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马立诚的《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

奚兆永

因写《交锋》和《交锋30年》两书而臭名昭著的马立诚前不久在7月7日的《南方经济观察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的文章，读后感到其错谬甚多，很有提出来加以辨正的必要。

一、    关于所谓“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和“历史的想象性”。

马立诚在文章一开头就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是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的话，他提供了认识历史的一种角度。”他解释说，“历史事件已经永远逝去，绝无可能在今天原原本本复现。在文本和视像中复现的历史，是历史在学者心灵中的重演，科林伍德称之为‘历史的想象性’。”

在我看来，“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句话顶多只能说是具有一句名言的外壳，——它以一种极端的形式来表达某种思想，因而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但是却绝对不能说是一个真理。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就历史来说，人们首先要研究的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历史，只有弄清楚这个历史，才能对他们的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历史作出说明。因此，对于历史学来说，它所研究的对象，首先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而不是思想本身；只有在思想史领域研究的对象才是各种思想。而从科学研究的区分来说，毛泽东说，“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某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原因，或特殊的很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页）显然，科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是不科学的。

至于马文的解释——“历史事件已经永远逝去，绝无可能在今天原原本本复现。在文本和视像中复现的历史，是历史在学者心灵中的重演，科林伍德称之为‘历史的想象性’”，在我们看来，历史虽然已经逝去，但是，它总会留下痕迹，如遗址、遗物、文字以及人们耳口相传的口碑等等。在今天，还有音像资料，可以记录历史事件发生时的种种情景。所有这些，构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史料。史料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不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当然，对于同一个史料，也会由于研究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某些人为了达到其反动的政治目的还会伪造历史，历史会出现某些主观想象的成分。比如我国过去的古代史，特别是文字出现以前的史前史，由于史料的缺乏，有许多就是根据传说，如什么“盘古开天地”，还有什么“三皇五帝”，其实都是没有史料根据的传说，具有想象的成分。上世纪20年代，顾颉刚等人提出了“古史辨”，批评了这种按照传说写成的古代史。这显然是一个进步。现在的情况当然不同了，一方面，随着考古的发掘，有了许多新的发现，另一方面，由于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指导，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是大大向前发展了。但是，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总要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所得出的结论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还不能认为就是绝对真理。但是，根据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法，相对真理里也会包含着绝对真理的成分。人们虽然不能一下子就达到绝对真理，但是经过长期的努力，总是可以一步一步地接近绝对真理的。列宁说，“人类思维按其本性是能够给我们提供并且正在提供相对小狐狸的总和说构成的绝对真理的。科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在给绝对真理增添新的一票，可是每一科学原理的照例对界限都是相对的，它随着自杀的增加时而扩张，时而缩小。”（《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显然，马立诚追随科林伍德，认为历史只是是想象的，从根本上否定历史的客观性和真理性，是完全错误的。

二、关于所谓“新锐历史学者否定了王安石变法”说

马立诚说，“历史事件是人的思想对象。比如，很长时间里，对王安石变法是赞颂的。改革开放以来，新锐历史学者否定了王安石变法，指出他的路径依赖和增长模式问题严重，连一个梳子、一把芝麻都必须由官方销售，对民间竭泽而渔。在新锐历史学者的文本中，王安石变法的历史呈现出与过去完全不同的面貌。”

应该说，历史事件是一个客观存在，人们是研究历史，并不只是用脑子来思想历史。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是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还是从主观的想象出发的问题。研究要从占有材料开始。马克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3页)

马文说，“很长时间里，对王安石变法是赞颂的。”此说本身就不确。我们知道，王安石变法发生于11世纪初，距今已9个世纪有余。应该说，“在很长时间里”，即在大约8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王安石变法差不多都是被封建统治阶级否定的，而并不是受到赞颂的。至于受到赞颂，那是20世纪以后的事。我们知道，在上世纪，先后有严复、孙中山、梁启超、蒋介石、毛泽东和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包括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邓广铭、漆侠等的提倡和研究，肯定王安石变法已经成为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不过就整个历史而言，一百年与八百年相比显然还只是一个很短的时期，何言“很长时间”？当然，如果从世界范围来看，近代某些外国人赞颂王安石变法的时间似乎比中国人还要早一些。十九世纪时，俄国有一个名叫伊.伊.扎哈罗夫（1814-1885年）的汉学家，不仅通晓中国的语言文字，而且对于中国的经济史也颇有研究。正是他，不仅使俄国人知道了王安石的变法，而且还使欧洲一些国家的人也知道了王安石的变法。法国一位名叫雷克吕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地理学家就是从扎哈罗夫那里知道王安石变法的，并且还把有关变法的内容写进了自己的地理学著作。在扎哈罗夫和雷克吕看来，王安石的改革是废除私有制，所实行的是一种共产主义，此说虽然不够准确，但也绝不是毫无道理的。应该说，列宁和普列汉诺夫都是通过扎哈罗夫和雷克吕而知道王安石变法的，不过他们两人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却并不相同：普列汉诺夫不那么肯定王安石变法，他在1906年写的《论俄国的土地问题》一文中反对土地国有化，警告俄国不要重蹈王安石的覆辙；而列宁则认为“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实行土地国有未成”，而“这种思想带有革命民主主义的性质，这同样也是没有疑问的。”（《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226页正文及其脚注2，第414页编者注132）有人在网上撰文说，“列宁对于王安石到底是谁，他自己根本不甚了了”；“不仅列宁对王安石不甚了了，普列汉诺夫本人也不甚了了”；“无论列宁还是普列汉诺夫，对王安石变法的内容都是皮毛之见”。似乎他比列宁和普列汉诺夫都不知要高明多少倍。其实这恰恰暴露了自己的浅薄和无知。列宁和普列汉诺夫都是饱学之士，他们的看法显然都不是随便说说的。关键在于，普列汉诺夫把王安石的土地国有和东方专制国家所特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混在了一起，而列宁则根据马克思关于即使是资本主义的土地国有化也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观点肯定了它的积极意义。说列宁和普列汉诺夫都是“皮毛之见”的人恐怕连这个皮毛还都没有，就想跑出来训斥这些大师级的思想家，岂不可笑？

写到这里，有必要说说王安石变法是不是涉及土地关系的改变的问题。本来，王安石之所以要变法，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豪强地主、富商巨贾和高利贷者的兼并之风盛行，弄得国家积贫积弱，百姓无法生活，因而王安石为了富民和富国强兵提出了“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和“摧抑兼并，均济贫乏”的变法主张。我们看王安石所变诸法，都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用国家的力量来对付豪强地主、大商人、高利贷者的兼并行为。有人把王安石的办法只是理解为财政方面的变革，其实，王安石变法所涉及的，远不只是一个财政，它涉及到农业、手工业、商业、金融、政治、治安、军事、教育等许多方面。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经济。它不仅关乎发展生产力，也直接关乎生产关系，特别是土地所有制关系。只是由于反对势力的过于强大，当时当然不可能明确提出土地国有的口号，但是这不等于说他的改革并没有涉及土地关系。在中国，土地国有是很早就存在一种经济现象。《诗经》里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后来虽然由于分封，出现了土地私有，但是，受封者还是把国家当做最高的土地所有者，向朝廷缴纳贡赋和提供徭役。到了宋代，由于豪强地主越来越处于强势地位，国家的岁入也越来越不敷需要。王安石变法中的“方田均税法”，之所以要重新丈量土地，并且要根据土地的好坏划分为五等，以此来确定不同的税额，其实正是为了调整国家与豪强地主之间的土地关系，改变过去豪强地主“隐田逃税”和所纳过少的现象。马克思曾说，“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是捐税。工人存在的经济体现是工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42页）关于地租，他说，“不论地租有什么独特的形式，它的一切类型有一个共同点：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资本论》第 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14页）而关于亚洲一些国家地租和赋税的关系，他曾这样说，“像在亚洲那样，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那么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或者不如说，不会再有同这个地租形式不同的赋税。”“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但因此那时就没有私有的土地所有权，虽然存在着对土地的私人的和共同的占有权和使用权。”（同上，第891页）其实，按方田均税法收的税也就是一种地租，不仅包含绝对地租，而且包含级差地租。显然，那种认为王安石变法“一丝一毫”没有涉及土地关系的看法是一种十分表面的、不明就里的看法。实际上，也正因为此法涉及到了土地关系这个根本，触犯了豪强地主的根本利益，因而引起了他们非常强烈的反对；由于反对势力的强大，不仅此法起步较晚，而且只在京东路等几路实行，没有全面推开，所取得的成功也是有限的。

在我国，总有一些官员和学者，他们为了“往上爬”，成为“人上人”，总是喜欢察言观色，揣摩领导意图，以便捷足先登，拔得头筹。一些接受了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历史学者（即马文所说的“新锐历史学者”）也根据他们的“嗅觉”，“敏锐地”地感到了政治气候的变化。在他们看来，改革就是搞西化——私有化、市场化或自由化，就是否定公有制、国家干预和计划经济，研究历史也应从这个“现实”出发进行考量，于是感到继续宣扬王安石变法是不合时宜了。这样，他们对王安石变法就来了一个180°的大转变，由肯定的态度转而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他们把那个保守派的司马光又抬了出来，对其大加赞扬和肯定，演出了一场由“扬王抑司马”到“抑王扬司马”的戏剧性的变化。马文吹嘘他们是“新锐”，其实，他们这样做，一点也不谈不上什么“新锐”。实际上，他们现在对王安石变法的攻击，不过是重复自11世纪司马光以来到19世纪末这近900年时间里封建统治者和一切保守派文人对王安石攻击的陈词滥调而已，不仅没有什么新意可言，而且比之20世纪以来的严复、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政治人物，和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邓广铭、漆侠等历史学家，都是大大地倒退的，又何足道哉？！

马文说“改革开放以来，新锐历史学者否定了王安石变法，指出他的路径依赖和增长模式问题严重，连一个梳子、一把芝麻都必须由官方销售，对民间竭泽而渔。在新锐历史学者的文本中，王安石变法的历史呈现出与过去完全不同的面貌。”但是，马文和所谓“新锐历史学者”搬出来的“与民争利”、“竭泽而渔”这类货色，早已老掉了牙，被近百年来真正的新锐学者批得体无完肤，再拿出来还能有什么战斗力？说穿了，他们提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那些理由，实际上是用来反对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但是，常识告诉我们，并不是任何国家所有或国家经营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曾经有过国有国营的经济，而且它们还曾起过某种进步的作用，但是，它们显然都不是社会主义。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曾讲到，“在资本主义生产不太发达的阶段，那些需要很长劳动期间，因而需要在较长时间内大量投资的企业，特别是只能大规模经营的企业，例如筑路，开凿运河等等，或者完全不按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而由公共团体和国家出资兴办(至于劳动力,在较早的时期,多半实行半强制劳动)。”（《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0页）而到了资本主义发达阶段以后，由于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出现了股份公司，而恰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8页）这些都是社会的进步，即使在今天，当经济危机来临之时，资本主义国家还不是继续在运用一家的力量进行干预，以减少危机所造成的损失？但是，无论是国有国营还是国家干预，都说不上是什么社会主义。马文及所谓“新锐历史学者”们由于害怕社会主义，连不是社会主义的国有国营和国家干预也怕得要命，即使是封建社会的国有国营和国家干预也要将其否定得干干净净。但是，历史是一个客观存在，就凭马文和几个“新锐历史学者”的陈词滥调就能够把“王安石变法”给“否定了”吗？显然没有那么简单。李华瑞是一位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进行王安石变法研究并且已经取得不少成就的宋史专家，他在《王安石办法研究史》一书中是这样评价上世纪最后20年有关肯定和否定王安石变法的两种观点的：“20世纪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肯定性意见在20世纪后20年的评议中所占的比重仍大于否定性意见。”（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我认为李华瑞的这一说法是比较客观的，而马文所说的“新锐历史学者否定了王安石变法”之说显然是是根本不符合事实的。

马文为了说明科林伍德的“历史的想象性”，不仅讲了王安石变法的例子，还讲了蒋介石抗日的例子。由于后一个说法早已受到台湾学者李敖的批判，最近网上也有不少批驳文章，这里就不赘述了。不过说到科林伍德的高论，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想起胡适在五四时期讲的一句“名言”来：“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她）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胡适文存》一集，会昂三书社1996年版，第228页）可是，胡适的这句名言在前几年却被一个自由派学者谢泳（此人今年还“荣获”美国媒体“册封”的“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之一）跑出来否定过。谢在2003年第51期的《新民周刊》上撰文说，“胡适从来就没有说过那样的话。那句话是由另外的话变化过来的，而且与胡适的原意恰好相反。这句话出自胡适的名文《实验主义》，是胡适当时的一个演讲稿，最初发表在《新青年》上，是胡适介绍詹姆士实在论哲学思想时说的。”谢泳一会儿说“胡适从来就没有说过那样的话”，一会儿又说“是胡适介绍詹姆士实在论哲学思想时说的”，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对于谢泳为胡适所作的这个辩护，我想指出以下几点：第一，胡适是杜威的门徒，本身就是一个实验主义者。第二，胡适写《实验主义》一文，介绍皮尔士、詹姆士、杜威等人的观点，是为了宣传他们的观点，而绝不是为了批判他们的观点。第三，胡适是用自己的语言而不是引用詹姆士的话说“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她）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的，因此没有加引号，而紧接此话后引用了詹姆士的话说“实在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样”就不同，因为不是自己的话因此就加了引号。第四，从实在一词既可以表达当前的事物也可以表达以往的事物来说，它当然也可以指历史上的事物和历史本身，冯友兰把“实在”说成“历史”也是完全可以说得通的，并无所谓歪曲之嫌。第五，胡适不但说了“实在是一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他在同一篇文章里还曾说过“一样的一篇演说，你觉得声调高低得宜，我觉得论理完密。一百个大钱，你可以摆成两座五十的，也可以摆成四座二十五的，也可以摆成十座十个的。”（《胡适文存》一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228页）其寓意也一样，并且也常常为人们所引用，显然不能说它们不代表胡适的思想。如果由于自己和胡适一样同是自由主义者，就想方设法来为这些名声不好的话掩盖或辩解，这除了暴露自己之外又能说明什么呢？当然，对于马立诚来说，公开提倡所谓“历史的想象性”却是大有意义的，因为，他可以利用这个“历史的想象性”来伪造和歪曲历史，以实现他所梦寐以求的资本主义大业。这一点，我们将在本文后面继续进行揭露。

三、    关于所谓“八大思潮”说和马文对于我国指导思想的曲解

马文说，“不同的历史叙述的背后是什么呢？是认识和思考，是思想。认识历史思想，思考社会思潮的起伏交锋，是我们理解历史的一把钥匙。”  马文“粗线条概要地勾勒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这八种思潮，除了居于主导地位的邓小平思想之外，还有老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新左派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民粹主义思潮。”在他看来，“八种思潮或部分重合，或彼此分立，或激烈争辩。透过这八种思潮，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也有助于我们探知中国的未来”

马文所说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人们为什么会对历史有不同的叙述？难道这只是“认识和思考”的不同，只是“思想”、“认识历史的思想”的不同？难道只要“思考社会思潮的起伏交锋”就能够找到“理解历史的一把钥匙”？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思想、认识都是第二性的东西，第一性的东西是什么？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离开了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线索，历史就是一笔糊涂账。恩格斯在讲到新旧历史观的不同时说道，“旧的， 还没有排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那里只是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被顺便提一下。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以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线和交换关系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9页）

当然，阶级和阶级斗争有时也会表现得错综复杂，甚至会会有一些假象掺杂其中，人们不能一下子就看得十分清楚。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列宁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十分简便的分析方法。他说：

“在拉丁语中有‘cui prodest’（‘对谁有利？’）这样一句话。要是一下子看不出是哪些政治集团或者社会集团、势力和人物在维护某些提议、措施等等，那总是要提出‘对谁有利？’这个问题的。

“谁直接维护某种政策，这并不重要，因为在现代高尚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任何一个富翁谁是都可以‘雇用’后者收买或者招来任何苏联的律师、作家甚至议员、教授、神父等等，让他们来为各种各样的观点辩护。我们生活在商业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资产阶级并不以买卖名誉良心为耻。还有一些头脑简单的人，他们常常由于考虑不周或者出于盲目的习惯维护在某些资产阶级人物中间占统治地位的观点。

“不，谁直接维护某些观点，这在政治上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观点、这些提议、这些措施对谁有利。”（《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61页）

在我看来，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清“对谁有利”才是理解历史和弄懂现实问题的一把真正的钥匙。

马文还大谈所谓包括邓小平思想在内的“八大思潮”。

什么是思潮？《现代汉语词典》所给出的解释是：“某一时期内在某一阶级或阶层中反映当时社会政治情况而又较大影响的思想潮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5页）

从“思潮”一词的实际使用来看，人们讲“思潮”往往带有贬义色彩。人们今天人们讲“新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也明显具有贬义，是批判的对象，而不是肯定的对象。我们看毛泽东的著作，他讲的“思潮”，其实是专指资产阶级思想的。同样，在《邓小平文选》里，凡讲到“思潮”，也必定是指错误思潮。比如邓小平说，“中国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 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页）从来未见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或毛泽东思想称为是什么“思潮”的。马文把邓小平思想称为“八大思潮”之一，其实是别有用心的。在过去，中国的右派们是喜欢打邓小平的旗帜的，但是，由于他们感到邓小平讲的许多话对他们也不利，他们现在也想把邓小平的思想作为一种思潮来反对了。它预示着，右派们不久也要抛弃邓小平了。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新动向，

马文的错不仅在于对思潮的理解错误，把邓小平的思想作为一种思潮，而且其“粗线条概要地勾勒”的“当代中国思潮”竟有八种之多，这也是别有用心的。实际上，中国当前的主要的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其余的阶级或阶层属于中间阶级或中间阶层。应该说，阶级的阵线是分明的，思想的阵线也是分明的。斗争的焦点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问题。马文提出那么多的“思潮”，其目的就是为了模糊人们斗争的焦点。对此人们不能不有所警惕。

下面，我想着重对马文所说的“邓小平思想的主导地位”和所谓“老左派思潮”问题提出一些批判性的意见。

按照马文的说法，“改革开放30多年，邓小平思想成为中国主导意识形态”。这个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应该说。自1954年 我国通过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一直是我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它从未被“废除”和“取代”过。而马文竟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说成是“老左派思潮”，这是对《中人们共和国宪法》和13亿中国人民意志的事宜践踏，是不能允许的违宪行为，应该受到全国人民的谴责。

人们要问：马文所说的“邓小平思想”能够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吗？这一点，甚至邓小平本人也不会同意。1960年3月25日，邓小平曾经讲了这样一段话：

“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问题，我曾经在山东、天津谈过，后来在中央也议了。昨天在毛主席那里还谈了这个问题，他赞成这个意见：第一，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少讲了。这种情况，不少报纸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毛泽东思想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被驱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中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所以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提。当然也可以单独提毛泽东思想，但是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丢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3页）

他还针对有人提出“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说：“讲初期的发展时期的资本主义，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资本论》；讲帝国主义，总还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讲社会主义，列宁和斯大林都有，毛泽东同志也有重要的发展。所以不能只是讲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否则人家问你研究帝国主义以那个著作为纲，你怎么答复？扯不清楚。”（同上，第284页）

邓小平的这些话显然也是受毛泽东的影响。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说过，“为什么不应当将中国共产党人和马、恩、列、斯并列呢？……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传。所以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而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0页）类似的话，毛海讲过多次。

对毛泽东来说是这样，对邓小平自己来说就更应该是如此，怎么可以用所谓“邓小平思想”来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呢？事实上，这也根本行不通、做不到。我们可以比照邓小平的话：如果我们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学邓小平的什么著作？我们要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学邓小平的什么著作？我们要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我们学邓小平的什么著作？“扯不清楚”嘛！

四、马文对中共党史、新中国史和马克思主义史的歪曲和篡改

通观马文，人们不难看出其在文章开头引用科林伍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和“历史是想象的”两语的真正用心：马立诚宣传历史唯心主义的目的就是为了歪曲和篡改中共党史和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国史，为其走资本主义道路制造舆论。这里不妨指出几点：

⒈关于所谓“所有的中国媒体都承认，经济已经‘濒临崩溃’”

马文说，“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当时所有的中国媒体都承认，经济已经‘濒临崩溃’。据联合国统计司发布的数字，当年中国人均GDP仅为183美元，日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应数字是197美元。科技、教育、文化事业遭到‘文革’沉重打击，政治上的蒙昧主义和现代迷信几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我们知道，所谓“濒临崩溃”之说是华国锋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里讲的，后来李先念在轻工计划会议上又讲了个文革期间损失国民收入5000亿。应该说，这些讲话是缺乏根据的。在十年文革期间，我国的国民经济是向前发展的，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也是不低的；特别是农业农业机械化和农田水利建设都有长足的发展；三线建设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在西南建设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和新的铁路；财政和金融状况也很好，从1968年起我国就是一个既无外债、又无内在的国家。凡此种种，怎么能说经济“濒临崩溃”呢？如果此说可信，华国锋又如何能够在1977年7月的一份报告里提出“国民经济的新的跃进局面正在开始”，并且在1978年2月提出要搞 “十个鞍钢”（钢铁基地）、“十个大庆”（石油基地）、八个开滦（大型煤炭基地）、九个大型有色金属基地、三十个大型电站的“洋跃进”计划？如果此说可信，国务院又如何能在1979年给全国职工普遍增加工资并在全国大发奖金？这说得通吗？由于此说是如此背离事实，以致后来在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就没有再提“濒临崩溃”或“到了崩溃边缘”这一类提法。马文重新提出这个问题，不知究竟意欲何为？

马文还大讲当时人均GDP的数字，其实，当时我国实行的是物质产品平衡表（MPS）的核算体系，而不是国民账户（SNA）的核算体系，因此只有总产值、国民收入的数字，而没有国民生产总值（GNP）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数字，马文所说的有关数字是否可靠本身还是个问题。而且，由于我国在住房、水电、公交、教育、医疗等许多领域实行免费和低费的政策，人民在这些方面的开支很少，这些都与所谓市场经济国家大不相同，也是不能用所谓人均GDP进行比较的。

至于马文说“科技、教育、文化事业遭到‘文革’沉重打击”，我们当然不否认文革对教育与文化是有冲击的，但是，说到科技，那就应该说，我国的科技事业在文革十年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讲到了“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其实成果还有很多，如大型飞机运10的研制成功，长波电台和核潜艇的研制成功，都是在这十年。实际上，中国的大国地位就是在这十年中奠定了基础的。中国能够有今天，不能忘记当时打下的这个基础。在这方面，我们倒是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后，有几项重大科研项目曾被要求下马，如运10飞机，如载人航天项目都曾于70年代末被迫下马。究竟是谁更加重视科研，人们是不难从这里得出自己的结论的。除了科研，还要说一下医疗卫生特别时尚农村的医疗卫生。我国农村的医疗卫生在旧社会是一片空白。50年代随着农业合作化开始起步，60年代由于毛泽东的提倡农村合作医疗而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毛泽东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主张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农村。结果农村的“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事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70年代更进入了鼎盛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是，农村合作医疗开展得很好，这件事引起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注意，并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们要求全世界学习中国的经验。但是，后来由于实行了“联产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以个体生产代替了生产队的集体生产，合作医疗事业也随之形同虚设，名存实亡。这也说明，各项社会事业和社会生产关系都有密切关联，如果指导思想偏离了正道，其它事业也不可能兴旺发达。这个经验教训也是值得我们记取的。

⒉关于三中全会“会议决定放弃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

马文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决定抛弃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要求‘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发表的公报说得很明白，“现在，全国范围内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虽然少数地区和部门的运动比较落后，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抓紧进行，不能一刀切，但是就整体来说，实行全党工作中心转变的条件已经具备。因此，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决策，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公报还说，“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我们国内现在还存在着极少数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我们决不能放松同他们的阶级斗争，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公报里，引用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论述，根本就没有马文所谓的“会议决定抛弃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们要问：这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在几个月后还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扩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页）这又再一次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并没有“决定抛弃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

当然，在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曾经提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的口号”，（《三中全会以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1页）但是，却没有给出理论的说明，在我看来，我们既然肯定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乃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怎么能说“以阶级斗争为纲”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呢？这个问题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是不能一笔带过的。

问题还在于，邓小平在1985年5月20日于陈鼓应教授谈话和6月6日同“大陆与台湾”研讨会主席团谈话时曾讲到，“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他还说，“在我们的国家，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统一不起来了。不是同台湾的统一问题，而是大陆内部的统一问题。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内部就成了一个乱的社会，不是一个安定的社会，什么建设都搞不成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页）试问，这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是什么？！后来，在1986年底和1987年初，再后来又在1989年春夏之交先后发生了两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风波，也都证明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乃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到客观存在。邓小平在1989年5月31日，在与两位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时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不能动摇。这一点我任何时候没有让过步。”（同上，地99页）在这种情况下，不“以阶级斗争为纲”行吗？！看来，十一届六中全会概括的那句话不仅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是矛盾的，而且与以后的实践及邓小平的这些论述也是相矛盾的。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个应该继续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

⒊关于“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是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峰巅”

马文说，“1989年之后，左倾顽固势力抬头，改革开放陷入低潮，发展的成果有可能被左倾思潮葬送。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87岁的老人再度出山，拼尽全力天鹅之舞，从而挽狂澜于既倒，再度掀起改革势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批评了凡事都要问一问姓社姓资的左倾思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一论断，是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峰巅。邓小平破除了苏式社会主义70多年的禁区，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打通对接，这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突破，也是世界经济思想史及世界经济史的一大突破。”

马文所说的“1989年之后，左倾顽固势力抬头，改革开放陷入低潮，发展的成果有可能被左倾思潮葬送”这个所谓历史背景并不符合事实。事实是，1989年发生那个事件给了全国人民也给了邓小平以极大的震动，促使他思考了一些重大的问题。他所思考的最重要的事是“四个坚持”。他说，“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当做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5页）他从这次事件的反思中所得出的结论，并不是不要讲姓资姓社，而恰恰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他说，“在这一点上，这次暴动对我们的启发十分大，十分重要，使我们的头脑国家清醒起来。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

至于说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是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峰巅”，我觉得这样说是很不慎重的。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上，列宁和斯大林根据实践的需要，主张要保留商品货币关系。后来，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里更从理论上进一步说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原因。市场经济其实就是商品经济。应该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货是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已经解决的问题。列宁和斯大林没有反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毛泽东也没有反对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仅仅因为所用的词语不同，就把邓小平的说法说成是他“经济思想的峰巅”，说成是什么“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突破，也是世界经济思想史及世界经济史的一大突破”，这样的风气不是一个好风气，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好学风，它当然也不会得到全中国和全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和经济史学界的承认。

五、模糊概念，混淆是非，是为了将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

马立诚不是一个历史研究者。对他来说，他所真正关心的其实是最现实的问题——改革的走向问题。我们在他的文章里面，看到他一再谈到“改革”与“制度”的关系，可以知道他对于改革走向的高度关注。

本来，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明确指出，“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种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就是说，改革是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的，它只涉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环节和方面，而不会改革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谈到向资本主义学习时也明确提出，“我们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我们绝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绝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页）

但是在马文里却一再提到了“制度”问题。比如文章说，“邓小平用市场经济制度再造了中国。他力倡的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竞争观念、平等观念、自由观念和追求私人财富的精神，在中国大陆再度兴起，并且在民众心中深深扎下根来。”在这里，马文用一种含糊其辞的说法——“市场经济制度”，但是从其所说的内容是“平等观念、自由观念和追求私人财富的精神”来看，所指的显然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此说完全违背了邓小平有关论述的精神。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地36页）他还强调，“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同上，第167页）在这里，界限是如此分明，怎么可以将二者混为一谈呢？

马文在讲到政治体制改革时也用了同一手法。文章说，“过去，对于政治上出现的问题，从来没有反省到制度层面。惯常的做法是歌颂制度‘无比优越’，而把祸害和罪责归咎到个别人头上。”在这方面，他引用了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说，“在讲话中，邓小平提出了制度方面的5个弊端：1.官僚主义现象；2.权力过分集中；3.家长制；4.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5.特权。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这篇讲话中罕见地正面肯定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他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但是，只要读一读邓小平讲话的原文，马立诚耍的花招马上就败露了。原来，邓小平讲的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就是说，他讲的是具体的制度，而不是社会主义这个根本制度。这一点，从邓小平如下两句话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其中一句话说，“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另一句话说，“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2、327页）在这里，邓小平明确地区分了具体制度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对具体制度的改革，正是为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马文故意模糊这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其目的就是为了混淆是非，把水搅混，要人们把改革的矛头由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制度转向社会主义制度本身。

在这里，还值得注意的是，马文还故意把邓小平讲话中讲到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一话中具体的“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的弊端”，改成为“制度方面的5个弊端”，而且把原话中的“现象”二字去掉，企图给人以这些都是明文规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弊端的印象。马文搞这样的名堂，足见其已心劳日拙，只能在一些非常细小的方面搞点雕虫小技了，岂不可悲耶夫！

李大钊在五四时期曾说：“试看将来的全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无论马立诚们如何费尽心机想改变这个历史的进程，他们都只能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