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于《天涯》2012年第一期。

一、国家主义左翼与“中国模式”论

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是启蒙主义：一方面是反传统、反体制，相对应的另一面是鼓吹现代化和世界主义。之后不久，启蒙主义遭遇打击，随即又受到市场经济的挤压，被迅速边缘化。此后，经过二十年历史风雨，特别是经历其中的三次国际危机，国内思想界格局几经变迁，到今天已面目全非。这三次与中国直接相关的国际危机分别是：

1、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解体，对中国造成强烈冲击。但危机过后，中国不仅仍保持原国家体制，而且国民经济不久便恢复高增长势头，与原苏联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长期陷于衰退、动荡的政治经济局面，形成明显对比。

2、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先前与中国一样采取出口导向战略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台湾、香港、韩国等均遭受重创，经济长期低迷。而中国经济增速仅在1998-99年出现波折，之后便逐年回升，到新世纪初已恢复两位数增长率。

3、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风暴，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至今未走出困境，并且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开始向社会危机蔓延。而中国经济仅在2008-09年略为减速，到2010年不仅重新以两位数增长，而且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制造业产值超越美国。

经过这三次政治或经济危机，原先在政治制度、发展模式或经济总量上与中国相接近或作为参照的国家，综合国力的对比已发生重要变化。相反，中国经历三次危机，三次均逆势而上。尤其是近几年，“中国崛起”在一片浮躁的国际国内舆论中似乎已成为一种历史趋势。

这构成了思想界自身调整的依据，这种调整，特别表现为对中国历史传统和国家体制的自信心经历了从90年代的缓慢恢复到新世纪初快速上升的过程，也就是说，走到了80年代主流思想界的对立面。80年代后期，原启蒙主义阵营已出现分裂。90年代，从启蒙阵营中又分离出民族主义和新左派这两个思想派别。新世纪以来，一方面是中国自信心的恢复、上升、乃至膨胀，另一方面是国有资产扩张、私有化政策放缓、主流经济学家失语等国内的宏观经济和舆论背景。由这些因素推动，特别是近四五年，民族主义和新左派这两个原本就立场接近的思潮，部分地融合，形成国家主义左翼。“中国模式”论就是其代表性的理论产品。

本文不拟对“中国模式”论的具体主张展开讨论，而仅将之作为一种文化症候，放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框架内和全球化体制的背景下，观察思考，指出其问题，包括它所隐含的意识形态内容。

二、两大任务，两种史观

在特定意义上，我们仍处在近代史周期内，中国的近代迄今并未结束。

首先解释一下什么是“近代”。将整个历史划分为“Ancient-Medieval-Modern”（古代-中古-现代）的做法，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成型于17世纪的德国。这种自欧洲历史经验概括的三分法，应用到中国出了问题。因为在中国，“多”出了一个“近代”。这个在“现代”之前、区别于“现代”的“近代”，在欧洲历史上找不到一个相对应的阶段。如果勉强凑数，则只有所谓“early modern”这个概念，即早期现代。但“early modern”仍是“现代”的一部分。那么，什么是“近代”？质言之，“近代”是中国古代与现代之间的一段过渡期、转型期、调整期。“近代”的出现意味着传统社会对现代的“不适应”，是震荡、曲折、反反复复的历史阶段。欧洲不存在这样一个时期，是因为欧洲作为自主型现代化的典型，相对顺畅地从中古进入了现代，没有经历中国这样一个漫长的“阵痛”期。

自1840年直到今天，中国的过渡期、转型期、调整期一直在进行中，在这个意义上，“近代”尚未结束。在这个“近代”过程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两大历史任务：

第一大任务是应对西方挑战。这种挑战包括军战和商战，军战即军事、政治较量，商战即产业、金融竞争。从1840年以来，以1970年代中期为分界，之前以军战为主，商战为辅，之后颠倒过来，商战为主，军战为辅。当然，这两种挑战有时也同时、混合进行，但不管怎样，与西方的军战商战都不曾终止。而且，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西方强势、中国弱势的基本局面一直没有改变。如果再引申一步，那么，中国采取相应的弱者战略，也不应改变。

第二大任务是建立现代文明，即从农耕文明全面升级到工业文明。最初，这是从应对西方挑战派生出来的任务，因为要成功抵御西方入侵，就必须拥有新军事装备，进而拥有提供这种装备的国防工业以及为国防工业配套的大工业体系。接下来，为适应工业化进程，就必须推动城市化、普及教育、建立公民社会等，形成新的社会动员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形成新的政治-文化共同体，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改造。

近代史周期及其两大任务，是理解中国近200年历史的基本框架。其中，特别要注意的是，两大任务不能偏废，尽管有时一个任务压倒了另一个，有时另一个又上升到主要位置，但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前行的两个轮子。近代反复出现的一系列相互对称的历史性主题，彼此之间具有互相对应、互补、矛盾或冲突的关系，例如中体与西用、救亡与启蒙、革命与现代化等，实际上都是从这两大任务派生而来。包括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属性的界定，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对“反帝反封建”目标的设定，其实也都可以溯源到这两大任务，是这两大任务的结合。所以，我们还是应坚持辩证法，即“两点论”。

但是，现实中往往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两大任务总是畸轻畸重，很难被辩证综合地把握。就目前来讲，通常不是仅从“应对西方挑战”的角度解释近代，淡化现代文明所要求的启蒙任务，并把中国的未来只看作狭义的民族复兴；就是将中国近代仅视为“建立现代文明”的曲折过程，回避西方血腥的殖民历史，并简单地以融入西方体制为中国的出路和前景。这两种历史叙述的逻辑，可分别称为“民族主义史观”和“自由主义史观”。前者是传统革命史观的变异，后者则脱胎于西方殖民史观。这是目前最有代表性的、流行的两种历史观。

三、主流经济学家的继任者

“中国模式”论正是上述民族主义史观的片面思想路线的产物。“中国模式”论宣称：“中国模式……来自中华的百年奋斗史、三千年王朝史、五千年文明史，还包括被消化为中华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外来文明。中国模式的基础是中华文明的延续性。”把学习、吸收、整合西方文明当作业已完成的任务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只重视文明的“延续”，不承认文明的“断裂”，只强调中华历史“万世一系”，而刻意淡化农耕文明全面升级到工业文明的艰巨、曲折和反复过程，特别是其政治、社会、文化领域全面改造的任务。这是中国自信心上升、膨胀的典型症候。一般讲，未经反省的意识形态前提，一定会扭曲由这种意识形态所统摄的理论建构。“中国模式”论的问题和缺陷很多，这里仅指出两点：

第一，“中国模式”与“东亚模式”并无根本不同。

韩国、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亚国家和地区，曾长期实行“威权政治+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特别是其中属于传统儒教文明圈的韩、台等，一向采取政府主导、自由经济、出口导向等政策，其共同特点一目了然，形成一种所谓“东亚模式”。自改革开放，特别是自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1994年调整人民币汇率以来，大陆的经济、社会、政治状况，也具有类似特点，总之，与行之已久的“东亚模式”并无根本不同，或者说就是“东亚模式”的一种形态。

第二，“中国模式”正是中国目前亟需调整的发展方式。

后发国家的强势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提高国际竞争力，必然会压低劳工成本，造成国内购买力不足，因而必然依赖海外市场，导致外贸依存度长期过高，形成一种体外循环式的偏瘫型经济体。按《中国统计年鉴2010》公布的数据，2009年，全国40%的农村居民收支相抵入不敷出，很大程度上被甩在了国民经济循环之外。同时，中国以庞大的中低端产业群冲击美欧日经济体，造成其相关产业外移，中产阶级流失。其政府、民间为维系社保体系和高消费生活长期举债，这是其目前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的实质。当前发展模式不可持续，中国政府也并不讳言，因此十七大即明确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

这是中国当前发展模式的实况。在这之外，有些“中国模式”论的归纳总结的确过分豪华和繁复，什么“三个子模式”加“十二大支柱”，终归离真实太远，说是理论概括，更像理论美容，只是妆扮的效果恐怕连主顾本人都不敢辨认。本来，所有学术研究都无非是“事实+逻辑”，学理内涵不足，常常是因为意识形态过剩。90年代，主流经济学家曾独领风骚，以新自由主义理论充当改革进程的阐释者，却在2004年郎顾之争后遭到网络民间舆论的围猎，集体失语，声誉扫地。然而近几年，一些国家主义左翼学者似乎已取而代之，成为新一代现实利益格局的意识形态辩护者，尽管所采用的话语体系、依据的理论资源、信奉的价值立场有所区别，但其现实职能与当年的主流经济学家的确并无根本不同。

四、中产与底层的诉求

中国面临结构性矛盾、陷于分裂式发展，是公认的事实。一方面是经贸总量扩张，另一方面是社会进步乏力。一条腿已深深迈入21世纪，经贸科技领域表现突出，如第二大经济体、全球制造业中心、最大外汇储备国、对非洲的深度开发、高铁建设和航天技术等，但另一条腿却仍深陷在传统时代，社会政治方面痼疾难愈，如僵硬的社会管制方式、官本位文化、吏治腐败、大面积贫困等。

经济与社会的这种矛盾、分裂，仍可溯源于近代两大任务之间的复杂关系，也仍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表现，即一方面是国家硬实力赶超西方，另一方面是公民权益和社会建设滞后。概括地说，中国在整体上仍没有完成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升级的近代使命，包括其哲学体系、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乃至艺术、建筑和服饰等，都还没有找到其各自成熟的现代形态。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反封建”任务始终在曲折进行，换句话说，“启蒙”一再挫折。启蒙的内容主要是倡导个人的权利、自由、理性、价值等，它并非无源之水，不是纯观念需求，而有其深刻的物质经济前提，只不过这种前提往往不为其倡导者所意识。这个前提及其因果关系就是：在人均资源财富倍增的条件下，个人空间急剧扩大，同时伴随知识、资讯的普及和传播，个人权利意识必然觉醒和高涨，因此相应的社会管理方式必须调整。所以，并非偶然，“启蒙”总是伴随工业社会的建立而降临。

就中国来说，工业化必然要求城市化和普及教育，因而导致城市中等阶层成长和社会权利意识上升，形成这个阶层所特有的以所谓“自由民主”为诉求的意识形态。这种由物质经济所推动的社会进程，无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例如前苏联、东欧，还是市场经济环境中，例如东亚国家和地区，都不可避免。工业化进程一旦开启，启蒙的任务就是绕不过去的。中国以往实行计划经济，目前采取东亚模式，其前景也不可能例外。只不过中国是一个历史、幅员和人口规模独一无二并掌握完整核技术的、主权独立的制造业大国，因此其未来的变迁无疑将具有特殊性。同时，作为结构性矛盾、分裂式发展的另一种表现，消费不足和大面积贫困作为长期的积弊，始终威胁着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这涉及国民分配结构的大幅调整。但是，分配结构即社会利益结构，它最终决定于社会力量结构。这个社会力量结构是能够调整的么？

总之，中产要民主、底层要民生，将是长期影响国内大局的两个问题。未来，等待我们的可能是极为严峻的考验，前途不容乐观。不过，这些属于另一个话题，此处从略。

五、“中国模式”是全球体制的一部分

冷战后的这一轮全球化不过20年已陷于困境，世界看来正处在大动荡的前夜。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就中国来说，既然早就深深卷入全球化进程，因此也就不存在什么自外于全球化体制、独善其身的所谓“中国模式”。实际上，“中国模式”正是危机重重的全球化体制的有机部分。

因此，克服目前全球化危机、超越目前全球化体制的路线，就不是简单地回到“以中国为中心”的立场观念方法。同样，更不能回到传统儒学。儒学强调尊卑等级，与现代社会追求人际关系扁平化的总体趋势相抵触。更何况，作为政治保守主义学说，儒学偏于守成，拙于创新，在中国的大过渡、大转型即“近代”尚未结束的时候，在一个未来充满变数和挑战的特殊历史时期，儒学绝非对症之药。并不是挣脱了殖民/帝国主义的索链，就一定要钻封建/权贵主义的裤裆，同样，并不是抛弃了“西方中心论”，就一定要秉持“中国中心论”。

从80年代的激烈反叛传统，到今天的热烈拥抱传统，许多论者在两个时代、两种立场上都表现出同样的武断轻率，表现出同样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式，暴露了当前思想界轻、薄、浅的特征。现在看来，还是当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定性和“反帝反封建”的目标设计更能抓住近代中国的实质，即综合把握近代的两大任务。中国革命取得巨大成功并非偶然，其理论高度和包容力绝非当今的那些论者所能望其项背。

在当今时代，为克服全球化危机、超越全球化体制，无疑必须具备一种全球视野。当前，一方面是美欧过度消费，一方面是中国过度生产，这是全球体制的一个结构性病症。西方与中国彼此联体、相互依存，只不过美欧的危机率先爆发而已。就中国来说，悖谬的是，恰好因为过度生产，所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于是推动着自信心恢复、上升、膨胀，于是理论领域出现泡沫化。“中国模式”论作为一次失败的理论建构，只是泡沫化的一个例子而已。

最后，需简略指出的是，克服全球化危机、超越全球化体制，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美国军事金融霸权的彻底衰落，一是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根本调整。这是支撑全球变革的两个基准点，也将是未来20年国际国内的两大主题。在此过程中，还会有理论泡沫，但也会出现真正成熟的理论概括和规划。

                                                                                                                 2011年11月27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