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当其他发展中国家大多还在遵循“华盛顿共识”，堂吉诃德式地追求GDP高增长时，中国清晰地表明其所追求的是可持续的、更为公平的真实生活水准的提高。
而当中国评估它的成就时，也需要使用可以反映其宽广视角的度量标准。中国需要看轻GDP，更多地关注其他衡量标准。
这主要包括：第一，绿色净国民产出（green net national product），即便这个标准不能完美地度量对环境的破坏，但试图去度量也总比忽略要好；第二，中位收入，而非平均收入；第三，不平等的度量，如基尼系数（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7）；第四，社会性指标，如预期寿命和教育方面的指标，以及这些指标的分布情况。
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在向市场经济进军之初，中国就清楚地表明，其目标是一种独特的市场经济形态：市场经济的形态不是单一的，而是有很多种。
例如，与美国或欧洲其他地区的市场经济不同，北欧市场经济有着较高的社会保障、税收和社会服务水平，政府在帮助工人转换工作时起的作用也更大。如果按照我前面提到的内涵更丰富的经济成就度量标准，这是一种最为成功的市场经济模式，其在人类发展指数上的表现远远好于美国。
中国在“十一五”规划中重申了对“和谐社会”的强调，我将其理解为对“平衡”的强调，即第一，城乡差距，发达和欠发达地区的差距，以及任何区域内贫富的差距，都应该得到限制；第二，政府和社会其他部分之间应该有一个平衡关系；第三，经济各部门之间应该平衡。这样一个平衡的规划，对于社会和政府稳定以及经济进步而言都是必要的。
此外，我要补充三点。
第一，意识形态和特定利益的结合，常常会妨碍我们理解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理论的政策含义。政府作用太少和政府作用太多一样会导致问题，更为常见的是，政府该做的事做得太少，不该做的事做得太多。中国过去的问题是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过于主动，但我们也要保持警惕，不要过度反应，让政府的作用变得过小。
第二，我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政府、利润导向的私人部门和市民社会（包括非盈利部门如大学、医院，以及非政府组织），这三方之间存在着分立。
第三，保持平衡发展并不容易。导致不平等上升的潜在力量是相当强劲的。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伴随全球化的都是不平等程度的提高。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全球化本身是不对称的——当资本自由化的速度快于劳动自由化的速度时，双方的谈判地位就变得不平等了。一个与此相关且同样在发展中国家导致了不平等增加的不对称因素是，商品和劳务贸易的自由化更有利于那些富裕国家有优势的产品，而不是那些可以使穷国获益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而且，不同于所有那些自由市场的美好说辞，发达国家还持续地对农业进行巨额补贴，这降低了农村部门的收入，而农村部门收入通常（如中国）是远低于城市部门收入的。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一些发达国家中的极度不平等——这在过去15年里有显著增长——与正常的竞争市场的运作几乎毫无关系，而实际上反映的是“市场失败”。
在迈向具有自身特色的市场经济形态时，中国要避免陷入经济效率不高、社会也更少和谐的可能。
改善经济与生存环境
中国已经意识到，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不光是资源的差距，还有知识的差距。中国已经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计划，要为自主创新提供基础。
一个国家的创新体系包括几个部分。第一，一个强有力的教育系统，开始于中小学扎实的科学和技术训练，最终体现为具有世界一流研究生项目的大学；第二，对研究性大学和独立研究机构从事基础研究的有力支持；第三，在产业部门内部促进知识生产和转移的政策、项目和机构；第四，一个平衡的知识产权制度；第五，充裕的资金来源；第六，用来降低创新风险的政策。要取得成功，需要同时具备以上各方面因素，而且要将其紧密地联系起来。
在某种意义上，加入TRIP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和WTO，让中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知识差距变得更为困难了。一些评论者不无正确地指出发达国家是在“上屋抽梯”——他们通过一系列产业政策（包括保护和补贴），已经达到了其目的，现在他们又转过身来不许发展中国家步其后尘。但是，政府可以通过许多种方式帮助特定产业。比如，支持基础研究是被允许的，而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应用中间有明显的溢出效应。
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在TRIPs和WTO框架下，充分利用TRIPs内在的灵活性，尽可能地建立一个平衡的知识产权制度。
中国人口增长和对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加。在“十一五”规划中，似乎已将该问题置于核心地位——我们只能希望所有的国家都有相应的承诺，为子孙后代保护好环境。对此需要注意四点: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口将居住在城市。虽然由于城乡生活水平存在差距，目前关注的焦点放在农村地区，但是提高城市生活水平并不能因此而被忽视。否则，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将生活在空气污染、过度拥挤、公共设施不足的区域。
——环境税（烟尘排放税等）应翻倍。提高税收可以促使人们更好地利用环境。随着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需要更多地运用市场机制来满足社会需求。
——中国对包括木材在内的自然资源的巨大的需求，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不利影响。如果不适当地植树造林，它将导致本来就生长缓慢的阔叶林越来越少。但对世界其他地区而言，中国似乎未能表现出对这种毁林现象的关注。另外，在一些国家，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已经导致了冲突。中国应积极参与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不应为美国院外集团所谓“中国更关心自己的短期利益而非全球环境”的指责提供借口。在“十一五”规划中，中国对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例如降低单位GDP的排放量的承诺值得嘉许。但中国还可以做得更多。中国作为新的全球领导者行使领导力的重要领域之一，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确立一个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共同的建设性立场。
我们越来越注意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于国内需求的增长，而不是出口。
美国政界人士因为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而指责中国，仿佛中国每天从美国借走20亿美元（事实正好相反）。
就目前的汇率而言，无论中国现在做出何种举动，都几乎不可能影响美国的国内投资和储蓄，当然也不会影响其贸易赤字。
因此，中国在贸易政策方面所承受的不公正的指责，只是纯粹的政治问题。
尽管如此，中国仍将继续承担这一压力。所以，中国将视线转向国内需求不失为明智之举。
鼓励国内消费的问题推动了对一些紧迫的政策的进一步讨论，例如社会保障体系的加强——这一体系是和谐而高效的社会的基本要素。
随着中国转向市场经济，社会安全网络削弱，而市场安全网还来不及一一就位，重建一个强有力的全国性公共医疗体系将减少预防性储蓄的必要性，在农村地区尤其如此。而建立强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将减少为养老和失业所做的储蓄。
显然，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平衡。在西方，人们担心的是，过强且设计不当的社会安全网已经减少了储蓄，并减弱了储蓄的动机。但中国却在另一个方向上走得太远了。
制度改革要点
中国的“十一五”规划意识到，建立服务于市场经济的制度保障，是政府的主要责任之一。在全球其他地区，随处可见由制度建设缺乏所引发的各种丑闻。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是制定可以处理公司治理问题的强大法律。美国证监会和英国金融管理局在这方面树立了典范，但是还不够。
在激烈竞争的条件下，市场经济仅仅提供所承诺的福利；企业却可以通过垄断或者以建立准入壁垒的方式来削弱竞争强度等手段，来增加利润。这也解释了为何需要建立一个积极且时刻保持警觉的反托拉斯权力机构。许多不利竞争的行为发生在地方，因此不仅在中央，而且在地方层面上建立这样的机构显得尤为重要了。
政策的执行问题是制度改革的关键。中国是一个大国，由中央发布的政策必须要在地方转换成行动，可能需要采用更多的激励机制，比如中央给地方提供财政上的奖惩激励机制。尽管如此，最重要的依然是建立整个国家对“十一五”规划的认同，这正是该计划努力达到的。
随着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国会面临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所遇到的问题，即利益集团对市场经济的影响。
当企业的影响力以及财富都在增加时，他们将努力使用政治过程为自己获取更多的资源。他们将努力证明为何企业所需对国家而言是一件好事。企业谈论的是工作机会的减少，并威胁政府，如果不按照他们的要求做，他们将迁移到其他地方，或者减少工作岗位。他们以此来要挟放松国家规定的环保标准，以及安全生产要求。由于缺乏对经济学一个通行的理解，这些企业利己的言行经常可以得逞，或至少为他们有悖于政府整体利益的行为提供掩饰。
当中国迈向市场经济时，需要注意这些特殊利益团体的角色。一些观察家指出，低于市场价的能源价格表明利益集团正发挥影响。如果能够限制利益集团对市场经济的影响，中国将真正建成有自身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
多年来，中国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中国已经穿越“河流”，同时也摸到相当多的“石头”。中国依然是一个低收入国家。尽管根据购买力平价的标准，中国显示突出的经济成就，人均收入依然只有美国的八分之一。以往中国在平衡远景同灵活性以及关注社会和谐方面的成功经验表明，“十一五”以及未来的规划具有光明的前景。
在未来数年内，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期间，中国将面临诸多重大的决策，需要逐渐建立做事的规范。我希望以两个确定的论断结束我的文章：“越自由的市场越有效率”的说法没有理论基础支持；每个成功的市场经济体都在市场和政府之间取得适度的平衡。
如我此前所言，政府在创新性、提供安全网络以及保持和谐社会方面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而所谓“和谐社会”指的是社会正义以及团结。
作者为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