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主流媒体中的官方说法是，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是受国际经济危机所致，假如美国次债不出现问题，国际经济危机就不会出现，中国的经济就会一如既往地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长。事实上这是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我们不仅对国际经济问题的内在根源认识肤浅，而且对中国经济中内在的矛盾也没有认真对待。在这种错误的指导思想下，我们的所采纳的政策举措都是在做表面文章，遮遮掩掩、捂捂盖盖，寄望于全球经济能够迅速恢复，寄望于房地产的泡沫能够支持起内需的天空，举国上下陷入一个机会主义的大漩涡而不能自拔。我们的所谓的一系列的经济救助政策，不仅没有使中国经济内在矛盾出现缓和，反而激发其加速积聚，或许3－5年之内，会以更激烈的形式爆发出来。　　

中国经济内在的矛盾是什么？理解和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绝不需要貌似专业的、高深的所谓的经济学知识，你只要稍微了解一些历史常识，而且是中国的历史常识，或者仅仅是你身边的生活常识，你只要具备一定的社会良知，对生活具备一定的体味和感悟，你就可以准确地予以回答。中国经济内在的矛盾就是不公，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所谓的经济危机一定是财富的分配不公造成的。如果有人离开了这一点，将经济危机归因于其他任何方面，无论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还是所谓世界顶尖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无论他是所谓的凯因斯学派，还是所谓的货币主义，无论他建立的数学模式和方程组多么唬人，还是他列举的数字证据看起来多么全面和准确，他都要么是一只伪科学的跟屁虫，要么是一条权势集团的乏走狗，要么是权势集团的一分子。舍此三，绝无其他可能。　　

同样，考察中国经济问题的逻辑也适用于考察国际经济问题，也就是说，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源是全球范围内的财富分配不均，但是现在很多人将全球经济问题归因于金融，说是金融监管不够，说是美国次债者太贪婪，说是美国的金融衍生品发展过度等等，持这些说法的人，他一定身处伪科学的跟屁虫、权势集团及其走狗这个集合之中。　　

自社会有剩余产品以来，财富的分配不够便成为制约社会运行的主要因素，金庸说有人的地方便有江湖，我说有人的地方便有不公，古今中外，所有的社会都具备一个显著特征，财富分配不均程度会自发地增长，积累到一定程度，矛盾便会激化和爆发，出现各种形式的斗争：家族内斗、部落间的群殴、两国血拼、世界大战等等。　　

1945年民主人士黄炎培曾在延安与毛泽东谈论过中国历史的周期律问题，自秦以降，中国社会步入了一个朝代兴亡更迭的运行模式。事实上朝代的轮回是和财富的分配的不公程度高度相关。一个朝代的末期一定是财富高度不均的，超出了底层的老百姓的忍耐极限，被迫揭竿而起，所以自陈胜到毛泽东，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农民起义都是以均贫富为主要诉求点的，共产主义之所以能漂洋过海，在中国异地生根，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价值取向与中国2000年以来农民革命的诉求点高度一致。　　

同样，中国以外的其他任何民族的历史的社会冲突一定也和财富分配紧密相关，也就是说中国的历史周期律绝非是中国历史现象，而是一个全球历史现象，存在于一切文明的历史之中。尽管他们社会冲突没有导致中国式朝代更迭的出现，但是导致他们社会冲突的原因与中国朝代更迭中社会冲突的原因是一样的，那就是财富分配的不公。　　

自达尔文的进化论创世以来，进化、前进、进步的观点便开始在各个领域泛滥，历史研究领域也不例外。譬如马克思就将将人类社会历史分成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几个界限分明的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前进的阶段。然而，从不公这个角度看，人类社会从来都是没有进步的，财富分配不公程度会自发增长，然后引发社会冲突这样一个历史周期律都一直存在，这个历史现象并没有随社会财富总量的增长而表现出任何的弱化迹象。相反，随着财富总量的增加，技术的发达，社会冲突的表现形式反而越来越令人恐怖，以致出现两次世界大战，出现了威力巨大的核武器。随着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世界各国，尤其是全世界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美国，用在军费上开支也在高速增长。军费是用来干什么的，是用来购买杀人武器的，如果大家真的爱好和平的话，为什么都在拼命购买杀人武器？武器可以用来消除财富不公，也可以制造财富不公，无论去消除不公，还是去制造不公，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军费开支都意味着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财富不公。　　

经济危机是什么？很简单，经济危机就是财富分配不公的矛盾激化在现代社会的表现，在所谓的市场经济社会中的表现。从成因上说，经济危机不是一个现代问题，而是一个历史问题；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且，经济危机是财富不公的社会矛盾浅层次的表现，表现出经济增长停滞甚至负增长。一般来说，严重的经济危机会转化为社会危机，出现社会冲突，引发社会变革，甚至引发战争、世界大战。社会变革、战争、世界大战的起到一个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作用，降低财富分配不公的程度，这和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作用相同，之后经济开始回复增长，财富分配不公的程度也会逐渐增长，积累到一定程度，薪一轮的经济危机便会爆发。　　

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在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中国的经济也迅速陷入危机之中。表面上，中国的经济出问题是受美国牵连，因为国际经济危机导致以美国为主的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需求急剧下降，使中国的出口失去了销路。但是从深层次看，中国的经济出问题是其内在的矛盾造成的。即便没有国际经济危机，中国的问题同样会出现。只是时间可能会托后一些。　　

中国这次经济出问题，同样是那个古老的历史周期律在起作用。毛泽东主席所领导的共产党的革命，尽管打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但从根本上说，与中国历次农民起义没有本质区别，它依然还是一场农民起义，只是它是一场爆发于20世纪上半期的、已遭受西方列强长期凌辱的、已经充分开眼看世界的、同时两千年的儒家传统文化依然拥有活力的中国的特殊的农民起义。这场农民起义与历代农民起义一样，主要诉求点也是均贫富，它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一样的，就是降低中国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程度。到1949年建国后，尤其是历经社会主义改造后，中国社会的财富分配不均程度降到一个空前的低水平。但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到现在，中国财富分配不均的程度历经了两个阶段的持续增长。第一个阶段是从社会主义改造结束的1956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的1966年，第二个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1978年到2008年。第一个阶段历经10年，第二个阶段历经了30年。这两个阶段财富分配不均的生成机理又是略有不同的。在第一阶段中，财富分配的不均是纯粹由官员通过自己手中的行政权力过多侵占社会财富造成的；在第二个阶段中，由于实行了市场经济，这时财富分配不均的形成是行政权力和市场二者的综合作用，这时官员侵占社会财富不是通过行政权力直接获取，而是和市场勾结去间接获取。在市场这这一端，财富分配不均又有两种形式。一是，抓住政策开放的机会，在市场空白点勇敢而艰苦地耕作，迅速积累财富。这种财富不均是合理，也是受认可的。第二种形式是通过和政府官员的权力进行勾结，这种官商勾结的迅速获取财富的手段极为不公平。第一个阶段的财富不公增长阶段之所以仅仅持续10年，原因在于毛泽东主席进行了提前的、人为的干预，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而第二个阶段之所以能够持续30年，原因在于我们的政府对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扩大持纵容甚至鼓励态度。到目前为止，政府对财富公平程度的增长历程已经不再具备控制能力，只能通过自发的危机来进行终止，这就是当前的这场经济危机。　　

既然提到文化大革命，这里就不得不多说几句。很多人讲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归因于他与刘少奇之间的个人权力斗争，这种看法是肤浅的。要探讨毛泽东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可能首先还要回归到1945年他与黄炎培先生的对话上。毛泽东回答黄炎培说，共产党找到了破解历史周期律的办法，那就是让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是抽象的，更具体的是让人民去监督政府官员权力，使其不敢用它去侵占社会财富。从理论上说，毛泽东的思路是成立的，可行的。但是截至到1966年的现实是，人民监督政府公权的制度并没有真正有效地建立起来。尽管名义上叫社会主义，但是是政府权力失去制约的社会主义，和中国自秦汉以来的古代社会没有本质区别，甚至还不如古代社会，因为那时官僚手中的权力还受拥有无上权威的皇帝在制约，还是有一套三纲五常的道德制约的，而我们的社会主义是没有这个皇帝的，尽管毛主席个人的威望非常巨大，但那只是个人行为，并没有制度支持，三纲五常已被打倒，新的有效的道德制约尚未建立起来。当官僚体系的权力失去有效制约时，其结果将是可怕的，历史周期律也必然地再次生效，甚至比在古代社会来的还要频繁，还要猛烈。这恐怕是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原因。事实上，文化大革命终止了自1956年开始的社会财富不公增长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大革命类似于又一场农民大起义，不同的是这次起义的发起者是当时的政府最高领导人。　　

然而遗憾地是，持续了10年，文化大革命尽管中断了财富不公的增长，但是用人民监督去制约政府公权的有效制度依然没有建立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的确是失败的。自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状况又回复到文革以前，进入一个新的缺乏有效制约的官僚权力横行时代。更为严峻的是，这个时候中国又逐步放开了市场，原本还起一定作用的，在军事战争时期所培养起来的革命道德纪律也逐渐被发展经济的冲动砸个稀巴烂，从此之后，中国官僚手中的权力便丧失了所有的制约，迅速实现与市场勾结，开始无法无天地任意横行起来。有人说，中国现在的社会是5000年最坏。这话是有道理的，在以前的所谓的封建时代中国官僚手中的权力是受封建道德和皇帝的绝对制约的，而现在中国官僚手中的权力是几乎没有任何制约的。中纪委在强大官僚体系面前显得何等的弱不禁风，而且它本身也是官僚体系的一部分，这是它为什么长期连一个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都建立的原因。　　

这样以来，历史周期律也必然地会再一次会起作用，而且可能会比以往更激烈，更严重，因为我们的官员手中的权力没有任何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自1978年到2008年的这个三十年，也一定是中国历史上财富分配不公增长最迅猛的一个时期。明白了这一层，你就会发现那些整天叫嚷着中国经济已经回复增长的人是多么地无知。　　

要理解当前中国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一切一切的问题，首先要理解当前中国不受约束的官僚权力，这种情况不仅相对国外其他社会所独有，而且相对古代中国社会也是独有的。中国当前经济问题的根源在财富分配严重不公，而中国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则是当前官僚体系毫无制约的行政权力肆意横行的结果，当这种毫无制约的官僚权力和市场力量勾结起来时，局面就更为可怕。　　

从表面上看，中国的经济问题出在内需不足上，尤其是全球经济危机导致外需大幅萎缩时。那么内需不足的根源是什么？是财富过多流向官僚和市场精英联合权势集团，也就是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导致普通民众占有的财富份额过少，没钱自然不敢消费。但是，但前我们刺激内需的着力点并没有放到有效地降低收入分配差距这一制本之策上，而是放到刺激房地产需求上，企图以继续吹大房地产泡沫来吸纳过剩的产能。原因很简单，降低财富分配差距是要触动官商利益集团的利益的，是要断他们的财路的，而房地产的繁荣则是可以继续甚至强化财富过多流向官商利益集团这一过程的。也就是说降低财富分配差距是维护普通大众的利益的，但是却是破坏官商利益集团的利益的；而房地产泡沫继续膨胀是维护官商利益集团的利益的，却是破坏普通大众的利益的。在缺乏制约的官僚权力之下，只有维护官商利益集团的政策才会被通过，不管这样的政策多么严重地破坏一般老百姓的利益。　　

这才是中国当前社会的可怕之处，中国社会风险正在加速积聚，而且这一过程已经失控。　　

要真正地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必须完成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没有完成的任务：为中国官僚体系的权力套上枷锁，建立一个合适有效的机制对官僚的行政权力进行制约，结束官僚体系的权力在中华大地上的肆意横行。不给中国的官僚权力套上枷锁，中国的官僚权力就会给中国的老百姓套上枷锁。　　

共道经济研究中心 蔡历 网址：www.gongdao.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