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细亚专制主义”与二十世纪的中、苏（俄）革命与道路之辩——兼论秦晖先生的“雅典（罗马）道路”说

吕新雨

内容提要：

本文针对秦晖先生对雅典（罗马）道路与“古代福利国家”的叙述，从历史的角度探究了雅典和罗马的奴隶制度、小农与海外军事霸权的关系是如何决定其民主、共和与国家福利制度的，在秦先生的论述背后实质是“亚细亚专制主义”的理论阴影。本文讨论了亚细亚专制主义与马克思学说的关系，更从中、俄二十世纪革命的历史中考察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互为镜像的论辩是如何直接地介入到具体的历史实践中。这样的论辩并没有结束，它以“中国威胁论”和中国版本的“脱亚入欧”的“普世道路”的方式继续延伸。因此，对“亚细亚专制主义”的重新批判，就不仅仅是学术的问题，更是现实政治的体现。

关键词：雅典道路  亚细亚专制主义  中俄革命 “脱亚入欧”

今天的中国究竟向何处去？这样的问题正在以“中国模式”与“普世道路”为代表的论辩中展开。在“普世道路”的说法中，秦晖先生关于人类历史二次“摆脱共同体”的道路论断，堪称中国学者的一种代表性叙述，因此值得探究。本文通过分析秦先生“雅典（罗马）道路”的阐释，来看其背后的“亚细亚专制主义”的理论影响，而这样的影响又是如何与二十世纪中、俄革命与道路的论辩互为镜像地结合在一起。这个论辩并没有结束，今天的“亚细亚专制主义”是以“中国威胁论”和中国版本的“脱亚入欧”的“普世道路”继续延伸。因此，对它的重新批判，就不仅仅是学术的问题，更是现实政治的体现。近百年来，它与中国的命运始终联系在一起，今天依然。

一，究竟什么是“雅典（罗马）道路”？

——论民主的条件与“古代福利国家”

秦晖先生对雅典道路的经典叙述如下：

人类社会史上过去两次“摆脱共同体束缚而争取个性自由”的过程：摆脱原始氏族共同体走向古典自由民社会、摆脱封建宗法共同体走向近代市民社会，都曾经面对类似问题：在走出氏族共同体时，有“雅典道路”与“马其顿道路”之分，“雅典道路”意味着变“氏族族长制”为“民主制”，通过平民运动（包括经济上通过梭伦、李锡尼法案式的改革形成平民私有财产）建立民主雅典与共和罗马式的古典公民社会。而“马其顿道路”则是变“氏族族长制”为“强权通吃”，化“父权”为皇权(包括经济上形成托勒密式的权贵大私有制)以建立“家天下”的古典帝国。[1]

雅典问题而不是“道路”其实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所关心的。秦先生应该很熟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把雅典和罗马作为国家起源的论述，在国家诞生的四个阶段中，把雅典与罗马作为典型案例来讨论，正是恩格斯此文的重点。

不同的是，恩格斯的重点并不是所谓“平民运动”，而是阶级斗争，即雅典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导致了平民私有财产权的出现。一方面，雅典全盛时期，由于大量依赖奴隶的劳动，使得自由民的数量大大低于奴隶的数量，只有自由民才有资格充当士兵和保护者，这使得保护者和被保护者的数量比例严重失调。另一方面，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又使得自由民贫富分化加剧，大量平民（多为农民）陷入债务危机，被贩卖为奴。正是因为公元前六世纪阿提卡（Attica）地区爆发了激烈的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阶级斗争，才使得梭伦被授予改革的最高权力。梭伦通过废除债权人的财产来保护债务人，使得因债务被出卖和出逃到海外去的公民能够返回故乡。犹如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牺牲封建所有权而拯救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这只有通过公开侵犯财产权才可以做到。的确，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都是通过没收（或者也叫做盗窃）另一种财产而进行的。所以毫无疑问，二千五百年来私有制之所以能保留下来，只有由于侵犯了财产所有权的缘故。”[2] 只是，恩格斯的这一重要论述并没有进入秦先生的叙述，即雅典建立在平民私有权上的民主，必须是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秦先生眼中的民粹主义，通过对既定财产所有权的政治革命来完成的。梭伦改革并不是维护大地主所有者和贵族，而是通过维护中小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巩固公民的数量，既是防止社会崩解，也是出于军事目的，破产和陷入债务奴隶的公民都因为无法打仗而削弱了军事力量。所以，“旧时残酷剥削自己同胞的方法，已经弃而不用了，如今主要剥削奴隶和雅典以外的买主了”。[3]

更重要的讨论涉及的是恩格斯关于国家起源叙述本身的问题。恩格斯认为：“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因为它的产生非常纯粹，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或内部的暴力干涉，——庇西特拉图篡位为时很短，并未留下任何痕迹，——另一方面，因为在这里，高度发展的国家形态，民主共和国，是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的”。但是，这一判断本身与他文章中的材料之间存在矛盾，雅典国家的形成并非只是从氏族内部直接的、非暴力的发展出来。除了内部的阶级斗争，梭伦改革的直接动力是城邦对外的军事需求，禁止把平民变为奴隶，限制贵族的土地扩张，是因为只有公民权的平民拥有私有财产，才能够成为自备武器的军人。梭伦改革后把全体公民按照财产分为四个等级，前两个等级可以担任高级行政长官，第三等级可以担任低级行政长官，第四等级拥有选举权，四个等级构成公民大会作为城市的常设机构。与此同时，这四个等级也是军队的组织形式，前两个等级提供骑兵，第三等级提供重甲步兵，第四等级提供不穿甲胄的轻装步兵或海军，——这正是恩格斯在文章中论述的内容。而能够自备武器的步兵公民是希腊“民主制”的前提，——雅典民主制度的最大特色即在于其军民一体。当战争从骑兵转为以重甲步兵和轻装步兵为主力，而海军的作用越来越关键之后，平民士兵就成为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这反过来促进了城邦内部的民主变革。这一点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就已经说明，即寡头统治依靠的是骑兵，次一级的寡头依靠的是重甲步兵，轻甲步兵和海军则适合平民体制。[4] 雅典的军事需求迫使国家必须保护中小农民的土地权益，所谓“平民私有权”的根源在于希腊古典城邦的军事性质。而这种“平民私有权”一旦形成，“社会和政治制度所赖以建立的阶级对立，已经不再是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对立，而是奴隶与自由民之间的对立，被保护民和公民之间的对立了”。[5]

但是，恩格斯从摩尔根那里接受的影响，即认为国家是从氏族社会直接经过经济发展而来的观点，早已经受到了批评。[6]无论是雅典还是罗马，都是掠夺和征服的结果[7]，“越是对传说和历史进行探究，越是使人相信，雅典国家的建立也是掠夺和征服的结果”[8]，库诺据此批评恩格斯：“种种迹象表明，雅典的四个部落在提修斯统一之前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在统一之后这种对立还延续了很长的时间。”[9] 而罗马平民“来自被征服的农村地区的农业人口，他们被古老的三大部落视为下等阶级，他们构成了与贵族相对立的阶级。在这里阶级的分化并不是出于经济的原因，而是反映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10] 简单地把雅典或者罗马看成是从“氏族制度”向“民主”制度的内部演进，恰恰丧失了对西方古典国家与社会形成动因的重要理解。

梭伦改革拯救自由民和废除债务奴隶的直接后果却是对奴隶劳动需求的急剧上升，因为社会分化的势力在社会内部被阻止，依赖进口奴隶就是必然的选择。从雅典到罗马，造就两大帝国崛起最关键的因素正是奴隶制度，只不过展开的方式不一样。

希腊城邦最早确立了作为系统生产方式的奴隶制度的统治地位，希腊的城邦民主与奴隶制度之间互为条件。正是因为奴隶作为会说话的工具而生产的大量剩余产品，才使得城邦政治生活中排外的自由公民权的民主制度成为可能。同时，“奴隶制度又是迄今所知的最严厉的商业化劳动形式，在大城市的商品交换市场，劳动整个下降为被买卖的物品” [11]，是奴隶制度的“市场化”形式把城市与乡村联系在一起。而这样的制度，即把劳动与绝对失去自由捆绑在一起，后果则是技术发明和经济的停滞。当我们考察西方市场经济和国家起源的时候，是不能忘记这一点的。

秦先生赞美“雅典民主城邦依靠劳里昂银矿等公民共同体控制的国家财源大搞公共设施，并且在财政上实行过一系列‘古代福利国家’政策，从公款赎俘、债务豁免、贫困救济等生活保障，到观剧津贴、公职津贴这类资助公民参与公共生活与公共决策的措施”，[12]——秦先生没有提及的是阿提卡的劳里昂银矿，正是依靠了大约三万人的大规模的奴隶劳动。劳里昂银矿的最大贡献是使得雅典能够创立起一支强大的拥有200艘战船的海军舰队，它是雅典从城邦国家走向帝国主义的关键。在著名的关于劳里昂银矿用途的争论中，主张把财富平分给公民的“分家”派阿里斯提德则被“民主”制度放逐出城邦，是主张军事强国的地米斯托克利获得大胜，——正是依赖提洛同盟中其他城邦国源源不断的供赋，才能够保证雅典严格排外的公民权内部的民主制度得以持续和发展。而劳里昂的银矿也使得雅典的货币成为帝国时代的通用货币，保证了海外贸易的商业霸权，即一个依靠强大海军保护的海上商业帝国。

雅典最繁盛的伯利克里时代，就是希波战争之后雅典凭借提洛同盟走向帝国主义的时代，被称为雅典民主政治的黄金时代，也就是秦先生赞扬的发放“观剧津贴”的“福利国家”时代。但正是伯利克里本人提出了一项著名的法案，该法案规定，合法公民必须出身于一个公民父亲和公民母亲的家庭：

一个把自己的儿子引见给他的胞族（phratry）的雅典人，必须发誓他的妻子也是雅典人，如果不是，这个孩子就是出身不纯的，就是一个nothos（私生子）。六年之后，这个限制的效用变得明显起来，因为他们曾经要求在一次谷物分配中享有他们的份额，结果，成千出生在阿提卡的人被卖为奴隶。在内乱（civil troubles）后人们采取的第一步措施，就是让排外性法律重新生效。一旦在公民注册簿上所做的不合法登记受到怀疑，一个法令就命令所有注册全面修订。……民主制带着一种猜疑的小心保卫着它贵重的登记簿。[13]

这里提到的谷物分配是公元前444年，来自小亚细亚的吕底亚国王赠送给雅典大批谷物，为了分配这批谷物，伯利克里的这条法案被运用来剔除非公民的公民权，其结果演变成为一场大迫害，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有5千人被剥夺公民权并被卖为奴隶。其他的谷物分配事件也曾导致类似的事件。[14] 而雅典的福利制度形成的原因正在于城邦的阶级分化，即具有公民权的公民失去土地，经济破产，负债累累，无法自备武器成为军人，因此他们都期待变革和掌权，以使得土地可以重分，债务消除，或者获得公共财政的资助。这就使得他们成为城邦中最危险的人群，因此各个政党竭力用各种手段以“克制”他们，这就包括谷物发放、免费参加祭典、戏剧演出与竞技格斗，以及公共财政的津贴。[15]

而一旦雅典帝国主义时代被马其顿所取代，雅典的公共福利制度也就无法生存了：

雅典当时依然好似“全世界的女王”，但她的主权的特性发生了改变。政治影响力已不复存在。法雷隆的克里斯托多罗承担起了教育人们顺从于雅典的转变，并使自己成为雅典在其最弱小时期的组织者；他废除了民主财政系统中的公益捐（liturgies）和公共津贴（misthoi），裁剪了雅典的舰队，成为一个巨大的破产事件的托管人。[16]

雅典民主制度的前提正是建立在海上军事霸权基础上的世界市场，而它的基础则是以同样的世界市场形式出现的奴隶制度。没有这个前提，其民主福利制度也就破产了。为此，布罗代尔曾把雅典的民主制度归结为是“本地居民控制大批外来人（居住在雅典的外国侨民）和奴隶的特权”，“雅典还依仗其势力肆无忌惮地压榨爱琴海沿岸和提洛同盟的盟国。如它把这些国家的一部分沦为自己的从属国，另一部分则曾为自己的进贡国。”公元前431年左右，在31.5万名雅典居民中，只有17·2万人——除去家庭成员，实际上只有4万人有资格成为享有公民权的公民。[17]

其实，仔细研读历史，就会发现无论是雅典还是罗马，其民主制度最直接的推动力正来于海外战争，平民力量在军事战争中不断吃重，倒逼其所在城邦和国家不得不进行民主改革。

战争的一个结果，几乎没有例外地是，每次城邦必须让下层阶级进入军队。雅典及滨海各城，因海战的需要，不得不赋予穷人以宪法禁止的重要地位。这些人升为摇撸人、水手或军士，由于祖国的命运掌握在他们的手里，突然发觉自身具有的重要性和胆量。这就开始了雅典的民主制度。[18]

没有底层平民的推动和斗争，就没有民主，民主从一开始就不是自上而下的赐予。而这样的民主制度就与每位公民的利益息息相关，无论是打胜仗还是打败仗，都与个人的安全与财产相关，——而这些与城邦的集体利益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荣誉与共，利益均沾，所有公民的利益都来自海外的掠夺和贸易。靠做工维持生计的人不能做公民，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处理城邦的公共事务。在库郎热看来，雅典的民主并不意味着自由，而是相反，这是近代对古人的特别误解。民主政治的需求是一切属于国家，“战时准备牺牲生命，平时又要牺牲时间。他们不能置公事于不顾，去理自己的私务。正确的做法应是，牺牲私利以便致力于城邦公益。这些人把他们的一生都扑在管理事务上。民主制度的存在，有赖于公民不懈的努力。一旦松懈，则民主制度就会陷入危险或被削灭。”[19] 雅典的政治制度屡经改革，但无论是贵族政权还是民主政权，都没有给民众个人自由。被称为自由的只是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是受制于国家的支配并没有改变。[20]

与此相应的另一个后果是，一旦城邦利益不能满足公民的需求，离弃和反叛城邦也就不难想象了，——城邦制度的瓦解也就不远了，只要外在的力量足够强大。库郎热提醒我们的是，古希腊城邦制度的变革与革命正是与罗马的武装扩张同步进行的。[21]

秦先生在这篇《帝制时代的政府权力与责任：关于“大小政府”的中西传统比较问题》的文章中，把雅典和罗马作为“古代福利国家”的典范，罗列了一系列“从面包到马戏”，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公共福利政策，以此作为反面对比的则是“中华帝国”的专制主义，——这正是秦先生一贯习性。但是秦先生不提的是占人口十分之一的“自由公民权”依靠的是建立在大规模奴隶制度上的严格排外的狭隘民主，“古代福利制度”靠的是在此基础上的穷兵黩武。而与之相反的是，“中华帝国”从来没有建立过西方意义上的、作为经济基础与政治基础的奴隶制度以及军事制度。与秦先生谈论“美国式道路”的方法论如出一辙，民主的美好蓝图恰恰是以抹杀了所谓“雅典道路”中民主的前提为条件的。

这样的西方古典民主必然是与海外征服联系在一起。在安德森看来，雅典、马其顿与罗马所代表的不同的帝国模式，反映了不同的海外征服的政治与组织问题的解决方案，“每一种模式都被后一种模式所吸收和超越，但都没有逾越公共的城市文明的基础”。[22] 雅典帝国主义依靠同盟国金融贡赋系统来垄断海军军事力量，而它的崩溃也在于它的公民权无法扩大到海外的非雅典人，造成对内的“民主”与对外的“独裁”，并且其直接民主的政治制度无法产生出作为国家的官僚体系来统治帝国。因此其作为单一主权形式的帝国并未完成，从更严格的意义上说，雅典的帝国主义只是一种霸权，一种暂时的不稳定的统治权，是一群城邦主权国家在法律条约下的联合，是被雅典否认了退盟之权的强制性帝国主义霸权。[23]

马其顿帝国开启希腊化时期,其帝国横跨欧亚大陆，它从希腊和其他被征服的居民中选出新公民，大力推行城市化，在古代世界形成了规模远大于希腊殖民时代的密集城市群落，对每个城市的统治都产生了持久的希腊化影响，“希腊化国家是混合体，然而却形成了以后几个世纪地中海东部的整体历史模式”。[24] 但是，由于马其顿帝国混合了中东的社会结构，因此，农村奴隶制并不重要，人口大多是自由农民，农民的自治村落被允许保存。希腊城市模式与东方“亚细亚专制主义”模式的混合，——这给了秦先生排除马其顿道路的理由，这一点在《田园诗与狂想曲》中是把马其顿道路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法家政治”捆绑在一起的，并且后者据说具有“更典型的意义”。[25]由此，可知秦先生之用心。

然而，所谓“马其顿道路”并不是对雅典为代表的希腊文明的对立，而是相反，马其顿模式作为“希腊化时期”承前启后了罗马世界。希腊化时期以希腊为模式建立的城邦，是可以互相授予公民权的，并因此建立了“公民权联盟”（sympoliteia）和“村镇联合主义”（synoecism）。[26] 正是马其顿最伟大的君主亚历山大打破了希腊和“野蛮”世界的区隔，也推翻了希腊各城邦之间的界限。“从那天开始，政治视野被拓宽了。没有在受到限制的城邦内窒息而死，相反希腊民族看见了无限的空间展现在眼前，它自由地通向伟大的城邦。”[27]

在沃格林看来，亚历山大在向诸神祷告时，祈求波斯人和马其顿人“和谐一致”(homononia)的观念是一场“伟大的发展”。他希望摆脱希腊人对于希腊人与野蛮人的区别，Homononia最初在希腊是指放弃党争，后来在演变为反对“野蛮人”的战争。而所谓“野蛮人”（barbaros），最早指的是不说希腊语，而只是发出“巴巴”（bar bar）噪杂之音的非希腊人，——希腊人对非希腊语发言（特别是东方语言）的拟音，凡是不说希腊语的都属于“barbarous”，无论是属于野蛮的色雷斯还是奢华的埃及。但是，“蛮族是奴隶，而希腊人是自由人”，[28]在这个观念中，“野蛮人”的确包含了对非希腊城邦政治文明的鄙视，这既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古老来源，其实也是雅典以其城邦政治体制无法维持一个庞大帝国的重要原因。这就是亚里斯多德为什么在《政治学》中论述城邦的人口不能大，否则就不能维持良好的法制，无法建立一个民主的政体。他把希腊人和“野蛮人”做了这样的比较：

在寒冷地带居住的人群和欧洲各族的居民都生命力旺盛，但是在思想和技术方面则较为缺乏，所以他们大都过着自由散漫的生活，没有什么政体组织，也缺乏统治邻人的能力。亚细亚的居民较为聪颖而且精于技巧，但在灵魂方面则惰性过重，故大多受人统治和奴役。至于希腊各族，正如位于这些地方的中间地带一样，兼具了两者的特性。因为希腊人既生命力旺盛又富于思想，所以既保持了自由的生活又孕育出了最优良的政体，并且只要能形成一个政体，它就具有统治一切民族的能力。[29]

在这个意义上，对“野蛮人”的战争，以及买卖野蛮人作为奴隶已经获得正当的解释。“亚细亚专制主义”的根源也正因此植根在西方最早的城邦政治文明的核心和源头。

因此，对于马其顿帝国来说，来源于埃及的托勒密制度，——此乃秦先生深恶痛绝的原因，君主的神化成为遍及希腊化世界的普遍观念。而根据这则古希腊文献：“亚历山大相信，他从神性中获得使命要广泛地使人们和谐，他就是这个世界的调停者，他把各种人的生活和各种习俗糅合在一起，把好的作为他的亲人，把坏的作为外人；因为他认为，好人才是真正的希腊人，坏人就是真正的野蛮人”[30]，亚历山大是要用君主的神圣性来统合世界，同时把古希腊城邦制度中排斥性的“野蛮人”：从公民权的歧视性的政治含义，转变成超越城邦公民权的普适的道德与文化含义，这样的“夷夏之辩”在沃格林看来，别有意味：

亚历山大的观念也许只是想把马其顿和波斯的贵族融合成一体。但是，这是一场伟大发展的开始。和谐一致（homonomia）成为希腊化世界以及后来的罗马世界（concordia[和睦一致]）的基本社群概念，而且通过保罗的书信，这个观念成为民主的建构性因素。无论基督教的社群观念已经发展成什么样，无论思想一致的这类概念多么有影响力（可以提提后来的一个例子：杜威[Jone Dewey]的社会理论），我们都要面对亚历山大在俄庇斯的祷文所带来的影响。[31]

即亚历山大用homonomia去取消barbaros的“夷夏之分”，具有世界史的意义，它拓展了民主的基础和城邦的限制，把民主与“社群观念”开始结合在一起。正因此，沃格林把社群民主的概念追溯到亚历山大，即秦先生眼中专制主义的马其顿帝国。这正是秦先生把雅典与马其顿作为的二元对立的“道路”理论所不能解释的。

有一个值得提出的现象是，无论是雅典还是罗马的民主改革，都是从“土改”开始，其成功与失败也系于此。梭伦改革包括了废除土地上的界标，使附属于贵族的被保护人能够拥有自己的土地，所以他自豪地说：“大地母亲可以为我作证，我用灵巧的手除去了界石，受奴役的土地现在终于自由了。”[32] 而公元前六世纪罗马的塞尔维乌斯改革作为从氏族到国家的社会改革，除了按照军事需求确定五个等级：即根据财产而不是氏族确定自备武器从骑兵到步兵的等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百人大会：每个士兵都有投票权，——所以罗马的百人队议会的来源是军队的体制；其改革还包括土地改革，即把海外占领的土地分配给平民，而不是贵族。但是一旦塞尔维乌斯被谋杀，贵族还乡团首先就把土地从平民那里夺回，并且取消了平民的法律，只是因为战争的状况不允许改组军队，才保留了百人会。为此，平民出走并迁居到罗马田地之外的圣山（Le Mont Sacre），但是这意味着罗马的军队要减少一半。后来，贵族和平民最终达成妥协，通过缔结条约，——这种条约与异族的媾和条约类似，贵族并没有允许平民加入城邦的宗教和政治，但是平民可以选出自己的首领，——这就是平民护法官制度和十二铜表法的来源。[33] “《十二铜表法》确实是折衷法案，平民阶层获得了保障，但作为补偿，它也承认了只有贵族阶层才有资格担任执政官的规定。该法律甚至最终承认了贵族阶层的封闭状态，因为法律规定了世袭贵族同平民阶层之间不得通婚。”[34] 因此，罗马在很长时间一直有两种制度，一种为贵族所有，一种为平民所有，罗马实质上是两个罗马。

使两种民众产生某些关联的，是战争。贵族当然不想见到军中缺兵少将。他们没有废除平民的公民称号，难道不就是为了使平民加入军队吗？他们注意到护民官的不可侵犯性只限于罗马城内，于是制定出护民官不得出城的规定。这样，军中的平民只好听贵族役使，不再有双重权力；在敌人面前，罗马重新团结起来。[35]

只有罗马拥有强大的军事和扩张的力量，罗马的贵族和平民才可以共同获得利益，这样的利益的纽带成为贵族和平民之间互相妥协的基础，古典贵族-平民的共和体制由此开始。

雅典城邦以内部的民主和外部的独裁（对同盟国）为特点，这样的制度使得其公民权无法扩展到其同盟国之中。而罗马以内部阶级分化为特征的贵族寡头宪政，使其公民权可以延伸到同盟城市中的贵族阶级，他们可以从罗马的海外扩张中获得共同利益。所以当罗马的大军抵达希腊，贵族就立即投诚，他们喜欢的是作为帝国的罗马，“而不是民主”。这构成了统一的罗马帝国统治的模式，即通过支配和增补地方精英，克服了希腊雅典帝国的分裂，并创立了新的政治形式。其后果是：“在全意大利和全希腊，人们只分出两种人：一种是贵族阶级，一种是民众派。贵族欢迎罗马人的统治，民众则反对这种统治。贵族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而罗马成了帝国。”[36]，

由于被征服的意大利和拉丁诸城邦的贵族和富人通过加入罗马的公民权获得特权，这一特权包括担任城邦的税吏并从中渔利，免除纳税，使得税务都落在民众的头上。因此，获得公民权的人数愈多，非公民的状况就愈加恶劣，越来越难用完成每年献给罗马军队的供给。而对于罗马来说，这一阶级分化的过程逐渐破坏了兵役义务制公民的基础，自耕农大量丧失自己的土地，变成了有兵役义务的无产者，军队开始成为专职和领取报酬的地方，而军队薪禄的分化和差距也持续拉大。一方面是平民军人的卖命，另一方面被征服领地的行政权和收税官都集中在元老院成员和骑士阶层，导致巨额海外收益分配严重不平等。而自耕农的衰落导致的却是奴隶劳动力相应需求的扩大。

因此，这样的扩张在经济意义上则体现为古典时代第一次大规模的奴隶制庄园，大地产农业与大规模奴隶劳动结合成为新型的、标准的罗马农业形式。长期的大规模海外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战俘作为奴隶的来源，使得大地产所有者获益。而战争则使得小农被年复一年地征召入伍而战死，幸存者也无力保住家乡的土地被贵族掠走。

从公元前220年到前167年，10%甚至更多的自由罗马人被终身征募。这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只有在国内经济的支柱是大规模奴隶劳动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奴隶劳动将人力解体出来，保证了共和国的军事力量。战争的胜利使得更多的战俘奴隶被带回意大利的城市和土地中。

最终的结果就是：有奴隶劳动的农业地产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产生了。……奴隶生产方式的全部潜力第一次被罗马人开发出来，他们组织奴隶劳动，并使之达到一个希腊人从来没有达到过的高度。罗马共和国掠夺性的军国主义是其经济积累主义的杠杆：战争带来了土地、贡赋和奴隶；奴隶、贡赋和土地又提供了战争的物质供给基础。[37]

这就是公元前135年西西里奴隶起义的背景，历史记载起义的人数超过二十万。西西里奴隶起义正是公元前二世纪格拉古兄弟改革的背景，他们的改革内容是把海外征服的公共土地分配给无产者，以增加义务兵役制士兵的财产。提比略·格拉古在其著名的演讲中说到：“为意大利战斗和牺牲的人们，却除了享受普普通通的空气和光线之外，确实一无所有。没有房子，没有家，他们带着妻子和孩子到处流浪。借助谎言，士兵的将军们在战斗中耗尽了他们的气力以保护墓地和神殿不受敌人侵犯，因为他们之中没有一人有世袭的祭坛；这许多人中没有一人是罗马人，但他们却为支持其他富有奢华之人在战队和牺牲，尽管他们被称为这个世界的主人，但他们连一块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也没有。”但是格拉古兄弟前赴后继的改革以他们自己被谋杀而告终，土地分配法案被元老院废除。这导致了罗马第一次在街头出现了有组织的暴力，斗争的结果则是“福利国家式帝国主义”的产生。即对贫民进行小麦补贴，后来是免费小麦分配以及建立农民军事殖民地。研究者认为“这是对帝国扩张和群众动员型战争所引发要求的一种反应，并且在设法躲开那些对基础权力结构的要求。在中央政治制度中，普通群众不再重要了。‘种族共同体’对罗马的支配越来越少，罗马越来越处于剥削‘阶级’的统治之下”。[38]这就是秦先生所说的共和制度下的罗马福利国家的起源，它是与共和时期最后的也最著名的斯巴达克奴隶起义处于共同的历史脉络中。

秦先生口中的“共和罗马的古典公民社会”实质是强大的贵族寡头专制统治。“法律是民主的，政府却是贵族的。民众虽有力量，却让贵族骑在他们头上，他们与贵族没有形成过真正的抗争”。[39]正是这样的贵族寡头统治，使得抑制土地所有者两级分化（如雅典的梭伦改革）那样的努力失败，——从塞尔维乌斯改革到格拉古兄弟的改革，都以改革者被谋杀为结局。而其结果是农民阶层不断受到伤害，小农人数不断减少，无土地财产的公民（proletarii）：即他们对国家的义务只是抚育儿童（proles），作为无产者逐渐成为公民中的大多数。同时，罗马的军事扩张主义使得小农大量战死在海外，这也是导致小农阶层减少的原因。安德森先生因而从小农的视角对罗马“公民社会”的描述就值得特别重视：

共和国时期罗马政权因此与希腊的任何原有形式截然不同，因为当农村由于大贵族控制而变得多样化时，城市反而充满着被剥夺了土地或其他财产的无产者。一旦被完全城市化，这个庞大的绝望的下层阶级就失去了任何再次拥有小块土地的希望，并往往受到贵族小集团的操纵来对抗以小农阶层为后盾进行的农村改革。他们在日益庞大的帝国的首都的战略地位最终迫使罗马统治者通过粮食共同配给制度来平衡直接的物质利益。实际上，这是从未发生过的土地分配制度的廉价替代形式：控制着共和国的元老院的寡头统治喜欢的是被动的消费的无产者，而不是不顺从的生产者农民。[40]

这就是被秦先生高度赞美的罗马作为典型的“古代福利国家”从面包到马戏的真实面貌，即被他“发掘”出的西方古代福利国家具有“社会主义”悠久传统背后的秘密。[41] 其实，罗马城市繁盛的背后不过是大量失去土地的无产者，其所谓“福利”不过是对土地绝望的廉价替代。可以再看一下安德森先生对罗马城市的描述：

如果说农民的贫困是共和国后期军队混乱的苗头，那么城市人群的境况则使元老权力面临极端尖锐的危机。随着帝国的扩张，首都罗马的发展达到了无法控制的规模。农村人口脱离土地的趋势，与大规模奴隶进口相结合，创造出了一个超大规模的城市。在凯撒时期，罗马人口大约有75万人——这超过了希腊化世界最大城市的规模。饥饿、疾病、贫困，榨干了在首都贫农区里生活的工匠、工人和小业主，他们或是奴隶，或是解放奴隶或自由人。……在共和国的最后的几年里，他们的敌对情绪越来越对传统的政治秩序造成威胁。由于在充斥着75万居民的城市中根本缺乏任何巩固的、严格的警察队伍，城市暴动就使共和国危机重重，直接的大众压力可想而知的。由于50年代保民官克劳狄（Clodius）精心安排，武装了部分城市贫民，在公元前53年，城市无产者第一次收到了谷物施舍——此后，这成为罗马政治生活中固定的活动，到公元前46年，接受施舍的人数上升为32万人。[42]

这样的“福利国家”并没有证明罗马的“民主性”，而是相反，它证明的是民主的衰败，是国家军事主义的体现，——迈克尔·曼因此把它称为“军团经济”控制下的中央专制的帝国国家。这是因为军队是控制罗马共和国和帝国的主要工具，而当军队失去与共和政体下参与型公民身份的联系，它就日益变成独立的霸权力量，这使得军事首领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支配政治和军事权力的力量，而军队的忠诚则来源于执政将军对其抚恤的能力。这就促使罗马走向了帝国时代。

奥古斯都开启的罗马帝国正是大兴土木把罗马变成大理石城市的时代，同时还兴办各种娱乐和节庆来娱乐市民，——这其实是为了消解民众对把共和制变为君主专制的敌意而进行的政治收买。根据迈克尔·曼对奥古斯都国库的研究，可以看到皇帝和国家财源的区分很模糊，国库的开支每年总计约4亿塞斯特斯（罗马货币），而奥古斯都每年的开支为一亿。国库中70%用于军事，15%用于向百姓谷物分配。而奥古斯都个人支出的62%用于其士兵的薪水、土地和养老金，20%以现金或者谷物分配给罗马百姓，12%为自己购买土地，其他的用于寺庙建筑和公共娱乐，——从面包到竞技场，由此奥古斯都把对他个人的忠诚与国家的忠诚混合在一起。[43]这样的公私不分的国库和皇帝的财政支出形式揭示的正是罗马的国家军事主义和专制主义，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帝国“国家福利”制度正是其“军团经济”的表现。凯撒的军队已经依赖大量的“无产者”，为此他成倍地增加了现役军人的报酬。奥古斯都时代则建立了退伍军人的津贴，从特别设置的军事军库中开支，该军库来源于有产阶级的销售税和遗产税——因此，该措施在元老寡头的“民主”时代一直受到抵制和取消，但是奥古斯都的君主专制就可以强制实行了。[44]所以，不是共和制的罗马而是君主专制的罗马帝国才具备成为“福利国家”的条件。

经过斯巴达克奴隶起义的打击后，罗马帝国时期奴隶起义比共和时期要少。这是因为破产的自耕农的地位下降代替了奴隶的劳动位置。从失去土地的平民中出现了租佃制和临时工资劳动，导致了奴隶制和自由权的结合，依附租佃制逐渐占有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后来依附制变成了永久的和世袭的——隶农（colonus）制出现了，奴隶上升为农奴，而自由农民下降为隶农，“自由公民和奴隶这两个原本分离的身份最终融合了。”[45] 马克斯·韦伯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去探讨罗马帝国的灭亡和欧洲中世纪的出现。他在《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Die sozialen Grunde des Untergangs der antiken Kultur)的演讲中指出，早在提比略皇帝（公元17-37年在位）放弃以武力征服莱茵河流域时期，已经意味着罗马帝国停止了向外扩张，奴隶市场所需要的人力供给也就逐渐中断，使得依赖奴隶劳动的大庄园制度出现困难。罗马后期奴隶转化为农奴，开始拥有家庭和私有财产，是为了确保其作为农奴的劳动力再生产，使其子孙继续为庄园做工。庄园主早期对拓殖农的兴趣是收取租金，而当奴隶劳动力来源越来越困难时，对拓殖农的劳役就越来越依赖了。由于罗马公共行政的规定，拓殖农属于其所在的庄园，注定与土地不能分离。这就形成了一个依附于土地贵族阶级的非自由农民阶级，即农奴。而这个土地贵族阶级同时又是地方行政长官，具有包税人的性质。由此，欧洲的封建社会结构在罗马帝国晚期就已经诞生了。[46]

所有这些都是必须与秦先生对古罗马“自由公民”和“福利国家”的赞美结合起来看，才能明白历史的奥秘，以及秦先生理论的奥秘。这就是为什么一旦罗马的战争扩张体制衰竭，奴隶的来源断绝，帝国的覆灭也就不远了。不过，这些都不包括在秦先生的理论里。他看中的是希腊和罗马的农民都是“商品生产者”，“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的古典小农是积极的自由公民，他们既摆脱了早期文明时代氏族共同体和贵族父家长的束缚，又尚未落入中世纪宗法共同体与‘天然首长’的桎梏中，因而个性与理性得到了初步的发展。”[47]：

因此罗马帝国的专制制度颇有“社会主义”色彩，君权需要显示自己的“人民领袖”身份，这就使得国家的福利责任随君权的强化而扩大。罗马公民在整个帝制进程中政治上虽然日益消极，享受的福利保障却比共和国有增无减，实际上是被皇帝收买而寄生化了。早在共和晚期“面包与马戏”（Panem et circenses）就成为新兴权力对民众的刚性承诺，即国家不仅要对公民的物质生活（“面包”），而且对公民的精神享受（“马戏”）都要负责保障。
  在“帝国黄金时代”，罗马政府掏钱搞的公共娱乐设施（决非像我们的颐和园戏台那样仅供皇家私享）越造越大，娱乐活动越来越频繁。为承担福利责任，国家靠战争、索贡等方式来自外部的收入已经远远不够，帝国初年已经实行了向富人征税补贴穷人的“高税收高福利”制度。除了保障性质的津贴外，帝国时期国家还为贫民的需要发放低息无息贷款，在“罗马黄金时代”,这笔钱实际上往往无须偿还——图拉真等皇帝都曾废除过贫民积欠国家的债务并销毁债契。文献与“图拉真圆柱”之类的古迹都记载着这种场景。必须强调的是：这里免除的是国家出于义务，应贫民要求贷给的钱，而不是国家凭借权力向臣民征收而臣民无力交纳形成的积欠。它与我国历史上朝廷偶尔开恩免除百姓“积欠逋赋”是不同的。也与我国唐宋时期那种朝廷强制“抑配”发放“公廨钱”、“青苗钱”用以创收的“官高利贷”不同。[48]

 秦先生试图论证的是，即便是农民，希腊、罗马的农民作为“自由的公民”也与中、俄宗法农民有本质上的不同；即便是专制帝国，罗马也是本质良善的福利国家，绝不同于东方亚细亚专制主义的帝国，后者作为国家从来就是“恶”的。因此，在他的叙述里，帝国大规模的战争和索贡其实都是“为承担福利责任”！

由此可以知道罗马作为“古代福利国家”为什么要施“福利”于城市贫民。至此，也可以明白秦先生为什么要为今天世界范围内的城市的贫民窟辩护，因为有了贫民窟，他的自由理想的“福利国家”才可以降临人间。只是这样的“福利国家”并无法逃脱小农的破产导致的军队危机，城市贫民的暴动导致的政治危机，——它们共同推动了罗马帝国的灭亡。

  二， “亚细亚东方专制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学说

对于秦先生来说，“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封建主义的表现，对中国作为“东方专制主义”的论证，目的是为资本主义私有化开道，据说这样才会有农民和工人个体的“自由意识”的觉醒，这在《田园诗与狂想曲》一书中被充分论述并且贯穿了其全部涉及中西历史的言论。所以，我们需要具体地回到历史的情境中去看这两个概念在二十世纪以来的中俄革命实践中曾经扮演的历史角色和作用，这已经不是书房中的学术，而是血与火的历史。

从理论上说，这个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学说最大困境在于两个方面。

一，它完全无视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的著名说法：

 “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49]

当然，它也完全不顾马克思在致查苏利奇著名的信中所说的俄国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论述，而这些论述与秦先生整个对俄国村社的叙述正是背道而驰。[50]相反，在《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书中秦先生对马克思关于村社问题的叙述上刻意回避了致查苏利奇的信：“马克思主义者对民粹派关于村社是俄国独特现象以及它将引导俄国人走向不同于西欧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说法是不赞同的，这方面他们倒似乎更接近自由派的观点（村社不能阻止资本主义化过程）。如果说在马克思时代这一点还不明显，那么到了恩格斯时代，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主义者的分歧就日益突出，而到了普列汉诺夫等第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崛起之时，他们已经与‘自由派’结成了‘同路人’联盟来向民粹主义宣战了。”[51]由此可见，秦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只限定于与“自由派”联盟的意义上，对之前的马克思是遮蔽其观点，对之后的列宁是批判他背叛“自由派”变成了“超民粹主义”，——所以秦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充其量只是有限意义上的俄国西欧派普列汉诺夫主义，特别是与列宁相对的普列汉诺夫。

在《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书中唯一提到此信的地方是论述民粹派的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切尔诺夫的观点对传统民粹派的修正：

1924年马克思就农村公社致查苏里奇的著名信件被公布后，海外的社会革命党领袖一片欢呼之声。B.晋季诺夫说：马克思在信中提出的纲领是与那“已由俄国革命民粹主义发展了的”纲领完全一致的。它证明，在农村公社问题上，“马克思肯定地站在民粹派一边”。切尔诺夫更认为，“被扣压了40多年的致查苏里奇的信已使辩论有了结论：信中描述的纲领完全就是那构成社会党关于农民革命、土地要求与农村政策理论的基础的东西。”不管他们的说法是否成立，那种急于证明自己的主张符合西方思想家理论的态度是传统民粹派所没有的。无怪乎不少研究者认为切尔诺夫“复兴了民粹主义，同时也使民粹主义欧化了”。社会革命党的努力体现了“革命民粹主义逐渐地从斯拉夫主义教条下解放出来的历史”。民粹派运动本来是个“围绕着俄国问题必须以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方法来解决的思想而形成的运动”，但现在社会革命党人却“以西方力量的同道的面目出现了——而且在许多场合还是非常盲目的同道”。[52]

如果不是此段里提及致查苏利奇的信，读者会很难相信它居然是用马克思对俄国道路特殊性的思考去论证社会革命党的“西方模式”，这已经违背最基本的形式逻辑。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一段话中，丝毫不提马克思致查苏利奇信的具体内容。虽然这本书是以村社为主题的，但是马克思致查苏利奇的信及其三封草稿的内容，对俄国村社的大量讨论，完全被无视。有意味的是，这段话里的马克思变成了“西方思想家理论”，而不再是秦先生口口声声中的马克思主义了。它完全回避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彻底歪曲了马克思在致查苏利奇的信中最核心的部分，即《资本论》中所讨论的资本主义道路，“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这一马克思在四易其稿后，定稿信中依然留存的内容，也是最重要的内容。作为一部专门讨论俄国村社的著作，马克思致查苏利奇信中关于村社问题具体内容的缺席，正是该书醒目的特色。

鉴于此，我们还是多来看一下马克思自己的叙述吧，马克思对俄国独特道路的说法到底是赞同还是不赞同：

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是处于危机状态，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结束，或者像一位美国作家（这位作家是不可能有革命倾向的嫌疑的，他的研究工作曾得到华盛顿政府的支持）所说的，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高级的形式下(in a superior form)的复活(a revival)”。因此，不应该特别害怕“古代”一词。

……

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有助于他们从小土地经济向合作经济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

……

从历史观点来看，一个十分有利于通过“农业公社”的进一步发展来保存这种公社的原因是：“农业公社”不仅和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这使它可以不必服从资本主义的modus operan-di（活动方式）就能够吸收其各种成果），而且它还度过了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被触动的时期；现在却相反，不论是在西欧，还是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都处于同劳动群众、同科学以至同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展开斗争情况下。总之，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生产的高级形式而结束。

……

必须创造一个由比较富裕的少数农民组成的农民中等阶级，并把大多数农民干脆都变成无产者。正是为了这一目的，“社会新栋梁”的代表才把公社所蒙受的创伤说成是公社衰老的自然征兆。

……

正当人们吸着公社的血、蹂躏它、耗尽它的地力、使它的土地贫瘠的时候，“社会新栋梁”的文坛奴仆却以嘲弄的口吻指出，公社蒙受的创伤正是它自然的、无可怀疑的衰老的征兆；并要人相信公社的灭亡是自然的死亡，缩短它的临终的时间是一件好事。因此，这里所谈的已经不是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而简直是需要加以消灭的敌人。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但是，俄国政府和“社会新栋梁”正在尽一切可能准备把群众推入这一灾祸之中。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53]
   

抱歉，抄了这么多马克思的话，只是因为马克思在1881年就已经批驳了秦先生在《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中所表述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明确表示了对超越资本主义的俄国革命的期望和支持，而不是秦先生所宣称的相反。秦先生的马克思主义旗帜可以放下了。否则，只怕马克思又需要再次声明：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

二，构成秦先生理论困境的第二个大问题的正是所谓“亚细亚东方专制主义”。这是秦先生直到今天都一直强调的，即“我们都受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影响”。只是，他忘了补充的是，这一影响并不是直接来自于马克思，而更多是来自于前苏联以及解体之后的辩论，——秦先生的理论不过是二手货。

那么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呢？

关于这一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学者佩里·安德森对此进行过著名的批判性分析。秦先生在不同场合一再提及与安德森先生在《新左翼评论》上的对话，所以我愿意再次用安德森先生的理论来说明问题。

安德森认为东方专制主义概念从一开始就是西方站在“外面”对“东方”的评价，也是西方自马基雅维利和博丹以来的一个理论传统，即欧洲中心主义的传统，——我们上面已经看到，西方中心主义更深的源头是希腊的城邦政治体系。在欧洲全部政治哲学的源头，专制主义就被明确地说成是亚洲的属性，“是在殖民探险和征服的大航行后，启蒙运动能够在精神上涵盖全球，因此第一次能够对这种联系作出普遍系统的概括。这项任务是由孟德斯鸠承担的，他对‘东方专制主义’作出了成熟的理论概括。”[54]其基本公式包括：亚洲国家没有稳定的私人产权，或者没有世袭贵族，因此其性质是专横和暴虐的。在共和国，人人平等是因为他们就是“一切”，而在专制国家，人人平等，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是”，而缺乏世袭贵族阶级是亚洲赤裸裸的、平均主义的奴役状态的一个条件。

安德森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亚洲专制主义叙述的分析中，认为：“马克思拒绝把封建生产方式推广到欧洲以外的地方，这种否定性的看法有其肯定性的信念。他和恩格斯都认为，东方有一种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从而使其历史和社会都有别于西方。这种生产方式的标志，即直接使之区别于封建社会的标志，就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55]而马克思最初用这个概念是为了解释土耳其这个非欧文明的国家尽管取得了很高的文化成就，却为什么没有演变成资本主义。1953年的马克思在与恩格斯的通信和时事评论中，对亚洲的描述都极其接近欧洲人对亚洲历史和社会的传统评论，强调东方社会专制制度与停滞不变的刻板印象。稍后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马克思开始把“亚细亚主义”扩大到实际上完全超出亚洲之外的各种不同社会。这种概念的滑动表现为，马克思开始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内容不是土地国有制，集中的水利工程和政治专制主义，而是把手工业和农业结合在一起的、自给自足的土地部落或者村社所有制，即从官僚制国家转向下面的自给自足的村社，这就为这一概念的无限扩张打开了大门。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正式谈到“亚细亚生产方式”，“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56]

在安德森看来，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一种欧洲概念的残留物，这一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概念已经丧失了对具体的实际社会结构的分析能力，应该对此给予一个体面的葬礼，其教训“即绝不能先建立欧洲进化的规范，然后把亚洲的发展情况归入遗留的一个统一的范畴。凡是在封建欧洲之外的历史领域进行的严肃的理论探讨，都必然会取代传统的一般性的比较（同欧洲的比较），实事求是地建立一种具体而准确的社会形态和国家体系的类型学。这种类型学尊重它们各自结果和发展的重大差异”。[57] 按照安德森的介绍，其实是六十年代之后，西方很多学者觉得普世论的“封建主义”概念已经行不通，为了摆脱僵化的直线历史发展的图景，“亚细亚生产方式”才在长期被遗忘后，开始走红。但是，安德森批判性地指出，马克思的这个概念已经因为膨胀而贬值了，它和把封建主义无限扩大一样是荒诞的，即“只有在无知的黑夜，一切不熟悉的形象才会具有相同的颜色。”

因此，对于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需要有一个批判的和辩证的历史视野。在这里，需要区分学术的讨论，以及它在具体的社会政治实践中的运用——为什么被运用，其背后的历史、政治与社会逻辑究竟为何？这两者往往既纠缠，也区别。这正是为什么“亚细亚东方专制主义”的阴魂直至今天并没有消散，安德森的讣告从历史现实的角度来说，显然下得太早了。

我们可以通过秦先生理论的另一个可能来源来看这个问题。这就是意大利翁贝托·梅洛蒂的《马克思与第三世界》中关于中国的亚细亚专制主义的论述，说“可能”是因为我并没有从其著作中看到他的直接引证，虽然其论调几乎如出一辙。鉴于该书中译本在八十年代初特殊的影响力，秦先生应该不仅看过，而且极为重视。该书意大利文1972年出版，1977年英译本出版，1978年吴大琨先生在北京图书馆新书展中看到后，立即敏锐地发现了其“爆炸性”论点的意义，“我把本书内容向一位我最敬佩的学术界前辈作了汇报。他立即判断出了本书的重要性，要我尽快组织力量翻译”[58]。该书以“内部发行”的方式迅速于198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所谓观点的爆炸性，正在于“中国与俄国比，有更广阔的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必然产生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历史背景，这种专制主义的遗毒也就是现在大家所说的‘封建法西斯主义’”[59],吴先生这样的结论正来自该书。以为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做辩护的方式，该书其实是沿着马克思的“亚细亚专制主义”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在六、七十年代的历史语境下从西方左派（托派）的立场批判苏联和中国的官僚主义国家是伪社会主义，该书的最大特色正在于把“亚细亚专制主义”从一个边界含混的概念收缩为专门针对俄国/苏联和中国，不过俄国/苏联也仅仅是“半亚细亚式”，而中国则成为“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亚细亚’社会的最典型的例子”（十七章标题）。

在他的解读下，列宁在“土地国有化”问题上与普列汉诺夫的辩论，是“玩弄文字游戏”，是“诡辩术”，[60] 而“象列宁那样继续大肆宣扬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之间的对比”，是没有任何意义的。[61] 从这里，我们是否看到了秦先生不惜笔墨把列宁的国有化主张批判为实用主义的投机，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权术表现，——这些观点的源头？至于中国，“历史的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两千年的殷商朝代，亚细亚专制主义就在形成之中”，殷墟表明，村社之上已经存在着一个“更高权力”，“它接受定期的贡赋，具有典型的‘亚细亚’特点”[62]。周朝使这一制度获得充分发展，而秦朝则是彻底完成了中央集权的亚细亚专制主义的过程，[63]——不奇怪，秦先生也正是把走出“秦制”看成是中国实现普世价值的希望。中国作为亚细亚社会的典型结构，“其基础是孤立的、从事自给自足生产的村社，在其顶峰是一种专制权力，它一方面剥削村社，同时又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程度的效率发挥水利管理的重要职能”[64]，正因为中国需要一个中央王权来管理灌溉系统，这就把一切历史上的“革命”都变成了“单纯的改朝换代”，“在亚细亚环境中，‘革命’只是徒有其名，或从这个词的确切词源来说，它当然既包含更新又包括复旧的含义。但它们绝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革命”，[65]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不过是“亚细亚制度定期更新的古老局面”，“中国新建的宏伟水利工程克服了干旱和洪水，这要归功于强大的中央集权”，“强大的中央集权发起建立农村公社，那就是新型的古老村社”[66]，——所有这些言论，我们都在秦晖先生的理论里听到了强烈的回响，如果不是重复的话。

该书最后的结论是，这个世界上的社会主义要想获得实现的话，只有从“先进的工业国”突破，而不是来自亚细亚的专制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既然中国是“东方”亚细亚专制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偏离”，那么最终要靠的是西方的左派来拯救社会主义，是“要求我们采取行动”。[67]

吴先生借助该书，也就是说，其实是借助西方的托派左翼观点，重新复活了“亚细亚专制主义”的话语与中国“封建社会”的联系，并成为从毛时代转变到邓时代官方改革话语最早也是最重要的理论先声。[68] 他在前言中明确指出，毛泽东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制度的概括，其实正好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点，而中国的“封建社会”与Feudalism完全不是一回事，亚细亚专制主义就是“封建法西斯主义”。这就既为把中国的“封建主义”等同于“亚细亚专制主义”——以秦晖先生的理论为代表，也为彻底否定中国的“封建”性质——以冯天瑜教授的《“封建”考论》为代表，这两种从八十年代一直延续至今的理论路径开辟了道路，它们其实分享着同样的前提，并且殊途同归。秦先生在冯著出版之后的回应是，问题不在于“封建”一词是否误用，而在于传统社会与文化究竟是否是“专制”的。只要承认是专制，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69]

正是因为上述历史脉络，《马克思与第三世界》一书“英译本编者前言”对该书的批评在吴先生及其之后秦、冯二位的论述中，并没有也不可能得到认同。其批评是以“警告”的方式提出的，今天读来别有意味：

在自命为马克思信徒的那些西方人中间，这一特殊思潮（指欧洲中心主义——译者注）表现出相当大的力量，最为显著的是在形形色色的托洛斯基分子中间，他们托庇于衰落中的帝国主义，顽固不化地声称：甚至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也必须等待早就预告的富国中（白种）产业工人的起义。梅洛蒂教授毕竟也不能免于这一可想而知的影响，正如他对中国革命的评论中所表现的。……当西方世世代代地盛行这种不费力气的、深信不疑的优越感的时候，亚洲的革命者们也许现在大可对这种不可救药的思想废渣取笑一番。显然，当历史的钟摆无情地摆离西方的时候，我们将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即：到底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哪些特点使得亚洲社会特别为新形式的社会所接受？这种新形式的社会正在把过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迅速地扔进历史垃圾堆。[70]

不过，秦先生对于“欧洲中心主义”倒是有鲜明的判断，那就是“在西方学术界犹如社会上一样，肯定有些人是存心歧视非西方人，抱有民族乃至种族偏见的，这是道德问题（或利益问题）而不是学术问题”，“西方中心论”不过是个没有意义的假问题，“那种所谓马克思与哈耶克等等都是‘西方中心论者’这样似是而非意义可疑的话也未必能给我们带来多少新知。……现实社会主义衰败了，自由主义也面临很多问题，究竟人类的道路在哪里，这只能从普世的角度，而不是什么西方或东方的角度来研究”，[71]——在秦先生如此“普世观”的照耀下，中国的“亚细亚专制主义”并不是什么“东方主义”，而是走向普遍主义的一个阶段，即人类历史“摆脱共同体”的第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中国都不幸走岔了——这是中国至今为止仍然是亚细亚专制主义的原因，“那时我们已经有了人类历史上三次‘走出共同体’的想法：走出氏族公社建立古典文明时，有‘雅典道路’和‘马其顿道路’的斗争；走出中世纪公社建立资本主义文明时，有‘美国式道路’与‘普鲁士道路’的冲突；那么在前计划经济国家走出‘大锅饭共同体’时又会有怎样的事发生呢？ ”[72] 这正是秦先生的自我期许，他要为推动中国迈向人类“普世道路”竭尽绵薄之力。

三，“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二十世纪的中、苏（俄）革命与道路之辩

这里，我更愿意从“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在具体的历史和政治脉络中的运用来读解，即一方面，需要批判其作为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立场的知识谱系；另一方面，也正是马克思自身的理论提供了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压迫最深重的地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正当性，列宁也正是从这里出发的，“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的判断正是建立在革命的视野上。换言之，马克思对俄国道路特殊性的思考，以及他对俄国革命的明确期待，与他对作为特殊主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认同之间在逻辑上是一致的，这也使得马克思的“亚细亚”概念从而具有了不同于西方普遍主义的独断性，也翻转了这个概念的反动性，当否定的“亚细亚”概念和革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一落后就体现为历史的进步，用马克思论法国革命的话就是：“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一历史正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世界史。换言之，正是革命取得了现代历史进步的定义权，也唯有革命才可以打破资本主义的世界霸权。因此，需要把握的正是这两者之间所具有的辩证历史关系。

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追述秦先生关于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渊源，其实他的所有这些论述都并非原产，而是残羹。除了直接搬运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下亚洲专制主义的余唾，它的另一个来源是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西方派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普利汉诺夫，1906年他在《论俄国的土地革命》中认为俄国不是封建国家，反对列宁的土地国有化主张，认为会使得俄国的“亚细亚制度”复活，导致国家对农民的新奴役。所以他和孟什维克一样，主张等待资本主义发展之后，才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众所周知，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党正是与上述政党和主张在激烈的辩论和斗争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软弱和俄罗斯反动的“亚细亚”性，正是革命必然爆发的历史理由。普利汉诺夫逝世于1918年，没能参与后来的政治斗争，但他的全集在苏联是获得出版的。引用普列汉诺夫来攻击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也不是秦先生的发明，而是从前苏联时期到后苏联时期，历次理论论争中都被反复援用的通用货币。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辩论上，中苏之间存在着极为重要的互为镜像的关系，可以分为三个代表性的时期，一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二是中苏关系破裂与论战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三是苏联解体之后。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是围绕着中国革命在苏联和共产国际中激烈展开的。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许多理论家都赞同中国社会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典型例子，并且根据这一判断制定政策。并非偶然，这也正是中国社会性质大讨论爆发的时期，所以这场辩论就不仅仅是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激战，也是世界历史发生激变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政治概念的“亚细亚”模式成为中国革命的催化剂。1927年国共决裂，新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支持瞿秋白发动武装起义，成为中共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罗明纳兹认为，现代中国有代表性的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而不是封建制度，这说明了为什么中国资产阶级是软弱的，它不再代表“统一的政治力量”，只是“作为个别的集团……在个别军阀的指挥下存在”。与普列汉诺夫的结论相反，罗明纳兹认为正是中国的“亚细亚”性质，即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提供了绕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可能。而斯大林则在代表大会上亲自讲话，与罗明纳兹论战，指责他低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作用。[73]

共产国际并没有用列宁在俄国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来对待中国革命。他们拒绝这样做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太冒险主义，国民党很强大；二是当时的苏联，斯大林正在与“左”的倾向斗争，并想在一切领域消灭左倾异端。因此，斯大林的主要中国问题专家帕·米夫就驳斥了罗明纳兹的观点，否定作为历史发展的单独阶段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罗明纳兹同志企图把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封建制度对立起来（罗明纳兹：马克思把这个对立起来了！）。马克思没有把封建制度与亚细亚生产方式对立起来……马克思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解为封建制度的变种之一，补充声明说，实质上在这里与普通的封建制度没有任何差别，只有次要的、毋宁说是外表的，部分是历史的和法律的制度的差别。”[74] 因此，既然中国存在普通的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比任何地方软弱。

在《俄国熊看中国龙》的作者卢金看来，其实，如果像普列汉诺夫那样，承认亚细亚生产方式，因而反对在中国进行革命，逻辑上要简单得多。但是斯大林集团否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种论证会对苏联产生直接的影射。如果承认亚细亚生产方式，右派会说，“俄国革命发生得太早，俄国需要非国有化并使资本主义发展到应有的水平”；而左派“则建议通过不断革命向官僚化的党-国家结构发动进攻”。而他们会达成一致，“共同对亚细亚专制制度的这一新变种感到失望”。

“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在关于未来战略问题的党内斗争的高潮时期，当斯大林的独裁作风开始引起广泛失望的时候，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变得流行起来，这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斯大林懂得，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对他的政权来说是潜在的危险，因而他组织力量摧毁这个概念，在获得了足够的权力后就加以禁止，这一概念的拥护者或者放弃自己的观点，或者遭到了镇压。比如罗明纳兹在20世纪30年代初参加撰写一篇批评斯大林经济政策和独裁统治的秘密宣言。为此，他被开除出党，并于1935年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75]

由此可见，论辩是由中国和苏联具体的社会政治关系所决定的。中国与苏联之间，正是通过“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辩呈现出互为镜像的复杂关系。这在后面两个阶段的发展中更为明显。

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主要解决的问题正与此议题密切关联，即中国到底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1927年之后的中国革命到底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这一论战席卷了当时中国的各个政党和学界。也正是从这一论战中，诞生了中国第一批对中国历史和社会进行现代阐释的丰富学说和思想，并且以此为关照，广泛挖掘了和整理了中国从古代到现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史，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也由此诞生。但是，即便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绝不是对斯大林教条主义的复制，——这一点，即便是秦先生也是承认的。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论述，被秦先生当成批判靶子贴上的标签是“自由封建主义”，正是因为他们强调中国的土地私有制导致的是租佃剥削而不是雇佣剥削，他们和国民党史学立场所强调的中国自秦以来的商业资本主义，享有共同的前提，——而这些论述其实正是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否定。

正是基于这一点，力图让中国和俄国重返“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秦晖先生要祭起批判的大旗，这就是秦晖先生全部理论的底牌。《田园诗与狂想曲》的第六章《“自由封建主义”质疑》中，其第一节“亚细亚生产方式”、“商业资本主义”与“自由封建主义”说道：

我们在比较中西封建社会差异的时候往往会发现中国封建社会比西方有更多的“私有”性质与“商业”性质，而不是有更多的亚细亚性质、共同体性质与统治-服从关系性质。因此从这样的社会中既得利益者的观点出发便会得出“商业资本主义”的结论，以反对民主革命；而从该社会受压迫者利益出发的观点又会倾向于“自由资本主义”论，把革命简单地理解为仅仅是剥夺“贪婪的私有者”的自由，废除土地“自由买卖”与自由租佃等等。[76]

但是，这些在秦先生看来都是假象，中国的封建社会其实是“伪商品经济”。这就是为什么秦先生的全部论述都是不遗余力地论证中国是家国一体的宗法共同体，是依附性的封建主义与亚细亚主义的复合，具有更多的“亚细亚”性质（而不是相反）——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封建主义只是亚细亚专制主义的另一个名词。他最后的结论正是：“我国封建地产无论前期与后期，无论哪一种模式，虽各有特点，但基本属性与世界其他封建地产一样，都是宗法共同体中等级权力的物化”。[77] 如此论证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从一开始就错了，这一点与苏联的右翼“普世派”并无二致。这样的“普世派”的观点是需要与早期苏联的社会主义的国际视野参照起来看的。

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斯大林把中国作为亚洲传播世界革命的中心，因此中国的地位必须强大，“虽然从普通的地缘政治考虑出发，这种加强应该被认为是极其危险的。”但是，斯大林还是坚决主张中国领土的统一，只是保留了1945年由蒋介石政府承认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权利。1949年之后，为了不触怒中国，还拒绝了蒙古要求加入苏联的要求。

在所有其他问题上，苏联领导机关都坚定地建议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巩固自己在尽可能大的领土上的权力。米高扬在他关于1949年1-2月秘密访问中国时同毛泽东会晤的电报中报告说：“我转告毛泽东，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劝中国共产党不要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取得政权使各少数民族独立，从而缩小中国的领土，在民族问题上过分摇来摆去。应该给少数民族的是自治，而不是独立。”[78]

甚至对于传统的俄国势力范围的新疆以及西藏，斯大林也坚定地劝说毛泽东要严格控制，不要容许有英国和其他大国的影响。苏联也支持解放台湾，只是担心美国干涉，不愿直接参战。斯大林还坚持把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交给中国，并拒绝“在满洲的一切财产权和特权以及根据（1945年）8月14日与中华民国政府签订的条约和协定赋予苏联的很重要的战略阵地”。这些在卢金看来：“只有用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用他把中国共产主义制度看做是阶级上亲近的制度的看法，才能够解释他的全面援助的政策，以及他把在此之前几年中从‘阶级异己’蒋介石政府手中夺得的相当数量的权利和特权交给中国的做法”。在1949年2月5日，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认为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在旅顺保留军队已经没有意义，苏联把土地和军事基地还给中国并不是损失，因为共产主义取得胜利之后各国的政府都将消失。[79]

如果把斯大林的这个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视野，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论战之后，苏联的“改革派”对中国的批判，以及苏联解体后尘嚣甚上的“中国威胁论”比较一下的话，问题也许就更清楚了，——这些都围绕着“亚细亚生产方式”展开。

中苏关系破裂与论战期间，苏联的改革派和自由派对中国的批判集中在毛泽东的形象上，毛泽东被称为“个人的专制”，其实是为了用中国的例子和斯大林算账，是为了批判斯大林及其遗产，正是通过这个方式，“自由派”极力设法使赫鲁晓夫的政策转向与西方“和平相处”，而斯大林主义者则批评赫鲁晓夫：“居然签订了关于禁止核武器的条约——与美帝国主义者反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条约。禁止中国拥有核武器，为什么？中国对此不加理睬并添置了武器。法国不加理睬。而我们却成了赤手空拳，而这给毛泽东提供了与苏联断绝关系的主要论据”[80]。

在此基础上，不难想象，“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以新的方式复活：“如果说对毛主义的批判提供了表达关于苏联制度的各个政治方面的意见的可能性，那么‘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则使人民能够形成一个以马克思主义、韦伯主义和更加新颖的西方概念极权主义的混合物为基础的独具特色的、无所不包的苏联社会概念”[81]—— 借助批判中国的“亚细亚专制主义”来影射苏联成为自由派和改革派的策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形象成为：无所不包的强大的专制国家机器与城乡小生产者直接对抗，同时又履行重要的整合作用，把经济上原子化的社会连接在一起，阻止其离心。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上属于马克思所说的“普遍奴隶制”的公法领域，私人所有者没有财产和人身保障。结果是经济停滞，注定在政治上从属于资本主义大国。这样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大国，说的是中国，其实意指苏联。而国外的苏联自由派社会学家则直接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运用于苏联，官僚阶级成为新的统治阶级，“这是封建的反动势力，是国家垄断的封建主义制度。这一反动势力的实质在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古老方法，国有化的方法在这里被运用来强化被反封建革命动摇了的封建结构。古代的政治官吏阶级作为新的阶级——‘在编干部’复活了；这个阶级建立了自己的专政，神权的亚洲专制国家成了这种专制的无意识的原型。比如在现代，用假进步的‘社会主义’口号伪装起来的古老的反动派延续下来了：这是封建主义与古代的国家专制制度的合成物。”[82]熟悉秦先生观点的读者对这些论点都不会陌生，何其相似乃尔！秦先生对中国的描述基本上与在这个脉络下展开的中国形象如出一辙。

来源于苏联非官方的汉学家们认为，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传统预先决定了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新意识形态和社会规制与传统的东西是相似的，毛主义不过是稍微用马克思加以粉饰的中华帝国传统意识形态的复活。所以，“如果说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样，只不过是落后传统在新形式的产物，那么，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跃进只有通过推翻马克思主义和完全接受西方的价值才能够达到。”这些观点在苏联有教养的阶层中广泛传播。但是，这些主张也与中苏冲突后官方宣传：中国具有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论调，相互呼应。当时大量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把中国看成是将要与之进行总体战的最大威胁[83]。这样，“亚细亚生产方式”就顺理成章地与“中国威胁论”捆绑在一起。1969年，苏中关系最紧张的时刻，持不同政见的历史学家A· A阿马尔里克写下了影响很大的文章《苏联能存在到1984年吗？》(发表在国外)，认为中国是用马克思主义来掩盖民族帝国的目标，是与苏联帝国的目标相对立的；革命逻辑使中国走向战争，中国将继续用战争来解决其严重的社会与经济问题，以确保中国在世界的主导地位，这也是中国对近代以来列强欺辱的民族复仇。因此，中国必然会向以前属于中国势力范围的西伯利亚和远东扩张，中苏必有一战。[84]“在20世纪70年代，各种不同派别的持不同政见者利用与中国战争的威胁，作为证明苏联必然灭亡，必须与西方合作，必须禁止共产主义，必须开放民族资源并复活民族精神的依据。”[85]正是这一论点在苏联解体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1998年著名的不同政见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在出版的《崩溃中的俄罗斯》中认为：“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国家机体，是一个历经了国家的衰落和崩溃时期、目前强大起来的邻国”，在他看来，中国人口的巨大数量使得他们正在涌入西伯利亚，所以必须守住西伯利亚，反对向中国出售武器。[86] 这个威胁论的背后正是东方“亚细亚”专制主义的幽灵。索尔仁尼琴在1973年《致苏联领袖们的一封信》中，曾预言中俄的战争将使得俄国人民在行星上不再存在，他对敌人本性的描述符合流行的和官方的关于中国人的刻板印象，——一个东方亚细亚专制主义的敌人：“反对我们的是一个在世界历史的任何一次战争重都没有出现过的有几乎10亿人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居民自1949年以来尚未来得及失去其自古以来的最出色的勤劳——比我们今天的勤劳更出色，也未失去其顽强不屈、恭顺服从，并处在丝毫不稍逊于我们的极权主义制度的牢牢的掌握之中。这个国家的军队和居民也决不会以西方的明智作为被包围、被征服的群众投降认输。每一个士兵和每一个平民都将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和最后一口气。”在索尔仁尼琴看来，中国的威胁来源有二，一是中国人口压力导致的对西伯利亚的觊觎；二是意识形态的分歧。这封信引起了极大的反响，1974年为此编撰的《苏联等待什么》一书，中国威胁是大多数文章的题目。在不同意索氏观点的文章中，一个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中国威胁并不是随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出现的，而是有着更为古老的历史根源，马克思主义只是使得古老的传统中国战略穿上了新术语的外衣。

而按照最激进的西方派的思路，因在1992年竭力推进“休克疗法”而著称的苏联前代总理盖达尔曾在整本《国家与进步》中详细地描述了“俄罗斯同自己过去的‘东方的、亚洲式的生产方式’决裂和加入到西方文明世界的必要性。”

按照盖达尔的两级世界模式，俄罗斯处于“民主的西方”——对西方世界的恐惧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实际上，正是西方有理由害怕俄罗斯不稳定的民主）——和东方的“贫困的、不民主的国家”之间。同后者相比，俄罗斯是比较繁荣、开放和可预见的国家，而恰恰是这些“贫穷的、不民主的国家”对俄罗斯构成威胁。在这个模式中，中国是最大的威胁。这位亲西方的高层人士在回忆20世纪60-70年代俄罗斯社会中普遍流行的同中国发生冲突的恐惧心理（盖达尔提到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和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镜子》）时指出，虽然这种恐惧被过分夸大和在当时显得为时尚早，但并不是没有依据的。按照盖达尔的意见，索尔仁尼琴错误地将冲突的原因归结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盖达尔公开赞同中国“人口威胁”理论并指出，现实冲突的原因“更严重”：中国居民超过俄罗斯人口8倍，边境人口密度超过100倍以上。为此，盖达尔认为，“在最近一些年中，中国不是稳定的、繁荣的、市场化的民主社会”，因此，俄罗斯不能削减军费和武装力量，应将“遏制的潜力”从友好的和民主的西方转向远东。盖达尔相信，俄罗斯的主要亚洲盟友是日本（为此，他甚至准备将千岛群岛送给日本人），他的思想是——限制中国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发展经济和军事潜力。盖达尔的“俄罗斯选择党”成员、当时担任国家电视台领导人的C·E·布拉戈沃林警告说：“中国成为西方、日本和亚太地区以及俄罗斯的主要威胁。莫斯科、华盛顿和东京早就应该就限制日益增长的中国威胁达成默契了。[87]

在这个俄国版的“脱亚入欧”中，无独有偶，中国再次成为与“亚细亚东方专制主义”的代表，而且是唯一的代表。俄罗斯安全问题专家、自由政党“亚博卢”运动的杜马代表阿尔巴托夫认为，未来中国可能会对俄罗斯构成严重威胁，因为中国的政治结构发展同“日本-已成为西方不可分割部分的民主国家”——不一样，是不可预测的。[88]所以，在“脱亚入欧”的过程中，俄罗斯应该做日本第二，其前景是使“俄罗斯逐步地、长期地、经过周密思考并根据俄罗斯的特点融入到大欧洲、或者也可以这么说，是返回欧洲，因为在一千多年前，俄罗斯就是欧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89]

如果对比一下日本的“中国威胁论”，这个问题就更显赫了。最新的表现是在2011年4月夏威夷召开的美国亚洲学会（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的年会上，东京大学教授、前日本驻联合国大使北冈伸一在题为“亚洲新秩序和日本的角色”（A New Asian Order and the Role of Japan）的主题演讲中，赤裸裸地把日本和中国的对立说成是现代、文明和前现代、不文明的对立，中国的崛起是对现代文明价值观的冲击，并在演说的末尾提问：“现代国际体系的价值观会被改变吗？”[90] 如此看来，佩里·安德森先生希望给“亚细亚生产方式”一个体面的葬礼，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亚细亚专制主义”的阴魂直到今天还不断地出来威吓世人。

其实，在所有“中国威胁论”的论调背后，我们看到的，都是西方从雅典到罗马的军事帝国主义的模式（及其之后形形色色的现代变种）与 “东方亚细亚专制主义”的结合，他们正是戴着这样的西方帝国主义模式的眼镜从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来阐释与构建中国：从传统到现代。

  四，结语： 中国能够“脱亚入欧”吗？

只有在上述背景下，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作为中国版本的“脱亚入欧”，秦晖先生的理论堪为标本，——它与俄罗斯的“中国威胁论”共享着基本的预设。秦晖先生“大共同体理论”就是亚细亚专制主义的翻版：“在中国，近代化其实是要走出‘秦制’，也就是摆脱‘大共同体’的束缚，变专制帝国为公民国家”[91]，这样的叙事不过再次证明其剪辑错了的故事。中国在什么意义上能够“脱亚入欧”？它究竟意味着怎样的条件和前提？

其实，否定十月革命其实并不是秦晖等先生们的伟大发明，不过是苏联1991年解体前后的那些“自由主义者”们的主导观点而已，因为只有否定列宁和“十月革命”，才能为其“脱亚入欧”的理想开辟道路。其主要论调为：

1917年革命是一小撮布尔什维克狂热分子完成的政变，这些人利用了旧政权在二月遭到毁坏而新政权尚未巩固的机会完成了政变。政权在小路上不断颠簸，因此十月政权毫不费力的成了民众的选择。革命破坏了历史的自然进程，变成了血腥的专政和恐怖，将俄罗斯引入了破坏性试验。苏维埃政权的70年是黑色的萧条岁月。俄罗斯只是在1991年后才开始好转。[92]

但是对上述论调的批判同样属于今天的俄罗斯。2007年俄罗斯十七位知名人士发表声明：“十月革命对我们、对俄国、对全世界的意义”，声明中说：

“十月政变”的批判者们不知为什么忘记了俄国沙皇君主制度和取代它的临时政府陷入的极为深刻的危机。当时提出的迷惑人的口号是：“将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当局不想看到人民的真正需要。批判者们还忘记了君主制度在革命前夕的自我瓦解。沙皇宫廷内部无休无止的倾轧和冲突，前线的军事失利，以及作为君主和俄国总司令的尼古拉二世的直接放弃权力，都明白地证明了这一点。取代君主制度的临时政府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因为它不能解决当时的主要问题：停止战争，给农民以土地。[93]

历史学家A．B舒宾教授在《1917年的选择：列宁的对手是怎样丧失人民的支持的》一文中分析了1917年各种势力的较量，特别指出当时的农业部长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按照农民苏维埃代表大会精神进行的最微小的土地改革尝试都会在临时政府中遇到极大的阻力，如果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在立即开始土地改革、国家调节及同时扩大工作人员对生产管理的参与的立场上达成妥协，避免内战就是可能的，——但是这却无法实现。

布尔什维克是个小的社会政治派别，但是受人欢迎的苏维埃政权思想帮助他们获得了尚未受到党中央控制的广大基层激进运动的支持。就这样，布尔什维克就获得了一开始他们没得到的群众的支持，因为他们能够比右翼社会主义者更好地完成泛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纲领——建立依靠基层民主组织的政权并开始改革。社会主义者没能参与这一进程，这就注定了1918年社会的分裂和国内战争。[94]

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归根到底是得到了基层社会运动的支持，这与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及其之后“来自上层的革命”的失败恰成对比。

辛子陵先生今年在《形势和前途 ——二月十日在科技部老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称：“十月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列宁在德国威廉皇帝的支持下发动的一场政变。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历二月）沙皇就退位了。十月革命不是推翻帝制，而是布尔什维克向二月革命建立的临时政府武装‘夺权’，向立宪会议夺权，是一场武装政变”，除了通篇抄袭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自由主义的陈词滥调，其与秦先生六篇檄文的步调与语调的一致也是让人叹服的：

根据我们的考察，1917年俄国是发生了大革命。3月（俄历2月）革命发生时，宪政民主是主要诉求。11月（俄历10月）布尔什维克夺权后也仍然重申这一诉求，还把推迟多党议会（立宪会议）选举作为此前临时政府的罪状。因此如果说二月革命是“民主革命”，十月夺权后也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到次年1月布尔什维克在其自己当政主持的这次选举中惨败后恼羞成怒，以武力驱散议会、废除宪政而改行“专政”，“民主革命”才告终结，而真正“震撼世界”并引爆了残酷内战的就是这场“一月剧变”，并不是此前的十月夺权。[95]

其实秦、辛等诸位先生们完全不用打着“我们的考察”这样“独立”研究的招牌。他们在列宁和十月革命问题上的观念都所来有自，他们应该把自己的“研究”来源交代清楚，才算诚实。

（1988年）一篇从学术上攻击列宁的文章在苏联发表。经济学撰稿人瓦西里·谢柳宁在自由派杂志《新世界》上撰文，指责戈尔巴乔夫当局认为苏联对社会主义的歪曲是从斯大林开始的观点。谢柳宁认为，斯大林的压迫早就有其方法论的先声，而这个粗糙的方法论，始作俑者正是列宁。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争论，结果许多知识分子都认为列宁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从一开始就把俄国引向了悲惨的命运。自由派媒体中升起一股新的浪潮，宣称革命前的俄国已经朝着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民主发展，之后人为地被布尔什维克掌权所阻止，随后的社会主义实验更是把它导向了错误的路径。这无异于说，如果能够推翻共产党的统治，俄国就会重新回到它革命前的所谓“常态文明”，意即西方式的民主资本主义。[96]

1989-1990年间，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体制的区别，根本就不存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这样一种观点在苏联的知识分子和大众传媒上占据了垄断地位。但是，“最富讽刺意味的是，在1992年俄罗斯开始的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快速转变的过程中，最大的损失者要算知识分子，他们一夜之间按掉入了自由主义的冰窟窿，因为他们原先的国有支撑体系转眼间已分崩离析。”[97]而这样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最终给俄罗斯人民带来的是，“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俄罗斯城镇居民在这种扭曲的经济中没有得到什么作用，他们的存在于俄罗斯新贵毫无关系。……俄罗斯遭受痛苦的人们被迫靠在后花园中种植蔬菜或得到从苏联时代继承下来的免费的商品如住房、水、电力和热能等维持生计”，[98]与此同时，俄罗斯新贵的收入则来源于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财富得以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销售来的好处，他们形成了控制自然资源、银行、城镇房地产和大部分主要媒体的寡头集团。其政治走向不仅没有朝向民主的方向，而且日益变成特权精英阶层控制的专制国家。在农业问题上，进入新世纪的俄罗斯资本投入到农业的规模，过去的十年减少到1/20，播种面积减少到约1700万公顷，农产品减少63%，每年粮食总数的30%需要进口。按照索尔仁尼琴的尖锐批评，改革成为对俄罗斯的大洗劫。[99]

俄罗斯改革失败的教训正在于：“先前在俄罗斯由戈尔巴乔夫所领导的建设民主社会主义的努力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因为支持这一方案的自然基础——俄罗斯人民从来没有积极地参与到其中或授权采取行动，而是任由掌权阶层决定着事件的结果”。[100]一个排斥民众参与的上层社会改革，其必然的结果正是权贵私有化和寡头专制，无论它打出来的旗号是什么，俄罗斯改革的失败并非偶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拒绝秦晖等先生们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普世道路”，这样的“脱亚入欧”的道路必然要以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为前提，这正是秦先生全部理论公开的秘密。

至于说我倡导的“新乡土主义”是要回到1861年之前俄国的农奴制，这样的指控与“新左派”的罪名联系在一起，读者大概要迷惑了，这个世界上居然有要回到农奴制的“新左派”吗？不过，放在秦先生的逻辑里，就一点不奇怪了，因为在他那里，列宁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本身就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延伸，是与宗法农奴制划等号的。在秦先生的话语词典中，所谓寻找左右共识，指的不过就是：自由放任的市场与社会民主主义，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如此的左右都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即右的如美国，左的如瑞典——这才是他左右共识的底线，唯一有效的“左右”问题必须以此为前提。

“我如今是自由主义者，但我明确说过，在今天的中国做自由主义者不需要反对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同样今天中国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也不会反对自由主义。”[101]只有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才是真正的左派，其他都不过是反动派，这样的“左右”当然应该联手，寻求共识：共同完成普世价值！在他的概念里，今天的所谓“新左派”，都不过是民粹主义假“左派”，他们其实不是什么左右的问题，而是前后的问题，即他们代表着历史的倒退，反对历史的“进步”。“我对所谓的新左派的批评主要是基于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因为他们认为“西方过来的自由主义瘟疫使我们丧失了集体主义传统，他们老想用集体主义传统，这在中国表现为社会主义遗产，并用这种东西抵制分家的过程，这就是我所讲的民粹主义”。在秦先生眼里，社会主义遗产就是民粹主义，就是反对“分家”，必然是以私有化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的敌人，只有站在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才有资格谈左派问题。现在再来看这段自白，读者就可以心知肚明了：

“可能有人会问，你到底是左还是右呢？对此，我的回答是，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应该是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所共同追求的东西，即它们的共同底线。而现在我所反对的东西是它们两者都反对的东西。至于自由主义支持而社会民主主义反对的事情，或者自由主义反对而社会民主主义支持的事情，在目前的中国都还不成其为问题。

比如说，如果把自由放任和福利国家当作两个传统来看待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当代左派赞成国家干预，是民主国家已经完善之后的事。”[102]

这个所谓左右的“共同底线”是什么，不是已经呼之欲出了吗？西方的“国家干预”是合法的，但是中国的国家干预就是专制，西方左派是真左派，中国的左派都是专制的帮凶，——这样的理论不过是拙劣地呼应着后冷战意识形态的“历史终结”论。不过，随着2008年之后，肇始于西方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经济危机横扫全球，随着欧洲福利国家民主社会主义的连续失败，欧洲经济陷入积重难返的主权债务危机，愿意再相信这一套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今年奥斯陆7月的连环爆炸枪击血案和紧接着的伦敦8月的街头大骚乱，也许还可以加上今天正在蔓延的美国“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以及欧洲不断爆发的社会抗议活动，更是让这样的时髦理论无家可归。把瑞典道路作为普世样板的倡导者们，为什么不请希腊、意大利这些深陷危机的欧洲宪政民主国家先学习呢？欧元区在救援问题上的“左右”共识哪里去了？普世的“瑞典道路”为什么解决不了欧洲内部的不平等问题？瑞典为什么不肯加入欧元区？

值得注意的是，拥有北欧最大和完善的军工体系，瑞典军工产品的出口不断增加，据2006年的报道：“瑞典军工产品的出口额去年达到84亿克朗，比2004年增长了15％，其中Haegglund生产的装甲车成为瑞典军工企业的拳头产品，99％的装甲车用以出口。在过去5年中，瑞典武器出口已经翻一番，50％的瑞典军工产品出口到欧盟之内的国家，20％的产品出口到欧盟之外的国家，其中9％出口到美国。”[103]近年来，瑞典作为非北约成员国从派兵阿富汗到让自己生产的“鹰狮”战机加入北约对利比亚的轰炸行动，公开放背弃自己在二战之后宣称的中立原则，更是意味深长，有媒体推测此举也是借此为瑞典产“鹰狮”战机做广告。近年来，从强制遣返伊拉克难民，到2010年12月伊拉克籍的人肉炸弹在斯德哥尔摩制造连环爆炸（爆炸案之前十分钟媒体收到邮件抗议瑞典派遣部队参与北约和美国的多国部队），这些以“和平”与“中立”自居的瑞典正在出现的转变，它与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这些战争爆发区域不断加深的关联，究竟说明了什么？在这个意义上，秦先生的判断还是对的，那就是在“普世价值”的招牌下，左的如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右的如美国的“自由主义”，确实能够在“左右共识”的“民主”基础上完成全球范围内的军事打击：打击那些胆敢违背“普世价值”的国家！

最近秦先生开始疾呼：今天自由主义最大的危险就是“新左派”和保守主义的联合。在他的历史终极论的坐标系上，所谓“新左”与保守主义不过是一回事，即站在资本主义普世价值的反面。不过，遗憾的是，今天世界上，这样的反动派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了。欧洲福利国家所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前提是冷战和它自身的经济危机，它迫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购买国内和平的模式。讨论今天西方民主制度的进步无法脱离内部的社会运动、自二战以后的冷战格局，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南北关系。无论是古典的“雅典（罗马）道路”还是今天所谓的“瑞典道路”，不讨论其民主的前提，就不可能真正解释今天的西方民主与福利制度的产生及其问题和危机。

秦先生指控民粹主义就是要回到农奴制。但是他的理论无法解释的是，为什么恰恰是俄国的民粹主义致力于反农奴制？俄国的农奴制究竟是怎么来的？（同样，美国的黑奴制究竟是怎么来的？）民粹主义的一支是主张革命推翻农奴制，——这一点上与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是站在一个革命阵营中的；另一支是到农村去致力于建设“农民社会主义”，——这之所以被秦先生强调为“警察民粹主义”（传统的命名是“自由民粹主义”），只是因为：“它打着‘人民’的旗号，乃至‘社会主义’的旗号反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政治自由、议会民主、公民权利等原则，甚至与反对贵族政治（即所谓‘少数民主’）。它声称立宪政治只是富人的工具，贫富不均条件下的民主是虚伪的，西方的自由与公民权利是抽象的、形式的和无实际意义的”，[104] 由此可见，在秦先生眼中“民粹主义”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即便秦先生指控俄国民粹主义“到民间去”是要在合法的国家和沙皇“专制”统治下来为农民服务，这也并不等于他们是要回到“农奴制”，事实恰恰相反。所有这些指控只是因为在秦先生的理论里，凡是认可“大共同体”、反对资本主义及其西方民主都是要回到“农奴制”！

其实，俄国的村社制度与农奴制度是两回事，并不能划出等号，而是相反，探究从村社制度转变为农奴制度的社会与历史原因究竟何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1861年之前，俄国的村社制度已经存在了一千多年。而农奴制的形成开始于15世纪末到16世纪，其强化是17世纪彼得大帝的改革，而完成者则是18世纪叶卡捷琳娜二世。其实，俄国的农奴制正是在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中强化的，“在工业化以前的俄国，没有农奴制这样的方式来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就没有彼得一世强力实行的西化改革，就不会有俄国长期的对外扩张，更不会在1812年卫国战争中打败拿破仑帝国”。[105] 而农奴制的彻底完成和达到高峰正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期间，这一崇拜西方启蒙思想并致力于推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开明君主”，把俄罗斯绝对主义强权国家推到了极致。但是《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书，却把俄国农奴制的形成看成是亚细亚专制主义国家内部自然演进的过程，是国家性质所决定的——这正是秦先生一贯的方法论：

这样，我们就在从15世纪以来的俄国史中看到数位一体的过程：自由农民向农奴转化，农户地产想“公社份地”转化，准私有的世袭领地向国家授与的封地转化，古典色彩的“地主”向“公社主”转化，松散型的自由米尔向紧密型的农村公社转化，而松散型的诸侯联盟与霸主政治也向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转化。农民属于公社，公社属于国家，而国家将其赐予贵族，并从而实现专制国家对包括贵族与农民在内的全部臣民的严格控制——这样一种近古沙皇专制——农奴制俄国的传统体制，至此遂告确立。[106]

其实，无论俄国农奴制的形成还是废除，都与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联系在一起。俄国农奴制的强化与完成是基于内部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需求，而农奴制的废除则是资本主义发展外部压力的后果，特别是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惨败，使得俄国必须重新建立新型的动员型社会，——这才是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是由亚历山大二世来完成的原因。马克思在致查苏利奇信中已经清楚地指明，俄国之所以要杀死“公社”这个下金蛋的母鸡，并不是为了废除农奴制而废除公社，而是建立新的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命的不是历史的必然性，不是理论，而是国家的压迫，以及渗入公社内部的、也是由国家牺牲农民培养起来的资本家剥削”[107]，“在目前俄国农民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把他们变成小私有者，不过是对他们进行迅速剥夺的序幕”。[108]

别尔嘉耶夫曾沉痛地总结道：“西方带给19世纪出色的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对人民来说并不是有利的。与人民完全脱离的贵族的力量得到复兴和增强，贵族-地主的生活方式是人民难以理解的。正是在彼得时代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时期，人民终于落到农奴制的权力统治之下。”[109]是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要求农奴制，而不是相反。这和美国黑人奴隶制度的出现是同一种历史逻辑，在今天美国占领华尔街的运动中，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罗塔（Raymond Lotta）在致全校的公开信中再次重申了这一事实：“没有奴隶制就没有今天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美国（There would be no United States as we now know it today without slavery）”。这一逻辑在中国八十年代以后的延伸，则是南方的血汗工厂。中国“现代化指向”的“斯托雷平”改革标志性的1993年，深圳葵涌大火烧死了87位从农村“实践自由”的打工妹，而她们之所以惨死烈火，只是因为所有的出口都被铁网焊死封死，——为了防止上班溜号。这样当代版的“包身工”重现，如果回到秦先生的逻辑里，的确是要问一下，究竟是谁要回到“农奴制”？！其实，只要看一看秦先生大力推荐的雅典（罗马）道路，它们的“民主”制度如何建立在对奴隶制度的倚重和对小农的剥夺上，就能明白秦先生的底牌。历史上看，无论是古典时期的雅典、罗马，还是近代美洲的殖民地奴隶制度，大规模的制度性的奴隶制从来不是“亚细亚东方专制主义”国家的特产，而是相反，它恰恰伴随着从古典到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范围下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扩张。

历史从来就没有终结。自冷战结束以来，二十世纪中、俄革命的遗产仍然以不同的方式形塑着今天的历史，——从理论到实践。如何理解这样的遗产，决定着中国的未来，以及世界的未来。

谨以此文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2011年10月10日完稿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