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生活中，意识形态具有最广泛的影响力和行动支配力。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并不限于纯意识形态领域，而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诸多方面的指导作用。之所以强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因为只有坚持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才有可能通过意识形态辐射到其他领域，真正确立其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边缘化和失语，往往是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和经济领域危机的先兆。
一、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从政治上说，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关系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从而也是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毛泽东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① 毛泽东是把党与党的指导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可以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任何政党从本质上说都有两个基础：一是阶级基础，即它代表哪个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另一个是指导思想，即贯穿它全部政治活动的宗旨、目标一以贯之的理论指导原则。西方资产阶级政党都掩盖它的阶级性，自称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全民利益;它们也否认有任何指导思想，只有具体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诉求。其实，任何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无论是两党制还是多党制，它们的指导思想都是以各种最有效的方式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坚持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它们的这一指导思想以各种方式贯彻在轮流上台执政的具体的方针政策中，往往是隐性的。政党可以轮替，但坚决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原则不会轮替。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情况完全不同。指导思想问题是关系党的性质的根本问题，是旗帜问题，是道路问题，必须毫不隐晦。《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就宣布这一点。列宁当年在《我们的纲领》这篇为创立俄国共产党进行思想理论准备的文章中就明确宣称：“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因为它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给这个科学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指出了继续发展和详细研究这个科学所应遵循的道路。”②
列宁缔造的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后来蜕变，自我宣布解散，丧失政权，社会主义陷于失败，原因虽然很多，但其中一个具有决定作用的因素就是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由抽象人道主义泛滥发展到公开打出所谓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然后公开宣布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进行所谓“改革”。对于共产党来说，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必然改变党的性质;对于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来说，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必然会在失去理论领导权的同时，丧失政权。这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沉痛教训。
中国共产党公开宣布自己的阶级基础是代表工人阶级和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明确宣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永不丧失的保证，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得到巩固、发展和不断自我完善的根本保证。马克思主义不仅必须处于指导地位，而且能够处于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必须处于指导地位的问题，并不仅仅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因而它的思想理论“必须”处于指导地位。不单是“必须”，而且是“能够”，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自身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决定它“能够”处于指导地位，“能够”指导实现中国共产党人承担的伟大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并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的伟大社会理想。历史和现实证明，在当今世界就其科学性和实践性而言，没有任何思想理论能与马克思主义处于同一高度。这是近百年来中国历史证明了的真理，也是从当代世界各种理论学说发展状况中得出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备严整的科学体系。它的哲学世界观为我们科学地理解世界的客观本性，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理解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的辩证关系，提供具有普遍规律性的论断。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通过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人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揭示，使我们能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深刻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共产党执政党规律。对这三大规律的认识和运用，为中国共产党不致重蹈苏联的覆辙，跳出“历史的周率”提供理论保证。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不仅为我们观察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包括金融危机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包括正确处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的关系，处理市场与计划的关系以及关于如何保持经济平衡、协调可持续的关系，提供了科学的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对我们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仰，以及对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观察，具有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整体，马克思主义以其整体性和科学性，在人类实践和现实生活中以各种方式发挥作用。从意识形态来说，无论是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还是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
在当今世界，无论是对一个国家社会自身的发展还是国际交往，文化都越来越显示出重要作用。可是，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究竟是起着推动社会进步和促进国际间正常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软实力，还是单纯起着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和国际霸权的软实力，这是大相径庭的。在这种区别中起着关键作用的是贯穿其中的指导思想。文化软实力作为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它的性质和作用取决于文化的根本属性和内涵。软实力只能说明文化的作用，而文化的社会属性和内涵才能说明这种软实力的先进性。我们重视社会主义文化，正因为它是一种体现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一直关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问题，有过多次决议并采取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实际措施。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再次强调，我们要继续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③
从世界范围看，文化是多元的;从国内来看，文化有多样性。既然社会主义文化是先进文化，就有个重大理论问题，即文化的先进性是否存在判断标准?我们认为有。文化问题上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都是片面的。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先进文化，它不仅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本质，而且表现为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为指导的文化。在当代中国，坚持先进文化，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才能真正以科学态度继承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和吸收外国文化的积极成果，才能引领国内多姿多态多样的文化思潮，使其有利于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发展。尤其是我们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由于国际国内大环境和小环境的变化，各种思潮极其活跃。如果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文化建设，就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既要发展文化产业也要发展文化事业。这两种文化实体有区别但也有共同性。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往往要依赖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承载。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在世界上宣传它们的价值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它们的先进科学技术。这样，它们在取得最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又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有某种强势地位。西方文化产业，不单纯是牟利的文化企业，同时又是意识形态的阵地。对我们来说，无论是文化产业还是文化事业，虽然它们在产权和管理方面存在区别，但它们都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两种文化单位，因此文化企业的经营者和文化事业的领导者，都应该以不同方式树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观念。在文化产业中，我们在谋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必须充分意识到文化产品的价值内容。即使在国际上，我们同样应该使我们的文化产品承载中国文化的特有价值观念;不能像西方政治家嘲讽的那样，中国只能出口电视机而不能出口电视剧。如果社会主义的文化产业不管社会效益，只管经济效益，以媚俗、低俗而成为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宣传员”，甚至伤害国格人格以卖丑为看点迎合西方的需要，这肯定背离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建设方针。这种文化产业不能称为文化产业，更不能称为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当然，我们强调文化产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指的是指导经营方针和经营者的价值理念，而不是说文化产品都是硬邦邦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如何使文化产品喜闻乐见和具有吸引力，同时又坚持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念，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念，这是衡量文化产业经营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尺度。
因为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中的指导地位，才能体现这种价值观念的社会主义本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社会思潮的导向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吸取了世界文明的积极成果。但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就无法区分社会主义核心规范与非社会主义价值规范的差异性，而只看到同一性。例如，爱国主义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不仅古代有，近代也有。但爱国主义之所以属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就是因为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种爱国主义不是狭隘民族主义也不是民粹主义，而是与热爱社会主义不可分的。再如荣辱，自由、民主、平等，和谐等等规范，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规范，肯定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尽管自由、平等是普遍使用的概念，但社会主义自由观显然不同于资本主义自由观，社会主义平等观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平等观。如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体系中除掉马克思主义指导而只保留一些抽象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就失去它的质的规定性和导向性。
有些人之所以把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作为普世价值，就是因为脱离每种价值观念体系的指导思想和实在内涵，把它变为没有具体内容的抽象规范。的确，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我们会发现一些人类共用的概念，但并不因此改变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本质。其实，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和谐、爱国、荣耻，都不是一个超越时代和社会制度的共有的抽象概念，而是具体概念。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每个概念都包含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实质和内容的尚未展开的判断。它的社会主义内容正凝结在每个概念尚未展现的特有的判断之中。因此，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中的指导地位，才不会落入西方普世价值的理论圈套。
二、坚持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之后，一直是争论不休、最受攻击的学说。受到各种政治倾向、各种学派拥抱的最公正最无意识形态性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肯定是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的别名。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一定要区分“龙种”与“跳蚤”，一定要反对那种宣称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思想对立的理论。
恩格斯在1890年8月27日致保·拉法格的信中说，马克思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还说马克思引用海涅的话，说自己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④ 这显然是马克思对19世纪70年代法国一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的不满，也是恩格斯对当时德国一些党内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大学生的不满。马克思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对跳蚤们不满，羞与为伍。可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就有龙种与跳蚤之分，并非始于当今。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所谓“跳蚤”，就是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
当代西方有些学者把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当然也包括恩格斯)对立分割开来，鼓吹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是与马克思对立的另一种学说，他们不区分龙种与跳蚤，根本不承认马克思之后存在一个以马克思思想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也被归为“打左灯、朝右走”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这种说法，如果不是理论的无知，就是别有用心。要是这个论断能成立，那马克思以后就没有马克思主义。这种说法表面是推崇马克思，实际上是使马克思后继无人，使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成其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思潮和学派，是否定马克思思想的当代价值。
不错，在当代几乎所有标榜自己钻研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都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的观点可以不同，甚至相互对立。有的学者根本不承认马克思主义，认为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取决于人们对马克思不同发展阶段写出的书籍、小册子、论文和书信做出的解读。按照这种说法，根本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只存在对马克思的不同解读。我们承认，当代存在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但这不能成为否定存在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据。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体系，它的内容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解释，而是取决于它的客观内容和科学本性。弄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对于正确理解和完整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毫无疑问，马克思的著作和文章是在不同时期写作的，它们会显出马克思发展过程的差异性。因此，衡量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不是对某个文本或文本的某句话的不同解读，而是对贯穿全部马克思著作(当然包括恩格斯的著作)的那些反复论述不断出现的具有规律性的论断的解读，而且从他们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实际运用中得到证明。这是马恩著作中稳定的一贯的成熟的思想，它们构成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硬核。例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和基本矛盾的经济学分析、追求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如果一个学者或学派自称为马克思主义，又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辩护，否定社会主义可以不同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那就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它可以称为任何主义，就是不能称为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为无产阶级和人类寻求解放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后继者，在实践中肯定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因此，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活动的马克思主义者会显现出各自的特色。马克思主义在各国的实践没有唯一的模式，更没有一个标准的模式。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马克思基本原理可以截然不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普遍的，而实践则是具体的，特殊的。当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时，肯定会有特点和新的创造与结论。因此，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肯定会与马克思存在由于时代而产生的差异性。但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仍然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的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一脉相承是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不是文献中的个别论断，否则它就不能称为马克思主义。但它必须与时俱进，因而具有时代特点、地区特点、民族特点。异中有同，就是只要自称为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具有马克思思想的基本特征，遵循马克思创立的基本原理和为无产阶级和人类寻求解放的主题。但同中有异，异是时代特征和民族特征的理论凝结。抽象地说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的思想不同，难以判定其正确与否，而一定要弄清它们所谓同异之处何在。
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坚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坚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始终包括作为马克思主义缔造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贡献。任何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都能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读到被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当代实际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读到被娴熟运用于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学说。如果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剔除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反之，在当代中国，如果马克思主义不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发展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种所谓马克思主义就是教条主义，而教条主义会断送中国革命，断送中国社会主义。
我们应该正确理解，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能作为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这里所谓别的“什么主义”指的是反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如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或者新儒学之类)而不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属于必须坚持的同一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内的理论，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它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源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再三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正在于既强调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本质，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本质。没有两种马克思主义，只有一种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并由后者创造性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坚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割裂开来是极其有害的。
马克思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为真理开辟了道路。沿着马克思的道路前进，我们会接近真理;如果背离马克思，只能走向泥坑。所谓背离马克思当然是指根本观点，而不是个别结论。列宁在批判波格丹诺夫时说过，如果在哲学上同马克思主义基础已经彻底决裂的人，后来又支吾不清，颠倒是非，闪烁其词，硬说他们在哲学上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硬说他们和马克思差不多是一致的，只是对马克思学说稍稍作了点补充，那么，这实在令人十分讨厌。
龙种与跳蚤的区分并非搞关门主义。在当代以马克思主义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并不少见。任何以严肃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都应该欢迎，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应该重视。例如特里·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坦言：“我对马克思的一些观点是持保留意见的。但是，马克思对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中一些重要问题的真知灼见足以使‘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一个令无数人心向往之的标签。弗洛伊德学说的真正支持者不会迷信弗洛伊德的全部观点，也没有一个阿弗雷德·希区柯克的影迷会认为这个大师的每一个镜头和每句台词都完美无缺。马克思也并非无懈可击，而我只想展示马克思的合理之处。”⑤ 作者对西方典型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即使伊格尔顿对马克思的某些思想有不同意见，但这种以创造性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学风还是值得赞赏的。
如果根本否定马克思基本原理而又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归为跳蚤之列，那么，在马克思仍然是公认的世界伟大思想家的当今时代，跳蚤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弗兰索瓦·佩鲁也说过：“毫无疑问，马克思激起了人数众多的诠释者的灵感，他们中有一小部分人亲自研究了马克思本人的出版物，但绝大多数是依据种种解释、复述和使之通俗化的评论进行诠释工作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马克思思想的退化现象，这种退化同马克思原来的见解相比，毫无精确性可言——这是具有丰富创造力的学说都无可奈何，必须忍受的一种命运。”⑥ 不能阻止马克思主义中有跳蚤出现，也不能因为有跳蚤就断言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存在断裂。如果坚持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同于马克思，以跳蚤混同龙种而反对马克思主义，这应该视为当代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诡辩“策略”。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意义
从当代意识形态领域的理论斗争来看，在马克思主义中最受攻击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可以说它是受攻击的重中之重。被诬为经济决定论、宿命论或机械决定论之类，罪名不可胜数。各种批评声都力图推翻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规律性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被推翻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分析也宣告被推翻，随之而倒的就是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中最受有产者痛恨的是社会主义学说，可要驳倒社会主义，就必须推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而推翻马克思的《资本论》，就必须首先驳倒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从一开始就成为斗争的焦点。这一点，连伯恩施坦都承认。他说过：“没有任何人会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中的最重要环节，也可以说是贯串整个体系的基本规律，是它的特殊的历史理论，这一理论被命名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整个体系在原则上是同它共存亡的。在这一理论受到限制时，其余的环节彼此相对的地位也相应地要随之受到影响。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正确性的任何探讨，都必须以这一理论是否有效这一问题为出发点。”④不管对伯恩施坦如何评价，他对历史唯物主义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的论述还是很有见地的。
在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中，最受质疑的是他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全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它是唯一一处以类似公理的形式相对集中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作品。它简短、凝练，都是论断式而非论证式，没有展开，没有实例。正因为这样，它不可避免地有局限。它的全部论断的着力点都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环环相扣，从生产力最终作用观点出发，论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和社会形态更替的连续性、阶段性。至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反方向的作用、社会形态发展可能的多样性，则没有涉及，因而经常遭受诟病和质疑。确实，马克思这篇序言并不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面论述，它是从经济学研究中对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宣判和决裂，它的确具有恩格斯晚年总结的过于着重经济基础决定作用而对上层建筑的作用存而不论的缺点。但不可否认的是，《序言》的确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核心观点的总结。没有《序言》提纲挈领式的论述，我们很难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观点。
毫无疑问，全部马克思主义包括历史唯物主义都应该是创造性的理论，都应该根据时代和实践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但发展是一回事，篡改、歪曲、修正则是另一回事。我们要反对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的跳蚤们。我们应该看到，随着改革的深入，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显得更为激烈。在理论领域，我国的确存在少数人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非毛化思潮，反对和攻击社会主义的反社会主义思潮。少数人在重新评价毛泽东，不断揭露改革前社会主义的所谓专制和黑暗面，公开宣称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宣称中国30年来的成就来自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是来自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种种混淆是非的说法很容易迷惑没有理论修养的人。放弃单一的公有制而促进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发展，能等同于放弃公有制主体地位吗?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有目的有计划地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应该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包容性，还是应该归功于资本主义制度?是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是体现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其实，对于一个稍具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的人，这种区别就很容易分辨。
毋庸讳言，我们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形势仍然是严峻的。从国际上说，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尤其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以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为最终目的的所谓自由、民主和人权思潮，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各个领域中交往频繁而具备多种渠道的传入方式。所谓人权外交、价值观外交，就是西方国家利用其强大军事和经济力量为后援的思想渗透和政治压力。从国内来说，由于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和利益多元化而必然产生思想的多样化、多种利益诉求甚至不同的政治诉求。如果不加引导，就可能发展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尤其是市场经济诱发的拜金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思潮，极其有利于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传播和渗透。还要注意，由于社会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官员腐败以及食品安全和道德滑坡引发的群众不满情绪，会从另一个方面引起思想混乱，不利于年轻人树立关于改革开放的正确认识，不利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地位的树立和巩固。
近年来，党中央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大力提倡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重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都是为了树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防止重蹈苏联的覆辙。苏共执政70年，亡党失政;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执政60多年，依然朝气蓬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前进。我们有自己的经验，有苏共的教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定能对人类、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会导致学术贫困化、理论一律化。把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说成是“罢黜百家，独尊马术”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自己就主张学术自由，主张学术争鸣。他说过，我们既然不能要求玫瑰花与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怎么能要求最丰富的精神世界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他还说过，真理像燧石，只有敲打才能发出火花。
中国共产党提倡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但同时强调要在学术领域贯彻“双百”方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曾经有过“左”的错误和干扰，但这不是党的方针。中国共产党在文化科学和艺术的方针是“双百”方针。有人说，既然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那只能是一花独放，一家独鸣，何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呢?指导思想的一元性问题与学术中的各种风格流派的多样性问题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一个是用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研究指导的问题，一个是具体的学术观点和流派的问题。我们提倡学术研究要努力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研究的指导，但决不排斥其他研究方法，也决不提倡用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代替具体的学术研究和艺术流派。当然，坚持“双百”方针决不是否定意识形态领域可能出现分歧和斗争。既然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那么，对重大的错误思想和思潮当然不能漠然置之，而必须发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批判的功能。我们不能放弃理论的批判功能，放弃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阵地。但这种批判必须是说理的，有说服力的。越是说理，越能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真理的力量在于真理自身。
注释：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54页。
②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
③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载《人民日报》2011年7月2日。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95页。
⑤ [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⑥ [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68页。
⑦ 殷叙彝编：《伯恩施坦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1页。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