和减轻人民负担这个目的。当然，当时在帝国主义包围下，中国不得不用一些资源来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也是保障人民工作和生活的稳定所必须的。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生产目的上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生产中的劳动程序也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把机器、厂房和生产设备看成是死劳动，其意思是说，当初生产设备是由劳动力制造的，现今这些生产设备内所含的是过去的(已经死了的)劳动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厂房等是资本家的私人资本，资本家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资本增殖。所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行生产是要活的劳动力为资本(死劳动)增殖服务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产业工人不把机器设备当成协助他们生产的工具。事实上，在流水线上工作的工人，把机器设备看成是压迫他们的东西 —— 是流水线超快的速度控制了工人无间隙地操作，是流水线上过细的分工决定着工人不断地重复一个只需几秒或十几秒的简单操作。这是从人类使用工具以来的一个新变化，因为自古以来，生产工具都是为了协助人生产的，工具等于是人的手的延伸，自从人使用生产工具以来，生产工具都是由人来控制的，也就是说生产者控制生产工具。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工具反过来控制生产者，也就是说死劳动控制活劳动。这一点在下一节中还要再仔细说明。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机器、厂房等生产设备是为生产者所用的，工人把生产用的机器设备当成帮助他们生产的工具。在社会主义的工厂中，我们看到工人如何爱护他们的机器。前几年在曹征路写的《那儿》的小说中，我们看到口述者的小舅对工厂里的那部机器如何的爱护。这说明了小舅把那部机器看成是他的助手，而不把机器看成是与他敌对的东西。在社会主义时代，我们常听说工人师傅在星期日或是节假日自动地到厂里去检查机器。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放不下心，担心工厂没人的时候机器会出什么差错，没有人去照顾。我们也曾屡次看到，在工厂的厂长宣布要关厂时，工人如何保护工厂里的机器。这样的事是不可能发生在资本主义工厂里的。在资本主义的工厂里，工人最高兴的是机器发生故障，因为他们可以趁机会喘口气。也有很多时候，工人故意以砸坏机器作为一种抗议。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面对着一个永远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基本矛盾。资本要增殖，必须在生产过程中取得利润，因此资本家必须购买劳动力。利润是靠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获取的，就是劳动者所创造的总价值减去要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那部分(即此时劳动者最必需的生活材料)，这就是资本家要付出的工资和福利。要增加剩余价值，一方面必须增加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像延长劳动时间、加强劳动强度等;另一方面就是要降低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工厂管理者的做法是必然和工人的利益相反。所以，虽然资本主义一大堆企业管理的理论，资本主义大学中的商学院有专门设立的管理学系，每年都要制造出许多管理学的硕士来，但是这些管理论述总是不出如何从工人身上压榨出更多剩余价值的范畴。企业老板和他们雇的经理还请了心理学家来协助他们，心理学家们也有不少企业管理的论述，他们的主要贡献就是利用他们对人心理的研究，想出一套办法来使工人高高兴兴地接受剥削，而不起来反抗。但是要工人接受更低的工资、更少的福利、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高的工作强度，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才可能达到这些目标，那就是工人不得不依靠这份工作才行。为此，必须有一支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只有在失业率高，工人找工作难时，工人才只好忍气吞声地按照资本家的要求去劳动。即使这样，也无法保证他们不起来反抗。
为了对付工人的反抗，资本家就借助于国家机器来镇压。资本主义国家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
资本主义是一种资本剥削劳工的社会制度。要维持这种剥削制度的稳定，不能只靠个别的资本家和经理，它需要一个适合于资本积累的经济和社会的大环境。这个大环境就是要靠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来创造和维持。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一方面企图调和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另一方面还要调和资产阶级内部彼此之间的矛盾。为了便利资本的积累，国家的任务也包括修桥梁、建公路和铁路、建海港和机场，改进交通和通讯系统。资产阶级国家更需要设计一个金融和信用管理体系，还需要一种适合资本主义运转的教育制度。要维持一个适合资本积累的大环境，就必须有军队、警察、法庭等暴力机器来镇压工人的反抗、维护资本主义的秩序，还要一套适合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机制。所以，要维持资本主义再生产，就需要建立一套庞大的国家官僚体系。
在美国工业快速发展的20世纪初期，美国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允许产业工人组织工会(后面说的技术工人的小型行会组织除外)。当时许多产业工人开始组织起来进行非法罢工(也称野猫罢工)。特别是到了30年代经济大恐慌时，产业工人组织工会已经达到空前的热潮，发展到资产阶级国家无法镇压的地步。资产阶级逐渐认识到，如果允许工人组织工会，反而有可能比较容易控制工人的行动。工会可以将工人的行动正规化，可以明文规定只有在与资本家谈判达不到协议时才准许罢工，这样将不会搅乱生产，反而有助于资本家维持生产的秩序，有利于资本积累。因此美国的资产阶级国家就通过法律将组织工会合法化。社会上很多的改变都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先斗争，斗争胜利了，原本不合法的行动就变成合法了。但是在美国的产业工人工会成立后，政府就千方百计地控制工会，把领导组织工会的积极分子(像美国共产党党员)赶出工会，使工会一步步失去了领导工人向资本家斗争的能力。
战后50年代，经济发展的很快，失业率低，这个时候各工会能为会员争取到较高的工资增长，在福利方面也有很大的改善。这时，美国国会就赶紧通过了对工会不利的法律。各大公司像福特、通用汽车公司，各大钢铁公司等都加紧进一步机械化来取代工人，使得工会会员不断减少。到了70年代，一方面大企业用提高产品售价的方法把高工资的负担转嫁给消费者，另一方面因为美国侵略越南战争带来的政府预算和国际收支的赤字，使得美国的物价上涨失控。这样的发展无利于资本积累，因此到了80年代初，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带头重新整顿世界资本主义的次序，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是由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来为美欧垄断资本打头阵，利用由它们所控制的世界金融贸易组织，来迫使全世界国家放松或取消对资本的管制，使资本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任意自由流动。美国的资本家就可以加速把生产迁移到发展落后的国家，从墨西哥、南韩、台湾到中国。这时美国的各大公司都不用再去理会工会的要求了，他们随时以把工厂迁移到别的国家相要挟来迫使工会退让。在资本帝国主义全球化下，全世界没有工作的人都成了美、欧、日资本的产业后备军。与此同时，美国的工人阶级逐渐进入了相对贫穷的困境。
这一节主要说明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资本主义在本质上的不同。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工人阶级和企业之间的利益不是对立的，因为工厂的生产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满足工人、农民和一般都市居民的需要，而不是为追求个别企业的最大利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企业管理者不是为了最高利润而用尽一切伎俩来压榨工人。在经营社会主义的企业时，工厂的管理者不把工人的工资和福利看成是必须不断压低的成本。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企业和工人之间是对立的关系，这个对立的关系是资本与劳动力对立关系的具体实现。
二、资本主义制度下针对资本家与劳工对立关系的工厂管理
这一节要介绍在“福特制”下所执行的泰勒“科学管理”，还要说明在这一套管理下，资本家如何处理资本与劳工之间对立的关系。福特制的管理，到了上世纪70年代出了问题，此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工厂管理被丰田制的“瘦身管理”所取代。福特制为什么会出问题?丰田的瘦身管理究竟是怎么管理的?这一节主要说明资本主义企业内如何处理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并讨论为什么资本主义的管理不能解决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对立关系。
福特汽车公司――从一家小工厂发展成大规模流水线生产
福特这位大资本家，是从生产自行车起家的。福特所建的第一个生产小汽车的工厂，每天只生产一部汽车。到了1909年时，福特汽车公司每年生产11000部汽车，都是用同样的生产程序。工人首先作好一台汽车的底盘，将底盘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然后装上车身，再装上引擎和各种零件。当年的底盘、引擎、车身和各种零件都没有一定的规格，所以装配起来不一定刚好扣合，要靠技术工人敲敲打打才能装得上去。车的引擎也要靠技术工人一件件地安装才能完成。技术工人就围在车身附近工作，非技术工人和学徒就在汽车装配的地点与工厂放零件、放工具的地方之间跑来跑去。
福特是个有远见和野心的企业家。他看到这样的生产效率很低，就开始做各种改善的实验。他首先将装配的汽车各部分和各种零件规格化和标准化，所以装配时就无需技术工人敲敲打打才能装上去。规格化和标准化是大规模工业生产的一个必然过程，这跟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无关。福特作为一个精明的资本家，他必须考虑如何降低生产成本。福特在设计未来汽车工厂的生产技术和程序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考虑是：如何将原本需要技术工人生产的部分，分割成好多个不需要技术操作的小单元。这样做，就可以用非技术工人来取代技术工人。20世纪初时，美国的技术工人的人数有限，在工业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供不应求。当时技术工人拥有自己的工具，而且各行各业的技术工人都已经有他们自己的行会，他们的工资要求高，而且如果资本家要他们加速工作或是降低工资时，他们可以拒绝，必要时可以罢工。
资本家认识到，因为技术工人掌有特殊技术，所以很难控制他们。 这些工人不但可以要求较高的工资，而且他们可以对生产程序有一定的控制。譬如说，某件工作一小时可以完工的，技术工人就硬说要两小时。对工人来说他们干得快些只是给老板多赚钱，对自己完全没好处，他们喜欢工作得轻松些，有时停下来和朋友聊一会天，资本家或是工头看到生产因此耽搁下来，只能干着急，却没有对付他们办法。对资本家来说，他购买了十小时的劳动力。工人就应该无间隙地工作十小时。工人的“懈怠”使资本家无法谋求更高利润，但是因为生产要靠工人的技术，也就无可奈何。到了福特正在设计新自动化工厂时，他很清楚地认识到，如果要加速生产，那必须能够控制整个生产过程，尽力减低对技术工人的依赖，用随时可以解雇的非技术工人来取代技术工人。
1910～1913年间，福特在底特律城附近的一个村庄(就是后来的Highland Park 城)盖了一座新的工厂。这家工厂设置了流水线的设备。在这个新工厂里，汽车的引擎不再是由一个技术工人和几个帮手在一个固定的地点完成。新的生产程序将引擎的装配分割成很多简单的小步骤，靠流水线的流动操作来装备。从流水线的头到尾都站着工人，需要装配的引擎到了工人的面前时，工人就完成他的那部分工作。流水线上的工人不停地工作，等走到最后一站时，引擎就已经装好了。福特最原始的引擎流水线设计，是把需要复杂技术的工作分割成一百个简单的步骤，每一个步骤都由工人不停的地重复一个只需几秒钟或十几秒钟的操作来完成。这样的新设计，使引擎生产不再需要技术工人了。福特的工头控制了流水线的速度，使生产一台引擎所需的时间减少一半。
除了引擎，整个车身也是在流水线上完工。福特同样地将车的底盘的生产分成很多小的步骤，靠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步一步地完成。他再用控制流水线的速度来降低所需的时间，使得生产一台汽车底盘所需的时间由14小时降到90分钟。这样的改革使福特基本上解决了他在生产上对技术工人的依赖。他把大部分技术工人解雇了，用非技术工人来替代。底特律在20世纪初时，有大批来自东欧的移民，大部分新移民在他们自己国家时都是农民，没有做过工人。这些非技术工人没有任何组织，不断进来的新移民把工资压得极低。求职的工人很多，工厂不怕找不到工人，因此可以随时将工人解雇。福特公司的工头用各种规章制度来严格控制工人，工人彼此不能交谈，连上厕所都要限制，工人迟到或旷工就被扣工资。在这样的条件下，企业主完全控制了整个劳动程序。工人不但在严格的控制下无间歇地生产，而且被工头欺压，上工时工头不把他们当人对待，就连星期日有时还得到工头家里去打扫或修理房子，那时的工人所受的待遇简直和封建时代的农奴没有多大差别。
福特的工头把生产线的速度不断加快，加快到了工人难以忍耐的地步。而且每个工人的工作都极为单调无聊，每天不断地重复一个只需几秒到十几秒的动作，许多工人实在受不了时，就辞职不干了。1913的一年中，福特工厂的生产需要1,400工人，就是因为工人上工几个月就不干了，福特当年必须先后雇52000工人才能补得上离去的工人。每雇用一个新工人，从招工到训练，需要一笔花费。为了解决这个工人随时离职的问题，福特将每小时工资从2.25美元增加到5美元。那个年代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高的工资，比一般工厂的工资高出一倍。高工资吸引了从美国各州各地赶来的求职者，在福特大门外排了长队，有时甚至等上几天几夜。从福特的这些做法上，我们可以看出资本家对付工人的伎俩不出两种：物质刺激和严格管制，也就是俗话说的胡萝卜加大棒。
福特提高工人的工资之后，他的工头就把流水线的速度再加快。在快速流水线上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的工人，常常累得昏倒过去。这时他们就被工头拖到工厂门外，反正还有很多工人在外面等候。虽然一天有5美元的高工资，但是工厂每年只开工7个月到8个月，夏天工厂停下来维修，汽车销售量降低时，工厂也停工。等再开工时，工厂重新挑选工人，被挑上的都是年轻力壮的，年纪稍为老的或是体弱的就被淘汰了。所以工人永远生活在不知何时将会失业的威胁之下。
福特对流水线的设计与泰勒所提倡的“科学管理”有关。福特开始设计新工厂的流水线时，泰勒的“科学管理”已经小有名气了。泰勒在1903年时就已经成为美国提高生产效率的有名顾问。下面就把泰勒和他提倡的“科学管理”作些简单的介绍。
泰勒的“科学管理”是怎么一回事?
泰勒出生在美国费城的一个富有家庭。他年轻时辍学，到他父亲朋友开的工厂当学徒。他的这种行为很不寻常，因为一个富家子弟去当学徒，不是很体面的事。但是，正是在他当了几年学徒，后来又当了几年工人再升为工头所学到的经验，奠定了他未来成为出名的管理顾问的基础。
泰勒出名后到美国国会作证，向议员们讲解他的一套“科学管理”。泰勒说，他设计这套“科学管理”的动机，来自他当工头时对付工人的痛苦经验，并向国会叙述了这段经验。泰勒当过几年学徒后，就在一家钢铁厂里的车床车间当技工。他说，与他一起的有20多个人，工厂每周开工6天5夜，工资是按件计酬。按件计酬，一般对工人不利，因为工人为了多赚点工资就越做越快，加速赶工的结果是降低了每一件的工资。因此在计件工资下，工人必须团结合作，尽量将工作速度降低。泰勒作证时说，我们每天只做我们能做的数量的三分之一。泰勒被提升工头后，很诚实地对他工友说：从现在起，我跟你们不站在一边了，作为工头，我必须从工厂管理者的立场出发，我将尽一切努力来把生产速度加快。他的工友对他说，“那你就成了一头该死的蠢猪，我们不会让你得逞。”
泰勒在国会作证时说，他当了工头之后，就用各种办法加快生产速度，工人们也就用各种办法抵制他。开始时，泰勒训练几个新工人，教他们车床工的技术，也教他们怎样加快速度。可是这些新工人一开始工作就把速度减慢下来。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是跟那些老工人一致的，他们不想为老板拼命卖力。在彼此斗争中，泰勒的工友问他，“你若还是工人的话，你会怎样做?” 泰勒诚实地说，“我会跟你们一样尽量把工作速度减慢。”这样的斗争持续了两年多，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泰勒决定在训练新工人时，要他们承诺在学会了技术之后，每小时一定得做出一定数量的产品，否则就扣工人们的工资。这样的做法，终于逼着新工人加快工作。这时，老工人也只好加快他们的工作速度。然而这场斗争并未结束。此后，新老工人联合起来破坏机器，使得几乎每天都有机器发生故障。泰勒说，他很熟悉工人这种对付工头的伎俩。工人们是用这种破坏性的办法来对付工头的。他们向老板说工头已经把生产速度增加到连机器都承受不了的地步。这样，就把责任推到工头的身上了。泰勒又想出新招：谁要是破坏机器，谁就要被罚款。在厂方全力支持下，经过3年的斗争，泰勒获得了成功。
泰勒在这场斗争中深感到，技术工人对生产有很大的控制权，资方要取得控制权，就要花太多的心血和精力与技术工人作斗争。有了这次成功经验后，泰勒就致力于研究如何把技术从工人手中夺过来。因此，所谓泰勒的“科学管理”，就是研究如何把复杂的技术分解开来，成为很多简单的步骤。这些简单的步骤，完全可以由非技术工人来完成。泰勒还进一步研究工人，怎样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一个简单的步骤。他要工人做各种不同的操作，然后用运动员那种记时表来测量每种操作需要几秒钟可以完成。在泰勒的研究中，他知道不可能所有的操作都不需要技术。但是，他可以用分工的办法把技术分割开来，不让任何工人控制一个完整的技术，这就使工人失去对生产过程的控制。
哈瑞•巴雷曼 (Harry Braverman)是位马克思主义者，他对泰勒的“科学管理”有很深入的研究。他在1974年出版了《劳动与垄断资本》这本书，上面谈到的有关泰勒的生平及泰勒在国会作证的陈述，就来自这本书。巴雷曼把泰勒的“科学管理”的基本原则进行了3点总结。下面就对这3点作些解释：
第一 ，将生产程序与工人的技术分开。
资方经他的经理们尽量从工人当中搜集各种有关技术的资料，并掌握每种生产所需要的时间，这样就可以对工人进行全面控制。
第二，将所有需要头脑思考的工作从生产车间移出，集中在完全由资方控制的计划部门和设计部门。
巴雷曼说，资方为了取得全面控制，必须将原来由工人策划和思考的部分从整个工作中分离出来，只剩下需要工人动手做的部分。巴雷曼认为这种作法是违反人性的，因为人之所以不同于一般动物就是人在动手之前，先在脑子里构思和计划该用什么步骤来完成一项工作。资方不允许工人构思和计划，就是为了控制工人。被控制的工人则失去了工作的动力，变成一个不能有意志的、任人摆布的傀儡。
第三，当资方和资方的经理们掌握了所有有关生产的资料后，他们只需要列出一个清单，再由工人按步骤去履行。
这样一来，管理阶层就可以硬性规定工人每天要做什么工作，工作中的每个细节，工人在规定时间里必须完成的工作。
福特在设计新自动化工厂时，泰勒已经是知名的管理专家了。我们可以看出福特的流水线生产，就是把泰勒的这几条管理原则付诸实行。
福特制的“科学管理”为什么失灵了?
从上世纪20年代起，福特和其它大汽车公司都用加快生产线的速度来提高劳动效率。工人对生产程序失去控制，工资又被压得很低，他们决定只有组织工会来与资方对抗。上世纪30年代，美国工会运动蓬勃发展，通用汽车公司在1937年承认汽车工会，并与工会签订合同。福特延至1941年，才不得不接受汽车工会。有了汽车工会后，工会与资方签下合同，而合同中就规定了一套规章制度。如果工头的作为违反了合同中的规定，工人可以起诉，再由一个劳资双方合组的委员会来裁决。工会每3年与资方签订一次合同。在每一次签订合同时，工会设法给会员争取较高的工资和较好的福利。工会也与资方制定了按工龄的高低进行解雇或退休的制度。(资方先解雇工龄短的，工作30年的工人可以退休。)在经济繁荣的50～60年代，美国的汽车销售量逐年增加，资方尽量避免工人罢工，怕影响到生产，工会趁此机会为工人争取增加工资和福利。可是工人的待遇有所提高后，公司就用汽车加价的办法补回较高的成本。虽然工会成立了，但是它无权挑战资方所策划的劳动程序，只能在资方的一些做法上进行一些小的调整。工会也无权过问资方影响工人的许多重要决定。像资方决定将工厂迁移到工会力量较薄弱的南方，工会也不能阻挡。工会也无权过问资方进一步自动化，用机器取代工人的决定。因此，有工会比没有工会好，但是工会能够为工人争取到的权益，除了工人可以起诉外，也只限于增加一些工资和福利，只限于浅薄的经济层面，不可能在经济和政治上作什麽重大的改变。
60～70年代，美国产业工人的待遇同现在比较是相当好的。可是汽车工人和其它大工业的工人，对他们工作的满意度却是很低的。他们认为，每天都在忍受着单调无聊的工作，又无法改变这种现状，工会也帮助不了他们。许多工人到汽车公司打工，就是想趁年轻时苦于几年，多挣点钱，退下来后再找别的工作。可是结了婚，有了孩子后，开销越来越大，就退不下来了。我教书时，有一个学生曾在汽车公司工作了10年，他所做的是一种极为简单、只需几秒种的磨工，每天就不断地重复这几秒钟的简单工作。由于工作时吸进了很多金属粉末，后来他得了肺部疾病，躺在医院修养期间，他开始考虑后半辈子是不是就这么过下去，是不是只为了多挣点钱，继续干那种极为单调无聊又伤害身体的工作。最后他决定辞去工作，回学校读书。他说，他比他的工友有利的条件是，他没有结婚，没有家庭的负担，所以可以辞去工作。另外，只有生了病，躺在医院里才有时间思考，做出了这个重要的决定。否则，每天下工后都累得半死，吃了晚饭后在电视机面前发呆一阵子，就得去睡觉了，一天一天的就这样过去了，没有精神来想任何事情。
到了60年代末，报纸杂志上，甚至学术刊物上，开始较多地报道产业工人对工作不满状况的信息。这时，除了工厂中的蓝领工人用旷工和迟到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外，在办公室工作的白领工人也有很多抱怨。本来办公室的工作都是由秘书来处理的。秘书的工作多半由妇女来担任。她们负责记录、打字、接电话等。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虽然当个秘书并不是什么好工作，可是总不像蓝领工人的工作那样单调无聊，工作上有点变化，而且不像生产线上的工人被管制得那么严格。然而，到了70年代初，各大公司为了提高办公室的工作效率，就采取新的分工办法。他们不再用个别秘书记录和打字，而是先由经理采用录音机把需要的文件录下来，然后把打字员集中在一大屋子里，带着耳机边听边打字。这样，管理人员就可以控制住她们的工作进度，管理员随时纪录打字员的工作时间，打字的速度、和离开打字台的时间。这使打字员的工作不但变得单调无聊，而且必须加快速度，她们对自己的工作完全失去控制，因此她们感受到的工作压力和疲倦，并不低于蓝领工人。我的另一个学生对我说，她本来还满喜欢她的工作，但是在工作的程序改变后，她再也无法忍受，所以决定回校念书，以便转业;她还发誓，不让她的女儿干这行。
巴雷曼在书中说到70年代初时，汽车公司工人的旷工人数持续上升。根据《财富》杂志在1970年的一篇报导，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的工人，平均旷工率达5%，周一和周五更高达10%。还有很多工人迟到，工头每天早上都得急忙地找替工。工人也常抗拒加班，并常与工头争执。还有些工人不高兴就索性不干了。福特在前一年有25%的人辞职，有的工人甚至一天工没干完就走了，连工厂欠他的工资也不要了。巴雷曼说，1970年凯斯来与汽车工会签订合同时，资方说有一半工人还没有完成他们90天的试工期就走了。同一年，福特在底特律郊区的一个工厂，每个月有8%的工人辞职，这个工厂为了维持5000个工人，每年必须新雇4800个工人。这些现象都表明，工人越来越不情愿接受这种非人的工作环境。
工人的抗拒严重地影响到生产效率，因此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美国联邦政府特别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来研究美国工人对工作不满的问题。这个专案小组对工人的不满所引起的后果作了如下的报告：
“结果是工人的旷工率、辞职率和野猫罢工不断地增加，从工人对工厂进行破坏，生产品质低落中，都显示出工人的工作意愿很低。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研究更加证实了工作上的问题已经连带地引起了其它的问题，包括工人身心健康、家庭的稳定性、社区的参与和社区的凝聚等，而且使人对社会和政治的态度趋向极端化，导致吸毒、酗酒、暴力与其它犯罪不断增加。”(巴雷曼：《劳工与垄断资本》第31页。)
这篇报告很值得重视，它显示出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福特的“科学管理”，用尽了一切手段来控制产业工人，以便扩大汽车业和其它大型工业的发展。一方面，资产阶级大量地并快速地增加了资本积累;而另一方面，这种违反人性的劳动程序，却遭到工人的不断反抗。在资本主义大国的工厂里，经过近70年的实践，证明了福特的“科学管理”，不再能有效地控制工人。因此，资本家必须策划对付工人的新策略。这就是：一方面用“全球化”来为资本找到新的出路;另一方面就是采用丰田制的“瘦身管理”。
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一方面要对付工人的反抗，另一方面还必须解决在本国内产能过剩，导致无法持续扩大积累的困境。这就是为什么到了80年代，美、欧、日资产阶级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重整了资本积累的大环境，用“全球化”作为他们资本扩张积累的新策略。“全球化”用各种具体的政策来清除垄断资本在世界各地扩张的障碍，使资本可以自由地将生产移向别国生产，也借此为资本开拓了全世界的市场。“全球化”便利了垄断资本在世界各地投资，将工业生产转移到拉丁美洲和亚洲，最后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大量移向中国。
经过30年的发展，资本不断地将生产从资本主义大国外移。今天在美国、欧盟、和日本能有一份工厂的工作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大多数的工人都只好转移到服务业工作。服务业(除了像一些财经方面高级服务业外)的工作工资低，而且多半没有福利。因为到工厂找工作困难，所以有一份工作就谢天谢地了。这样，就使资本处于有利的地位，较容易使工人就范。“全球化”，一方面给美、欧、日的垄断资本扩大了积累的范围，另一方面，垄断资本将许多工厂关闭外移，并可以随时用工厂外移作为威胁，来迫使工人做出各种让步，工人不得不接受实际工资的下降和福利的削减，工会也只好同意资方用临时工来取代正规工人。资方这种分裂工人的伎俩，使得工人更难以团结，工会的会员不断减少。在这中情况下，工会已经完全失去了与资方斗争的能力。近年来，工会在与资方所订的合同中节节败退，工人被逼得无路可走。在工厂内，资方就用丰田制的“瘦身管理”来制服工人。
什么是丰田制的“瘦身管理”?
“瘦身管理”是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大野奈一(Taiichi Ohno)，在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策划出来的一套工厂管理制度，也被称为“丰田制”。日本在战败后，一切物资都非常缺乏，因此在生产上一定得尽量节约，这就是“瘦身”这个名称的由来。丰田制的“瘦身管理”名扬在外，那是80年代以后的事。产生“丰田制”的主要原因，就是上面所说的70年代时，美国各大汽车公司面对着难以解决的劳资矛盾，以及与这种矛盾相关联的产品质量低劣和生产成本过高的各种问题。当时国际汽车市场上，日本的几家大汽车公司不但迎头赶上，而且超越了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在1955年时，日本的汽车产量只是美国汽车产量的1%，而到1980年时，日本的汽车产量已经超过美国。
美国汽车公司的总裁和高级管理，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想学习日本的管理制度。1983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和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合资在美国的加州建厂，次年投产小型汽车。这个汽车厂是美国第一个采用“瘦身管理”的工厂，取名为新汽车联合制造公司。(这家合资的汽车公司，下个月就要关门了。)除此之外，80年代中期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取得了世界几家大汽车公司和美国、日本、及欧洲政府的资助，开始了对丰田制长达5年的研究。这项研究，调查了横跨三大洲的90个汽车工厂，研究的结果由三位教授写成一本名为《改变了世界的机器》的报告。这三位作者大力推崇丰田汽车的生产制，他们用劳动生产效率和汽车的质量来显示丰田制的优越性。平均来说，日本几大汽车公司生产一部汽车只需17个人工小时，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生产一部汽车平均要25人工小时，欧洲几家大型汽车公司生产一部汽车平均要36人工小时。不但如此，日本公司与美国和欧洲的汽车公司相比较，质量上要少50%的问题。这本书更进一步说，在丰田制下工作的工人，也不像福特制那样只能接受从上到下的指令。丰田制将生产分成几个人的小组来完成，在小组中由工人、技术人员、和小组长一起工作，工人可以发挥一定的自主性。因此，有一些学者就把丰田制宣传成工厂内的“民主”。在技术方面，这本书说工人可以掌握好几种不同的技术，并且轮流做不同的工作，不像福特制下的工作那么单调无聊。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们因此大力推荐，他们说所有的汽车公司和其它大型工业生产都应该立刻采取丰田的生产制度。
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一套“瘦身管理”，就因此红了起来。但是对这个似乎近于完美的制度，越来越显示出它各方面的问题，我们应该进一步来探讨。丰田制在美国比较广泛地被采用后，有更多的实际具体的材料，跟随而来的是对丰田制的批判，特别是从工人立场上的批判。
丰田制生产的座右铭，就是不断地增加效率和不断地提高品质。增加效率就是为了降低成本，提高品质就是为了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争取更多的顾客，以便增加销售量。销售量越大成本也就越底。因此丰田制的“瘦身管理”的目的，就是追求更高的利润。我们从名字上就可以猜出“瘦身管理”的意思，那就是要不断地除去“多余的浪费(肥肉)”达到瘦身的目的。“不断地”是由日本的“Kaizen”翻译过来的。在实行丰田制的工厂里，到处都贴满了“Kaizen”，也就是说，不是达到一定程度的瘦身就可以满意了，而是必须不断地无止境地继续瘦下去。瘦身的范围包括节省材料、节省空间、节省能源、节省人工等等。长期以来，通用和福特的生产都是为了使生产线不间断，而在各方面留有余地。像在仓库里总是有富余的原材料和零件的存货，在生产线上也会有几个后备工人，可以在有人不来上工或迟到时补上。但是对“瘦身管理”来说，这些余地都是多余的浪费，都是必须减掉的肥肉。
“瘦身管理”的“无库存”，就是要将生产时所需要的材料和零件的存货降到最低，最好是能做到在开始生产需要原材料和零件时，货车刚好把它们运到，马上能上生产线。因此，每天早上在丰田汽车公司的生产地(丰田城)的路上，都排满了运零件的大型卡车，准备给丰田送货。有人说丰田把公路当成了它的免费仓库。事实上完全没有库存是很难作到的。因为原材料和零件的供给商很难完全准时地把货送到。但是“瘦身管理”把这个难题交给供应商去解决。供应商为了预防万一，只好留一些余地，但是这个费用只能由供应商来负担，由他们来伤脑筋。丰田保持“无库存”就省去了仓库，也省去了因保持库存所占用的资金。丰田在加拿大所设的工厂也是用公路作为它的仓库，早上也是大卡车在公路上排长队，准备送货。有一次这家工厂的工人与厂方发生纠纷，许多工人的家人就起早开了车把公路挡住，使大卡车无法准时把货送到。
“瘦身管理”在生产程序上把工人分成好多个小组，并且将每个小组工人的人数降到最低，一般小组内有4个到6个工人，并规定每个小组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完成一定的指标，不留任何余地。所以如果有人不来上工或是迟到，小组里其他人必须负责加快工作，把损失补上。这样就使得工人不敢不来上工或迟到，因为他们怕会给组里其他人增加负担。资方这样做，就把工人旷工和迟到的棘手问题反过来交给工人自己处理。工人怕给组里其他人带来麻烦或者怕被其他工人骂，即使生了病也常常勉强带病上工。
“瘦身管理”铲除了任何与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人员，用“瘦身管理”的话来说就是铲除任何与直接增加价值无关的工人，像机器的维修工人或是清扫工人。在福特或通用汽车这些工作都专门有人负责，但是“瘦身管理”把这些工作都交给工人的小组负责。每个小组有个小组长，小组长的事也很多，他(她)要安排工人的工作时间，如果有工人不来上工，小组长要自己来替补，他(她)还得负责纪录工人的工作时间，和安排工人加班，就连工人上厕所也得小组长认可。小组长还得负责品质管制，安排机器维修和解决生产上的任何故障。
上面说过“瘦身管理”必须不断地减少生产上所需要的资源，不断地提高生产的数量。譬如说，要生产一定数量的汽车，经过计算要用多少资源。但是在生产时，资方就把所需要的资源减少10%。等到生产能够顺利进行时，资方再把资源减少10%。在对“瘦身管理”批判的文章中，作者把“瘦身管理”称为“施加压力的管理”;也就是说，用不断地抽走生产所需要的资源，来对工人施加压力，以便取得更高的劳动效率。
渡边勉(Ben Watanabe) 在日本从事工运，他在底特律见习时，我邀请在我的课堂上演讲。他给学生介绍了丰田制的工厂情况。他说，工厂中各处都设有显示灯来反应生产进行的状况。如果生产运转顺利不发生故障，会有绿的显示灯出现。这时负责管理的人就要注意了，因为如果老是出现绿灯，那可能是所安排的资源过多了，这时必须再抽走一些资源，譬如说，再减少工人人数，或将流水线的速度再加快。但是如果工人人数太少，生产线的速度调得太快，因此引起了生产上的故障，显示灯会出现红色，那也不理想，因为生产故障会耽搁时间。“瘦身管理”认为这两种情况都不理想。最理想的是把生产的速度调得尽量的快，又不至于发生故障的程度，在这个最理想的速度下显示灯出现黄色。“瘦身管理”就是要把生产线维持在显示黄灯的速度。这样工人就得在生产即将中断的威胁下紧张地工作。在日本汽车生产大量增加后，生产管理不断地瘦身的结果，不但工作的伤害快速增加，而且更多的工人的精神和体力再也支持不下去。渡边勉说，为了给因过度劳累而猝死的工人提供服务，日本的社会福利部门还特别设了一个电话热线。由此可见，因过度劳累而猝死的人已经不只是少数几个。
一个统计资料也显示出工人在“瘦身管理”下工作比福特制下还要紧张得多。在福特制的工厂中，平均每一分钟工人不停地工作45秒，而在丰田制的工厂中，每一分钟工人不停地工作57秒。对实行丰田制的工厂来说，无止境地瘦身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但是它们把这样做的恶果转嫁到工人身上。
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报告中，作者们强调丰田制的民主和工人在生产中的自主性。日本的几个大汽车公司都在美国和加拿大设厂生产。在这些工厂中日本资方也采用了“瘦身管理”。这些公司为了表示管理者与工人之间是不分等级的，在工厂中，管理者的衣着与工人一样，使人进入工厂时分不出谁是管理者谁是工人。而且不像一般美国的工厂，管理阶层有他们自己的小餐厅，在丰田制的工厂中，管理者和工人一起在自助餐厅吃饭。这一切都是要表示工厂的民主管理。而且在小组里工作的工人可以随时提意见，这是为了说明工人对生产的参与，这些做法都是为了企图解决福特制下工人的反抗。当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生产的资源并不控制在工人手中，如果工人真正掌权，他们总不会把自己逼迫到快要累死的地步。就连麻省理工学院对丰田制极力推崇的三位教授也承认，丰田制也还是福特制的延伸和更加细致化，使生产更适合今天的不稳定市场和更激烈的竞争，它并不是一种崭新的工厂制度。因此，所谓“后福特主义”并不代表与“福特主义”截然不同的一种新管理制度。
日本的工厂能实行“瘦身管理”，有它一定的社会基础。日本在二次大战战败后，统治阶级要日本公民加倍努力，用生产上的优势来征服世界，以便清洗国耻。日本政府还用国家资源有计划地来支持各种工业的发展。到了50年代，虽然日本企业已经是现代大型企业的组织，但是这些现代企业也继承了不少战前日本家族企业的传统。企业主替代了家族的家长，他们向工人灌输企业与工人本是一家人的思想，企业主用终身供职来换取工人对企业的忠心。从战后到80年代的40年间，日本的工业生产从纺织业，到汽车业，再到电子业超越了欧美，产品征服了世界市场。在出口不断扩张的情况下，日本的企业主可以实现他们的承诺。所以，战后日本第一代工人享有终身职，不怕被公司辞退。但是也只有大工厂的正式工人才享有终身职，在其它小工厂做包工的，工人多半不做全工，而且可以随时被解雇。大工厂的工人为了表示对公司的感激，也为了自己工作的保障，就忠心耿耿地为资方效劳。日本能在短短的20年间就一跃而成工业强国，一大半都应该归功于日本工人的勤奋。
到了80年代，日本的各大工业就存在着大量的产能过剩。这时日本的资本就大量转移到东南亚投资，多余的资本就投向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到了80年代末，日本股票市场和房地产的泡沫破灭，从此日本的经济陷入不能自拔的长期危机，直到今天危机尚未终了。日本的资本家也进一步将生产移向国外。在这20年中，日本的各大公司再也无法维持工人的终身职，日本的经济和社会在这些年中经历了翻天的变动，企业与工人本是一家人的神话从此破灭了。日本公司移到北美生产，在美国和加拿大更难维持企业与工人本是一家人的神话。
“鞍钢宪法”绝对不是什么“后福特主义”
在网上看到崔之元教授的一篇旧文《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在这篇文章中，崔教授是为鞍钢宪法辩护的。他反驳汪丁丁的看法。汪丁丁认为中国必须先搞“福特主义”生产，才能再搞“后福特主义”生产。崔教授在文章中说明，福特式的生太过于僵化，并以垂直命令来实现厂内分工的办法已经过时了，已经被称为“后福特主义”的“丰田生产方式”取代了。崔教授还说，“丰田生产方式”不再是用从上到下的垂直命令，而是注重“团队合作”。他认为“团队合作”里有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者，因此就是“鞍钢宪法”中的三结合。因此，崔教授认为，“鞍钢宪法”就是“后福特主义”。
崔教授进一步说明“福特主义”注重“大批量生产”，固然有降低单位成本的好处，但是因为固守这种僵化的大规模生产，使得福特不能应付需求的“多样化、特殊化和不稳定”。崔教授称赞“丰田生产方式”的灵活性和对质量的注重。他用里查•术伯哥 (Richard Schonberg)的话来说明“丰田生产方式”的优越性：
“‘丰田生产方式’的重大创新在于‘即时或无库存生产’。‘无库存’的妙处，不仅在于节约库存成本，更在于即时暴露生产中的质量问题。在存在库存的情况下，工人可以被动地按照管理者的命令埋头生产，不问上、下道工序的半成品的质量;但是一旦库存没有或很少，工人就不得不关心上、下工序的质量，积极互相‘团队协作’，从而及时发现和解决质量问题。”(术伯哥原文，崔之元翻译)
上面已经说明了丰田制的生产管理，并不是与福特式完全不同的管理。近年来，“丰田式生产方式”之所以得到资本主义管理学者的赞赏，主要是因为这种生产方式可以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除了因无库存而降低了对资金的占用外，也由于这种生产方式对多样的产品和不稳定的市场销售量有较灵活应变的能力。许多西方的管理学认为，从成本和质量上的考虑，这种生产方式与福特制相比有它的优越性，也是日本汽车公司能够战胜美国汽车公司的主要原因。
在与汪丁丁的辩论中，崔教授说明福特制需要稳定的市场，而在今天除了计划经济之外是不可能有稳定市场的，而回到计划经济显然不是汪丁丁(也不是崔教授)所希望看到的。因此，崔教授对“福特制”的批评和对“后福特制”的赞扬，都是以21世纪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前提的。因为21世纪的市场变化无常，所以“后福特制”的随时应变能力，可以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崔教授也了解到实行“后福特制”有一定的困难。他这样说：
“‘后福特主义’的‘全面质量管理’、‘无库存生产’，恰恰旨在发挥每个劳动者的主动精神……然而，真正使每个劳动者发挥积极性是不容易的，它要求生产关系的相应变革，使劳动者能分享工资之外的利润。这就必然触犯资方和管理者的既得利益。”
虽然崔教授认识到要每个劳动者发挥积极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要求改变生产关系。但是崔教授对改变生产关系的理解，是工人可以从资方那边分到利润。换句话说，他认为，工人的积极性可以依靠资方的物质刺激起来，因为有利润可分，就会主动地积极起来。这样的讲法，是与鞍钢宪法的本质完全相反的。因为物质刺激就是资本主义的胡萝卜加大棒这种一体两面的管制工人的一套。
从崔教授的这篇文章看来，他把工人的积极性看成要靠与资方分利润才能刺激起来，他把工人对质量的注重看成是由于没有库存逼出来的。 崔教授看不到工人阶级一旦掌握国家政权，成为国家和企业的主人后，就会产生极大的主动性和自觉的能动性。崔教授对鞍钢宪法的了解和诠释，显然是不正确的。
资本主义的任何工厂管理都不可能解决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对立关系
崔教授所犯的错误就在于他认为，鞍钢宪法仅仅是一种工厂管理制度，而这种工厂管理制度既可以适合于社会主义也可以适合于资本主义。他不去分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本质上的区别。在资本主义的企业中，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最大利润。要获得更高利润就只有增加企业的收入和减少企业的成本这两条路。在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的今天，增加收入不容易，所以减少成本就更加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比起福特制来，在丰田制里更是分秒必争。
崔教授的文章中还提到瑞典的Volvo汽车公司的创新，这家公司两个工厂的确在劳动程序上作了相当根本的改革，特别考虑到如何便利工人工作，为了减少工人的压力，他们取消了流水线的生产，并给工人很大的自主权。工人对这样的改革非常满意，这是唯一的一家汽车公司在它的两个工厂内能作到的。但是这家公司的两厂已经相继在1989年和1994年关闭了。
在资本主义的企业内，无论用什么办法也不可能做到工人把工厂当成是自己的。资本家为了谋求利润而生产，向劳动者购买劳动力，工人在工厂中给资本家工作8小时或是10小时，就是把这8小时或10小时卖给资本家了。资本家从工人手脑腿脚中所要的，是最大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要工人在工作时间内创造最大的价值，但要工人领取最小的报酬(工资加福利)。不管是福特制还是丰田制，代表资本的管理阶级都必须用各种办法，从工人体力脑力上挤出最大的剩余价值。如果做不到这点，就不可能被资本主义管理学所称赞。这就是为什么丰田制的“瘦身管理”，在资本主义各国里会红得发紫的根本原因。但是资本主义国家是劳资对立的国家，有代表资本利益的赞美也必然就有代表劳工利益的批判。本文就是从工人立场上对福特制、丰田制的批判。(本文后面附上一个有关福特制、丰田制的一些书籍的名单。)
下面一节将谈到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也要讲求效率和注重品质。但是提高效率和品质是实行鞍钢宪法的结果，并不是实行鞍钢宪法的目的。
三、1960年毛主席宣布“鞍钢宪法”诞生的划时代意义
在记念鞍钢宪法诞生50周年之际，我们能够进一步讨论这部办好社会主义企业根本大法的重要意义，是非常令人振奋的事。最近在网上看到好多篇有关鞍钢宪法的文章。凡是在社会主义工厂做过工人和干部所写的文章，在分析上都非常深刻，也非常感人。他们的亲身体验，使他们认识到鞍钢宪法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特殊意义。但是有少数学者由于缺乏这方面的认识，他们就把鞍钢宪法的真实意义曲解了。他们把鞍钢宪法曲解成一种管理企业的方法，其目的只是为了企业经营的更有效率。在新中国建国后，各方面的物资都极其缺乏，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生产当然要有效率，每个企业都要节省资源和人力。这就是前面所说的社会主义企业要讲求多，快，好，省。鞍钢宪法，从1960年宣布，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才在工厂中普遍实行。鞍钢宪法的推行，当然增加了企业的效率，那是由于工人把工厂当成自己的，因此愿意把自己所有的力量都贡献出来。
什么是鞍钢宪法的实质?为什么鞍钢宪法如此重要?
正像许多在社会主义工厂中工作过的工人和干部所写的，鞍钢宪法的实质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社会主义国家就应当是由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国家。而工人阶级真正当家作主，他们不但要拥有当家作主的权利，还必须能够管理国家大事，包括国家的内政和外交。在内政方面，工人阶级应当管理经济(工业、农业、交通运输、通讯 金融、贸易、国家及地方的预算等等)军事、社会各项事宜、以及文化、教育等等。在外交上，工人阶级也应当拥有独立自主权和主动管理权。工人阶级要管理那么多和那么复杂的事，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做到。因此，在短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事，很大部分只能由工人阶级的代理人来运作，那就是共产党。我们说，短期内无法完全做到，并不是说永远都不能做到。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成立后，必须立即开始朝着工人阶级全面当家作主的方向进行努力。工人阶级可以首先在他们的工作所在地，即工人们所在的工厂里当家作主，开始处理各种重要的事情。这是很自然的，也是很合理的。鞍钢宪法就是给工人首先在厂内当家作主提供了若干关键性的具体步骤。
为什么“两参”那么重要?“两参”是干部参加劳动和工人参加工厂管理。这样做，并不是只为了工厂能够更有效率地运转，更重要的是为了逐步取消干部与工人之间的界限。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管理阶层与工人之间始终有一道鸿沟。其根本原因是：管理阶层是代表资方的利益，而资方的利益是与工人的利益相对立的。就像前面讲的泰勒经验，当泰勒一旦升为工头，他就对他的工友说，从此他必须站在资方的立场来管制工友。在更现代的资本主义企业中，管理阶级分成好多层次，有关厂里的各种事情的决定权在那个阶层手里，都有很明确的规定。而且不同的管理阶层的职位，都要求有一定的管理经验和一定的学历。因此管理阶级一般都是有权的，他们所掌握的权力的大小，决定于他们的阶层的高低。管理者意味着他们有学问、有知识。虽然在工厂的实际工作中，他们不见得比工人懂得多。可是普通工人是被看成无权、无学问和无知识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管理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永远都存在着不可打破的界限。从最初开始，任何一个美国的工业城市，都必然存在着工人住的社区与经理们住的社区之分别(高阶层管理者与低层管理者，又有居住社区上的分别)。尽管在“瘦身管理”的小组运作中，用了各种方法要淡化管理阶级与工人之间的区别，并加重“团队精神”，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管理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那道鸿沟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有着这道鸿沟又如何“团队“得起来?因为这道鸿沟就代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基本矛盾。
新中国成立之后，工人的地位大大地提高了。工厂中的干部对待工人已经不再像解放前工厂内工头对付工人那样，可以说已有天壤之别。但是干部与工人在职位上的分工还是继续存在的。干部(管理者)与工人(被管理者)之间的区分仍然是存在的，如果不去改变它，这种区分就会固定下来。而且，如果工人阶级在他们的工作所在地都不能当家作主，不能管理工厂的各项事务，那他们怎么能够掌管国家事务呢?如果工人阶级不能掌管国家事务，那他们怎能称得上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翁呢?因此，鞍钢宪法中的“两参”，确实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与“两参”连在一起来看“一改”，就不难理解“一改”的重要意义了。“一改”就是改革工厂内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任何大型工厂的运转都需要有规章制度，但是在资本主义工厂里的一套严厉的规章制度，主要是用来对付工人的。在早期福特的工厂中，工头对工人可以随意指使，工头的话就是制度。到了工会成立后，工人的处境改善了不少，工厂与工会所订的合同中将工厂内的规章制度一条一条地列出来，并且明文规定：如果工人违反这些规章制度，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如果工头错待了工人，工人有权向工会提出诉冤，工会和厂方代表再想办法解决这些诉冤。因此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一套严厉的、主要是针对工人的规章制度，资本主义工厂如何可以运转起来。
当然，为了确保生产的顺利进行和工厂、员工的安全，在社会主义的工厂企业里也必须有规章制度，只是必须改革或取消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尤其是必须改革只针对工人的、束缚工人们当家作主的监管制度。资本主义企业的那套规章制度，是用来强迫工人顺从私人老板、为私人老板卖命的苛刻法规。而在社会主义企业里纪律不应该是由外部强加于工人的，而是工人自觉地遵守企业生产经营所必须的规章制度。鞍钢宪法的实质，就是要工人们当家作主，使工人们意识到，所有社会主义工厂企业，都不再是资本家用来牟取利润的手段，而是成为给所有的工人们提供生活和福利的基础。鞍钢宪法从而激发工人内在的生产、革新的主动积极性和创造性，自觉地遵守各项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们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性，就会像孟泰、王崇伦、王进喜、郝建秀等劳动英模一样地发挥出来，从而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来。所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不是鞍钢宪法的本质，而是鞍钢宪法得到实行后所必然产生的结果。
“三结合”是在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上，由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一起合作来推进。这一点与前两点同样是对工业企业的社会主义创新。在较早的资本主义工厂中，生产必须依靠技术工人。在产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工人们在技术研发上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他们还组织自己的数学研究协会，可以说那时还没有工程师与工人之间的分工。但是到了20世纪初之后，在福特制的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下，资方刻意把工人手中的生产技术夺走。因此，在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大企业中，工人不参与任何有关技术的改革。任何的技术改革都完全操纵在企业主及其管理层的手里。像福特汽车和通用汽车，都在远离工厂的地方设立技术研发中心。泰勒主义就是故意把生产分隔成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两部分，由资方完全控制脑力劳动部分。泰勒认为，这样工人就会像一个木偶一样，完全听从资方的支配。但是作为人，就是不要被当作木偶，决不甘心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泰勒主义从开始就是注定要失败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是要逐步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逐步废除由脑力劳动者来指挥、控制体力劳动者的压迫制度。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绝然分开的社会，就会变成孔老夫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黑暗社会。
“三结合”的技术研发，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可以促进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工具的改进。从表面看，好像所有的科学技术都是没有阶级性的，而从本质上看，事实正好相反。所有的技术都打下了阶级的烙印。像福特研究的流水线操作技术，就是专门为了对付工人的。要求工人参与研究的技术，就是要剔除那种专门对付工人的技术。此外，“三结合”还有更重要的意义，那就是要逐步消除工厂内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在工厂内如此，在社会中也是如此。一个理想的社会，必然是要求能够促使人全面发展的、具有最大潜力的社会，必然要求使每个人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一个理想的社会，决不容许一批专门用脑的人来策划、指使、压迫被他们认为没有脑子的、愚蠢的人。
很显然，鞍钢宪法的实施，必然会遭受持有资产阶级偏见的人们的强烈抵制和反抗。因此，鞍钢宪法首先要求社会主义企业的工人和干部，努力提高政治觉悟，坚持政治挂帅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只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鞍钢宪法才有可能得到推行;也只有遵照鞍钢宪法的要求，不断改革企业里的不合理规章制度，逐渐取消生产指挥者与生产劳动者之间得区分，鞍钢宪法才能够得到切实的推行。
庆祝鞍钢宪法诞生50周年的重大意义
今天，我们重新来认识鞍钢宪法时，决不可把鞍钢宪法看成只是一套狭义的工厂管理方法。鞍钢宪法有它更为广泛深远的意义。确立鞍钢宪法，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只有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普遍建立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普遍推行鞍钢宪法，也只有在鞍钢宪法能普遍推行时，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比较巩固和健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鞍钢宪法的诞生，表示中国在走社会主义道路上踏出关键性的一步。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证实了坚持走社会主义的人必须坚持与修正主义斗争。鞍钢宪法是同主张物质刺激、反对政治挂帅，主张一长制、主张采用临时工、反对职工终身制、极力要求砸毁职工“铁饭碗”等资本主义倾向的政策进行斗争的结果。鞍钢宪法诞生后，这种斗争仍在继续，直到今天也没有停止过斗争。
鞍钢宪法是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毛主席领导的所有的社会主义改革都是创新的，都是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尝试过的，鞍钢宪法也不例外，世界上从来没有过任何国家在工厂里做过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尝试。因此，鞍钢宪法和其它社会主义革命一样，都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此，我们能在鞍钢宪法宣布50周年后，不但庆祝它的诞生，并且再度讨论它，使它发扬光大，是极为有意义的事。
目前资本主义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严重的、并且将会持续很久的危机。这次危机不仅是经济上的，在美、欧、日国家内也正在经历着政治的和社会的危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大国借“全球化”之名，加强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将它们的危机加速地转嫁给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这30年中，落后国家的人民受尽了一次次危机的袭击和历次危机带来的苦难。落后国家的广大人民进一步认识到，他们的苦难来自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本国统治阶级的压迫。他们看到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世界上将会经历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决战，在这个决战过程中，落后国家的广大劳动人民和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是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主要力量。这将使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又一次改革，包括鞍钢宪法将被普遍推行，将再度大放光辉。
(由于本文不是学术论文，所以没有细加注解，也没有引用许多专家的话，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下面的一些参考书。)
参考书：
①Babson, Steve, Working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②Babson, Steve, ed. Lean Work, empowerment and Exploitation in the Global
Auto Industry,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③Bettelheim, Charles,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China,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④Braverman, Harry,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⑤Clawson, Dan, Bureaucracy and the Labor Process, the Transformation of U.S,
Industry, 1860-1920,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0
⑥Katz, Harry C., Shifting Gears, Changing Labor Relations in the U.S. Automobile
Industry, The MIT Press, 1985
⑦Kochan, Thomas A., Russell D. Lansbury and John Paul MacDuffie, ed., After
Lean Production, Evolving Employment Practices in the World Auto
Industry, MIT Press, 1997
⑧Moody, Kim, Workers in a Lean World, Un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Verso, 1997
⑨Smith, Tony, Technology and Capital in the Age of Lean Production, A Marxian
Critique of the “New Econom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0
⑩Womack, James, Daniel T. Jones, and Daniel Ross, The Machine that Changed
The World: The Story of Lean Production, Rawson Associates, 1990
美国荣誉退休教授 金宝瑜
20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