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进化论解释困境，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互动，进而深入理解人类、环境与其他物种的关系，特别是人与动物的区别，对更好地理解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心理学的学科关联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达尔文进化论对人类文明影响颇大，它打破了物种不变的神话，颠覆了神创论的统治地位，改变了人们对宇宙和人类的基本看法，甚至影响了人类整个知识领域的变革。但是，该理论也受到多方质疑，如天文学家赫歇尔、解剖学家欧文、物理学家开尔文等人相继对达尔文理论提出批评。当我们回到达尔文理论推理的逻辑起点，就会得出与进化论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个结果将引发我们对人与世界关系的重新省思。

　　进化论的前提预设有待实证检验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系统阐述进化论思想，其核心是“自然选择原理”：一切物种都有过度繁殖的倾向，它们繁殖的后代保持着一部分亲代特征，同时又发生一些改变;而生存空间和资源却是有限的，所以一切物种必须“为生存而斗争”。同一物种在繁殖后代时产生多种变异，那些适应环境的变异个体将存活下来，并繁殖后代，不适应环境的变异个体则被淘汰。由于变异的存在，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经过无数次自然选择，微小变异就得到积累而成为显著变异，由此可能导致亚种和新种的形成。由此，物种在自然选择的“考验”下，向着更加适应环境的方向逐渐演化。

　　通过分析达尔文理论就会发现，其理论建立在几个前提之上：第一，生物具有遗传和变异特性(这是产生生物形态多样性的前提，在后来的遗传学上得到证实)，这种变异特性使得生物具有“改变”的可能。但物种变异本身是盲目的、无方向的，并不带有向着更“适应”的方向变化的倾向——至于“自然选择”，则只是环境变化同物种变化间的“偶然相遇”的结果。由于受到遗传因素制约，物种只能在原有基础上逐渐发生变化，因此它的变化是缓慢的，只能发生“渐变”。

　　第二，自然环境也具有不断变化的特性，但环境变化也是无方向的，并且随时都可能发生巨大变化。

　　第三，自然环境变化与生物形态变化是相互独立的。至于生物向着更加适应的方向进化，则只是后人的描述而已——真实情况是，物种的变化是多样的、无方向的，它具有向各个方向变异的可能。那么在它的众多子嗣中，总有一些能适应变化后的环境，而其子嗣的这种形态又在遗传的作用下被保存下来。因此，自然的这种选择是“间接”的(环境本身并不会对物种的变异作出某种规定或者影响)，生物的这种适应是“被动”的(生物并不知道环境的变化方向，即使知道，也无法决定后代的形态，无论对于后代的变异或者环境的变化，他们只是被动的接受“任何结果”)，无论是对于物种还是环境，其变化都是偶然而被动的。

　　这些前提预设有的是经过实证检验的，如古人类学家的证据和遗传学的证据，而有的则作为不自觉的前提加以接受。

　　进化论理论暗含矛盾性

　　自然选择的一个基本思路是，环境是变化的，物种的形态也是变化的，在两者的变化中，自然变化决定物种变化结果，即物种变化和环境变化之间被赋予某种“必然”的逻辑关系。然而，这两种变化之间的逻辑关系从未得到证明。达尔文既无法证明环境的变化将改变物种形态的变化方向，也无法证明物种是如何向着更加适应环境的方向改变后代的形态。但他却坚信，从一个长远历史过程来看，人类和其他一切物种都向着更加适应环境的方向演化。

　　事实上，环境变化与物种形态变化本身就暗含矛盾：物种虽然具有变异的可能，但是这种变异是非常缓慢的，必须经历漫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具体生物形态的转变，还要经历更长的时间，这种变化才能反映在对环境适应的功能上。在有限的时间内，物种形态变化的幅度非常微小。而自然环境则不同，它的变化方向和幅度都不受任何限制，因此，环境的变化往往是突发的。那么，从长远来看，物种的渐变如何能适应环境的突变?物种的微变如何适应环境的巨变?因此，按照达尔文的理论，如果将世界的演化置于无限的时空中，那么所有的物种最终无法适应环境变化。

　　突破“被动进化”的解释范畴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达尔文并没有为环境变化与物种形态变化之间的逻辑关系提供论证，但他却把物种变化的最终原因的解释权交给了“盲目”变化的环境，使得一切物种的演化都变得“盲目”。为此，进化论的理论前提受到质疑：物种进化到底是否纯粹是偶然被动的?物种形态的变化是否只能渐变?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如何解释?如果物种形态的变化与环境变化之间不仅仅是单向影响的关系，而存在交互影响，那么，进化论将突破被动进化的解释范畴，上述困境皆不复存在。

　　即便达尔文进化论很好地解释了人类产生之前物种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它仍然不能很好地解释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如果说在人类出现之前，物种的进化恰如达尔文所述，是间接、被动进化的过程，那么，人类产生以后，人与世界的关系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人对世界的适应并不是纯粹被动地变化，而是基于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和“预见”，主动调整适应策略的过程。比如，进化论强调丛林法则，这种法则却与人类诸如保护弱小、残疾人的行为背道而驰;进化论强调过度繁殖，这同人类有意识地调整人口增长数量也不一致。

　　因此，突破进化论解释困境，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互动，进而深入理解人类、环境与其他物种的关系，特别是人与动物的区别，对更好地理解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心理学的学科关联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主流心理学中一直存在一个到底按照自然的方式还是按照人文的方式理解人类心理的困扰，对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论边界的重新审视或许能为此提供一个思考视角。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心理传记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