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各个党校里对入党积极分子的培训教材中，马恩的典范著作只选了《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中宣布了要废除私有制，并且通过“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但是宣言毕竟是马恩早期的作品，对社会主义的思考还处于初级阶段，这使得我们的做法值得商榷：首先，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校教材中过多地使用夺取政权的宣言，无疑有些牛头不对马嘴；其次，《共产党宣言》肯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作用，对社会主义的表述却是稀少的，正因为宣言对资本主义的肯定一面，使得美国等西方国家也能够接受其中的某些内容，如美国就将《共产党宣言》作为中学生必读的10本世界名著。

但是对于工人阶级运动而言，主要的危险已经不是资本主义本身，而是机会主义思潮以及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的反社会主义路线。可以说，《哥达纲领批判》乃是无产阶级取得政党取得政权以后的学习教材，就目前的社会任务而言，领悟社会主义绝不能从夺取政权的角度，而应当从反对机会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倒退的角度出发。

《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逝世前的著作，有人认为是继《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以后的纲领性文献，对于我们今天端正思想，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具有重要作用。这种论述是完全正确的。

1、“把所谓分配看作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马克思写道：“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而庸俗的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描写成为主要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

但是我们现在却看到，国家不把生产资料所有制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上来考虑，而只是提“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开始重视初次的分配公平。如果我们将这个理解为左派的胜利，那不过是一种讽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无法得到保护以前，分配只是在资产阶级手中被作为选举的工具和经济调整的手段而已，在需要人民选票的时候，他就多给穷人一些利益；当资本家不高兴，他就再给资本家一些利益。分配在所有制无法进行基本保障的时候，只能被当作一种可怜的游戏。劳动人民的基本分配是不能指望得到基本保护的。

目前左派的斗争局限在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劳动人民所得”上，即注重在这些公共产品消费过程中的被掠夺现象。实际上，这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发生变更的一种表象而已，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这些领域的私有化。反对私有制对公有制的反动，这才是主要的旗帜。

2、无产阶级自由的本质是“自由就在于把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于这个社会的机关”。

可以说，马克思把“自由”的旗帜争到了无产阶级手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国家必须服从于社会，而不是相反。

从这个观点出发，马克思说，“国家需要从人民方面受到严格的教育”，同时他还说“用一般的法律来确定国民小学的经费，教员的资格，学习的科目等等，并且像美国那样通过国家视察员来监督这些法律规定的实施，这和指定国家为人民的教育者完全是两回事”。国家在教育中需要承担自己的责任，但是并不是国家承当教育者。当然，这里的教育是单纯教育领域本身而言的，从一般的原则出发，国家需要人民进行基本的监督和教育，而不是相反。可以说这一思想发展到毛泽东，就是依靠群众，为了群众的群众路线。

但是这种教育绝不是国家居高临下地对人民指手画脚，不是将人民当作是需要教育，需要引导的群氓来看待。这种“精英”对人民的侵犯是反自由的，因而仍然依照着传统的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思路。

我们却看到，国家几乎成了社会的对立面。政府不再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教育，它居高临下，发号施令，完全成了脱离群众，具有特殊利益的群体。这难道是社会主义吗？

3、所谓的民主仍然是无产阶级的，与农民结成联盟并不意味着农民对国家实现“人民主权”。

马克思写道：“第一，德国的‘劳动人民’大多数是农民而不是无产者。第二，‘民主的’这个词在德文里意思是‘人民当权的’。什么是‘劳动人民的人民当权的监督’呢？何况他们所说的是这样的劳动人民，他们通过向国家提出的这些要求表明他们充份意识到自己既没有当权，也没有成熟到当权的地步！”

无产阶级如何对待农民已经在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实践中得到了发展，同时马恩对法德农民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的理论。在这里，民主要求在无产阶级内部实施，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为统治阶级，而对于同盟者——农民，则实行参与型的民主，促使他们向进步的方向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