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评《炎黄春秋》“民主社会主义救国论”

奚兆永（2007-2-22 ----2007-8-27）

谢韬和辛子陵的“民主社会主义救国论”应该批判

奚兆永

《炎黄春秋》今年第2期以显著的地位刊发了谢韬先生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谢文在正式发表前曾以《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为题在一些网页上刊登）一文，还配发了修正主义鼻祖伯恩斯坦的照片。由于谢文所论直接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直接涉及到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直接涉及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还直接涉及到社会发展和人类未来的走向，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

谢文不同于一些直接用西方学说观点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文章，他打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不过所鼓吹的仍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文章肆意曲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宣称“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宣称“通过工人阶级合法斗争取得政权”“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是对《共产党宣言》‘旧策略‘的重要修改”，“不是伯恩斯坦’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和平过渡理论，伯恩斯坦只是重复了恩格斯的话”；宣称“倒是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列宁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是“标新立异”，成立第三国际是“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宣称“斯大林等人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们把恩格斯摈弃的‘1848年的斗争方法’当作旗帜挥舞，从‘左’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宣称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认为“凭借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 中，“可以看到布朗基主义——列宁主义对他们的影响”，中国“走上暴力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是偶然的”，还宣称，“‘三大改造’是个错误”。谢文还对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所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大加曲解。文章“称赞” “邓小平和他的主要助手胡耀邦等同志顶住‘复辟资本主义’的指责，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废止近乎单一的公有制，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生产力请回来了”，“这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称赞”胡锦涛主政后“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标志中国踏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与此同时，谢文竭力吹捧民主社会主义，大肆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说什么“民主社会主义剔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空想成分，使马克思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现实”；吹嘘“民主社会主义最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而把列宁通过十月革命建立的的苏联社会主义贬为“暴力社会主义”，说什么民主社会主义的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对于中国未来，谢文一再声称，“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谢文是为辛子陵一本书稿写的序言，上述观点都出自该书稿。在谢文看来，这些观点作者都“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作了说明。谢文说，“无论在历史事实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这是一部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彻底拨乱反正的书。作者以精湛的马克思主义学识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为改革开放争得了历史正统地位，建立了改革派在马克思主义领域的话语权。”评价不可谓不高，但却明显地露出了马脚：改革开放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已经进行了将近三十年，而所谓的改革派怎么到现在才“争得了历史正统地位”？怎么到现在才“建立了在马克思主义领域的话语权”？这不是很清楚地说明，你们这些所谓的改革派在长达近三十年的时间里都不是“正统”，“在马克思主义领域”里都没有“话语权”吗？这不正好说明，你们这些所谓的改革派，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改革派，马克思主义的改革派，而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改革派，修正主义的改革派吗？至于现在，是不是通过辛的书稿和谢的文章就能够“争得”“历史的正统地位”和“在马克思主义领域的话语权”，那也不是由你们说了算的。在我看来，辛的书稿和谢的文章是根本经不起历史和事实的检验的，是极其错误和有害的；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和在今天的指导地位，为了维护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对这些错误和有害的东西应该进行彻底的批判。

应该说，辛书和谢文的出笼既是坏事，也是好事。它向人们提供了一份绝好的反面教材，使人们大开眼界：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东西！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界来说，它的出笼，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靶子，可以促使我们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锻炼和提高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和批判各种错误思想的能力。

写此短文，只是一个引子，随后将针对谢、辛二位在这个问题上的具体观点写出批判文章若干篇，陆续在网上发表。希望谢辛二位能积极应战，更欢迎广大读者积极参加这一意义重大的论战。

马克思 “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吗？

——二评民主社会主义“正统论”、“救国论”

奚兆永

谢韬先生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是为辛子陵一部书稿写的序言，谢序对辛著大肆吹捧，说：“这是一部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彻底完成拨乱反正的书”，说什么“作者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

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

一、谢序辛著对这个问题的的“历史考证

为了使人们相信马克思是所谓“‘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谢序引用了辛著《结束语》里如下的“历史考证”：

“一八六六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危机过后，资本集中有了惊人的发展。大规模投资银行和股份公司的出现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随着一个新的银行制度的出现，资本积累不再依靠企业家个人的节俭、储蓄来自我筹集资金了，而是依靠全社会的储蓄。吸收社会的资金办企业，股份公司就应运而生了。在欧洲大陆，首先是钢铁工业，接着是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和纺织工业，一个部门接着一个部门变成了股份企业。马克思非常看重这一变化，认为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实行扬弃”。“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会自行扬弃的矛盾，那显然只是作为一个过渡点，以便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2版，第504页）

资本家不再拥有私人企业，而只是拥有私人财产，这份私人财产是用货币量化的企业资产的一部分；他们不再是企业主，而只是企业的股东、公司利润中一定部分的合法债权人。股份公司造就了组织和指挥生产的经理、厂长阶层，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管理者阶层掌握着企业的经营权，使资产阶级的统治虚幻化。这一项分离是一场和平“革命”，使和平过渡到一种新制度成为可能。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
“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和资本所有权分离，劳动也已经完全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一个必经的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作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2版，第502页）

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 。《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了。马克思心目中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原始的资本主义）灭亡了。其后资本主义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资本论》第三卷 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皓首穷经研究资本主义几十年的最终结论，经恩格斯十年的编辑和修订，于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1894年6月出版。”

其结论是：“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个正统叫做民主生活主义。”

这就是谢序辛著的的民主社会主义“正统论”以及对这一“理论”的“历史考证”！至于这一考证是不是如谢序所说的那样“令人信服”，甚至“彻底完成了拨乱反正”，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我看来，辛著对《资本论》有关股份公司论述的理解是极其错误的，说“和平扎入社会主义”“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资本论》第3卷推翻了《资本论》第1卷的结论”更暴露了作者对《资本论》这一伟大著作的无知。

二、能够这样理解《资本论》第3卷中关于股份公司的论述吗？

马克思在谈到《资本论》时曾说，“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在象我这样的著作中细节上的缺点是难免的。但是结构、整个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这是单个的德国人完全可以承认的，因为这决不是他的功绩，而是全民族的功绩。”（《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96、202页）因此我们学习《资本论》也要从它的它的整体联系中、从这一原理和其他原理的相互关联中去理解，而不能抓住一句话甚至一个词孤立地、静止地去理解；在学习中，不但要反复认真地学习中译本，有时还要查对德文原文。记得十多年前，就有人抓住《资本论》第3卷有关股份公司的几句话，特别是其中的“社会企业”、“社会资本”和“扬弃”等几个词就认为，股份资本是“社会资本”，股份公司是“生产资料的社会直接占有的形式。”看来，谢序辛著的“考证”从所引的话到所得出的结论也几乎一样。对于这种观点，我曾在十几年前写的一篇文章（拙文题为《关于股份制几个问题的讨论》，载《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2期）里进行过批驳：

从表面上看，这里的引证似乎并不为错，因为按照《资本论》的现行中译本，马克思确实讲了股份资本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的形式，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这样一些话。但是如果对照一下《资本论》的德文原本，就会发现，这里存在着明显的译误。原来，现行中译本译为“社会资本”和“社会企业”的“社会”一词，在德文里是Gesellochaft(名词)或gellschaftlich(形容词)，它是一个多义词，除了有“社会”的意思外，还有“公司”的意思。象Aktien(股份)和Gesellschaft合成的Aktiengesellschaft一词就只能译为“股份公司”而不能译为“股份社会”。至于《资本沦》中由Gesellschaft和Kapital(资本)合成的Gesellschaftskapital究竟是应译为“社会资本”，还是应译为“公司资本”，由Gesellschaft和unternehmung(企业)合成的Gesellschaftsunternehmung究竟是应译为“社会企业”，还是应译为“公司企业”，则应根据《资本论》整体的思想和该词出现的具体语言环境才能加以确定。就我们所讨论的这段话来说，紧靠这段话之前的一句话是:“这种以前由政府经营的企业成了公司的企业。”（《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20页）这句话里的“公司的”一词在德文原本里用的正是gesellschaftlich。在这里，gesellschaftlich未译为“社会的”而译为“公司的”，这是完全正确的。显然，紧接这句话之后的一段话里的Gsellschaftskapital和Gesellschaftsunternehmung也应与之相一致，译为“公司资本”和“公司企业”，而不应译为“社会资本”和“社会企业”。问题还在于，在整个《资本论》里，“社会资本”是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术语，它指的是“社会总资本”，即资本主义社会中互相交错、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所有各个单个资本的总和。马克思曾十分明确地指出，“社会资本=单个资本(包括股份资本;如果政府在采矿业、铁路等等上面使用生产的雇佣劳动，起产业资本家的作用，那也包括国家资本)之和，社会资本的总运动=各单个资本运动的代数和”。（《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3页）在马克思的这一公式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是把股份资本作为“单个资本”而不是作为“社会资本”来看的。显然，现行中译本那段话里的“社会资本”和“社会企业”应改译为“公司资本”和“公司企业”才是。

十多年过去了，其间，《资本论》第3卷在2003年出版了新版，但新版仍然没有把这里的“社会资本”和“社会企业”改译为“公司资本”和“公司企业”，甚至还把原来译为“公司的企业”又改译为“社会的企业”，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不过值得我们高兴的是，新版在相关的两个地方都加了这样的编者注：“这里的‘社会’、‘社会的’，德文原文为‘Gesellschaft’，‘Gesellschaftlich’，又有‘公司’和‘公司的’含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4、495页）毫无疑问，加这样一个注对读者理解马克思有关股份公司的论述是大有好处的，不过，如果能作相应的改译，那就更好了。我之所以主张改译，还有一个考虑：根据德语语法，当Gesellschaft作“社会“讲时是不可数的名词，而当它作“公司”解时则是一个可数名词。因此，我认为，在上述情况下，还是应该译为“公司”，而不应译为“社会”。

在那篇文章里，我还指出：把股份制说成是“生产资料的直接社会占有的形式”，更是一种误解。股份资本并不是社会资本，同样，“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资本”也决不是“生产资料的直接社会占有的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所讲的“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乃是指由整个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而绝不是指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更不是指联合的资本家以资本的形式占有社会一部分生产资料。如果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股份公司说成是“生产资料的直接社会占有的形式”，那岂不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的股份公司就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了，岂不是说，社会主义可以在资本主义内部产生出来?当然，有人是这样主张的，但这是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改良主义的主张，而绝不是马克思主义—一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

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段话的最后所说的“场弃”。马克思强调，“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当时的引用者解释说，“‘扬弃’是指，股份制一方面保存了私有制，另一方面又终结、否定了私有制。”这样的解释显然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说得很清楚，这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的扬弃”，也就是说，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范围内的扬弃，这种扬弃没有也不可能“终结”、“否定”私有制。其实，股份制用“公司资本”取代“个人资本”，用“公司企业”取代“个人企业”，用“公司财产”取代“个人财产”，只不过是用一种资本形式取代另一种资本形式，用一种企业形式取代另一种企业形式，用一种形式的私有财产取代另一种形式的私有财产。显然，这里否定的并不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本身，也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身。在这方面，马克思曾十分明确地指出，股份资本只是“使各单个资本的表面独立性和独立存在被扬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7页），而不是扬弃资本本身。他还指出，“资本主义经营本质上就是私人经营，即使由联合的资本家来代替单个资本家，也是如此”。（《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72页）这里所说的“联合资本家”，指的就是股份公司。显然，那种把股份制看作是“终结、否定了私有制”，甚至看作是“以直接的社会性占有生产资料的财产关系的形式”的观点，是完全不符合马克思的观点的。

应该说，1994年那篇文章针对相关观点所作的批评，对谢序辛著的相关观点也是完全适用的。只是在那篇文章里，我没有对容易引起误解的“过渡点”作进一步的说明，借这个机会想再说一说。中译本译为“过渡点”的那个词，在德文原文里是Durchgangspunkt，原意只是“通过点”、“经过点”，将其译为“过渡点”可能是当年郭大力、王亚南翻译该词时参考了英译本的译法（英译本译为“transitional phase”，“transition”）的结果。现在看来，译为“过渡点”并不准确，而且容易产生误解，以为股份公司本身就已经是向新的生产方式过渡的一种形式。实际上，在德语里，“过渡”一词一般用“übergang”，而不用“Durchgang”，为了避免误解， Durchgangspunkt还是译作“通过点”或“经过点”为好。事实上，在《资本论》的其他地方，Durchgangspunkt一词也是译为“通过点”或“经过点”，而没有译为“过渡点”。像《资本论》第2卷第3章讲商品资本循环时说的 “W’ als Ausgangspunkt, Durchgangspunkt, Schlusspunkt”，其中Durchgangspunkt一词郭王译本1938 年版、1953年版都译为“通过点”， 1966 年版译为“经过点”，中央编译句1975年版和2003年新版，也都沿用郭王1966年的译法译为“经过点”，而没有一个版本译为“过渡点”。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讲的“过渡时期”，其德文原文用的就是“übergangsperiode”，而不是“Durchgangsperiode”。因此，我认为，把Durchgangspunkt译为“过渡点”是值得商榷的。当然，问题也不完全是一个翻译问题，关键还是如何理解的问题。在这方面，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里说的一段话，对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是大有裨益的。恩格斯说：

“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资本关系并没有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是要发生变化的。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接冲突的线索。这种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适于社会管理之外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3页）

我认为，恩格斯把这个问题已经讲得够清楚了。实际上，说股份公司是通过点或经过点，只不过是说它把资本关系“推到了顶点”，而“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事实上不仅股份公司，就是国家所有也“不是冲突的解决”，而只是“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只有社会公开地直接地占有”生产力才能实现“冲突的解决”！在这里，哪里有一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影子？！

需要指出的是，谢序辛著在进行“历史考证”时还有一些错误的说法。如谢序辛著说，“随着一个新的银行制度的出现，资本积累不再依靠企业家个人的节俭、储蓄来自我筹集资金了，而是依靠全社会的储蓄。”这样说是完全错误的。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资本积累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根本说不上是资本家的节俭；谢序辛著的这一论调不过是西尼耳“节欲论”的翻版，而西尼耳的这个谬论在《资本论》里早已被马克思批驳得体无完肤，不知谢序辛著把这样一些思想垃圾又重新捡拾起来干什么？而且，资本家通过银行借入的资金是企业的负债，把它说成是“资本积累”也是违背经济学的常识的。

又如谢序辛著说，资本家“不再是企业主，而只是企业的股东、公司利润中一定部分的合法债权人。股份公司造就了组织和指挥生产的经理、厂长阶层，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管理者阶层掌握着企业的经营权，使资产阶级的统治虚幻化。这一项分离是一场和平“革命”，使和平过渡到一种新制度成为可能。”这些说法也不是什么新发明，而是从西方学者那里捡拾来的“人民资本主义”、“经理革命”之类的旧货色。在这里，显然应该把作为资本家的大股东和那些分散的小股东区分开来。至于认为资本家实行统治和掌握决定权的时代已经过去，而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统治的时代已经开始，经理已不再按资本家所抱的目的来管理企业，资产阶级的统治已经“虚幻化”，等等，正象著名的捷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所指出的，“认为这些经理不再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和不再依赖实际的所有者即大股东，这是十足的谎言”（奥塔·锡克：《经济-利益-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312页） 马克思曾说：“一个没有财产但精明强干、稳重可靠、经营有方的人，通过这种方式也能成为资本家，……这种情况虽然不断地把一系列不受某些现有资本家欢迎的新的幸运骑士召唤到战场上来，但巩固了资本本身的统治，扩大了他的基础，使它能够从社会下层不断得到新的力量来补充自己。……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9页。)在这方面，甚至美国资产阶级学者熊彼特也认为，“虽然企业家并不是一开始就必然是甚至典型地是资产者阶层的成员，但他们在成功的时候就会进入这个阶层。因此，虽然企业家本身并不形成一个社会阶级，资产阶级却吸收了他们，他们的家属和亲族，从而经常地补充了并活跃了资产阶级自己的队伍。”（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版，第167-168页）实际上，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理不仅代表着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而且他们本身也几乎都同时是资本所有者。一句话，股份公司并没有改变资本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继续鼓吹什么“经理革命”那一套，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呢？

三、驳所谓“《资本论》第3卷推翻了《资本论》第1卷”的谬论

谢序辛著认为，“《资本论》第3卷推翻了《资本论》第1卷的结论”。所谓“《资本论》第1卷的结论”是指这样一段话：“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将要被剥夺了。（《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1-832页）

这个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原理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得出的结论究竟在哪里错了？《资本论》第3卷又是怎样推翻了这样一个结论的？谢序辛著显然是针对结论中的“炸毁”和“剥夺”即暴力革命而言的，而他们又把《资本论》第3卷有关股份公司的论述理解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于是就得出了“《资本论》第3卷推翻了《资本论》第1卷”的结论。但是，正像我们在本文第二部分所已经指出的，谢序辛著对《资本论》第3卷有关股份公司论述的理解是错误的，这样他们也就失去了“推翻《资本论》第1卷”说的论据。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想再提供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有关股份公司的论述后所加的一个注作为补充。恩格斯的这个注说：

“自从马克思写了上面这些话以来，大家知道，一些新的产业经营的形式发展起来了。这些形式代表着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并且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90-491页）

在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资本主义企业无论是转变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变为它的二次方、三次方，所涉及的只是“产业经营的形式”的变化，而不是生产关系性质的根本变化，并不存在什么“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问题；二、实现社会主义要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而股份公司等形式只是为“将来”“实行剥夺作好了准备”而已。显然，这与所谓“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恩格斯的这个注再一次说明，所谓“《资本论》第3卷推翻了《资本论》第1卷的结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这里还要指出，所谓“《资本论》第3卷推翻了《资本论》第1卷的结论”这一说法也暴露了谢序辛著对于马克思写作《资本论》这一伟大著作缺乏起码的了解。前面已经提到，马克思认为他的《资本论》“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他不是写一部分就拿去出版一部分，而是一直坚持要把整个《资本论》写完以后才拿去出版。事实上，早在1865 年底，马克思就已经写好了全部《资本论》的初稿（第三个草稿），然后才开始进行第一卷的润色和加工，并在1867年出版了第1卷。至于第2、3卷的润色和整理工作，由于马克思后来又准备进行新的研究，一直没有提上日程；现在我们看到的《资本论》第3卷是后来恩格斯根据1863-1865年的初稿编辑整理出版的。就是说，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第2卷、第3卷的时间比润色、加工《资本论》第1卷的时间更早。所谓推翻旧的结论，只能是后写的东西否定以前写的东西，而不可能是先写的东西否定后写的东西。谢序辛著认为“《资本论》第3卷推翻了《资本论》第1卷的结论”， 明显不符合事实和逻辑，既反映了他们对马克思有关论述缺乏正确的理解，也反映了他们对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过程缺乏应有的了解。

谢序辛著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可能还和他们迷信西方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有关。早在19世纪末，当马克思的《资本论》第3卷出版以后，庞巴卫克就说过“《资本论》第3卷推翻了第1卷”，上个世纪，萨缪尔森也说过类似的话。虽然他们两人说的是生产价格理论推翻了价值理论，和谢序辛著说的是“炸毁”问题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否定马克思《资本论》的态度却并无二致。应该说，三卷《资本论》是一个整体，恩格斯在与拉法格的一次谈话里在讲到《资本论》各部分的关系时曾说过这样的话：“只有马克思一个人能够研究经济范畴的辩证的发展，……，并建立起一座完整的经济科学的理论大厦。这座大厦的各个部分都是相互支持、相辅相成的。”（《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6-27页）我们知道，《资本论》第1卷到第3卷是一个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辩证的发展过程，第1卷所分析的本质范畴，是说明第3卷转化形式范畴的基础；很难想象，推翻了《资本论》第1卷还有什么完整的《资本论》，还有什么“《资本论》的最高成果”！一些人之所以那么仇视《资本论》第1卷，恐怕也不是偶然的。马克思曾正面地引用过巴师夏的一个门徒的话：“驳倒价值理论是反对马克思的人是唯一任务，因为如果同意这个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认马克思以铁的逻辑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结论。”（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53页）当年庞巴卫克讲《资本论》第3卷推翻《资本论》，正是为了推翻整个《资本论》这座“完整的经济科学的理论大厦”；后来萨谬尔森说什么第3卷否定了第1卷，认为没有劳动价值论也能说明剥削，并且在所谓“转形”问题上大做文章，攻击马克思，也是为了推翻《资本论》这座“完整的经济科学的理论大厦”；现在谢序辛著所做的，其实也是一样，否定第1卷，肯定第3卷，甚至把第3卷说成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其实是想磨灭《资本论》的革命锋芒，把它变成资产阶级也能接受的东西，目的也是想毁掉这座“完整的经济科学的理论大厦”。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当年庞巴卫克、后来萨缪尔森做不到的事情，今天谢序辛著能够做到吗？

答案只能是否定的。

恩格斯晚年放弃暴力革命论了吗？
——三评民主社会主义“正统论”、“救国论”

奚兆永

谢韬先生在为辛子陵书稿写的序言《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中说，“不是伯恩斯坦‘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和平过渡的理论，伯恩斯坦只是重复恩格斯的话，继承和发挥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革命理论的反思和修正。”

一、 谢序辛著对恩格斯放弃暴力革命思想的“论证”

人们要问，谢序辛著是”怎样“论证”恩格斯放弃暴力革命思想的呢？谢序根据辛著说：
马克思1883年逝世后，恩格斯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达12年之久，并于1889年成立第二国际。恩格斯具体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合法斗争，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成功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的意义：“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3页）
1895年3月6日，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 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引者注：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 ），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旧式的起义，在一八四八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说完这些话不到五个月，1895年8月5日他就去世了。如果盖棺论定，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革命策略问题的最后意见。他期待的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应该说，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是对《共产党宣言》“旧策略”的重要修改。
这就是谢序辛著的“论证”。但是，我们要指出，这一“论证”是很不严肃、很不郑重的，在遗像根本性的问题上完全歪曲了恩格斯有关论述的精神。因此，有根据恩格斯原著的论述彻底加以揭露和批判的必要。

二、谢序辛著对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的歪曲

众所周知，《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是恩格斯为反对机会主义、争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纲领而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的范例，是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之一。但是，经过谢序辛著的恶意篡改，恩格斯的这一著作似乎是为了“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成功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的意义”、鼓吹“和平长如社会主义”的思想而写的，颠倒黑白到这种程度，真是让人叹为观止。为了让世人了解事实真相，这里先把恩格斯原著的有关论述摘录如下：
“现在有人因害怕社会党人法重新恢复，或者回想起在这项法律统治下发表的几篇过早的声明，就忽然想要党承认在德国现行法律秩序下，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党的一切要求。他们力图使自己相信，‘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而不问一下自己，是否这样一来，这个社会就会不像虾要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必然要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长出来，就会无须用暴力来炸毁这个旧壳，是否除此之外，这个社会在德国就会无须再炸毁那还是半专制制度的、而且是混乱得不可言状的政治制度的桎梏。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英国报纸上每天都在谈论即将赎买王朝的问题，这个王朝在人民的意志面前是软弱无力的。但是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毫无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某种类似的做法，而且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宣布这种做法，就是揭去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盖那赤裸裸的东西。
“这样的政策归根到底只能把党引入歧途。人们把一般抽象的政治问题提到首要的地位，从而把那些在重大事件一旦发生，政治危机一旦来临就回自行提到日程上来的迫切的具体问题掩盖起来。这除了使党突然在决定性的时刻束手无策，使党在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由于从未进行过讨论而认识模糊和意见不一致而外，还能有什么结果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73-274页）
从恩格斯的这些论述里，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恩格斯并不是要宣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恰恰相反，他是批驳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有些人在党纲草案里写进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内容。在他看来，就像“虾要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社会要“用暴力来炸毁这个旧壳”。不错，恩格斯也说了“可以设想”在特别限定的条件下“旧社会有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这样的话，但是，第一，这里说的只是“有可能”，而不是“一定会”。仅仅是“有可能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的情况下怎么会放弃暴力革命的思想呢？第二，恩格斯讲在特别限定的情况下讲法、美、英三国“有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那也不是宣传这种可能，而是要通过它们与德国的对比说明：“在德国宣布某种类似的做法，而且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宣布这种做法，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盖那赤裸裸的东西。”恩格斯的结论是：“这样的政策归根到底只能把党引入歧途”。在这方面，他特别反对人们把一般的抽象的政治要求提到首位而把迫切的具体问题掩盖起来，因为这会“使党突然在决定性的时刻束手无策”。 恩格斯反对把“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作为一般的抽象的政治要求，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恩格斯之所以说 “可以设想”法国、美国的民主共和国以及英国这样的君主国“旧社会有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除了说明这些国家的特殊条件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在德国这样的专制国家提出建立单一而不可分的民主共和国这样的政治要求。这一点。在紧接着讲的两点政治要求里可以得到清楚的说明。这是因为，在联邦制君主国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由整个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的。恩格斯提出这样的政治要求，显然也是为将来革命后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改造做准备。
总之，谢序辛著对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的批判》的解读完全歪曲了、背离了恩格斯的思想，实际上是把他们自己的思想强加给恩格斯，利用恩格斯的声望来欺骗中央领导和全国民众。这是对恩格斯思想的恶意篡改和歪曲，也是在科学上不可饶恕的犯罪行为。

三、谢序辛著对《“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暴力革命思想的阉割

谢序辛著大段地引用了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里的一段话，也就是我们在本文第一部分所引的一段话，然后说，“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革命策略问题的最后意见。他期待的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根据谢序辛著的这一引证，好象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只有错误，毫无正确之处可言；好象当时的恩格斯已经成了只知议会合法斗争、只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放弃了暴力革命思想的民主社会主义者。这符合《导言》的原意吗？符合恩格斯当时的真实思想吗？我们说，否，这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暴力革命思想的肆意阉割，完全歪曲了恩格斯《导言》一文的真实思想。为了辨明事实真相，这里就根据《导言》原文从以下两个方面对谢序辛著提出反驳：
第一，《导言》中恩格斯对《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革命意义的高度评价。
按照谢序辛著的看法，恩格斯为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导言》是因为那里存在错误，同时是为了宣传议会合法斗争。如果真是这样，那在1995年还要再版马克思这本书有什么意义呢?事情当然不是这样。
事实是，《导言》一开始就高度肯定了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革命意义，认为该书“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的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尽管马克思这样做要受到一些条件的限制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错误，但是，恩格斯认为，“由于马克思精确了解法国在二月革命前夕的经济状况以及这个国家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政治历史，所以能对当时的事变作出这样一个叙述，这个叙述对当时事变的内在联系的揭示达到了至今还无人超越的程度，并且它光辉地经受住了后来由马克思自己进行的两度考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第591、592页）
《导言》还强调，“使这部著作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直用以概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在第二章中，讲的那里称作‘初次概括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的‘劳动权’时说道：‘但是劳动权实际上是表示控制资本，而控制资本又是表示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这样，这里就第一次表述了一个使现代工人社会主义既与形形色色封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空想和工人自发的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模糊的‘财产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同上，第593-594页）
这些对于工人阶级革命运动来说无比重要的思想，由于不符合谢序辛著的需要，全都被置于不顾了。
第二，《导言》中恩格斯对于“革命权”的强烈坚持。
恩格斯在《导言》中说，“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是决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革命权的。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一无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连梅克伦堡也是如此，那里的贵族革命是于1755年以‘继承条约’这个至今还有效力的光荣的封建主义文书告终的。革命权已如此深入人心，甚至鲍古斯拉夫斯基将军也只是根据这个人民权利才为自己的皇帝引申出举行政变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08页）
问题在于，不应该把合法斗争和暴力革命对立起来，好象一强调合法斗争就意味要放弃暴力革命。事实上，开展合法斗争可以使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群众受到教育，得到锻炼，使革命的力量不断增长，有利于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或者可以说，合法斗争是事物的量的积蓄，而暴力革命则是事物的质的飞跃，将二者绝对的对立起来显然是错误的。正是恩格斯在《导言》中指出，“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过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同上，第609页）这“决战的一天”说的就是暴力革命所代表的质了的飞跃。
实际上，暴力冲突往往是由统治阶级挑起的。恩格斯在《导言》中说，“现在遵守法律是对社会民主党的变革有利的，为要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变革，他们就只能运用秩序党方面的变革，即非破坏法律不可的变革。”对于出现这种情况，恩格斯警告统治阶级说，“请不要忘记，德意志帝国，也如一切小国家和一切现代国家一样，乃是契约的产物……。如果有一方破坏契约，契约就要全部作废，另一方也不再受契约义务的约束。这点已由俾斯麦在1866年给我们绝妙地表明了。所以，如果你们破坏帝国宪法，那么社会民主党也就会不再受自己承担的义务的约束，而能随便对付你们了。但是它那时究竟会怎样做，——这点它今天未必会告诉你们。”（同上，第610、611页）
《导言》里这些充满革命激情的话显然不能说明恩格斯已经放弃了革命权，放弃了暴力革命的思想，恰恰相反，它证明恩格斯仍然强烈地坚持着革命权，强烈地坚持着暴力革命的思想。显然，《导言》的这些革命思想是不合谢序辛著的胃口的，因此被他们阉割也就毫不奇怪了。
这里还要要指出的是，谢序辛著把恩格斯在《导言》中说的“斗争方法”的改变说成是放弃暴力革命，改为合法斗争、和平过渡，这也是对原著的恶意篡改。实际上，恩格斯所说的“陈旧的方法”，指的只是“旧式的起义”即“筑垒的巷战”，而决不是否定暴力革命。固然，1848年的革命，1871年巴黎的流血斗争，最后没有成功，这既与革命的条件不成熟有关，也与所采用的斗争方法有关，但是，这并不说明，在条件具备时，不能进行暴力革命。前引恩格斯在《导言》中所强调的“革命权”和“决战的那一天”就是证明。

四、谢序辛著对恩格斯与《导言》有关的三个重要文献的“遗忘”

谢序辛著学着他们的老祖宗——伯恩斯坦的样子，只提被他们阉割、歪曲了的《导言》，把《导言》说成是恩格斯的“最后遗言”，而不让人们知道《导言》的全文，更不让人们知道恩格斯在《导言》写好后写的与《导言》有密切关系的三个重要文献——1895年3月8日写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书记理查• 费舍的一封信、1895年3月25日写给卡尔• 考茨基的一封信和1895年4月1日写给卡尔•考茨基的一封信，把这些重要文献故意给“遗忘”了。在这种情况下，指出这三篇重要文献的存在并且认真学习这三篇重要文献尤其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我们知道，恩格斯在1895年3月6日写好《导言》后即把文稿交给理查•费舍付印，费舍在同一天给恩格斯写了一封信，借口由于帝国国会要讨论新的反社会党人法草案，国内又形成了紧张局势，要求恩格斯把《导言》中在他们看来过于革命的调子冲淡，并使其具有更为谨慎的形式。恩格斯看了费舍的信，非常生气，于两天后（即3月8日）给费舍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
“我尽可能考虑到你们的严重担忧，虽然我十分愿意理解但还是不能理解——起码在议论的中途——你们的担忧是由何而起。然而我不能容忍你们忠于绝对守法，任何情况下都守法，甚至对那些已被其编制者违反的法律也要守法，任何情况下都守法，简言之，即忠于右脸挨了耳光再把左脸送过去的政策。不错，《前进报》上有时宣传人们以过去宣传革命的那种劲头否定革命，而且他们以后又来宣传。但我认为此事不可效法。
“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
“我还必须考虑到，阅读我的著作的还有外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瑞士人、奥地利人、意大利人等，我绝不能在他们面前这样糟蹋自己的名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01页）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恩格斯为了照顾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当时的处境也同意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但是，恩格斯是坚持原则的，所作的让步是有限的。也是在这封信里，恩格斯说:
“我接受你们的修改意见，但以下几点除外：⒈长条校样第9页，关于群众现在是这样写的：‘他们应该明白，他们采取行动是为了什么’。⒉下一段:关于进攻的话全部删掉。你们的建议有事实上的错误。法国人、意大利人等每天都在运用进攻的号召，只是不认真罢了。⒊长条校样第10页：‘社会民主党的变革，其命运取决于……’，你们想去掉‘现在’一词，也就是把暂时的变成永久的，把相对的变成具有绝对意义的策略。我不会这样做，也不能这样做，以免使自己永世蒙受耻辱。因此我拒绝写什么相反的东西，我说: ‘正是现在遵守法律对社会民主党的变革十分有利’。
“为什么你们认为涉及破坏宪法问题时指出俾斯麦1866年的行为是有害的呢?这是我绝对无法礼节的。事实上这是适应其人的最好证据。好吧，我给你们这种称心如意。
“就这样。我绝不会多走一步。”（同上，第401-402页）
信中还有许多十分精彩的话，限于篇幅不能多引，这里再引述一下此信结尾恩格斯说的一段话：
“请你们看看奥地利人，如果选举权不很快实行，他们将尽可能直接地使用武力威胁！回想一下你们自己在非常法时期的非法行为吧，现在人们又想利用它让你们就范！守法——目前暂时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还是适用的，但绝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守法，即使是在口头上也罢！”（同上，第403页）
这封信乃是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导人发出的义正词严的声明！它表明，恩格斯决不是那种放弃暴力革命，绝对守法的机会主义者或改良主义者，而是一个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样的事实面前，谢序辛著妄想把“‘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和平过渡的理论”这样的脏水泼洒到恩格斯头上的罪恶图谋是绝对不可能得逞的。
在写了这封信半个月后，恩格斯又在3月25日根据卡尔•考茨基的来电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对你的来电我立即答复：‘同意’。校样我按印刷品给你寄去，标题是：弗•恩格斯《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新版导言》。内容是《新莱茵报评论》上的老文章的重印，这一点在正文中已有说明。我的文章由于我们那些害怕防止政变法草案的柏林朋友们的不坚定而受到了一些损害，在目前形势下我仍然不得不加以考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426页）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恩格斯在信中指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朋友即费舍、伯恩斯坦之流“害怕防止政变法草案”，因为该草案规定了对“蓄意用暴力推翻现行国家秩序者”， “唆使士兵不服从上级命令者”等等，采取严厉措施，他们就表示要绝对忠于法律，恩格斯已经清楚地看到了他们的“不坚定”。这也说明，后来伯恩斯坦之流背叛马克思主义、走上修正注意道路绝不是偶然的，而谢序辛著竟然要为伯恩斯坦翻案，说他只是“重复恩格斯的话”而已。这离事实又何止十万八千里？！
过了一个星期，恩格斯在1895年4月1日又给卡尔•考茨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使我惊讶的是，今天我发现，《前进报》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我的《导言》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是以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我特别希望《导言》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我将非常明确地把我关于此事的意见告诉李卜可内西，也告诉那些（不管是谁）事先一个字也未通知我而给他这种机会来歪曲我的观点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432页）
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恩格斯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同时也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在恩格斯的晚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领导人为了把他们的错误观点强加给恩格斯所采取的手段是何等卑劣！实际上，恩格斯按照未经删改的全文发表《导言》的愿望，直到他逝世也没有实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导人这样做，无疑给年老体弱的恩格斯在精神上带来的痛苦是何等巨大！恩格斯过早地去世，这帮人是难辞其咎的。
伯恩斯坦把恩格斯的经过删改的《导言》说成是恩格斯的“政治遗嘱”，谢序辛著也把这样的《导言》说成是“最后遗言”，他们都闭口不谈恩格斯在《导言》写出后写的与《导言》有着密切关系的三封信，其实，这三封信才是恩格斯真正的“政治遗嘱”或“最后遗言”。正是这三封信，使我们知道，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让那些假马克思主义原形毕露，无所遁其形；同时也使我们知道，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究竟应该坚持什么，应该反对什么，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恩格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所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必须永远牢记在心的。
俗话说，“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伯恩斯坦之流和谢序辛著等用尽各种花招，想把他们的假马克思主义冒充成真马克思主义，而把恩格斯的真马克思主义改造成跟他们一样的假马克思主义，但是历史是无情的，曾几何时，伯恩斯坦之流早就被人们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而想为其翻案并想让恩格斯再度蒙羞的谢序辛著之类，境况也不太妙，他们所宣扬的那些货色，也将很快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真理终将战胜邪恶，我们对此充满信心。这就是结论。

驳否定“共产主义大目标”的谬论

——四评民主社会主义“正统论”、“救国论”

奚兆永

谢序辛著为了给他们所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正名，并且给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翻案，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否定和批判起“共产主义大目标”来。可惜的是，他们拼拼凑凑搞的所谓批判，尽管气势汹汹，但却是外强中干，并没有什么象样的东西。

一、驳所谓马恩“早年提出晚年抛弃”论

谢序说，辛著“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所谓“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他在《导言》里指出：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这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年提出来晚年抛弃了的命题。1847年10月恩格斯写了《共产主义原理》一文，勾画了这位27岁的青年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73岁时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否定了年轻时设计的未来社会模式。

恩格斯说 ：“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

原来被谢序吹得天花乱坠的辛著的所谓“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竟是如此单薄——只是一条“孤证”。一条“孤证”能有多大说服力而会“令人信服”呢？问题还在于，这条“孤证”还不是出自恩格斯手笔的恩格斯的著作，而是出自一个法国资产阶级保守派报纸《费加罗报》记者记录的访问记。我们知道，当时还没有录音机，别人写的访问记和受访者的原话往往是有出入的。在这方面，恩格斯在随后（5月17日）给左尔格的信里曾说，“像任何的访问记一样，一些说法转述得有些走样，一般的叙述有缺陷”虽然他认为“总的意思是表达得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第771页）实际上，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旧版里这篇访问记只是作为“附录”而不是作为“正文”处理的；至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版，根据新版的《编辑说明》，它属于“第一版误收的、不是出自马克思恩格斯手笔的材料”，是被放在“删除”之列的。就是说，在新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里将不会再出现这篇访问记。显然，从文献学的角度看，谢序辛著的“历史考证”是不具权威性的。

当然，这还远不是问题的全部。关键是，谢序辛著对这一访问记中恩格斯的谈话的内容的理解是错误的。为了正确理解恩格斯的谈话，我们且把访问记中记者对这个问题的问话、有关情景的记述和恩格斯回答的全文一起抄录在下面：

“‘你们德国社会党人个自己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目标呢？’恩格斯对我看了一下，然后说：

“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28-629页）

在这里，恩格斯在听了记者的提问后并没有立即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对他“看了一下”。这个“看了一下”和值得我们注意。恩格斯对记者“看了一下”，也就是对他“打量了一下”或“审视了一下”，实际上是对记者提出这个问题的意图进行瞬间的反映和判断。这时的恩格斯虽然已经73岁，但是思维仍然十分敏捷，他感到在当时的形势下没有必要和这位保守派报纸的记者正面讲“最终目标”的问题，而是把这个问题和德国当时的形势联系起来以一种很巧妙的方式作了回答。恩格斯先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然后用一种轻松的语调说，“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心满意足了。”然后又说“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可以说，这后面两句话把“最终目标”和当前的紧迫任务绝好地联系到了一起。实际上，“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正是作为“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同上，第490页）的“特有的观点”，也是“一个使现代工人社会主义既与形形色色封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空想和工人自发的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模糊的‘财产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同上，第593页）显然，从恩格斯的谈话里是得不出他“抛弃了”“共产主义大目标”的结论来的。

还要指出的是，谢序辛著把恩格斯1847年撰写的《共产主义原理》说成是“早年”的著作也是错误的。“早年”著作或“早期”思想一般是指年轻还比较幼稚比较不成熟时写的著作或这一阶段的思想，而1847年的恩格斯已经29岁，更重要的是，从思想上来说，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写的《共产主义原理》其实就是稍后他与马克思合写的在全世界产生了无比巨大影响的《共产党宣言》的基础，怎么能够将其说成是“早期”著作或“早期”思想呢?

事实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里，我们都可以看到有关“共产主义大目标”的论述。比如在《共产党宣言》里，他们说，“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页）这里所说的“代表运动的未来”，指的就是“共产主义大目标”。这里我们显然没有必要列举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他著作中有关 “共产主义大目标”的所有论述，但是却有必要把恩格斯在1893年5月接受接受《费加罗报》记者访问后写的著作里的相关论述给指出来。显然，这对于驳倒所谓“晚年抛弃”的观点是绝对必须的。

恩格斯在1894年1月3日写的《“‘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序》中说：

“读者将会看到，在所有这些文章里，尤其是在最后这篇文章里，我处处不把自己称做社会那种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的人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法国，社会民主主义合是指对工人阶级怀着或多或少持久的但总是捉摸不定的同情的民主共和主义者，即1848年的赖德律-洛兰型的人物和1874年的带有蒲鲁东主义情绪的‘激进社会主义者’。在德国，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是拉萨尔派；虽然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已愈来愈深刻地意识到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的必要性，但是道地拉萨尔式的由国家资助的合作社仍然是他们纲领中唯一被正式承认的东西。因此对马克思和我来说，用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虽然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在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然而，对真正的政党来说，名称总是不完全符合的；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第489-490页）

在这里，恩格斯清楚地讲到了党的“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讲到了党的“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

可见，恩格斯在其晚年，根本就谈不上“抛弃了”共产主义大目标，也根本没有抛弃“最终目的”这个提法，谢序辛著所说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二、驳所谓 “最终目标是基督教天国理念的现代版”说

谢序辛著认为，“设置终极奋斗目标是基督教的文化传统。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一千年，基督要复活，要在世界上建立天国。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从这里衍化而来，是基督教天国理念的现代版。”

真是一派胡言。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恶毒攻击，也是对数以亿计的共产主义者伟大理想的肆意污蔑。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共产主义和基督教确实是有一些的共同之处的。恩格斯在《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里就曾对二者的共同和不同之处进行过比较：“在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里，有些值得注意的与现代工人运动相同之点。基督教和后者一样，在其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和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解脱奴役和贫困；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寻求这种解脱，而社会主义则是在这个世界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这种解脱。基督教和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都遭受到迫害和排挤，他们的信从者被放逐，被待之以非常法：一种人被大人做人类的敌人，另一种人被当做国家、宗教、家庭、社会秩序的敌人。可是不管这一切迫害，甚至时常还直接由于这些迫害，基督教和社会主义都胜利地、势不可挡地给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基督教在它产生三百年以后成了罗马世界帝国的公认的国教，而社会主义则在六十来年中争得了一个可以绝对保证它取得胜利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第525页）毫无疑问，作这样的比较，对于正确认识基督教，正确引导基督教徒参加现代工人社会主义运动是大有益处的。

但是，谢序辛著就不同了。他们竟然把共产主义说成是由基督教“衍化而来”的，甚至把共产主义的目标说成是“基督教天国理念的现代版”，对共产主义大肆污蔑，这就有必要专门来讨论马恩的共产主义大目标和基督教天国的区别了。我想，它们之间的区别至少有以下几点：

一、基督教所谓的“千年王国”或所谓“天国”只不过是该宗教创立者的一种想象，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社会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特别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所得出的科学结论。

二、基督教所谓的“千年王国”或“天国”在天上，是在所谓的彼岸世界，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社会却是在地上，是在所谓此岸世界。

三、基督教所谓的“千年王国”或“天国”建立在“救世主”耶稣 “复活”这个神话的基础上的，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则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和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奋斗的基础上的。

四、基督教所谓的“千年王国”或“天国”只是在人死后才能实现，这种所谓的实现根本无法证明，而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则是在人们的行动中逐步得到实现的，是可以得到实践证明的。

总之，基督教的所谓“千年王国”或“天国”只不过是唯心主义的宗教神话，而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共产主义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真理，两者显然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

三、驳谢、辛捏造的所谓马恩“制定的共产主义标准”

谢序辛著说，“建立天国的想法，表现了科学尚不昌明时代人类对具体地改善处境、提高生活质量的无奈，把现实中实现不了的事情推向遥远的未来。所谓‘共产主义’大目标在各个历史时代是不同的，是具体的，变化的。马克思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时候，不会想到人人需要一部电脑；恩格斯曾说人人都住上有暖气的房子就是共产主义了。我们在延安时代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事实上，我们今天所拥有、所享受的物质文明，早已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想象，超过了他们所制定的共产主义标准。”

谢序辛著的这些话，完全背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科学说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把未来社会称为共产主义社会，并且区分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不同阶段。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就是人们通常所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就是人们通常所捉的共产主义社会。对于后者，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岁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306页）

毫无疑问，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分不开的，但是决不能反过来说，只要生产力发展到某一个水平，那就一定是共产主义社会了。实际上，马克思在上面一段话里论述共产主义社会的条件时，所讲的条件其实都是社会的，而不是物质的；尤其不能想象，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会以能否享用某一种产品（电脑，取暖，楼房，电灯电话）来作为是否实现共产主义的标准。

以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会尽可能多地享受各种各样的奢侈品，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而是资产阶级庸人的观点。列宁说，“从资产阶级观点看来，很容易把这样的社会制度说成是‘纯粹的乌托邦’，并冷嘲热讽地说社会主义者许诺每个人都有权利领取任何数量的巧克力糖、汽车、钢琴等等，而对每个公民的劳动不加任何监督。就是今天，大多数资产阶级‘学者’也还在用这样的嘲讽来搪塞，他们这样做只是暴露他们愚昧无知和替资本主义进行自私的辩护。”“说他们愚昧无知，是因为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想到要‘许诺’共产主义高级发展阶段的到来，而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在预见这个阶段将会到来时所设想的前提，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现在的庸人，这种庸人正如米亚洛夫斯基作品中的神学校学生一样，很会‘无缘无故地’糟蹋社会财富的储存和提出不能实现的要求。”（《列宁选集》第3卷，第198页）列宁的这一番话也是对谢序辛著观点的一个很好的批判。

这里还要特别对谢序辛著中说的所谓“恩格斯曾说人人都住上有暖气的房子就是共产主义了”这句话加以澄清。事实上，恩格斯根本就没有说过也不可能说这样没有水平的话。据我所知，恩格斯在1845 年2月8日和2月15日，曾在德国的爱北斐特发表过两次演说。其中在2月8日的演说里在讲到分散经济的弊端和造成的浪费时曾说，“现在的分散经济，就拿取暖来说，不知浪费了多少劳动和物资！每一个房间必须有一个火炉，每一个火炉必须分别生火、添煤和照顾；必须把燃料送到每一个房间，而炉灰还要加以清除。可是，像目前的一些大的公共建筑物，如工厂、教堂等，装置一个巨大的总的取暖设备，比如说，用一个发热中心和一些蒸汽管子来代替这些单独的火炉，是多么简单和便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12-613页）这里只是说集中经济较之分散经济有巨大的优越性，怎么能说“恩格斯曾说人人都住上有暖气的房子就是共产主义了”呢？！这样说显然是很不严肃的。附带说一下，1845 年初的恩格斯，虽然已经写出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样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著作，但是，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不应当把该书当成一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同样，在爱北斐特的演说里也还有一些空想社会主义的成分，还在介绍欧文的新村，还只是在生活资料上做文章，而没有认识到共产主义的社会改造是要把全部生产资料转交给整个社会。而到1847 年准备写《宣言》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如果我们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论述的“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标准来衡量今天的中国，而不是用谢序辛著所说的什么电脑、取暖、楼房、电灯电话之类的物质标准来衡量，那就应该说，我们今天不仅还远远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的标准，甚至也远远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的标准。邓小平说中国的社会主义还是“不够格”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四、驳谢、辛强加于马恩的所谓“违背辩证法”说

谢序辛著说，“黑格尔和马克思、恩格斯都相信，人类社会的进化不是无限连续，永无止境，而是要达成一个终极目标，完成一个社会形态。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和他的弟子马克思、恩格斯都违背了辩证法。对黑格尔而言，这是自由国家；对马克思、恩格斯而言，则是共产主义社会。”

谢序辛著还说，“反‘右派’以后仍然没有停止思考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顾准说： ‘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所有这些话都是强加于人的诬陷，是经不起检验的不实之词。

人们要问：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究竟哪里说过“人类社会的进化不是无限连续，永无止境”这样的话？

我们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话，倒是看到过不少与之截然相反的话。比如恩格斯说：

“这种近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体系中完成了。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这个观点看来，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乱七八糟的、统统应该被这时已经成熟了的哲学理性的法庭所唾弃并最好尽快被人遗忘的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而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是要透过一切迷乱现象探索这一过程的逐步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6-737页）

当然，黑格尔只是提出了这个任务，由于受到知识的限制，特别是由于受到唯心主义世界观的限制，他没有能够解决自己提出的这个任务，这个任务是由马克思解决的。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并对其进行了革命的改造，使“头足倒立”的黑格尔辩证法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产生了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并运用这个武器研究人类社会，特别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得出了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的结论，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会被共产主义所取代的结论。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总是不断向前发展、永无止境的，他怎么会说与此相反的话呢?

谢序辛著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显然和他们对“最终目标”的绝对化理解有关。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最终目标”是和他们当时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有关。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需要经过从前者的后者的过渡时期，而共产主义社会又区分为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又要经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样，相对于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而言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即我们今天所说道过程组社会）就成了“最终目标”。至于共产主义实现以后，人类社会是不是还要发展，是不是还存在矛盾，这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显然并不是一个问题，不过，这也并不是他们在当时需要和能够解决的任务。

在这方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一段很著名的话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问题。他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够在资本主义社会提出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正是因为共产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它生成所需要的一些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已经初见端倪；而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之所以不能预见共产主义以后的情况，就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谢序辛著提出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违背辩证法”，好象他们自己自己比这些辩证法大师还要高明。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不遗余力地鼓吹民主社会主义是最好的社会主义，但是却否定共产主义的大目标，人们不禁要问：难道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之后就没有更高级的社会了吗？是不是辩证法到了这里就不再起作用了？！

五、 驳所谓“欺骗人民”说

谢序辛著说，“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谈到，勃列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 前苏联领导人的错误不在于放弃共产主义目标——一旦发现这是不能实现的空想自然应该放弃——而在于拿自己不再相信的理论继续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欺骗人民。一个带领人民前进的政党必须像恩格斯那样与时俱进地对自己的奋斗目标作出调整，并郑重地告诉人民。”

谢序辛著还说，“用所谓‘长远利益’否定‘当前利益’，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这一切都应该收场了。”

读了谢序辛著的这些高论，不禁使我大吃一惊。看来，作者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已经再也找不到什么稍微象样一点的材料，竟然从勃列日涅夫侄女的回忆录里找来材料作为论据！在苏联，勃列日涅夫被看作是一个平庸的领导人，此人曾经提出“有限主权论”，苏联在其领导期间曾先后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在国际上的名声也很不好。他如果说了“共产主义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这句话，只能表明他这个人作为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已经完全堕落，已经完全背叛了共产主义，但这句话却决不是什么至理名言，根本没有什么引述的价值。事实上，不管勃列日涅夫怎么讲，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都不会有什么影响。在我看来，引述这样的话除了说明引述者已经日暮途穷、心劳日拙以外，是什么也不能说明的。

说到“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关系问题，对于一个“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的政党来说，当然是一个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圣经》里讲的为了一碗红豆汤而丧失了长子继承权的故事对人们也是有启迪的。怎么可以只讲“当前利益”而不讲“长远利益”呢？

至于说“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抚人民，叫人民忍受现实的饥饿、贫穷和苦难，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欺骗人民的把戏”，这更一派胡言。在历史上，空想社会主义者从未执掌过政权，也不存在“用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幸福生活来安抚人民”的问题。看来，谢序辛著是另有所指的。这里，我们要指出，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今天，都需要这种为崇高理想献身的精神。试问；如果没有千千万万的共产主义者流血牺牲、艰苦奋斗，苏联、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革命能够取得胜利吗？怎么能够把提倡为远大理想而牺牲当前利益的精神说成是“欺骗人民的把戏”呢？如果这种说法能够成立的话，那千千万万革命烈士岂不是都成了上当受骗者，他们的鲜血岂不是都白流了吗？而党的领袖和各级干部又岂不是都成了骗人的骗子？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历史岂不都要重写了吗？真是岂有此理？！

显然，谢序辛著的上述说法都是是对革命先贤和革命历史的污蔑，是人们根本无法接受的谬论

共产主义运动如果从1848年2月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迄今已有159年历史。当时《宣言》虽然是用多种文字出版的，但是参加的人数却并不多。正是这不多的少部分人，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代表了人类的未来。今天，当年的“共产主义幽灵”已经成了世界上任何阶级、任何政党、任何国家和任何政治人物都不能不考虑的巨大存在。虽然共产主义目前还处于低潮，但是，低潮过后就是高潮。我们似乎已经感受到它即将来临的脚步声。在这种情况下，谢序辛著居然发出了否定共产主义大目标的叫嚣，这不能不使我们想起历史上一再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反共叫嚣，但是他们都以失败而告终，谢序辛著的作者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这是必然的，不以一些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对此充满信心。

伯恩斯坦修正主义铁案如山

——五评民主社会主义“正统论”、“救国论”

奚兆永

谢序辛著为了给民主社会主义以“正统”的地位，不仅千方百计妄图把马克思说成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把恩格斯说成是“暴力革命”和“共产主义大目标”的抛弃者，而且还力图为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翻案，说什么“不是伯恩斯坦‘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和平过度理论，伯恩斯谈只是重复恩格斯的话，继承和发挥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革命理论的反思和修正。”在前面几篇文章里我们已经对谢序辛著有关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的歪曲作了揭露和批判，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将根据确凿的事实，对伯恩斯坦修正和背叛马克思主义的言行给予批判性的说明。

一、从伯恩斯坦的自白说起

改革开发以来，不时有文章要为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翻案，谢序辛著不过是其最新表现而已。但是，要翻案，总得拿出一点象样的材料来吧，可是没有，有的只是一些经不起检验的东西，人们并不要花费多大力气就可将其推倒。实际上，谢序辛著所说的也就是这个水平。
在我看来，对于伯恩斯坦究竟有没有修正或背叛马克思主义，只要看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和怎么做的，也就不难得出结论。因此，我们的批判性说明就从他的自白说起。
伯恩斯坦在他那本臭名远扬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一版序言中说：
“我完全知道，本书在许多要点上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所主张的见解。这两个人的著作曾经对于我的社会主义思想起过极大的影响，他们之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不仅到去世为止一直惠我以私人友谊，而且在他的遗嘱中还表明了身后仍旧对我非常信任的证据。这一看法上的背离当然不是最近才发生的，它是长年以来内心激烈斗争的产物，我手头有证据可以证明它对于恩格斯来说并不是秘密，而且我必须坚决地为恩格斯辩护，反对人们把他说成似乎很狭隘，竟会要求他的朋友们无条件地支持他的见解。无论如何，从上面所说道可以理解，为什么我过去一直尽可能避免把我的背离的观点以对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批评的形式表述出来。”（《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出版社1965 年版，第7页）
“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今后我必须同那些像我一样出身于马克思恩格斯学派的社会主义者进行论战。如果我要捍卫我的见解，我就必须对他们指出，我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在哪些点上大体是错误的或者自相矛盾的。”（同上，第8页）
这些话非常清楚地表明，伯恩斯坦并不是“重复恩格斯的话”，也不是“继承和发挥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革命理论的反思和修正”，而是“在许多要点上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所主张的见解”。虽然他也承认自己“出身于马克思恩格斯学派”，但是他公开声明，今后他在同“马克思恩格斯学派的社会主义者进行论战”时，“如果我要捍卫我的见解，我就必须对他们指出，我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在哪些点上大体是错误的或者自相矛盾的。”在这里，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所表现出的敌视态度是如此鲜明，难道还有什么含糊不清之处吗？难怪当时参加与伯恩斯坦论战的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罗莎• 卢森堡曾说，“机会主义的外部标志是什么呢?是对‘理论’的敌意。”（《社会革命还是社会改良》，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66页)卢森堡的话说得非常中肯，我们从伯恩斯坦对马恩的态度和所用的语言里，明显地感到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敌意”。在这方面，当时与其论战的考茨基也有很深的感受。考茨基在给伯恩斯坦的一封信里曾说，“说实在的，就你目前的态度讲，用‘战胜马克思主义’一语还嫌太轻。它在你那里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崩溃，不是它向更高的形式继续发展，而是你向批评它的人投降，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搞调和，这是我不能帮忙的，不仅如此，我一定要坚决斗争。” (《卡•考茨基致爱•伯恩斯坦》，载《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77页)曾经和伯恩斯坦有过非常密切关系的考茨基讲的这番话，清楚地说出了伯恩斯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公开背叛。

二、19世纪70年代末伯恩斯坦与马克思恩格斯的两次交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伯恩斯坦上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敌意显然由来已久，而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这一点，他自己也不否认。他在前面引述的话里就说到，“这一看法上的背离当然不是最近才发生的，它是长年以来内心激烈斗争的产物。”
事实也正是这样。
伯恩斯坦1850年出身于柏林一个工人家庭，中学尚未毕业即去一家银行当练习生，以后又当了一段时间银行职员，1872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爱森那赫派），1875年参加了爱森那赫派与拉萨尔派的合并大会，1876年成为“捐资”入党的资产者卡尔•赫希伯格的私人秘书。赫希伯格是法兰克福一个彩票发售商的儿子，很富有，愿意捐助党的事业，但是其思想受其老师、资产阶级哲学家、新康德主义者阿尔伯特•朗格的影响（主张求助于资产阶级政治家的见解，而不诉之于劳动者的革命本性），把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视为畏途，相信能使共产主义事业成为一切公正而有见识的人的事业。（参阅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Ⅳ，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116-117页）由于受赫希伯格的影响，同时又受到杜林著作的影响，伯恩斯坦虽然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但是在思想上却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1877年7月，赫希伯格和伯恩斯坦、卡•施拉姆一起在柏林创办改良主义的杂志《未来。社会主义评论》，他们通过莫斯特以编辑部的名义给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约稿信，马克思敏锐地看出了他们的用心，——“他们将利用我们的名字恭恭敬敬地把他们一切庸俗的东西塞给公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 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恩格斯也表示，“不可能答应给一个只署名编辑部而不知道编辑是谁的科学杂志撰稿。”（同上，第57页）这个杂志在当年10月1日出版了创刊号，马克思一下子就看出了它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他在10月19日给希•阿•左尔格的信中尖锐地指出：
“在德国，我们党内，与其说是在群众中倒不如说是在领导（上层阶级出身的分子和‘工人’）中，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同拉萨尔分子的妥协已经导致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在柏林（通过莫斯特）同杜林及其‘崇拜者’妥协，此外，也同一帮不成熟的大学生和过分聪明的博士妥协，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一个人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未来》杂志的出版人赫希伯格博士先生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代表者，他已经‘捐资’入党，——就算他怀有‘最高贵的’意图，但是，我不理会任何‘意图’。世界上很难找到一种比他的《未来》杂志的纲领更可悲、更‘谦虚地自负’的东西了。
“工人本身如果像莫斯特先生那帮人一样放弃劳动而成为职业文人，他们就会不断制造‘理论上的’灾难，并且随时准备加入所谓‘有学问的’阶层中的糊涂虫行列。几十年来我们花费了许多劳动和精力才把空想社会主义，把对未来社会结构的一整套幻想从德国工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从而使他们在在理论上（因而在实践上）比法国人、英国人优越。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又流行起来，而其形式之空虚，不仅更甚于伟大的法国和英国空想主义者，也更甚于魏特林。当然，在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出现以前，空想主义本身包含着这种社会主义的萌芽，可是现在，在这个时代以后它又出现，就只能是愚蠢的——愚蠢的，无聊的和根本反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1页）
几天后，马克思在10月23日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威廉•白拉克的信中又写道：
“《未来》杂志完全不能令人满意。他的主要意图就是用关于‘正义’等等的虚妄词句来代替唯物主义的认识。杂志的纲领非常可悲。它还允诺提出关于未来社会结构的妄诞设想。一个资产者捐资入党后的第一个结果就不妙，而这是事先就应该预料到的事情。”（同上，第283页）
赫希伯格、伯恩斯坦和施拉姆在《未来》杂志上想让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范，结果自己碰了钉子。但是他们不甘心失败，又在1879年酝酿在苏黎世创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他们故技出演，不过吸取过去的教训，这次是由伯恩斯坦以个人的名义给恩格斯写的信。在这年6月13日的信中，伯恩斯坦先是假言请恩格斯给《年鉴》推荐一个适合写英国工人运动情况报道的人，遭到了恩格斯的回信拒绝。伯恩斯坦随后又于6月19日厚着脸皮再次给恩格斯写信，直接约请他为《年鉴》撰文，巧言说什么：“如果您认为一个刊物的领导者的哲学观点完全是错误的，要您和这样一个刊物合作，您会感到是违心的。但从另一方面考虑，我觉得不应该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为我们的党发挥作用，特别在需要彻底批判错误观点的时候。依我看，《年鉴》的出版，对此是有利的。”（《恩格斯与伯恩斯坦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当然，具有坚定无产阶级立场和丰富政治经验的恩格斯是不会为他的这些花言巧语所动的，在6月26日的回信中再次拒绝了他的约稿要求。
事实证明了恩格斯对伯恩斯坦的回绝是完全正确的。不久之后，《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出版了，人们在它的创刊号上看到了由赫希伯格、伯恩斯坦和斯拉姆三人合写的用三颗星花（即* * *）署名的文章《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回顾》暴露了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⒈改变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运动的性质。他们胡说什么“拉萨尔认为有巨大政治意义的运动，即他号召不仅工人参加，而且号召一切诚实的民主参加的、应当由独立的科学代表人物和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领导的运动，在约翰•巴•施韦泽的领导下，一堕落为产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的片面斗争。”（转引自《通告信》，下同）
⒉放弃无产阶级对运动的领导权。他们胡说什么：“在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阶级中出现许许多多资产者。但是这些人必须首先争取过来……以便是宣传工作获得显著的成绩。”德国的社会主义“过于重视争取群众的工作，而忽略了在所谓社会上层中的大力宣传。”因为“党还缺少在帝国议会中代表它的人物”，“最好甚至必须把全权委托书给予那些有足够的时间和可能来认真研究有关问题的人。普通的工人和小手工业者……只是在极少的例外情况下才有必要的空闲时间来做这件事情。”
⒊放弃暴力革命道路，鼓吹合法的改良的道路。他们胡说什么“正是在现在，在反社会党人法的压迫下，党表明，它不打算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的道路，而决定……走合法的改良的道路。”
⒋取消阶级斗争，主张阶级调和。他们胡说什么“在批判现存制度和建议改变现存制度时，党愈是平静、客观和慎重，就愈不可能重复目前（实行反社会党人法的时候）得到成功的步子，而自觉的反动派拿对赤色幽灵的恐惧吓唬资产阶级时就是利用这种步子的。”
⒌放弃（无限期推延）长远奋斗目标。他们胡说什么“请大家不要误解我们”，我们并不想“放弃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纲领。但是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精力用来达到某些最近的目标，达到在考虑实现较远的任务以前无论如何必须达到的目标，那么我们的工作就够做许多年了。”
如此等等。
《回顾》一文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伯恩斯坦后来差不多所有修正主义观点的基本要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科学社会主义的反动纲领，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坚决反对和严厉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9年9月17-18日联名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成员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威廉•白拉克等五个委员写了一封《通告信》，对“苏黎世三人团的宣言”逐点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批驳。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指出：
“至于我们，那么，根据我们的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的人，因而应当由博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如果党的新机关报将采取适合于这些先生们的观点的立场，如果它将是资产阶级的报纸，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报纸，那么很遗憾，我们只好公开地对此反对，并结束我们一向在国外代表德国党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和你们的团结一致。但愿事情不致于弄到这种地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3-384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后通牒式的《通告信》给了赫希伯格、伯恩斯坦等以沉重的打击。马克思在1879年11月14日在写给左尔格的信中说，“从那时以来赫希伯格和他的苏黎世同伙至少是名义上被排除于在莱比锡的编辑委员会之外，而由福尔马尔在苏黎世担任编辑。……不管怎样，我们所有的比较有名望的同志，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白拉克等人都已摒弃赫希伯格博士（即李希特尔）的《年鉴》，虽然目前还只是不公开的。”（同上，第400页）经过李卜克内西的努力，赫希伯格接受劝告，决定停办《年鉴》。1881年9 曰9日考茨基和伯恩斯坦在同一天分别写信给恩格斯报告了这件事。
19世纪70年代末包括伯恩斯坦在内的“苏黎世三人团”与马恩的两次交锋，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和修正主义的失败而告终的。

三、伯恩斯坦在19世纪80年代的进步和在90年代前半期的蜕变

由于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评，伯恩斯坦当然有所触动。1880 年12月，他到伦敦拜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向他们表示了自己对错误的悔悟，并从此开始了与恩格斯的长期通信过程。梅林认为，考茨基和伯恩斯坦都是因研究了恩格斯和杜林之间的论战而对科学社会主义才有了了解的。（参见《德国社会民主党史》Ⅳ，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第221页）应该说，他们二人都和恩格斯建立了私人友谊。由于可以经常得到恩格斯的指导和监督，伯恩斯坦在80 年代是有不小进步的。他在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期间也写过一些好的文章，曾经受到恩格斯的肯定和赞扬。
但是，他保存在头脑里的一些错误的东西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因此，只要一遇适当机会就会死灰复燃。这是伯恩斯坦在90年代后又故态复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内因。 伯恩斯坦来到伦敦以后就一头扎进了“费边社”的圈子里，和他们建立了十分亲密的关系。对此，恩格斯很为不满。在给倍倍尔的信里，恩格斯鲜明地指出了伯恩斯坦“对费边社分子的过高的评价”，提出要“抵制他对费边社分子的迷恋”。（ 同上，第429页）
对于“费边社”的性质，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一封信里曾有很深刻的揭露：“你认为费边社还未定型。相反地，这些人太定型了。这是一个由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从钻营之徒到感情上的社会主义者和慈善家——拼凑的集团，他们只是由于害怕工人要取得统治而联合起来，他们尽一切力量通过保障自己的、即‘有教养的人’的领导权的办法来防止这种危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3页)后来，在给拉法格的的信里，恩格斯更进一步指出，“在伦敦这里，费边社是一伙野心家，不过他们有相当清醒的头脑，懂得社会变革必不可免，他们又不肯把这个艰巨的事业交给无产阶级单独去做，所以他们惯于自己出来领导无产阶级。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他们多半是‘有教养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是公有社会主义：生产资料不应该归国家所有，而应当归公社所有，至少是开头应该这样做。他们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描述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一种极端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就产生了他们的策略：不是把自由党人当作敌人来坚决地进行斗争，而是推动他们作出社会主义的结论，也就是哄骗他们，‘用社会主义渗透自由主义’，不是拿社会主义候选人去同自由党相对抗，而是要把他们塞给自由党人，强加给自由党人，也就是用欺骗手段使他们当选。”“费边社除了出版各种各样的恶劣作品外，还尽力出版了一些好的宣传品，这是英国人在这方面所出版的最好的东西。但是当他们一回到他们的特殊策略——抹杀阶级斗争时，那就糟糕了。他们所以疯狂地仇视马克思和我们大家，就是因为我们主张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页）
应该说，伯恩斯坦关于依靠有教养的人进行合法斗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想，除了原来受赫希伯格的影响外，90年代初受到英国“费边社”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费边社”不仅影响了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费边社”成员所信奉的“边际效用论”对伯恩斯坦的经济学思想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对于所谓“边际效用论”，恩格斯曾一再明确表示反对。1892年施米特在《新时代》上发表了一篇《近代政治经济学的心理学派》，批判了边际效用论，恩格斯看了很高兴，在给施米特的一封信里写道，“它似乎就是针对这里的情况写的，因为杰文斯和门格尔的拥护者们在这里的费边社里简直是放肆到了极点，他们以极其轻蔑的神情傲慢地看待马克思，认为马克思早已过时。如果这里有可以刊载的杂志，我在征得您的同意之后，就可以请艾威林把它翻译出来并由我加以校阅。但现在这个办法恐怕不行，因为没有这样的杂志。”（《马克思恩格斯全》第38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5页)1895年，当恩格斯在《资本论》的第3卷序言里评论勒克西斯的观点时又一次提到了边际效用论和费边社，他写道:“就象在英国这里人们曾经在杰文斯一门格尔的使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论的基础上建立起庸俗的社会主义一样，人们也尽可以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至少同样似乎有理的庸俗社会主义。我甚至推测，如果乔治•肖伯纳先生知道这个利润理论，他就会双手抱住它，一脚踢开杰文斯和卡尔•门格尔，然后在这块岩石上建立起他未来的费边社教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页）这就是恩格斯对杰文斯和门格尔的边际效用论和费边社的评价。
但是，由于受“费边社”的影响，伯恩斯坦对边际效用价值论却十分迷信，完全背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本文下面部分还要进一步加以揭露。
恩格斯对拨恩斯坦后来的这些表现很失望，在1893年10月12日写给倍倍尔的一封信里曾说，“他还不是他应该是的那个样子。他总是喜欢搞那些鸡毛蒜皮难道事情，越来越刑他那个在《人民报》的绝顶聪明的伯父，常常使我感到就是老阿伦在我面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40页）
我们知道，《人民报》是自由资产阶级的机关报，而阿伦•伯恩斯坦是该报的创始人和主编，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由此可知此时恩格斯对伯恩斯坦的评价是相当低的。

四、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彻底暴露

如前所述，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由来已久，但是，当恩格斯还在世时，他还比较谨慎，比较收敛，不敢过于公开露骨地表现出来。1895年8月5日，恩格斯逝世。伯恩斯坦认为时机到了。从1896 年到1898年伯恩斯坦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上发表了六篇文章，1899年伯恩斯坦又发表了众目昭彰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以后又写了一些反批判的文章，一而再、再而三地对马克思主义公开提出修正，进行攻击。以下，我们就从他的这些论著里简单扼要地摘录一部分：
比如在《空想注意和折中主义》一文里，伯恩斯坦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一种空想主义”。他说，“它是同旧的空想主义相反的另一极端。人们胆怯地逃避一切对未来社会组织的深入已经，而假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个飞跃。”还说什么，“把一切解决办法都推到流行的说法，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的那一天，这并不因为有人用取自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武库的口号来装饰它而摆脱它的空想主义的性质。”（《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42-143、143页）显然，这是对唯物主义主义辩证法关于量变和质变、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革命转变学说和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的论述的否定，当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背叛。
又比如，在《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一文里，伯恩斯坦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的集中的趋势，否定革命的必然性，并且说，“我坦白说，我对于人们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毫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同上，第195页）这不是对《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基本原理的修正和背叛又是什么？！
特别要指出的是，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里，他竟然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论是什么“布朗基主义”。他在这本书里说：
“在德国把布朗基主义只看成秘密结社和政治暴动的理论看成主张由小的、目的明确的、按深思熟虑过的计划行动的革命党发动革命的学说。但这是单纯皮相的看法，至多只适用于布朗基主义的某些后辈。布朗基主义不止是关于一种方法的理论，不如说它的方法仅仅是它的扎跟更深的理论的结果，是它的产物。而这个理论完全不过是关于革命的政治暴力及其表现即革命剥夺的无限创造力的理论。方法则部分地是视情况而定的事情。”（《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连联书店1965 年版，第78页）
伯恩斯坦批评马克思主义“只是从一个方面——从方法上——克服了布朗基主义。但是在另一方面，即在过高估计革命暴力对于现代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创造力这一点上，它出来没有完全摆脱布朗基主义的见解。”（同上，第81页）
伯恩斯坦在这里毫无根据地改变了“布朗基主义”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实际上把一切正确认识暴力在社会发展中的革命作用、主张暴力革命的人的人都说成是“布朗基主义者”，这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19页）这个阶级社会的真理，是怎么也否定不了的。而伯恩斯坦竟然要否定这样一个真理，这绝不表明他比马克思高明，而只能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的无知和背叛！
要在这样一篇文章里指出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全部表现当然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在这里指出，伯恩斯坦也没有忘记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劳动价值论的“修正”。
他在《劳动价值还是使用价值——答卡•考茨基的<伯恩斯坦论价值学说和阶级>一文》里妄图用所谓“效用价值论”来“补充”“劳动价值论”。此文开头说了这么一段话：
“彼得和保罗站在一只矿石箱子前面。彼得说，‘这是些平行平面半面结晶体’。保罗说，‘这是黄铁矿’。
“两个人当中谁是对的呢?
“矿物学家回答说，两个人都对，彼得所指的是形式，保罗所指的是实质。”（《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322页）
显然，伯恩斯坦企图以此证明，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都是对的。但是，伯恩斯坦举的这个例子并不能证明他的观点。道理很简单，矿石的形状和矿石是黄铁矿所反映的是形式和实质的关系，因此看到形状的彼得和看到实质的保罗说的都是对的;而劳动和效用并不是形式和实质的关系，劳动价值论者和效用价值论者所讨论的都是价值的实质，因此在这里只能是二者择其一，只能有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在这里，伯恩斯坦显然是用诡辩论或折中主义来代替辩证法。可见，在这场辩论中，考茨基的“非此即彼”说是对的，而伯恩斯坦的“两者都对”说是错的。
从表面上看，伯恩斯坦是主张有效用价值论来补充劳动价值论，但是，他真正主张的其实是“边际效用论”。在同一篇文章里，他写道:
“生产费用对价值量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谁也不会把起码说还不能补偿本身生产费用的商品继续往市场上送，而对于超过生产费用出售的商品，不久就会出现竞争，把价格压低。但是这样并没有说明，这里要解决的问题是对需要的分析，需要自然与总起来构成市场的各个阶级的购买力有关。
“作为价值决定的因素的边际效用的学说，就是靠这种推理而得以建立的。这一学说是在许多国家中由一些极有见识的人完成的。(法国的古尔诺和瓦尔拉，英国的斯坦莱•杰文斯，德国的戈森，奥地利的贝姆一巴维克、魏则尔、孟格尔。—原作者注)有相当多的信徒，其中也有不少社会主义者(主要是英国的)，今天还信奉它，按照我的意见，它对于某些研究目的来说事实上是有根据的。”（同上，第324-325页）
说了上面这些，伯恩斯坦犹嫌不够，说“大约三年以前，已经在《英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一文对此问题充分确定地表示了我的意见。(《新时代》1896一1897年，自第50页起。我在那里说，“因而，如果这样直截了当的否定对需求进行一种科学分析的尝试，那就几乎不是按马克思的意义来谈论的，那么假使讲边际效用学说的有限效用，满比讲需求的‘最后无目的性’更正确些。—作者注)” （同上，第325页)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伯恩斯坦对于边际效用论的“迷恋”之深和他对于劳动价值论急于“修正”的热情!
在伯恩斯坦看来，马克思的价值由于要“进行一系列的抽象和还原”，只是“纯粹的思维的构想”，而“根据马克思的学说，剩余价值是商品的劳动价值同对于生产商品时工人消耗的劳动力的付款之间的差额。因此可以明白，当劳动价值还只能作为思维的公式或科学的假说而要求得到承认的时候，剩余价值就更加不过成了一个单纯的公式，成了一个以假说为根据的公式。”（《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 88一89页)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伯恩斯坦对于马克思所运用的的抽象法是多么缺乏了解!列宁说，“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它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2页)没有抽象，没有从抽象上升为具体，我们就不可能有对资本主义的正确认识。在这里，还要指出，伯恩斯坦对恩格斯称为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的剩余价值学说采取如此轻率的否定态度，乃是他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证明。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伯恩斯坦一点也不反对别人说他是“修正主义者”，但却非常反对别人说他是“叛徒”。他在1902年9月16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慕尼黑代表大会上发言说，“如果说虽然如此修正主义者这个词还是被用到我和别人的身上，那么我一点也不反对，但是我们必须反对把修正主义者说成几乎就是党的叛徒。”（《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斯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526页)
但是，白纸黑字，伯恩斯坦既然用自己的言行“修正”和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一系列基本原理，他也就必然地由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叛徒。不管伯恩斯坦自己如何反对“叛徒”这个称号，这个称号也和“修正主义者”的称号一样，对他都是非常适合的。今天谢序辛著想为民主社会主义正名，想为伯恩斯坦的休整主义翻案，但是，铁案如山，这个案是怎么翻也翻不了的。

列宁主义不容诋毁

——六评民主社会主义“正统论”、“救国论”

奚兆永

谢序辛著在竭力为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翻案的同时，还大肆诋毁列宁和列宁主义，说什么“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还说什么，“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社会民主党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列宁标新立异，1918年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成立第三国际，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
为了还历史的本来面貌，为了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对于什么是列宁主义显然有弄清楚的必要；而对于谢序辛著提出的一些不顾历史事实、肆意诋毁列宁和列宁主义的谬论，显然有加以批驳的必要。

一、什么是列宁主义？

我们知道，“列宁主义”是斯大林在上世纪20年代列宁逝世以后提出来的。因此我们不能根据后来有些人为了攻击和诋毁列宁主义编造的种种说法，而应该正本清源，根据斯大林当年的定义来了解“列宁主义”。斯大林说：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处在规模（我们指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以前的时期，那时还没有发达的帝国主义，是训练无产阶级去革命的时期，那时无产阶级革命还不是必不可免的直接的实践问题。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列宁却处在发达的帝国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卡起来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在一个国家内或个了胜利、打败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开辟了无产阶级民主制纪元即苏维埃纪元的时期。
“正因为如此，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的发展。”（《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5-186页）
斯大林在给出列宁主义的这一定义时还对两种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其中一种看法认为，“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环境的特殊条件下的应用”。对于这种看法，斯大林说，“这个定义含有一部分真理，可是它还没有概括全部真理。”他强调，“列宁主义是根源于整个国际发展过程的国际现象，而不仅仅是俄国的现象。”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列宁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因素的复活，而和40年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不同，据说40年代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变成温和而不革命的了。”斯大林认为，“这个完全不充分、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定义也含有一部分真理。这一部分真理就在于列宁确实复活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所埋没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关于列宁主义的全部真理是：列宁主义不仅复活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更进一步，在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条件下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同上，第184-185页）
这就是斯大林论述的列宁主义。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斯大林所论述的列宁主义，特别强调了它是一个国际现象，而不只是俄国的现象；特别强调了它是在出现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之后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恢复和发展。这两点，对我们认识列宁主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应该从帝国主义的整个链条的状况来考虑革命的发生、考虑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从整个世界革命的全局来考虑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同时，另一方面，当我们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中反对正面的敌人时，还要注意反对革命队伍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必须把这两个斗争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正是由于在马克思主义的武库中有了列宁主义这一新的武器，俄国无产阶级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并且在和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斗争中保卫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显然，这件事不仅关系到俄国一个国家，而且关系到整个世界，使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具有极其伟大的国际意义。也正因为这样，因此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列宁主义在饱受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欢迎的同时，也一直受到一切反动势力的恶意攻击。现在世界上一些反动人物之所以还在不断地、处心积虑地攻击列宁和列宁主义，正好从反面说明了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正确，说明直到今天，列宁主义对他们来说仍然是致命的，而并没有失去其时效。

二、驳“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的谬论

我们在上一篇文章里曾经讲到伯恩斯坦用改变“布朗基主义”概念的内涵和扩大这一概念外延的办法把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说成是布朗基主义，对此我们曾予以批驳。谢序辛著也步其祖师的后尘，鹦鹉学舌地说什么“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在这里，有必要进一步谈一谈布朗基和布朗基主义问题。
布朗基（1805-1881）是法国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也是法国无产阶级运动的著名领袖。他不是一个理论家，而是一个实干家。他主张以少数人密谋结社的方式开展革命活动，是秘密的“四季社”的领导人，曾多次被捕判刑。对布朗基的革命活动，马克思非常关心，对他的遭遇也非常同情。1859年大赦后以商人身份回到法国的布朗基，于1861年3月再次被捕并在判决前关进监狱，在肉体上受到残酷折磨。马克思知道后非常气愤，并发动德国无产阶级政党捐款支持布朗基的朋友瓦托出书揭露此案内幕。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布朗基的革命精神非常敬佩，对他在法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马克思曾在给瓦托的信里说，“请您相信，我比任何人都更关心那位我一向认为是法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头脑和心脏的人的命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12页）但是，在理论上，在思想观点上，马克思是不赞成布朗基的主张的。马克思在1861年6月19日写给恩格斯的信里就曾明确地把布朗基的党称做“法国最极端的党”。（同上，第178页）
对于布朗基其人和布朗基主义，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里曾有这样一段论述：
“布朗基主要是一个政治革命家；他只是在感情上，即在同情人民的痛苦这一点上，才是社会主义者，但是他既没有社会自的理论，也没有改造社会的确定的实际的建议。布朗几厂在他的政治活动中主要是一个‘实干家’，他相信组织得很好的少数人只要在恰当的时机试着进行某种革命的突袭，能够通过最初的若干胜利把人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能实现胜利的革命。……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数革命家所进行的突袭，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现专政的必要性，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进行突袭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事先又被组织在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专政之下。
“由此可见，布朗基是过去一代的革命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244）
应该说，布朗基的思想在俄国是有其影响的。比如属于民粹派一支的民意党就主张用少数人密谋和暗杀的办法对付沙皇。这显然是受法国布朗基派的影响。民意党的做法实际上是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的表现，它受到了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列宁的哥哥也是民意党的成员，因为参加了刺杀沙皇的活动而于1887年被处以绞刑。当时列宁才17岁，但是已经认识到民意党的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他坚定地说：“我们不能走这条路！”和布朗基派不同，列宁不是把革命的事业看成少数人的事，而是看作是群众的事业；而且，和布朗基派不同，列宁不是那种只要“干起来”就行的革命家，列宁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作用。早在建党初期，他就明确提出：“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区别是如此之大，怎么能说列宁是布朗基主义者，又怎么可以把列宁主义说成是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呢？。

三、驳所谓列宁“标新立异”“改名”和“分裂国际工人运动”的谰言

谢序辛著说，“列宁标新立异，1918年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成立第三国际，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这是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污蔑和诋毁。
其实，把自己的党不称为社会主义的党，而称为共产主义的党，并不是始于列宁，而恰恰是始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和1890年德文版写的序言里，曾经一再说：
“当《宣言》出版的时候，我们不能把它叫作社会主义宣言。……在1847年，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当时我们已经十分坚决认得‘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刻也不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6-257、264页）
恩格斯的话非常清楚地说明，把“宣言”称做《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起草时的共同主张，而且他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过要改变这个名称。
1894年1月3日，恩格斯在为《“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写的序言中又结合以后的历史再一次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
“读者将会看到，在所有这些文章里，尤其是在最后这篇文章里，我处处不把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的人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是指对工人阶级怀着或多或少的但总是捉摸不定义的民主共和主义者，即1848年的赖德法律-洛兰型的人物和1874 年的带有蒲鲁东主义情绪的‘激进社会主义者’。在德国，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是拉萨尔派；虽然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已愈来愈深刻地意识到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的必要性，但是道地拉萨尔式的由国家资助的合作社仍然是他们纲领中唯一被正式承认的东西。因此对马克思和我来说，用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虽然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在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然而，对真正的政党来说，名称总是不完全符合的；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第489-490页）
问题在于，为什么恩格斯认为“现在情况不同了”，说社会民主主义“这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并且不反对德国党用“社会民主党”这样一个名称呢？关键在于，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共产党宣言》所体现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已经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取代了过去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而事物的名称对事物来说毕竟是外在的，所以也还“可以过得去”。同时，由于俾斯麦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对社会民主党进行限制和迫害，反而激起无产阶级的进一步觉醒和斗争，社会民主党虽然不合法，但是它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影响反而更大了。这样，在废除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后，也没有必要更改党的名称。但是，我们看到，由于社会民主主义或社会民主党这一名称没有反映党的最终目标，并不是一个很科学的概念，从恩格斯的以上论述看，他对这一名称一直是有保留的。
那么，列宁后来为什么要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为“俄国共产党”并组织“共产国际”呢?
首先，从理论上来说，科学社会主义的目标，本来就不是一般社会主义的目标，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因此用共产党这个名称显然比用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更加科学。1918年3月8日，列宁在《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中说，“我们开始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应该给自己清楚地提出这些改造归根到底所要达到的目的，即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不仅仅限于严格地计算和监督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并且要更进一步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因此，共产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唯一正确的。”（《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41页）
其次，从实践上来说，是为了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的党划清界限。列宁说，“更改党的名称的最重要的理由是：直到现在，欧洲各先进国家旧的正式的社会党，都没有摆脱欧洲正式社会主义在这次战争中彻底破产的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的乌烟瘴气，因此，直到现在，几乎所有正式的社会党都是工人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真正的障碍，真正的绊脚石。现在各国劳动群众对我们党无疑抱有极大的同情，我们党应该尽量坚决果断、明白无误地声明我们党同这种旧的正式的社会主义断绝关系，而更改党的名称将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办法。”（同上）
应该说，列宁领导的党把“社会民主工党”的旧名称改为“共产党”的新名称，不仅不是什么标新立异，而恰恰是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定的党的名称的科学传统，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统，是否定不了的。
至于说列宁领导成立“共产国际”是所谓“分裂国际工人运动”，也是毫无道理的。
我们知道，第二国际是1889年7月成立的，当时恩格斯还健在，但是，恩格斯逝世后，在第二国际有巨大影响的德内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思潮。对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德国党内虽然也进行了斗争，但是由于德国党是第二国际的大党，这个修正主义的出现对第二国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的第二国际，分成了三派：以列宁、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为代表的左派，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右派。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国社会党之间中断了联系，第二国际也中止了活动，更重要的是，许多参战国的社会民主党都站到了本国政府的立场上去要“保卫祖国”，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和巴塞尔代表大会通过的“反战宣言”。作为第二国际有影响的大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党团居然投票赞成对战争的军事预算。实际上，大战爆发后，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已都背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巴塞尔代表大会通过的“反战宣言”，投入到了资产阶级的怀抱。正如列宁所说，这时的第二国际已经死了。因此，从事实上来说，也不存在列宁在1919年成立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分裂国际工人运动”的问题。而从理论上来说，正是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的领袖们，用他们的言行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背叛了第二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反战宣言”，应该负分裂国际工人运动责任的正是他们，而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巴塞尔代表大会“反战宣言”的列宁。谢序辛著说列宁“分裂国际工人运动”，这完全是为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领袖开脱罪责，是毫无根据地为列宁罗织罪名。

四、驳所谓列宁主义是“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说

谢序辛著把列宁主义说成是“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在他们看来，似乎列宁所领导的革命只不过是在一个在“落后的东方国家”进行的革命，而社会主义革命是要以发达的资本主义为前提的，以此说明列宁的革命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
但是，正像《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的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当然，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既有宗主国，也有殖民地。但是俄国并不是一个殖民地，而是一个有自己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宗主国。列宁在反对俄国民粹派否定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时，曾经用大量的实际材料证明，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俄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且，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怎么能把俄国还说成是一个“落后的东方国家”呢？再说，把俄国说成是什么“东方国家”也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东方”一般是指亚洲，有时在习惯上也包括埃及，但是并不包括欧洲。十多年前，我曾在一篇题为《再评所谓东方社会理论——答张奎良同志》（载《南京大学学报》1993年底1期）的文章里指出过说“俄国是个典型的东方国家”的错误。在那里，我曾指出：“俄国虽然横跨欧亚两大洲，但在传统上却是一个欧洲国家。”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引用了马恩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里的话——“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不仅欧洲的君主，而且连欧洲的资产者，都把俄国的干涉看作是帮助他们对付刚刚开始觉醒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救星。沙皇曾被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现在，沙皇在加特契纳成了革命的俘虏，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231页）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都是把俄国看作是欧洲国家的。在那篇文章里还指出，在马恩的著作里曾多次把“俄国人”和“东方人”加以并列或进行比较。如说“俄国人和东方人”，（《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18页）“俄国和东方相比确实是进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5页）等等。实际上，在十月革命前，俄国无论在欧洲还是在全世界，其资本主义发展虽然比不上那些最发达的国家，但也并不是什么“落后的东方国家”，而已经是“帝国主义列强”之一了。统计数字也表明，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 年，它的经济排序已经是欧洲第四、世界第五了。在这种情况下，把它说成是“落后的东方国家”显然是不正确的。
至于说到列宁关于“一国胜利”的理论，这不仅不是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的违反，而恰恰是对他们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我们知道，列宁所处的时代和马恩所处的时代相差半个世纪。当时的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列宁继承了马恩著作中有关集中和垄断的论述，将其发展为完整的帝国主义的理论；并且分析了帝国主义时期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在一国或少数几国胜利的理论。他认为，“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看作是一次行动，而要把它看作是一个充满激烈的政治和经济动荡、最尖锐的阶级斗争、国内战争、革命和反革命的时代。”（《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1-552页）他说，“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的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奋起同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抗衡，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发动反对资本主义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反对各剥削阶级及其国家。”（同上，第554页）在这里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列宁所说的是“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些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谢序辛著所说的“落后的东方国家”。
问题在于，列宁的这一思想一点也不违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理。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明确说过，“对于某一个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3页）后来，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也说，共产主义者很清楚，“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但是，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暴力的压制，因而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用尽一切力量引起革命。如果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因此最终被推向革命，那时，我们共产主义着将用行动来捍卫无产者的事业，正像现在用语言来捍卫它一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9页）就是说，革命总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条件下发生的，而不是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来排序的。而在晚年，恩格斯更特别强调：“青年们有时过分着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对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运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8页）联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如果片面地、机械地理解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的因素，实际上是一种“庸俗生产力论”的观点。用这种观点来看社会革命，哪个国家生产力最发达，哪个国家就最具备条件进行革命，否则，就不具备进行革命的条件，这完全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而决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当第二国际的英雄们像念口头禅般地一遍遍地重复“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来反对十月革命的时候，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批判道：“他们都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马克思说在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就连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完全不理解，……。”（《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页）应该说，列宁的思想和马恩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谢序辛著 把它们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
列宁主义复活了被第二国际阉割了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在新的条件下作了发展。特别是，他极为关心和支持东方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给这些国家的革命指明了方向。这是列宁对世界革命的又一巨大贡献。可以说，无论是中国革命，还是亚洲其他一些国家的革命都受到了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深刻影响，列宁和列宁主义对世界这一地区的革命所作出的伟大历史功绩也是不可磨灭的。谢序辛著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诽谤和诋毁，除了暴露他们自己的嘴脸以外，是什么也不会得到的。

斯大林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吗？

——七评民主社会主义“正统论”、“救国论”

奚兆永

斯大林生于1879 年，比列宁小9岁，从19世纪90 年代开始从事革命活动，是列宁的学生和战友。他和列宁一道领导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初期的伟大斗争。列宁逝世后，又作为列宁伟大事业的接班人，领导党和人民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的集体化，在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并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因此，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是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谢序辛著为了确立民主社会主义的正统地位，为了否定斯大林领导的的社会主义苏联，不遗余力地大反斯大林，说什么“斯大林等人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这是对革命历史的歪曲和嘲弄。对于他们的这一谬论，理应拨乱反正，加以批驳；同时，对于斯大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对他在社会主义实践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他常常受到攻击的“个人崇拜”、“独裁”和“大清洗”等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也都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一、反斯大林的离谱出奇的“创新”

应该说，反斯大林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最早反对斯大林的是列甫·托洛茨基。早在他与斯大林共事时就是斯大林的对立面，被清洗后逃往国外，一直到1940年8月被枪杀，也没有一刻停止过反斯大林的活动。他的未完成著作《斯大林评传》就是一个证明。另一个反斯大林的著名人物是尼·谢·赫鲁晓夫。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在1956 年苏共20大作了秘密报告。自那以后，反斯大林的声浪就没有停止过。对斯大林的漫骂和污蔑，可说是应有尽有：什么“强盗”、“暴君”、“刑事犯”、“独裁者”、“人民奴役者”，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还有人把他说成是“法西斯”、“纳粹分子”，把他与希特勒、墨索里尼相提并论。至于像谢序辛著那样，把斯大林称为“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则还从未听说过，无疑是反斯大林的一个“创新”。

不过在我看来，加给斯大林的这个 “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新头衔，新则新矣，只是是“新”得太离谱太出奇了，和斯大林的实际是如此格格不入，根本对不上号，以致“新”到了不会有人相信的程度，这恐怕是谢序辛著的作者所始料未及的。

这里显然需要弄清楚，究竟什么是“修正主义”和“修正主义者”？

对这个问题我们不想引用列宁的定义，因为谢序辛著对列宁是根本否定的，他们自然不会接受列宁的定义。我们也不想引用毛泽东的定义，因为谢序辛著对毛泽东的看法也很清楚，他们自然也不会接受毛泽东的定义。对于谢序辛著的作者而言，最好是引用伯恩斯坦的说法，因为他们虽然否定伯恩斯坦是修正主义的鼻祖，但是他们对伯恩斯坦除了亦步亦趋的紧跟以外，还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微词，对于伯恩施坦的说法相信他们是不会有任何异议的。伯恩施坦又是如何论述这个问题的呢？

“什么是修正主义？这个词不是由我首先创造的，是休恩朗克（1859-1901，曾任《前进报》代理主编和《莱比锡人民报》主编——引者）1894年在法兰克福说，对社会主义概念的修正是必要的。我从未说过对社会主义的修正，而是是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标题讨论了一系列的问题。那么修正主义所反对的是什么呢？如果把所有过去或现在在实践的或理论的问题上和绝大多数党员观点不同的人统统都称作修正主义者，就可以聚集起一大群人，他们所代表的观点是形形色色的。抱批评态度的人到处都比抱教条主义的人难于聚集得多。……我不承认党内有一个修正主义的党。……仅仅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具有一种对党的正式的科学机关刊物《新时代》所代表的观点来说是非正统的、对立的观点。”（《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600页）

伯恩施坦的话清楚地告诉我们，修正主义虽然不是他的首创，但是，他不但承认自己是修正主义者，还对修正主义者下了定义：一是修正主义者是“所有过去或现在在实践的或理论的问题上和绝大多数党员观点不同的人”；二是“他们具有一种对党的正式的科学机关刊物《新时代》所代表的观点来说是非正统的、对立的观点”；三是“抱批评态度的人”和“抱教条主义态度的人”是对立的。用这三条标准来衡量，斯大林可说是一条也不符合。显然，把斯大林列入所谓“修正主义者”的范畴是错误的；而他连一般的修正主义者都不是，又何言他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呢？！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谢序辛著说“斯大林等人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论据”：“他们把恩格斯摈弃的‘1848年的斗争方法’当作旗帜挥舞，从左的方面修正马克思主义。”

这个问题，我在《恩格斯晚年放弃暴力革命了吗？》一文中已经指出：把恩格斯在《导言》中说的“斗争方法”的改变说成是放弃暴力革命，改为合法斗争、和平过渡，这是对原著的恶意篡改。实际上，恩格斯所说的“陈旧的方法”，指的只是“旧式的起义”即“筑垒的巷战”，而决不是否定暴力革命。固然，1848年的革命，1871年巴黎的流血斗争，最后没有成功，这既与革命的条件不成熟有关，也与所采用的斗争方法有关，但是，这并不说明，在条件具备时，不能进行暴力革命。恩格斯在《导言》中所强调的“革命权”和关于“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过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09页）的论述，就是绝好的证明。

实际上，谢序辛著对暴力革命的否定，只能证明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论的背离和修正，怎么能说斯大林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呢？而且，谢序辛著又用什么证明，斯大林是把马克思的论述“当作旗帜挥舞”的呢？人们看不到这样的证据。退一万步说，即使斯大林真的是把马克思的某个论述“当作旗帜挥舞”的话，那他所犯的也是教条主义的错误，而决不是修正主义的错误，又怎么会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呢？

二、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贡献

和一切反斯大林的人的看法相反，也和谢序辛著的看法相反，大多数人民都把斯大林看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者。

我们先就看看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作出的贡献：

Ⅰ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

列宁曾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在少数几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胜利的理论，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了它的正确。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中，在一国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呢?这个问题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1924 年4-5月间作《论列宁主义的基础》报告时是这样说的：

“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尚待解决。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最后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少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60页之引文，此段文字后来有了较大修改。）

但是后来，斯大林发现了上述说法是有缺点的。他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说，“缺点就在于它把两个不同的问题连接成一个问题；第一个是可能用一个国家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给以肯定的回答；另一个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否可以认为它无须在其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就有免除外国武装干涉、因而免除旧制度复辟的完全保障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应当个以否定的回答。”（《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61页）事实上，斯大林早在1924 年12月写《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这本小册子时就已经改变了4-5月间的说法，把两个混在一起的问题分成为两个问题。

斯大林指出，“这是用以下两种方法达到的：第一、把‘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解释为只是通过‘几国无产者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的‘免除旧制度恢复的完全保障’；第二、根据列宁的《论合作社》那本小册子宣布的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就是我们拥有为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同上，第62页）

1925 年5月，斯大林在《俄共（布）第14次代表会议工作总结》中又把这个问题和两种矛盾的理论联系了起来。他说，“我国有两种矛盾。一种矛盾是内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另一种矛盾是外部的矛盾，即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全部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用自身的力量克服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所存在的这些矛盾。人们说；能不能用自身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那就是想说:我国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是否可以克服？列宁主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是的，我们能够建成社会主义，而且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和农民一起来建设。”“不用说，掌握经济命脉的无产阶级专政一定会采取一切办法使第二条道路即社会主义道路取得胜利。另一方面，不言而喻，农民是极乐意走这第二条道路的。”（《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58年版，第91-93页）至于第二种矛盾即外部的矛盾，斯大林说，“只要资本主义包围存在，就一定会有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武装干涉的危险，只要有这种危险存在，就一定会有复辟的危险即资本主义制度在我国恢复的危险。”“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只有通过若干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或者更好是在几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才能够有免除武装干涉的完全保障，也就是说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同上，第99-100页），

这就是斯大林在列宁主义基础上所解决的“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问题的解决，无论怎样估计它的意义，都不会过高。试想，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人们就会感到没有前途，没有信心，谁也不会为一个没有前途的事业去奉献自己的力量，这样还谈得上社会主义建设吗？而这个问题解决了，人们就会迸发出无比高涨的政治热情，并把这种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同时，提出解决两种矛盾的途径，这就为制定正确的内外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也就赢得了内部和外部两个力量源泉，从而也就为实现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并于1936年建成社会主义创造了条件。

Ⅱ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方法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虽然已经是一个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但是，其工业比之那些先进的国家来说还是落后的。为了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为了改造农业，实现农业集体化和巩固工农联盟，为了对付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建立强大的国防，也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力发展工业，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显然是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方法。他说：

“苏维埃国家工业化的方法，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方法根本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通常都是从轻工业开始。由于轻工业同重工业比较起来，需要的投资少，资本周转快，获得利润也较容易，所以在那里，轻工业成了工业化的头一个对象。只有经过一个长时期，轻工业积累了利润并把这些利润集中于银行，这才轮到重工业，积累才开始转移到重工业中去，造成重工业发展的条件。但这是一个需要数十年之久的长期过程，在这一时期内只得等待轻工业发展并在没有重工业的情形下勉强凑合着。共产党当然不能定这条道路。……我国共产党也就拒绝了‘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而从重工业开始来实行国家工业化”。（《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6页）

对于斯大林的这段话，20多年前，我国经济学界曾有些人提出批评。他们认为，斯大林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方法是错误的，造成了苏联轻工业产品的长期落后，我国不应该采用这个方法。笔者曾撰文（文题为《关于工业化的方法问题》，载《学习与探索》1983年第2期）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方法是正确的，不过同时认为，这一方法的根据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因为根据利润平均化的规律，重工业也是能够获得平均利润的。实际上，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初期阶段，有关交通、原材料工业（特别是煤炭和钢铁）和机器制造业也是处于优先地位的，不如此，轻工业的发展就不能得到所需要的原材料和机器装备。现在看来，我当时的观点也有点偏激。不管怎么说，斯大林说“由于轻工业同重工业比较起来，需要的投资少，资本周转快，获得利润也较容易”还是有道理的，说轻工业“在没有重工业的情形下勉强凑合着”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不仅说明资本主义工业化没有有意识地把发展重工业放在优先地位，而且也说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重工业的大规模发展还要受到重工业的资本最低额高而单个资本不能与之相适应这个问题的制约。而社会主义则不同，人们能够根据经济规律有意识地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法，而利用整个社会的力量也可以集中资金大力发展重工业也是社会主义的优越于资本主义的一个表现。

这里，我们可以看看苏联和一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时期工业增长速度的比较：

国 别.................年 份.................年平均增长速度 %

苏联................1929-1940.................16．8

美国.................1980-1985.................8．5

...........................1985-1913.................5．0

西欧.................1870-1900.................3．7

日本.................1907-1913.................8．6

（转引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3卷，三联出版社1982年版，第129页）

事实证明，斯大林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方法，使苏联只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就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其速度大大快于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所需要的时间。在这方面，斯大林是功不可没的

Ⅲ 对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创造性探索

现在有不少同志在讲到斯大林时都强调他“实行了排斥商品经济的计划经济”。这不符合事实，也不公正。事实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最早提出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保存商品货币关系的，正是斯大林。

有人可能会认为，最早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重视水平何必关系的是列宁，而不斯大林。不错，列宁曾说过，“应当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把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如果不在工业和农业之间实行系统的商品交换，无产阶级和农民就不可能建立正常的关系，就不可能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建立十分巩固的经济联盟。”（《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3页）但是，很显然，列宁的话是针对新经济政策和过度时期说的，并没有涉及社会主义建成后是否保留商品货币关系的问题。而斯大林就不同了。斯大林在30年代明确提出，“扩展苏维埃商业是一个最迫切的任务”，并且针对当时流行于红色教授和某些商业工作人员中的要实行产品直接交换的“‘左派’小资产阶级废话”，明白无误地宣布：“货币在我们这里还会长期存在，一直存在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完成时。”（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版1953年版，第726-727页）

到了50年代，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斯大林更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生产的原因、价值规律的作用及其与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他针对有人根据恩格斯关于“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的论断否定社会主义可以存在商品生产的观点，指出，“恩格斯的这个公式不能认为是十分明确的，因为其中没有指出，究竟是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还是只占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即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还是仅仅一部分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而“在《反杜林论》的另一个地方，恩格斯讲到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讲到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因而，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这当然是正确的。”（《斯大林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545-546页）但是，苏联的情况不是这样。他说，“现今在我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国家的全民的形式；一种是不能叫作全民形式的集体农庄形式。”“现时，除了经过商品的联系，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因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转，目前在我国，也像大约三十来年以前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转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同上，第550页）他还强调，“在有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地方是不能没有价值规律的”，但是，他认为，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已经有了变化。在流通领域，价值规律仍然起着调节者的作用，而在生产领域，则不起调节者的作用。今天看来，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虽然有不少已经为后人所突破，但是，从历史的观点看，首先看到的应该是他作为前驱的贡献．而不是他的不足。

当然，斯大林在理论上的贡献远不止这么一些，这里所述只是比较重要的的几点。即使这样，从这里也不难看出，斯大林在理论方面的贡献是何等巨大。

三、 “斯大林模式”的是非功过

斯大林不仅所以个伟大的理论家，而且是一个伟大的实践家。他在实践方面有两个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一个是领导苏联人民在世界上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劳动苏联人民并且联合美英中法打败了德意日法西斯，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而在这两个伟大成就着，地一个成就又是根本的。可以说，没有第一个成绩也就没有第二个成就。

现在人们喜欢讲“模式”，把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称为“斯大林模式”或“苏联模式”。按照我的理解，“模式”也和模型一样，是形象的、具体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它是事物的表现形式，而不是事物的本质。人们说的“斯大林模式”或“苏联模式”，其实所指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而这个体制的本质或最根本的东西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就是说，“斯大林模式”只是事物的表现形式，而社会主义公有制才是它的本质。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公有制是作为私有制的对立物而产生的，这个问题，马克思已经作了科学的证明，而列宁和斯大林则把这个已经证明了的科学真理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应该说，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出现，是历史的进步，而社会主义公有制采取计划经济这样的体制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造成了生产的盲目性，造成了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造成了贫富的两极分化。当然，采用计划经济的新体制是前无古人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它还只是一个试验。我们在评价“斯大林模式”的是非功过时当然不能不考虑这一点。但是，实践证明，这个试验是成功的：

据统计，苏联1940年的工业产值是革命(前913年)的8．5倍，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是革命前的13．5倍，消费资料的生产是革命前的5倍。（苏联部长会议中央统计局：《国民经济统计年鉴》（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版，第58页）由于工业的高速增长，其工业在世界的排序也又由欧洲第四、世界第五提高到欧洲第一、世界第二。

与此同时，人民生活也有了很大提高。1931年6月，联共（布）中央曾通过一个关于关于莫斯科市政建设和苏联市政建设的决议，特别强调了诸如住宅、给水照明、暖气设备、排水、城市交通、市容美化、澡堂、洗衣房=公共食堂等的极端重要性（《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2卷，人民大学1984年版，第345页）经过努力，到1935 年，就建设了地铁、莫斯科-伏尔加运河，扩建了中心大街和广场，装设了花岗石堤岸，铺设了完善的路面，修建了公用房屋、住宅楼、学校、工厂式大厨房、机械化面包厂，等等等等。特别是这一期间修建的莫斯科地铁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地铁。此外，还通过废除配给制、提高工资和降低物价等措施来提高人民生活。

应该说，“斯大林模式”是成功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这方面，甚至连兹·布热津斯基这样的反苏反共专家也不得不承认“苏联在30 年代努力建设一个新社会的最初的魅力”。他还进一步说，“斯大林打败希特勒更大大增加了这种魅力。甚至随后而至的冷战也不能使许多西方知识分子从用共产主义改进社会的幻想中醒悟过来。在整个50 年代，甚至进入60 年代后，在许多西方大学中，流行的社会观点都是某种形式的‘左派观点’。由于苏联国内由国家领导的社会实验对知识分子有巨大的吸引力，他们常常对苏联的可疑之处给予善意的解释。更常见的情况是，新的正统学说强调首先要用政治指导社会计划。经历过社会大萧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混乱之后，世界正走向一个新的时代。到那时，社会行为将逐渐通过政治手段得到疏导，经济活动将服从于有计划的政治方向。即使许多新的正统学说的鼓吹者也已意识到苏联的现实已经明显地偏离了他们的理想，但他们仍然认为，实现理想的潜力蕴藏在苏联的制度之中，因此，苏联代表着未来。”（《大失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13页）

有人认为，“斯大林模式”搞“单一公有制”，“过分集中”，不利于群众积极性的发挥。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苏联是“单一的公有制”吗？显然不是。本文在第二部分引述的斯大林的话清楚地表明，苏联公有制有“两种基本形式”，怎么能说是“单一的公有制”呢？至于说“过分集中”，也不尽然。以苏联的集体农庄来说，农庄庄员的的宅旁园地、自留牲畜的数量都相当大，远远超出了中国过去人民公社的水平。我们过去说“大集体，小自由”，苏联农民的“小自由”比过去中国农民的“小自由”大多了，怎么能够说人家“过分集中”呢？

不过话又说回来，社会主义生产是社会化的大生产，它是离不开集中的。离开了集中，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发挥不出来。邓小平曾根据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指出：“集中使用资金势在必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决心要下，明年就要开始。现在资金太分散。我们历来解决困难，最后落实到集中统一。要真想搞建设就要搞点骨干项目。”（《邓小平年谱》，第832页）前一段时期，我国居然有人提出从根本上反对反对集中的原则，这是完全错误的。

当然也有人对“斯大林模式”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们甚至坚持把苏联的解体归结为是“斯大林模式”造成的。这是非常荒唐的。本来，苏联解体是应该由戈尔巴乔夫负责的，现在却要由隔了几代领导人、而且已经去世将近半个世纪的斯大林负责，这就如同一个人犯了罪，不由他自己负责，而要由他从未见过面的已经去世半个世纪的曾祖父来负责一样荒唐可笑。

四、关于 “个人崇拜”、“独裁”和“大清洗”等问题

当年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从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开始的。但是，半个世纪来，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并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存在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在于斯大林是不是有意识地培植了人们对他的个人崇拜。我感到这方面有说服力的材料实在太少，甚至几乎看不到，而说明斯大林反对个人崇拜的材料倒是有根有据的：

上面已经说到，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是，斯大林在理论问题上的表现却是非常谦虚的。我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曾介绍了斯大林提出“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当他发现最初的表述存在缺点后，很快就加以改正，并且在改正后还公开承认自己把两个问题混为一谈的缺点。我认为，斯大林在这件事上所表现出来的质朴和谦虚，比任何对他的攻击都更加能够说明问题。

1931年，斯大林在《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中说：“我不过是列宁的学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为列宁的学生。”（《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第94页）当然，这是他自己的说法，而我们评价一个人不能仅仅根据他自己的说法，而应当根据他的言论和行动。我在学习斯大林著作的过程中，发现他对列宁著作的引证很多，这说明他非常重视对列宁著作的学习，对列宁主义的思想确实是极其尊重的。在这方面，甚至布热津斯基也认为，“列宁主义不朽的遗产就是斯大林主义。”（《大失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24页）虽然他对“列宁主义”和所谓“斯大林主义”的理解都是极其错误的，但是，就斯大林和列宁的关系来说，这一说法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斯大林还反对举办宣扬他个人的一些活动。1932年，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向斯大林请示：拟举办一个反映斯大林生活和活动的文献展览。斯大林表示拒绝，写道了“我反对，因为这样的事会导致‘个人迷信’，而这是有害的，同党的精神格格不入的。”（转引自刘彦章、项过哟兰、到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24页）

还有一点可以证明的是，斯大林一直反对人们说“斯大林学说”这样的话。本来，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对实践也确有新的总结，如果他是一个喜欢搞“个人崇拜”的人，那他对于有人说“斯大林学说”这样的话一定是很欢迎的，而事实是，他对这样的说法非常反感，甚至加以嘲笑。众所周知，斯大林在校订《斯大林传略》一书时把其中所有出现“斯大林学说”的地方都进行了删改。

反对斯大林的人还把斯大林说成是“暴君”和“独裁者”。苏联学者罗·梅德韦杰夫在一本书中说，“斯大林是一个极其不露声色的人，从不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任何人。在这方面，——而且也只是这方面——他从来没有一个信得过的朋友，也没有一个同谋者。”（《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308页）

说这样的话无非是说斯大林独断专行，不讲民主。但是这样说是经不起事实的检验的。几年前，俄罗斯《独立报》上曾刊登斯大林在30 年代和一些政治局委员通信摘要，这些信件讨论了苏联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和对外关系中的许多重要问题。这些信件的数量是如此之大，仅从1931 年到1936 年和卡冈诺维奇的通信就达800多封。（见《参考消息》2001年4月20日第12版）这些信一方面说明了斯大林勤于政务、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同时也说明他尊重别人意见和重视集体领导原则的民主作风，完全粉碎了强加于他的所谓“独裁”、“专制”等不实之词。

当然，斯大林在与同志相处时有时表现粗暴，确实是他的一个缺点。他甚至对列宁夫人表现出粗暴的态度，使列宁非常生气。列宁在他的政治遗嘱——《给代表大会的信》里讲到了斯大林的这个缺点。他说，“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746 页）看来，斯大林是接受了列宁对他的批评，并且做了改正。前面提到的斯大林与政治局委员的通信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这一点。还有一些小事也可以说明问题。1925 年10月29日，斯大林和米高扬一道去医院看望正在住院的苏联接触的军事家伏龙芝，医院领导人不让进去，斯大林也没有办法，不得不屈服于压力，只好写一封信给伏龙芝，表示以后“还要来”。（见《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8页）斯大林对收养的战友的儿子阿·费·谢尔盖维奇爱护备至，跟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见《参考消息》2004年8月18日第13版）他对身边的服务人员也和蔼可亲。威廉·李卜克内西曾引用别人的话说，“没有一个人会被他的仆人视为伟人”，但是，斯大林却赢得了身边服务人员的爱戴和尊敬，（见《伊恩·格雷：斯大林——历史人物》，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575页》这些也是很可以说明问题的。

至于说到“大清洗”，这是一个需要专门研究的问题。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有些人显然别有用心地把这个问题夸大了。布热津斯基说，“政权的金字塔是由一种恐怖制度支撑的。这种恐怖制度使得人人自危，甚至连斯大林最亲密的同志都没有安全感。没有人能避免这位反复无常的独裁者的牺牲品。今天还是斯大林宠幸的政治局委员，明天就可能受到审判遭到枪毙。”（《大失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25页）他还根据英国学者罗伯特·康奎司特在《大恐怖》一书的估计，说，“虽然人们永远不会知道受斯大林迫害的人总数到底有多少，但是可以绝对有把握地估计不少于2000万人，可能高达4000万人。”（同上书，第32页）

这样的描绘和估计很难让人相信它的正确性。有2000万到4000万人被迫害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苏联每个家庭都有人遭到了迫害。在这样恐怖的气氛下，或者说是在“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制度”里，还能使人民迸发出极大的政治热情和建设的积极性吗？还会使一个国家在很短时间内赶上和超过欧洲所有先进的国家吗？

应该说，布热津斯基把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所谓“恐怖制度”，这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既然苏联的敌人对苏联使用了反革命的恐怖手段，那么，苏联为什么就不可以用革命的暴力手段来对付他们呢？列宁在1918年4月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说：“德国要扼杀我们，日本向我们进攻，正是在这种艰难的时刻，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些温和的羔羊却叫嚷我们太残忍，而忘记了他们自己曾经企图绞死邵武勉同志（当时是外高加索临时特别委员和巴库人民委员会主席——引者）。我可以回答他们说：是的，我们并不否认要对剥削者施行暴力。”（《列宁全集》第34 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200页）

在斯大林时代，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恐怖活动也是相当激烈的。在这方面，他们甚至利用妇女和儿童进行谋杀活动。在尘封了50年以后出版的罗曼·罗兰写的《莫斯科日记》里记录了1935年6月28日斯大林和他的谈话，其中说：

“‘不久前我们得知，几个出身于贵族的年轻妇女得以顺利地钻入党的领导人周围，为的是毒死他们。’（斯大林没有更加明确地说明，所说的是谁，但是不久前得知，这个故事涉及的是他本人。一个图书馆馆员，一个没有引起怀疑的妇女，在企图毒死他时被抓住——这是由于人民委员叶努基泽的粗心大意而发生的。）‘敌人怂恿这些妇女犯罪，而这些妇女想象自己是夏洛特·科黛。（科黛是暗杀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家马拉的凶手，被捕四天后处决——引者）儿童的情况更糟糕。到处出现15人左右的地下少年匪帮；他们联合起来，用稻子作武器，为的是杀死先进分子——优秀的男孩和女孩……我们应该通过这项镇压性的法律，以死刑威吓自12岁起的儿童罪犯，尤其是他们的教唆犯。事实上我们没有运用这项法律。但愿将来也不会运用它。……已下达了不公开的命令，只是严厉追究怂恿犯罪的成年人。对他们我们将毫不留情……’”（《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4页）

听了斯大林的话后，罗曼·罗兰写道：“听着妇女和儿童骇人听闻的罪行，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在西方遗忘了那个事实：布尔什维克仍面临着与残忍的、野蛮的、陈旧的俄罗斯的长期斗争。“（同上，第24页）

应该看到，所谓“大清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如果不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看这个问题，而是用其他标准看这个问题，那是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的。当然，在这方面，斯大林有一个“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伤害了一些好人，带来了一些后遗症，这是需要认真总结的。但是，如果把洗澡的小孩洗过澡的脏水一起倒掉，那肯定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同时应该看到，对敌人的镇压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的另一面，就是对人民的保护。两者应该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即使对于走上反革命道路的人，苏联在进行转化方面也是有很大成绩的。苏联对于流浪儿童的教育和对于劳改犯的改造工作在世界上有很大的影响，受到了人们的广泛称赞。这些，恐怕也不能说是和斯大林没有关系的。

从赫理晓夫批判斯大林至今，已经过去了51年。尽管还是有人在不断地反对斯大林，把许多脏东西泼洒在他身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出自罪恶动机的诬陷不实之词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而随着一些挡案材料的解密，许多事情的真相也渐渐大白于天下，一个真实的斯大林的形象正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在今天的俄罗斯，人们对斯大林的评价，已远非赫鲁晓夫当年所可比拟，也不是戈尔巴乔夫时期所可比拟的。现在肯定斯大林的，不仅是一些老年人，更有许多青年人；不仅有共产党人，还包括一些反对过斯大林的人；甚至过去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今天，反斯大林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谢序辛著在这样的情况下还继续这样起劲地反对斯大林，显然是违逆时代潮流不得人心的，其前景也绝不会是美妙的。

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不容否定

——八评民主社会主义“正统论”、“救国论”

奚兆永

谢序辛著在把批判的的矛头指向列宁、斯大林的同时，也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毛泽东。他们对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所进行的社会主义事业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对此，显然必须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给予批驳。

一、所谓“列宁以来共产党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错误”

谢序辛著说，“在小生产占优势、工业不发达的前资本主义国家，用变动生产关系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的办法来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以来共产党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错误。列宁在晚年认识了这个错误，并提出了新经济政策。”

谢序辛著的这一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首先，把俄国说成是一个“前资本主义国家”完全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

众所周知，俄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是比较晚的，但是沙皇政府因为在克里木战争时期遭到军事失败而势力大减，同时又慑于农民反对地主的“骚动”，于是不得不在1861年废除了农奴制度，从而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速度是相当迅速的。在1865 年时，俄国的产业工人还只有70万零6千人，而到90年代末即发展到了279万2千人。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了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而这以后，俄国更成了帝国主义列强，并先后参加了1905年的日俄战争和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怎么能说到了十月革命时，俄国还是一个“前资本主义国家”呢？

当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比之俄国还要落后，但是，中国也早已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还是官僚买办创办的官僚买办企业，还是民族资本投资的民族工商业，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根据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书所说，在上个世纪20年代，无产阶级的人数已达200万人。显然也不能说中国还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是所谓“前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中国作为殖民地、半殖民第和半封建国家，早已溶入了资本主义的殖民体系，虽然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依然存在，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不承认这个事实是不行的。

其次，说列宁“用变动生产关系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的办法来建设社会主义”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错误”也是完全错误的。

人们要问：要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不改变生产关系行吗？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明确指出: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轧钢机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也就是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没有力量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293页）

当然，在谢、辛们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思想本身就是错误的，属于他们认为应该“剔除”的所谓 “马克思主义中的空想成分”，但是他们还不敢明说，结果就成了“列宁以来共产党党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错误。”这哪里是研究问题，简直是在耍把戏！不过，把戏一旦戳穿，也就一文不值了。

复次，说“列宁晚年认识了这个错误，并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也是张冠李戴，故意制造混乱。

其实，列宁所说的错误，根本就不是指在十月革命后采取的国有化政策即对资产阶级所拥有的资本的没收，而是另有所指的。这一点，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的“我们的错误”一节讲得十分清楚：

“在1918年，随着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叛乱和国内战争(它一直延续到1920 年)的爆发，真正的军事危险向我们袭来了。当时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军事任务突然压来，由于共和国在帝国主义战争结束时似乎已陷于绝境，由于这一些和其他一些情况，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决定，农民将遵照余粮收集制缴出我们所需要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

“不能说我们就是这么明确具体地给自己描绘了这样的计划，我们差不多就是根据这种精神行事的。……经过一段不很长的实验，我们终于确信，这种构想是错误的，是同我们以前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论述抵触的，以前我们认为，不经过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的时期，即使要走到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也是不可能的。”（《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4页），

列宁说的错误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实行余粮收集制，而后来改行新经济政策是实行粮食税，这个错误和后来的转变正好相一致；而谢序辛著把错误说成是“用变动生产关系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的办法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和后来改行新经济政策实行粮食税究竟有什么联系呢？显然，这是说不通的。

谢序辛著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列宁以来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也都犯了跟列宁一样的所谓“根本错误”，但是，既然所谓的“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错误”并不存在，而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与这个所谓的“根本错误”又毫无关系，这就说明，列宁所说的错误完全是另一回事；至于把它加到毛泽东身上，就更是错上加错了。

二、毛泽东走的是“暴力社会主义道路”吗？

谢序辛著说，“我们中国共产党许多领导人没有读过《资本论》，没有读过恩格斯晚年的著作（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1930 年才在苏联出版，1956 年才在中国出版），他们读的比较多的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是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他们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武装夺取政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完全正确的；但建国以后，不顾中国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国情，便放弃新民主主义即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坚持要搞共产主义，凭借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布朗基主义——列宁主义对他们的影响。我们参加走上暴力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
我认为，这段话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极其错误的。

首先，说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其实这里所指就是毛泽东）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导言》并不是事实。

不错，毛泽东在莫斯科和莫洛托夫谈话时确曾说过他没有读过《资本论》，而实际上，早在延安时期，在毛泽东读过的书里就有1938年出版的《资本论》，可能是因为过去是战争年代，没有能够系统地通读的缘故，所以很谦虚地说没有读过，不想莫洛托夫竟然把此事写进了他的回忆录，而谢、辛们竟然如获至宝似地把它拿出来大加宣扬，这实在使人感到有些无聊。事实上，毛泽东在建国后也曾多次阅读《资本论》。1954年他在读《资本论》时，还在版权页和目录页上留下了这样的字迹：“1938、1867， 在71年之后中国才出版”；“1867 年，距今87 年”。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外出，要带走一大批书，他指示逢先知同志要以下一些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主要著作，诸如《资本论》、《马恩文选》（两卷集）、……一直到斯大林的著作《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党史》。其中第一本就是《资本论》。（见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7、16-17页）说毛泽东没有读过《资本论》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至于恩格斯的《导言》，谢序辛著说“1930年才在苏联出版，1956 年才在中国出版”。意思是说，列宁去世早，没有读过恩格斯的《导言》，斯大林要读也是1930 年以后的事，而毛泽东在1956 年前也没有读过恩格斯的《导言》，——总之，他们在领导苏联和中国革命时都没有读过恩格斯的《导言》，因此主张暴力革命，他们的思想都有所谓“布朗基主义”的成分，或至少是受了所谓“布朗基主义”的影响。谢序辛著的这些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据我所知，恩格斯的《导言》早在1895 年就随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再版而公之于世。列宁本人懂得德语，而且当时正生活在国外（从1895年5月起，先是在奥地利，后来到法国，再后来是到德国），不可能想象一生都非常关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注重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列宁没有看过《导言》。我们从他的家书里知道，他甚至在辛比尔斯克舒申斯克村流放地还问其姐姐能不能帮他补买到1897一1898年第1一6期和9一10期的《新时代》。当他在《法兰克福报》上读到关于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的短评时，他在写给其姐姐的信中也说，“我没有看到这本书，也没有看到任何论述它的文章”，“非常遗憾”。为了弄到这本书，他先是给彼得堡的卡尔梅柯娃书店写信，但是遭到拒绝；后来又给在布鲁塞尔的妹妹写信，也未能很快如愿，只是在经过漫长的等待以后才得到她从波多尔斯克弄到的此书。附带说一下，恩格斯的《导言》除了随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行世外，还刊登在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1894-1895年第2卷第27、28期上，既然列宁是这样一个如饥似渴地爱好学习、勤于思考的人，而列宁对《新时代》上的文章又那么关注，怎么会不读上面刊登的恩格斯的《导言》呢？

也许，斯大林是在1930 年以后才读到了《导言》的吧，也不是。问题的关键，是谢序辛著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一个编者注作了很不光彩的篡改。本来，这条注很客观地介绍了恩格斯《导言》发表过程中曾经出现的一些情况：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曾经坚决要求恩格斯对《导言》进行修改，以冲淡其中他们认为过分革命的调子；恩格斯为顾全大局，部分地接受了他们的修改意见，同时也坚决地拒绝了他们的一些错误的要求，并对所谓力求“仅仅在合法范围内进行活动”进行了批评；而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某些领导人在恩格斯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党的机关报《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并断章取义地摘录了《导言》的部分内容，造成一个印象，好象恩格斯是一个“无论如何要守法”的捍卫者；恩格斯对于这一做法极为愤慨，要求《新时代》全文发表《导言》，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但是，《新时代》发表的全文还是作者不得不作过某些修改的版本；而未经过这样修改的《导言》而保持原貌的全文，只是到1930 年才第一次在苏联出版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发表。显然，这里所涉及的只是那个未经修改而保持原貌的全文第一次发表的时间问题，而不是《导言》本身发表的时间问题。谢序辛著故意把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目的就是为了制造混乱，为他们把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说成是没有读过《导言》的“布朗基主义者”或受“布朗基主义”影响的说法提供支持。但是，假的就是假的，这样的伪造又怎么能保证不被识破呢？

至于中国，《导言》的翻译是和《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翻译一道进行的。这个时间也比较早，绝不是谢序辛著所说的1956 年。据我所知，此书早在在延安时期就已由柯柏年翻译了出来。抗战以后，柯柏年来到延安，在马列学院任教，同时，在马列学院的编译部从事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译了好些马列经典著作，其中就有《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后来有人批评柯柏年是教条主义，柯柏年感到很伤心，准备以后不干翻译了。毛泽东知道后，对他说，“你还是要翻译啊!”毛泽东之所以支持他搞翻译，是因为毛泽东有着强烈的学习马列著作的愿望，并且正在如饥似渴地学习着这些著作。毫无疑问，柯柏年翻译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毛泽东是读过的。当然，今天要找延安出版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已经不那么容易了。但是要找1956 年以前出版的这本书还不算困难。我在南京大学图书馆找到了一本上海1949年7月出版的版本，其版权页上的出版者为“解放社”，发行者为“新华书店”，但没有署译者是谁。目录页里有“《法兰西阶级斗争》序言”，而在第40页序言的末尾有恩格斯的署名，并署有“1895年3月6日于伦敦”字样。很清楚，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导言》。怎么可以把把《导言》在中国翻译出版的时间说成是1956年呢？又怎么可以一此为根据说毛泽东没有读过《导言》呢？

当然，这个问题不仅是读和没有读的问题，更重要的还是对《资本论》和《导言》本身的理解问题。应该说，谢序辛著对这两个经典著作的理解错误百出，说明他们自己根本就没有很认真地读过这两本书。对此，我已在《马克思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吗？》和《恩格斯“晚年放弃暴力革命论”了吗？》两文里作了比较详细的批驳，这里就不赘述了。

其次，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是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这也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知道，毛泽东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1471页）不错，在十月革命之前，也曾有人介绍过马克思，但是，其影响很小，只限于很少的知识分子，因为社会还没有感到有这种需要。从总体上来说，中国人确实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中国的五四运动不发生在十月革命之前，而发生在十月革命之后，其原因也正在这里。但是，十月革命的炮声震撼了全世界，人们正是通过十月革命这个震惊世界的伟大事变才知道世界上有列宁、斯大林这样的革命家，才知道有马克思、恩格斯其人和马克思主义。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谢序辛著在这里不是把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理解，而硬是把二者对立了起来，这样来认识二者的关系难道是正确的吗？尤其错误的是，他们想借此说明，毛泽东只知道列宁主义，而不知道马克思主义，而他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被他们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即他们所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他们所说的列宁主义也不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而是被他们丑化了的列宁主义，即他们所批判的“布朗基主义”。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的。在毛泽东最早读的马列著作中，首先要提到的，就是陈望道翻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他在对斯诺的讲话中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页）而在这时，毛泽东连一本列宁的书还没有读过，他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了，怎么能说，他接受的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呢？这显然是说不通的。

当然，毛泽东对列宁的著作也是十分重视的，不过，那是以后的事了。在20 年代后期，毛泽东已经开始运用《国家与革命》的思想来分析中国的问题了。而最令毛泽东高兴的是，在1932年4月红军打下漳州时，得到的战利品中竟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两个策略》（即《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其中，特别是列宁的两本书，使毛泽东如获至宝，反复阅读，从中汲取营养。他还在1933年寄了一本给彭德怀，并用铅笔在上面写了“此书要在大革命时看着，就不会犯错误”这样的话，可见他对此书评价之高，受其影响之深。（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4页）我们知道，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最大的理论贡献，是他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的这个理论，如果要追溯其理论渊源，最直接的，就是列宁在《两个策略》里提出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理论。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是由于是在十月革命以后进行的，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这就保证了它的前途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这一点，在毛泽东有关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论述中是讲得很清楚很明确的。实际上毛泽东在提出“新民主主义论”之初，就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结果，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建国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指导思想也都是十分明确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说，“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年版，第1437页）这里说的两个转变实际上构成了后来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框架，而《共同纲领》中的有关规定是实现两个转变的具体步骤和措施，则构成后来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核心内容。这两个重要文献说明，“新民主主义社会”乃是一个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这也正是新民主主义之所以新、之所以不同于旧民主主义的关键所在。谢序辛著却看不到这一点，指责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即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应该说，所谓的“放弃论”在我国理论界有相当的影响，但是，像谢、辛那样直接把新民主主义等同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还很少见。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曾在2003和2005年发表的两篇文章（一篇题为《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和过渡时期的关系问题》，载《长白学刊》2003年第4期；另一篇题为《再论新民主主义社会和过渡时期的关系问题》，载《长白学刊》2005年第1期）里进行过专门的论述，并且对产生“放弃论”的原因做了分析：一是因为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论述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新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准备，而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必然趋势）缺乏正确的理解；再就是刘少奇在1949年6、7月以后后观点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只知道他后来的观点，而对他在1949 年6、7月以前和毛泽东一致、和七届二中全会一致的观点却缺乏了解之故。限于篇幅，有兴趣的同志可参看上面提到的两篇拙文，这里就不多说了。

不过，在这里我还想对辛子陵先生的另一本著作——《毛泽东全传》中有关“放弃论”的观点再做一些评论。辛在《全传》中说，“一个历史之谜是毛泽东为什么要抛弃（？）《新民主主义论》和七届二中全会的正确路线，……据笔者看来，其个人动机是毛泽东急于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强烈愿望。自从斯大林去世以后，毛泽东认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要领导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要领导社会主义阵营，自己的国家搞的是新民主主义，那就不具备这种领导资格，必须使中国尽快地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毛泽东在建设问题上犯急性病的思想根源。”（《毛泽东全传》，第3卷，利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这真是以小人之新度君子之腹。毛泽东不仅不想当头，而且还坚决反对当头。他在1957年11月第二次访问莫斯科时，一踏上苏联土地就讲“以苏联为首”，在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也专门讲了以苏联为首的问题，并且明确地说，“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后来，在与留学生讲话时又讲到了这个问题。问题还在于，当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斯大林还根本没有逝世。我们知道，毛泽东在建国后最早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是在1952年9月24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而斯大林是1953年3月5日因脑溢血而突然逝世的，怎么可以把毛泽东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说成是斯大林逝世后因为想当头而急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呢？这显然是不合事实和逻辑的。

复次，谢序辛著把中国的社会主义说成是所谓“暴力社会主义”也是极其错误的。

马克思说，发现阶级的存在和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他的功劳，他所加上的新内容是证明了以下几点：“⑴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⑵阶级斗争比如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⑶这个专政不过是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页）恩格斯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强调:“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收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以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面对资产者没有运用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哪怕一天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页）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强调：“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页）事实上，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构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内容。毛泽东无疑也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核心内容或基本原理的。他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把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看作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越是反动派骂‘极权政府’，就越显得是个宝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2-1503页）现在，谢序辛著也参加了这个漫骂的行列，他们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核心理论或基本原理说成是要“剔除”的“空想成分”，把列宁主义说成是什么“布朗基主义”，而把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的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说成是“走上暴力社会主义道路”，这除了说明他们已经完全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完全站到敌对的立场上去了以外，是任何问题也不能说明的。

三、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造”搞错了吗？

谢序辛著说，“我们党在1956 年12月完成了引为骄傲的‘三大改造’之后，也迅速地认识到了这是个错误，提出过我们的新经济政策。毛泽东同志就说：‘上海地下工厂同国营企业也是对立的。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袖子一长一短，扣子没有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做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过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定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053-1956年] 第308页）

其实，毛泽东只是对“三大改造”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补救和解决的办法，根本谈不上是对“三大改造”的否定，但是到了谢、辛那里，事情却被说成是毛泽东“认识到了”“三大改造”“是个错误”，歪曲事实到这种程度，实在是世所少有。

对这个问题，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里有较为详细的记述：

1956 年11月民建一届二中全会后，黄炎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全行业公私合营，工商业者的表现是好的。这几个月，有少数人表现了消极作用，流行着定息万岁的口号，白天是社会主义，夜里是资本主义，还出现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任务还是艰巨的。”这些话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于是在12月5日、7日、8日散套，花3个晚上的时间，分别找陈叔通、全国工商联正副主任、各省市工商界代表谈话。5日晚，陈叔通又提出了三个问题：资本家对定息能拿多久没有底，怕取消太快；资本家现在还给安排，怕再过几年会不会被一脚踢开；合营以后，如何进行自我改造？于是就引出了毛泽东的谈话。（《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32-433页）

从黄炎培和陈叔通所反映的情况看，显然是属于对私改造后出现的一些属于比较具体层次的问题，特别是一些与资本家个人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而毛泽东的讲话属于让资本家们打消顾虑的性质，根本谈不上什么“认识到了”“三大改造”“是个错误”。这一点，只要认真看看《毛泽东文集》里毛泽东在1956年12月7日和8日两次讲话的内容，就可以了解得非常清楚。在那里，毛泽东讲到了一些资本家误解的“取消定息”问题，并且明确地讲到了定息的时间应该是7年，还可以拖一点尾巴；讲到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是人都包下来了”，“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还讲到他“主张把90%的中小资本家不划入资产阶级范围，拿到的定息只够买几包香烟的，就叫他们小资产阶级”，等等。（《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176、179页）实际上，这些话都是针对资本家的顾虑，给他们吃的“定心丸“。当然，毛泽东在讲话里，也对资本家进行了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怎么能说毛泽东是认识到“三大改造”“是个错误”呢？

而且，如果毛泽东真的“认识到”“三大改造”“是个错误”的话，按照常规，也应该是先在党内研究，作出改正的决定，而决不会是先跟工商界谈这个问题。这些，本来都是很清楚的，但是谢、辛们为了制造混乱，连起码的常识也不顾了。

在这方面，薄一波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他说：“毛主席这里讲的‘又搞资本主义’，我理解，他当然不是说又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说，在所有制结构上，要在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的前提下，适当保持和发展一些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并引进华侨投资。这样做，可以使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有个‘对立面’，保留一定的竞争机制。”（同上，第434页）我们知道，薄一波也是当时这些事的直接参与者，是一位知道内情的人，应该说，他的理解和分析是有价值的。

这里还要指出一点，不知是谢、辛 是无意在写作时误植，还是有意制造混乱，他们所引用的毛泽东的话，其中有一处，无论是和《毛泽东文集》上的文字，还是和薄一波书中引用的文字都不一样：谢、辛的引文是“上海地下工厂同国营企业也是对立的”，而《毛泽东文集》的说法和薄一波的引文都是“上海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的”。这里的“国营企业”和“合营企业”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仔细分析起来，还是后者准确。因为当时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还只是“基本完成”，依旧是“合营企业”，还没有“最后完成”，成为“国营企业”，而且在当时具体条件下地下工厂和地下商店的直接对立面或竞争对手，只能是“合营企业”，而不可能是“国营企业”。显然，毛泽东把“地下工厂”作为“合营企业”的对立面，实际上是把未改造的和改造的企业进行对比，这正好说明毛泽东对于改造是肯定的而不是否定的；而谢序辛著把它改成“地下工厂”同“国营企业”是对立物，这就否定了合营企业的存在，就根本不能说明改造的问题了。

在这个问题上，谢序辛著还说什么“这是我们认识到了但是没有勇气实行的一项政策。这些对自己错误的反思还停留在嘴上，正确思想的火花一闪很可就熄灭了。”

这是对毛泽东的无端的指责。毛泽东当时根本就不存在如谢、辛们所说的那样“认识到了”“三大改造”“是个错误”，又何来进行根本改变的新政策呢？在他们看来，毛泽东是言行不一、没有勇气改正错误的，但是，事实上，对于私营工商业改造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毛泽东也好，党和政府也好，是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的。比如，对于所谓地下工厂和地下商店，当时就没有采取取缔的办法，而是允许其存在；又比如，合作工厂和一些商业网点过于集中，做了适当分散的调整；还有，对一些有特色的手工业，也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1957 年5、6月间，我们厦门大学经济系三年级的学生曾到上海参观实习，听了许多经济部门领导的报告，他们既讲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成绩，也讲出现的某些问题和改进，这和后来看到的毛泽东的讲话正好相表里，益信事实就是这样。当然，谢、辛们所想象的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局面并没有出现，因为毛泽东本来也只是对政策执行中的问题作某些具体的调整，而不是从根本上否定过去的政策。

毛泽东说，“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我理解，实际上是说，在消灭了资本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之后，还可以根据社会的需要，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外，允许搞一点为数不多的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这可以说是一种体制外的经济。这种体制外的经济当然不能大于、更不可取代体制内的社会主义经济，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改革开放后提出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思想，可能正是从毛泽东那里得到的启发。

四、关于“反右”、“大跃进”、“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问题

谢序辛著还说，“有人说，我们的制度好得很，决不学西方民主。……实践是检验真民主和假民主的唯一标准。我们的制度不能阻止把50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跃进的疯狂发动，当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废止宪法、停止议会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

在谢、辛们看来，我们的制度很不好，而西方的民主才是真民主。如此公开露骨地诋毁社会主义制度和吹捧西方的所谓民主制度，实在还是很罕见的。对这些问题，我想留到后面的文章里再讲。这里，想就他们提出的反右派、大跃进、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等问题发表一些看法。

先说反右。

谢序辛著对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极其仇恨，我们要客观地评价反右运动。应该说，反右是有其背景的。我们知道，1956年2月举行的苏共20大，特别是这次会后赫鲁晓夫作的“秘密报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东欧，发生了波匈事件。波兰和匈牙利都出现了工人走上街头、与政府发生对抗的局面。这件事给了中国的一些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人以很大鼓舞，他们利用共产党进行整风的机会，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了猖狂进攻。这只要把当时一些右派言论再拿到光天化日之下展览一下，谁能说那些公开的杀气腾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叫嚣不是右派言论倒是左派言论？毛泽东说，“在阶级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大上阶级的烙印。”（《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页）他还说，“凡有人群的地方，皆有左中右。”诚哉斯言。谁能说毛泽东的这些话不是真理呢？当然，反右派有一个扩大化的问题，把一些不该成为右派的同志错划为右派，这是应该纠正和平反的。事实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且也进行了大量工作。从1959年到1964年就有30多万右派摘掉了帽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平反和恢复名誉的工作。但是，从根本上否定右派的存在和反右派运动则是错误的。我们不能设想，在中国这样一个有数忆人口的大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有的人都是积极赞成的，没有人反对、破坏；如果这样看，这实际上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观点，而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再说大跃进。

1956年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1957年又取得了反右派斗争的胜利，社会主义不仅在经济战线上而且在政治思想战线上都取得了胜利。但是，要真正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样，赶超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就提到了毛泽东的日程上来了。首先，在1958年5月举行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低哦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且提出了一整套两条腿走里的方针。接着，在1958年8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了1959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当时的工农业生产问题，作出了把钢铁产量由1957年的535万吨“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的决定，并且通过了《关于建立农村人民公社的决议》。“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的群众运动由此在全国范围展开。应该说，“大跃进”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其提出的基础的。它反映了我国人民要摆脱“一穷二白”的强烈愿望，反映了他们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雄心壮志。但是，它没有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和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后来，毛泽东也发现了存在的问题，并且也进行了纠正。但是，对“大跃进”是不应该全盘否定的。应该说，大跃进的成果是巨大的，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更应该加以保护。事实上，我国的一些高新技术（如研制原子弹等）就是那时起步的，我国的大庆油田就是那个时期拿下来的，一些工业空白（如万吨水压机、车轮轮箍等）也是那时填补的，而全国的地方工业（包括钢铁、煤炭、机械、化肥、水泥、水电等）和集体企业也大都是那时发展起来的。就此而言，“大跃进”是功不可没的。谢序辛著把没有阻止大跃进的“疯狂发动”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缺点和毛泽东的罪过，是不是太过分了呢？

再说公社化。

如前所说，《关于建立农村人民公社的决议》是在1958年8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起初提出要扩社、并社和建立人民公社，也不是一些人头脑发热，而是生产发展的需要。1957 年冬和1958年春，在我国农村兴起了大兴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热潮，而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水利设施规模大和农业社规模小的矛盾，于是就出现了并社和扩社的事情。在此基础上，1958年3月举行的成都会议上作出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并为大社的意见》。这样，并社运动就在各地开展了起来。在这方面，走在前面的是河南。4月20日，河南遂平县将四个乡的27个农业社合并，共同组成嵖岈山公社，成为我国最早的公社之一。8月6-8日，毛泽东视察河南七里营公社时说，“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兵，它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随后，在北戴河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上面提到的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公社化就这样在全国开展了起来。试问：“公社”本身是群众在生产中的创造，有什么不可？毛泽东和党中央总结群众的经验，加以推广，有什么错误？当然，在推广的过程中曾经出现了许多问题，主要是“一平二调”，“刮共产风”，强迫命令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后来毛泽东和党中央都用了很大的力气进行了纠正，最后人民公社实行的实际上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对自留地和自留牲畜也都作了明确规定。面对这些事实，谢序辛著怎么能说公社化是“疯狂发动”的呢？

最后说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也不是偶然的。实际上，从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起，毛泽东就开始感到在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里存在着出现修正主义的危险。他在1965年8月11日的一次讲话里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到了晚年，有一次他对身边护士说：“我多次提出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要是按照他们的办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走回头路。”这就是毛泽东为什么不用常规的办法，而用发动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办法的原因。应该说，毛泽东的动机是无可非议的。当然，后来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极其复杂的情况。林彪和四人帮都利用了文化大革命，而群众运动一旦起来之后，还出现了一些难以控制的局面。这些都是是毛泽东所始料不及的。文化大革命打击面过宽，伤害了许多好人，而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混乱局面更使生产受到了很大影响。但是，有些人显然夸大了文化大革命的负面影响，他们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一场浩劫，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到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样说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事实上，我国在文革期间，农业生产一直保持稳定增长；在工业方面，为农业服务的农业机械、化肥、农药都有了很大增长，建设了一些重大的工业项目，像四川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湖北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武钢1米7轧机工程、贵州六盘水煤田、山东兖州煤矿，还有刘家峡水电站、葛洲坝水电站；交通方面，建成了南京长江大桥、成昆铁路、湘黔铁路、宝成铁路电气化工程；科技方面，1966年10月进行了导弹核武器的成功发射，1967年成功爆炸了第一棵氢弹，1969年9月成功地进行了地下核试验，1970年4月发射了第一棵人造地球卫星，1975年11月又成功地发射并收回了一棵人造地球卫星。（参见陈昌智、于建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简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0-233页）此外，还进行了大型飞机运10的研制。等等等等。至于谢序辛著把毛泽东发动是文化大革命说成是“法西斯式的”更是一种恶毒的污蔑，除了一些仇视毛泽东的人外，一切革命者是不会这样说的。

今天，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31年，但是他的事业和思想还留在我们的生活中。河南临颖县的南街村，在市场经济物欲横流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着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光荣传统，他们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干部和群众，坚持搞集体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而一次又一次出现的毛泽东热也证明，人民并没有忘记毛泽东。最近看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院龙芯研发中心的首席科学家至今还穿着中山装，身上还别着毛泽东像章，他们的大办公室挂着国旗和党旗，立着毛泽东的塑像。当然，我不是要人们在形式上也学他们，而是说，在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正是这种精神，鼓舞着他们作出了非凡的业绩，受到了国外同行的尊重，为国家争了光。毛泽东说，“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是啊，人要是没有了精神，岂不成了行尸走肉？！我在这里当然不是骂人，而是希望引起人们对毛泽东所倡导的精神的重视，学习他们的精神，共同努力，打退谢、辛们所掀起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进攻，把毛泽东在中国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进行到底！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吗？

——九评民主社会主义“正统论”、“救国论”

奚兆永

谢序辛著在否定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同时，还竭力歪曲邓小平发动的改革开放事业。他们说：

“中国没有在苏联东欧巨变中垮台，这要归功于邓小平在这之前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当改革开放路线得到大多数人支持取得主流地位以后，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和他的主要助手胡耀邦等同志顶住‘复辟资本主义’的指责，解散人民公社，废止近乎单一的公有制（1978年公有制占99．1%），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生产力请回来了。读者可以看到，这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这段话表面上是对邓小平理论和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的肯定，实际上是对他的理论和时间的极大的歪曲。如果邓小平真如谢序辛著所说，“顶住‘复辟资本主义’的指责，解散人民公社，废止近乎单一的公有制（1978年公有制占99．1%），”并且“把资本家请回来”，那么，邓小平和真的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了。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这这篇文章里我要为邓小平置一辩，同时也是对谢序辛著置一驳。

一、关于所谓“顶住了‘复辟资本主义’的指责”

谢序辛著说“当改革开放路线得到大多数人支持取得主流地位以后，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和他的主要助手胡耀邦等同志顶住‘复辟资本主义’的指责”这句话，给人的印象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改革开放的政策就遭到很多人的反对，邓小平等是吨感住反对派的很大的压力进行的。这样说，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也是自相矛盾的。关于不符合事实，我们放在后面讲，这里先说自相矛盾。因为谢序辛著在讲“顶住‘复辟资本主义’的指责”一话之前有一个前提，这就是 “改革开放路线得到大多数人支持取得主流地位”，既然已经“得到大多数人支持”并且已经“取得主流地位”，这个“顶住‘复辟资本主义’的指责”的压力就不是那么很大了。把这两个“事实”放在一道，其矛盾就显而易见了。

问题还在于，这一说法是不符事实的。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要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环节和形式，但是，改革不是革社会主义的命，不是否定社会主义。这一点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明确地指了出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三个月，根据三中全会的决定，举行了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在这次务虚会上，邓小平作了一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了批判。在这个报告里，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页）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说的这些话，实际上说明，在当时，主要的干扰不是来自左面，而是来自右面。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是为了“顶住”所谓“左”的干扰，恰恰是为了“顶住”右的干扰。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值得注意的是，自这以后，邓小平几乎一有机会就要出来讲四项原则，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问题。比如1980 年1月16日，他在中央召集的干部工作会议上说，“现在，特别是在青年当中，有人怀疑社会主义制度，说什么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这种思想要大力纠正。社会主义制度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苏联搞社会主义从1917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六十三年了，但是怎么高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我们其实缺乏经验，也许现在我们才认真地探索一条比较好的道路。但不管怎么样，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已经得到了证明，不过还要这么得更多更好更有力。”（同上，第251页）

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在与外宾谈话时说，“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2-63页）

1985年8月28日在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说，“我们1981年见面时谈过‘四个坚持’， ……如果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同上，第137页）

1986 年9月 28日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说，“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自由化、社会主义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同上，第180页）

1987 年4月30日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副首相格拉时又说，“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形成，是要改变我们社会主义性质。”“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大上大量的人回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同上，第228-229页）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总结“六四事件”时说，“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地都很少。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同上，第305页）

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同弟弟邓垦谈话时再一次谈到了“四个坚持”问题，他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社会主义时常经济的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没有四个坚持，究竟会是个什么局面？”《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963页）

以上我们摘引了邓小平自1979年3月至1993年9月这14年半时间里的有关论述，说明在这段时间里他始终没有忘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当作一个根本的问题来看待的。如果说他“顶住”什么的话，按他自己的说法，那也不是什么对于“‘复辟资本主义’的指责”，而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是一些人要搞的全盘西化的所谓改革。

二、关于所谓“解散人民公社”

谢序辛著说邓小平“解散人民公社”，这样说也是完全错误的。在上一篇文章里说到“公社化”时我曾说，“公社”本身是群众在生产中的创造，毛泽东和党中央总结群众的经验，加以推广，这都是正常的。只是在推广的过程中曾经出现了“一平二调”，“刮共产风”，强迫命令等问题。不过这些问题后来毛泽东和党中央都用了很大的力气进行了纠正，最后人民公社实行的实际上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对自留地和自留牲畜也都作了明确规定。就此来说，人民公社也根本谈不上需要解散的问题。而事实上，邓小平没有也不可能颁行任何解散人民公社的法令。而且，人民公社作为一部分劳动群众的集体体经济的组织，其存废问题也应由他们自己来决定，而不应该是由某个领导人来宣布“解散”的。事实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出现联产计酬承包责任制，最初也是群众自己搞起来的，当然这里也有一个领导支持和推广的问题，但是，把它说成是某一个领导人“解散”人民公社的结果，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不是对邓小平的肯定，而是对邓小平的歪曲。

在这方面，人们往往因为邓小平曾经说过“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就认为他是主张私有化的。其实这也是误解。我们知道，邓小平讲“猫论”是在1962年7月，当时是针对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某些地区如何恢复和发展农业产生问题而说的。他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都些初步意见，还没有做最后决定，以后可能不算数。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当时他还强调，“当然，我们全党应该有一个统一的主意，应该有一个主见。比如说，要尽量保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就得说服群众，加强干部。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现在要冷静地考虑这些问题。过去对这些问题考虑得不够，轻易实行全国统一。有些做法应该充分地照顾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和特殊情况，我们没有照顾，太轻易下决心，太轻易普及。”他还说，“总的说来，在全国，要巩固集体经济，也就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根本方向。”（《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3、324页）。

应该说，邓小平对毛泽东和党所领导的合作化运动并不是持否定态度而是持肯定态度的。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5月5日），他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说，“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那时，在改造农业方面，我们提倡建立互助组和小型合作社，规模比较小，分配也合理，所以粮食生产得到增长，农民积极性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3-314页）当然，后来人民公社搞“一大二公”，脱离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是过了头了，但是这些后来也都得到了纠正。公社的体制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就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邓小平对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的，他在1980年5月31日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时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起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5页）毫无疑问，邓小平的谈话对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的，但是，这绝不是说，他“解散”了人民公社。从他的谈话看，他对于集体经济仍然是充分肯定的，不仅肯定了现在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种低水平的集体化，而且肯定了随着生产的发展，低水平的集体化还要发展为高水平的集体化。“解散”一说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问题在于，邓小平虽然支持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是，对于那些坚持搞比较高水平的集体化的人，并没有采取强迫命令的简单做法，相反还指明了进一步发展集体经济的方向，根本也谈不上什么“解散人民公社”的问题。这一点，在他1981年9月9日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的谈话里说得非常清楚：“我们现在正在研究有关公社制度问题，这还是一个探索的问题。现在的中心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调动人的积极性，概括起来就是责任制，在建立责任制的基础上真正体现按劳分配。”不仅如此，他还谈到了要“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并且提出了四条具体的条件：“机械化水平提高了”，“管理水平提高了”，“多种经营发展了”，“集体收入增加而且在整个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了”。他认为，“具备了这四个条件，目前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形式就会有发展变化。这种转变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产本身提出的必然要求。”（《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5-316页）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谈话里仍然使用了“公社制度”这一说法，而且认为“这还是一个探索的问题”，怎么可以说是“解散人民公社”呢？事实上，在中国，并不是所有的生产队都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些生产队、生产大队或公社还是保存了下来，有些虽然曾经改成为低级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过，而后来又改了过来。他们这样做，也并没有受到邓小平和党中央的强硬干预。这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这个问题如果再联系邓小平后来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大量论述，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不止一次谈到的的“两个飞跃”的论述，就会更加清楚。

邓小平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论述很多，如他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紧决执行和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邓选》第3卷，第111页）还说，“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总之，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过去四年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139页）

1992年7月23、24日邓小平在审阅14大报告时说，“农村经济最终还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有的地区农民已经提出集约化问题了。这个问题这次不提也可以，还是巩固承包制，但是以后总是会提出来的。现在土地是公有的。要提高机械化程度，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成果，一家一户是做不到的。特别是高科技成果的应用，有的要超过村的界线，甚至要超过区的界线。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和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9-1350页）

总之，在我看来，所谓邓小平“解散人民公社”说是不能成立的。

三、关于所谓“废止近乎单一的公有制”

谢序辛著还说邓小平“废止近乎单一的公有制（1978年公有制占99．1%）”，这样说也是完全错误的。

应该说，“单一公有制”这一说法并不正确，因为不论是当初的苏联，还是后来的中国，都并不存在什么“单一的公有制”。实际上，苏联和中国的公有制都是由两种公有制形式构成的：一种是国家所有的全民所有制形式，一种是部分劳动群众所的集体所有制的形式。实际上，单一的公有制或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一种设想，有现在有些人喜欢的说法来说，只是一种目标模式。他们在具体论述社会主义革命时是严格小农和大地所有者以及农业资产阶级的不同情况的。恩格斯说，“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决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9-490页）就是说，在未来社会至少在起一定的历史阶段将会存在公有制的两种不同形式，而不是单一的公有制，这一点，即使对于马恩来说也是很清楚的。至于后来苏联和中国，由于经历了实践的过程，就更加清楚了。

显然，谢序辛著所说的“单一公有制”是另有所指的。事实上在他们之前也有人用这样的说法来表示只有公有制而没有私有制这样一种情况。但是，这样的表述显然和已有的概念产生混淆并造成人们在理解上的混乱，从理论上来说，是不可取的。

当然，问题并不在于应该如何表述概念，问题在于应该弄清楚事物发展的客观过程。实际上，邓小平并不存在什么“废止单一公有制”这样一种指导思想；恰恰相反，他一再强调的正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在上世纪70年代邓小平的论述中，讲公有制较少，讲按劳分配较多来。这并不是因为他不重视所有制问题，而是因为按劳分配的前提就是公有制，因此讲按劳分配本身就已经包含了肯定了公有制这个前提。后来因为改革开放涉及到了所有制问题，因此邓小平就一再强调要以公有制为主体。他在这方面的论述很多，这里不妨略举数例：

比如，他在1979年3月30日的一个报告中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经验中所的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6页）

又如，他在1985年9月23日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说，“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2页）

再如，他在1989年6月6日对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这一点上，这次暴乱对我们的启发十分大，十分重要，使我们头脑更加清醒起来。”（同上，第311页）

甚至到了晚年，他也没有忘记对这个问题的强调。1992年1-2月，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视察并发表讲话的要点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其中讲到“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并发症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1页）

从邓小平的这些论述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对于社会主义的坚持，对于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坚持，而这和所谓“废止近乎单一的公有制“的说法，显然是格格不入的。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邓小平对于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于引进外资是起重要的作用的。但是，他之所以这样做，只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而决不是为了否定公有制主体地位，更不是为了仿效西方国家搞所谓“混合经济”，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点，只要是不抱偏见的人，都会作出自己的判断的。

四、关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问题

邓小平关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是作为贯彻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的问题提出来的。

还在1975年，邓小平就提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都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31页）

邓小平正式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先富起来，是在1978 年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同上，第152页）

后来，他在1980年1月16日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又再次提出:“我们提倡按劳分配，对于有特别贡献的个人和单位给予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也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方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裕起来。这是坚定不移的。（同上，第258页）”

这些都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关于使一部分人、一部分单位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思想，是和按劳分配紧密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就这一点来说，邓小平所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决不是什么民主社会主义思想。

但是，随着邓小平这一政策的实行，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也要看到一种倾向，就是有的人、有的单位只顾多得，不但不照顾左邻右舍，甚至不顾及整个国家的利益和纪律。比如群我们疏忽了一点，出了一股滥发奖金风，奖金一项发了约50亿。其中大部分是发得对的，也有相当部分发得不对，不是小数。有些生产、利润都没有完成计划的单位也发了奖。……另一方面，好多行业得不到奖金，……这就造成不合理的可以了不均，造成新的社会问题。”对此，他提出，“多劳多得，也要照顾整个国家和左邻右舍。”（同上，第258页），

1985年，农村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年11月24日，薄一波向邓小平谈到农村党员干部在发展经济中的三种情况：一、带领群众共同富裕；二、带头个人致富；三、依仗特权谋私致富，其中有的是雇工经营者，得到上边特殊扶植，占用公有资源、大量贷款。邓小平听后说，“对第三种，要控制，可以收累进税。贷款也应有区别政策。雇工，我说看两三年是必要的。三中全会以来，差两个月到第七个年头了。农村形势是好的，这一点必须肯定，不承认不对。这几年所采取的各项办法是对头的，是为了保护前两种发展，如果不保护就会乱，这必须认真注意。但对后一种要管一下，是管一下的时候了。占用国家的资源、国家的贷款，不管一下不行。将来还要引导到集体经济，最终要引导到集体经济。……有一个报告说，雇工经营出现是必然趋势，不可避免的，现在要考虑如何纳入轨道。这个意见对。”（《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6页）

对于出现的行业间苦乐不均，邓主张要“照顾整个国家和左邻右舍”；对于有些人利用特权致富，邓主张要用税收和金融杠杆调节；对于雇工，邓主张“要考虑如何纳入轨道”。应该说，这些做法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说明邓小平的政策不属于民主社会主义，而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谢序辛著对邓小平的“赞扬”是根本错误的。

当然，我们事后来研究这个问题，还是可以从中吸取许多教训的。在我看来，邓小平的上述做法之所以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后来甚至愈演愈列，致使贫富差距愈来愈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做法仅仅是治标，而未能治本；只是在结果上做文章，而没有能够在根源上触及事情的本质。比如行业之间的苦乐不均，根本原因是行业垄断，这种由垄断而形成的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并不是垄断行业的劳动者创造的，因此也不应该完全归这一行业的人所有。还应理解，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属于全民，而不属于该全民企业的厂长、经理和职工。这都是起码的道理，但是长期以来，这些道理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强调，而让一些人钻了这个空子，成为“先富起来起来的人”。又比如，一些人利用特权致富，本该取消其特权，但是，在这方面却未能拿出有力的举措，结果贪污腐败、盗窃国家资财的现象有增无减。这也是造成贫富悬殊的一个重要原因。至于雇工剥削问题，我们将在本文的下一部分再进行讨论，这里就不多说了。

五、关于所谓“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生产力请回来了”

谢序辛著还大谈什么邓小平“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生产力请回来了”，以此说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是，事实又怎样呢?

这里我们先说一下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看法。

1980年5月5日，他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采取赎买政策，一方面把它们改造成公有制，另一方面也没有损害国民经济的发展。……由于我们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特点采用这些方式的，所以几乎没有发生曲折，生产没有下降还不断上升，没有失业，社会产品是丰富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页）

应该说，邓小平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评价是积极的，同时也是客观的。这和谢序辛著”把“三大改造”说成“是一个错误”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正因为如此，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开放并不是纠正“三大改造”的错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是把资本家当作革命对象，而改革开放则又把资本家请回来了。不仅如此，邓小平的话还告诉我们，社会主义较之资本主义是更先进的生产关系，代表更先进的生产力，不然又怎么解释他说的在改造过程中“没有损害国民经济的发展”，“生产没有下降还不断上升”呢？显然，邓小平的这一看法和谢序辛著把资本家看作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的观点也是大相径庭的。

这里还要介绍一下邓小平对于出现新资产阶级问题所采取的态度。

早在1985年邓小平就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走上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11页）

他还说，“至于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同上，第139页）

到了晚年，他对这个问题还是念念不忘。1993年9月16日，在与其弟邓垦的谈话中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要难。分配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要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邓小平把改革开放的成败与能否防止出现新资产阶级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他忠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又一个证明。在这方面，邓小平不仅看到了发展生产增加财富的重要，而且看到了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更大。这也是邓小平比谢序辛著的高明之处。在谢辛们看来，只要生产增长了，财富增加了，就是“最大的硬道理”，殊不知在他们认为已经可以做结论的地方，更加重要的问题正在等着人们去研究呢。

谢序辛著说什么邓小平“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的生产力请回来了”，并以此为根据，认定邓小平的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这不仅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极大歪曲，同时也充分暴露出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货色。恩格斯曾在其晚年著作《法德农民问题》中说，“社会主义是专门反对雇佣劳动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3页）对照谢序辛著把“请回资本家”，并且把资本家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个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就非常清楚了。

当然，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邓小平把两极分化归之于分配似乎有些就事论事的味道。实际上，就分配论分配，仅仅从分配的角度来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也是难以从根本上奏效的。马克思说，“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这个我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就产生现在这样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如果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页）就是说，我国目前的两极分化的现象，必须到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中去寻找，从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方式越来越扩大、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方式越来越缩小中去寻找。二十多年前，邓小平曾说，“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抗议避免两极分化。”（《邓小平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

谢序辛著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说成属于民主社会主义，其目的是为了利用邓小平的威望，拉大旗，作虎皮，裹着自己去吓唬别人。但是由于话说得太离谱了，结果反而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实在是咎由自取，怨不了别人的。

新一代领导人走的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吗？
——十评民主社会主义“正统论”、“救国论”

奚兆永

谢序辛著不仅歪曲邓小平，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说成是“属于民主社会主义”，而且歪曲新一代领导人改革开放的举措。他们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江泽民主持下，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废止计划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02年加入WTO，与世界经济接轨。胡锦涛主政伊始，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标志着中国踏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然而，不管谢序辛著如何歪曲，事实终究是事实，它是不会以某些人的主观的意志为转移的。

一、关于所谓“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谢序辛著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江泽民主持下，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废止计划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首先，说十四届三中全会“废止计划经济”就不正确。
我们知道，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而是早在十四大就提出来了。十四大报告中明确地说，“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14大之前，有关建立新经济体制的提法问题曾经有过不同意见。江泽民1992年6月9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讲话里说，“最近经过学习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在对计划与市场和建立新经济体制问题的认识上，又有了一些新提法。大体上有这么几种：一是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二是建立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他说，“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在这方面，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江泽民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里对此做了这样的说明：“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而者是同意的，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要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必须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不如此便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市场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消极一面，这种弱点和不足必须靠国家对市场活动的宏观指导和调控来加以弥补和克服。”（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页）
江泽民明明说“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不会因为提法中没有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十四届三中全会又强调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结合在一起的，强调了国家宏观调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本质的要求，但是，的了谢序辛著那里，就变成了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废止计划经济，二者相去又何止十万八千里？！
而事实也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在我国建立，但是，它并没有“废止”计划经济的一些做法。我国的五年计划，虽然已改称五年规划，但是它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的地位并没有发生变化。
其次，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成是向民主社会主义“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也是完全错误的。
显然，谢序辛著是把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混为一谈了。实际上，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并不是私有制社会甚或只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现象。马克思就曾指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曾经在极不相同的社会里都存在过。他说：“作为商品而进入流通的产品，不论是在什么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不论是在原始共同体的基础上，还是在奴隶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都不会改变改变自己作为商品的性质；作为商品，它们都要经历交换过程和随之发生的形态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2页）他还说，“商品交换过程最初不是在原始公社内部出现的，而是在它的尽头，在它的边界上，在它和其它公社接触的少数地点出现的。这里开始了物物交换，由此侵入公社内部，对它起着瓦解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9页)这就是说．最初的商品交换是在两个公有制经济之间发生的，而后才侵入公有制经济内部，对它起着瓦解作用，从而产生了私有制的。面对这样的事实，显然不能认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只是私有制甚或只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所特有的现象。苏联和中国的实践都表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将继续存在。
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是有重要贡献的。斯大林通过社会主义的实践，深刻地认识到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都是不可或缺的。他坚决地否定了那种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可以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观点，并且强调：“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548、549页），
显然，谢许辛著没有看到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所具有的不同的性质而将其一般看待了。这样，当他们一看到原来的所谓“暴力社会主义国家”也搞市场经济，就认为这是向他们所向往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迈出了一大步”了。由于他们的立论是建立在对事物的错误理解的基础上的，其不能成立也就很自然了。
至于说“2002年加入WTO，与世界经济接轨”，这和所谓“迈入”民主社会主义有什么关系呢？世界上加入WTO的成员很多，我国加入时已是第143个成员。在这些成员中既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也有社会主义国家，像古巴、中国就是。世界上由社会党执政、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按照谢序辛著所说，也就是十几个，怎么加入WTO也成了向民主社会主义“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呢？世界上有那么多加入WTO 的国家和地区，是不是也都是向民主社会主义“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呢？这在逻辑上显然是说不通的。

二、关于所谓 “踏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标志”

谢序辛著还说什么“胡锦涛主政伊始，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标志着中国踏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这样说是完全错误的。
在展开正题之前，首先要指出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把2004年3月举行的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全体会议说成是“胡锦涛主政伊始”，这在时间上是错误的。我们知道，胡锦涛同志是在2002年11月15日举行的党的十六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党的总书记的，由于共产党是执政党，而党是领导一切的，因此，显然应该以当选为党的总书记的时间作为他“主政”开始的时间；把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作为其“主政”开始的时间无疑是错误的。
当然重要的问题还不是“主政”开始的时间问题，而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宪法”就“标志”“中国踏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知道，“三个代表”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本世纪初才提出来的，而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前者产生于中国，后者流行于西欧；更重要的是，前者的内涵和后者的内涵明显不同，怎么能把“三个代表”的思想作为所谓“中国踏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标志”呢？！
也许谢序辛著认为，三个代表中的第一个代表——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不仅有工人阶级，而且有资本家阶级。他们在“称赞”邓小平时曾说他“把资本家请回来了”，“把先进生产力请回来了”，对此我曾在上一篇评论里已进行过批驳，这里还要指出的是，能够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只能是工人阶级，而不可能是资本家阶级。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生产力的构成来看。大家知道，生产力由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构成的，而其中人的因素，只是指从事生产活动的人即劳动者，显然不应该包括剥削者。列宁曾说，“全人类的首要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如果他们能够活下去，我们就能拯救一切，恢复一切。”（《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1页）毛泽东也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2页）毛泽东所说的的人，显然也是指劳动者，而不是指剥削者。谢序辛著把资本家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显然是不正确的；而他们由此而推断提出“三个代表”就是“中国踏上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标志”更是十分错误的。。
至于说将“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作为“中国踏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标志”也是完全错误的。
首先，将“保护私有制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一说法本身就就不符合事实。应该说，修改前的宪法本来就有“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的条文，只是2004年3月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对其做了某些修改。修改后的条文是：“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进行监督和管理。”从修改前后条文的对比里，我们看到，二者并无根本的不同，而只有微小的差别。在我看来，这一修改主要涉及的是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鼓励和支持，但是，对其要进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的精神并无变化。
其次，把“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说成是“保护私有制”也是不恰当的。这里的问题是，私有制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而不是一个超历史的永恒的范畴。当私有制还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时，当然应该给以鼓励和支持，但当其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那就要对其加以引导，——引导其变革为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就这一点来说，对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保护并不是绝对的、永恒的，而是相对的、暂时的。因此，《共产党宣言》关于“消灭私有制”的论断并没有过时，也决不会过时。谢序辛著妄图以所谓“保护私有制”来取代《共产党宣言》里有关“消灭私有制”的原理，是徒劳的。
应该指出的是，民主社会主义不愿意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基，而只愿意在保存私有制的前提下作某些改良，而我国之所以在一定时期内保护、鼓励和支持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目的只是为了发展生产力的需要，这些经济终将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这一点，正是共产党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党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区别所在；同时它也说明，仅仅根据宪法上有关于“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合法权利和利益”的条款就将其作为“中国踏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标志”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如果说，谢序辛著所提出的种种证明“胡锦涛主政伊始”就“踏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理”的论据是不能成立的，那么，大量的事实却可以证明，“胡锦涛主政伊始”所走的恰恰是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
“胡锦涛主政伊始”所做的第一件事，人们至今记忆犹新，是谢序辛著歪曲不了的。我们知道，十六大是2002年11月举行的，在16 大和16届1中全会结束以后不久，胡锦涛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就在12月6日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参观访问了七届二中全会旧址，并在那里强调了毛泽东当年提出的“两个务必”的作风。此举表明，新当选为总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和革命传统的尊崇和景仰，同时表明他想通过重温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来解决当前在干部队伍中存在的思想作风问题。他说，“应该看到，这些年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中有滋长蔓延之势，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在一部分党员、干部那里被淡忘了，在少数人那里甚至被丢得差不多了。大量事实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不能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能不能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对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是一个很现实的考验。”此举在国内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特别是给广大的劳动群众以极大的鼓舞。
说到“胡锦涛主政伊始”做的事，还有一件事是必须一说的。2003年7月，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有鉴于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特别是在拉美所造成的危害，指示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课题组，系统、深入地研究分析新自由主义。该课题组的成立和开展的研究活动，对在我国开展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应该说，这也是胡锦涛同志在“主政伊始”所做的不可不提的一件事。
这以后，在2004年1月，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并发布《关于进一步繁荣这些社会科学的意见》这一重要文件。这个一文件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就是《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该《工程》既包括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包括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还包括马克思主义各学科教材的编写和人才培养等。
2004年5月28日，胡锦涛提主持中央政治局的学习会，请杀害财经大学的程恩富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的李崇富教授讲解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的现状和发展问题。
2005年2月6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的基础上通过扩大和提升建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正式成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冷溶同志兼院长，程恩富同志任常务副院长。
以上种种举措，都反映了以胡锦涛同志为首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作的高度重视，证明了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所要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道理，而决不是谢序辛著所说的“踏上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

三、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谢序辛著还引用胡锦套同志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段话，妄图为他们的民主社会主义观点制造根据。
胡锦涛同志的话是这么说的：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注意现代化。我们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权利。”
谢序辛著大讲什么“如果实行了这个转变，我们的党就会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就一定会赢得世界近百个国家民主社会党的欢迎，与欧洲各国及美国民主势力共建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就回成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同盟军。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将加强而不是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我们将举得更高，举得更有力。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就会开辟世界历史发展的新航道。”
这显然是对胡锦涛讲话的曲解。胡锦涛同志明明讲的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根本就没有说什么“转变”之类的话，但是，到了谢辛他们那里就变成了“实行了这个转变”就如何如何，可见，他们所说的民主，和我们所讲的民主是很不一样的。常识告诉我们，一切民主都是具体的、历史的，离开了一定的条件去谈超时空、超阶级的抽象的纯粹的民主，这只能是一种欺骗，目的是为了掩盖他们内心深处所向往的另一种民主。毛泽东曾说：
“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手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我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起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发愁。这就是说，归根结底，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发展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209页）
毛泽东的论述告诉我们，民主是具体的，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也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有资本主义的民主，也有社会主义的民主，但是不存在超时空、超阶级的民主。
与封建专制比，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进步的，但是，与资产阶级民主或资本主义民主比，无产阶级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是更加进步的。无产阶级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或资本主义民主更加优越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少数人的民主，而是大多数人的民主。我们讲民主，不能离开民主的阶级本质，误把资产阶级民主作为民主的典范，盲目地去模仿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首先是为了更好地激发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主人翁意识，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更好地贡献聪明才智，而决不是为了迎合搞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党的需要。谢序辛著说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赢得世界近百个国家民主社会党的欢迎，与欧洲各国及美国民主势力共建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在我看来，这不是“赢得”什么，而是对自己信仰的叛卖！如果真按谢序辛著所说道那样去做，可以肯定地说，那就会失去中国和世界真正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使他们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彻底失去信心和希望。对这个问题，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不难做出自己的判断的。有关于工党、社会党以致民主党的性质问题，是一个需要专门加以论述的问题，我将留在后面的文章里继续进行讨论，这里当不赘述。

四、从某些人的的遭遇看新一代领导人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态度

谢序辛著一再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新一代领导人的举措不是向民主社会主义“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就是“标志着中国踏上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么，这二十多年来有关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宣传理应是大行其道无疑了。但是，我们看到，那些宣传民主社会主义的东西却总是步履艰难，障碍重重，并未受到新一代领导人的青睐。
这里不妨提供两个例证：
例证之一，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会副会长杨启先先生曾经先后于1985年和988年副瑞典进行考察，写成考察纪要，因为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一直未能得到公开发表的机会。直到2002年3月这篇称做《一篇迟到的考察机要》的文章才 “发表在一份发行量不大的小刊物上”。这是个什么刊物，我通过多种途径查找，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以致我至今还无缘读到这篇文章。只是由于作者通过吴江先生的《瑞典式社会主义考察——读〈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2002年第3期）的介绍，我们才知道杨先生有这样一篇大作。本来，杨先生是中国体改会的副会长，发表一篇文章并非难事，而且我还不止一次地看到他有将一篇文章同时在两个刊物上发表的情况，为什么独独发表这篇文章就如此之难呢？这只能从这篇文章的民主社会主义观点和党中央对民主社会主义所持的态度里得到说明。事实上，有关瑞典的介绍，我国也出版过一些专著和译著，像黄范章教授写的《瑞典“福利国家”的实践与理论——“瑞典病”研究》，克拉斯•埃克隆德著、刘国来译的《瑞典经济——现代混合经济的理论与实践》就是。可见，这篇文章之所以未能发表，和其观点是密切相关的。当然，这里也清楚地说明了中央对于民主社会主义所取的态度。
例证之二，是谢序辛著本身的出版。按照谢序辛著的说法，他们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是符合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和新一带领导人的思想的，要出版谢序新著是最容易不过的事了。更何况，辛子陵还是国防大学的师级研究员，据谢韬先生说水平又高得不得了，出版这样一本书稿也不应该是一件难事，为什么还要求助于谢韬先生的序言呢？而谢韬先生既是老革命，又曾在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当过领导，由他亲自出面写了序言的书，出版应是易如反掌之事，可是自他写好序言至今已经一年，我们还是没有看到书的出版；就是他的那个序言，看来发表也很不容易，不仅把题目由原来很响亮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就中国》改成了较为平淡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而且据说该文之所以能够发表，还是因为“打了一个檫边球”的结果。这当中，一些人究竟搞了一些什么样的花样，相信最终也会水落石出的。
仅此二例，也可说明，在中国鼓吹民主社会主义者的遭遇，他们的景况和前途远不像他们自己吹嘘的那样美妙。毕竟，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头脑是清醒的，他们既然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来坚持，自然也就不会把修正主义的货色作为正统来继承。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

谢序辛著对唯物史观的篡改和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十一评民主社会主义“正统论”、“救国论”

奚兆永

谢序辛著为了推销他们的民主社会主义，还继承了新老修正主义的衣钵，编造一些似是而非的所谓“理论”，来冒充马克思主义。他们大言不惭地将被他们歪曲篡改的冒牌货吹嘘成为所谓的“马克思的根本原理”；他们编造“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等，是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领导者或统治者的全部艺术就是掌握好、调控好这个‘度’”的“理论”和苏联东欧共产党“政策上最大的误导就是企图消灭这个‘度’”的谎言。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领导者或统治者的全部艺术”，又是苏东“政策上最大的误导”、好象他们比马克思还要高明，好象所有的真理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口气不可谓不大，但是，只要我们用唯物史观的原理和相关的历史事实与之一对照，就会暴露出其丑恶的原形。人们不难发现，他们之所以如此公然地篡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歪曲基本的历史事实，其目的乃是为了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磨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锋芒，把马克思主义“修正”成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同时竭力歪曲和丑化社会主义的实践，动摇人们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念，为其兜售民主社会主义创造条件。实际上，他们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其实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也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货真价实的资本主义。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将对他们所做的这些篡改和歪曲进行揭露和批判。

一、关于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

谢序辛著说，“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是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进步的基础。差别、贫富和社会分化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增加的结果，因而总体说来是社会的进步；但同时又包含着退步，出现了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统一体，这是人类告别野蛮时代进入文明门槛社会存在的发展的形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着眼点是前者，这是唯物史观的基石；过分强调后者的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流派。”
如果我们对照一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谢、辛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就大有问题了。马克思是这样说的：
“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互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馒或快地发生变革。……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
只要把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论述论述和谢序辛著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一对照，真假马克思主义就泾渭分明了：
第一、马克思是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联系中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作用的，而谢序辛著却是脱离生产关系片面地只讲生产力。
我们知道，生产总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一方面是生产力，它所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是生产关系，它所反映的是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因为单独的个人是无法对付自然界的，人只有结成为社会才有人对自然的关系。因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矛盾的统一体，任何一方离开了对方都不能存在，更不能发展。马克思当然也重视生产力，但是，他更重视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着重论述的也正是这个生产关系。因为只有生产关系才能表现出生产的社会特征。马克思曾说，“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社会生产，便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44页）他还说，“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马克思之所以下决心研究生产关系，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他终身研究的学科，也正是看到了生产关系的极端重要性。而谢序辛著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割裂开来并且对立起来，片面孤立地强调生产力，这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显然是格格不入的。
第二、马克思是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中研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而谢序辛著却只讲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既不涉及经济基础，也不涉及上层建筑。
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结构，也就是有各种政治的和法律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互适应的现实基础。而谢序辛著除了片面强调生产力以外，既不涉及经济基础的作用，也不涉及上层建筑的作用。实际上，除了经济基础的作用外，上层建筑对于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也是巨大的。恩格斯在其晚年的书信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说，“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运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酸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8页）他还说，“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同上，第701页}这些，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作用的不同情况——它既可以加速、也可以延缓经济发展。
第三、马克思在强调了社会革命在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中的作用，而在谢序辛著所说的“根本原理”里却没有一处提到“革命”二字。
我们知道，一种生产关系最初是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它是生产力发展的形式，但是，当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就会出现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情况，这时生产关系就要作出某些调整；而当一种生产关系的潜力已经发挥殆尽，完全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不能继续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形式时，变革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应的上层建筑的社会革命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由于在阶级社会，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表现为阶级关系，社会矛盾表现为阶级冲突，这种社会革命也必然表现为两个敌对阶级之间的剧烈的阶级斗争。通过社会革命，新兴的阶级取代衰朽的阶级而成为统治的阶级，而新的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也取代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重新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样，社会就向前发展了。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6页）这是为整个社会发展所一再证明了的一个真理。
对社会革命采取什么态度，直接体现了革命阶级和反动阶级，革命派和反动派，真革命和假革命的分野。事实上，一切代表新兴力量的阶级、派别和个人都是主张并且积极参与社会革命的，而一切代表衰朽力量的的阶级、派别和个人都是害怕社会革命并且竭力反对社会革命的。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认为，“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像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如果我们不利用群众盛大节日的活力及其革命热情来为直接而坚决的道路奋不顾身地斗争，我们就会成为背叛革命和出卖革命的人。”（《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6-167页）伯恩施坦就是这样的背叛革命、出卖革命的人，谢、辛也步伯恩施坦之后尘，竭力回避革命、抹杀革命，公然篡改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社会革命的原理，岂不也是和伯恩施坦一样的背叛革命、出卖革命之辈？！
谢序辛著在孤立地片面地强调生产力的同时，把“差别、贫富和社会分化”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笼统地说成是“社会的进步”，只是“又包含着退步”，并且反对人们“过分强调”，说什么如果那样，就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流派”，这也是完全错误的。
诚然，阶级和剥削的出现，在历史上是一个进步，但是，这个进步具有历史的相对的性质，当社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仍然笼统地称颂其进步，就大错特错了。阶级、剥削和阶级斗争，都是历史的范畴，它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又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消亡，把它们看成是超历史的永恒的范畴，这显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恩格斯在《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一文中说，“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土地贵族是社会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成分。不过，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然后又有一个时期，资本主义中等阶级（法国人把它叫做资产阶级）以同样的不可避免的必要性产生了，它们与土地贵族进行斗争，摧毁他们的政权；自己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取得了统治。但是，自从产生阶级以来，从来没有过一个时期社会上可以没有劳动阶级而存在的。这个阶级的名称、社会地位改变了，农奴代替了奴隶，而他自己又被自由工人所代替，……。但是有一件事是很明显的。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因此，这个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要的，虽然有一天它将不再是一个阶级，而是包括整个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15页）
谢序辛著反对所谓“过分强调”“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问题，并把它和所谓“空想社会主义的流派”联系起来，这是非常令人奇怪的。因为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事业的继承者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一贯非常重视这些问题，把它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来加以强调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部经典《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第一句话就是：“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页）1979年9月17-18日，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苏黎世三人团宣言”，在联名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成员的信里又重申：“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3页）列宁也说，“某一社会中一些成员的意向同另一些成员的意向相抵触；社会生活充满着矛盾；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各民族之间，各社会之间，以及各民族、各社会内部的斗争，还看到革命和反动、和平和战争、停滞和迅速发展或衰落等不同时期的更迭，——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理论。”（《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6页）毛泽东则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结实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门所特别重视、特别强调的阶级斗争，试问谢、辛二位：这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都是什么“空想社会主义的流派”吗？其实，谢序辛著并没有弄清楚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真正区别。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沦为空想，恰恰是因为他们处于资本主义尚不发达的时代，他们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学说，不懂得政治经济学的剩余价值理论，他们想通过说教，让资产者发善心，想用示范的办法来实现对社会的改造；而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科学，也正在于它处于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充分发展的时代，马克思通过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找到了工人阶级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和新社会建设者这一强大的阶级力量。显然，谢序辛著把事情完全弄颠倒了。

二、关于所谓苏东和中国上世纪“政策上最大的失误就是企图消灭不均等的‘度’”

谢序辛著说，“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等，是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操纵这个杠杆，有一个合理的‘度’（现代经济科学称之为‘基尼系数’），超过了这个‘度’，社会教会爆炸；消灭了这个‘度’，社会就失去了活力和前进的动力。其结果都是矛盾统一体的破裂，让位给新的王朝或新的社会制度。领导者或统治者的全部艺术就是掌握好、调控制好这个‘度’。”
谢序辛著的这一高论显然是经不起检验的。
我们知道，分配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它并不具有根本的性质。一方面，产品分配取决于生产要素的分配，它不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而是一个从属性的问题。马克思说，“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就产生现在这样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如果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页）另一方面，产品的分配还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可分配的产品的数量。在不同的社会，由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不同，可供分配的产品数量也不一样，其分配方式也不可能是相同的。比如，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是公有的，而其劳动生产率又极其低下，可供分配的产品数量很少，这两个条件就决定了它的分配方式是平均分配，而不可能是谢序辛著所说的“不均等”分配，也不存在所谓掌握什么“合理的‘度’”的问题。及至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解体，阶级和剥削出现，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由于奴隶主不仅拥有生产资料，而且拥有生产劳动者——奴隶，同时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供分配的产品数量增加，这就决定了产品的分配不可能是平均分配，而是一种很不均等的分配。由于在奴隶主的眼里，奴隶不是被当作人而只是作为一种“会说话的工具”，这就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奴隶所生产的全部产品都是剩余产品，而没有任何必要产品。实际上，维持奴隶生存所需要的产品仍然是必要产品，只不过由于奴隶地位的底下，这部分产品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绝大部分产品成了归奴隶主所有的剩余产品。这种情况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创造人类文明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奴隶社会，由于奴隶主摆脱了体力劳动，这使他们有可能专门从事脑力劳动，专门从事科学、艺术的研究和创作，从而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这说明，在奴隶社会，尽管分配不均等的“度”很大，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也还是对社会有利的，因而也是合理的。后来，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劳动者有了一定的（不是全部的，还存在“超经济的强制”，即还有某种人身依附关系存在）人身自由，表现在产品的分配上，劳动者所得部分也有所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的主动性，对生产的发展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然，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这样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也束缚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于是，资本主义生产又取代了封建生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同于封建生产方式的地方，在于劳动者在这里是完全自由的，没有任何人身依附关系，他可以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任何人。这对发挥劳动者的主动性显然也是有利的。不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分配方式也有其欺骗的一面。由于劳动力的买卖是在流通领域进行的，实行的是等价交换的原则，这就给人造成一个假象，似乎工人的全部劳动都是有酬劳动，资本家并没有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在这一现象的掩盖下，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实际上是很残酷的，比之奴隶社会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分配“不均等”的“度”显然和封建社会的“度”也是大不相同的。显然，谢序辛窀想用一个对各个社会相同的标准即他们所谓的“度”来解决不同社会的分配问题是行不通的。
至于谢序辛著说什么“领导者或统治者的全部艺术就是掌握好、调控制好这个‘度’”也是十分错误的。
应该说，这个不均等的“度”并不是哪个人“掌握好”或“调控好”的问题，而是一个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公有制，那么，在实行按劳分配的情况下，这个不均等的“度”一般来说是不会很大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曾经研究了五种类型的劳动和薪酬的均等问题。他认为，由于一方面对某些职业的微薄金钱报酬给予补偿，另一方面又对另一些职业的优厚金钱报酬加以抵消，他的结论是：虽然五种情况会使劳动工资在很大程度上不均等，但却不会使造成实际上和想象上的利害不均等。（见《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91-107页）由于劳动者有个人天赋的不同以及它所造成的工作能力的差别，也由于劳动者所赡养的人口不同，按劳分配当然也会造成某些事实上的不平等，但是，由于也存在某些补偿和抵消的因素，这种不平等会得到某些校正，因而也是有限度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变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那么，劳动者的收入就只是劳动力价值，所创造的价值大部分为资本的所有者所有，这个不均等的“度”自然会不断加大。我国基尼系数的变化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个问题，仅仅靠领导人和政府的调控也只能是治标，而不能治本。要真正解决问题，还必须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上下功夫。
问题还在于，作为一个领导人或一个政府，不应该也不可能将其全部精力和智慧都用在掌握这个“度”上。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实际上是舍本求末的行为。因为领导工作应该是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至少还有更重要的生产问题，更不用说除了经济领域以外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许多事要加以考虑。如果真像谢序辛著所说，“领导者或统治者的全部艺术就是掌握好、调控好这个‘度’”的话，那么这个领导者或统治者其实是在舍本逐末，充其量也不过是做了一个财政部长的工作而已，又怎么能领导全国人民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并实现伟大的奋斗目标呢？！
谢序辛著还说，“苏联、东欧（包括中国上世纪一段时间）共产党人为理想社会奋斗几十年，政策上最大的失误就是企图消灭这个‘度’，用大锅饭的办法均贫富，只要公平，不要效率，甚至以均贫而自豪，造成几十年来生产的停滞和衰退，所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老也发挥不出来，砸了‘社会主义’的牌子。”
这是对苏联、东欧和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的歪曲和污蔑。说苏联、东欧和中国上世纪一段时间的政策就是要消灭这个“度”，这显然不是事实。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而按劳分配是承认差别的，它决不是平均主义。这一点，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毛泽东，他们在实行按劳分配和反对平均主义方面都有非常明确的论述，谢序辛著想用谎言一手遮天是绝对办不到的。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论述按劳分配时说，“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哪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因此，在提供的劳动时间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基金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等许多论著中都宣传并发挥了按劳分配的思想，十月革命后他还对托洛茨基主张的“平均制”方针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列宁认为：“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每个人的劳动量分配产品。”（《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页）他说，“我们力求使任何劳动的报酬一律平等，力求实现完全的共产主义，但在目前只是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我们决不能给自己提出立刻实现这种平等的任务。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内仍要给专家们较高的报酬，使他们工作得比以前不是坏些而是好些，为了同一目的，也不能取消鼓励成绩优良的工作特别是组织工作的奖励制度；在完全的共产主义制度下奖金是不允许的，但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如理论推断和苏维埃政权一年来的经验所证实的，没有奖金是不行的。”（《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7-728页）。不仅如此，列宁还对托洛茨基提出的“平均制”方针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1920年底讨论工会问题时，托洛茨基提出，“在消费方面，也就是说在劳动者个人生活条件方面，必须实行平均制方针。”列宁批驳道：“这在理论上是十足的糊涂观念。这是根本错误的。重点制就是优先照顾，照顾不包括消费，那就无所谓照顾了。如果给我这样一种照顾，每天给八分之一磅面包，那我是不胜感激之至。”（《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7页）
至于斯大林，他对于在社会主义社会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也是非常坚决的。我们知道，苏联在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除了大规模建立集体农庄这一基本形式外，还建立了一些最高形式的农业公社，这些最高形式的农业公社由于没有宅旁园地、自留牲畜，并且实行了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办得并不好，后来又改成了基本形式的集体农庄。有人对此不赞成，认为这样做“远离了社会主义”。对于这样一些看法，斯大林批评道：“第一，我国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在需要和个人生活方面都拉平，都实行平均主义的公社了。……第二，任何一个列宁主义者，只要他是一个真正的列宁主义者，都知道在个人需要和个人生活方面的平均主义是一种反动的小资产阶级谬论，……。最后，难道在工人中间不是保存着需要和个人生活上的差别吗？这是不是说，工人比农业公社社员距离社会主义更远呢？”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平均主义的敌人”。（《斯大林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335页）
在这方面。有人认为毛泽东似乎是主张平均主义的。这也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实际上，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反对平均主义。在1929年12月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4军第9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里，毛泽东说到了“红军官兵中的绝对平均主义还很严重”，他指出，“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而“纠正的方法”，“应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当然，在1958年，他又提出过“批判资产阶级权利”，并且进行过供给制的试验，但是后来又很快做了纠正。“文革”以后，毛泽东又从反修防修的高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新的理论探讨，但是，在实践上，毛泽东并没有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
显然，说苏联、东欧和中国要搞平均主义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至于苏联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中国在战争年代和经济困难时期，都曾实行过配给制，那是在出现战争和灾荒、产品极度匮乏的特定条件下所采取的做法，不应视为通常的分配方式。实际上，在战争的情况下，在供应极端贫乏时，任何一个城防司令也都会这样做的。在讨论分配方式时，这些情况都是应该排除在外的。
总之，谢序辛著提出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乃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公然篡改，而所谓“苏联、东欧（包括中国上世纪一段时间）共产党人为理想社会奋斗几十年，政策上最大的失误就是企图消灭这个‘度’”，更是对事实的严重歪曲，但是，用这样一些假冒伪劣的东西拼凑成的货色，又能支持多久呢？

民主社会主义的形成和演变
——十二评民主社会主义“正统论”、“救国论”

奚兆永

谢序推荐辛著说，“辛字陵这部书稿从是大视角回顾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为批了多年的所谓‘修正主义’翻案，为民主社会主义正名，为中国共产党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扫清了障碍。”对于所谓的“为‘修正主义’翻案”，我在《伯恩施坦修正主义铁案如山》一文里已经做了批驳，在其它几篇文章里也也有所论列，而对所谓“为民主社会主义正名”在一些文章里虽然也有所论列，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进行系统的集中的批判。为了正本清源，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将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形成和演变过程进行历史的考察，并且在此基础上对谢序辛著的所谓“正名”论进行批驳，以分清是非对错，还历史本来的面貌。

一、“社会主义民主”和“民主社会主义”名称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最先发明使用的

“社会主义民主”和“民主社会主义”是谁最先发明使用的？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提到“社会主义民主”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情况看，我们看到，恩格斯早在《共产主义原理》里论述“第二十四个问题”即“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有什么区别”时就说到了“三类社会主义者”，其第三类就是“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恩格斯指出：“他们和共产主义者同道，他们希望实现×××问题（指第十八个问题，即关于革命发展过程的问题——引者）中所提出的部分措施，但他们不是把这些措施当作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而是当作足以消除贫困和现今社会的弊病的措施。这些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或者是还不够了解本阶级解放条件的无产者，或者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这个阶级直到争得民主和实行由此产生的社会主义措施为止，在许多方面都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共产主义者在行动的时候，只要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不为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效劳和不攻击共产主义者，就应当和这些社会主义者达成协议，这时尽可能和他们采取共同的政策。当然，共同行动并不排除讨论存在于他们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分歧意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页）在这里，恩格斯不仅论述了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的区别，指出了后者不过是前者的“同道”即同路人，而且论述了前者对于后者所应取的正确态度。
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第四章论述“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时也提到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民主社会主义”这两个名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的这一部分里曾说，“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在法国，共产党人同社会主义民主党联合起来反对保守的和激进的资产阶级，但是并不放弃对那些从革命的传统中承袭下来的空谈和幻想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他们在接下去的文字里还说，“在瑞士，共产党人支持激进派，但是并不忽略这个政党是由互相矛盾的分子组成的，其中一部分是法国式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一部分是激进的资产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页）在这两段话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既提到了法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党”，也提到了“法国式的民主社会主义”。
上述情况说明，早在恩格斯写作《共产主义原理》和马克思与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之前，“社会主义民主”和“民主社会主义”这两个词语就已经被人们使用了。
在马克思1850年发表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里，他又再次提到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民主社会主义”这两个名称。他写道：“从选举法和新闻出版法通过时起，革命的和民主的党派就退出了官方舞台。议会闭会不久，在议员动身回家之前，山岳党的两派——社会主义民主派和民主社会主义派（德文版的原文是：die sozialistischen Demokraten und die demokratischen Sozialisten——引者） ——发表了两篇宣言，即两份贫困证明书，用以证明，虽然权力和成功从来都不在他们那一边，但是他们却一向都站在永恒的正义和其余一切永恒的真理一边。”（同上，第474页）这里说的“山岳党”不是法国大革命时以丹东、罗伯斯庇尔和马拉为代表的的“山岳党”，而是19世纪中期以赖德律-洛兰和路易•勃朗为代表的“新山岳党”。
从马克思的这段话里，我们看到，“社会主义民主派”和“民主社会主义派”是和法国“新山岳党”联系在一起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新山岳党”的两个派别——“社会主义民主派”和“民主社会主义派”跟后来的社会民主党、民主社会主义除了名称相同外，在内容上却并不是一回事。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一个注有助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他说：“当时这个党在议会中的代表是赖德律-洛兰，在著作界的代表是路易•勃朗，在报纸方面的代表是《改革报》。‘社会主义民主党’这个名称在它的发明者那里是指民主党或共和党中或多或少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一部分人。”而在《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上，恩格斯又加了一个注：“当时在法国以社会主义民主党自称的政党，在政治方面的代表是赖德律-洛兰，在著作界的代表是路易•勃朗；因此它同现今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有天壤之别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306页）道理很简单，因为无论是赖德律-洛兰，还是路易•勃朗，他们所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派”或“民主社会主义派”，都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或共和派，虽然或多或少地同情社会主义，但充其量也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和后来成立的以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民主党，显然是有原则的区别的。

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坚决反对到勉强接受“社会民主党”这一名称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写作《共产党宣言》时没有使用“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党”这一名称称呼自己的党，他们使用了“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这一名称。恩格斯在1888年写的《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和1890年写的《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里，都特别讲到了这一点。他写道：“当《宣言》出版的时候，我们不能把它叫作社会主义宣言。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是两种人。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主义的信徒，特别是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当时都是已经缩小或逐渐走向灭亡的纯粹的宗派。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他们想用各种万应灵丹和各种补缀办法来消除社会弊病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运动之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至于当时确信单纯政治变革还不够而要求根本改造社会的那一部分工人，则把自己叫作共产主义者。这是一种还没有很好加工的、只是出于本能的、往往有些粗糙的共产主义；但它已经强大到足以形成两种空想的共产主义体系:在法国有卡贝的‘伊加利亚’共产主义，在德国有魏特林的共产主义。在1847年，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意味着工人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当时我们已经十分坚决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刻也不怀疑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择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6-257、264页）
甚至到1894年1月，当恩格斯为《“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写序时，他还再次提到这个问题。在这篇序言里，恩格斯写道：“读者将会看到，在所有这些文章里，尤其是在最后这篇文章里，我处处不把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归社会所以的口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的人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着。在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是指对工人阶级怀着或多或少持久的但总是捉摸不定的民主共和主义者，即1848年的赖德律-洛兰型的人物和1874年的带有蒲鲁东主义情绪的‘激进社会主义者’。在德国，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是拉萨尔派；虽然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已愈来愈深刻地意识到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的必要性，但是到底拉萨尔式的由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仍然是他们纲领中唯一被正式承认的东西。因此对马克思和我来说，用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所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虽然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然而，对真正的政党说来，名称总是不完全符合的；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第490页）我们知道，爱森纳赫派是869年处理的，它的正式名称就是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这个名称和纲领的一些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有保留看法的，但是整个来说，马恩对于爱森纳赫派是支持的。后来（1875年）在拉萨尔派的请求下两派进行合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爱森纳赫派领导人拿原则做交易的行为也非常气愤，马克思写下了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对拉萨尔派的错误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不过，也确如恩格斯所说，到了19世纪90 年代，情况的确不同了。那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派别已经大大失去了其影响力，《宣言》的思想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而事物的名称对事物本身来说毕竟是外在的，因此，恩格斯说，社会民主党“这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因此对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才不再那么坚决地反对，而采取了勉强接受的态度。列宁说，“辩证法家恩格斯到临终仍然忠于辩证法。他说:马克思和我有过一个很好的科学上很确切的党的名称，可是当时没有一个真正的即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现在（19世纪末）真正的政党是有了。可是它的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但这不要紧，‘可以过得去’只要党在发展，只要党意识到它的名称在科学上不确切，不让这一点妨碍它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就行！”（《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3页）1918 年，在列宁的倡议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率先将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这一在科学上唯一正确的名称，可以说是实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的遗愿。

三、伯恩施坦对“社会民主党”名称的厌弃和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热中、向往

恩格斯逝世以后，伯恩施坦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他开始不满于“社会民主党“的名称，而对“民主社会主义”却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他在他那本臭名远扬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写道：“社会民主党并不是仅仅依靠选举权和议会活动。在议会之外也保留着它的巨大的和广阔的活动场所。即使议会对社会民主党关门，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仍将存在。没有比俄国工人界的可喜的活动能更好地证明这一点了。但是随着社会民主党的被排除出代议机关，德国工人运动将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今天把它的各个部分结合起来的内部联系，它将带上混乱的性质，而代替镇静的、不断的稳步前进的，将是跳跃式的前进运动，并伴有不可避免的倒退和衰竭。”“这样的一种发展对工人阶级的发展没有利益，而在社会民主党的某些敌人看来，它也是不值得想望的。这些敌人已经达到了这样的认识，即认为当前的社会制度并不是为了永恒而创造的，而是受变化的规律支配的，只有在政治的权利上也考虑到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及阶级发展中的变化的时候，一场灾变式发展及其一切恐怖和破坏才能因此避免。看透这一点的人的数目正在不断增长着。如果社会民主党有勇气从实际上已经过时的一套惯用语中解放出来，并且愿意表现为它今天实际上的那个样子，即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改良政党，那它的影响将比今天更加大得多。”（《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出版社1965年版，第238-239页）
从伯恩斯坦上述话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对当时正在使用的“社会民主党”这一名称及其革命主张是多么的厌弃，而对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又是何等的热中和向往！他的这一倾向却遭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决回击。对于这一点，伯恩施坦在为该书写的补注里也不得不承认。他说，“这句话受到了最大的攻击。”但是，他还是坚持他的这一观点，认为，“凡是不拘泥于文字（这是可以做种种解释的）而是按照这里阐发的精神来理解这些话的人，就会懂得为什么尽管已经发生了1917、1918和1919年的多次革命，我仍旧宣称坚持它。”（同上）
实际上，早在1896年，伯恩施坦在《空想主义和折中主义》一文里就开始把社会民主党称做“现代社会民主党”，以区别于恩格斯逝世前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导的那个“旧”社会民主党。他说，“现代社会民主党引为自豪的是，它在理论上已克服了社会主义的空想主义，而如果仅就未来国家的模型这一方面看来，这种自豪无疑也是有道理的。……但是还有另一种空想主义，可惜它还没有绝迹。人们胆怯地逃避一切对未来社会组织的深入研究，而假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个飞跃。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事，一切都不过是缝补伎俩和姑息手段，是‘资本主义’的。”（载爱德华•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143页）在这里，伯恩施坦否定飞跃，否定革命、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而宣扬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楚、非常突出了了。
应该说，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观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内部曾遭到左派和中派的激烈反对，事实上他也不可能把社会民主党的名称改为民主社会主义党，但是，由于长期没有发生革命，社会处于和平的状态，社会改良的机会主义思潮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乃至在第二国际各国党内部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名称虽然没有变，但是，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即改良主义的思想在德国党内部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伯恩斯坦正是用民主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始作俑者，而修正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合流也正是从伯恩斯坦开始的。有人对此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修正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是不搭界的两回事。在他们看来，修正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因此，修正主义者原来必定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民主社会主义，本来就和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联系，因此是和修正主义无关的。其实，如果注意到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合流，注意到他们之间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做这样的区分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实际上，修正主义者就是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队伍内部的代理人，他们所代表的不是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民主社会主义所代表的，也不是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应该说，就所代表的阶级利益而言，民主社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是完全一致的。当然，二者也不是没有任何区别：修正主义打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是冒牌的马克思主义，而民主社会主义打的是社会主义旗号，是冒牌的社会主义；不过两者所使用的都是两面派的手法，就这一点来说，它们也是相同的。

四、共产国际与社会党国际：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斗争

随着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中的中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也纷纷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而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也随之进一步在各国泛滥。由于第二国际各政党纷纷站在本国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支持国会通过战争拨款，支持资产阶级政府 “保卫祖国”，让交战国的无产阶级互相撕杀，而不是组织无产阶级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转变为革命。这样，所谓的第二国际也就不复存在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26个社会党右翼和中派的代表于1919年3月在瑞士的伯尔尼举行会议，决定恢复第二国际的活动。由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增长，使得资产阶级及其在工人组织中的代理人拼命寻找思想论据和政治论据，来替剥削者的统治辩护。在这次被列宁称为“黄色国际”的会上，他们谴责专政而维护民主，用他们的民主社会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目的则是反对十月革命，反对苏维埃政权。
与此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更名为俄国共产党（布），极大地推动了各国共产党和左派社会主义组织的建立，到1919年初，已经有了39个共产党和左派社会主义的组织。在这种形势下，成立新的国际——第三国际或共产国际的问题突出地提到了人们面前。在这方面，列宁为团结各国革命左派、建立第三国际做了大量的工作。1919年3月，共产国际第一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列宁在会上提出了一个《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针锋相对地对黄色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谬论进行了批驳。他说，“这条论据使用了‘一般民主’和‘一般专政’的概念，而没有提到是哪一个阶级的民主和专政。这样站在非阶级和超阶级的、似乎是全民的立场上提问题，就是公然嘲弄社会主义的基本学说——阶级斗争学说，那些投靠资产阶级的社会党人口头上承认这一学说，实际上却把它忘记了。因为在任何一个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没有‘一般民主’，而只有资产阶级民主；这里所说的专政也不是‘一般专政’，而是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对压迫者和剥削者即资产阶级的专政，其目的是战胜者为保持自己的统治而进行的反抗。”他还驳斥说，“从来没有一个被压迫阶级不经过专政时期，即不经过夺取政权并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总要不惜采取一切罪恶手段来进行的最激烈、最疯狂的反抗的时期，就取得了统治，就能够取得统治。尽管反对‘一般专政’而竭力吹嘘‘一般民主’的社会党人现在替资产阶级的统治辩护，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也是经过一系列起义、内战，用暴力镇压国王、封建主、奴隶主及其复辟尝试才取得政权的。各国社会党人在自己的著作和小册子中，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在鼓动演说中，曾千百万次地向人民说明这些资产阶级革命、这种资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性质。因此，目前借谈论‘一般民主’来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借谴责‘一般专政’来大反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公然背叛社会主义，在实际上投降资产阶级，就是否认无产阶级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权利，并且正好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已在全世界遭到破产、战争已经造成了革命形势的历史关头来维护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2-693页）在这篇提纲和报告里，列宁还以“集会自由”‘“出版自由”为例，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在第三国际建立的过程中，德国爆发了革命，奥地利的革命运动也扩展起来，匈牙利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欧洲的革命高潮开始了；而在列宁和第三国际的正确的革命路线指导下，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也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生气勃勃的第三国际一扫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统治时的那种死气沉沉的局面。当然，第三国际在指导世界各国革命包括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有错误，但是，它的成绩和功劳永远是第一位的，是不可磨灭的。
1922年2月，考茨基的德国独立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等13个国家的“中派社会党”在维也纳开会建立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这个国际在形式上与第二国际有别，实际上遵循的仍是第而国际后期的机会主义路线。由于它标榜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之间，故又被称为第二半国际。1923年5月，第二半国际与第二国际合并，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国际”。
第三国际对第二国际既有斗争，也有联合。第三国际在1921年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制定了统一战线的政策，并且在1922年在柏林举行了有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共同参加的会议，会上发表了三个国际执委会的联合宣言，决定举行联合的群众性的示威。但是由于第二国际执行联合协议不力，联合的群众性示威未能实现，建立统一战线的努力没有取得预想的成效。1933年希特勒上台，法西斯到处侵略扩张。第三国际于1935 年7月举行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号召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二战前夕，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以及东欧各国都建立了有共产党、社会党以及其他党派参加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40年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被希特勒军队占领，改革机遂停止活动。三年后，第三国际也因为完成了其历史任务而于1943年5月15日宣布解散。

五、二战后社会党国际的重建及其纲领与行动的演变

二战胜利前夕，英国工党提出恢复社会党国际的组织，并开始与法、意、比、荷、瑞士等国的社会党进行协商，研究与筹建有关的问题，由于法、意、捷、匈等国社会党在二战期间曾与共产党合作，他们坚决反对将国际变成一个以西欧右翼社会党为首的反共组织，希望和共产党一道建成一个统一的工人国际组织，事情没有获得预期的进展。经过多次的会议协商，社会党国际于1951年3月在法兰克福正式成立。
二战后重建的社会党国际，其指导思想与历史上的第二国际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历史上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分歧，主要是表现在手段的不同上，那么，新的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分歧就不只是手段的分歧，同时还是目标的分歧。我们知道，历史上的民主社会主义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主张是用民主的方法，即通过议会选举来实现政权的更替，使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个观点当然是错误的。但是，我们还能从中看到他们还是有制度目标的。现在不同了。新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并不在于制度的改变，而是要实现以民主为核心的价值目标。他们甚至认为，由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追求制度目标是错误的，因而就更加突出了价值目标。在《社会党国际原则宣言》里的第二部分即“原则”部分，醒目地写上了“自由、公正与团结一致”几个大字，并且写明：“民主社会主义是实现自由、社会公正与团结一致的国际运动。”（《社会党国际重要文件选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二战以后，由于苏联在二战中所表现出的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加上凯恩斯主义风靡一时，凯恩斯经济学大行其道，社会党国际也受其影响，在工党和社会党执政的一些国家也大搞国家干预，推行国有化和实行混合经济，建设“福利国家”，使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这件事也给了社会党国际和一些国家的工党、社会党以很大鼓舞。但是好景不长，70年代以后出现的滞胀使一些国家又一筹莫展，最后只好实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推行私有化，大搞“劫贫济富”，不仅保守党实行这样的政策，工党和社会党也实行同样的政策。这样就出现了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结合。
不仅如此，二战以后工党和社会党对共产党的策略也有了变化。过去，社会党国际对共产党采取不接触的策略，如果哪个社会党与共产党表现过于亲密，发展关系，就要受到社会党国际的制裁，直至被开除出社会党国际。但是，上世纪60年代末以后，情况开始有所变化。首先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提出了“新东方政策”，主张“与西方合作，与东方和解”。勃兰特先后在1970年和1971年两次访问苏联，与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继续会谈，对于促进东西方和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勃蓝特比如也因此而回锝7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但是，到80 年代末以后，由于苏联戈尔把乔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同时中国发生了“六四”政治风波，使社会党国际感到对共产党实行和平演变的时机已经到了，于是在其18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社会党国际原则宣言》里公开地写出了这样的条款：
“（七十四）世界的相互依存起义增长，几乎没有原教旨主义争吵的余地。共同生存与发展要求实行合作与文明的争论方式，即使在敌对的政治力量和思想之间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屏弃一切形式的宗教或政治原教旨主义。
“（七十五）共产主义已失去了十月革命后和反法西斯斗争中它一度对一部分劳工运动和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吸引力。斯大林主义的罪行，大规模的迫害与违反践踏人权，以及问能解决的经济问题，已破坏了用共产主义替代民主社会主义并作为未来模式的思想。
“（七十六）社会党国际支持旨在通过自由化和民主化改造共产党社会的一切努力同时也应支持非集中化的时常机制的发展，支持反对官僚主义和腐败的斗争，最重要的是对人权与政治公开现在上有活力的进步社会的重要严肃的认识。”（《社会党国际重要文件选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8页）
这些条款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社会党国际敌视马克思主义、敌视共产党、敌视社会主义的反动立场，也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民主社会主义在其演变过程中正在不断地向右转，它们正在向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渗透，构成了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极大的威胁。这些年来，我国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和猖獗，不能说和他们的这些渗透活动是没有关系的。

上面我们探讨了 “民主社会主义”概念的形成和演变。应该说，在不同时期，人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并不是一样的。但是，“万变不离其中”，尽管有种种变化，在这一概念中还是有一些共同的比较稳固的东西，而这些共同的比较稳固的东西对于我们理解这一概念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这里试把民主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中共同的比较稳固的东西作如下的归纳：
一、民主社会主义或多或少地有某些社会主义的因素，但是决不能把它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
二、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在资本主义下用和平的改良的办法实现社会主义的要求，具有明显的反对社会革命的社会改良主义特征；
三、民主社会主义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首先发明和使用的，后来为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施坦所热中和推崇，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事业和理论的真正传人从未用它来表达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
谢序辛著提出要为民主社会主义“正名”，要把它尊为社会主义的“正统”，并且要为在中国实行民主社会主义“扫清障碍”， 显然毫无根据的。特别是在今天，当社会党国际用一切努力来“改造共产党社会”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拿起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武器，批判民主社会主义在理论上的荒谬和政治上的反动，而决不能任其泛滥。现在的斗争还只是开始，战斗正未有穷期，我坚决地相信：通过这场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将为更多的人所知晓和掌握，而谢序辛著之类的歪理斜说终将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等待着他们的必定是失败的命运。

世界格局变化和所谓民主社会主义改变世界论

——十三评民主社会主义“正统论”、“救国论”

奚兆永

谢序辛著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西斯主义灭亡了，帝国主义衰弱了，世界上剩下三种社会制度开展了和平竞赛。第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第二种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制度，第三种是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竞赛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的胜利，既演变了资本主义，又演变了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世界。”

谢、辛的上述说法不仅很不科学，而且完全背离了二战前后世界格局变化的的历史和现实，有进行拨乱反正的必要。

一、用什么标准来区分社会制度？

要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格局的变化，当然离不开二战前原有世界格局的状况。在这方面，谢序辛著也是从二战前后世界格局的比较来说明问题的。按照他们的说法，二战前有法西斯主义的制度，还有帝国主义的制度，但是，二战以后“法西斯主义灭亡了”，“帝国主义衰弱了”，“世界上剩下了三种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共产主义制度，民主社会主义制度。按照这种说法，二战前世界上有五种社会制度：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二战以后剩下了三种。

人们要问：这样区分社会制度科学吗？

要科学地划分社会制度，必须掌握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学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他认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还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抗议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

从马克思所作的这一经典论述里，我们看到：马克思是以生产关系作为基础来区分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恩格斯把这看作是马克思一生中两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但是，谢韬先生和被他称为具有“精湛的马克思主义学识和丰富的历史知识”的辛子陵先生似乎对这样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不知晓，在他们看来，社会制度只与政治主张、社会思潮有关，而与生产关系似乎并没有什么联系；同样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的上的同一个社会制度，到了他们那里，由于政治主张和社会思潮的不同可以分成好几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法西斯主义的，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在这里，哪里还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的影子？！

下面，我们就对他们提出的几种所谓的“社会制度”作一些剖析。

Ⅰ关于“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出现的一种主张专制、独裁，鼓吹某种民族、种族至上的极端主义的思潮，它既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也反对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在其执掌国家政权之后对内对外均奉行极端的政策，对内实行恐怖，对外实行侵略，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在政治上的一种特殊表现。列宁在谈到法西斯主义或法西斯分子时，常常把它们和“白色恐怖”、“黑帮”联系在一起。比如他说，“或者说是美国式、英国式（爱尔兰）、意大利式（法西斯分子）、德国式、匈牙利式以及其它形式的白卫分子的资产阶级的恐怖手段，或者是红色的无产阶级的恐怖手段。中间道路是没有的，没有也不可能有‘第三条道路’。”（《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23页）他还说，“也许，例如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会帮我们很大的忙，因为他们会向意大利人说明，意大利人还不够文明，他们的国家还不能保证不出现黑帮。”（《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87页）列宁做这样的联系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法西斯（FASCISMO）一语原本是古罗马执政官所拥有的一种象征权力的刑具。它由一束插着一把斧头的木棒组成，意思是“束棒”。绑在一起的木棒可以执行笞刑，而夹在中间的战斧更可执行死刑，因此它不仅是权力的象征，更给人造成恐怖的感觉。上世纪20 年代初，墨索里尼所劳动的“战斗法西斯”通过向罗马进军的行动取得了意大利的国家政权。由于其过去曾经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其主张有很大的欺骗性，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中南欧乃至亚洲的日本，拉丁美洲的阿根廷等国，都有其信仰者。上世纪30年代以后，德国、西班牙、日本的法西斯组织也纷纷掌握了政权，使这些国家也都走上了法西斯道路。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不仅大肆进行侵略祸端活动，三国还裹挟东欧的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于1940年签订军事同盟条约，建立了轴心国联盟，成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严格地说，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进入其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在政治上由民主走向反动的产物，它本身并不构成一种独立的社会制度；就社会制度而言，它的经济基础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然属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而决不是一个与资本主义并列的社会制度。

还需要指出的是，法西斯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德日意三过成了战败过，其势力已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远不能和战前相比，但是也要看到，其存在仍然有其基础，战后在一些国家出现的极其反动的政策，以及在一些新法西斯主义就是证明。对此我们显然不应该过于乐观。

Ⅱ关于“民主社会主义”。

和“法西斯主义”一样，“民主社会主义”也是一种社会思潮或政策主张，而不是一种社会制度。道理很简单：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它的基础是社会生产关系，而民主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生产关系。当然，当某一种社会思潮和政策主张被付诸行动、付诸实践时间，它是会对生产关系产生巨大影响的。比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当然也是思想和理论，但是，当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所接受，并且被付诸革命实践时，这个理论就转化为现实，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转化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转化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但是，民主社会主义则不同。因为民主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而反对革命变革的，就是说，它是主张保留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所谓改良逐步假如社会主义的。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当然不可能一下子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事实上，欧洲社会民主党在西欧和被欧执政多年，长期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就社会制度而论，实际上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没有也不可能变成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一点不仅马克思主义台者这样看，资产阶级学者也这样看。美国著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他的畅销书《经济学》中说，“在说明什么是法西斯主义时，我们能以纳粹德国和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作为例子。社会主义却不这么容易描述。当然，我们可以论述瑞典的社会党政府或英国工党的纲领，但是，这些和我们的制度之间并不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它们代表着一种中间道路，更多地类似我们的‘混合经济制度’，而不是像苏联和中国那样的制度。”（《经济学》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28页）

Ⅲ关于“帝国主义”。

对帝国主义的研究并不是从列宁开始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就讲，“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1页）在《资本论》第三卷，他还讲到，股份公司“在一定部门中造成了垄断，因而要求国家干涉。”（《资本论》第３换，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４９６页）恩格斯在编辑《资本论》第三卷时也写下了这样的编者注：“历来受人称赞的自由竞争已经日暮途穷，必然要自行宣告明显的可耻破产。这种破产表现在：在每个国家里，一定部门的大工业家会联合成一个大卡特尔，以便调节生产。……在个别场合，甚至有时会成立国际卡特尔，例如英国和德国在生铁的生产方面的卡特尔。”（同上，第４９５页）不过，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没有用过“帝国主义”这个词。“帝国主义”这个词是在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才被大量使用的。因为在这一期间，先后发生了几次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殖民地而进行的战争——美西战争、英布战争、日俄战争，这样，“帝国主义”一词就在一些书籍里频频出现了。在这方面，有两本书特别引起了列宁的注意：一本是１９０２年出版的霍布森的《帝国主义》，还有一本是１９１０年出版的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列宁对这两本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前者“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点和政治特点，作了一个很好很详尽的说明”，而后者“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希法亭这本书的副标题）作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列宁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５８３页）列宁吸收了前人的研究超过，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和它历史地位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他用半年时间精心撰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至今仍然是关于这一问题研究的权威的经典的著作。列宁的这一著作向人们表明，帝国主义决不像有的人所说的那样只是一种政策，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的阶段。帝国主义有许多特点，这些特点都是相对于自由资本主义而言的，但是，这些特点并没有否定资本主义本身，就社会制度而言，它仍然是资本主义的。谢序辛著把打躬作揖和资本主义迸裂起来，说什么“帝国主义躬衰弱了”，“剩下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按照这种说法，好象帝国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而且给人以美国已经不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印象。这显然是不正确的。美国是一个典型的帝国主义国家，列宁写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所运用的实际经济生活的材料，主要是两个国家：一个是德国，另一个就是美国。怎么能够否定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呢？当然这些年来在我国的媒体上，很少出现帝国主义一词，但是这并不表明帝国主义已经不复存在，而只是表明，在处理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时不一定称其为帝国主义国家，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否定其作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实质。这一点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不应该成为问题的。值得注意的是，谢序辛著把帝国主义看作是和资本主义并列的两个社会制度。如前所述，帝国主义只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和资本主义是同一个社会制度，而不是和资本主义并列的两个不同的社会制度。谢序辛著把二者割裂开来并且对立起来，显然是不正确的。

Ⅳ关于“共产主义”。

谢序辛著所说的“共产主义”其实也不是社会制度，而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所认为的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共产主义社会由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构成，其低级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就社会的痕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的阶段，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而高级阶段则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同上）阶段，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事实上，在今天，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已经进入这样的“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现在所进入的都还是“低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显然，用谢序辛著用共产主义来表示这样的社会，乃是想借此表明这样的社会与他们所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不同，是空想的，或暴力的，而不是正统的。这个问题，我在前面写的若干文章里都有论列，这里就不重复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语言是一种习惯，是“约定俗成”的东西，需要有公众的认同，仅仅根据社会上很少一部分人的好恶来取舍使用，是行不通的；而由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同一个社会形态的两个不同的阶段，将两者作为不同的社会制度并列也是不科学的。

总之，谢序辛著不是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不是根据社会生产关系而是根据社会思潮或政治主张来区分社会制度，他们对于各种所谓“社会制度”的比较显然是不科学的。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世界格局的变化

要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格局，应该追溯到十月革命前的世界格局。在十月革命之前，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这一统天下当然不是没有矛盾。主要有三个矛盾：一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二是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三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这三大矛盾变得更加尖锐起来。由于殖民地的作用进一步加强，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斗争更加剧烈，在19世纪末还0世纪初先后爆发了美西、英布和日俄战争，并且在1914-1918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作为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于1917 年11月7日发生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战线，打开了旧世界的缺口，开辟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纪元。在俄国发生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德国、匈牙利、奥地利也都爆发了革命，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些革命不久就遭到了失败；与此同时，东方一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也在十月革命的感召和第三国际的指导之下开始了新的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被打破，新的革命运动的高涨，这对帝国主义国家来说，无疑是他们所不愿意看到的；而且这一事实本身，对他们说来就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对此，他们当然不甘心，于是，出现了14国对俄国的武装干涉，他们同俄国国内的白卫分子互相勾结，其目的用丘吉尔的话来说，就是要“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这对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战胜了14国的武装干涉并且赢得了由白卫分子发动的国内战争。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也不可能把苏维埃扼杀在摇篮里，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没有别的选择，他们在这个地球上只能实行和平共处。这就是十月革命以后所形成的世界格局。

苏维埃政权经过新经济政策，经过两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的集体化，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在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1929-1933年的大萧条，生产力遭到了很大的破坏。这一明显的对比，证明了社会主义社会较之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无比的优越性。而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更使社会主义的名声大振。随着二战的胜利，东欧的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一系列国家走上了人民民主主义的道路，并且经过一段时间的社会改造迅速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加上此前成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和稍后建立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老挝王国和古巴共和国也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苏联一个国家，而成了一个由十多个国家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之对立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二战后，帝国主义阵营中的德日意三国成了战败国，英法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战争中也元气大伤，只有美帝国主义在战争中没有受到多少损失，反而因为对战争双方做军火生意而大发其财，壮大了自己。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巨大变化。美国帝国主义虽然到处张牙舞爪，表面上很强大，但是，正如毛泽东所分析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在1917 年二月革命以前，俄国国内究竟哪一方面拥有真正的力量呢？从表面上看，当时的沙皇是有力量的；但是二月革命的一阵风，就把沙皇吹走了。归根结底，俄国的力量是在工农兵苏维埃这方面。沙皇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希特勒不是曾经被人们看作很有力量的吗？但是历史证明了他是一只纸老虎。墨索里尼也是如此，日本帝国主义也是如此。相反的，苏联以及各国爱好民主自由的人民的力量，却是比人们所预料的强大得多。”（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5页）二战后，美国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当时他们是“飞机加大炮”，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但是，却被共产党所领导的只有“小米加步枪”人民解放军所打败。1950年，美国帝国主义又支持李承晚发动朝鲜战争，并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直接威胁我国的安全，但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共同抗击下也只好退回到三八线以南，并在最后签订了停战协定。60-70年代的越南战争也是这样。可以说，无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大众和美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中，都显示了社会主义和各国人民群众力量的强大，而表面强大的美国帝国主义其实不过是一只纸老虎。

当然，从生产力的水平看，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还暂时处于领先的地位，但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发展速度普遍高于帝国主义阵营，它们之间的差距总的来说是不断缩小的。1957 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被送上太空，标志苏联在某些尖端技术领域已经走到了美国的前面。但是，由于苏联出现了赫鲁晓夫的现代修正主义，中苏两党进行公开论战，并且影响了两国的国家关系，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毫无疑问，这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的进一步发展是有一定的影响的。社会主义又由高潮走向低潮。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纷纷走上了改革之路。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国家由于推行凯恩斯主义而遭遇到了“滞胀”的问题，于是具有保守倾向的政党和新自由主义理论又适时而起。需要指出的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也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严重影响。俄罗斯和东欧的改革就是例子。由于把私有化作为改革的目标，偏离了改革的正确方向，并且过于听信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改革方案，结果导致了改革的失败。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是我们应该认真记取的。自此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并未消除它们之间的斗争，只不过改变了它们之间斗争的形式。就斗争的形式来说，过去它们之间都互为敌人，不是进行热战，就是进行冷战，而现在，它们之间似乎已不再是敌人，而是变成了伙伴，所进行的也不再是热战或冷战，而是一种竞争。但是，就斗争的实质来说，实际上仍然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苏东剧变，殷鉴不远，我们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显然是不可麻痹大意的。

三、驳所谓“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世界”论

谢序辛著把世界格局的变化归结为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功劳。用他们的话说，民主社会主义“既演变了资本主义，又演变了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世界。”

在我看来，谢序辛著的这些话无论从事实上来说，还是从理论上来说，都是不能成立的。

先从事实上来说。

本文前面的论述已经用事实表明，世界格局的变化是和由十月革命开始的社会主义的诞生、发展和壮大密切地不可分隔地联系在一起的。当然，世界格局的变化也和社会主义国家自身的错误和失误有着密切的关系。应该说，社会主义之走向低潮固然与西方搞的和平演变有关，但那毕竟是外因，而真正的原因却在社会主义内部，在社会主义本身。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是否正确才是影响世界格局变化的真正原因。

至于民主社会主义，由于其长期坚持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的路线，根本不敢触动资本主义的基础，其所作所为只限于补缀修理，即使在西方国家，人们对它也缺乏信心，起影响根本不能与社会主义相比。这一点，反共专家兹·布热津斯基在他那本《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中曾把列宁的社会主义和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进行了对比，他写道：“新的布尔什维克统治者们把自己标榜为社会主义，确实大大地有助于他们争取西方的同情。这一标榜，不管是真心还是仅仅玩弄花招，都肯定使他们受益匪浅。它激发了西方不少人的想象力。装卸人一方面希望民主社会主义胜利，另一方面又对它能否迅速在固若金汤的资本主义制度堡垒内部得以实现感到没有信心。尽管社会主义有许多不足，尽管开始时它的形式还不够完善，乐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星似乎象征着社会主义的黎明。”（《大失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页）虽然布热津斯基语带讥刺，但是，他毕竟说出了苏联社会主义在西方所产生的影响要比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要大得无可比拟这个事实。

为了更加具体地说明这一点，我想举两个在西方曾经非常著名的人物来做例子。

一个是凯恩斯。大家知道，列宁曾说凯恩斯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死敌”，——当然列宁也说过肯定凯恩斯的话。凯恩斯于1925年9月和他的从俄国逃出、在英国担任舞蹈演员的妻子一道对苏联进行了短暂的访问。这次访问，对凯恩斯的影响很大，触动很深。这些，在他的《劝说集》里都有很真实的反映。在书中，他谈到了人的道德和金钱动机问题，谈到了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问题，还谈到了苏联的发展前景，等等。对所有这些问题，其所持的态度都是积极的、肯定的；相反，对资本主义却表现出了批评的态度。比如他写道:“俄国的生活水平与我们相比虽然是很低的，但却已经逐渐摆脱了饥饿与死亡，并确实提供了某种安适。每个人都赞同去年的改善是巨大的，今年的收成也还不错，情况正明显地发生好转。新社会制度的宏大规划正开始成形。一个世界最大、最现代化的发电站，不久就将向列宁格勒供应电力和照明。分布广泛、装备良好的作物种植企业，很快将向农民供应用最新的孟德尔法培育的更优良的种子。”他还写道：“在与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编者注）进行了成就辩论后，陪伴他的两个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徒，眼中充满了信仰的狂热，最后上来对我说道：‘我们可以预言，十年以后，俄国的生活水平将高于战前，而欧洲其他地区的生活水平将低于战前。’想一想俄国的天然财富和旧体制的腐朽无能，再看一看西欧所面临的种种问题遗迹我们在对付这些问题时显示出的束手无策，难道我们能够断言这两位同志的预言只是夸夸其谈?”(J·M·凯恩斯：《预言和劝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9页)不仅如此，凯恩斯还探讨了“共产主义的生命力”问题，他问道：“随着时间的进展，当热烈程度被充分淡化，不纯洁的因素与日俱增，此时共产主义还能抓住群众吗？”他写道：“对于这个只有时间才能回答的问题，我无法做出回答。但对于这样一个结论，我的确有把握，即如果共产主义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就，那么它将不是作为一种改进了的经济技术而是一种宗教而有所成就的。……作为一种宗教，俄过共产主义的力量又如何呢？或许这种力量是相当大的。抬高劈头人的地位，这是一条在抓住群众方面屡见成效的教理。任何宗教，或者团结同一教派信仰者的纽带，都有力量对抗非宗教主义者自我中心的原子论。现代资本主义是绝对不信仰宗教的，它缺乏内聚力，没有几分公益的精神，它经常是，虽然并不总是一群财富的占有者和追逐者的集合体。……不新宗教的资本主义要战胜信仰宗教的共产主义，仅仅靠较高的经济效率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高出许多倍的效率才有希望。……但现在我们却开始怀疑企业家是不是真的能够让我们更上一层楼。”（同上，第290-291页）在这里，凯恩斯对于社会主义在经济技术方面的优越性还缺乏认识，——这个问题他是到30年代才有所认识的，我们从他提出的“国家干预”的政策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但是他对所谓“宗教信仰”问题的认识，用词虽然并不准确，而其认识却是深刻的，值得我们重视的。

凯恩斯出身于祖上曾是贵族的家庭，父母都是社会精英，受到的是资产阶级社会最好的教育，曾担任过政府部长和英格兰银行总裁等职务，本身又是一个著名经济学家，他在访苏之后思想能够发生这样大的变化，这就充分证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这一点，民主社会主义显然是无法望其项背的。

另一个是萧伯纳。我们知道，萧伯纳是英国工党的前身——费边社的创始人之一，还是一位著名作家，他在访问苏联之后也受到了很大的心灵震撼。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中曾引用萧伯纳的话，——虽然他并不赞成萧伯纳的看法。萧伯纳说的是是苏联古拉格（集中营管理局的简称）改造犯人的问题，并且是用与英国的对比来说这个问题的。他写道:“在英国犯有过失的人，进监狱是一个正常人，而出来时则成了罪犯；在苏联，他进监狱时是一个罪犯，而出来时则成了正常人，只是要劝他出狱十分困难罢了。据我所知，他们愿意在那里呆多久就可以呆多久。”（转引自《大失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对于萧伯纳的这些话，布热津斯基颇不以为然，他把这称作是“对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社会制度的这种五体投地的佩服，甚至把古拉格也包括了进去”。其实，社会主义国家尊重罪犯人格并对其进行改造的做法确实是很有撤消的。不仅苏联在政府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在改造战争罪犯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对伪满州国皇帝溥仪的改造。这些事实早已广为人知，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显然，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没有令人信服的事实作根据，像凯恩斯和萧伯纳这样的资产阶级头面人物是决不可能说出上面这样一些称赞社会主义苏联的话的。

事实还在于，现在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的影响力并不是在增长，而是在衰弱，一些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失利可以说明这一点。相反，拉丁美洲一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和组织在选举中得到了人民的拥护，走上了执政的道路。委内瑞拉、秘鲁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社会主义现在虽然还处于低潮，但是，事物是波浪式地向前发展的，我们相信，低潮以后必将会出现高潮。当然这需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努力，包括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但是，其前途是光明的，则是可以预言的。

再从理论上来说。

民主社会主义被称为“第三条道路”，所谓“第三条道路”，也就是：它既不是社会主义道路，也不是资本主义道路，而是一条介于两者之间的道路。因此，所谓“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一条中间道路。

问题是，这种“第三条道路”或中间道路是可能的吗？

列宁曾不止一次地说，“中间道路是没有的，没有也不可能有‘第三条道路’。”（《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223页）他在《怎么办？》一书中还说，“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6-327页）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也说，“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3 页）

列宁和毛泽东的话，向我们揭示了一条真理：在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任何一种思想体系和政治态度都是代表一定的阶级利益并且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不存在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和政治态度，中间道路或第三条道路是不存在的。

具体联系民主社会主义来说，它在思想上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主张各种思想多元化；在政治上反对暴力革命，主张阶级调和；在经济上反对消灭私有制，主张“混合经济”；在组织上反对实行阶级政策，主张不同阶级成员都可入党；行动上反对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主张“运动就是一切”。总之一句话，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个既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也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在思想、政治、经济、组织上都有不同来源的大杂烩。当然，如果我们仅仅这样认识民主社会主义，那还是只看到了它的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它的本质。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在于，它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而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从表面上看，民主社会主义者也讲社会主义，甚至有时也讲马克思主义，其纲领中也有国有化的某些表述，其成员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工人，其行动中也会争取工人的福利，似乎不能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但是只要我们看看他们的基本主张，就会发现：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消灭私有制，反对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其实都是为了能使资本主义延年益寿，使其不被推翻，而决不是为了生产资料公有，实现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而他们为工人所争取的某些福利和改良，说穿了，也是为了能使工人安于现状，防止工人起来革命。从这些方面看，他们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而恰恰是为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因此说民主社会主义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为资本主义效劳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是毫不为过的。

正因为民主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是为资本主义辛劳的，因此民主社会主义愈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愈困难。欧美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从上世纪以来一直没有出现革命的形势，人们往往认为这是由于资本主义还有很强的生命力，资本主义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我认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没有说服力的。应该看到，帝国主义国家在剥削全世界的过程中所赚取的巨额垄断利润，使他们有可能收买工人阶级的上层，组成机会主义的派别，分裂工人运动，也是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没有能够形成革命形势的重要原因。在这方面，工党、社会民主党和他们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只是他们所起的作用，对于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来说，不是正作用，而是负作用。 实际上不是民主社会主义演变了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演变了民主社会主义，并且通过演变了的民主社会主义又演变了社会主义。

谢序辛著说，“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着世界”，在我看来，是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世界，它打破了旧世界、建立了新世界。而民主社会主义所为则是维护旧世界、阻挠建立新世界，并且力图把已经建立的新世界重新变为旧世界，根本谈不上什么“改变世界”。他们之所为究竟是功劳还是罪过，人们是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的。

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与和平过渡问题

——十四评民主社会主义“正统论”、“救国论”

奚兆永

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与和平过渡问题，这既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个极其重要的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事关社会发展和人类未来的极为重大的实践问题。它和我们正在讨论的民主社会主义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谢序辛著在这个问题上散布了不少极为有害的修正主义的观点，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加以评论和澄清。

一、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吗？

谢序辛著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推翻和消灭的关系。”

可是，作者只是提出了这个看法，但却没有进行理论的论证。而在我看来，要进行这样的论证，也是很难的。道理很简单：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和替代物，两者的关系不可能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必然是前者否定后者、取代后者的关系。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里是说得非常清楚的。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有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为了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派别的头脑中。但是这种占有在实现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站一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1-632页）在这方面，“空想主义者之所以是空想主义者，正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还很不发达的时代，他们只能是这样。他们不得不从头脑中构想出新社会的要素，因为这些要素在旧社会本身中还没有普遍地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们只能求助于理性来构想自己新建筑的基本特征，因为他们还不能求助于同时代的历史。”（同上，第616页）

马克思就不同了。他通过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找到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

“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三春柳了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1-832页）

恩格斯说，“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9页）他还说，“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大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同上，第634页）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自己的论述里用了“炸毁”、“剥夺”这样的字眼，恩格斯在自己的论述里也用了“冲突”、“解放”这样的字眼，——更不用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还直截了当地用了“消灭私有制”这样的字眼了，这些，和谢序辛著所说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推翻和消灭的关系”能够统一起来吗？

当然，“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活动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2页）就生产力来说，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确实是在继承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的，但是，就生产关系来说，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却决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继承和发展，而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的，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却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而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劳动者之间关系是自主的联合劳动的关系，是互助合作的关系；资本主义的分配是按资分配，实质上是对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剥削，而社会主义的分配是按劳分配，是不存在剥削的分配。这样两种根本对立的生产关系怎么可能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呢？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对抗性的社会，由于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抗的阶级，他们之间根本利益是对立的，其关系是不可调和的，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及其阶级表现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得到解决的；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即推翻或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得到解决。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页）

二、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建立起来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和历史上不同私有制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大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封建社会代替奴隶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都是用一种所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新的生产方式可以在旧社会内部萌芽并且逐步地建立起来，即使这样，新兴的阶级要代替旧的阶级，也要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经过革命，才能建立自己的统治。而社会主义是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它不可能在旧社会内部建立起这样的生产关系，它要通过革命首先建立起自己在政治上的统治，并用这个政治上的统治来建立自己的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生产关系。列宁在论述社会主义革命和资本主义革命的区别时曾说，“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已经存在资本主义关系的现成形式，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这样现成的关系，有的仅是那些实际上只包括一小部分高度集中的工业而很少触及农业的资本主义形式。”（《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4页）

谢序辛著认为，股份公司“使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管理者阶层掌握着企业的经营权，使资产阶级的统治虚幻化。这一项分离是一场‘和平’革命，使和平过渡到一种新制度成为可能”，这是对马克思论述和历史事实的极大的歪曲。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前面写的《马克思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首倡者吗？》一文里已经专门进行了批驳，这里要指出的是，不仅是股份公司，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国有企业和合作工厂，也不能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因素。

先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国有企业。

资本主义社会的国有企业早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即已存在。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生产不大发达的阶段，那些需要很长劳动期间，因而需要在较长时间内大量投资的企业，特别是只能大规模经营的企业，例如筑路、开凿运河等等，或者完全不按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而由公共团体和国家出资兴办（至于劳动力，在较早的时期，多半实行半强制劳动）。或者……”（《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0页〉撇开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出于政治和财政的考虑，如拿破伦和梅特涅搞的烟草国营，俾斯麦搞的国有化等不说，股份公司曾经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发挥过重要的作用。马克思说，“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88页）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_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生产的领导。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8页）

一般说，资本主义社会国有企业的出现，是一个进步。但是，就其性质而言，它并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资本主义的。这一点，恩格斯有一个清楚的说明。他说：“现代国家也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合理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着。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同上，第629页）显然，我们不能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国有企业当作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因素。

再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合作工厂。

资本主义社会的合作工厂出现也很早，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其都有论述。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谈到合作工厂时说，““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扬弃，即工人们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工厂制度，合作工厂就不能发展起来；同样，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厂也不可能发展起来。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同样，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国家规模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被扬弃，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被扬弃。”(《资本论》第3卷，第497—498页)

看来，谢序辛著的作者没有注意到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否则，他们一定会拿来作为其“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论的论据的。但是，只要联系马克思讲话的前后文，其意思是很清楚的。它是说，资本主义下的合作工厂是在资本主义下的工厂制度和信用制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没有工厂制度当然谈不上合作工厂，没有信用制度也谈不上合作工厂。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是无产者，他们不可能拥有生产资料，他们要开办合作工厂势必要利用资本主义的信用，因此，他们必须把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作为利息归借贷资本家所有。可见，即使在合作工厂内部消除了劳资的对立，但是合作工厂的工人仍然要受资本主义的剥削。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谈到英国的工人合作工厂时就曾讲到这种合作工厂要“支付较高的利息。”(《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2页)这还是当时典型的英国合作工厂，至于在瑞士乳品业、英国捕鱼业以及在西里西亚挖土工人中存在的劳动组合，根据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中所说，情况就更糟：“如果这些成员自己不能凑足必要的资本，如象在干酪业和捕渔业(为了买渔网，渔船等等)中所常见的那样，那末劳动组合便落在高利贷手中，他以高额利息贷出组合欠缺的款子．从此就把大部分的劳动收入装进自己的腰包。但是，以全体雇佣工人身份完全受雇于企业主的那些劳动组合，则受到更加卑鄙的剥削。他们自己管理着自己的生产活动，这样就为资本家节省了监督费用。资本家把茅舍租给他们住．借给给他们生活资料，从而又实行最可鄙的事物工资制度。”对于这样的劳动组合，恩格斯干脆把它看作是“使资本家便于剥削雇佣工人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对于于合作工厂，马克思也明确地指出，它“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难道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组织看成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吗7显然不能。

值得注意的是，拉萨尔派在哥达纲领中曾提出要依靠国家帮助在工业和农业中普遍建立生产合作社，以便从它们里面产生出调节“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组织”。马克思针锋相对地进行了驳斥，他写道：“‘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组织’不是从社会的革命转变过程中，而是从国家给予生产合作社的‘国家帮助’中‘产生’的，并且这些生产合作社是由国家而不是由工人‘建立’的。这真不愧为拉萨尔的幻想：靠国家贷款能够建设一个新社会，就象能够建设一条新铁路一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2页)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转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同上，第314页）如果对马克思的过渡时期理论有正确的了解，问题本来是很清楚的：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之所以要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之所以还需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之所以还要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建立起来的。

三、暴力革命是普遍规律，和平过渡只是例外

谢序辛著说，和平过渡“这个真理已经为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闪亮崛起和前苏联的暴力社会主义的黯然消失所充分证明。”

但是，在我看来，这个和平过渡的所谓“真理”根本就不存在，而所谓“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闪亮崛起”不过是一个肥皂泡而已；而所谓的“前苏联暴力社会主义的黯然消失”倒是和戈尔巴乔夫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苏联的解体不是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恰恰是证明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失败。

和平过渡，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个，核心内容。这个思想的提出，其目的是为了发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暴力革命乃是普遍规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结尾出写道：“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把。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这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说并不是因为他们好斗，而是因为他们认识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从历史上看，无论哪个新社会代替旧社会都回遇到衰朽的力量的反抗，而新兴的力量要取得胜利比如要经过斗争，经过革命，这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应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作《共产党宣言》时也曾考虑过“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的问题，但是，他们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的第16个问题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他写道：“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当然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日。共产主义者很清楚，任何密谋不但无益，甚至有害。他们很清楚，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但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暴力压制，因而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用尽一切力量引起革命。如果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因此最终被推向革命，那时，我们共产主义者将用行动来捍卫无产阶级的事业，正像现在用语言来捍卫它一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页）

谢序辛著说恩格斯在晚年放弃了暴力革命论，我在《恩格斯晚年放弃暴力革命论了吗？》一文里已经做了批驳，这里想在提供两点补充：

其一，恩格斯在1892年2月6日写的《答可尊敬的卓万尼·博维奥》一文中说；“我根本没有说什么‘社会党将取得多数，然后就将取得政权’。相反，我强调过，十之八九我们的统治者早在这个时候到来以前，就会使用暴力来对付我们了；而这将使我们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965年版，第327页）

其二，恩格斯于1895年4月3日写给拉法格的信中说，“李卜克内西刚刚和我开了一个很妙的玩笑。他从我给马克思关于1848-1850年的法国的几篇文章写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近来，特别是目前柏林正在准备非常法的时候，他喜欢宣传这个策略。但我谈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所以我请您等到全篇文章发表后再作评论（文章大概将登在《新时代》上），我天天等着小册子的样书。可惜李卜克内西看到的只是白或黑，色调的差别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436页）

恩格斯的这两段话再一次说明，根本不存在恩格斯在晚年放弃暴力革命论的问题。恩格斯主张合法的议会斗争，只是把它作为整个革命斗争的一个部分，他更加重视和强调的恰恰是暴力革命，这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领袖中的“议会迷”们把议会斗争当成唯一的斗争形式，根本否定暴力革命的作用，是根本不同的，是水火不相容的。

在这方面，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有不少论述。

列宁说，“暴力将必然伴随着整个资本主义的彻底崩溃和社会主义的诞生。而且这种暴力将构成世界历史的一个时期，一个充满着各式各样战争的整个时代，其中包括帝国主义战争，内战，二者呼吸交织的战争，民族战争，即受帝国主义者以及在大规模国家资本主义、军事托拉斯和辛迪加时期必然结成这种或那种联盟的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的民族的解放战争。这个时代，这个发生大崩溃、动辄诉诸武力、充满危机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个时代，而这还仅仅是开始。”（《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0页）这就是与暴力相伴随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或者说是与暴力相伴随的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列宁的话是八十多年前说的，但是八十多年的历史证明了列宁判断的正确。

斯大林在论及世界革命历史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时说，“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革命是这样开始的，通常是大部分没有武装或武装得很差的人民举行起义，他们和就政权的军队发生冲突，他们竭力瓦解这种军队，或者至少把一部分军队拉到自己方面来。这是过去革命爆发的典型形式。1905年我们俄过的情形也是这样，中国的情况却不同。在中国，和旧政府的军队对抗的，不是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斯大林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487页）斯大林在中国大革命时期讲的这些话，对于后来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无疑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的。

毛泽东则从哲学的高度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存在着阶级的对抗，这是矛盾斗争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矛盾，无论在努力社会也好，封建社会也好，资本主义社会也好，是互相矛盾着的两阶级，长期地并存于一个社会中，它们互相斗争着，但要待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阶级社会中，由和平向战争的转化，也是如此。……认识这种情形，极为重要。它使我们懂得，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共产党人必须揭露反动派所谓社会革命是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等等的欺骗宣传，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使人民懂得，这不但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整个人类的历史和苏联的胜利，都证明了这个科学的真理。”（《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4页）后来，他还进一步指出了暴力革命或武装夺取政权的普遍意义。他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坯布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1页）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使我们懂得对抗、革命、飞跃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进一步认识暴力革命或武装夺取政权是一个普遍真理，是有极大指导意义的。

当然，我们肯定暴力革命是一个普遍规律，这是就工的情况来说的。但是，我们对此也不能做决定化的理解。事情不能排除有例外的情况。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例外的情况还是有可能发生的。事实上，恩格斯在加了许多附带条件的情况下，从策略上考虑，也曾经提出过议会选举实现和平过渡的问题。但是，恩格斯决没有放弃暴力革命的原则。这一点，在他1895年4月3日写给拉法格的信里说得非常明确，是任何人都歪曲不了的。

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书中还谈到过赎买问题。他说，“我们的党一旦掌握了国家的政权，就应该干脆地剥夺大土地占有者，就像剥夺工厂主一样。这一剥夺是否要用赎买来实行，这大半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我们取得政权时的情况，尤其是也去于大土地占有者先生们自己的态度。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赎买下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是最便宜不过的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3页）在政府们，十月革命后也参加想实行赎买的政策，但是，俄国的资产阶级不干，因此没有能够实行。中国的条件不同，中国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了赎买政策取得了成功。可见，赎买政策之能否实行，与其说决定于无产阶级，还不如说决定于资产阶级。一般来说，资产阶级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他们是不愿意接受这一政策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会持反对态度的。

关于暴力革命和和平过渡的关系，以毛泽东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曾于1957年11月10日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书面提纲，其中讲到这样几点：

“⒈提出和平过度的可能性，表明我们在使用暴力的问题上首先是防御的，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避开在这一个问题上所受到的攻击，在政治上有好处；对争取群众有好处，对剥夺资产阶级的借口、鼓励资产阶级有好处

“⒉在将来，在多机或国内形式发生剧烈变化的条件下，如果个别国家出现了和平过渡的实际可能，我们将便于利用时机，取得群众的赞助，用和平方法解决政权问题。

“⒊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这个愿望而束缚自己。中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决不能丝毫放松对于革命的准备。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要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

提纲认为，“按照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才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度的可能。”提纲强调指出，“积聚力量，准备革命。是最艰苦的，而议会斗争究竟是比较方便的。我们必须充分运用议会斗争的形式，但是它的作用是有限的，而最重要的是，应该进行艰苦的积聚革命力量的工作。“（《无产阶级革命和赫理晓夫修正主义》，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9-51页）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给苏共中央的这个提纲对暴力革命和平过渡的关系问题作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距今虽然已有五十年的时间，但是，这五十年的历史充分说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这些看法是完全正确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四、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应该指出，谢序辛著歪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鼓吹和平过渡的理论，都不是他们自己的发明，而是从新老修正主义者那里贩来的陈旧货色。早在100年前，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施坦就曾大肆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的理论。他在《社会主义的全体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胡说什么“马克思主义只是从一个方面——在方法上——克服了布朗基主义。但是在另一方面，即在过高估计革命暴力对于现代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创造力这一点上，它从来没有完全摆脱布朗基主义的见解。”（《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出版社1965年版，第81页）在他看来，“如果社会民主党在理论上也毫无保留地站到普选权和民主的立场上来，并且接受由此得出一切有关自己的战略的结论，那么它就再也不能比这样更好地促进这一进展了。”他甚至说，“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实践活动都是归结于创造一些状态和先决条件，它们能够促成和保证现代社会制度在不发生痉挛性爆发的情况下转移为一个更高级的制度。”（同上，第194、195页）这些荒谬的观点，理所当然地受的了马克思主义着的批判，但是却被社会党视为至宝。上世纪的50年代，这些思想垃圾又被现代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重新捡拾起来，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大肆宣扬。在他看来，共产党只要能争取到议会的稳定的多数，“就可以为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创造实现根本社会改造的条件。”谢序辛著所鼓吹的也是这样的一些论调。

人们要问：事情真的能够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吗？

我们知道，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国家本身就是一个暴力机器。国家包括军队、警察、法庭等拥有强制权力的专政机关，还包括政府这样的行政机关，而不仅仅是议会这样的立法机关。国家是有阶级性的，资本主义的国家是资产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资产阶级是决不会把国家拱手交给无产阶级的。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基》一书中说得好：“如果以为在比较深刻的、重大的革命中，可以简简单单地用多数和少数的关系来解决问题，那就是最大的愚蠢，就是庸俗的自由主义者的字愚蠢的偏见，就是欺骗群众，就是对群众隐瞒明显的历史真理。这个历史这里就是，在任何深刻的革命中，多年内对被剥削者还保持着巨大的事实上的有时的剥削者，照例要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反抗。剥削者没有在最后的、拼命的战斗中，在多次的战斗中试验自己的优势以前，决不会像甜蜜蜜的傻瓜考茨基所甜蜜蜜地幻想的那样，服从被剥削者多数的决定。”（《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2页）

列宁还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之中希望变成复辟尝试。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被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他们的家庭从前过那么甜蜜的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破产和贫困（或者从事‘平凡的’劳动……）。而跟着剥削者资本家走的，还有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世界各国几十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小资产阶级总是犹豫不决，动摇不定，今天跟着无产阶级走，明天又因革命遭到困难而害怕起来，因工人遭受初次失败或挫折而张皇失措，他们心慌意乱，东奔西走，叫苦不迭，从这个营垒跑到那个营垒……就像我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样。”（同上）

列宁的这些话都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它既为此前的历史所证明，也为尔后的实践所证实。

纵观历史，暴力革命成功的事例可谓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而和平过渡成功的事例却寥若晨星，踪迹难寻。谢序辛著把资本主义国家某些社会党上台、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国家演变为资本主义国家也叫做和平过渡，这完全是歪曲历史、偷换概念，是不值一谈的。

为了说明和平过渡之艰难和不可行，这里讲两个历史事件。

一件事发生在上世纪60 年代的印度尼西亚。

我们知道，上个世纪50 年代赫鲁晓夫在苏共20 大再次提出了“和平过渡”的“理论”，由于苏联共产党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些共产党也受到了其思想的影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在讲到苏共20 大时曾表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耐心地争取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全体劳动人民的革命运动所支持的、并为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所支持的议会的稳定多数，以便使议会能够为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实现根本性的社会改革提供保证。”（《艾地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1页）应该说，艾地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包括中国革命的新鲜经验，结合印尼实际，解决印尼的革命问题，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他似乎过于热中于争取议会的多数，而对通过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这一普遍真理则认识不足；他积极开展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工作，但是对在统一战线中要基础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则有所忽视，他与资产阶级头面人物苏加诺（印尼总统）打得火热，以兄弟相称（他称苏加诺为“朋加诺”——即“加诺兄”，而苏加诺也称他为“朋艾地”——即“艾地兄”），结果，当资产阶级右派翼代表人物苏哈托和纳苏第安在1965年9月30日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苏加诺、屠杀共产党时，共产党处于无力反抗的地位，数十万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之中，艾地本人也在1967年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是值得人们永远记取的血的教训。

另一件事发生在上世纪70 年代的智利。

1970年，智利马列主义者萨瓦尔多·阿连德领导的人民联盟（其成员包括社会党、共产党等党派，阿连德是智利社会党的创始人，但是智利社会党不同于西欧的社会党，他们信仰马列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主张与社会主义国家友好，用阿连德的话说，是“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大选中赢得了胜利，阿连的当选为智利总统。但是，阿连德的实践证明，赢得选举并不等于就真正掌握了政权。阿连德当选后，检察长、警察长、最高法院院长都是旧人，他们站在总统的对立面，阻挠新总统的工作。阿连德甚至没有政治警察，而只好找自己的同志进行保护。反对阿连德的人甚至要对他进行暗杀。他们想要陆军总司令做这见事，在遭到拒绝后就把这位陆军总司令给杀害了。阿连德在接受法国革命者雷吉斯.德布雷采访时说，“暗杀雷内.施奈德将军的事证明当时内政确是迫在眉睫的。要是反动分子绑偶了陆军总司令，我们无疑就要濒于内政。他们继续煽动军队，企图唆使他们去推翻议会。不要忘了这次罪恶的袭击事件发生于国会召开全会48小时之前，而全会是按照宪法要求批准总统选举结果的。在这期间，人民联盟已拥有足够的议会表决票数来批准最月4日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阿连德和德布雷的谈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9页）这样的事不仅发生在选举和接管的过程里，更发生在以后的执政过程中。阿连德推出了一个“智利社会主义之路”的规划，实行比较彻底的土地改革政策，并且把大工业（铜矿等）、大银行受归国有。这一来，由于触犯了美国帝国主义的利益，美国大为恼火，提出所谓“赔偿费”问题进行纠缠；尼克松政府还一再指示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对智利“施加压力”。结果，在国内外敌人的勾结下，于1973年9月11日智利发生了军事政变，以武力推翻了这个通过选举生产的合法政府，而阿连德也在总统府内身中机枪子弹不幸殉职。

历史一再证明，一切反动派都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必然会进行垂死的挣扎，以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艾地和阿连德的牺牲，又给我们增加了历史的例证，我们怎么可以不记取这些血的教训呢？！

社会民主党、工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吗？

——十五评民主社会主义“正统论”、“救国论”

奚兆永

谢序辛著说，“20世纪末，社会民主党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竞选执政、使欧洲和平进入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就，告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天之灵。欧盟15国中英国、法国、德国、瑞典、芬兰、奥地利、葡萄牙、荷兰、意大利、丹麦、希腊、比利时、卢森堡等13个国家是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社会党国际以红玫瑰为徽记，世人惊呼欧洲红潮涌动。”还说，“社会民主党人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的、理性的进化过程。社会民主党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

人们要问：社会民主党和工党究竟是哪个阶级的政党？他们执政又代表了哪个阶级的利益？能不能说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就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毫无疑问，弄清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认识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大有好处的。

一、从英国工党的性质说起

英国工党是一个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老党，但是，这个党是不是如它的名称所示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呢？这里我们要做一番循名责实的工作。

大家知道，英国工党的前身是1868年成立的职工大会（即工联），原本是一个工会组织。工会长期与自由党合作，支持自由党的政治主张，自由党也对工人的要求给予同情和支持，人称“双L联盟”（因“自由””和“劳工”的第一个英文字母都是L，故名）19世纪70 年代中期以后，“双L联盟”开始跻身于议会。后来由于自由党内部的分裂，其中有些人转向保守党，同时也由于自由党没有重视工人的一些切身利益的要求，工人阶级的自主斗争的愿望也因之变得更为强烈起来。这样，在1888年8月，苏格兰矿工出身的凯尔·哈迪组织建立苏格兰工党。1893年苏格兰工党与布莱德福劳工联合会等合并建立英国独立工党。1900年2月27-28日，来自工会和社会主义团体的129名代表举行会议，哈迪、萧伯纳等出席了这次会议，宣布了劳工代表大会的成立。1906年，劳工代表大会改称工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工党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并加入了自由党的联合内阁。1918年2月通过了新党章，规定除保留原有的集体党员制度外，还在各选区设立组织以吸收个人党员。同年6月，通过了由韦伯等起草的纲领性声明《工党与新社会秩序》，首次提出要埋葬私有制。1924年1月，在自由党的支持下首次组阁，并从此开始与保守党轮流执政。1945年以前，仅于1923～1924年和1929～1931年两次短期执政。1945年大选，工党领袖艾德礼在选举中获胜。在执政期间，工党政府进行了包括国有化在内的比较激进的改革，1948年宣布建成福利国家。但50年代开始，随着英国经济的发展，工党内出现意识形态分歧。右派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变了，社会主义应是“增加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而不是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化为目的；反对以新的社会制度代替现存的社会制度，主张在现存制度基础上追求更高程度的完善。50～60年代，这些思想在工党内占上风。但左派仍坚持国有化，认为没有国有化就没有社会主义。60年代初，“新左派”从文化上批判资本主义，认为资产阶级文化上的统治使人们处在全面异化的状态中，因此，必须向资产阶级发动全面的文化进攻，对资本主义社会实行总体改造。这对70年代后再次活跃起来的工党左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者据此提出国有化还应该加上工业民主化和生活方式民主化，对工党传统的社会主义进行了补充。1990年5月工党提出新的施政大纲，充实了1989年年会通过的调整政策，放弃了国有化政策。主张政府必须负责解决教育、培训、运输、通信等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社会分配先考虑“创造财富的人”，发展高技术经济，鼓励发明创造。工党现有党员600余万人，90％以上为工会集体党员，也有部分知识分子，中小资本家，职工大会仍为该党主要支柱。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严格地说，英国工党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党，而只是一个工会组织。本来，政党应该是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党员应该是本阶级的先进的觉悟的部队，是本阶级利益的自觉代表者，而工会只是工人阶级的群众团体，是任何一个工人都可以参加的组织。但是，对工党来说，只要是工会会员，也就是当然的工党党员了。列宁曾针对马尔托夫“每一个罢工者都有权宣布自己是党员”的机会主义观点说，“因为人们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有差别，所以必须区别他们同党的关系的密切程度。”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论在什么时候，几乎整个阶级或者整个阶级都能把自己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提高到自己先进部队即自己的社会民主党的水平，那就是马尼洛夫精神和‘尾巴主义’。”（《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3-474页）

工党的问题还不仅在组织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政治方面。我们知道，参加英国工党的除了工会组织外，还有社会主义团体。这个团体就是对工党有着巨大影响的费边社。关于费边社，恩格斯曾指出，“这是一个由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从钻营之徒到感情上的社会主义者和慈善家——拼凑的集团，他们只是由于害怕工人要取得统治而联合起来，他们尽一切力量通过保障自己的、即‘有教养的人’的领导权的办法来防止这种危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3页)他还说，“在伦敦这里，费边社是一伙野心家，不过他们有相当清醒的头脑，懂得社会变革必不可免，他们又不肯把这个艰巨的事业交给无产阶级单独去做，所以他们惯于自己出来领导无产阶级。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他们多半是‘有教养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是公有社会主义：生产资料不应该归国家所有，而应当归公社所有，至少是开头应该这样做。他们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描述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一种极端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就产生了他们的策略：不是把自由党人当作敌人来坚决地进行斗争，而是推动他们作出社会主义的结论，也就是哄骗他们，‘用社会主义渗透自由主义’，不是拿社会主义候选人去同自由党相对抗，而是要把他们塞给自由党人，强加给自由党人，也就是用欺骗手段使他们当选。”“费边社除了出版各种各样的恶劣作品外，还尽力出版了一些好的宣传品，这是英国人在这方面所出版的最好的东西。但是当他们一回到他们的特殊策略——抹杀阶级斗争时，那就糟糕了。他们所以疯狂地仇视马克思和我们大家，就是因为我们主张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页）显然，工党早期对自由党所采取的合作态度，以及后来艾德礼执政时采取的国有化政策，以及工党长期所实行的不触动资本主义根基的改良主义政策都是受费边社思想影响的结果。

列宁由于对世界革命的关心，对英国工党也很关注，曾有不少论述，这对我们正确认识工党的性质问题无疑是有极大帮助的。

1908年10月社会党国际（即第二国际）在布鲁塞尔开会讨论是否接受英国工党假如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由英国工党的前身之一的英国独立工党提出来的。根据“国际”的章程，只有承认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政党和主张进行阶级斗争的工人组织（工会），才能成为“国际”的成员。而新成立的工党既没有公开地自称社会主义政党，也没有坚定而明确地承认阶级斗争的原则。独立工党和社会民主联盟都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独立工党要求国际直接承认工党是国际的成员，这个党的代表布鲁尔·格莱西尔坚持说，几十万有组织的、愈来愈明确地走向社会主义的工人在议会里的这个代表是有重大作用的。他非常轻视原则、公式和基本信念。考茨基回答了他，表示不同意这种轻视社会主义原则和最终目的的看法，但是完全赞成接受实际上在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党加入。列宁对考茨基提出的决议案的第一部分表示赞成，他说，“既然以前的代表大会已经让所有的工联、甚至那些把自己的代表权交给资产阶级议员的工联参加，现在就不能拒绝‘工党即工联的议会代表参加”，但是，他对考茨基决议案的第二部分闭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实际上‘工党’并不是真正不依赖于自由派，也不是执行完全独立的阶级政策的。”在列宁看来，工党只是“英国真正的无产阶级组织走向自觉的阶级政策和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第一步。”列宁的意见由于遭到了考茨基的反对（理由是不能根据“期望”来做决议）而未能被采纳，最后还是提高了考茨基的决议案，英国工党由此而成为第二国际的一个成员。（见《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12-213页）不过从独立工党代表的讲话和列宁与考茨基的争论看，工党从一开始就是不符合作为一个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政党条件的组织。

由于参加第二国际的许多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纷纷转向本国资产阶级，提出了所谓“保卫祖国”的口号，“国际”上已无法活动，第二国际实际上已经破产。1918年列宁领导建立了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这之后许多有影响的社会民主党表示要退出第二国际，并且要求加入第三国际。在1920 年7月举行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了这些问题。同时代表大会还讨论了共产国际对于这些党的政策问题，也包括对英国工党的政策问题。列宁在为大会起草的提纲中写道：“大会应当作出决议，大会认为还不能立即吸收这些政党；批准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德国‘独立’党人的回信；重申准备和任何一个退出第二国际并愿意靠拢第三国际的政党进行谈判，允许这些政党派代表列席共产国际的一切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此外，还为这些政党（以及类似的政党）正式加入规定了条件。提纲同时说，“应当赞成英国共产主义者的或同情共产主义的小组和组织加入‘工党’，尽管‘工党’是参加第二国际的。这是因为这个政党还能让加入进去的组织象现在这样自由地进行批评，为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自由地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这个政党还具有工人阶级一切光辉组织的联合会的性质。只要这样，共产主义者就必须争取一切步骤，作出一定的妥协，以便能够影响最广大的工人群众，从群众能够看到的更高的讲坛上揭露他们的机会主义的领袖，使政权更快地从资产阶级直接代表的手里转的‘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的手里，以使群众尽地抛弃这方面的最后的幻想。”（《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91-193页）才这里，我们看到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看到列宁既注意划清与机会主义的界限，又注意着眼于争取广大的工人群众。列宁主张共产党人参加工党，和他后来主张中国共产党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的做法极为相似；从这里也可说明，列宁并没有把工党看作是无产阶级的政党。

最明白无误地表明列宁对英国工党性质的看法的，是列宁于1920年8月6日在这次大会上的发言。他说，“当然，工党大部分是由工人组成的。但是，确定一个党是不是真正工人的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它是由什么人领导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如何。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从这个唯一正确的观点来看，工党完全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虽然它是有工人组成的，但是领导它的是反对分子，是完全按照中产阶级的意图行事的最糟糕的反动分子。这是一个中产阶级组织，它成立起来就是为了靠英国的诺斯克和谢德曼支流来有系统地对工人进行欺骗。”（《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46-247页）

列宁对工党性质所作的论断至今已有87年，但是，随着工党越来越变右，列宁的这一论断也越来越被历史的实践所证明。这里不妨举两件中国人民有切身感受的事：

1948年5月，当中国内战正激烈进行、国统区民主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之时，英国工党政府于5月19日赠送国民党反动政府一艘重庆号巡洋舰，成为国民党政府海军中最发、大的一艘巡洋舰，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打气，给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制造障碍。

1949年4月20-21日，正当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渡江战役的时候，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的紫石英号等四艘英国军舰驶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区，双方发生冲突，英舰开炮打死打伤我人民解放军252人。4月26日英国工党政府首相艾德礼竟然在议会说，“英国军舰有权在长江行驶，执行和平使命，因为它们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许可。”

这些事难道是一个工人阶级政党执政的政府所应该做的吗？这不正好从反面证明，这根本不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府所为，而是一个地道的资产阶级反动政府所为吗？

当然，仅仅用我们切身感受的一点事情来说明总不免有其局限性，要证明工党这一个世纪来的变化，还是要从更加宏观的视角来看。在这方面，过去可能由于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在1918年由韦伯起草的纲领里第一次写上了“埋葬私有制”的社会主义目标，但是后来布莱尔强调的却是，“既要有雄厚的各个服务，又要有繁荣的私有部门以及而者之间为了变革应建立伙伴关系。”（托尼·布莱尔：《新英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64页）过去工党总是声称他们是代表劳工利益的，而现在布莱尔的“新工党”则声称，“跨越民族。跨越阶级，跨越政治界限，工党能够代表所有英国人民。”（同上，第43页）更不要说，英国（包括工党执政时期）对美国长期所实行的“英美特殊关系”政策、它在伊拉克战争中所采取的紧紧跟随美国的立场以及它对英联邦所采取的态度了。布莱尔曾说，“英联邦是一项伟大的资产，不能再像历届保守党政府那样，听其自然。它有占世界1/4的人口。它包括一些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其中包括像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那样的亚洲小虎。它是除联合国之外唯一超越地区政治、联系南北的机构。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文化渊源使它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同上，第302页）在这里，活现了一个地地道道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政客的嘴脸，哪里有一丝一毫社会主义政党领袖的影子？

二、社会民主党由马克思主义的党到修正主义党的蜕变

和英国工党不同，社会民主党经历了一个由马克思主义的党到修正主义的党的蜕变过程。这个问题，我在《民主社会主义的由来和演变》一文里已经做过论述，这里不再重复。这里只简要说一说当今社会民主党的性质问题。

对于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的性质问题，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于1957年11月10日向苏共中央提出的书面提纲里曾明确地说，“社会党不是社会主义政党。除了个别的左翼以外，它们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政党，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种变形。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我们同社会党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这种界限，模糊这种界限，有利于社会党领袖欺骗群众，不利于我们争取社会党影响下的群众。但毫无疑问，加强对社会党的工作，争取同社会党的左派和中间派建立统一战线，是很重要的。”（载《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1页）

当然，对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也要有分析，不能把它们看出是铁板一块。虽然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从总体上来说已经成为“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政党，是资产阶级政党的变形”，但是，正如“提纲”所说，要将“个别的左翼”除外。事实上，社会党里有一些还是革命的。比如过去南希领导的意大利社会党就是革命的，毛泽东曾给以肯定的评价。在这方面，我在前面的文章里曾经提到阿连德领导的智利社会党也也属于这种情况。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五十年，但是，在今天看来，毛泽东所作的论断仍然是正确的。实际上，自那以后，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也和工党一样，都进一步向右转了。这一点从德国社会民主党1959年通过的《哥德斯堡纲领》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该纲领声称：“工人阶级的不断解放对全人类的自由做出了贡献。社会民主党已经从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了一个人民的政党。它决心把工业革命和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广泛使用技术而解放出来的力量用于为一切人的自由和公正服务”；呼吁“每一个承认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和基本要求的人参加到它的行动中来”；纲领不再提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解放斗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等等，公开宣称社会民主党“是思想自由的党，它是一个由不同信仰和思想的人组成的一个共同体”；纲领提出要保护和促进“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转引自顾俊礼：《欧洲政党执政经验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140页）总之，无论是上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的要求看，还是从意识形态方面的指导思想看，德国社会民主党都不再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而是一个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实际上已经完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无论其执政与否，都已经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关系，又怎么谈得上“告慰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在天之灵”呢？

三、对工党和社会党的进一步分析

谢序辛著说，“社会民主党人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的、理性的进化过程。社会民主党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

虽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并不如谢序辛著所说是“不共戴天”的，而是对立的统一体：没有无产阶级就没有资产阶级，没有资产阶级也就没有无产阶级，二者具有同一性，但是二者毕竟是两个对立的阶级，他们之间的矛盾又是不可调和的，这样的矛盾怎么能“化解”呢？

其实，所谓的“化解”并不是工党、社会民主党的什么“贡献”，而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对这些政党进行收买的结果。

最早发现这一现象的是恩格斯。早在1885年2月，恩格斯在《1845年和885年的英国》一文中就指出：“当英国工业垄断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某种程度上是分沾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的。这些利益在工人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取得绝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但是广大群众有时也能沾到一点。正因为如此，从欧文主义灭绝以来，英国再也没有过社会主义了。当英国工业垄断一旦破产时，英国工人阶级就要失掉这种特权地位；整个英国工人阶级，连享有特权并居于领导地位的少数在内，将跟其他各国工人弟兄处于同一水平上。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将重新在英国出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31页）

应该说，恩格斯的这一分析是很精辟的。事实也正是这样。恩格斯说，“我们发现，工人阶级中只有两种‘受保护的’人的状况得到了长期的改善”。“第一种是工厂工人。”“第二种是巨大的工联。”而“广大工人群众，他们的贫困和生活无保障的情况至少和过去一样严重。”（同上，第228页）

七年后，当恩格斯在1892年再一次谈到这个问题时，他说，“我只需要作少许补充。”这并不是因为在资产阶级圈字里出现了“掺了水的社会主义的短暂的时髦风尚”，而是因为“伦敦东头的重新觉醒。”我们知道，所谓“伦敦东头”是指那些没有技术、只能干粗活，生活贫困且没有保障的居住在伦敦东区那一部分工人。到1892年时，“伦敦东头甩掉了绝望的冷漠，它复活了，并且成了‘新工联’，即‘没有技术的’广大工人群众的组织的发源地”，“涌向新工联并构成其力量的群众，都是被工人贵族轻视和藐视的粗人，但是他们拥有一个无比的优点：他们的心田还是一块处女地，丝毫没有沾染上传统的‘体面的’资产阶级偏见，而那些处境较好的‘旧工联主义者’却被这种偏见弄得昏头昏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1-432页）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恩格斯提出英国工业垄断地位和英国工人特别是工人贵族分沾这一利益时，他还没有而事实上也不可能对帝国主义进行系统的研究，他把这一现象只是作为英国一国的现象。但是后来，列宁在20 世纪初对帝国主义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他在恩格斯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提出了更加切近于事实的观点。他写道：

“战前有人计算过，英、法、德三个最富有的国家，其他收入不算，仅资本输出一项，每年就可获利80-100亿法郎。

“很明显，从这么一大笔钱里，完全可以拿出哪怕是5亿法郎来施舍给工人领袖、工人贵族，来进行各种形式的收买。收买就是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这可以千百种不同的方式：提高大城市中心的文化水平，设立教育机关，为杭州市领袖、工联领袖、议会领袖提供千百个肥缺。哪里有现代的文明的资本主义关系，哪里就是如此。这几十亿超额利润，就是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机会主义领袖、工人阶级的上层分子、该人贵族最顽固，他们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抵抗最顽强。……

“我不打算再谈我们应该如何具体地进行这个工作。……这病拖的时间很久了，要治好它，比乐观主义者所想象的时间要长得多。机会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工人运动中上层分子的机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实际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机会主义派别的活动家来维护中产阶级，比中产阶级亲自出马还好。工人要不是由他们来领导，资产阶级就无法支持下去。不但俄国克伦斯基统治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就是社会民主党政府领导的德国民主共和国，以及阿尔伯·托马对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态度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必须战胜这个敌人。“（《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220页）

列宁的这一论述超出了恩格斯只限于一国（英国）的界限，也超出了恩格斯只限于工业垄断地位的范围，把剥削扩大为帝国主义宗主国对殖民地国家进行资本输出的结果，使问题更具有普遍的意义。列宁的论述十分清楚地给我们指明了无产阶级内部工人贵族、机会主义活动家所由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并且非常清楚地给我们指明了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必须和反对工人阶级内部的机会主义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要把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放在主要的地位。

历史一再证明了恩格斯和列宁以上论述的正确和它所具有的现实指导意义。

事实明明是工党和社会民主党被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所收买，为巩固资本主义效劳，开历史的倒车，谢序辛著却要说成是“历史性的贡献”，“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的理性的进化过程”，如此混淆黑白，颠倒是非，又能骗得了谁？！

现在有些人喜欢说，如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还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还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显然是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论调。在这方面，恩格斯和列宁的论述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武器。今天虽然已经没有殖民地了，但是，帝国主义国家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并没有因此减少，世界范围的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仗自己在资本、技术和经营管理方面的优势地位继续对发展中国家大肆进行剥削。这一点，我们中国人也是有切身感受的。他们从剥削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巨额的超额利润中拿出一部分对本国的工人领袖、工人贵族乃至广大工人进行收买，以致在这样一些发达国家要建立一个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把广大的无产阶级吸引并团结到自己的周围，也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才是这些国家还不能形成革命形势的真正原因。在今天，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用很大的力气开展对于机会主义的批判和斗争，否则，要想坐等社会主义革命形势的到来是不可能的。同样，在已经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要想取得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胜利，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积极开展对于各种机会主义思潮的批判，否则，要想取得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也是不可能的。

瑞典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十六评民主社会主义“正统论”、“救国论”

奚兆永

谢序辛著是为民主社会主义翻案的，因此他们对所谓“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大加称赞，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同社会制度的竞赛“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胜利”，“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过去我们局限于暴力革命的狭隘经验，指责他们是‘修正主义’，现在看来应该给这个修正主义恢复名誉。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对资产阶级没有斗争，不是单方面让步，不仅‘修正’了社会主义，而且‘修正’了资本主义。”

在我看来，这样说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一、瑞典社会民主党从科学社会主义到民主社会主义的转变

瑞典推行民主社会主义是和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联系在一起的，而瑞典社会民主党走上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又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变化的过程的。

我们知道，瑞典社会民主党是1889年才建立起来的，其创始人是亚尔马·布兰亭（1860-1925年）。布兰亭还参与了同一年成立的第二国际的组建工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15页）布兰亭从1889年到1925年一直担任该党主席，其早期思想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虽然也主张改良，但却并不否定暴力革命。他在1886年10月发表的讲演《为什么工人运动必须是社会主义的》中说，“准备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当代工人阶级的重大的历史使命……即使是实现了自由主义的普选权纲领、共和国、直接税和诸如缩短工时、国家保障等社会改良，还是不够的。财产不平等的分配，群众性贫困和失业仍然存在。自由主义使工人得到形式上而不是真正的平等。”（转引自《当代西欧社会民主党》，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75页）在这里，他认为仅仅改良是不够的，还要改变财产（不是收入）的不平等分配，这就涉及生产资料的公有问题了。这一点，从瑞典社会民主党开始时沿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哥达纲领》来指导工作，1907年制订的纲领也是以德国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为基础的，其中规定党的任务是“彻底变革资产阶级的经济组织，实现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但是在斗争的形式上，则认为争取普选权是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唯一途径”。 1917年选举后，社会民主党与保守的人民党联合执政。1920年联合政府倒台，社会民主党继续执政，由布兰亭任首相，开始其第一次执政。1920年瑞典议会通过普选权法案，瑞典社会民主党也在其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在普选权实行以后，党的首要任务是解决所有制问题，并且再次修改党纲，宣布“通过阶级斗争剥夺资本主义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以社会控制和管理取而代之。”（转引自张平、孙敏：《瑞典：社会福利经济的典范》，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页）从1920年到1926年社会民主党曾三次执政，历时四年。1925年布兰亭逝世。应该说，在布兰亭领导时期，瑞典社会民主党基本上还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

布兰亭逝世后，阿尔宾·汉森接替了布兰亭的工作，他于1928年正式担任瑞典社会民主党主席，于1932年组成他的第一届社会民主党政府，并且连续担任瑞典首相直至1946 年逝世，执政十四年。汉森上台后，于1928年提出“人民之家”的口号，主张“通过实行社会和经济民主，消除阶级差别和一切社会经济不平等现象，让平等、关心、合作和互助精神贯穿整个社会”，（同上，第109页）实施了提供各种社会保障的社会改良措施，代替以前提出的阶级斗争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政策主张。应该说，汉森提出的“人民之家”口号和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改良主义政策使瑞典社会民主党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走上了一条民主社会主义或福利社会主义的道路。

当然，在汉森之后塔格·埃兰德、奥洛夫·帕尔梅、英瓦尔·卡尔松、约兰·佩尔松相继担任瑞典社会民主党主席和瑞典政府首相时期，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又有了新的发展，但是，就其改良主义的实质来说，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并无根本的变化。以所谓“职能社会主义”来说，这种“理论”认为，所有权是一个包含许多所有权职能的概念,就是说，O=a+b+c……+n,而各个所有权职能是可以进行分割的，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并不需要对所有权的所有职能都实行社会化，而只需要对其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职能进行社会化就够了。也就是说，要实行社会主义，并不需要对整个所有权进行根本的变革，而只要对其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权能进行社会化就足够了。显然，这个理论是为其不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进行根本的社会改造这一指导思想服务的。再以所谓“基金社会主义”来说，是建立一种“雇员投资基金”，要求年利润占工资总额60%或达到50万瑞典克朗以上的部门必须向基金上缴20%的超额利润，作为基金来源；同时要求各大公司对养老金提高后增加的那部分摊款（1984年为0．2%，以后增至0．5%）也作为基金的来源。此项基金用于投资，以提高生产资料公共占有部分的比例，而其所得利润的3%则用于养老金。显然，这也是为其否定暴力革命的路线服务的。对于这样一个其实并没有触及私人资本的根本而只影响其利润分配的一部分（20%）的政策，也使资本家阶级大为不满，掀起了轩然大波，有关“雇员投资基金”的法案通过后，竟然有75000名资本家及其家属（瑞典全国人口不到900万）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表示反对这一法案。而实际上，社会民主党提出这一政策主张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也如当年罗斯福实行“新政”一样，是为了解救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保护资本主义制度能够长治久安。用帕尔梅的话说，“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与资本主义共生的状态。”（转引自《瑞典：社会福利经济的典范》，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62页）看来，瑞典社会党为资本主义所作的这一贡献，不仅欺骗了工人，也把一些资本家给弄糊涂了，竟然没有看到社会民主党的“苦衷”。

二、瑞典究竟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

以上我们简要地介绍了瑞典社会民主党由科学社会主义蜕变为民主社会主义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里，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的时间前后有72年。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执政，瑞典是不是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了？在谢、辛等一些人看来，瑞典不仅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楷模，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瑞典根本说不上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应该作为我们学习的楷模或榜样。

问题是用什么尺度来衡量社会制度。民主社会主义者说，“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即自由、公正和互助，是我们判断政治现实的准则，是衡量一个新的、更加美好的社会制度的尺度，同时也是各个社会民主党人行动的指南。”（《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文学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9页）

但是，“自由”、“公正”和“互助”这些概念在不同社会有不同的内涵，即使在同一个社会，不同的阶级也有不同的理解，它们又怎么能成为衡量一个社会制度的尺度呢？以自由来说把，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是最喜欢大讲自由的，但是，人们都知道，他们提出自由的口号实际上是对付封建统治阶级的。由于封建割据、关卡林立妨碍了买卖的自由，由于封建制度下的人身依附关系妨碍了劳动力成为商品，而这些对于发展资本主义都是不利的，所以他们要争自由。但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对于工人来说，实际上只是出卖劳动力的自由，除此之外，一切自由都是虚假的。比如选举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等等，宪法上都规定了，但是真正要实现这些自由，如果没有经济做后盾，就全是一句空话。再以公正来说，不同社会和不同阶级对公正都有不同的理解。对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来说，所谓公平，其实就是等价交换，买卖公平，但是，这个公平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其实是不公平的。资本家拥有一切，而工人一无所有，他们之间的买卖能够真正公平吗？而所谓正义，对资本家来说也就是“将本求利，天经地义”，但是，对工人来说，劳动力的买卖只是形式，“其内容则是，资本家用他总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别人的已经物化的劳动的一部分，来不断再换取更大量的别人的活劳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40页）这里哪有什么正义可言？至于所谓互助，其实是鼓吹阶级合作，要工人心甘情愿地接受资本家的剥削，而不要与资本家进行阶级斗争，更不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使自己永远处于手奴役的地位。这样的社会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与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社会相差不止十万八千里，就是和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设想的社会也是背道而驰的。显然，不顾社会的发展阶段，不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笼统地、超阶级地把所谓“自由”、“公正”和“互助”作为衡量社会制度的尺度，作为社会主义的准则，是完全错误的。

问题在于，“自由”、“公正”、“互助”等概念都属于伦理或道德的范畴，而社会制度是不能由伦理或道德决定的。马克思说，“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这中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我们知道，生产关系是社会的经济基础，看一个国家是什么样的国家，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发展阶段，最根本的就是看这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是什么。那么，瑞典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呢，还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呢？

在瑞典，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无疑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料表明，私人资本在瑞典经济中占有87%的比重。还要看到，瑞典的私人资本已经不是一般的中小资本，而是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的大型垄断资本，有些甚至是在国际上有着巨大影响的巨型跨国公司。不要看瑞典只是一个仅有900万人口的小国家，它的那些跨国公司在世界上却是赫赫有名的。象沃尔沃汽车公司、爱立信电讯公司、斯堪的亚保险集团公司、伊莱克斯家电制造公司等都是这样的跨国公司巨头，经常登上世界前500强的排行榜，在我国也有很大影响。这些资本巨头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实际上是在全世界范围进行剥削，富可敌国，难道我们能够否认它们的资本主义性质吗？瑞典社会民主党在其1984年9月通过的《思想纲领》中也承认，“瑞典经济界的大部分是以一些大企业为主。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决定了经济界其他部分发展的条件。大企业由少数人掌握，他们左右这些企业的发展，从而也左右了瑞典经济的发展。因此，当前一项紧迫的任务是对这些大企业施加民主影响。”（《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文学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990年版，第413页）

在瑞典，铁路、邮政、电讯网络以及大多数能源和基础设施是国有的，在经济中大约占8%的比例。此外，大约还有5%的合作社经济。应该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些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有其进步意义的。这不仅对今天的劳动阶级是有利的，从长远的观点看，对于将来向社会主义过渡也是有益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就其性质来说也还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恩格斯说得好：“无论是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那样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的场合，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而现代国家也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9页）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合作社经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说它“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975年版，第498页）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里讲得更干脆，他说：“合作社在资本主义国家条件下是集体的资本主义机构。”（《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2页）显然，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国营能够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是错误的。更何况，这样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在瑞典并不占有什么重要地位，也不是瑞典社会民主党或民主社会主义者所着力发展的经济形式呢？

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人们的相互关系必然是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瑞典，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这种关系表现得十分明显：工人有工人的组织，资本家有资本家的组织，形成了不同利益集团。前面提到的“雇员投资基金”法案后来尽管做了修改，打了不少折扣，代表资本家的利益集团仍然坚持说，这个基金威胁市场经济，面临的选择是“要基金社会主义还是要自由社会”；他们认为，基金问题是没有谈判余地的。1983年0月4日，在瑞京斯德哥尔摩大约有75000人举行了抗议示威。该行动主要支持着即来自雇主和私营企业组织。（斯·哈登纽斯：《二十世纪的瑞典政治》，求实出版社1990年版，第148页）试问，当社会上明显地存在着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两大对立的阶级和相应的组织的时候，当资本家们自己仍然把这个社会称作“自由社会”的时候，这样的国家能叫做社会主义国家吗？

与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相适应，瑞典的分配关系也明显地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瑞典号称是福利国家，虽然从工资福利方面来说，人们的差距并不是很大，但是，由于资本家掌握着生产资料，而工人没有，因此人们在财产方面的差距是很大的，而且这种差距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当然，社会民主党采取了加大公共福利的政策，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增加社会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这对于延缓经济危机和增加就业的机会是有积极作用的，另一方面，这样做对于实现社会平等和抑制贫富差距的扩大也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这些做法仅仅是治标，而不能治本。这是因为，危机和失业现象是资本主义本身造成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作用的结果，采取凯恩斯主义或瑞典学派的补救政策虽然可以取得某些成效，但是，也只能奏效于一时，却不能奏效于长久。上个世纪70 年代出现的“滞胀”就是很好的说明。看来，这也是当时导致社会民主党下台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至于高福利的政策对社会公正和抑制贫富差距过大虽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由于整个社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的，它至多对收入的分配会产生影响，但是对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却不能起什么作用。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对社会进行革命性的改造，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否则是根本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的。还要看到，瑞典之所以能够实行高税收、高工资、高福利的“三高”政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的那些巨型跨国公司和进行外贸的企业对全世界进行剥削，可以从剥削的超额利润中拿出一部分在国内与劳动阶级分沾。列宁曾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说英国“是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一起造成了极端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上层的典型国家”（《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93页）看来，今天的瑞典也是这样的典型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甚至连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瑞典社会民主党自己也并不把瑞典称做社会主义国家。它在《思想纲领》中写道：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民权的内涵很浅薄。在这种社会中，影响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取决于经济力量。私有制的分配资源的方式决定了如何影响生产的方式和内容。少数人对投资资本的影响觉得了今后的社会。在这中社会里公民权称作金钱。

“在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追求的社会中，民主应当置于市场之上。每个公民都有权影响社会的发展。作为工资收入者有权对工作场所施加影响。作为一个联合会或者组织成员一方面应能够增进固体的利益，同时努力实现个人和社会的目的。倘若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导致不希望的结果，就应当通过民主方式抵消市场影响。”（《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文献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11-412页）

在这里，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文件先说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然后再说“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追求的社会”，这就清楚地说明，他们现在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资本主义社会；至于社会主义社会，那还只是他们“追求的社会”，为之努力的社会。连他们自己都这样说，不知谢序辛著又有什么理由把这样的国家说成是社会主义国家？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我国理论界另有些人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中国体改会副会长杨启先先生曾于1985年和1988年两次去瑞典考察，后来写了一篇《一片迟到的考察纪要》，文章先在一个“发行量不大的小刊物”上发表，后又经吴江先生在大刊物上加以转述。该文讲到：“在我们同瑞典社民党的理论研究工作者的交谈中，他们特别强调说，他们所所讲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有条件的，即在前面必须加上‘民主’两个字，完整地说，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不加民主两个字，他们宁肯你说他们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愿你说他们是社会主义社会。因为那种社会主义社会，对群众没有吸引力，就意味着不能获得群众的选票，就不可能上台执政，并推行社会主义的政策。”（转引自吴江：《瑞典式社会主义考察——读〈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3期）联系上面引用的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纲领》，我想，瑞典人强调民主社会主义，自称民主社会主义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正是他们追求的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的特殊的地方；而他们不称自己是社会主义社会，而宁肯称自己是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他们生活在现实的社会中，而不是生活在“追求的社会”中。我很怀疑，杨启先先生和吴江先生在转述这个问题时加进了自己的东西，即把瑞典人说的“民主社会主义”说成了“民主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点，从他们转述的文字里似乎也可以看得到痕迹，如将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写为“‘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就可以说明。

三、对瑞典和民主社会主义评价中的夸大不实之词

我国自上世纪80 年代末以来发表了不少介绍瑞典民主社会主义或瑞典模式的论著，我发现，这些论著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往往过分夸大瑞典民主社会主义的所谓成就，过分强调民主社会主义的借鉴意义，而在这方面，谢序辛著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完全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很不应该的。为了还事实以本来的面貌，这里想着重指出两点：

Ⅰ关于对瑞典经济发展的评价。

一些论著为了证明瑞典社会民主党使瑞典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往往故意把过去瑞典的经济说得极其落后。比如杨启先先生在他那篇《考察纪要》中说，位于斯堪的纳维亚东南部的瑞典王国，在1889年瑞典社会民主当成立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人称海盗之国，居民多为海盗及西欧国家流放的罪犯及后裔，其经济状况比1917 年十月革命时的俄国还落后得多。从1920 年瑞典社会民主党开始执政到现在，虽然执政几度易手，但大多数时间还是社会民主党执政，在此期间（到20世纪80年代），他们把瑞典从一个落后国家建设成世界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占第二位的经济发达国家（第一位是瑞士），从社会福利来说，则是第一位，标志着分配的社会化达到了很高的程度。（见吴江：《瑞典式社会主义考察》，《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3期）

这一说法很有些耸人听闻，但是却禁不起历史和事实的检验。实际上，在十九世纪的末叶，瑞典的资本主义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根本说不上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它的居民也根本不可能“多为海盗及西欧国家流放的罪犯及其后裔”。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其人均GDP为1664国际元（1990），经济发展水平虽低于英国、荷兰、比利时、丹麦、瑞士、法国、德国、奥地利，但是高于意大利、挪威、西班牙、芬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葡萄牙、希腊、俄罗斯等多数国（《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9页），更不用说像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这样一些经济真正落后的国家了，怎么能够说它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呢？至于说什么“居民多为海盗及西欧国家流放的罪犯及后裔”更是不值一驳。瑞典在1870年的人口数为4164千人（年中值），（同上，第177页）如果“多为”是指超过半数，就是2082千人以上是海盗、西欧罪犯及其后裔，这可能吗？看来，杨启先先生是把历史弄错了。在瑞典的历史上，确曾有过所谓“海盗时代”，这在安德生的《瑞典史》里曾有专章介绍，只不过那时间不是在1889年成立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时候，而是在公元800-1050年，时间相差将近一千年。在这个问题上，杨启先先生显然是犯了一个历史的错误。除此之外，瑞典人远征做海盗，最初是跟随着丹麦和挪威的海盗一起出去的，而且出去的都是一些有冒险精神的人，其数量也不可能很大。实际上，瑞典人出去经商的人更多主要是向波罗的海彼岸去发展，并把法制和秩序带到了俄罗斯。由于瑞典商人和海盗的勾结而控制了通往东方的主要贸易路线，当然也因此获得了大量的财富。但是，就人口来说，无论是商人还是海盗都不可能是居民的多数。这是显而易见的。

应该说，瑞典早在19 世纪初就已经清除了封建残余，使资本主义的政治和文化得到了发展。到19 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经济更有了长足的发展。我们知道，瑞典是一个森林、矿产资源都很丰富的国家，有着发展工业的良好条件。以森林工业来说，瑞典有大量的原始森林，但是时长期禁止砍伐，森林工业没有得到发展。由于英国工业发展产生了对木材的需求，也使瑞典的森林工业有了发展的机会。瑞典在18 世纪就开始用水力锯轮机锯木，而到19世纪初期就已经普遍使用这种机器了。再以制铁工业来说，应该说，瑞典在这方面本来就有基础，但是所用的炼铁方法却比较陈旧，从19 世纪20 年代起，开始学习英国的新炼铁法，很快，现代化的炼铁厂就风行一时，取代了旧的炼铁方法。生产技术的改进，带来了产量的巨大增长。19 世纪30 年代初期平均每年输出木材19万立方米，而到60 年代就增加到这个数字的6倍；19 世纪20 年代的生铁年量为8万吨，而在1861-1865年的年产量就上升到20．5万吨。当时瑞典的人口只有300多万，有这样高的产量，能说是经济落后吗？再说，当时如果瑞典的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话，它能在1889 年就成立社会民主党吗？要知道，当1889 年瑞典成立社会民主党的时候，英国、法国、美国、俄国的相应的党都还没有成立，又怎么能说瑞典落后呢？

杨启先先生还大讲瑞典的经济发展速度之快，其实，瑞典的经济增长在世界上并不算快。以下是2005年《国际统计年鉴》所提供的从1991-2004年世界平均和几个国家GDP 的年均增长率数字：

1991-2000年平均增长率（%） 2001-2004年平均增长率（%）

世界平均--------2．8 ------------------------------------3．6

中国-------------10．------------------------------------1 8．7

印度---------------5．5 ------------------------------------6．0

韩国 --------------6．1 ------------------------------------4．6

瑞典 --------------2．0 ------------------------------------2．0

美国 --------------3．3 ------------------------------------2．5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第56-59页）

这些数字表明，瑞典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不仅比中国低得多，而且比印度、韩国也低得多比美国也低不少，比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不少，又有什么值得大加宣扬的呢？

Ⅱ关于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已经基本消灭了三大差别说。

谢序辛著说，“民主社会主义的最大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这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

谢、辛的这一评价显然是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事实的。

如前所说，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包括他们的代表瑞典其实都说不上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试问，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又怎么能做到“基本上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呢？

我们知道，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对立的基础是城市对乡村、工业对农业、脑力劳动对体力劳动的剥削。从一定意义上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乡村居民成为城市居民，随着农民变为农业工人和体力劳动者文化水平的提高，这种对立会有一定程度的缓和。但是，如果我们从全世界的角度看问题，那么，少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世界范围的城市，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就是世界范围的乡村；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代表了世界范围的工业，代表了世界范围的脑力劳动，而发展中国家则代表了世界范围的农业和体力劳动。如果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些国家内部，三大对立会有某种程度的缓和，那么，在全世界范围的这三大对立反而进一步加剧了。这只要看一看世界上南北之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的事实，就很清楚了。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依靠他们在资本、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大搞不等价交换，对发展中国家大肆进行剥削，结果形成了今天这样一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局面，这实际上是三大对立在世界范围的发展。现在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上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社会主义不仅没有消除三大对立，反而使三大对立更加严重了。

值得注意的是，解序辛著宣扬已经“基本上消灭了”三大差别，是从收入差距方面来论述的，但是，我们看到即使在这方面也不能说三大差别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谢文举了法国小城波尔多的例子，说70%的市民月收入约1500欧元，而郊区和乡间工作的人月收入为1000至1200欧元。这究竟能说明什么呢？70%市民的月收入是1500欧元，还有30%的市民是多少呢？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国家，少数富人拥有大部分收入，特别是拥有大部分财产是常态，不计算这30%的人的数字，这个市民收入的数字显然是不可靠的。退一步说，就算这1500 欧元的数字是可靠的，它比乡间工作的人的收入还是高了20%-50%%，这难道就不是差别吗？在进行这样的比较时，还要看到，城市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住在城市的人可以享受许多乡村所享受不到的东西，这难道不是差别吗？还有，三大差别还包含在工作条件方面的差别，这在生产力发展的现阶段也是不能解决的。这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特别是教育的高度发展和旧的分工的消灭，那时，人们将无须固定从事某一种职业，可以随时变换各种各样的工作，——只有在这时，才谈得上消灭三大差别。不过，那已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事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就来谈论这件事，显然为时过早了一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谢、辛们大肆宣扬民主社会主义，把瑞典社会民主党吹得天花乱坠的时候，瑞典社会民主党却在去年9月的大选中失败，失去了它多年的执政地位。据一些分析家分析，其下台的原因是因为社会民主党人官僚化严重，而他们一贯坚持的充分就业政策未能奏效、失业率居高不下也是一个原因。而据最近报道，前主席兼首相佩尔松为谋求下台以后的高薪职位涉嫌出售政府机密，引起了瑞典人的极大愤慨。这些都是谢、辛们所始料不及的，也是对他们的宣传极为不利的。可以预料，像谢、辛这样的人是不会轻易回头的，但是，这至少可以让他们狂热的头脑变得稍微清醒些。

“民主社会主义把美国‘赤化’了”吗？
——十七评民主社会主义“正统论”、“救国论”

奚兆永

谢序辛著说，“以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为代表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是修订版的民主社会主义。2000年6月3日。克林顿参加了在柏林召开的（第三次）首脑会议，他在会上说：‘我们要经济增长又要社会公正。我们不相信自由放任主义，但我们也不相信单靠政府能解决这些问题。’”谢、辛还说，“最近点算结果，美国参众两院有61名议员（全属民主党）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会员。美国民主党的经济理念，植根于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主张政府引导市场经济，适度的国有化，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政府办学校，减免穷人税收，提高福利，提高最低工资，更多地关怀弱势群体。共和党上台也不改变民主党的社会政策。民主社会主义把美国‘赤化’了。”
这真是一段绝妙的文字，很值得我们仔细地加以评论和剖析。

一、美国民主党是怎样一个政党？

美国是一个历史很短的国家，但是，美国民主党的历史几乎和美国国家的历史差不多长。我们知道，美国民主党的前身是始建于1792年的民主共和党，后因内部发生分裂，于1828建立民主党，并于1840 年定名为民主党。在南北战争期间，民主党主张与奴隶制的南方妥协。对于民主党的性质和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斗争，恩格斯在1892年1月6日写给阿•左尔格的信里曾作过如下分析：
“在目前，整个大工业还是共和党的核心，南方的大土地占有制则是民主党的核心。看来是偶然的杂乱的混合，恰恰为美国那大肆猖獗的营私舞弊和班盘剥国家的行为准备了肥沃的土壤。土地是投机倒把的基础，美国投机狂和投机的可能性本身，是把美国本地工人控制在资产阶级影响下的主要手段。只有再也不能指望从投机活动中得到任何东西的一代美国本地工人出现时，只有到那时，我们在美国才会有牢固的立足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5-246页）
恩格斯的分析表明，在19世纪末叶，共和党是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而民主党是代表大土地占有者的，而美国的土地投机则把工人控制在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当时还没有，而且还不可能很快地产生出来。这个分析是完全符合美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当然，随着美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大土地占有者逐渐资产阶级化了，美国民主党的构成也在发生变化；而为了争取更多的选票，以谋取执政的地位，其成员还有进一步下移的趋势。特别是20世纪30 年代，以富兰克林•罗斯福为代表的民主党，为了解决1929-1933 年的经济危机，学习苏联一五计划的一些做法，大搞公共工程，以刺激经济增长并解决工人的就业问题，同时主张采用累进税法、支持工人、反对托拉斯、发给养老金以及实施失业保险和救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确实，罗斯福曾给民主党以巨大的影响，他使民主党不再是一个地方性的党，而成为一个真正全国性的党，同时他也使民主党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人们猜测，罗斯福将趋向那些被剥夺者。但是，正像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主编的《美国政党史》一书所说，“政府并没有在各方面都反对商业。罗斯福仍旧希望预算平衡，一再向商业团体保证他是相信利润的。他还签署了一些法案，让石油、煤炭、天然气、航空、零售药品以及企图工业也享受联邦补贴或面税的利益。”该书还说，“这些措施的实际经济效果并不像人们声称的或指责的那样显著，但是它们的政治影响却是很惊人的。”（见小阿瑟•施莱辛格主编：《美国民主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年版，第287页）在这方面，由H.N.沙伊贝、H.G.瓦特、H.U.福克纳撰写的《近百年美国经济史》也指出，“罗斯福和英国的托里•凯恩斯一样断言，他是试图在挽救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去消灭它，有关金融、工业和农业的法令就是对此的一个无可置疑的证明。”（H.N.沙伊贝、H.G.瓦特、H.U.福克纳：《近百年美国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37页）
一般来说，自20 世纪以来，美国的共和党比较保守僵硬，而民主党则比较愿意做一些圆通的改革，给人以较为激进的印象。相对而言，民主党比共和党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毛泽东曾说，“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也有，但比较地少一点，你信不信？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6页）事实也正是这样。尼克松（共和党）下台后上台的总统吉米•卡特（民主党）在一篇演说中说，“我们的人民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我们浪费不起上帝赐予一个人的才智和能力……。没个成年文盲，没个被迫退学的学生，每个没有受到训练的低能儿童，都是对我们大家的控诉。”（吉米•卡特：《为什么不是最好的》，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37页）他还对美国的税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说课税的不公平有永远存在下去的趋势，最不含糊地征税的收入，是体力劳动者用血汗挣的，而大公司则有各种各样的免税规定，提出要进行基本的税制改革。从表面上看，民主党似乎也是为劳动人民打算的，但是实际上，民主党和共和党一样，它们都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是资产阶级政党。毛泽东在谈到“两党制”时说，“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我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页）
对于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是资产阶级政党，实际上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也认识得很清楚。比如美国资产阶级学者菲迪南德•伦德伯格就认为，“在美国，人们要有所作为地参加政治，必须是一个有财产的人。这不是一个正式的资格，因为在形式上任何人都可以参加，但没有财产的人只能投票赞成两个侯选人之一，超过这个范围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他还说，“美国只有一个单独的政党，即财主党，这个党也可以看作有两个分部：共和党和民主党。前者反对圆通的调整改革，因而又名‘保守派’；后者近几十年来赞成这样的调整改革，因而又叫‘自由派’。第三党之所以等于零（这对于一些政治家是一个大惑不解的问题），就只因为没有相当数量的一批财主认为适宜于支持它。反对财主的政党是没有的。”（菲迪南德•伦德伯格：《富豪和超级富豪》，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47、48页）
在这方面，甚至连克林顿也在其1992年11月4日发表的当选总统政策声明中说，“即使美国政府更换，美国的根本利益不会改变。”（见查尔斯•艾伦、乔纳森•波蒂斯《克林顿传》之附录，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325页）这里所说的“美国的根本利益”，其实就是美国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谢、辛竟然认为，“美国民主党的经济理念，植根于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主张政府引导市场经济，适度的国有化，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政府办学校，减免穷人税收，提高福利，提高最低工资，更多地关怀弱势群体。”人们要问，“美国民主党的经济理念”是“植根于马克思的经济思想”的吗？如前所述，包括罗斯福在内的民主党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制度，而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武装无产阶级作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民主党的经济理念怎么可能“植根于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之上呢？而把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和马克思的经济思想放在一起当作民主党经济理念的来源，显然也是说不通的。凯恩斯是一个改良主义的经济学家，而马克思是一个革命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是想在资本主义架构的范围内进行某些不同于既往的革新，因此它有可能为民主党所接受和实行，而马克思则是要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进行根本的革命，它决不可能为像民主党这样的资产阶级政党所接受和实行。稍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都知道，马克思研究经济问题总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总是抓住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关系，他主张由整个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而决不是什么“适度国有化”；当然马克思也并不反对工人阶级进行诸如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工资工资福利这样一些经济斗争，但是，在他看来，这些斗争都只是“服用止痛剂”，而不是“祛除病根”；他明白地教导工人说，“他们应该懂得：现代制度给他们带来一切贫困，同时又造成对社会进行经济改造种种物质条件和社会形式。他们一定要屏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这些，和凯恩斯所提出的那些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二、关于所谓“第三条道路”

谢序辛著认为所谓“第三条道路”是布莱尔和克林顿提出来的，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实际上，所谓“第三条道路”或“中间道路”在历史上早就有过，并不是在布莱尔和克林顿讲了以后才出现的。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撇开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不说，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说，“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页）相互对立的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特别是阶级斗争所造成的结局——整个社会受到的革命改造，使人们不是站在这个阶级一边，就是站那个阶级一边，不是站在革命阶级一边，就是站在反革命阶级一边，没有什么“中间道路”或所谓“第三条道路”可走。当然，社会上也确有“中间阶级”存在，但他们是一个不断分化的阶级，因而也是一个过渡的阶级，对社会发展的进程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中间阶级”的人数在减少，其地位在下降，所起的作用自然也较过去更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里说，“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成为两大对立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上，第273页）当然，“中间阶级”并没有消失，他们的代言人也必然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这方面，瑞士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人物。西斯蒙第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小资产阶级的贫困和破产痛心疾首，他批判资本主义，但是他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来批判资本主义的，他常常求教于过去，成为过去时代的赞颂者；当然，他也提出一些调节经济的改良主义的措施，企图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因此也博得一个“社会主义者”的称号。也许，这就是近代历史上最早的“中间道路”或“第三条道路”。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把西斯蒙第的这种社会主义称做“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并且作了这样的批判性的评价：“这种社会主义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个方面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页）马恩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这一评价对于我们认识后来的“中间道路”或“第三条道路”无疑是具有方法论的意义的。
历史一再证明，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别是在革命时期，反革命的阶级为了重新夺得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往往会采用暴力的或恐怖的手段进行拼死的斗争；而革命的阶级，为了保卫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也必然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采用暴力或恐怖的手段与反革命的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十月革命后在俄国发生的十四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情形就是这样。但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却大叫什么“不赞成恐怖手段”，主张走“中间道路”或“第三条道路”。对此，列宁写道：“让那些帮助白卫分子使用恐怖手段的奴才们去自吹自擂，说他们否定任何恐怖手段吧。而我们还是要说出一个严酷而不容置疑的真理：在那些经历了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后的空前危机、旧的联系中断、阶级斗争激烈的国家里(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和伪君子及空谈家说的正相反，没有恐怖手段是绝对不行的。或者是美国式、英国式（爱尔兰）、意大利式（法西斯分子）、德国式、匈牙利以及其他形式的白卫分子的、资产阶级的恐怖手段，或者是红色的、无产阶级的恐怖手段。中间道路是没有的，没有也不可能有‘第三条道路’。”（《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223页）列宁的这一论述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所谓“第三条道路”无疑也是具有指导意义的。
在中国，也曾经出现过“第三条道路”。1947 年，毛泽东在一篇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说，“如果说，在1946年，在蒋介石统治下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还有一部分人怀着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幻想，那么，在现在，这种想法已经破产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6-1257页）根据毛选1991年新版的注释，这里所说的“第三条道路”是指：“在人民解放战争初期，有一些民主人士幻想在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之外，另找 所谓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实际上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同上，第1262页）后来，毛泽东在《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再次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自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同上，第1473页）在这里，毛泽东对所谓“第三条道路”也是完全否定的。
以上所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和毛泽东的论述表明，所谓“中间道路”或“第三条道路”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一个早就被革命导师们批判过的陈旧货色。值得注意的是，在谢、辛看来，布莱尔、克林顿之所以“提出”所谓“第三条道路”，是为了搞社会主义，其实，他们提出“第三条道路”的真正原因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处于低潮、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的形势。我们知道，英国工党和美国民主党都是资产阶级政党，但是，在社会主义处于高潮的年代，英国工党总是以工人阶级政党相标榜，而美国民主党也总是想给自己添上一些激进的色彩，以欺骗工人阶级，获取他们的支持。现在情况变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正处于低潮，原本就是资产阶级政党的工党和民主党当然也就不需要像过去那样的伪装了。我们看到，英国工党修改了党章的第4条即主张生产资料公有的条款，美国民主党也不再强调自己的所谓激进色彩，倒是表现出一种“向右转”的倾向；在经济理念上，他们不仅谈不上什么“植根于马克思的经济思想”，而且也不再如过去那样“植根于凯恩斯的经济思想”，相反，却对新自由主义表现出一种接纳与和解的姿态。总之，他们都明显地表现出了一种“向右转”的倾向。值得注意的是，当克林顿和布莱尔提出所谓“第三条道路”时，他们甚至连民主社会主义也没有提。英国工党原来当然是搞民主社会主义的，而美国民主党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将来也不会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其指导思想也根本不是民主社会主义，又怎么说“第三条道路”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修订版”呢？在这方面，英国工党也在变（所谓“新工党”），变得连民主社会主义的色彩也没有了。美国发生“9．11”事件后，布莱尔和美国共和党的布什打得火热，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坚决支持美国发动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完全扯下了其所谓工人阶级政党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外衣。这也是他被英国工党和英国人民抛弃、最后不得不下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样的情况下，谢、辛居然还大肆吹捧布莱尔和克林顿的“第三条道路”，把它说成是什么“修订版的民主社会主义”，这不正好说明他们所主张的所谓社会主义其实就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而且是最高阶段、最后阶段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么？
还需要指出的是，被谢、辛们大肆宣扬的2000年6月3日在柏林举行的“第三条道路”（第三次）首脑会议，在克林顿的自转《我的生活》里只有非常简短的几行流水帐似的介绍：施罗德主持了会议；施罗德、克雷第安、我，还有三位拉美领导人——巴西总统卡多左、智利总统拉戈斯以及阿根廷总统德拉鲁阿——出席了会议；我们按照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应有的方式规划了发展型的伙伴关系。除此之外，它还告诉我们，布莱尔没有到会，原因仅仅是因为他的夫人刚刚为他生了第四个孩子。（见比尔•克林顿：《我的生活》，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907页）就是这样一个并不涉及“第三条道路”理论问题，连它的提倡者克林顿、布莱尔都很不重视的会议，谢、辛们却要把它动作头等大事向人们大力兜售，岂非咄咄怪事？！

三、驳所谓“民主社会主义把美国赤化了”的谬论

谢序辛著还说什么“民主社会主义把美国赤化了”，这更是奇谈怪论。在过去的文章里，我曾经分析过搞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党和工党，指出它们并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而是资产阶级的政党；在这篇文章里，又回顾了美国民主党的历史，并且分析了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应该说，美国民主党更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连民主社会主义也谈不上。要说它们的政治色彩，除了政治上的色盲，那就应该认为它们都是白色的，而决不是红色的。如果说它们也有一点红的色彩的话，那也是表面的，就像红萝卜，皮是红的，内里却是白的。它们本身就不红，又怎么能够“把美国赤化了”呢？
说到“赤化”一词，现在的青年人不用说是很生疏的，就是我这样年龄的人恐怕也还是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听说过，已有好几十年未听说了。在我的印象里，“赤化”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说法，而不是革命人民自己的说法。国民党反动派把共产党的宣传叫做“赤化”，把接受了共产党的宣传、相信革命道理、愿意跟共产党干革命的人叫做“赤化分子”，把共产党通过宣传、牢固地掌握了群众的地区叫做“赤化了的地区”。显然，“赤化”的说法不具有褒义，而明显地带有贬义色彩。只要国民党反动派认定你这个地方是被共产党赤化了，厄运就会随之而来。最典型的是，当工农红军离开革命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以后后，被国民党反动派认为是赤化了的苏区人民就经历了这样的厄运。反动派在这些地方大搞白色恐怖，对革命人民实行惨绝人寰的反攻倒算。这种情形在许多历史回忆和文艺作品里都有所反映，相信谢、辛二位也是很清楚的，不知他们为什么偏偏要用“赤化”这个说法？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共产主义的思想，革命的道理，都不是自发产生的，它们需要从外部进行“灌输”，共产党要进行“赤化宣传”也是必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赤化”这个说法也是可以接受的。十月革命后，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决定“以俄为师”，采取联俄政策，中外一些报刊以中国中国搞赤化、行共产，横加指责。孙中山对此曾多次加以驳斥。一次他在回答一位日本人的询问时说，“若夫中国国民之赤化，未必是可恐之事。”红军四方面军的宣传部门，在长征途中还在四川通江县之红云岩上刻下了“赤化全川”个大字，每字高5．5米，宽4．7米，数十里外可见，被称为“石刻之王”，“标语之王”。就此而言，赤化一词也还是可以使用的。
问题是，美国民主党是怎样搞赤化的呢？根据谢、辛“最近点算的结果”，在美国众、参两院共有民主社会主义的会员61人，这61人又是怎样把美国赤化了的呢？
我们知道，美国的人口在去年10月17日就已经突破三亿，是世界上第三个人口大国，而一个国家统治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美国的统治阶级无疑是资产阶级，它的统治思想当然是资产阶级思想，61个民主社会主义的会员都属于民主党，其本身都谈不上赤化，又哪来这样大的神通把整个美国都赤化了呢？这不是天方夜谭么？！
当然，美国是有人在搞“赤化宣传”的，但是，那不是美国的统治阶级，不是民主党或61个民主社会主义的议员，而是美国共产党和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去年在我国上海举行的世界政治经济学首届论坛就有好几位美共的成员和一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经济学的学者参加，他们的讲演和发表的文章也可以说是“赤化宣传”，但是，这一切都跟民主党和民主社会主义无关。而就整个美国而言，既然还是资产阶级在统治，那它的政治色彩就不是红色的，而是白色的。上面我们提到，列宁在批判“第三条道路”时就曾讲到“美国式、……以及其他形式的白卫分子的、资产阶级的恐怖手段”，列宁的话是1921年4月间说的，所说美国“白卫分子的、资产阶级的恐怖手段”当是指美国共产党成立初期（1919年底和 1920年初）美国统治阶级对共产党的大逮捕：几个月的时间，就有大约1万名共产党人遭到逮捕，党的大部分领袖都被关进监狱，使党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这些穷凶极恶的逮捕是标榜“自由主义”的威尔逊总统批准的，执行人是司法部长阿•米契尔•帕麦尔和他的刽子手杰•埃德加•胡佛。他们宣称美国已经处在革命的边缘，不管法律和宪法权利应当这样，只有采取这种办法才能挽救美国。（见威廉•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184页）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怕麦尔大搜捕”，是美国统治阶级大搞白色恐怖的一个典型表现，怎么能说是“美国赤化了”呢？。
由于美共的斗争，后来的情况当然也有所改变，但是，只要还是资产阶级在统治，情况就不可能发生根本的变化。事实上，对美共的迫害后来在美国也从未停止过。195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极端反动的“国内安全法”即麦卡伦法，该法案称美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在“一个外国政府”领导下要在“世界各国建立共产主义极权独裁政府”的阴谋活动，凡参加这一阴谋者都属犯罪。该法案还规定，美共每年都必须实行登记，交代组织名称、领导机构、负责人姓名、职务及住址等情况。法案还规定，美共成员不得在国家机关、军工企业、国防部门、国营企业中任职；其成员登记后不能领取出国护照，一切邮件均须标明“共产党组织”之标志。此外，还规定，违反规定者要处以一万美元以下的罚款和五年以下的监禁。麦卡伦发推出三年后美国国会又在1954年推出了“共产党管理法”，规定美共“不得享有根据美国法律成立的合法团体所应享有的任何权利、特权和豁免权”。(见丁淑杰：《美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36页）试问，这些所谓法案，不是践踏民主、践踏人权的白色恐怖又是什么？这谈得上“赤化”吗？
当然，以上所说的都是50 年以前的事了，后来的情况又怎样呢？1954年美国颠覆了危地马拉的民主政府；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美国先是组织雇佣军对古巴进行侵犯，后来又对古巴实行长达几十年、并且迄今还在实行的经济封锁，更不用说他们还不断收买杀手企图暗杀卡斯特罗了；1973年智利阿连德在大选中获胜，美国也积极参与了颠覆的活动，结果导致了阿连德的壮烈牺牲。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反对共产主义干涉的旗号下进行的，这分明打的是白旗，又哪里谈得上什么“赤化”？！至于美国发动的侵略朝鲜和越南的战争，其矛头直指共产党国家，美国究竟是要“白化”还是要“赤化”就更清楚了。实际上，就是克林顿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的这些作为是很不得人心的，它引起了有关国家人民对美国的憎恨。他在自传中写道：“拉美人憎恨美国的历史很长，认为美国傲慢，对他们的利益和问题无动于衷。……冷战时期，我们支持推翻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支持独裁者，容忍他们践踏人权，我们得到了应得的反对。”（比尔•克林顿：《我的生活》，译林出版社 2004年版，第702页）克林顿在这里总算将了一点真话，承认了一些事实，但是要说他已经真正认识了错误，那还为时过早。事实上，克林顿讲这些话是为了美国两党斗争的需要。这一点，从被我们省略掉的话里可以得到证明，这省略掉的话说，“每当美国伸出真诚友谊之手的时候——如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睦邻友好政策，约翰•肯尼迪的美洲争取进步同盟，卡特总统归还巴拿马运河——我们做得都更好。”（同上）这里提到的总统都是民主党人，因此其意思很清楚：民主党执政时是做得好的，是卓有成效的，言外之意是，共和党执政时做得不好，是应该批评的；另外，把出现的问题仅仅局限与所谓“冷战时期”也是不正确的，因为无论在冷战时期之前还是在冷战时期之后都存在同样的问题。从党派上来说，坏事也并不都是共和党干的，实际上，在民主党执政时，干的坏事也不少。比如，那个臭名昭著的“帕麦尔大搜捕”就是在民主党执政（威尔逊当总统）时干的，侵略朝鲜战争也是在民主党执政（杜鲁门当总统）时干的，对古巴实行经济封锁也是在民主党执政（肯尼迪当总统）时干的，侵略越南战争也是在民主党执政（约翰逊当总统）时大大升级的；从时间上来说，在冷战前执政党干的坏事也不少，像“帕麦尔大搜捕”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而在冷战结束后发生的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也都是很典型的例子。
克林顿搞“第三条道路”，装出一副不偏不益倚、客观公正的样子，好象他真是一个“君子国”的总统。其实，他自己的言行就足以证明，他作为美国帝国主义的头子，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凶恶敌人。就是他，提出了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所谓“理论”，为美国在全世界侵犯其他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土主权制造舆论。他把那些对美国敢于说“不”的国家称为“无赖国家”，动辄要对这些国家进行制裁，甚至发动战争。他不顾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不顾包括中国内的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以所谓“保卫人权”我借口，悍然发动了矛头指向南斯拉夫联盟的“科索沃战争”，对这个国家进行了密集的狂轰烂炸。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在1999年5月7日竟然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从不同角度发射了五枚导弹，造成馆舍被毁，三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这是克林顿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主权的侵犯，是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是历史上罕见的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而克林顿居然辩称是用了过时的地图所致，想用几句轻描淡写的“道歉”就搪塞过去。这件事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可是时至今日，美帝国主义所欠下的这一笔债还没有偿还，一切有自尊心、爱国心的中国人是绝不会忘记这件事的。在我看来，轰炸使馆的事件是一个蓄谋的事件，其目的是想封住中国人的嘴，对美国所做的一切都不再说一个“不”字。克林顿的一切诡辩都是欺人人之谈，只有鬼才会相信。可是，在中国，有些人一说起美国就把它看成是学习的榜样，连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都不承认，完全是一副认贼作父的嘴脸。如今，谢、辛们居然说什么“民主社会主义把美国都赤化了”，这样毫无根据、毫无原则地吹捧美国，使人们怀疑，他们还是不是中国人？还算不算一个知识分子？还有没有一点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还有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还知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二字？

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拯救和发展中国

——十八评民主社会主义“正统论”、“救国论”

奚兆永

一、从杜润生先生的小骂大帮忙的“批评”说起

谢韬先生为辛子陵先生书稿写的序言原来是以《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题目在网上发表的，但是拿到平面媒体《炎黄春秋》杂志发表时题目改了。看得出来，题目的改动不是出于作者的本意，要不然，随着题目的变更，文中同样的语句也应该加以变更，但是事实不是这样。我们看到，不仅整个文章称赞民主社会主义的基调没有任何变化，而且在文章临近结尾处还是喊出了“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作者最想说出而题目又不便说出的一句话。可以设想，不喊出这句画龙点睛的口号，谢、辛们的内心将是多么的难受，而有了这句话，他们的心灵总算是得到了某种慰藉。
不过，在我看来，他们的内心其实也未必真的得到了安宁。事实是，不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们要反对和批判他们，就是他们营垒里那些更有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的人，也不赞成这样说。这不，就在发表谢文的同一个杂志《炎黄春秋》的第6期上，就刊登了杜润生先生写的一篇小骂大帮忙的文章——《理论思维的活跃是民族振兴的喜庆气象》。这篇文章的基调首先是“大帮忙”：把谢、辛们在一些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制造混乱说成是什么“思维活跃，有利于民族振兴”；而同时也不得不“小骂”一下：“谢韬文中有一个地方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提法，口气硬了，不一定妥当。在中国并没有出现民族危机。”在这里，杜先生特别强调的是谢文只在“有一个地方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基因中国’”，而不说谢文的基调和点睛之笔就是这句话，这样就轻而易举地为谢文进行了开脱；而且杜先生强调，这只是“提法”和“口气”的问题，而问题也只是“不一定妥当”而已，意思说，并没有什么大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杜先生话锋一转，“小骂”随即又变成了“大帮忙”。他说，“但我很赞成独立思考。没有独立思考，十亿颗脑袋等于一颗脑袋，要错大家一起错，我们有惨痛的历史教训。”这样，“批评”又变成了赞扬。其实，谢序辛著所说的一些东西，并不是他们的“独立思考”，只不过是他们从新老资产阶级、新老修正主义者那里搬来的陈旧货色；而他们所反对的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东西。试问，这样的所谓“独立思考”能够说是“理论思维活跃”，是“民族振兴的喜庆气象”吗？列宁说得好：“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104页）十亿颗脑袋如果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就会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会变成无比巨大的物质力量，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如果十亿颗脑袋有十亿种思想（当然不可能）那就会像旧中国一样，一盘散沙，任人宰割，什么事情也做不成。这才是真正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杜先生的“大帮忙”当然还不止于此，他接下去的话就更清楚了：“这场争论有一个作用：搞清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含义。什么是中国特色？首先是不要苏联特色，不要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那么要不要瑞典特色？要不要瑞典式的社会主义？……恐怕也不能全盘接受瑞典模式。”在这里，杜先生的态度和谢文一样，非常鲜明：对斯大林模式，说得很干脆，是“不要”；对瑞典模式，说得不那么清楚，而其实是接受，只是“恐怕也不能全盘接受”而已。对此，我在评论谢序辛著的有关文章(特别是《斯大林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吗？》和《瑞典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两篇文章)里已经有所论述，这里当然无须重复。不过，我还是想再补充说明两点:第一、所谓斯大林模式，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与苏联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由于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当然也就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总的来说，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实际上，苏联的经验，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对苏联的经验，对斯大林模式，简单地说不，全盘加以否定，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毛泽东说，“苏联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来说，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999年版，第314页）他还说，“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于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上，第42页）当然，苏联最后解体了，但是对解体的原因我们要很好加以研究和总结。现在有些人把苏联解体归之于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这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斯大林 早在1953年 3月5日就去世了。而苏联解体是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或1991年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做出决定：“鉴于苏联总统已经辞职，鉴于克里姆林宫的红旗已经落下，我们有充分的道义以及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来结束我们的事业。”）发生的事，其间相距时间长达近39年。怎么能要一个在1953年3月即已去世的人对1991年12月才发生的事负责呢？第二、瑞典与中国的不同，不仅在于它是小国，中国是大国，关键在于它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是个发展怎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可以在制度上去学习所谓“瑞典特色”呢？应该说，瑞典今天的生产力之所以有那么高的发展水平，不仅与它丰富的资源、特殊的机遇有关，更与它近200年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关。它的高福利，不仅与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有关，更与其在世界范围剥削发展中国家有关。这是我们根本无法学习也不应该学习的。谢、辛们（还有杜先生也在内）以为只要实行瑞典模式，就可以大大提高中国的生产力，就可以大大提高中国人的福利水平，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极其幼稚的想法，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杜先生还有更惊人的话。他说，“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资本主义可以为我所用，允许行不行眼对于适度的发展。我们可以结合自身情况，借鉴吸收各方面的好办法，最终形成自己的发展模式。这样的发展模式，可以叫‘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可以叫有中国特色的别的什么主义。听说邓小平1987 年就说过，只要国民经济搞上去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人民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他把社会主义说成是“资本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看不到二者有不同的质，看不到二者的对立，这与谢、辛们毫无二致，我已在过去的文章里有所批判，这里当不多说。至于他说的“吸收各方面的好办法”，显然不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好办法，而只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好办法”。在他看来，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都“可以”。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他居然说什么“听说邓小平1987年就说过，……叫什么主义都行”，一篇理论文章引用邓小平的话竟然是“听说”来的东西！邓小平究竟是不是讲过这样的话，我们不知道，但是，杜先生既然把这句话公之于众，就应该提供出处，否则就有造谣之嫌。在我看来，邓小平无论是在1987 年或别的哪一年都是不可能讲这样的话的。根据是，邓小平一再告戒人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其中他最强调的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两条。问题还在于，他对一些不分是非的言行一直都是采取坚决批判的态度的。比如1986 年12月30日，他在与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时说，“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对于那些明显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这次就要处理。可能会引起波浪，那也不可怕。对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处理要坚决，他们狂妄到极点，要改变共产党，他们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196页）他后来还说，“为什么学生会闹事？根本上是反映了我们领导上的软弱。我们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需要经常用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人民。这几年来一直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但反对不力。尽管我多次强调要注意这个问题，可是实际工作中我们党的领导不力。这是胡耀邦同志的重大失误。所以党中央接受了他的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同上，第201页）可见，邓小平对这些事关方向和道路的问题看得多么重要，他怎么会说“叫什么主义都可以”这样的话呢？这显然是有人公然造谣，把不是邓小平的话强加给他，利用他的名字在中国大搞资本主义。但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假的就是假的，企图以假乱真欺骗人民，总要被人民所识破，这一罪恶图谋是绝不会得逞的。
据《炎黄春秋》杂志的介绍，杜先生是早在1936 年即参加革命和参加共产党的老资格，而且在党内担任过重要职务，但是，他在文章结尾竟然说，“我自己没有什么主义，有主义也是经验主义。”这就奇怪了，一个没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人居然大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含义！而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一个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长达71年的人，竟然自称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共产主义信仰！不知他是从来就没有主义信仰，还是曾经有过而现在没有了？最近在一个会上听到有人介绍中央党校有一位85岁的老资格写了一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当时就有人插话说：“像一个悔过书”。看来，丢弃主义、不讲信仰，早已不是个别现象。这是多年来不重视四项基本原则宣传，不重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不重视世界观改造的一个恶果。这个问题应该引起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否则，其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甚至是不堪设想的。

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及其与其他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

最近，也就是6月25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在这个讲话里，他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我们要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这里最关键的话，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可是一些阐释或解读讲话的文章对这句话似乎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这是很令人遗憾的。这里，我想根据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的粗浅体会，对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又称为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作一些简要的归纳和说明：
一，科学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社会主义自产生以来，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流派，在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就有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等“反动的社会主义”，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还有“批判的或空想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以后一百多年，社会主义的流派更有增无已，多得不可胜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这些社会主义不同，恩格斯根据其阶级属性为之作界定，称它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760页）这一界定，为科学社会主义与各种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包括民主社会主义划上了一个阶级界限。
二，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上的。唯物史观认为，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更替，归根结底，取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取代资本主义，就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个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因此它必然要引起社会革命，用新的公有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来代替它。而其他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往往从所谓公平、正义等出发，脱离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的基础上的。
三，科学社会主义又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的。要实现社会主义，不仅需要有成熟的物质条件，而且要找到相应的阶级力量。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通过剩余价值的发现，找到了这样的阶级力量，这就是无产阶级。《共产党宣言》说，“在当前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站岩层派的基础本身也从他们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282、284页）其他的社会主义只是把无产阶级看成是一个贫困的阶级，需要救助的阶级，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他们也不可能真正依靠无产阶级。
四，科学社会主义改造社会的公式是由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里曾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286页）而马克思在两年后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里，通过对资产阶级意义上劳动权的批评和重新解释，进一步指出，“劳动权就就是支配资本的权力，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同上，第409页）恩格斯后来在为该书写的《导言》里对马克思的这一观点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使本书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扼要表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这是第一次表述了一个使现代工人社会主义既与形形色色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等等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空想的以及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模糊的财产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8-509页）显然，这与民主社会主义淡化和取消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而主张所谓“混合经济”以及我国有些人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思想观念也清楚地划清了界限。
五，科学社会主义主张用有计划按比例的生产取代商品生产。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在谈到“自由人联合体”时说，“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比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96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恶浊也将被消除，社会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7页）虽然由于还存在着公有制的不同形式，还远未具备由整个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这样的条件，但是，商品经济由于其自身存在的弊端（事后调节，具有盲目性，会造成社会劳动巨大浪费），“看不见的手”还必须用“看得见的手”来补充，而到将来条件具备时还会为有计划按比例的生产和分配所取代，这也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的。那种商品经济万岁的思想显然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观点。
六，科学社会主义主张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对于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8页）显然要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建立新社会不通过暴力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因为，要根本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必然要遭到统治阶级的拼命反抗，他们也必然会利用他们所具有的优势首先使用暴力来对付无产阶级，因此，无产阶级也必然要通过使用暴力手段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当然，如果能够使用和平的手段实现自己的目标对无产阶级是最为有利的。但是，这个问题并不取决于无产阶级善良的愿望，它决定于严酷的阶级斗争的现实。可以说，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有的科学社会主义者，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到中国的毛泽东，他们没有一个是不主张暴力革命的。当然，他们也不反对和平过渡，也不反对两种可能性，但是基点却是放在暴力革命上。而民主社会主义者，从伯恩斯坦到赫鲁晓夫，到各国的工党、社会党领导人，却没有一个是主张暴力革命的 。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又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七，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必须经过过渡时期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原理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他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页）这个革命转变时期之所以必要，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生。而且，即使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可能是纯粹的资本主义，总还有小生产（农民和手工业者）存在，由于小生产者是劳动者，无产阶级对他们不能像对资产阶级那样进行剥夺，而只能通过示范和提供社会帮助的办法把他们逐步引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样就要有一个过程，有一个经济上的过度时期。而政治上所以要一个过渡时期，是因为无产阶级不能利用资产阶级现成的国家机器，要建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是不是承认这一条，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民主社会主义者否定暴力革命，主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一切都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内进行改良，当然也就不需要过渡时期了。他们还反对暴力和专政，其实，任何国家都是专政的工具，不是这个阶级的专政就是那个阶级的专政，只不过他们反对的是无产阶级专政，而维护的是资产阶级专政罢了。
八，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实行社会主义民主，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恩格斯在为该书写的《导言》里特别肯定了“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岁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防御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民去追求升官发财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页）这一点，和民主社会主义所鼓吹的民主是大不一样的。民主社会主义一讲民主就是议会制，其实议会并不是国家政权的主要部分。社会主义的民主不仅要表现在立法上，还应该表现在行政和司法上，巴黎公社采用普选产生公务员并且可以对他们随时撤换的做法应该是有借鉴意义的。至于公社关于公务员工资的规定对于防止把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的意义更加积极，虽然目前还不能一下子实行，但是参照其精神，适当降低公务员和企业领导人的工资水平，改变其增长远远快于普通职工的情况，应该还是可以做得到的。我们需要一个廉洁的政府，也需要一个廉价的政府，这都离不开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而在这方面，巴黎公社都可以成为学习的榜样。
九，科学社会主义主张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它要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但是，这一的目标又不是一下子就年实现的。1874 年，当恩格斯看到33个布朗基派流亡者在他们的纲领中说“我们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我们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在中间站停留，不作妥协，因为妥协只会推迟胜利到来的日子，延长奴隶制的时期”这段话时，曾旗帜鲜明地指出：“德国共产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通过一切不是由他们而是由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中间站和妥协，清楚地看到并始终不懈地追求最后目的：消灭阶级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制度。三十三个布朗基主义者，是因为他们以为，只要他们愿意跳过各个中间站和各种妥协，就万事大吉了，只要——他们确信如此——日内‘干起来’，政权就落到他们手中，那末后天‘就会实行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85页）。这说明，未来社会不是一下子实现而是分阶段实现的。这里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的思想。后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把共产主义社会区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主张在前一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在后一阶段实行按需分配，更给后人提供了把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结合起来的范本。显然，如果如果超越革命发展阶段，主张将不同阶段的任务“毕其功于一役”，或者否定不断革命论，将不同的发展阶段之间视如“横着一座万里长城”，那都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二者统一的思想，是错误的。
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称做共产主义者，把他们写的宣言称做《共产党宣言》。他们在《宣言》里强调，“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页）虽然后来在实行反社会党人法时期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合并没有使用“共产党“而用了“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但是他们认为这个名称是不科学的。后来恩格斯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曾说，“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虽然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丧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说来，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然而，对真正的政党来说，名称总是不完全符合的；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第490页）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俄国党率先改为共产党这个科学上正确的名称，加入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党也差不多都改为共产党这个科学上正确的名称。这样，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最高理想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在名称上也和主张民主社会主义、否定共产主义目标、认为“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的社会党划清了界限。
十一，科学社会主义是一元的科学理论。科学社会主义可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它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诞生的，可以说，要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同时，科学社会主义也是在与各种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斗争中发展的，它与这些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和平共处的。这一切，都决定了它是一元的，而不是多元的。其它的社会主义就不同了。以民主社会主义来说，它的指导思想可谓五花八门，据说有马克思、恩格斯的，有拉萨尔的，有蒲鲁东的，还有费边社的，凯恩斯的，现在还有新自由主义的。这种把相互不同甚至互相对立的思想都作为指导思想，实际上不同思想的大杂烩，哪里还有什么科学性可言？
上面说了十一点，是我初步学习的一些心得，是不是能够概括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还不敢说，希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当然，这里说的还只是基本原则，至于胡锦涛同志讲的“我国实际”还根本没有涉及。我想，在这方面有两个重要的实际：一个是，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经济还比较落后，一些非社会主义的经济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应该说，发展这些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对发展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是有利的。不过，也要看到，在这样做的时候要注意一个度。如果不注意这个度，任其发展，甚至无原则地不顾一切地助长其恶性膨胀，就会带来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其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再一个是，我国是一个长期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的国家，特别是，它还是一个曾经进行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我们对于过去长期进行民主革命所取得的成果，特别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应该注意珍惜。要看到，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是有感情的，我们理应珍惜长期以来革命所取得这些成果，使其不断完善，更好地发展，从而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地调动广大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不应像有些败家子所做的那样，将其视为包袱，弃若敝屣，那样，人民是会感到痛心和失望的。
现在有一种说法，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甚至说初级阶段将长达一百年。我很怀疑这一说法有什么科学根据，更怀疑这一说法有什么好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针对苏黎世“三人团”（赫希伯格、伯恩施坦、施拉姆）的宣言中有关将长远的追求延缓下来的言论说了这样一段辛辣的话：“纲领不是要放弃，只是实现要延缓——无限期地延缓，人们接受这个纲领，其实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自己的有生之年，而是为了死后遗留给儿孙们。眼前应将‘全部力量和精力’都用于各种琐琐碎碎的事情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补补缀缀，为的是让人看起来毕竟还在做一点什么事情，而同时又不致吓跑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2页）我觉得，马恩的这些话很值得我们深思。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实际上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难道这种“不够格”的状态还要持续一百年吗？这和我们过去批判的“资本主义补课论”、“共产主义渺茫论”又有什么不同呢？而且，这一百年，人们长期处于这种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快速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停滞不前甚至还不断下降的状态下，能够调动广大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吗？问题还在于，这一百年要影响到好几代青年，他们在这样的状态下成长，能够很好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吗？应该说，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后命运的大问题，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思考，更希望高层领导同志关注和思考这个问题，并且从中得出有益的结论来。

三、只有科学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和发展中国

这里先说一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和“只要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两句话提出的始末。
旧中国贫穷落后，而落后就要挨打。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备受列强欺凌，于是各种各样的救国论就应运而生，有“实业救国论”、“科学救国论”、“教育救国论”和“读书救国论”等等。但是，这些救国论由于都没有抓住中国问题的根本，尽管提倡者言之凿凿，实行者也不遗余力，但是却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国家依旧贫穷落后，继续受人欺凌，并没有能够拯救中国的苦难。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孙中山在绝望中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他决定“以俄为师”，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毛泽东继续了孙中山的事业并且大大地推进了这一事业，他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吸收了大革命失败后进行的中国性质和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积极成果，肯定了“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他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他还指出，“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6、947页）实际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清楚地规定了中国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但是，总有一些人对于这个前途是不甘心的。在解放战争时期，就有一些所谓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提出了所谓“第三条道路”，但是，解放战争取得的巨大胜利，把这股风吹得无影无踪了。到了1956 年，由于苏共20大提出了错误的路线，在国际上出现了一股反共的逆流，特别是出现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有些人觉得，机会又到了。他们提出了“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实际上，是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正是有鉴于此，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讲了如下一段话：
“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越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能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三春柳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生产力的发展一直是非常缓慢的。解放前五十多年间，全国除东北外，钢的生产一直只有几万吨；加上东北，全国的最高年产量也不过是九十多万吨。在1949年，全国钢淳朴只有十几万吨。但是全国解放不过七年，钢的生产便已达到四百几十万孙。旧中国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而这些现在都建立起来了。大人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
在这里，毛泽东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问题作了精辟的、富有说服力的论证，回答了一些人怀疑社会主义道路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有人可能会说，毛泽东的话是1957 年讲的，那时的情况确实不错，但是以后毛泽东搞了许多“左”的东西，后来就不行了。可是，我们看到，邓小平对1957年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左”的东西虽然也有不少批评，但是他并不否定这期间我国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不否定社会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巨大优越性，而是继续坚持了毛泽东的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科学结论。他在1979 年3月所作的一个重要报告里说：
“现在一些人散布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一定要彻底驳倒这种言论。首先，只有社会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60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其次，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事实。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的进步。我们的经济建设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速度。现在我们直接了经验，纠正了错误，毫无疑问将来会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都快，并且比较稳定而持久……再次，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哪个好？当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好。……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个道德，不能避免核准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167页）
这里，邓小平根据当时的情况论述了中国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道理，应该说，他的这一番话也是很在理的。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些人对于亡国共产总是很不甘心，而一些国家对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总是不甘心的，西化或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中国还有一定的市场；而我们有些领导人对此表现软弱无力，放松了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结果造成了1986 年底合肥和北京两地的学生闹事和1989 年6月的政治动乱。邓小平总结了这两次事件特别是1989 年动乱的教训，更加突出地提出了要加强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问题。在四项原则中，他最强调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1989年6月16 日，他对新上任的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说：
“这次发生的事件说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这一点上，这次暴乱对我们的启发十分大，十分重要，使我们的头脑更加清醒起来。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说我们的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只能是看着美国人的脸色行事，看着发达国家的脸色行事，或者看着苏联人的脸色行事，那还有什么独立性啊！现在国际舆论压我们，我们泰然处之，不受他们的挑动。但是我们要好好地把自己的事情搞好，这次事件确实把我们的失误也暴露得足够了。我们确实有失误呀！而且事物很不小啊！”（《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312页）
在这里，邓小平又在毛泽东讲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基础上，又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提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问题，而且是结合当时的动乱讲这个问题的，讲得很沉痛，很恳切，很值得人们深思。1987年和1989年中国先后有两个总书记下台，都是因为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不力而栽了跟头，这个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
几乎用不着证明，毛泽东讲“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邓小平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就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指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的社会主义，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决不是别的什么社会主义。这只要看看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态度，看看他们对公有制、对消灭剥削的态度，看看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态度，就很清楚了。因此，毛泽东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邓小平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说，其实也就是说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
前几年，有些搞新自由主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还有些毫无顾忌，但是现在终于认识到，由于中国长期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侮，由于在中国曾经进行过社会主义革命，对资本主义实行过改造，也由于过去长期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名声不好，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是不能直接打资本主义的旗号的。于是他们不得不把自己打扮一番，换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提出什么“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口号，企图以假乱真，代替“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口号。这个口号一提出就暴露了他们的真实嘴脸。因为，稍谙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人都知道，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为资产阶级效劳、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伯恩施坦、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人所主张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不仅不能救中国，而只能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葬送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
谢、辛说，“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就会开辟世界历史发展的新航道。”这真是自欺欺人之谈，民主社会主义的前提就是保存资本主义制度不变，要中国由社会主义再走上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其实就是要中国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开辟世界历史的新航道”吗？不，这是世界历史的大倒退！
谢、辛还说，“如果实行了这个转变，我们的党就会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一定会赢得世界进百个民主社会党的欢迎，与欧洲各国及美国民主势力共建社会主义统一战线。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就会成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同盟军。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我们将举得更高，举得更有力。”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还侈谈什么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还侈谈什么马克思主义旗帜将举得更高，更有力，这不是说梦话吗？不过这些话也暴露了谢辛们的丑恶嘴脸，原来他们主张什么“转变”并不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党和人民，而是为了迎合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政党的需要，是为了争取得到那些国家资产阶级政党的赏识和欢迎，这完全是一种奴才和汉奸心态的表露 ！
对谢、辛们的这一套，我们必须明确地说：不，这不是社会主义，这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的社会主义毫不相干！

我国现实生活中的主要危险是右而不是“左”

——十九评民主社会主义“正统论”、“救国论”

奚兆永

谢序辛著对于左右之争十分关注，他们说，“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理论上的失误，是没有分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究竟在哪里。‘反修防修’的极左理论时时回潮，干扰改革开放，逼得执政者只能采取‘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改革开放是在政治上受保护、意识形态上受非议的状态下进行的。‘不争论’的政策只是取消了自己的答辩权，‘左派’对改革开放的攻击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在谢序辛著看来，只要像他们所做的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重新解释一番，宣称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首倡者，伯恩施坦不是修正主义者，而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才是所谓左倾修正主义者，他们就可以 “打左灯”而“向右拐”了。
毛泽东说，“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则要用气力，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查，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面去。”(见《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0页)事实当然不会像谢序辛著说的那样，我在以前写的一系列文章里已经对他们这一类“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说法进行了批评和纠正，在这篇文章里，我想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左和右的问题，发表一些看法,并对谢、辛的某些说法作出评论。

一、左和右的分野和恩格斯晚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左和右的分野来自于法国大革命。当时在法国的国民公会里，激进的革命的一派因为坐在左边，就成了左派；而保守的妥协的一派因为坐在右边，就成了右派。这样，就有了左右派的分野。虽然外国有人提出要“超越于左右”，国内也不乏响应者，但是，由于这一形象的说法客观地反映了不同的政党或个人对于历史发展的不同作用，它仍然不顾一些人的好恶一直延续至今，而且今后还将继续存在下去。这一点恐怕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无疑是最革命最进步的学说，而由他们亲手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自然也是最革命最进步的党，它们当然都属于左派的范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合写的《共产党宣言》里，在一开头讲了“共产主义的幽灵”之后，接着就说了这样两句话：“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271页）这就从反面证明，共产党早在它最初成立时就已经是一个最革命最进步的政党，一个真正左派的政党了。这以后，他们不仅和工人运动中的蒲鲁东派、布朗基派、巴枯宁派、拉萨尔派进行了斗争，还和自己队伍中的妥协投降倾向进行了斗争，从而扩大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使其成为指导各国工人运动的共同的纲领。显然，全面论述这个斗争不是本文的任务，但是，由于谢序辛著说什么“恩格斯对马克思和他创立的革命理论的反思和修正”，而王占阳先生更在一篇文章里大讲“恩格斯是修正主义的鼻祖”，在这里，介绍一下恩格斯晚年所进行的反对福尔马尔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应该是有意义的。
福尔马尔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的首领之一，曾多次当选为德意志帝国议会和巴伐利亚邦议会的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者。福尔马尔在1894 年10月下旬举行的主要是讨论土地问题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发言，要求把不仅反映小农利益而且也反映农村富裕阶层、农村资产阶级利益的条目列入正在拟定的土地纲领中去。他的这一明显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要求竟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击，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制定土地纲领草案，作为对党纲的补充。11月14日，倍倍尔在柏林第二选区党的会议上发表长篇演说，批评了福尔马尔以及巴伐利亚其他社会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立场，同时批评了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是模棱两可的。这些，都登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前进报》上。恩格斯知道此事后，深感问题的严重。由于福尔马尔在发言里讲到法国党的南特纲领是恩格斯直接同意的，恩格斯于是决定，写一篇《法德农民问题》的文章，阐述马克思主义在农民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同时批判法国和和德国党内在农民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右倾机会主义。
我们知道，法国社会党南特代表大会为了使纲领更适合农民的胃口，在纲领之前加了一个绪论，企图证明社会主义原则中包含有保护小农财产免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遭到灭亡的内容，虽然他们也明白这种灭亡是不可避免的。其理由是，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时才自由的。针对这句话，恩格斯在这篇文章里指出，“紧接法国纲领中关于占有生产资料是生产者自由的前提这句话之后，应该添上这几句，即生产资料的占有只能有两种形式：或者是个人占有，这一形式无论何时何地对于生产者来说都从来没有作为普遍形式存在过，而且一天天地越来越被工业的进步所排除；或者是公共占有，这一形式物质的和精神的前提都已经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本身造成了；所以，必须以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来为生产资料转归公共占有而斗争。这样，生产资料的各个占有便在纲领中被提出来作为应当争取的唯一的主要目标。这不仅在基础以及打好劳动工业方面是如此，而且在所有的地方，也就是说在农业方面也是如此。”他强调，“因为工业的进步本来就在排除个人占有，所以社会主义的利益决不在于维护个人占有，而是在于排除它，因为凡是个人占有存在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为不可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490-491页）
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还表示，“我坚决否认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有任务出来吸收农村无产者和小农以外，还将中农和大农，或者甚至将大地产租佃者、资本主义牧主以及其他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国内土地的人，也都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就算封建主义土地所有制对于他们大家都是共同敌人吧。我们在某些问题上可以和他们一道走，可以在一定时期为达到一定目的而与他们一起奋斗。我们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社会阶级的个人，但是我们绝对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集团。”（同上，第494页）恩格斯的这个话既是针对南特纲领的绪论说的，更是针对福尔马尔在德国对南特纲领的滥用说的，不仅在当时具有极大的现实针对性，同时也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恩格斯于11月15-22日用8天时间写好这篇文章，并于写好的当天（22日）给保尔•拉法格写了一封信。信里批评了拉法格（他是南特纲领的起草者），也批评了德国的福尔马尔，同时称赞了倍倍尔。信上说，“你们让机会主义牵着走得太远了。在南特，你们为了一时的成就准备牺牲党的未来。及时止步还是时候；如果我的文章对此有帮助，我将十分高兴。在德国，福尔马尔提议把你们对法国小农允诺的利益给予拥有10-30公顷土地的巴伐利亚大农，倍倍尔已经应战，问题将得到认真讨论，在未解决以前，是不会从议事日程上消失的。您大概已在《前进报》上看到倍倍尔在柏林第二选区的演说。他以充分的根据诉说党正在资产阶级化。这是一切极端党派刚刚成为‘可能的’政党时的不幸。但是，如果我们的党不背叛自己，我们就不能在这方面逾越特定的界限，而我认为，在法国（同在德国一样），我们已到达这个界限。好在及时止步还是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08页）应该说，倍倍尔和恩格斯敲的这个警钟不仅对当时的法国党和德国党，而且对后来全世界所有的无产阶级政党都是具有巨大警示作用的。道理很简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资产阶级都比无产阶级更强大，他们拥有各种各样的手段来收买、软化无产阶级，使其“资产阶级化”。这一点，已经为无数的事实所证明，是不可掉以轻心的。
隔了一天，即11月24日，恩格斯又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再次非常严肃地谈到了倍倍尔与福尔马尔之间的争论，并对李卜克内西在这一争论中的暧昧态度进行了批评，特别是，在信中非常严厉地批判了福尔马尔的机会主义错误。所有这些，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和对待左和右的问题，都是极其重要的，所以请读者原谅我在这里稍微多引用一些。信中写道：
“《前进报》干的是什么呢？它指摘倍倍尔批评的形式，说事情并不是那样坏，它那样强调它同倍倍尔‘正相反的一面’，只是在这以后倍倍尔的反对者阵营中必不可免的‘误会’才不得不声明说，你的正相反的一面仅仅涉及倍倍尔批评的形式，而在实质上——在批准国家预算和农民问题上——他是正确的，你也是站在他那一面的。我觉得，你事后被迫作这种声明这一事实就会向你说明，你的右倾比倍倍尔可能犯的左倾要厉害得多。
“这场争论所谈的归根到底仅仅是巴伐利亚人的策略，这个策略最明显地表现为以下这两点：为了争取小资产者而以机会主义的态度赞成国家预算，福尔马尔为了争取中农和大农而在农村进行机会主义的宣传。这两点和巴伐利亚人的分立主义立场，就是当前问题中唯一的时间问题。如果倍倍尔正是在党代表大会把党置之不顾的时候抓住了这些问题，那么你们应当为此而感谢他。如果他把党代表大会所造成的这种难以容忍的状况看作是党内的庸俗习气日益增长的结果，这不过是他从正确的总观点出发看这个具体问题，这一点也是值得肯定的。如果他机遇进行辩论，这不过是他要履行自己的重大职责，注意使下一次代表大会正确地解决法兰克福代表大会对之束手无策的那些刻不容缓的问题。
“分裂的危险并不是来自倍倍尔方面，他不过是直言不讳而已。这种危险来字巴伐利亚人方面，他们竟采取了党内前所未有的行动方式，因而使《法兰克福报》那些把福尔马尔和巴伐利亚人看作是自己人的庸俗民主主义者欢欣若狂；这些家伙兴高采烈，而且变得更加无耻了。
“你说福尔马尔不是叛徒。就算是这样吧。我也认为他自己不会把自己看作叛徒。但是你把一个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使拥有十至三十公顷土地的上巴伐利亚大农和中农的目前状况（之中状况的基础是剥削雇农和短工）永远不变的人叫做什么呢？无产阶级政党是专门为了雇佣奴隶制永久不变而建立的吗？！这种日可以是一贯反犹太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巴伐利亚分立主义者，随便叫什么都可以，但是难道可以叫做社会民主党人吗？！其实，在日益壮大的工人政党内，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增多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像‘学士’、落选的大学生等的增多一样，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在几年前还是危险人物。现在我们能够溶化他们。但是必须促进这个过程。为此需要家盐酸；如果盐酸不够（像法兰克福所表现的那样），那么现在应该感谢倍倍尔，他正是为了使我们能够很好地溶化这些非无产阶级分子而加了盐酸。恢复党内真正和谐的途径就在这里，而不在于否认和隐瞒一切真正有争论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14-315页）
恩格斯在这《法德农民问题》和给拉法格、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讲的这些话，反映了他对机会主义的毫不留情的态度，也反映了他对党内左右倾问题的真实的态度。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恩格斯讲这些话的时间。恩格斯开始写《法德农民问题》是1894年的11月15日，而就在前一天，即11月14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两个女儿——劳拉•拉法格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写了一份遗嘱，交代了有关马克思的藏书的处理和经济上的一些事情；而恩格斯紧接着写的文章和给拉法格、李卜克内西的信，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他在政治上的遗嘱，体现了他对法国和德国党的关心与担心。他看到了机会主义对这两个党的巨大影响，有可能使党资产阶级化，不过他也看到了积极的方面，有像倍倍尔这样的左派，可以用斗争这个“加盐酸”的办法来溶化那些非无产阶级分子。毫无疑问，恩格斯的这些政治遗言，无论是对中国共产党还是对对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都是有指导意义的。

二、邓小平十分重视右的危险并与之进行了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

在一些人包括谢、辛等人看来，邓小平是只反“左”而不反右的。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实际上，邓小平虽然经常讲要“防止‘左’”，但是，他也非常重视右的危险，并且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右的危险进行了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看不到这一点，对邓小平的认识就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
实际上，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1979年3月30日，他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说，“关于林彪、‘四人邦’所散步的极左思潮（毫无疑问，这种思潮也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只是从‘左’面来反对），过去我们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批判，今后还要继续开展这种批判，不能放松）。现在，我想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页）
为什么邓小平要“着重对从右面来的思潮”进行批判呢？这是因为，在当时，“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虽然这几种人在党内外都是极少数，但是不能因为他们是极少数而忽视他们的作用。事实证明，他们不但可以而且已经对我们的事业造成很大危害。”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提出，要“用巨大的努力同怀疑上面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同上）
邓小平对右的危险，不是讲一次，而是讲了许多次。1981年7月17日，他对中央宣传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当前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我认为是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打棍子。”“最近看了一些材料，感到很吃惊。……一句话，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回忆一下历史的经验：1957 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杀气腾腾的。我们今后不搞反右派运动，但是对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不仅文艺界，其他方面也有类似的问题。有些人思想路线不对头，同党唱反调，作风不正派，但是有人很欣赏他们，热心发表他们的文章，这个不正确的。有的党员就是不将党性，坚持搞派性。对这种人，决不能扩散他们的影响，更不能让他们当领导。现在有的人，自以为是英雄。没受到批评时还没有什么，批评了一下，欢迎他人反而更多了。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一定要认真扭转。”（《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9-390页）
1986年9月28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的讲话里再次讲到这个问题。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决。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给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还有在那里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所以，我多次结实，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他还说，“反对自由话，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带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四个现代化的冲击。”（《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182页）
1986年12月中下旬，在资产阶级自由化一度泛滥的背景下，安徽合肥和北京一些高校的学生上街游行，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进行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煽动，后来经过教育和疏导，逐渐平息。邓小平于12月30 日对中央负责同志说，“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诬蔑的人畅行无阻，煽动群众，”（《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页）两周后，即1987年1月13日，他在接见外宾时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说，“如果说我们过去对‘左’的干扰注意得多，对右的干扰注意不够，那么这次学生闹事提醒了我们，要加强注意右的干扰。我们必须排除干扰。”（同上，第199页）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对在政治风波期间建立的第三代党的领导班子说，“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不能动摇。这一点我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这是个根本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207、209页）九天后，即6月9日，他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讲话时又说，“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那就是坚持地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群众，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我对外国人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同上，第305-306页）
直到邓小平晚年，在1993年9月16日与其弟邓垦谈话时，他也没有忘记“四个坚持”。他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没有四个坚持，究竟会是个什么局面？提出四个坚持，以后怎么做，还有文章，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党的领导是个优越性。没有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怎么实现啊？四个基础是‘成套设备’。在改革开放的同时，搞好四个坚持，我是打下个基础，这个话不是空的。”（《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吃不上004年版，第1363-1364页）
应该说，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不仅有许多明确的论述，而且还在行动上与反对四项原则的人进行了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正如他自己所说，“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在他的坚持下，三个右派知识分子党员方励之、王若望和刘宾雁被开除了党籍；也是在他的坚持下，两个由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栽了跟头”的总书记离开了领导岗位。当然，他反对右的论述和实践还远不止以上所提到的这些，但是，这些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他在反对右的危险方面是做了大量工作并且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那种认为他只反“左”而不反右的看法，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错误的。
当然，人们也看到，尽管邓小平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右的危险进行了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但是，在我国，右的势力还是很顽强，甚至还很嚣张，他们从未放弃过在中国搞自由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野心和行动。我认为，这除了有其客观的外在的原因外，从主观上来说也有值得检讨的地方。在这方面，邓小平只是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局限于政治思想领域，而方法也只是局限于批评教育。实际上，这是一个更加广泛得多的问题，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涉及到作为社会基础的经济领域，而方法也不只是一个批评教育，还应该包括政策措施和法律制度这样一些手段的运用，否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不可能是彻底的。试想，你一方面讲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又在经济上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甚至允许他们利用国家的资源来发展自己，而不进行任何限制和引导，这就给人们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国家是真心实意地要发展资本主义的，即使损害了国家的利益也不会追究的。因此，那些铁了心要走资本主义的人就变得越发有恃无恐起来，如果没有相应的政策措施乃至法律制度的规定，那又怎么能够保证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呢？
诚然，邓小平也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他在1985年11月24日与薄一波谈话时，薄一波说，现在农村党员干部在发展经济中有三种情况：一是带领群众共同致富；二是带头个人致富；三是依仗特权谋私致富，其中有的是雇工经营者，得到上边特殊扶植，占用公有资源、大量贷款。邓当时指出，“对第三种，要控制，可以收累进税。贷款也应有区别政策。雇工，我说看两三年是必要的。三中全会以来，差两个月到第七个年头了。农村形势是好的，这一点必须肯定，不承认不对。这几年所采取的各项办法是对头的，是为了保护前两种发展，耳咽管不保护就会乱，这必须认真注意。但对后一种要管一下，是管一下的时候了。占用国家的资源、国家的贷款，不管一下不行。将来还是要引导到集体经济，最终要引导到集体经济。……有一个报告说，雇工经营出现是必然趋势，不可避免的，现在要考虑如何纳入轨道。这个意见对。”（《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6-1097页）在这里，等小平虽然说了要“管一下”第三种人，但是整个说来，薄一波反映的问题并没有真正引起他的重视。比如对第三种党员干部搞“雇工经营”、“依仗上级特殊扶植”，他没有说一句批评的话，相反还引用一个报告的话，说出现雇工经营是必然趋势，不可避免，这一切，就决定了他说的“管一下”和“纳入轨道”也不可能真正落到实处。后来的事实也是如此。当然，以后出现的问题不能统统都由邓小平来负责，但是，他在事情开始萌芽的时候，没有能够做到防微杜渐，应该是有相当责任的。
或许有人会说，邓小平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这一点，我也承认，但是难道发展生产力就一定要发展资本主义吗？而且就一定要用损害国家利益的办法来发展吗？现在私营经济占了国民经济的一个相当大的比重。他们能有这样的比重，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他们在公有制经济之外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发展起来的，而恰恰是通过一些非法的或不正当的途径损害公有制经济而发展起来的。因此私营经济绝对量和相对量的增加，往往并带来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而只不过是对社会总财富进行重新分配的结果，是以牺牲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为代价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正面作用其实是极其有限的，而其负面作用则是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忽视的。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我们既然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怎么可以依靠发展资本主义来发展生产力呢？一定要这样来发展生产力，那就必然会出现两极分化，必然会出现新资产阶级，这和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实现共同富裕岂不是背道而弛吗？！

三、我国当前现实生活中的主要危险是右，而不是“左”

我国当前现实生活中的主要危险是右而不是“左”，这个观点如果要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来进行论述，那就会使这篇文章过于冗长，好在李成瑞同志的《大转变》一文和刘国光同志与杨承训同志的对话，已经提供了许多重要的例证，可以说明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所存在的右的危险，似乎也无须我再多说什么。这里，我只想就近年来在理论界看到和感受到的几个比较具体的问题作一点补充的说明：

Ⅰ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剥削以及是否产生了新资产阶级的问题。

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邓小平对此也是肯定的，比如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扩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页)后来他又说，“阶级斗争虽然已经不是我们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但是它确实仍然存在，不可小看。如果不及时地、有区别地给以坚决处理，而听任上述各种不同性质的问题蔓延汇合起来，就会对安定团结的局面造成很大的危害。”(同上，第370页) 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总纲里还郑重宣布：“在中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是不知从哪里刮了一阵风，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在媒体上不能讲了。要写文章，只能说阶层，不能说阶级，你要将阶级和阶级斗争，文章就不能发表。殊不知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丢掉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就丢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这对于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显然不是一件小事，应该引起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
关于剥削问题和新资产阶级问题，也是如此。本来，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这是天经地义的，邓小平在他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里就有“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这两句话。可是有的人不是通过实践来达到这一点，而是想通过“捷径”即通过他们的“解释”来实现这个目标。有人想通过所谓“物化劳动也创造价值”来“论证”资本并没有剥削雇佣劳动，有人想以剥削一词是贬义词来“证明”合法地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就不是剥削，只有违反了法律才能叫“剥削”。这些人为了否定剥削的存在，竟乞求于唯心主义和诡辩术，这实在是理论的堕落！
至于新资产阶级问题，邓小平曾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彻底了大会们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正=是走上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11页）但是实际上，两极分化的问题，产生新资产阶级的问题，在改革过程中已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一种态度是，承认事实，对改革进行反思，从中找出失误之处，并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以避免两极分化的进一步扩大和新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增加；另一种态度是，不敢面对事实，认为如果承认了这个事实，就等于承认改革失败了，因此采取一种回避问题的态度，或者说，采取的是“不承认主义”。显然，前一种态度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后一种态度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在这方面，邓小平不愧是一位老一辈的革命家，他敢于面对事实，不回避问题，在1993年9月16 日与其弟邓垦的谈话中就明白无误地说，“分配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需要一些年富力强的同志。……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比如刚才讲的分配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应该说，这里的问题不仅是个分配问题，而首先是一个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这里所说的两极分化也不仅是一个贫富的差距问题，而首先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的阶级分化问题。看来，当时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对于邓小平的这一提醒并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也没有采取相应的手段、方法和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相反，却在其讲话两个月后通过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议里把过去说的“公平与效率兼顾”改成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样邓小平强调的“分配问题大得很”就更加谈不上解决了。以后的事实表明，两极分化愈益突出，新中产阶级愈益增加。这些，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显然是负有责任的。16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提出要“加重视社会公平”，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从源头上，也就是从坚持公有制的主体位做起，并且还要在政策上、法律上作出具体的规定，积极加强对私营经济的监督、管理和引导，严防国有资产和集体财产被私人侵蚀，扭转目前实际上还在进行的私有化的倾向。17 大即将召开，希望这次代表大会对这样一个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讨论能够有所讨论，并且作出相应的决定，以保证我们的国家真正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向前发展。

Ⅱ关于对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打开了国门，许多人走出国门，接触了国外的一些社会思潮，但是因为自身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缺乏识别和批判的能力，因此也就把一些本来是糟粕的东西当成是宝贝带了回来，像新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就是这样带回国内的。这些社会思潮的作用显然是负面的。特别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由于其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更具有欺骗性。本来，我们的舆论阵地在这方面是可以也应该发挥重要作用的，但是，事实证明，这些舆论阵地并没有能够很好地发挥这样的作用。事实上，有不少阵地已经成了资产阶级用来对付无产阶级的阵地。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炎黄春秋》。一段时期以来，这家杂志连篇累牍地以所谓“一家言”的形式，宣传各种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鼓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这在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很不正常的。
问题还在于，当上面提到的一些舆论阵地大肆发表错误言论的时候，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和机关刊物却若无其事，默不作声，根本谈不上积极地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最典型的例子是谢韬在《炎黄春秋》今年第2期上发表了他歪曲马克思、恩格斯，诋毁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污蔑邓小平和第三代领导人，实际上是宣扬资本主义道路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模式与中国前途》（又名《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气焰极其嚣张。可是，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报刊都没有反击的文章。直到4月24 日，《光明日报》才发表了一篇署名“徐理”的正面论述的文章；而《人民日报》直到5月10日（也就是谢文发表已三个月时）才发表了一篇答读者问的短文。这就是说，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读者都不知道中央报刊对谢文或民主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态度。而且，从发表的文章看，仅仅是正面论述，而没有针锋相对的理论和事实的批判，更不用说指名道性的批判了。人们看到，一边是指名道性地大骂革命导师，歪曲老祖宗，要挖祖坟，要否定党章、宪法的庄严规定的知道思想，否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而另一边却是安之若素，表现出难得一见的“温、良、恭、俭、让”，完全没有一点理论斗争的气氛。须知：理论是一条战线，报刊是一个阵地，在理论战线和报刊阵地上工作的应该是战士，这哪里像一个战士？！ 真不知这些人的内心深处究竟是一种什么感情？！他们是想战斗还是另有所想？！

Ⅲ关于对胡锦涛同志6月25日的解读和宣传

胡锦涛同志6月25日的讲话无疑是一篇十分重要的讲话，为配合干部和群众的学习各个报刊发表进行解读和宣传的文章也是很应该的。不过，解读和宣传的根据应该是讲话本身，但是实际上有些解读和宣传却脱离了讲话本身，变成了发挥自己观点的工具。我认为，这是不应该的。
比如，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作为解读和宣传的文章，理应向人们说明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什么是“我国实际”，但是一些解读和宣传的文章却对胡锦涛同志特别强调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轻轻一笔带过，甚至提也不提，根本不做任何解释。还有的文章甚至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说成是什么“传统的社会主义”加以否定。这哪里是什么宣传胡锦套同志的讲话？分明是打着宣传胡锦套同志的讲话来兜售自己的私货。
又比如，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还强调，“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要坚持把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作为解读和宣传的文章理应向人们说明什么是“基本路线”，什么是“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讲清楚为什么它们是“我们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但是，我们看到，不少解读和宣传的文章对此却不感兴趣，根本不愿意提及“基本路线”，特别是不愿意提及“两个基本点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个点。正如我在本文第二部分所指出的，这一点恰恰是邓小平所一再强调的，而近几年在宣传中又很少提到，一些新成长起来的青年人甚至根本不知道其内容，更应该大力宣传才是。从事理论宣传工作的人怎么能够置胡锦涛讲话的精神实质于不顾而根据自己个人的好恶来取舍宣传的内容呢？如果这样的个人好恶过于强烈，那这样的人是不是还适合做宣传工作呢？
这些事虽然很具体，但是却也非常鲜明地告诉我们，在理论宣传工作中右的倾向是相当严重的，将它说成是一个主要危险恐怕并不过分。
现在再回到开头引用的谢、辛的话“打左灯，向右拐”上来。毫无疑问，用这句话来说“执政者”共产党及其领袖，这是一种诬陷，是一种不实之词。不过，如果将其用于谢、辛和跟他们同一类的人，那倒真可说是夫子自道，是他们的真实写照。他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开历史的倒车，这不是“向右拐”么？但是他们又没有公开这样做的胆量，所以他们还要打马克思、恩格斯的旗号，这不是“打左灯”么？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欺骗人，但是他们既然要开历史的倒车，也就不可能不暴露，他们的欺骗对于他们可能也还有用，但是这个“有用”毕竟很有限，其失败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谢序辛著宣扬的的民主社会主义谬论可以休矣

——二十评民主社会主义“正统论”、“救国论”

奚兆永

我对谢序辛著所宣扬的民主社会主义“正统”论、”救国论”的批判，从今年二月下旬开始到现在，历时半年，已经写到第二十篇文章，基本上要说的都说了，该评的都评了，批评谢序辛著的文章似乎可以到此暂告一个段落。此时此刻，我最想说的有两句话：一句话是，谢序辛著宣扬的民主社会主义“正统论”、“救国论”可以休矣；另一句话是，我们批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潮的斗争还远未结束。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也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内里腐朽的自由派，试图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他们把为伟大的战斗准备力量的时期解释成放弃这种战斗。他们把改善奴隶的生活状况以便去同雇佣奴隶制作斗争解释成奴隶们为了几文钱而出卖自己的自由权。他们怯懦地宣扬‘社会和平’（即同奴隶制讲和平），宣扬背弃阶级斗争，等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

列宁的这段话对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也就是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和他们所宣扬的修正主义也就是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作了一个极其精确也极其精辟的概括。谢序辛著的作者不就是这样的人么？他们所宣传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不就是这样一些货色么？谢序辛著说什么“‘反修防修’的极左理论时时回潮”（应该读作“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执政者”（应该读作“逼得谢、辛等机会主义者”）“只能采取‘打左灯，向右拐’的策略。”这是不打自招，彻底暴露了他们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的本来面貌。

对于这样一些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要识破他们，说难也不难。这就是要多读马克思主义的书，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和被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歪曲得不成样子的东西加以对照，这样，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就昭然若揭、一清二楚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就像一面照妖镜，在这面照妖镜下一切假马克思主义都会原形毕露，无处逃遁。这是我的体会，恐怕也是参加这场批判的所有同志的共同体会。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为了在今后的斗争中不上那些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的当，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我们一定要更进一步地学好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把自己武装起来，并以之为武器，同一切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举行进行坚决的和持久的斗争。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同志，特别是青年同志，努力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成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力军。

这场论战，参加的人不少，引起了比较广泛的关注，相信也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胡锦涛同志6月25日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讲话，从一个方面来说，也可以说是给这场争论做了总结。他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我们要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在这里，胡锦涛同志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中国实际的结合，也就是说，它并不是谢序辛著所说的什么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也不是什么瑞典模式。可以说，胡锦涛同志的这一讲话乃是对谢序辛著所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和所谓瑞典模式的一个否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可以说，谢序辛著所宣扬的民主社会主义“正统论”、“救国论”等谬论可以休矣。

但是，我们也切不可以为已经万事大吉，可以松一口气了。实际上，就是在批判谢序辛著方面也还有一些事可做。因为谢、辛不是孤立的两个人，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它代表了一种社会势力。这一点，我们从论战的过程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我在论战之初曾经希望谢、辛二位对我的评论能够有所回应，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正面的回应，这使我很感遗憾。但是，事实上，另外一种形式的回应还是有的，这就是他们的支持者所作的回应。不过，这些回应常常带有辱骂和人身攻击的性质，根本拿不出什么论据来，应该说，这样的回应是够不上论战水平的，对这样的所谓回应当然也无须给以答复。不过，也有的回应还具有某些理论斗争的性质，如阎长贵先生发表在《炎黄春秋》第6期的《马恩确实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一文就提出了了一些“论据”为谢序辛著辩护。对这样的文章，我还准备继续进行批驳。更重要的是，现在有一些人以社会主义还没有弄清楚为由，大肆散布各种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言论，甚至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把邓小平所一再强调应该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说成是什么“传统的社会主义”而加以否定，更有人提出对社会主义也要解放思想，以抵制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坚持，凡此种种，其实都和民主社会主义一样：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宣扬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密切加以注意，及时给以批评，而不能任其泛滥。否则，胡锦涛同志强调的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就不能落到实处，而有落空的危险。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百多年前，也就是1894年11月中旬，恩格斯头天写了给马克思两个女儿的遗嘱，交代了有关马克思的藏书如何处理的问题，第二天就想到了法国党和德国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危险，他担心这两个党有可能资产阶级化，于是写下了著名的《法德农民问题》一文。紧接着又给法、德两党的领袖拉法格和李卜克内西写了信，指明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和应该采取的办法：斗争。他说，要用“加盐酸”的办法来“溶化”党内的非无产阶级分子。这是恩格斯留给后人的强大的精神武器。

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为中国之自由平等，到处寻求革命真理，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临终前想得最多的，是担心他的追随者会被敌人软化。他对汪精卫等说，“我看你们是很危险的啊！我如果死了，敌人一定会软化你们的。如果避免不被人软化，敌人也会加害你们。你们如果要避去敌人的危害，就一定要被敌人软化，那么我又有什么可讲的呢？”先生说后，似乎有无穷的遗恨似的，深深叹了一口气。（曾祥进：《中华民主之父孙中山战斗集》，自费出版，第807页）后来的事实证明，孙中山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毛泽东继承了并且发展了孙中山的事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他在晚年考虑最多的是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他在《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里写了这样一段话：“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转摘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虽然，毛泽东在这个问题看错了人，是一个很大的教训，但是，他强调和平演变问题和接班人的重要性却是绝对正确的。

邓小平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总设计师”是一个比喻，他并不是提出种种具体的设计方案，而是提出了改革开放所要坚持的总的原则和方针，这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应该说，他一贯强调并且躬行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直到晚年都没有任何改变。他在1987年3月3日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说，“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在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摆脱落后状态，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必须有领导 有秩序地进行建设。……四个现代化，我们要搞五十至七十年。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1页）在1993年9月16日对其弟邓垦谈话时仍坚持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同上，第1363页）这就是“总设计师”邓小平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

胡锦涛同志强调，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强调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显然这不是随便说的，其中大有深意存焉。它表明，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没有忘记革命前辈的遗教，正在排除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沿着正确的道路向前迈进。当然，道路依旧是曲折的，但是，前途是光明的。对于未来，我们充满信心，并将继续为此光明的前途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