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林达和《南方周末》反对法国人民反抗压迫的嘴脸
叶劲松
今年2月到4月初，法国工人和学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企图让资产阶级“自由”、“灵活”、并更残酷剥削和处置劳动者的“首次雇佣合同法”的伟大斗争，并获得了斗争胜利。2006年4月20日的《南方周末》，刊登了评论这场斗争的、林达的题为《法国劳工改革的启示》的文章（以下简称林文）。《南方周末》不时会刊登一些关于西方社会的文章。这些文章有一共同点，凡内容是论及西方社会性质或不同阶级利益关系，文章多半盛赞由资产阶级和为其服务的国家机关、人士等组成的西方主流社会。对于处于西方社会下层的劳动大众的、对来自上层的剥削、压迫的反抗，则常用一些讥讽、指责的言词。也就是说，这些文章多是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及御用机构（如西方的政府等）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辩护词，并组成西方剥削阶级的赞美唱诗班。这是《南方周末》热衷于鼓吹西方人剥削人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必然结果。要为剥削、压迫劳动大众的西方资本及御用机构等涂脂抹粉，讲述的假象也就多多，谎言自然难免。《南方周末》上这类文章多半就是这特点，未看文章就能大致知道。林文是这特点的典型代表。
对于法国劳动大众反抗资本主义社会压迫、剥削而进行的斗争，林文是反对的。例如，对劳动大众的斗争形式之一──罢工，林文极力阐述罢工的不合理、不合法。林文写道：法国全国总罢工“结果，不仅是一个瘫痪的巴黎，还是一个瘫痪的法国。……这次法国的罢工，不是在抗议某个资方，而是在抗议政府……看上去伤害的是政府，可在一个民主国家，政府只是管理员，国家不是总统总理的私产，最终伤害的是民众自己。”林文实际上说，法国劳动大众看不清国家、政府的性质，反对民主国家中“中立的”、“超阶级的”管理员──政府，反对错了。可是，不是劳动大众看不清，是林达企图使人民看不清。（我国的主流经济学们也常常做起饱有学识的样子要为我们老百姓指点迷津，其实他们全是要让我们看不清问题。）。
林文称西方国家为“民主国家”，政府似乎是中立的“管理员”。林文这是掩盖国家和国家机关的实质，是企图以假相代替真相。原始社会没有阶级，就没有国家，也不需要国家来为全社会服务。当社会出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出现阶级冲突时，国家产生了。因此，国家不是因为服务全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而是满足经济上占统治地位阶级的需要而产生的。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依靠国家机器，获得镇压被剥削阶级的工具，因而也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经济上统治阶级不掌握国家机器，不能镇压被剥削阶级的反抗，则他经济上统治地位将丧失。所以国家是统治阶级掌握，并用来进行统治的政治工具、组织。国家政策，也不是民主决定，而是由统治阶级决定。它肯定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它决不会在不同阶级间不偏不倚。
例如，法国政府按照资产阶级旨意，出台了让资产阶级更“自由”、“灵活”、凶狠地剥削和处置劳动者的“首次雇佣合同法”。按照这一合同法，对26岁以下青年职工，公司与其签首次雇佣合同时，试用期长达两年（我国试用期不超过半年），并且试用期内，资方解雇劳动者可以不需任何理由（我国在试用期内解雇劳动者，也需要说出符合法律规定的理由）。由于试用期工资低得多，试用期又长，资本家可让青年劳动者在很低工资下干近两年后，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将其一脚踢走。然后又招青年职工，故伎重演。资产阶级企图用损害青年职工利益来降低成本，获取更多利润。这里政府没有不偏不倚，只有明显为资产阶级利益效劳。劳动大众和青年学生通过罢工、游行示威等形式奋起反抗企图加强的剥削压迫。西方媒体也说，民调表明68％的法国人反对“首次雇佣合同法”。但法国政府等国家机关仍要违反绝大多数人的意愿，坚持该法（最后法国实际上取消该法，不是政府尊重劳动大众的意愿，而是劳动大众奋起斗争，迫使政府取消）。这就是林文所说的“民主国家”，它实际就是资产阶级专制，它为了让资本攫取更多利益而坚持无视多数人的利益和意愿。林文还说这是“民主国家”，看来，林达心中的“民主”就是按资本意志行事，不必考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大众的意愿和利益。林达的“民主”就是广大劳动民众应该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所以，林文所说的“民主国家”，不过是掩饰占人口极少数的垄断资本决定一切这一实质的、骗人的遮羞布。而尊重和服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等劳动大众意志、按他们意志行事、维护他们利益的政治，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
林文不揭露“首次雇佣合同法”让资本攫取更多利润、而严重损害法国劳动者利益的实质，却要把它美化为“针对劳力市场的必要的灵活化措施（对资本自由随意解雇劳动者赞叹──笔者注），主要是试图帮助解决那些生活在困难社区、文化程度不高的年轻人，以降低那里高达40％的失业率。”林文要从这恶法中解读出对劳动者的好。他实际上是说，只要执行这一恶法，工人愿意接受长时间的低工资，并愿意接受无保障工作、赋予资本自由随意解雇权力的情况下，资本家就会多招工，失业就会下降，工人也就获得了“优惠”。他实质是要求劳动者遭受到资本家更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时，要体会到这是资本家及其走狗们对自己的“好”，不要反抗。他要劳动者心安情愿的为资本家当牛作马。资产阶级计划本质就是如此，美其名曰“减少失业”的措施而其实要完全奴役劳动大众的计划的本质就是如此。林达要为这计划穿上能掩盖其罪恶本质的、能让劳动者接受的美丽的外衣。
法国劳动大众和青年学生的斗争是反对资本贪得无厌的斗争，完全是正义的、应该的，是值得热情讴歌的。可是林达在给“首次雇佣合同法”穿上美丽的外衣后，对这场法国人民维护自己正当利益的、伟大的正义斗争，却是给予讥讽、指责。对于参加斗争的法国大学生，他说“在巴黎供读心理学的18岁的女大学生巴巴拉表示：‘我们的抗议活动是……和无法无章（原文如此，可能应为“天”──笔者注）、压迫我们的资本主义作对。我认为，我们示威游行抗议的是这一点，而不是只为抗议政府。’这真是一个奇特的景象，看上去他们在为需要工作的人高调代言（法国大学生的抗议并不是为他人代言。“首次雇佣合同法”不仅损害非大学生年轻职工利益，它还将损害26岁以下的大学毕业生的利益──笔者注），而事实上兴许只是帮着倒忙……这次风潮中……学生的年轻热情，激情有余，而成熟的声音却远远还不成气候。”说实话，在爱因斯坦所说：“私人资本家不可避免会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着消息的主要来源（报刊、电台、教育）。因此，个别平民要得出客观的结论和明智地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利，是极其困难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确实也是极不可能的。”（当然，此话针对美国而讲，在法国，由于共产党影响要比美国大，情况比美国稍好些）的情况下，只有18岁的女学生，未被包围在周围的、垄断资本豢养的奸巧辩护士的欺骗宣传所欺骗，不仅热情投身伟大的斗争，而且正确认识资本主义性质和斗争主要目标，非常了不起。可是，在林达看来，这些学生热情参加这场反对资本贪得无厌的正义斗争，是“帮着倒忙”，是“激情有余”，“成熟”不足。看来林达认为，接受“首次雇佣合同法”，任由资本残酷剥削，才是“成熟”的表现。
对于参加这场斗争的法国劳动者，林文写道：“法国有关26岁以下年轻雇员的一条很平常的法律，引发全国大罢工”。林文不揭露“首次雇佣合同法”对青年劳动者的残酷的实质，却先把它描述为平常、正常的法律，再指责劳动者不应该为一很平常、很正常的法律大罢工。林文还写道，“法国总理德维尔潘……利用新法，先给年轻人一点优惠试试。可是，对于法国人来说，这竟然是一个无法转弯明白的逻辑，就是字面上的解雇权其实意味着就业的优先权。”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内汪精卫等众多投降派，都把他们对日本投降卖国解释为救国，他们称之为“曲线救国”。林达则有一个他称为的“绕行的逻辑”。按这逻辑，对劳动者的坏，被说成对劳动者的好；为了资本的利益，被说成是为了劳动的利益。例如，更残酷压榨年轻职工的“新法”，被说成是“先给年轻人一点优惠”；“新法”给予资本随意的解雇年轻工人的权力，被说成年轻人“就业的优先权”。林先生据此指责：给你们“优惠”，给你们“就业的优先权”，你们却“无法转弯明白”，反而要罢工、示威，不应该。林达企图掩盖资本强化对劳动者剥削压迫的实质，还想愚弄劳动者，“证明”改善劳动者状况的关键不在于对资本压迫剥削的顽强斗争，而在放弃阶级斗争情况下逆来顺受，任由资本蹂躏。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老百姓……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辩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劳动大众认准事情本质，确定了捍卫自已正当利益的斗争方向并为此进行了伟大斗争，他们的认识和斗争，并不是依附于资本的“精英”的嗡嗡叫所能误导和阻拦的。
为说明“首次雇佣合同法”的好，林达除用“绕行的逻辑”来“开导”外，作为旅美华人的林达，在这篇讲法国的文章中，还多处用美国作示范。他写道，“在这次引发法国风潮的劳工雇佣问题上，美国的大多数劳工都是‘任意劳工’，即雇佣和解雇是雇主可以说了算的。在美国人看来，这未必就是很不公平，因为美国人常常说‘解雇’雇主”。按林文说法，“引发法国风潮的劳工”被解雇问题，似乎美国劳动者比较愿意接受，至少不反对。林达想衬托出法国劳动者不愿意接受同样的被解雇，而罢工、示威的不该。林达要法国、中国和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劳动者象他所说的美国劳动者那样，比较愿意接受被解雇（林文的题目就申明文章在于“启示”，文章开始就宣称：“这一事件蕴含许多有意思的内容，这些问题远远不止是局限在法国的范围之内”）。林达企图用劳资双方都可“解雇”来说明双方是平等的，“解雇”是轻松、浪漫的，来诱使劳动者任由老板解雇。林达以轻松浪漫掩盖沉重的话题，来掩盖资产阶级的霸道。“解雇是雇主可以说了算”是资本的霸道；所谓工人“解雇”雇主──辞职，工人大多数情况下也是被迫无奈的，是由于资本剥削压迫太严重（工资大低、劳动条件太差、工作时间太长等等），工人不能忍受。在我国，因为老板剥削压迫太凶而被迫辞职不干也很多，这决不是轻松浪漫的。因此，工人辞职很多情况下也表现的是资本的霸权和工人的被迫无奈。工人被解雇就失业，辞职者很多情况下也是失业。失业对工人来讲是异常艰难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给予作为无产者的工人走的只有两条路，或者出卖自己劳动力或者挨饿；其他出路是没有的。可能有人说，失业了有失业救济之类的社会保障来保证生活。但据美国《时代》周刊报道，即使在“里根革命”大砍福利开支之前的1981年12月，美国的失业者中只有37％领到失业津贴。另外，失业救济金数额很低，绝大多数失业工人及其家庭是在贫困线以下生活。其后20多年的、向劳动大众生活水平进攻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多次通过削减社会福利的“改革”，使社会保障水平更低了。
“据美国国会饥饿中心估计，1994年美国仍有3000万人食品不足，经历过不同程度的饥饿状态……1995年4月7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说……加利福尼亚州的饥饿问题日益严重，如今约有500万加利福尼亚居民平时吃不饱肚子，占加利福尼亚人口的1／6，比7年前增加了将近50％”（万光《美国的社会病》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而失业工人及家属，大多只能加入这3000余万“食品不足”而挨饿的队伍，他们只能沦为这支挨饿队伍的主力。
2003年11月3日的英国《卫报》，刊载的题为《美国领免费食品的人排长队》的报道写道，“免费食品到9点钟才分发，但是，队伍在几个小时前就开始排起来了……贫穷和饥饿引起交通堵塞……新加入这一队伍的人几个月以前还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但现在丢了工作，或者没有了退休金，不得不到这里排队领免费食品。长期存在并且日益严重的贫困正在从内部折磨着美国，小布什当政以来失去工作的300万美国人，还没有在经济复苏中找到工作，他们原以为有一张社会保障网能保护他们，但现在却发现这张网早就张不开了……大约有3100万美国人被认为‘食物没有保障’（吃了上顿没有下顿）”。
由于失业后生活艰难，在媒体中，不时可看见在美国，少量的工作岗位很多人去争抢，以及工人反对裁员、反对失业的罢工和示威游行的报道。这都表明工人不愿被解雇，即不愿失业。据美国的约。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布伦纳的调查发现，美国失业率每上升1％，监狱里的囚犯便增加4％；被谋杀的人增加5.7％；自杀的人增加4.1％；到精神病院看病的男子增加4.3％、妇女增加1％；死于心脏病、肝硬化和其它疾病的人增加1.9％。事实表明，失业给失业者带来严重的心灵创伤和极大苦难，也给在业工人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这个巨大的精神压力是什么，是怕解雇、失业降临自己头上。《世界知识》1979年第20期，刊登了李利题为《西方国家的失业问题》的文章，文章写道，《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承认，失业“不仅使人遭受损伤，而且使人遭到毁坏”。在上述美英媒体报道中，我们看到劳动者被解雇而失业后的异常艰难，以及失业“不仅使人遭受损伤，而且使人遭到毁坏”的、使我们旁人心情都异常沉重的状况（在林文中，我们看不到丝毫的这种状况的表述，林文想掩盖这种状况）。请问林先生，美国劳动者会认为造成他们严重的心灵创伤和极大苦难的被解雇是比较公平的？他们是比较愿意接受被解雇？林文以上所讲的一切，充分表明林达为了替资产阶级残酷压榨劳动者而攫取更大利润进行辩护，不惜掩盖真相和说谎，他要把对劳动者异常残酷的事，说成象逛公园一样的轻松浪漫。
从西方媒体报道中，我们看到美国对失业的社会保障很差，使大多数失业者及家庭加入挨饿的队伍。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由于资产阶级剥削，使大众收入低，从而社会消费能力大大落后于社会生产能力，生产经常过剩，使设备大量闲置（美国设备平均利用率经常只有70％多，即全国有20％多的设备闲置）。大量的设备闲置不使用工人，必然使大量劳动者失业。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在1947年12月给苏联科学家的一封回信中就写道：“事实会证明，资本主义（也许我们应当说是私营企业制度）是没有能力制止失业的，由于技术的进步，失业问题还会日益严重起来；它也没有能力使生产同人民的购买力保持健康的平衡。”号称最有效配置资源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其实是造成生产力资源（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大量浪费的经济制度。因此，失业和资本主义是如影随形，资本主义总是存在大量失业，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大量失业的根本原因。所以，失业不是劳动者的罪过，而是资本主义的罪过。由于失业是资本主义社会造成（我们知道，苏联、东欧是社会主义国家时，是消灭了失业的），资本主义社会理应对失业者承担责任。而被林达看作示范榜样的资本主义美国，还要向其很差的失业社会保障不断进攻（西欧等国也在学习美国的进攻），要使失业家庭陷入更悲惨的境地。
林达似乎认为西欧的新自由主义化做得不够，即向劳动者生活水平进攻的强度不够，致使社会保障水平太高，使工人不想工作，不求上进（这又是谎言，是资本削减社会福利、向劳动者生活水平进攻的借口。如真是社会保障水平很高，使人不想工作，这次法国劳动者还需进行长期斗争？不如干脆让那恶法实施，我们就失业在家，领高额社会保障算了）。林达认为西欧应加紧向失业家庭生活水平进攻，以降到美国水平（即使失业家庭生活悲惨的水平），逼着失业者饥不择食找工作，工资再低、工作条件再差、工作时间再长都只有去干才正常。林达写道：“美国人领到的失业救济，一看尺度，就知道是在鼓励你赶紧再找一份工作，因为只要有一点上进心的人，就不可能躺在这点福利上面睡觉。而很多欧洲国家的失业福利，真是让人安心得多。”看来，林达是一位狂热的新自由主义者。英国资产阶级的《卫报》也看不过去，认为不能保障美国失业者及家庭最低生活、只能给他们“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贫穷和饥饿”的生活的、“早就张不开了”的美国失业保障，被林达美化为具有“鼓励你赶紧再找一份工作”的鼓励作用。林达说，在美国“只要有一点上进心的”失业者，会“赶紧再找一份工作”，变成就业者。在这里，失业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失业是资本主义的罪过被掩盖了。失业被林达说成是失业者的罪过，是失业者没“有一点上进心”，不“赶紧再找一份工作”造成的。即使被缩小了的、美国官方统计的失业人数，平时也有七、八百万或八、九百万人，按照林达的意思，这好几百万失业人员都属于没“有一点上进心”的懒人了。
林达力图麻痹劳动者的阶级意识，掩盖资产阶级和劳动大众利益的根本对立（而“首次雇佣合同法”不过是这种利益根本对立的又一案例），以使劳动者不起来反抗。为此他力图讲述资产阶级和劳动大众是属于同一利益共同体，劳动大众用罢工等斗争形式反抗资产阶级，“最终伤害的是民众自己。”林文写道，“劳资双方是拴在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美国人想通了这个道理”。林达在这儿又撒谎。首先，资产阶级通过“首次雇佣合同法”、大肆削减社会福利等措施，向劳动者利益大举进攻，林达还向劳动大众讲什么这时资产阶级和劳动大众是属于同一利益共同体，是“拴在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分明向劳动大众大灌迷魂汤，欺骗人。其次，与林达所说：美国人认为“劳资双方是拴在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相反，美国多数人认为穷人和富人的利益是对立的。在这里，林达远不如美国的许多资产阶级学者诚实。“一项哈里斯民意测验发表了……根据这一民意测验，四个美国人当中有三个人认为，制定税法的目的在于帮助富人而不是帮助普通人；78％的人认为，特殊利益集团从政府那里得到的好处多于人民所得到的；79％的人（几乎是每五个美国人中有四个）现在认为，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了。再加上其他一些主要民意测验的类似结果，这些数字就意味着，关于公司美国是个越来越平等和民主的社会这一战后的美梦是一去不复返了。”（〔美〕希尔《尼克松以后的美国——跨国公司时代》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3页）
在“我们这个国家由公司控制和为公司服务的时代。这种控制的结果是绝大多数美国人民的利益越来越明显地受到损害。”（〔美〕肖普《卡特总统与美国政坛内幕》时事出版社1980年版第287页）
1995年6月21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登了桑德斯写的，题目为《美国老百姓有理由愤怒》的文章。文章说：“近来传播媒介普遍报道，美国老百姓愤怒了。依我看，美国老百姓应该愤怒。”作者指出：“自1973年以来，这个国家的劳动人民工作时间越来越长，收入越来越低，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以前的那种经济保障。在过去22年中，80％的美国家庭实际收入下降或原地踏步。在此期间，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而有钱有势者的日子却从来没有这样好过。”文章说：“在富人越来越富，中等阶层和贫困阶层越来越穷的情况下，共和党人竟然通过一系列法案，大幅度削减给劳动人民和穷人的救济金──使已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生活更加艰难。”“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通过的减税法案一半是为了服务于年收入达10万美元以上的人，而且对占总人口1％的大富翁比对占总人口60％的生活在最低层的人更有利（我们在这儿也看不到美国的议会的“超阶级”、“不偏不倚”，只看到议会为资产阶级谋取利益，并损害劳动大众利益──笔者注）。”“普通美国工人难道不应该愤怒吗？”
从这些美国例子（限于篇幅，我不举更多例子）和法国的“首次雇佣合同法”，我们都看不到资产阶级和劳动大众利益共同的关系；却都可看出，资产阶级和劳动大众利益根本对立，看到资产阶级不断向劳动大众的利益进攻、资产阶级的富裕是建立在损害劳动大众的利益基础之上的关系。美国劳动大众也表达了对资产阶级和他们控制的国家机关伙同损害自己利益的强烈不满，而不是理解、同意这种损害。
总之，林达企图替资产阶级残酷剥削、压迫劳动大众的行为辩护，决定了他的资本代言人角色，决定了他站在哪一边为谁说话，决定了林文所讲之话的真实性如何，决定了他阐述“道理”的性质，也决定了文章目的：不知不觉地使读者得出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结论。可以肯定，读着林文，资本家们心里一定甜滋滋的。
200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