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红色经典”的改编问题

祝东力

我不是搞影视研究，也不是搞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化研究的，这样，也许反而可以把这个话题稍微拓宽一点。“红色经典”的概念，可以不限于影视。1991年，当时出版发行的磁带《红太阳》，其实也是“红色经典”的改编，所谓“红歌黄唱”，也就是按照消费社会的节奏，欣赏革命时代的旋律，听上去似乎很愉快。按照我们这次会议《通知》里讲的，“红色经典”是“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生活为题材”。在网上，我搜索“红色经典”这个关键词，可以搜索几万个网页出来，大多不是我们这个意义上的、狭义的、作为影视作品的“红色经典”，而经常是一些歌曲。还有，也是90年代初，权延赤等人写的纪实文学作品，比如《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领袖泪》等等，也是用不同于以往革命时期的笔法，而是用一种平民化的视角和语言，重新描写领袖，描写革命生活。实际上是改写了以往的领袖形象，这也属于广义的“红色经典”的改编问题。

下面我想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红色经典”改编的问题，包括影视剧，也包括我刚才说的《红太阳》磁带和纪实文学作品等等。

    第一，今天基本上是4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出生的人，构成我们社会的主体人群，也是“红色经典”改编作品的主要受众。这些主体人群在他们各自的早年，都经历过一个或长或短的红色时期，这成为他们早年的记忆。这个“红色时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中断的呢？当然“文革”结束是一个标志，但是可以更提早一点来理解这个问题。我认为，在1971年“9·13”林彪事件以后，中国就已经开始进入“后革命”时期，什么叫“后革命”呢？我理解，是革命的体制和意识形态都还在，但是内在的激情和想象已经消退了，这个转折点应该是1971年林彪事件。到了80年代，我们中国社会特别是在知识群体，进入了一个蓝色时期，就是说，按照当时一些人的说法，是要回归国际主流社会，这就是以英美为代表的“世界主流文明“。像1988年的电视政论片《河殇》的最后一集就叫做“走向蔚蓝色”。这是一个蓝色时期，是另一种历史观和价值观建构和流行的时期。以往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是以“革命”或“阶级斗争”为中心来建构的。而这另一种历史观和价值观则是以“现代化”为中心。它重新观照中国历史，也包括文学史，例如把中国现代文学史按照不同的价值系统来排列。以革命为中心的文学史可能会把鲁迅作为不可超越的经典，而按照后一种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历史观或者以纯审美为中心的文学史观，那么沈从文、张爱玲便成了新的经典。

    到了9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国际的形势、国内的形势，都发生了变化。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年龄段，就是刚才说的4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出生的人的早期记忆，开始由于现实的一些剧变而被激活了，经过一个80年代的蓝色时期以后，从90年代开始，这个曾经长期被压抑的记忆重现了。这个意味着什么？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先提出问题，是从受众的角度讲的。

    第二，从叙事的角度看。当年的“红色经典”都有一种典型的叙事方式和策略，比如说“高、大、全”以及“红、光、亮”等等，已经成为一种典范了。以过去革命时代为题材的作品，也有第二种叙述。比如说从80年代开始，以及九十年代的一些作品，像莫言的一些小说，最典型的是《丰乳肥臀》等等，写的似乎也是革命的经历和人物，但是让人感到面目全非，跟过去的叙述完全不同。还包括1995年版本的《白毛女》、2003年发表的小说《沙家浜》等等。这个《白毛女》突出了喜儿、黄世仁、大春的情感纠葛，完全重写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个重要情节，一个经典情节。这第二种叙述，同上面说的80年代建构的另一种历史观和价值观是相对应的。更广义地看，这第二种叙述其实还应当包括在海外出版、由大陆出去的人写的那些关于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完全负面的叙述。这些都属于第二种叙事方式和策略。

    90年代初，从磁带《红太阳》和刚才说的那些纪实文学开始，一直到我们今天的影视作品，我觉得是第三种叙事的开始。这第三种叙述方式和策略远没有成型，而且我们看迄今为止特别是影视领域的改编，几乎可以说没有一个是成功的。原因比较复杂，最基本的一条是精神境界相差太远。比如说，看现在崔永元搞的那个《电影传奇》，他把过去的红色经典电影重新放映，同时又重拍一些场景，穿插在其间。我觉得有一个效果，这也许是他意想之外的效果，就是当年的作品比如说《英雄儿女》、《烈火中永生》、《冰山上的来客》等等的人物――过去的英雄就是英雄，现在的小丑就是小丑，英雄是没法儿模仿的，哪怕我们今天用再多的钱堆积出来的所谓“英雄“也是滑稽的。我认为今天这些改编都是不成功的，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精神境界的天壤之别，用完全是一副消费主义时代的面孔和体态来扮演一个创世记的、英雄时代的英雄形象，是完全不可能的。

    第三，我想再拓宽一点理解“红色经典”这份精神遗产，就是说，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份遗产。我想把这个问题放在中国宏观历史的框架和坐标内来考虑一下。按照20世纪初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里的提法，他把中国历史按照时间顺序分为三个阶段，即“三个中国”。我这里并不完全照搬梁启超的划分法，主要是借用他的概念，重新做界定。第一个是“中国之中国”，从夏朝开始，从中国文明史开始，从大禹治水，一直到秦始皇统一，这是一个华夏民族在中原地区融和、凝聚和形成的过程，它最成熟的政治制度就是西周封建制。第二个阶段，是“亚洲之中国”，就是秦汉帝国建立以后中国作为东亚朝贡体系的中心与周边的民族和国家发生各种交往和互动。“中国之中国”和“亚洲之中国”，两者之间有一个巨大的转型，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转型，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个转型的最根本的原因我认为是铁器的传播和使用。比如说当时战争的规模和残酷程度突然加大了，所以那个时期叫“战国”。总之，战争规模非常大和残酷。在这次转型中我们中国人做得比较出色，我们首先在内部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整合，也就是秦始皇把六国统一起来，废除封建制，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以后刘邦继承了这个统一国家模式。到匈奴用铁兵器武装起来，开始纷纷南下的时候，中国已经能够整合和调动全社会的人力物力资源进行抵抗了。如果没有经过秦始皇整合的话，春秋战国的那些分成十几个、几十个的小国，都会被匈奴一个一个全部吃掉。这样的话，中华文明就无从谈起了，就会在公元前3世纪、2世纪终止。所以，这第一次转型我们做得比较出色。

进入“亚洲之中国”，我们一直是领先的，接下来一个阶段就是“世界之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被纳入一个世界格局，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亚洲之中国”到“世界之中国”又是一次大转型，这次我们做得非常不出色，完全没有准备，突然被掷于困境之中，面临亡国灭种的问题。接下来引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这个时期的问题。就是说，只是从我们过去所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我们才找到一种办法，可以摆脱这种亡国灭种的困境。如果上面说的第一次大转型的原因在于铁器的使用，那么第二次大转型的原因则在于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在我看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实际上是“世界之中国”的缔造过程，这个过程的前期即“救亡”阶段，基本上完成于1971年中国重新返回联合国和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就是国际主流社会承认中国的合法性，接纳中国进入主流社会。

应该在这个框架下看待“红色经典”问题。“红色经典”是我们在“世界之中国”缔造过程的“救亡”阶段形成的一系列文本，是对那些血与火的生活的一个精神上的叙述、总结和阐释。怎样看待“红色经典”实际上是怎样看待、怎样评价、怎样面对“中国革命”的问题。我们今天在90年代或者21世纪初，经过80年代这样一个蓝色时期以后，我们怎么面对“红色经典”或者“中国革命”？因为在今天，实际上“世界之中国”的缔造过程并没有完全结束，我们只不过处于这个过程的后期，就是处于“救亡”阶段之后的“发展”阶段而已。中国在当今世界体系中的地位还是漂移不定的。例如前一段的一个提法叫“和平崛起”，就是说中国的位置还处于比较快速的变化过程中，它在变动，而一些西方大国还在围堵和打压中国。我们在“世界之中国”缔造过程的后期怎样面对和阐释这个过程前期的那些精神遗产？怎样把它们变成我们今天内在的精神元素？这是“红色经典”改编当中所包含的一个比较深层次的问题。我就谈这些吧。

（这是作者在2004年12月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