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主与市场的反思
一个政治学者在二十一世纪开端的沉痛思考

朱云汉

　　从1999年年尾到2000年年尾这一整年时间，全世界人类都在迎接两个重要的历史新阶段：一个是新千禧年，一个是二十一世纪。我还记得在南太平洋最接近国际换日线的岛屿，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们聚集在海边，通过架设望远镜、摄影机来迎接新千禧年的第一道阳光。在那个时点上，似乎人类有一个共同的期望、共同的感受：地球是一个大的群体，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历史纪元与架构之下。决大多数的人们对于新世纪充满着乐观的憧憬，期望这个新的世纪是一个更和平的、更富足的、更公正的世纪，是一个合作互助、永续发展、良好治理的世纪。在千禧年前夕，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的元首聚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新千禧年宣言》：
　　我们各国元首和政府首长，在新的千年开始之际，于2000年9月6日至8日聚集于联合国纽约总部，重申我们对联合国的信心，并重申《联合国宪章》是创建一个更加和平、繁荣和公正的世界所必不可少的依据。

　　同样的，西方的知识分子也普遍对未来高度期待。这种乐观是建立在二十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世纪所发生的剧烈的、席卷全球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变化。这个变化的主轴是民主化与市场化。西方一些志得意满的知识分子甚至预言，人类正走向历史演进的终点，也是文明的极致-----即人类最后的、最高的社会体制，不存在超越这种体制的其它可能性，而尚未出现这种体制的社会，也无可避免的要向它靠拢与接近。福山在他的《历史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曾大胆的断言：
　　自由主义的民主，构成了人类意识型态演化的终点，也是人类政府的终极型式。
　　在这种视野框架之下，西方知识分子有这样一种假设：民主可以带来和平，民主可以带来良治；经济自由化与全球化可以带来持续发展与共同富裕；人类社会可以享受美国盛世下的太平 (Pax Americana)，全世界也会心平气和地接纳美国的领导，因为美国是打造世界经济自由化与民主化秩序的龙头。
　　接下来的发展，与当时的乐观预期几乎是南辕北辙。当然中间发生了911攻击事件，让美国所扮演的全球霸权角色出现更戏剧化的转折。然而，即使没有这个意外事件的发生，在二十一世纪的开端，美国盛世下的「天下不太平」的征兆已经昭然若现：新兴民主国家纷纷陷入严峻的治理危机、政治乱象重生，甚至民不聊生；在全球各个角落，市场万能、自由化万灵的神话开始在消退；在东欧地区，经过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之后，很多前共党又以左翼或社会劳工党名义重新执政，并试图修正前段时间全面私有化的变革；在拉丁美洲，所谓的「华盛顿共识」遭到普遍的质疑，亲美的右派政权纷纷下台，左倾的执政党开始摸索更均衡、更自主的发展策略；经济全球化在世界各地遭遇劳工、农民、环保团体，以及其它经济弱势群体的强烈反弹，每年的WTO部长会议成为全球社会运动团体总动员的练兵场。因此，美国在伊拉克所点燃的中东战火，只是让这个原本已经不平静的世界，显得更为荒谬与血腥。
　　从更深一层角度来思考，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困境在于，『民主』与『市场』── 这两个被很多政治领袖与知识分子定义为架构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生活的两大支柱 ── 正遭遇严重的变形与退化。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民主与市场之实际运作不但未能达到人民之期许；两者反而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秩序动荡的来源。
扭曲市场与民主的根本力量，是美国过去二十多年来打造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这个新的秩序让当美国式资本主义所向无敌，让资本在全球范围取得前所未有的主宰地位，民主与市场两者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俘虏。全球资本主义使得极少数跨国企业精英取得影响国家政策、支配社会基本游戏规则的无比权力。金融全球化，使得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到任何一个给他们最大优惠的地方，让资本家不再需要迁就其它阶级的政治要求。美式资本主义解体了许多国家的社会凝聚力，冲击了欧洲国家许多调和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基本设计，例如福利国家与劳工权利保障。全球资本主义宰制下的民主向资本家利益严重倾斜，并导致国家机构经社职能减缩与维护公共福祉能力退化。不仅如此，全球资本主义宰制下的市场体制，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带来严重的破坏、巨大的风险。
　　在美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取得主导地位的新保守主义，试图将这种围绕全球资本主义逻辑运作的「变形民主」与「变形市场」移植到全世界，并试图将这种赋予跨国资本无上权力的的宰制结构永久化。美国的民主本身，就成为这场新保守主义革命的受害者，社会两极对立日益严重、民主程序遭遇扭曲、劳工与中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力被大幅压缩。而美国民主政治品质的退化具有感染性，成为全球民主品质退化的最大感染源。这对所有新兴民主国家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因为，一方面在意识型态领域民主被树立为普世价值、唯一的选项（“the only game in town”）；另一方面美国的这种「变形民主」又被普遍模仿，而且在模仿过程中经常是变本加厉，其结果是让多数新兴民主国家陷入劣质民主的困境。因为，如果劣质民主的源头仍在进行错误示范，其它国家的民主体制救更难产生自我矫正的改革动能，人民只能逆来顺受民主包装下的恶质政治，因为似乎民主无可替代。
　　许多第三波民主国家，从东欧到拉美，许多民选政治人物为拉选票，挑动选民的情绪，掩饰执政的缺失，刻意操弄认同、宗教与族群议题，制造仇恨、两极对立与社会裂解，甚至引发种族暴动与内战。而且在许多新兴民主国家，争夺执政地位与维护党派利益压倒一切，宪法的权威遭到践踏，选举过程遭到扭曲，司法不能解决沦为政治斗争工具 ，政权变成职位分赃体系，贪污腐化横行。此外，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后殖民社会），相比西方国家，这些国家的体制原本就发育不全，党派间的恶性竞争就更加削弱国家机构的治理机能、独立性与公平性，剥夺了人民享有良好治理的可能性。民选政治人物的决策倾向短期回报，为了眼前的利益交换与可分配资源极大化，而向未来透支，经常导致财政结构恶化或外债高筑的结果。 在许多转型社会，民主化与市场化的同步推进，更带来严重的国有资产被掠夺与社会分配两极化问题。
　　这些民选政府领导人收刮的财富与他们这些国家的长期贫困，构成「民主」最大的讽刺。举例来说，1997年以后印尼乡下百姓最常问的问题：那个叫「民主」的玩意何时会结束？阿根廷的「民主」出现财政崩溃、国家破产、至今无法脱离以债养债的困境。洛杉矶、三藩市、纽约、迈阿密和休斯敦成为众多拉丁美洲权贵子弟的汇聚地，纽约中央公园旁和迈阿密海滩边动辄两亿台币的豪宅里，住户邻居们讲的都是西班牙文。这些都是拉丁美洲成群轮番执政政客的亲属。
　　在东亚，即使在民主转型相对平顺的台湾与南韩，民众对于民主的实施经验也有很大的保留，民主的实践经验也给社会大众带来很多疑惑。根据《东亚民主动态调查》2003年的资料，南韩只有49%的公民相信「民主是最好的政治制度」，有33%的人认为「在有些情况下威权体制比较好」，还有17%的人「不在乎民主不民主」。台湾的民众只有42%相信「民主是最好的政治制度」，有24%认为「威权有时比较好」，还有25%的民众「不在乎民主或不民主」。在拉丁美洲，民选政府普遍无力解决这些国家面临的严峻经济社会问题，导致许多民众对民主政体失去信心。根据「拉丁美洲民主动态调查」2003年的资料，在这个地区有53％的公民同意「只要能解决经济问题，不在乎一个不民主的政府上台」，在巴西、墨西哥、秘鲁同意这个看法的受访者分别是65%、63%与57%。
　　九十年代的民主化是伴随着市场体制改革而来。经济与政治是自由秩序的一体之两面。在经济层面，也出现了很多令人反省的现象。俄罗斯的「市场改革」，在九十年代导致少数人鲸吞全民资产，进行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财富重新分配，至少有四千亿美金的资金遭席卷到国外。这些攫取国有资产的大亨，用低廉的价格把资产卖给跨国企业，现金则透过地下管道拼命移往海外。在英国，不少上亿美金的古堡豪宅、甚至连英国的职业足球队，也被俄罗斯大亨买走。这些逃亡海外的资金，是全体俄罗斯人民几十年来辛勤劳动的结果。从社会层面来看，俄罗斯的「市场改革」，把俄罗斯打回到几乎比第三世界国家还落后的状态。由于医疗保障体系崩解，再加上俄罗斯中年人大量失业以及酗酒，男人的平均寿命剧降十岁，仿佛回到二次世界大战。
　　在拉丁美洲国家，在「华盛顿共识」指导原则下进行的所谓「自由化改革」，让原本严重贫富差距问题在经济增长与经济开放过程中更形恶化，阶级流动性下降，立足点越来越不平等。资本国际化，使得拉丁美洲富人的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到任何一个税率最低或投资报酬率最高的地方，让资本家不再需要迁就国内其它阶级的政治要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优势地位。由于全球化给拉丁美洲弱势群体带来巨大的经济风险，这五年来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开始反思自由主义神话，并改变自己的政策走向。「华盛顿共识」遭遇到全面的批判，从阿根廷、巴西、智利到波利维亚，大多数执行新自由主义的右派政府都失去政权，被左倾的政党所取代。在委内瑞拉查维滋政府的带头下，少数拉丁美洲国家开始公开抵制美国推动的「美洲共同市场」架构。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也让东亚地区的劳工与农民团体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原来引以自傲的「均富」分配结构，也开始迅速褪色，在过去十年，大多数中低收入家庭的实质所得不是停滞不前就是倒退。同时，在金融危机后，东亚国家开始意识到无节制的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风险，也体认到今日国际经济秩序十分偏颇，完全以美国利益为中心，甚至完全以华尔街金融资本家的利益为中心，导致管制热钱流窜的全球机制严重不足，亚洲国家开始积极建构区域性的政策协调机制，来防堵国际金融与汇率风暴的肆虐。
　　以上所描绘的民主化与市场化困境，虽然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但背后的基本故事都是一样。从冷战结束后，在新保守主义意识型态指导下所打造的新全球秩序，让「民主」与「市场」双双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俘虏，两者都围绕着全球资本主义的逻辑而运作。在新保守主义意识型态主导下，国家机构的经社职能全面削弱、维护公共福祉的能力大幅退化。
　　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宰制下，民主日渐成为一个空壳子，既无法维护公民的福祉，也无力响应公民的需求。今日我们所熟悉的「民主」，只是一个以「国家」为范畴的政治体制，而全球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主要权力行使者，却可以跳脱任何单一「国家」的管辖与节制。而今日对我们的生活方式、经济安全、社会秩序、环境品质可以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决策者，往往不是民主产生的政府，而是一些几乎完全不受民主机制监督的跨国权力行使主体，例如跨国企业集团、跨国媒体集团、信息科技王国、华尔街投资银行、避险基金、信用评等机构、大会计公司、国际货币基金、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全球化的资本主义，颠覆了国家层级的民主体制的基本目的与职能，经济全球化一步步掏空「国家机构」，让国家层次的民主政体，成为经济巨人阴影下的政治侏儒。
　　从英国撒切尔夫人与美国里根总统时期开始激活的新保守主义革命，不但逐步在全球范围内打造了一个窒息民主的外部环境，而且也在体制内部埋下了腐蚀民主的因子，并在最近十年形成一个民主品质全面退化的全球趋势。让我们追溯一下美国民主退化的过程。虽然这个过程非常复杂，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美国的民主遭遇了市场原教主义与基督教原教主义的双重侵蚀。特别是美国共和党，使得这两种意识形态推动的激进变革，导致严重价值冲突与政治对立。价值冲突让堕胎问题、同性恋婚姻、学校教授演化论等问题变得非常尖锐。当信念冲突越激烈，政治竞争手段乃日趋下流，选举程序受到操弄，选举结果争议不断。此外，在美国的政治运作过程中，政客高度依赖所谓的「政治顾问」，这批谋士最擅长的是政治包装、形象打造、抹黑对手、操弄选民的情绪、散布假信息、遥控媒体。例如，最近媒体揭露的布什的首席政治顾问卡尔罗夫，就是典型人物。这些政治人物不去思考国家的前途与未来，不花心思去谋求施政绩效，而是去网罗最专业的政治顾问，因为这些顾问可以化腐朽为神奇，让政治人物不必为自己的无能、失职与贪腐付出代价。
　　民主品质退化的一个明显指针，就是美国所宣扬的人权与自由在911事件后严重倒退。过去，美国的法院一直是维护人权、保护少数群体的堡垒。但是，近年来共和党任命很多强烈保守意识形态的人担任美国联邦法官，让美国联邦法院的判决完全背道而驰。保守意识形态的法官盘踞联邦法院体系，对于言论自由的范围进行压缩，并放任国家机关对个人隐私进行监控。前段时间，美国几个大报的记者披露政府几个密件，被美国法院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要求记者交代消息来源，否则记者遭遇牢狱之灾。这种判例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根本不可能想象，否则「水门事件」的结局会很不一样。目前，布什政府正以「反恐战争」为名，打造美国式警察国家，国土安全部对于电话与邮件进行全面监控，并任意发布警示制造大众惶恐；执法机关可以不经法院审讯对可疑人士进行盘查与拘禁，并在全球各地设置秘密监禁场所。也难怪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的政治理论教授Sheldon S. Wolin评论道：「某种类型的法西斯主义，正在取代我们的民主。」
　　美国民主品质退化的另外一个明显指针，就是酬庸政治（spoils）与裙带政治(crony politics)大行其道，虽然这不是美国民主的新问题，但从二十世纪初期以来，还没有出现过如此荒唐的局面。过去，虽然美国总统有相当大的人事任免权，但是还是要重视官员的背景与资历，而且还必须经过参议院确认这一关。但最近几年来意识型态纯正、党派忠诚无限上纲，操守与与能力退位。最戏剧化的例子，就是因Katrina风灾而辞职的美国联邦政府救灾总署署长布朗，这个重要的位子居然是由一个完全没有行政能力的人充任。布朗在出任联邦要职之前，唯一的资历是俄克拉荷马州阿拉伯赛马协会的会长。他之所以能位居要职，只因为他是布什2004年总统大选竞选总干事的昵友。类似的例子屡见不鲜。美国时代杂志在去年九月一篇专题报导中评论布什的用人，指他安插资历浅薄但党性坚定的人担任联邦要职的范围与层次，都达到前所未闻的地步。
　　美国民主品质退化的更深层原因，是美国社会的权力结构在过去二十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简单来说就是，多元政治步入历史，金权政治登上舞台。代表企业利益的利益集团，在美国社会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优势地位，而抗衡企业政治影响力的其它社会力量日益萎缩。首先，美国劳工加入工会的比例原来就不高，最近二十年更不断下降，从1983年的20.1%下滑至2004年12.5%。近年来，最大的企业雇主，例如Wal Mart，都在打压工会的发展。其次，代表企业的游说组织资金惊人的丰沛，在2004年企业游说组织的预算是二十一亿美金。同时，广告收入驯服了电子传媒，不敢碰触敏感或争议性议题，其主要功能退缩为娱乐视频。由共和党修法大幅松绑传播事业的控股规定，倾向共和党的控股集团透过兼并与收购，将美国绝大部份的地方电台与报纸均纳入其旗帜下，只剩下少数东岸自由派报纸，还维持对时局的批判力道。最能代表大企业对美国政治主导力量的，莫过于美国媒体所谓的「六人帮」（Gang of Six）。「六人帮」包括全国制造业协会、商业圆桌会、独立企业主联盟、全国餐饮业协会、全国批发与通路商协会、以及美国商会。这六大工商协会基本上主导操控了美国国会立法议程，他们更是布什政府一兆三千五百亿（帮富人）减税方案的主要推手。凡是阻扰他们立法议题的国会议员，就会成为他们全力打击的对象，在2004年大选时，这个权力集团就联手动员选票与政治资金，硬将民主党参院领袖达谢尔拉下马来。
　　这场将美国社会的权力结构导向极度不平衡的变革，可以视为一场新保守主义革命。这场革命的起点要回溯到里根时代，里根政府激活一场敌视「政府」、丑化「国家」、神化「私人企业」、崇拜「市场」的激进革命。在九十年代兴起的新保守主义，更将这场革命带向极致。「新保守主义」是自由市场原教派，新保守主义推动的政策加速了自由市场机制中的「弱肉强食」、「劫贫济富」的倾向。过去二十年，虽然美国经济继续增长；但是美国百分之九十七新增加的所得，却都落在前百分之二十高所得的那一层。2002年美国最富的百分之一家庭，即享有全美财富的百分之三十九。美国最底层百分之四十的家庭，只拥有全国财富的0.2％（因为很多中、低收入家庭的债务大于资产）。小布什任内，美国贫穷人口增加了百分之十七。再举个例子说明美国的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1990年，在纽约市曼哈顿，所得顶层百分之二十的人，平均收入是底层百分之二十的32倍，$174,486与$5,435之别。到了2004年，顶层的所得增长到底层的52倍，变为 $365,826与$7,047。美国的医疗支出占国民所得毛额的14％，为全世界最高，但却有将近四千七百万的国民（约占人口的16％）仍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在此同时，美国政府的财政税基严重流失，税负集中在中产阶级，财政结构急速败坏。大多数的美国社会菁英，对于国内存在的巨大社会鸿沟漠不关心，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美国人对于全球极度贫富不均问题麻木不仁。
　　这正是我们所处时代一个最吊诡的现象：美国以世界民主模范自居，但却向全球输出劣质民主。美国自命为推销民主的急先锋，但经常采取双重标准。正因为世界上许多新兴民主国家将美国视为标竿，美国民主品质的退化，就必然具有传染性，必然成为一种全球现象。新兴民主国家的政治菁英以及他们身边的幕僚，正是从美国政治人物的身上学习各种恶质的政治竞争、民意操弄手段与技巧。美国不仅提供错误示范，而且还向世界各国输出这些政治伎俩，活跃于美国政坛的政治顾问，更开始大量向其它国家的政治人物提供他们的专业服务，在所有涉及美国战略利益的其它民主国家的大选活动中，都可以看到这群政治魔法师的身影。同时，美国在国际上推行民主，经常采取自我矛盾的双重标准。只要一个政权采取亲美路线，尽管这个政权靠舞弊当选，或人权记录极差，仍旧可以获得美国的背书；只要一个政权反对美国政策，即使享有坚强的国内民意基础，仍旧会遭遇美国的蓄意杯葛以及刻意丑化。
　　当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被新保守主义挟持时，天下也就难太平。911这场空前的恐怖主义攻击事件，给了新保守主义分子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他们有机会推动酝酿已久的「中东战略版图改造计画」。如惊弓之鸟的美国民众，愿意接受新保守主义阵营所开列的任何国家安全政策处方。该处方的核心主张就是先发制人、变更政权、以及「民主帝国主义」(democratic imperialism)愿景。通过伪造的情报与蓄意欺骗编构战争的合理性，一个只有短短两三百年历史的国家，向一个拥有几千年古老文明的国家发动了一场不对称的战争，这场战争激发全球的反美情绪，并让美国深陷泥沼。但是，美国的「民主」并没有让任何关键决策者为他们的蓄意蒙骗国会与选民负起政治责任。布什总统仍旧连任过关，钱尼、伦斯斐、莱斯等这些主战大将仍旧大权在握。由这样一个「民主」来主宰世界秩序，天下是难以平静的。
　　美国盛世下的「不太平」，有多层的不安定因子。布什的单边主义已经让全球多边冲突管理机制形同瘫痪、并严重削弱联合国机能；布什的先发制人、更换政权的安全战略，让战祸绵延中东与东亚；美国国防部正全力研发微型核子武器，准备打破传统战争与核子战争的界线；美国的鹰派势力正积极将军备竞赛延伸到外层空间，并鼓励日本废弃和平宪法；美国的贸易赤字、联邦赤字以及家庭负债，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不定时炸弹。
　　美国盛世下的「不太平」的最大隐忧还在于：美国在经济自由化、全球化旗帜下所建构的全球资本主义对社会、民主、文化与环境构成的巨大威胁。就资本主义对环境威胁而言，Katrina飓风就是一个警讯：全球暖化问题已经开始让人类面临越来越频繁的巨大天灾。我们释放二氧化碳的速率，已经是海洋和陆地吸收速率的三倍。许多科学家都提出警告，全球暖化的效应已开始反噬。按照这样的速率，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全世界的森林与渔业资源将会以更快的速度耗竭。而面对如此严重的环境威胁，与能源产业利益紧密挂钩的布什政府，仍肆意妄为地压制联邦科研机构的科学家发布全球暖化问题的科学证据，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并放宽机动车耗油、能源开发等环保标准。
　　就对资本主义对社会的破坏力量而言，全球资本主义让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风险。世界上所有主要经济体系，都必须将经济活动维持在过度消费与信用扩张的亢奋状态，才能避免世界经济衰退与金融体系的崩解。经济活动一旦紧缩，全世界的金融市场就会出现巨大的振荡。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让国际金融体系变成了无法驾驭的超级赌场，国家、社区、家庭的经济命脉都变成极少数的跨国银行、投资机构、对冲基金赌桌上的筹码。全球资本主义也让人类社会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贫富差距、加速所有国家内部的财富重分配、加剧市场经济对弱势团体的排除作用、并撕裂社会内部的凝聚力。全球化的资本主义让极少数跨国企业精英取得控制国家、支配社会的无比权力，也颠覆了国家层级的民主体制的基本目的与职能，全球化正一步步掏空「国家机构」，让国家层次的民主政体成为低能的空架子。
　　全球化让人类社会失去了驾驭资本主义的破坏力量，因此资本主义在驱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对社会与环境进行前所未有的侵蚀。资本主义的吊诡在于，其「效率」有如双刃利剑：一方面，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股东而言、对追求最大物质欲望满足的消费者而言、对追求激励技术创新与生产力增长的社会而言，资本主义可能是最有效率的制度；但对加速破坏地球环境而言、对掠夺第三世界资源、对剥经济削弱势团体而言，资本主义也是最有效率的制度。
　　从永续发展的角度来说，资本主义可能是最浪费的制度，因为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鼓励贪婪、奖励自私、崇尚占有性个人主义、刺激无止境的物质欲望、刺激没有必要的消费需求、诱导追求人为建构的虚荣价值。在资本主义的资源配置逻辑下，全世界的生产活动，主要是为满足地球上少数人的物质需求。但为了满足这些少数人无止境的物质欲望，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不断将地球上有限的资源，转换成无法再利用的废物。在此同时，全球资本主义却将第三世界国家中多数人挤压在这个交换体系的边缘位置，他们生活范围内的大多数生产资源都被划归私有，导致这个广大群体无法尽其力、用其物，形成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也打破了民主与市场之间的均衡关系。从海耶克以来的古典自由主义多主张，民主是依据公民主权的原则运作，市场是依据消费者主权的原则运作，两者都尊重个人的意志与选择，所以在理论上两者的基本精神是相互呼应的，而且两者都可以达到保障多数人利益、满足多数人需求的目的。他们通常假定个别的经济行动者与个别的选民都是理性的，最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他们也都深信市场经济最能有效保障个人自由，而最好的市场经济是彻底私有化、充分尊重个人自由选择、独立自主运作、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但是这个理想得以实践的三个前提是：第一、民主与市场的参与者的立足点要大致平等；第二、民主与市场的竞争机制不受扭曲；第三、个别的公民与经济行动者能理性判断，有足够的信息，最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
　　可是从历史经验来观察，这三个前提在现实环境下经常落空。民主与市场经常变质为「强者恒强、富者越富」的游戏，民主与市场中的参与者在通常在地位、资源、知识上极为不对称，实质上的不平等扭曲了表面上的权利平等。资本家总是企图透过规模经济与联合垄断来追求超额利润，并试图扭曲市场的公平竞争规则；代议民主所提供的选择通常非常局限，形成政党间的一种联合垄断。此外，消费者或选民的情感、信息与价值都是可以被操弄的，而且是经常不断的被精致的宰制机制所俘虏。一般民众，即使形式上拥有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利，如果缺乏政治组织与意识形态资源，就很难发挥政治上的作用。所以，一个社会即使形式上具备民主，资本家也可能取得影响国家决策的主导地位，并藉此巩固他们在经济交换过程中的支配地位，从而颠覆了民主与市场保障平等与维护自由的真谛。其实，卡尔博兰尼与布劳代尔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析，早已指出资本主义不但具有「反民主」的本质，也具有「反市场」的本质。因此，必须为资本主义支配下的市场经济建构有效的平衡、节制与监理机制。缺乏有效管理与民主监督的资本主义，对社会权力结构可以产生巨大的扭曲，反而让多数人失去真正的自由与自主。
　　熟读历史的政治经济学者，都对无节制的全球资本主义在过去二十多年的迅速扩张非常忧虑。无节制的全球资本主义，尤其是无节制的跨国金融活动，曾经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来到高峰，结果是以世界经济大萧条与二次世界大战悲剧落幕。1911年宣统年间，满清政府还在纽约、伦敦、苏黎士等世界各地发行湖广铁路的债券。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虽然信息技术不发达，但金融全球化已经非常发达。二战后西方国家记取教训，对于国际贸易与跨国金融活动建立严格的管理机制，来驾驭市场对于社会秩序的破坏力量，建构一种John Ruggie所称的「镶嵌式自由主义体制」(embedded liberalism)。但八十年代以后，历史记忆淡忘，自由市场神话再度抬头，在华尔街利益集团的驱使下，美国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打造了「华盛顿共识」。
　　过去二十多年，大多数的西方知识分子都沈浸在市场万能的神话里，而忘记了卡尔博兰尼在他「大转型」一书对资本主义发出的历史警语：「那个自我调节的自由市场乌托邦是不可能持久，否则迟早摧毁社会的人与自然之本质，必然摧毁人类并将我们的环境化为荒漠。

　　当前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面对下列这些严峻的课题：一、如何驾驭全球资本主义的风险与破坏性、控制其两极分化倾向，并妥善利用其积极性，让市场与民主、 市场与社会、市场与文化、市场与环境间的共生规则得以建立？二、如何建构维护经济弱势团体权益的政治组织与意识形态，让广大人民可以真正利用民主参与与监督机制维护其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并让社会各阶级与集团间维持权力平衡？三、如何提升国家机构的各项重要治理能力，管理市场秩序，监理公司治理，保障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进行财政移转与二次分配，强化内部监控防止违法滥权，确立官僚体系维护公共福祉的价值导向？
　　在响应这些严肃的课题上，过去西欧国家（比如瑞典、法国等）有些不错的经验可以学习，但是现在欧陆国家原有的调和阶级矛盾与节制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与重要制度安排，包括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法团组织（统合主义），共识型民主等，在美国式资本主义的竞争压力下欲振乏力。这意味着，任何国家要凭一己之力响应这样的严峻课题并不容易。很容易被美国与跨国企业操弄与支配的中小型国家，更难自主选择社会发展模式。中小规模的新兴民主国家，更容易掉落「分而治之」的陷阱。因此，只有达到一定经济规模或掌控战略性资源（例如石油）、并具备较高政治统合能力的国家才有机会走自己的道路，并扶助其它国家摆脱外部制约。像中国、印度这样人口众多资源有限的国家，有机会走自己的道路；而且他们也只可能根据自己的国情与历史条件走自己的道路。如果中国与印度都步上美国式资本主义后尘，人类的前途将十分黯淡。
　　很明显的，国家层次的民主已经不能适应人类发展的需要，亟需在全球层次建立新的民主机制。要有效响应上述的严峻课题，发展中国家必须透过集体的力量，试图在全球层次建立民主治理机制，让所有利害与共的群体都有机会参与全球事物的管理、才能彻底控制资本主义的风险与破坏性、才能有效驾驭全球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倾向、才能全面建构市场与社会、文化、环境共生的规则。也只有用全球范围的民主管理机制，才能改造当前全球权力运作场域的不合理宰制关系，让主导信息、知识、意识形态生产的机构响应人类社会最大数人的生存发展需求。跨国媒体集团、信息科技王国、华尔街投资银行、避险基金、信用评等机构、大学与智库、大会计公司、国际货币基金、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等等全球资本主义体制内权力行使的主体，尤其应该受到民主监督。建构全球民主管理机制、公民社会组织与团体弱势团体的跨国连结与动员、发展维护第三世界广大人民生存权利的全球公共论述──这三件工作，必须携手并进，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