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以主编"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而知名的甘阳，在这20年来的诸多文化事件中，每每以"意见领袖"自任。而纵观他的文章言论，前后不同阶段又颇有左右互搏之感。他的"反复"，引致诸多诟病。
其实，甘阳是否忠诚于自己一时的观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否始终忠诚于自己的问题。他是否提出了真问题？平等是否我们向往的价值？文化是否我们内心的追寻？精神世界是否该被市场逻辑轻易占领？多年后有些问题可能不再使人焦虑，但推进历史的不只是答案。
八十年代的"狡狐三变"
上世纪80年代是"文化人时代"，尽管经济改革在进行中，但知识界人们想的却是中国文明向何处去。毕业于北大哲学系的硕士甘阳，"把自己的弟兄拉起来"，成立"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当年的班底，包括这些显赫的名字：刘小枫、李银河、陈平原、陈嘉映、周国平、徐友渔……
他们认识了《读书》杂志编辑部主任王焱，谈拢了和三联书店合作的计划。短短三四年间主持出版了"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等上百种出版物，成为与"中国文化书院"、"走向未来"鼎足而立的"三大丛书"之一。尼采的《悲剧的诞生》、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成了畅销书。
80年代甘阳有"狡狐三变"：1985-1986年提出"发扬传统的最强劲手段就是反传统"，被认为是"全盘西化派"；1987年发表《从理性的批判到文化的批判》，已着重强调西方对现代性的文化批判，被认为不利于现代化；1988年的《儒学与现代》则已全面肯定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强调儒学是"为己之学"，不应过多顾虑社会功用。
1988年在《中国当代文化意识·前言》中甘阳这样说："我们对于传统文化，不但有否定的、批判的一面，同时也有肯定的、留恋的一面；同样，对于"现代社会"，我们不仅有向往、渴求的一面，同时也有一种深深的疑虑和不安之感。我以为，这种复杂难言，常常是自相矛盾的感受将会长期地困扰着我们……"
是不是错，将不将就?
1989年至1999年这10年，甘阳求学于芝加哥大学，主要研读"西方文明史"，在美国政治和美国宪法上也下了很多工夫。1990年到 1991年，他研究东欧。"哈耶克的学说是1988年读的，当时非常喜欢。具体到东欧的情况，却一点用都没有。他的理论以不发生革命为前提。一旦发生了这样天翻地覆的变化：首先东欧面临第一次制宪，制宪怎么制？这是民主社会，谁有资格制宪？那就要选，可谁来制定选举法？哈耶克模式什么都解决不了。"
上世纪80年代甘阳也迷信市场经济，相信一切问题，私有化、市场化都能自然而然解决。结果，激烈的市场化在波兰和俄罗斯造成的是灾难。1992年，《纽约时报》报道中国经济从80年代就开始起飞了。甘阳大吃一惊。没人能给出合理的解释：为什么俄罗斯、波兰经济基础比中国好，改革比中国彻底，政治比中国宽松，文化比中国接近西方，却完全失败了？
1997年，中国社会分化日益加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愤怒于对市场化的质疑，甘阳却在《读书》发表《自由主义：平民的还是贵族的》。在他看来，以自由主义之名贬低和否定民主与平等，就会使得自由成为少数强者的"特权"，而不是所有人具有的"权利 "。正如经济学家奈特所说，这是"把自由和自由竞争混为一谈"，认为自由竞争能自动实现最大自由的人，不会给民主和平留下空间，因为它们成本太高，结果则是对弱肉强食的默认。
我从来不认为我是香港学者
现在，早上起来，甘阳要喝两壶咖啡、读一本闲书，完全是消遣的，大概要一个半小时。有了这一个半小时，整个身体才在一个状态上，可以做别的事情。
甘阳是1999年到的香港，算是赶在世纪末回了国。他不喜欢人家称他香港学者："我从来认为我是大陆学者。"即使在近10年之后，对于香港生活还是有不习惯。香港的交通、生活都很便利，但没有大陆那样的知识界场景，没有知性生活。闷，无聊。
"通识教育"是近几年甘阳最关心的事情之一。现在内地主要大学都在尝试本科的"通识教育"，力图"门类齐全，无所不包"。甘阳觉得这是让学生误入"什么都知道一点"的歧途。比较理想的，是像美国芝加哥大学施特劳斯(美国政治哲学家)学派那样，引导学生思考基本问题。"他不是教你一门吃饭的手艺，教你一个挣钱的行当，是教你去思考问题，让你以原始状态思考，学生感觉被带入很不同的世界。"芝大本科生第一年进校时傻傻的，知识面远不如中国优秀大一新生，但4年下来就脱胎换骨。
我宁可改革速度慢一点
人物周刊：有些学者认为，和政治合作，会使得知识分子丧失独立性。
甘阳：这要看"政治"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或许改用"权势"更好。我很主张学术和思想要独立于权势。今天这世界最有权势的未必是政府，而是市场、大公司、你们媒体，特别是西方媒体、西方舆论、西方流行话语。因此最好不要自我标榜，要诚实地问自己，在标榜批判的时候，是否实际是在依附某种更强大的权势。
人物周刊：如果思想界有派别，您怎么定义自己的派别？
甘阳：有个招牌可能是新左派。其实我身上更多保守主义倾向。中国非常需要保守主义。社会总有不理想的情况，有非正义，有不合理，但有时你必须容忍，这在西方是一个常识。中国100多年来都是激烈变动的社会，基本认为改就是好，总比不改好。
没有保守主义是不可能建立法治的。法治的前提，不是在于法律如何完善，恰恰在于即使是不合理的法律甚至恶法，只要没有通过法律程序废除，也是法，也要遵守，在于公民守法的习惯和心态。美国的宪法修正案，200年一共只通过27条。为什么？本身就是一种延缓的策略，把你最情绪化的时间耗掉，避免在社会压力很大的时候轻率改革。
我们中国人不大能够容忍这样，通常要求立即"给个说法""给个公道"。假设发生一个案子，民众怀疑干部贪污，在西方包括香港会进入一个非常漫长的调查、取证、开庭辩论最后判案的过程，公布结果的时候，大多数人已经根本不关心了。我们这里只要一报道，大家都认定他一定有问题，群情激愤要求解决。这是中国相当特定的情况：要求法律不以它自身的节奏和逻辑来解决问题，而是迅速达成效果。以这样一个心态，很难建立法治社会。
我觉得保守的态度有良性作用，包括生活方式上的保守，不成天追求日新月异。其实我们从做人可以看出，一个人成天追求新奇我们并不觉得是个特别好的人，我们会希望人有一些稳定的素质。不仅仅是文化，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我都倾向采取一个更保守主义的态度而不是急于求成。我宁可改革速度慢一点，但是稳定地改革，方向更好一点，效果更好一点。
人物周刊：对您来说什么问题是根本问题，不解决就难以心安的？
甘阳：对我来说，20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就是如何理解西方和如何理解中国。我始终认为，理解中国很重要的基本功是理解西方。100多年来，我们都是根据我们对西方的了解来看中国，所以对中国的看法背后一定有你对西方的看法。对西方的看法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也会改变。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是这样一个西方，市场经济的西方是那样一个西方，你以为这就是西方，然后用来衡量中国，检讨中国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对西方的认识远远不足，西方比任何这样一个简单的意识形态要复杂得多。
我去年在清华讲两门课。给法学院研究生讲美国违宪审查制，内容就是研究美国的宪法案例。你必须读重要案例的判词，美国最高法院往往是5∶4判决，亦即大法官们本身就意见不同。要仔细读赞成者说了什么，反对者说了什么。了解关于案子的争论，包括最高法院的争论、法学界的争论，才能真正了解美国法律。
另一门课我给本科生讲美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所有人都听得非常吃惊：我所讲的美国不是他们平常所了解的美国，而是更符合现实的美国。我们想当然认为我们都是天生的自由派，同性恋是好的，为什么美国如此反对？为什么美国反对废除死刑？这是保守主义非常重要的立场，背后隐含着对政治秩序、社会秩序以及道德秩序的看法。保守派认为，那些变化（同性恋等）都是在败坏美国社会原先健全的道德机制。这些争论对我们其实也是很有意义的。
人物周刊：重印的《古今中西之争》的结尾，用大字体突出了"天不负我辈，我辈安负天"这句话，怎么理解？
甘阳：我对我们这辈人不是很满意。中国是个急切变化的社会，在中国需要不断想新的问题，不断更新、调整自己，对西方和中国都要反复看。
目前中国的学术，包括媒体的话语，基本上是上世纪90年代形成的固定话语和基本想法，那是最不可靠、最值得检讨的。但很多人把自己弄得很忙，没有闲暇，已经既不能也不愿检讨。没有闲暇是不可能思考的。
而且我担心的是这个"气"。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他有一个基本的底气，就是对中国文明的一种自信。你要相信，你这个文明是有潜力的。新加坡不可能也不需要有太高的自我期许，只是"跟"就可以了，它对人类文明没什么责任。中国人应该想原始性问题根本性问题。这口气一直到80年代都有，90年代以后越来越消逝了。没有气你做什么事呢？
我最关心的就是中国的自我期许是什么。作为一个中国学者，你的自我期待是什么？中国文明整体性的一个自我期许是什么？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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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阳，1952年生于沈阳。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同年创办"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主编出版的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等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化标志之一。90年代赴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深造，师从社会理论家希尔斯和政治哲学家布鲁姆等名师研究西方文明史。现任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兼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并担任英文学刊The China Review常务编委，北京"中国文化论坛"理事，复旦大学儒学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等学术职务。主要著述有《八十年代文化意识》、《通三统》、《自由主义左右》、《文明·国家·大学》、《古今中西之争》、《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将错就错》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