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意度与幸福感
王中宇
“经中央批准，中组部已委托国家统计局从2008年起每年在全国31个省区市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事业单位开展组织工作满意度民意调查。
调查的内容主要是：干部群众对组织工作、组工干部形象、干部选拔任用工作、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工作的满意程度，以及对组织工作的具体意见、建议。
日前，中央组织部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级组织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民意调查工作的正常进行，以确保统计部门独立完成民意调查工作。”
(新华网北京7月13日电（记者李亚杰）)
在中国国情下，执政党的组织工作对国家的吏治状况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通过调查了解民意对组织工作的满意度，无疑是落实“执政为民”思想的必要措施。
2006年，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发布的“广州市民个人生活感受调查”揭示：在不同职业受访者中，公职人员对“就业状况”的感受最好；对“月均收入”感受相对较好，明显好于散工、无业者，其满意度超过后者19.6个百分点，不满意度更是相差近40个百分点；对“人际关系”的感受最好，满意度为68.5%，比离退休人员高34.7个百分点。
作为理论上的“社会公仆”，公职人员相对于其服务对象，处于如此优越的地位，其服务工作是否能让社会公众满意，值得为政者戒惧。瓮安事件后，地方政府有两个可能的选择:其一是“对待刁民政府要硬气，不要被刁民挟持”；其二是寻找问题激化的根源，由此找出解决之道。
贵州省显然选择了第二种思路，在检讨中发现：
“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对此，瓮安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此贵州省将该县的县委书记、县长、政法委书记、公安局政委、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等党政官员免职。（《贵州“6·28”事件处理结果:瓮安县委书记县长被免职》新华网贵阳7月4日电 记者何云江、施雨岑）
如果按某些精英人士的思路，视表达激烈不满情绪的公众为“刁民”，依靠强大的专政力量“硬气”起来，天知道会给中国社会埋下什么后果。
数千年的兴衰轮回一再提示我们，在如花似锦的“盛世”之际，为政者最易忘乎所以，心不在焉地在他们的“盛世”下布满百姓怨恨的干柴，结果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瓮安的“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背后都是GDP，GDP高速增长正是“盛世”之源，而这追求GDP的努力却导致了公众的强烈不满。这不能不让人深思，怎样才能让公众满意，到底什么是社会多数人的幸福？社会平和的基础是什么？
莱恩：何为幸福？
2000年，“市场”、“民主”在中国的理论界里正如日中天，“与国际接轨”、建设“市场民主制度”成为主流学者们不言而喻的取向，为此几乎是不惜代价地洞开国门，以求“加入WTO”，似乎只要如此，中国就既有物质的丰裕，又有社会的公正。
正是在这一年，耶鲁大学政治系罗伯特·莱恩(Robert E. Lane)出版了《市场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The Loss of Happiness in Market Democracies)。
罗伯特·莱恩注意到，在1960--2000期间，按不变价格，美国人均收入翻了三番，但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从40%下降到30%左右。这让莱恩思考各种因素与幸福的关系。
莱恩通过大量实证研究发现，当人们对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都得不到满足时，他们不太可能感到幸福。因此，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以前，收入每提高一点，都会使人感到更幸福一些。但是，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收入带动幸福的效应开始递减。收入水平越高，这种效应越小，以至达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其实，主流经济学已经发现了这个现象，他们称之为“边际效用递减”。
主流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最大优势就在于，它能让人们在自己财力许可的范围内“自由地”做出选择，满足自己的偏好，从而使“效用”极大化，由此，市场济应该可以增加人们的幸福。
然而事实上，“市场经济”的主宰是资本利润率。利润极大化是市场经济最核心的原则。在这个原则眼中，只有“劳动力”这个要素，根本没有“人”的概念。劳动力与其他各类要素一并被归入“成本”的范畴，因而必须以最低的代价获得，并以最高的效率使用。在这样的社会机制下，靠劳动力生存的人只能在精细的分工体系中扮演非技能化的“螺丝钉”角色。作为大量同质要素的提供者之一，劳动者只能接受低下的收入水平、无聊而高强度的劳动。否者就面临失业，正如许多企业向员工宣示的：不是工作需要你，是你需要工作！而失业是破坏个人和家庭幸福的最大杀手。请注意，在任何社会中，靠劳动力生存的人都是绝对多数。
或许资本拥有者们可以摆脱这种处境，利润极大化的本质是资本拥有者的收益极大化，市场经济应给他们带来幸福。看看历年的胡润富豪榜，就可以知道我们社会的财富顶端群体，其拥有的财富增加何其神速。然而正如莱恩指出的，收入水平越高，幸福增加的效应越小，以至达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相反，市场服从的是“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资本拥有者们生存在相互算计、尔虞我诈的环境中，豪门恩怨将人间亲情、友情抛入冷冰冰的金钱算计之中。而莱恩发现亲情和友情正是幸福的源泉。
由此，寄望于市场机制，一味追求GDP增长，给国民带来的未必是幸福。一些国家甚至在GDP增长的过程中出现了社会动荡。
看来，美国教授莱恩的认识走到了我们的主流理论家前面。这倒没什么奇怪，处于“接轨”过程中的我们，落后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美国是自然的。令人惊异的是，“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还有走在莱恩之前的人，而且一早就早了30年；更令人惊异的是，这位早行人不是发达国家的学者，而是一位国王。
辛格：国王？哲学王？
上个世纪70年代，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Jigme Singye Wangchuk）提出，
“人生基本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
这简直不像是国王的口气，倒像是哲学家的话语，使人不禁联想起让柏拉图神往的“哲学王”。
然而辛格确实是位国王，这使他与莱恩有不同的视角。他从治国的角度思考国家发展的最高目标，将“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作为治国的“四项基本原则”，而不是单打一的“发展是硬道理”。1970年，他据此提出一个让经济学家们瞠目的指标“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以取代“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GNP）。从Product到Happiness，一字之差，显示了“哲学王”与经济学家的差距。
综合媒体的各项报道，我们看到关注“国民幸福总值”的国王将他的“四项基本原则”一一落到了实处：
政府善治：
善治从辛格国王本人做起，他生活俭朴，喜欢在首都廷布高处的一间小木屋处理政务，经常接待来访的平民百姓，了解民间疾苦，还经常亲自驾车去全国考察民情。在路上，无论遇到农牧民还是旅店老板，他都会爽快地招呼他们一块聊天，并共同进餐，丝毫没有君王的架子。老百姓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写陈诉状，放在国王车子必经的路上，再在上面压上石头。国王巡视经过时，会亲自下车取走带回去处理。他会根据掌握的情况，在大臣会议上直接拍板，要求政府官员去落实。
5年前，辛格逐渐把日常管理国家的权力移交给一个部长委员会。辛格还规定，如果有3/4的国民议会议员赞成弹劾国王，那么国王就必须退位。
国王保证了他的子民每人有一份田，教育、医疗全部免费，每个国民不分贫贱，都有平等的发展权。而我们至今也没能做到这一点，虽然我们告别皇帝已近百年。
经济增长：
辛格就任之初，不丹国民生活贫困，文盲率居高不下，几乎没有像样的现代化基础设施。然而辛格多次强调，要自力更生地发展经济和保持不丹的主权和独立，他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经济上自力更生。”在辛格统治的34年里，不丹建起了大量学校、医院和公路。有了电力，有了干净的水，有了正式的货币，有了邮政和电话系统。不丹人的预期寿命也从40岁跃增至66岁。去年不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400美元，是印度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2倍。
文化发展：
不丹注重保持淳朴的民风和生活习惯。这里没有人炫耀财富，国王皇宫甚至比许多民宅小。街上没有乞丐、游民、孤儿、暗巷，没有娼妓、毒枭。虽然没有超级豪宅，但也看不到破烂不遮风雨的房子。人们外出很少锁门，犯罪率也非常低。这个国家极为宁静，秩序井然，几乎没有人违反交通规则。首都廷布到处是可以上网连结世界的网吧小店。偏僻的乡间，农夫用手机开心地通话。为了免受过度开放带来的环境与文化污染，不丹对国外游客的数量和停留时间实行严格的限制。
环境保护：
不丹立法规定国土的森林覆盖率。目前不丹国土面积的74%为森林所覆盖，其中有26%的地区被划定为保护地，政府规定，每人每年最少要种植10棵树，而砍树必须有政府批准，山区里的人们，烧火尽量使用牦牛粪，万不得已才烧柴。政府对国内丰富的矿产业、水利资源的开发并不积极，一项新的工业、一个新的农业市场或是一种新的森林产品的产生，都必须考虑它们对环境所带来的深层次影响。1999年，不丹政府宣布不丹为无塑料国家；2004年，不丹又制定法律全面禁止烟草的销售。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全面禁烟令。商店不准卖烟草产品，居民不准在任何地点抽烟。按政府估计，全国只有1%左右的人口抽烟。
如此治理的国家，国民的幸福感令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2008年3月24日，不丹有关官员表示，初步的调查显示，68%的不丹人可被分为感到幸福的人群。许多到不丹的外国旅游者都表示：我们赞赏GNH，好像回到了心灵的家园。
在国民幸福的背景下，国王主动推行民主化，他对国民讲：
“我可以努力做个爱民的国王，但我无法保证不丹代代都有好国王。为了不丹人民长远的幸福，我们必须推行民主。”
而国民则普遍地感到忧虑。担心政党之间的冲突会葬送人民的利益，仍然希望开明的国王继续执掌朝政。但人们仍然认真地参加投票，只因为国王请求他们：
“当你在将来民主的选举中履行投票的职责时，请带着自豪和自信这样做。最首要而且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必须投票，每个人都要履行被赋予的权利。”
而他们信任国王。
这样的情势难免让人诧异，然而比较了它的邻国之后，诧异就变成了深深的思索。
沙阿王朝的背影
不丹的西边是尼泊尔，同样是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内陆国家。它的面积是不丹的3倍多，人口是不丹的37倍多。两个国家都是王国。尼泊尔的沙阿王朝兴起于1769年，距今已有239年。
如果用“地广人稠”的标准衡量，沙阿王朝绝对可以傲视不丹，而如果用辛格国王的“四项基本原则”衡量，沙阿王朝在“政府善治”和“经济增长”方面不及格。
政府善治：
与节俭辛格相比，沙阿王室热衷于敛财。经过几百年的经营，王室积攒了大量的财富，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王室之一。仅贾南德拉国王个人名下的资产就包括尼泊尔第三大企业———索阿尔提集团的大部分股份、多座烟草公司和茶叶公司、至少4家豪华酒店、一座高尔夫球场以及位于马尔代夫的一座岛屿。此外，他还在尼日利亚的多个石油企业中拥有股份。
热衷于聚敛的王室一方面推动首都加德满的现代化，一方面听任农村、僻远的地区，保持封建领主制、劳役制和中世纪般的贫穷，使国家陷入二元经济的泥淖。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尼泊尔人口中有42%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是亚洲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热衷于聚敛的王室不会在意政府的公共服务，1995年全国公共医疗卫生的开支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1997/98年度，尼泊尔公共教育开支仅占国民经济总值的3.2%。
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不可能有平和的政治。王室只能靠专制维持统治，于是，王室与政党间矛盾重重，王室内部也充满血腥。2001年6月1日晚，在一次疑窦重重的“意外”事件中，倾向于“让步政策”的国王比兰德拉两代灭门，主张“硬气”的贾兰德拉继位，他即位后对政治多方干预，三年内两度解除民选首相的职务，自行任命首相，2005年甚至解散政府，独掌大权。为了压制反对派，他在首都加德满都等地长时间实施戒严，甚至连全国的手机信号都统统切断，并宣布对上街游行者严加处罚。这种高压政策很快激起民怨，2006年4月，尼泊尔全国爆发大规模示威活动，10万余人突破防暴军警封锁，逼近位于首都加德满都中心的王宫。
经济增长：
沙阿王朝重视工业化与城市化。1990年，尼泊尔政府制定了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鼓励私营企业发展和公营企业私有化，吸引外国投资，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颁布并实施了减免工业企业税收、鼓励国内外投资、公营企业私有化等等一系列的新政策。政府将一些亏损的公营企业如造纸厂、黄麻厂、皮革厂和砖瓦厂转让私人经营。至1998年底，有16家经营困难的公营企业私有化。
政府将经济发展的资金和物资、人力等资源多用于城市和交通较方便的地区。工业、商业、电讯和社会服务集中发展在城市。公路总长从1951年的376公里发展到1999年的15308公里。但这些公路没有形成连接城市与农村的交通网络，而且通向山区城市的都不多。航空运输设施也建在大都市和旅游城市。
这种“政策倾斜”导致了农村的凋敝，加之土地制度不合理，少数人占有大片的田地，很多农民无地可耕。据尼泊尔中央统局2002年的人口统计报告，尼泊尔全国有流动人口76.22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村劳动力。尼泊尔的失业和就业不足处世界最高水平。1999年尼泊尔国民收入年均约220美元，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人口占总人口的37.7%。十多年后， 到2005/2006财年，人均仍GDP只有 285美元，是不丹的1/5。
两极化的经济发展路线，使国民中“与国际接轨”的少数同贫困无望的多数尖锐对立，西方媒体对此作了形象的报道：
48岁的努帕恩是名挑夫，日子过得很艰难，“国王很富有，搬运行礼这种活儿只有穷人干，他才不在乎我们这些穷人，我们也不需要君主。”
一名20岁的尼共兵士 Dipendra Chaudhary这样描述自已家人的社会地位：“我家自古以来，自祖先起便是奴隶了。我们住在一间十分细小的茅屋里。我们一家十口被地主差使做任何事。我们往往要为他们做餐，又常常因为我们是下层阶级而被赶走。”
尽管王朝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大国的支持，尽管美国为之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以巩固其政权，这个为多数国民敌视的王朝还是摇摇欲坠。2008年5月28日，尼泊尔制宪会议第一次会议宣布废除君主制，尼泊尔成为“联邦民主共和国”；6月11日前国王贾南德拉离开王宫，此时他还拖欠了国家88万美元的电费。一个历时239年的王朝就这样在欠账单上画上了句号。
送别沙阿王朝的是“普拉昌达同志”。
“普拉昌达同志”
可能很多读者对普拉昌达感到陌生，但他一直是西方媒体关注的对象。美国人李·奥内斯托（Li Onesto）一直跟踪采访，象当年的埃德加·斯诺一样，写出了长篇报道《来自尼泊尔人民战争的报导》。
阅读这美国记者的文字，中国人会倍感熟悉。因为普拉昌达送别沙阿王朝的武器不是别的，正是“毛泽东主义”。普拉昌达原名普施帕·卡马尔·达哈尔，他们家族的种姓是最高级别的婆罗门，但到了他父亲那一辈，他家也不过是只有一小块地和几头家畜的普通农民。1972年，从奇特旺农业大学毕业的普拉昌达回到家乡，担任临时教员。1979年，普拉昌达加入尼泊尔共产党，当时的共产党走的是议会道路，1996年，普拉昌达向当时的首相德乌帕提出了40项要求，希望改善农民和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条件，结果被拒绝。尼泊尔精英集团的顽固与傲慢，迫使他放弃了合法斗争的道路。
1996年，普拉昌达带领着13个人、两支枪进山打游击，组建了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这正是“全球化”如日中天，毛泽东被人弃置的时代。“硬气”的王朝根本没将这“草寇”放在眼里，几万正规军还不能对付这几个“恐怖分子”？要知道尼泊尔军队的喀尔廓部队威名远扬！直到2002年，媒体相关报道用的标题还是《“毛派”恐怖袭击档案》。
谁承想仅仅10年，“恐怖分子”成了控制80%国土的“人民解放军”，包围了首都加德满都。兵临城下的态势迫使王室与代表精英集团的七党联盟同意举行制宪会议选举，由制宪会议首次大会决定国家未来政体。
代表精英集团的各政党估计，他们会赢得选举，但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将获得足够的席位，合法进入现有政治体系。在这体系内，精英集团有充足的信心战胜这“泥腿子”党。在二战后的意大利，陶里亚蒂领导的共产党拥有可观的武装，不就是这样给消化掉了吗？
2008年2月，普拉昌达估计：“我们预期能够赢得100到120个席位。”选举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获得220席，成为第一大党。于是国王只好卷铺盖走人，而现任总理的尼泊尔大会党只好去当反对党。
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是如何在区区10年内从无到有，控制了国家的80%，如何在民主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可以到李·奥内斯托的报道中去探寻根由，尤其是中国人，读此书不会有任何理解上的障碍。一方是贪婪自私、高高在上、横暴刚愎的精英集团；一方是来自大众、融于大众的理想主义者，你叫社会公众选择谁?
尼泊尔的未来难于预测，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面临的任务将极其艰巨。值得注意的是普拉昌达关于“竞争党”观点，他回答凤凰卫视记者何润峰时说：
“没有竞争会怎样呢？在苏联，斯大林没有允许竞争，而走向了单一模式。结果如何呢？”
一个执政党，无论它如何来自公众，无论它的创始人中有多少理想主义者，一旦处于掌权而无竞争的地位，就把自己放到了变质的危险境地。
莫非普拉昌达是另一位“哲学王”？普拉昌达曾对媒体表示，将来反政府武装通过选举进入议会和政府之后，他本人将不会出任首相或其他高级职务，而要潜心研究理论问题。而其对手贾兰德拉的老本行是经商。
认同与分化
尼泊尔再次向世人展示了什么是“危若累卵”，什么是“星火燎原”。
沙阿王朝的聚敛与“硬气”，表面上看造就了加德满都和王室的繁华，然而这繁华建立在大多数国民无望的贫困与屈辱上，不可能得到多数国民的认同。在一个两极分化最尖锐的社会中，高高在上的精英集团恰如累在最高层的鸡蛋，毫无安全与稳定可言。
普拉昌达们从十几个人、一两支枪起事，十年间就让以骁勇著称于世的尼泊尔正规军束手无策。原因很简单：民心向背。被精英集团奉为圭臬的哈耶克，一本正经地论证是权势控制财富好，还是财富控制权势好；主张建立“富人得势的社会”。贾兰德拉和普拉昌达却共同证明了：无论是“硬气”的权势还是“阔气”的财富，一旦与多数国民为敌，都难免面对“星火燎原”的态势。“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才是经数千年历史反复验证的“硬道理”。
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们创造了许多艰深、晦涩的理论，以图解释社会现象。将不丹与尼泊尔的实践放到我们数千年的历史经验背景上思考，却能让人生出别样的感触。
我们数千年的历史最基本的特征莫过于“宗法社会”：由小家庭聚成家族，由家族聚成大家族，直至国家。学者们早就发现了“家国同构”，皇帝是整个国家的大家长，而皇后则需“母仪天下”。处于社会上层的精英集团事实上扮演着各级“家长”的角色。家长贤能，则族人幸福；家长愚昧，则族人穷苦；家长贪鄙，则族人遭殃。
不丹的“家长”贤能，所以关注国人的“国民幸福总值”，并关注如何保障世代“家长”都贤能，指望民主制度能做到“选贤与能”。在这样的社会里，阶级分化淡薄，而社会认同真实。
尼泊尔的“家长”贪鄙，所以关注财富与军队。这样的家长不可能“选贤与能”，只好在“烛影斧声”中实现权势交替。在这样的社会里，社会认同虚无，而阶级分化清晰。“危若累卵”、“星火燎原”将是这类社会的宿命。
当年的“国民政府”指控共产党人“煽动阶级斗争”，其实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正是贪鄙的“家长”们制造出来的。基尼系数之类表征两极分化的指数，其实是在表征阶级分化的程度。由此，我们发现观察社会的一个视角：社会认同与阶级分化孰强？一个和谐的社会必定是社会认同强于阶级分化。为此，这个社会的精英集团必定将大多数国民的幸福置于首位，必定高度重视大多数国民的满意度，并以制度化的措施来时刻体察民心。
这正是中组部实施满意度民意调查的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