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马克思主义兴起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的最新流派之一，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全球化和后工业社会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沿问题，我国学术界对其研究起步较晚，对它的研究也还未达成共识，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缺乏深入探讨。本文拟对晚期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主要理论问题和基本特征进行探讨，以深化我国学术界对晚期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一、晚期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

　　国外学术界较早明确使用“晚期马克思主义”(Late Marxism)术语的是詹姆逊。在《晚期马克思：阿多诺或辩证法的坚持》一书中，詹姆逊在探讨阿多诺和后现代主义的关系时，将阿多诺的马克思主义看作是“我们当今需要的”晚期马克思主义。詹姆逊所称之为的“晚期马克思主义”就是指“产生于现存的晚期资本主义体制，即后现代时期、或曼德尔所称的信息资本主义或跨国资本主义的第三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晚期马克思主义”最初被视为詹姆逊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学术界，最早引入晚期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是张一兵教授，按照他的判断，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外马克思主义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大致呈现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和“晚期马克思主义”三种态势。所谓“晚期马克思主义”是指“活跃在当前西方左派学界中的一群至今坚持主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构架来重新解决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以此为界定标准，詹姆逊、德里克、哈维、凯尔纳、伊格尔顿、奈格里和哈特等人可以看作是晚期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由于对多元立场的强调，“晚期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理论学派，而只是对理论旨趣或立场、观点相近的一类学者的指认。因此目前给出一个关于晚期马克思主义的准确和完整的定义域，揭示其理论的共性还较为困难。但是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划定若干标准把晚期马克思主义同其他西方左派激进话语区别开来，从而规定晚期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和论域。具体说：第一，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大多公开声称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这与已经公开站到了反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后马克思主义严格区分开来。第二，相较于其他马克思主义的新激进思潮，晚期马克思主义立足于资本逻辑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这使他们在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所凸显的诸种问题时更能揭示问题的本质及根源。第三，晚期马克思主义对后现代主义持坚决的批判立场，反对后现代政治对阶级政治的抛弃，坚守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宏大政治信念。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描绘出晚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规定，即晚期马克思主义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生产方式分析范式去分析和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流派。它从分析资本积累和生产方式入手探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进程中的诸种新问题和新变化产生的根源，揭示出后现代主义内在的资本逻辑，从而得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资本仍然是唯一的逻辑”的结论。因此，它强调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有效性，固守解放政治信念，主张联合宏观政治和微观政治，实现人类总体解放。

　　二、晚期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

　　晚期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确定了其研究对象，我们还必须进一步确定其问题域，确定其基本论域和理论问题。笔者认为，晚期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

　　1.全球化探讨。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与扩展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因而探讨全球化的产生动因、全球化的内涵、本质成为晚期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内容。詹姆逊、德里克、哈维、凯尔纳、奈格里和哈特等人分别从文化、历史、地理、技术、政治角度展开对全球化的研究。詹姆逊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是在其对后现代研究的基础上生发而来的。后现代理论强调的是一种多元和差异，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正体现出多样性、多元性的特点，然而在这种多元文化共存的表象背后，我们面对的却是更严重的同一性。“现在首要的是愈加强烈的同一性(而非差异性)，迄今自治的民族市场和生产地带向单一地区的迅速同化，民族性生活必需品(如粮食)的消失，和地球上所有国家不得不统一而成为我在前面提到的那张新的全球劳动分工。在此，开始激发我们的全球化思考的是在规模上新的无与伦比的一幅标准化图画，一幅被迫进入世界体系的统一的图画。”

　　为什么全球化中文化呈现出差异性和同一性的巨大反差呢?詹姆逊指出，后现代虽然高扬多元和差异，但由于后现代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没有根本改变，后现代性不仅没有颠覆资本逻辑，反而更进一步使文化和经济彼此渗透，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即消费文化。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跨国资本主义通过世界市场将不同民族的文化纳入同一的市场之中，以同一的生产模式与标准生产出消费意识形态和产品，使全球趋于资本的同一性。因此，可以看到在全球文化多元化背后是更深层次的经济的同一性。詹姆逊虽然是从文化层面去考察全球化，但他追问的是文化背后的经济动因，目的是给后现代这种意识形态祛魅，从而能够揭示出全球化与资本的本质联系。

　　作为历史学家，德里克强调从历史角度理解全球化，把当前的全球化理解为资本主义的一个新的阶段，它的特征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一次脱离了它在欧洲的特定的历史起源，表现为真正全球性的抽象”。所谓“资本主义的全球抽象”就是说当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使资本主义从作为单位的民族国家中抽离出来。资本主义从地方走向了全球，形成了新的霸权形式，即跨国资本霸权。德里克重点分析了这一新的控制和支配形式。跨国资本依靠跨国公司的灵活扩张将资本主义的文化观念、价值标准、生活方式扩展到更广地域，不断改造、同化、吞并地方性、民族性文化，跨国资本霸权就是以这种灵活、隐蔽的方式实现着全球资本主义霸权的扩张。德里克对资本主义“全球抽象”性质的分析极为准确地把握了当代全球化的性质，而他对跨国资本霸权所导致的新型压迫关系的指认也十分准确有力。

　　哈维则侧重于从资本积累的空间生产与地理扩张的角度来解读全球化。他认为，资本主义通过采取空间修复策略来为资本积累开拓国外新的空间以解决资本主义体系内的资本过度积累危机，在资本不断向外地理扩张的过程中，全球化随之发生了。“‘全球化’术语的兴起所预示的事情之一就是深刻的资本主义地理重组，使许多关于‘自然’地理单元——资本主义历史轨迹就发展于其中——的假定变的越来越没有意义。”哈维指出，当前的全球化实质上就是一种新帝国主义，通过剥夺性积累方式进行掠夺和破坏，不断加剧全球不平衡地理发展，导致全球空间结构从空间资源、生产资料的占有到消费资料的分配到处都充满着激烈矛盾和对抗。

　　凯尔纳对全球化的分析与其“技术资本主义”理论是一致的。“技术资本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是试图把新技术与资本主义社会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强调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对全球化的认识上，凯尔纳通过批判技术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重申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技术决定论的错误在于将全球化过程中的技术革命视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外的独立因素，忽视了资本逻辑的主导作用;而经济决定论则忽视了技术革命给社会、经济、政治以及人们日常生活所带来的新变化。因此，全球化应理解为技术革命和全球资本主义重组的产物，其中经济、政治、文化诸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凯尔纳主张对全球化采取辩证态度，既揭露其资本霸权的一面，关注全球新型剥削和压迫，又要揭示其内涵的抵抗因素，强调全球化促进民主变革和重建社会的积极面。

　　奈格里和哈特把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进程视作帝国的全球性统治的确立。伴随着全球市场和生产的全球流水线的形成，生产和交换的主要因素，如金钱、技术、劳动力、商品等越来越容易超越国界而在全球流动，民族—国家的主权不断衰落，由此一种新的全球主权形式正在出现，奈格里和哈特将其命名为“帝国”。“与帝国主义相比，帝国不建立权力的中心，不依赖固定的疆界和界限。它是一个无中心、无疆界的统治机器。”“帝国”虽然消除了国家、地区的界线，但并没有消除剥削和压迫，因为“帝国”仍然是通过维持、制造、扩大国家、地区间的差异来巩固资本在全球的支配力量。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到，在全球化问题上，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坚持将全球化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进行探讨，从而得出了共同的结论：当前的全球化是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其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广度(地理范围意义)上和深度(不断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上的扩散。在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进一步强化了资本霸权，将人们的视线由发展中国家的被统治状况转移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以跨国资本这一新形式掩盖了原有的剥削和压迫形式。因此，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全球化基本持批判态度，试图通过自己的理论揭露全球化话语背后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2.后现代主义批判。晚期马克思主义力图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内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批判，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后现代主义兴起的原因。晚期马克思主义强调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现实根源，所以它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化风格，恰恰相反，它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变化在文化上的反映与集中表现。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社会各领域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具体而言：

　　在经济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福特主义转向更加灵活的资本积累模式。哈维认为，灵活积累体制凸显的是资本的灵活流动，它突出了现代生活的转瞬即逝、变动不居和偶然意外。因而，后现代主义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兴起与流行正是资本积累模式变迁的必然结果。在政治上，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法国的“五月风暴”失败之后，政治左派将反抗的领域转移到生态运动、女权运动、和平运动、反种族主义等新社会运动中，由此促成了后现代话语的产生和进一步蔓延。正如伊格尔顿所强调的：“无论后现代主义出自其他什么地方，它也是，并且主要是一场政治失败的后果。”

　　在哲学社会理论上，20世纪60年代法国学界开始流行语言学结构主义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主张用语言、社会结构、符码等描绘社会现象，从而消解了自笛卡尔以来的主体性概念，拒绝一切人本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由此盛行。凯尔纳认为，60年代法国知识界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导引了后现代话语的诞生。可见，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分别从不同角度为我们揭示了后现代主义产生的现实根源，同时也印证了詹姆逊的著名论断“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第二，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这一问题上主要持两种不同观点：其一，强调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断裂关系。詹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表现了我们跟现代主义文明彻底决裂的结果，指出“在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期之间，我们的文化发生了某种彻底的改变、剧变。这突如其来的冲击使我们必须跟过去的文化彻底‘决裂’”。其二，否认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突破性发展，强调两者之间的连续性。“在现代主义广泛的历史与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运动之间更多的是连续性，而不是差别，后者是前者内部的一种特定危机。”

　　实际上，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把握取决于其是否承认后现代社会已经来临。詹姆逊认为纵然后现代主义的元素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既相类同又相连续的，但“后现代”已然发挥了与“现代”截然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作用。在现代主义那里，艺术的典型特征是对商业文化的抵制，而在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主导下，商品化的逻辑已经全面深入文化领域。因此，詹姆逊认定当前时代是一个与先前时代不同的新的历史时期，即后现代社会。与此相反，伊格尔顿、哈维、凯尔纳等人虽然肯定后现代现象的存在，但都断言后现代社会并没有到来。凯尔纳说：“我们所处的当下时刻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转型时期，它还不允许我们明确地断言我们已经跨入了一个充分发展的后现代性。”哈维也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基本规律仍然在发生作用，社会的剧烈变化在表面上显得更像是转移，而不是某种全新的后现代社会出现的征兆。

　　第三，后现代时间和空间的新变化。时空体验的不同构成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重要界限，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后现代境遇下的时空状况问题作出了自己的理论阐释。詹姆逊认为，历史意识的丧失成为后现代时间观的一个重要特征。后现代主义盛行的形象文化将传统的连续的时间观念组合或拼贴到当下的符号和形象文化产品中，使人们再也无法体验到那种从过去通向未来的连续性感觉，从而肢解了历史意识。空间在形象文化的扩张中不断实现对时间的压制，把一切都彻底空间化。因此，詹姆逊指出，如果说现代主义文化是时间性的文化，那么毫无疑问，后现代主义则是一种空间化的文化，充斥于其中的是各种没有历史感的形象碎片。哈维则使用“时空压缩”概念进一步描述了这种新的时空体验方式。所谓“时空压缩”是指：“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世界有时显得是内在地朝我们崩溃了。”

　　哈维认为，后现代主义时期“时空压缩”大大加速和增强了，时间维度的粉碎和空间障碍的崩溃使永恒成为了奢侈品，人们生活在一个由短暂创造出来的形象世界中，时间和历史感消失了，人们完全沉醉于当下的体验，而不再去追问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意义。因此，晚期马克思主义强调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根本问题是时间和空间关系的新变化所导致的时间空间化以及空间意识对时间意识的压制，这决定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一系列特质。

　　第四，后现代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与大多数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家所走的文化批判、知识批判路径不同，在对后现代主义本质的认识上，晚期马克思主义遵循了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通过深入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等领域的新变化，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性质作出了判断，并在此基础上揭露了后现代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即后现代主义不是对资本主义的逃离，恰恰相反，它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在本质上与资本主义是一种共谋关系。晚期马克思主义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经历了生产方式的改变，资本积累的变迁，以及新的时空体验方式，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继续在历史的地理的发展中作为一种不变的塑造力量在起着作用”。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所依赖的现实的经济基础仍然是资本市场逻辑，并借助于消费来支撑它的价值标准和取向。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伊格尔顿认为后现代主义扮演的是削弱政治左派力量的角色。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通过“消除一切差别，混淆一切等级，把一切使用价值的差别统统埋葬在交换价值的抽象平等性之下”，因此，后现代主义表面上是激进的，本质上却是保守的，它非但不是一种真正反抗和批判社会现实的激进话语，反而是全球资本运营的逻辑。

　　3.解放政治学。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女权、生态等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以阶级斗争为主的“革命政治”开始转向追求价值多元化的“后现代政治”。后现代政治不再关注经济问题，而是要表达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结构的广泛的文化对抗，它诉诸于话语政治、审美政治、身份政治、性别政治等微观文化政治斗争，进而遗忘或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政治学。面对后现代文化政治的种种幻象，晚期马克思主义清醒地坚持着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通过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分析，判断出经济剥削和阶级压迫仍在继续，并且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呈扩大加剧之势。因此，晚期马克思主义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诉求和解放政治的基本立场，将探索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解放政治道路作为自己重要的理论主题。

　　第一，革命主体力量的探寻。相比经典马克思主义时代，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作为革命主体力量的阶级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其一，全球无产阶级的形成。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使得“资本在所有方面，尤其是在生产方面(‘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取得了超越民族性，跨过了地区和民族的界限，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阶级”。其二，全球无产阶级内部趋于分化。哈维指出，当代资产阶级凭借生产过程在空间的分散和分裂使全球无产阶级在文化上更加异质，在种族和宗教上更加多样，在人种上更加层次化，在语言上更加分裂，阶级、种族、性别等各种关系相互交错，这使得种族、性别等差异因素在原来整齐划一的阶级标准中凸显出来。资本全球化所塑造的这种差异和多元化使越来越多的主体都遭受资本霸权体系的剥削和压迫，从而孕育了反抗全球资本主义的多种主体力量。因此，在革命主体问题上，晚期马克思主义认为不必局限于阶级的中心地位，而主张多样化的主体力量，只要是反抗资本逻辑的力量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的革命主体力量。以此为标准来衡量，德里克强调妇女、弱势民族、少数族群以及被迫处于社会边缘的“第四世界”的土著居民都是不容忽视的革命主体力量。哈特和奈格里则用“大众”来指称革命主体力量，它不仅包括饱受资本奴役的传统工人阶级，而且还容纳了合法或非法的移民、学生、妇女、黑人、同性恋者等其他一切边缘人。

　　第二，革命策略的选择。革命主体力量的多元化决定了革命策略的灵活性，晚期马克思主义试图将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社会主义政治与文化政治相结合，建立起全球反资本主义政治联盟。由于革命主体包含众多差异和多元要素，不同主体从各自现实利益出发掀起了广泛的土著运动、生态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等。这些运动虽然是种族、文化、性别等领域的斗争，但生态问题、种族问题、性别问题从根源上来看都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造成的。因此“各种群体和个人都遭受着资本主义经济与国家的剥削和压迫，这一事实提供了把无数受压迫社会群体团结起来的根本性的共同支点”。也就是说，当前社会主义运动的任务就是致力于把各种目标相异和各种特殊利益的斗争综合成一个更加普遍的反资本主义运动，来对抗资产阶级对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分裂和瓦解，从而壮大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需要强调的是，晚期马克思主义在革命策略上虽然不主张单一、传统的阶级斗争模式，但始终强调宏观政治和阶级政治的主导地位，强调总体解放目标的不可动摇性。建立联盟政治的目的就是将各种局部的、分散的微观领域的抵抗统一起来，使之服从和服务于实现无产阶级总体解放的目标。

　　三、如何认识和评价晚期马克思主义

　　晚期马克思主义反对后现代理论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颠覆，不赞同其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与判断。基于这种认识，他们重申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有效性，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来重新面对变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从而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具体而言，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分别从不同角度建立了一套社会生产方式的分析构架，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的发展。晚期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生产方式的问题框架是马克思主义相对于其他社会理论具有优越性的根本标志，并把它作为理论前提一以贯之。他们严格恪守马克思生产方式分析范式，把它运用于文化、文学、空间等研究领域，进行了新的时代解读。

　　在詹姆逊看来，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就是关于历史总体发展变化的结构理论，他根据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态势和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等理论，将生产方式理解为“历时结构共存”，既重视生产方式的历时演进，同时又重视特定时期的生产方式模式中各层次之间的关系。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时发展的视角，詹姆逊将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演进划分为三个依次更替的阶段，即古典或民族市场资本主义——文化上的现实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文化上的现代主义、全球形式的跨国资本主义——文化上的后现代主义。从晚期资本主义这一特定时期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各层面之间的关系愈加复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具有中介性，社会发展不再是由经济关系单一决定的，而是由经济、政治、文化多元决定，因此詹姆逊强调要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为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经济、文化相统一的总体来进行考察，资本主义总体性的基础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资本的总体化力量。詹姆逊对“生产方式”范畴的重写既克服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局限，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基础决定性地位的强调。

　　哈维对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所作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对资本积累理论的空间重构上。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凸显的空间生产和空间构型问题，哈维以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为基础，从“资本过度积累危机与空间修复”、“用时间消灭空间”、“对外贸易与开辟资本积累的新空间”三个方面对空间生产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从而揭示出空间生产与资本积累的内在关系，即空间生产既是资本追求利润，实现资本积累的内在要求，也是资本不断扩大积累的必然结果。哈维对空间生产的分析与批判，不仅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生产方式分析范式，而且阐发了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空间向度。

　　德里克、哈特和奈格里等人则侧重于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变化入手揭示当代资本主义权力关系的变化。德里克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特征就是以跨国公司为生力军的“弹性生产”。跨国公司的弹性生产既增强了资本主义的适应性，又加强了全球资本主义霸权，进一步加剧了资本对非资本世界、强大资本对弱势资本的剥削。哈特和奈格里则强调“新帝国”时期，提供服务和掌握信息是经济生产的核心，因而那些仍处于工业发展阶段甚至是农业发展阶段的落后国家和地区被迫排除在占主导地位的信息经济之外，处于受剥削和压迫的边缘。

　　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变化和新发展的分析，晚期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改变只不过是具体形式上的变化，是资本主义适应能力的一种自我调节和发展，本质上仍屈从于资本逻辑。因此，不论是“弹性生产”，亦或是“空间生产”都必须把它看作是资本获取利润的战略变化。正是因为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晚期马克思主义才能拨开当代资本主义令人眼花缭乱的层层迷雾，指认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从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到意识形态、社会心理仍然是在资本逻辑的唯一统治之下，而且这种统治还在不断深入和强化。由此，晚期马克思主义强有力地批判了各种后现代话语脱离资本逻辑抽象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弊病。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晚期马克思主义毕竟是在后现代背景中存在和发展的，它在反对后现代话语以断裂、不确定性方式对社会的探讨，反对后现代理论对宏大叙事的拒斥的同时，试图以兼容后现代问题的方式来寻找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落脚点。这一理论倾向突出反映了晚期马克思主义企图以一种打通现代性——后现代的主体政治来满足当代的后现代诉求。也就是说，晚期马克思主义认可后现代主义对心理、种族、性别、文化等因素的强调与重视，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转化为更为广泛的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主张将微观和宏观两种分析结合起来，在总体解放的目标下综合各种局部性和可能性的政治斗争，将自身从资本逻辑中解放出来。可见，晚期马克思主义兼具后现代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这使其理论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具有一定的折衷主义倾向。在探讨资本主义替代方案上，晚期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为人们改变现实生活状况提供切实可行的具体策略，而是强烈地坚持了乌托邦想象。他们虽然提出了将多种具有差异性的权力组织起来的革命策略，但由于这些权力表现为阶级、种族、生态等多种具体目标，在什么样的基础上，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集合各种特殊利益是无法克服的难题，所以晚期马克思主义倾向于以乌托邦理想来描述自己的政治主张。詹姆逊的认知测绘理论、哈维的辩证时空乌托邦以及德里克的后革命氛围理论、凯尔纳的媒体文化理论都难以在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找到现实的落脚点。(注释略)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