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飒：宗教——走向解放的神学

节选自《丰饶的苦难》

加莱亚诺在《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里曾写到，在海地的街上，给人洗脚的要比给人擦皮鞋的多，因为人们穷得没有鞋穿。
在历经磨难的拉丁美洲，贫穷仍像一片巨大的阴影笼罩着这片土地。据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估汁，1993年拉丁美洲的贫困人口占大陆总人口的一半左右，并以每年5%－10%的速度持续增长。①
我曾多次乘飞机出入墨西哥城，每次从飞机上俯视这座群山环绕的谷地都市，印象都如同初次见到它一样触目惊心。飞机沿着山壁盘旋，视野里一片房屋的海洋、城市从谷地逐渐向四周的山坡蔓延，越往高处房子越破烂。从山坡上平视，望着对面鳞次栉比的简易房，我仿佛看见衣衫褴楼的农民风尘仆仆沿着小路从山那边源源不断地涌来。他们是城市背后的人，是被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日益遗忘的背影。在第一次赴墨的80年代，感谢一位负责留学生工作的墨籍老师，她组织我们进行了一次认识“真实墨西哥”的特殊旅行。在那次翻山越岭的艰苦旅行中，我们见到了深山老林里的底层农民，他们当中一些人的“家”，仅仅是几片大芭蕉叶遮顶的窝棚。旅途中的一个黄昏，我们的汽车行驶在荒无人烟的山间公路上。远山一派静谧苍茫。忽然，日落的方向出现了一个小黑点和一丝柔弱的喊叫声。汽车停下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被那个“无中生有”的、越来越近的神秘黑点吸引了过丢。等了好几分钟，我们寸看清那是一个大约五六岁的瘦弱男孩，手里高高举着一个小东西。终于，气喘吁吁的小男孩立定在我们面前，他并不说话，也不靠近车前，只是期待地望着我们，手里仍然高高举着那个小东西，那是一只草编的小动物。他要用它来换钱，公路上的汽车对他就一线新鲜的生机。
在第二次赴墨的90年代，我随一个中国扶贫考察团参观了墨西哥城郊的扶贫工程。我多少年来不能忘记“参观”中见过的一个场面：在一条高高筑起的公路旁边，有一道深沟。沟内满是不堪入目的污水和垃圾。一群得到政府微薄资助的无房贫民在深沟两旁的坡地上修出了一块块平台，在那些不足10平方米的地面上建起了他们的一个个与垃圾做伴的“家”。
这样的一片大陆是全世界天主教徒最多最集中的地区。据罗马教廷1987年的统汁，拉丁美洲居民中90%是天主教徒，约为4.2亿人，几乎占全世界95亿天主教徒的一半。②天主教徒是拉丁美洲的基本群众，他们的祖先是宗教大国西班牙的子民和虔诚的美洲印第安人。我曾目睹朝着大教堂跪行祈求的穷苦人，目睹被耶稣受难的宗教剧表演感动得泪流满面的劳动妇女，还有在新建贫民区临时搭起的草棚里跟随神甫祈祷的男女老少，以及在路过公墓的公共汽车上很自然地划十字再亲吻手面的年轻人。（图53）
他们是穷苦并有信仰的人，穷苦和信仰在拉丁美洲是一对相依为命的姐妹。
15世纪以来，天主教会一直是这块土地上的重要势力，在历史上，它们基本站在社会保守力量甚至反动势力一边，并拥有大量地产、财产，教会上层的生活远远脱离基层神职人员和人民群众。但是，神职人员中还有一支以拉斯•卡萨斯主教、伊达尔戈神甫等为代表的健康力量。他们留下了更重要的传统：热爱穷人，为捍卫正义的事业不惜铤而走险。许多下层神职人员因为常年与穷人接触。也对穷人抱有深切的同情心。
贫苦的教徒不可能真心爱戴因循守旧和虚伪的教会。但他们却热爱基督教里那种人道主义传统。拉丁美洲人民不喜欢教条和思辨，在他们中间，宗教精神简化为对爱心、仁慈和希望的体会。（图54）
一位拉美诗人曾写了这样一首诗：

昨天，我在庄园的脏东西里
看见了一匹动物，
它翻弄着垃圾
找着什么吃的东西，
也不检查一下
也不嗅嗅味道，
它扑上去就那样一口吞下。
这动物不是狗
不是猫也不是老鼠；
这动物，主啊
他是——人。③

这样的感情在拉丁美洲非常普遍。
切•格瓦拉牺牲后，人们在他的遗物里发现了一首西班牙诗人莱昂•费利佩的诗（1884-1968），误认为是格瓦拉的作品：

基督，我爱你
并非因你自一颗明星降临
而是因为你向我揭示
人有热血
泪水
病苦
钥匙
工具
去打开紧锁着的光明之门
是的！你指点我们说，人是上帝……
是一个像你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可怜的上帝
而那个在戈尔戈塔④位于你左边的
可卑的小偷
也是上帝！

正是这位具有献身精神的游击队员曾经说过，指引一个真革命者前进的，是伟大的爱心……
这就是孕育了20世纪60年代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的土壤。在这片贫穷和信仰的大陆上。宗教没有成为麻痹人民的鸦片，而是成了鼓舞他们战斗的旗帜。
“解放神学”指60年代诞生于拉丁美洲的、以天主教神职人员和教徒为主体的人民运动及代表这场运动的神学理论。它是自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基督教范围内一次较大规模的群众性宗教运动，又是一场在世界性反资本主义浪潮中诞生的人民革命运动。它冲击了保守的天主教教会传统，弘扬了原始基督教意识里优先穷人的人道主义精神。

背　景

在20世纪的人类历史上，6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理想主义——这个在今天被鄙夷、被清算、被围剿的幽灵，曾经在那个年代里游走世界。因为崇尚理想并敢于把理想付诸实践，60年代被人们称做“世界性年轻化”的时代。
法国1968年以学生为主联合社会各阶层的“5月风暴”，美国的反越战和平运动和标新立异的“嬉皮士”，日本的“全学联”、“全共斗”等左翼学生运功，英国的“甲壳虫乐队”、“滚石乐队”，拉美的“解放神学”。墨西哥1968年在“三文化广场”遭到血腥镇压的学生民主运动，以及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某些理论和实践，只是60年代的一部分内客。欧美国家的60年代带有更多的文化色彩，而包括拉丁美洲在内的“第三世界”的60年代大多带有更浓的政治色彩和更广泛的社会性。法国“5月风暴”反对旧的教育制度；反对资本主义文化对于人的异化，学生们提出了“一切权力归想象”之类的乌托邦式的口号，拉美学生向巴黎学生发出了声援电。但是，在拉丁美洲大陆上，真正激动人心的还是1959年古巴革命的成功和革命后的变革。欧洲、美国文化运动中的“自我放逐者”、“边缘人”形象在这块大陆上变成了格瓦拉式的革命者形象。
在中国，对于外部世界信息稍微灵通的人，大多数知道1968年巴黎的“5月运动”，美国的“嬉皮士”和英国的“甲壳虫”。但是，我想很少有人知道拉丁美洲的60年代，显然在1968年这个魔术般的年份里，拉丁美洲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件，而且它们的深刻性也许更引人思考。
这些事件的爆发不是偶然的。
面对严峻的贫穷落后，拉丁美洲曾有过各种各样的政治方案。50年代在拉丁美洲占主导地位的是“发展主义”战略，它曾给人们带来过一线希望；它的特点是强调对外开放，发展本国经济和阶级合作。随着这种战略在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压力下陷入困境。它逐渐失去了人民群众的信任，贫困现象和阶级矛盾日益激化。50年代末，古巴革命的成功使人们看到了另一种选择。60年代末70年代初，拉丁美洲出现了一批对人民实行高压政策的军人独裁政权。这一切酿成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和城市、农村的游击战争。同一时期，拉美思想界深受“依附理论”的影响，这是拉美进步学者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它从世界经济的本质结构和“外围国家”（不发达国家）的角度出发研究帝国主义“中心国家”向外扩张的后果，得出了只有反对帝国主义扩张，彻底改变依附型的社会经济结构才能摆脱不发达状况的革命性理论。
拉丁美洲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大陆。60年代活跃在欧洲、美国的资本主义文化批判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以及“革命神学”、“希望神学”、“政治神学”等现代基督教神学理论对于拉丁美洲知识分子来说并不陌生，一批拉美国家的大主教神甫也正在这个时代就学于法国或比利时的神学院。
在宗教领域里，50年代流行的做法可以总结为呼吁富人发慈悲。神甫们忙于接受欧洲援助组织的经济救济，分发美国奶粉，散发“告富人书”，开展普及“每家一个厕所”之类的慈善卫生运动……但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拉丁美洲，贫穷的基层天主教徒已经悄悄地创造出了一种群众性的自我教育、组织自发抗议行动的宗教团体，后来这些团体有了一个共同的名称——基层宗教社团。它们构成了解放神学的群众基础。教徒们在对《圣经》的自发研讨中反复体会基督的一段话；“你们对我的最卑微的兄弟的所作所为就是对我的所作所为。”他们认定这是耶稣发出的呼吁：“穷人就是我。”爱穷人就是爱上帝——这句最普通的话也许就是解放神学的旗帜。一批日后倡导解放神学的神职人员也在这个时代从不安的欧洲回到了动荡的美洲大陆，与他们苦难的教友和兄弟在同一个目标相遇。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一贯保守的罗马教廷发生了重大变化。约翰二十三世自1958年担任教皇之后，一反前任的保守路线，采取了面对世界的改良主义方针。1962年召开的著名的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提出了穷人和社会正义的问题。此后教皇发布的多次通谕也明确谴责资本主义剥削。这种变化被人称为“约翰二十三世的革命”，教皇本人被极右保守势力称为“红色教皇”。其继任者保罗六世继承了这一路线。拉丁美洲主张解放神学的神职人员和教徒毫不犹豫地利用了这一有利的转机。

“游击队员—神甫”卡米洛•托雷斯

所有重要的宗教都有自已的圣徒和殉难者，解放神学也有自己的殉难烈士，他就是哥伦比亚神甫卡米洛•托雷斯•雷斯特雷波。
卡米洛•托雷斯1929年出生于哥伦比亚一个富裕家庭。1956-1958年他在比利时卢万神学院研习神学并获得神甫资格。卡米洛•托雷斯学识渊博，精通英、法文，具有社会学专业知识，访问过欧美数国。1958年他回到祖国哥伦比亚，很快以卓越的才华成为知名人士。卡米洛•托雷斯原本可以走一条飞黄腾达的道路，享受优越的中产阶级生活。
但是，卡米洛•托雷斯是一个极端真诚的人，他的真诚使他成为一个悲剧人物，也使他成为人民心中的圣徒。他起先在国立大学当神甫，并在社会学系任教。由于支持学生的进步运动，他被大学辞退。以后的几年里，他基本从事农村工作，自愿到贫困地区搞社会调查，帮助农民组织起来搞农村改革。
在贫苦的群众中间和不公正的社会现实面前，卡米洛•托雷斯感到，只注重礼仪、只背诵教义绝不能证明一个人真正有信仰，基督教的真谛是爱，是仁慈。在一份《告基督徒书》中卡米洛•托雷斯写道：“天主教的真谛是爱他人。《保罗书信》第13章里说‘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爱只有产生效力才是真正的爱。如果善心、施舍、办几个免费学校、实施几项建房计划，总之，如果人们所说的‘慈悲’并不能使大多数忍饥挨饿的人有饭吃，大多数赤身裸体的人有衣穿，大多数文盲受教育，那么，我们必须寻找有效的措施使大多数人获得福利。”⑤
实现有效的仁慈，这个目标使卡米洛•托雷斯走上了一条牺牲者的彻底道路。“有效的仁慈”后来成了解放神学运动中一句深入人心的口号。
1965年，在拉丁美洲革命高潮的背景下，卡米格•托雷斯和一些朋友发表了《人民团结运动纲领》，阐述了他们一系列彻底的社会改革思想。这一举动遭致哥伦比亚保守教会的严厉斥责和整个保守社会的敌视。在接受教会处罚和主动辞去教职两种选择的压力下，卡米洛•托雷斯于农历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五向哥伦比亚红衣大主教提出辞呈。对于深深热爱自己教职的卡米洛•托雷斯来说，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他在公开声明里写道：“我不愿违背教规，我也不愿背叛良心。因此我请求红衣主教阁下准许我辞去神甫的职责以便能够在俗世为我的人民服务。我为此牺牲了我最热爱的权利之一：作为神甫主持教会礼仪的权利。我的牺牲是为了创造条件使信仰变得更加真诚……我的邻人不再对我有任何敌意之时，当革命结束之后，如果上帝允许，我还将再次主持弥撒。”⑥
革命并没有像卡米洛•托雷斯想像的那样在哥伦比亚一呼百应。也许，他一开始就预感到了这一点，他行动的目的只是为了用血点燃烈火。
1965年底，卡米格•托雷斯号召建立的“团结阵线’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但是，卡米铬•托雷斯已经不能退却，他也不会退却。在失踪了几个月之后，1966年1月8日的报纸上登出了卡米洛•托雷斯加入哥伦比亚游击队之一“全国解放军”的消息。自此仅仅几个星期之后，卡米洛•托雷斯在一次与政府军的遭遇战中牺牲。
人们对卡米格•托雷斯遇难时的具体情况，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最普遍的说法是：在一次伏击战中，卡米洛•托雷斯冲上去夺一个军官的冲锋枪时被打死。官方的说法是：卡米洛•托雷斯冲上去杀一个受伤的军官时，被另一个装死的士兵打伤，又被用枪托打死。根据他身上的伤痕，有人估计他被俘后受拷打致死。卡米洛•托雷斯的一个亲密朋友、一位耶稣会员做了一个大胆的推断，他认为卡米洛•托雷斯是在犹豫是否向一个受伤的敌方士兵开枪时被打死的。
在牺牲的一个月之前，卡米洛•托雷斯从山上发布了一份《告哥伦比亚人民书》，这份公开信的最后一句是：“决不后退，不自由毋宁死！”在最后的12行里，他以类似的方式6次重复了“死亡”一词。其实，卡米洛•托雷斯从登上游击队的山峰那天起，就在准备这一天。但作为一个基督徒，他以彼世的眼光看待失败和牺牲。他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无论人类经历多少失败，但只要想到我们正在以此推动天国的建立，我们就会感到无限安宁。人世的判决如此不同于上帝的判决，这是很令人伤感的。在基督教的领域里，没有失败……”⑦
报刊登出了卡米洛•托雷斯的遗照，军队秘密掩埋了他的尸体。人们要求将他的尸体归还教会，并要求教会以基督徒的方式为他下葬，为他公开超度亡魂。军事当局不予理睬。1968年教皇访问哥伦比亚时，卡米洛•托雷斯的母亲给教皇写信再次提出请求……
从卡米洛•托雷斯牺牲的那天起，“烈士的血哺育了基督徒”这句话就像一粒火种点燃了拉美大陆。

占领圣地亚哥大教堂

1968年，解放神学运动与整个拉丁美洲人民革命运动的融合之势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这年8月，教皇保罗6世即将赴哥伦比亚首都圣菲波哥大访问，这是近2000年来第一位教皇访问拉美。教皇抵达前夕，奢侈的筹备活动与在赤贫中觉醒的拉丁美洲形成了紧张的对比。在哥伦比亚这块烈士牺牲的土地上一股正义的怒火像火山熔岩在地下冲腾，但它的第一个喷发口却到了大陆南部的智利。
6月14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以保利诺•加西亚和弗朗西斯科•古斯曼两个年轻的基层神甫为首的一批教内外群众发表了一份声明，谴责过分奢侈的欢迎活动。这两个年轻人当时在宗教界和社会上默默无闻，但是，在60万居住在市郊荒野的无房穷人中间，他们的名字已经家喻户晓。
智利主教没有理睬这些小人物的举动，签名者决定采取更大的行动以示抗议。8月11日清晨4点，东方微露晨曦，250名神甫、教士、工人和学生占领了圣地亚哥大教堂。当朝霞映红了庄严的大教堂时，人们远远看见，高耸的钟楼上出现了一条大宇横幅：“正义与爱——建立一个与人民团结战斗的教会！”
警察和军队包围了教堂，广场上聚集着激烈辩论的人群。一个女士说：“这些年轻人，他们拿了卖避孕药的商人的钱！”一个神甫说“我是碰巧来到这里的，但我支持教堂里面的人，我们应该向人民靠拢，教会从公元3世纪起就远离了人民！”⑧
中午时分，年轻的加西亚和古斯曼神甫在用几块木板临时搭成的布道坛上主持了弥撒，威严的大教堂里回荡着史无前例的祈祷：

主啊，
为了我们在战斗中倒下的兄弟……
为了拉丁美洲的解放……
为了我们受剥削的劳苦大众……
为了巴西的政治犯……
为了乌拉圭人民的斗争……
为了在荒谬的越南战争里死去的人……

大教堂里200多名反叛者虔诚的祈祷声汇成一阵低沉的责鸣：“主啊，听取我们的祈求吧！……”
随后，占领者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声明他们的行动理由。当晚，占领者主动撤离。事件结束后，所有参与了这次行动的神甫被判两天内无权主持任何宗教仪式的处罚。紧接着造反的神甫们又发表了一个《青年教会宣言》，⑨宣言说：“我们深深爱着我们的教会，正是在爱心的驱使下，我们才聚集到了大教堂里。我们希望大教堂成为基督教大家庭的标志……我们希望教会像《福音》所教诲的那样，再次成为一个人民的教会，与人民同甘共苦，并肩战斗。”
这就是解放神学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解放神学》

诚意、行动和鲜血孕育了解放神学的理论。1968年7月，秘鲁神学家古斯塔沃•古铁雷斯（1928- ）在秘鲁的一次神职人员全国大会上做了一个报告，题为《走向一种解放神学》，1971年，报告内容以《解放神学——前景》为题成书出版，⑩这样，解放神学就有了自己的系统理论。
古铁雷斯神甫曾在比利时卢万大学攻读神学和心理学，在法国里昂攻读神学。他是拉美主教理事会的神学专家。他的观点实际上是对其他解放神学家思想的归纳和总结。
在欧洲，传统神学研究往往表现为概念思辨和史据考证。拉丁美洲解放神学家开宗明义地指出：神学是对实践的批判性思考。对此古铁雷斯是这样表述的：“只有通过默默地祈祷和与穷人结合的实践，才能得到关于上帝之神秘的启示，我们称这种基督徒的生存方式是第一位的。然后，这种生活将会启发理性思考，这是第二位的。”(11)这就是古铁雷斯提出的“实践权威论”，它是解放神学的方法论。
他进一步解释说，信仰者有两种境遇：一是沉默，一是表述。沉默是由祈祷和基督徒式的行为构成的，沉默是人与上帝亲切相遇的条件。语言无法表达信者在静默中获得的深刻体验，但这种体验却能使信者的语言更加丰富和谦卑。神学是什么呢？神学就是“被沉默丰富了的表达”。(12)
解放神学不仅是一种思想，更是一场运动。广大神职人员和信徒投身于轰轰烈烈的穷人解放事业，不怕流血牺牲，靠的就是这种信念：像基督教导的那样。和穷人团结在一起，就是接近上帝。而这种信念是他们在自己创造的基层宗教社团里早已获得的意识，解放神学家们使群众的认识更加理论化。
在解放神学运动中，出现过许多自发的群众性《圣经》学习小组，他们依据自己每日的生活与斗争体会对《圣经》做出新的解读。比如：他们认为，《出埃及记》的主要含义不是传统的“出走’说，而是为了摆脱奴役；耶稣是被“谋杀”的，他的死主要不是由于司法上的错误和犹太人的仇恨，而是由于他履行向穷人宣讲福音的使命，触犯了维护秩序的当局；“原罪”除了神学上的解释，也是一个历史事实，即人与他人的脱离；以色列部落在迦南建立政权的历史证明，在尘世建立正义的国度是上帝的旨意；他们根据《圣经》里的反偶像崇拜内容，提出应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金钱拜物教，把金钱当偶像来崇拜就是蔑视上帝。
解放神学家在此基础上倡导恢复早期基督教的历史观。他们认为基督教经历了一种从希伯来文化的“改造意识到希腊文化的“静观”意识的转变。《圣经》的原始精神强调建正义的国度，强调改造自然。后来，正统神学以古希腊柏拉图主义为基础，强调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分裂。欧洲神学家倾向于建立“纯粹神学”体系，而解放神学则提倡基督教精神的“非希腊化”，恢复早期基督教参与尘世正义斗争的积极色彩。
新的实践和新的理解使基督教的“救赎”与人世的“历史”得到了统一，但这种统一又不是宗教与政治的简单结合。解放神学支持人民的正义斗争。但绝不提出独立的政治方案，反对建立政党式的组织，它坚持认为宗教只是人世的灵魂、解放神学家认为，基督教精神里有一种积极的乌托邦因素，它使人的解放成为一个连续的过程。人有权利在尘世开始建立天国。但绝不把任何理想社会的建立看做天国的到来。天国是一种象征，天国是一种等待，它永远代表未来。古铁雷斯认为人的解放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解放；第二个阶段是在兄弟般友爱的社会里缔造一种新人，开始一场文化革命；在第三个阶段，人将脱离原罪，与上帝和所有的“邻人”结合成一体。
乌托邦的灵魂是自由的精神。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争取正义的斗争产生了神圣的意味，人民大众在斗争中感到超自然力量的存在，不畏牺牲，坚信胜利。这种绝对自由的精神又包含着一种反偶像崇拜的不断革命意识，它帮助人民避免将天国与任何一个人类历史阶段等同，避免解放进程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教条化，避免一切革命进程蜕变成“宗教”。

麦德林会议

教皇于1968年8月22日抵达圣菲波哥大，8月26日，第二次拉丁美洲主教会议在该城召开，教皇到场。然后实质性的会议挪到了哥伦比亚的第二大城市麦德林。麦德林会议是拉丁美洲教会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会议。这次会议使持解放神学观点的神职人员从教会内部得到了重要支持。
麦德林城所在的群山中，有一座高高的山峦，250名主教和神学家参加的主教会议就在高山上的一座神学院里举行。山下100万居民的城市里，几十万穷人无家可归，5万妓女被迫卖淫。是面对贫穷还是背对贫穷？上帝的使者们面临着抉择。
在神学院对面的另一座山峦上，一位年轻的下级教士和7000名被警方强行轰赶到这里的无地农民在旷野里坚持他们的反暴力斗争。这位曾就学于巴黎的教土名叫加夫列尔•迪亚斯。迪亚斯应农民们的要求，在夯实的上地面上建起了一坐砖砌的教堂。教堂内简易的布道坛上立着一个用两块木板钉成的十字架，但没有基督像。迪亚斯向人们解释道：“穷人就是基督。”教堂的门楣上写着：“上帝子民之家。”9月2日至3日，迪亚斯邀请了14位神学院的学生与他一起绝食48小时，希望对面山包上的主教会议倾听他们的声音。在他们散发的公开信里写着：“教会应当学习耶稣的榜样，脱去全身的装饰，抛弃一切财产，扔掉手里所有的牌，只留下写着爱和正义的那一张。” (13)
9月1日，星期日，同样在麦德林会议期间。麦德林市郊工人区的比森特•梅希亚神甫面对1.5万名流离失所的穷人进行了一次布道。他饱含深情地叙述了这些农民被迫背井离乡、流落城市的悲惨遭遇。在他的布道词里，有这样一段话：“我与这些被剥夺了一切的人生活在一起，我感受着他们的所有苦难，我在一个漆黑如磐的寂静夜晚，从一位几乎一无所有、饿得面黄肌瘦的母亲手中接过一个降生在裤管里的婴儿，我理应呼唤正义。因为基督宣讲过这正义，而我作为他在人世的代表，应该面对必将降临于我的一切苦难。”由于这个“颠覆性”的布道，梅希亚被罚款500比索。他所在的工人区群众闻讯，自发为他募集了500比索，送到他手中。(14)
时代是有感召力的，麦德林会议终于不负众望做出了它的正确抉择。
会议于9月6日闭幕。与会150名主教中有30名持极端保守立场，另有30名持激进立场，但会议通过的长达140页的最后文件使激进派的立场占了主导地位，强烈谴责社会不公正的现象，敦促政府实行彻底的结构性改革。文件要求人们避兔使用暴力手段，但同时指出在拉美许多地区存在着“合法暴力”的不合理局面，呼吁权贵们不要利用教会的和平立场阻碍必要的改革，否则他们就应承担引发暴力革命的历史责任。文件在题为《贫穷》的一节中提出了“穷人教会”的主张，其中这样写道：“一个贫穷的教会应该谴责此世不公正的贫穷状况以及制造了这种贫穷的罪孽；宣讲并体味穷苦的精神，以精神上的质朴理解上帝；自身过贫穷的物质生活。实际上，在拯救史上教会永远是贫穷的。” (15)
麦德林会议一结束就发布了这份文件而没有像事先计划的那样先提交梵蒂冈审批。这一行动同样意味深远。
至此，1968这个年份己经在拉丁美洲的宗教史留下了它不可磨灭的印记。智利群众占领圣地亚哥大教堂、《解放神学》的出现，麦德林会议，这些爆炸牲的事件使国际舆论惊呼——1968年是拉丁美洲宗教年。
麦德林会议会议前后还有许多感人的事例。
哥伦比亚神甫曼努埃尔•阿尔萨特•雷斯特雷波是法国神学院的博士生，在巴黎被任命后担任哥伦比亚卡利市一个黑人贫民、工人区的神哺，深受群众的爱戴。由于他的激进立场。卡利市主教命令烧毁他批评教会的小册子，免去了他的教职。教区群众得知后，在阿尔萨特神甫任职的教堂周围搭起帐篷，轮流守护，不让人赶走他们的神甫。为此，卡利大主教将支持阿尔萨特的100多名教徒革除教籍。1969年10月，警察攻占了该教堂，用催泪弹驱散群众，抓走了阿尔萨特。(16)
在罗马被任命的阿韦拉多•阿里亚斯•阿韦拉埃斯担任了哥伦比亚安蒂奥基亚市的神甫。他曾专门研究亚非国家的贫穷问题。他在教区的一个村子里办了一个信用社，贷款率为月息1%，大大低于富人月息10%的高利贷。他为85个赤贫家庭找到了工作，以教区的名义买了三辆卡车，帮助牛奶生产者运送、销售牛奶。他还帮助穷人的女孩在附近美国修女办的贵族女子学校上学，为此遭到了教会上层和地方当局的谴责。让女学生到贫民区服务的美国修女们也遭到哥伦比亚政府的驱逐。(17)
1968年12周20日，阿根廷21名厂区神甫在首都“政府宫”前静默站立，抗议政府拆除贫民村的计划。4天后，100名神甫在11个城市同时禁食50个小时，并拒绝做弥撒，抗议现存的“体制性罪孽”。他们以这样独特的方式度过了纪念耶稣降生的圣诞夜。(18)
在“原罪”一章里，我们曾提及贫穷的代名词——巴西东北部。60年代，这里成为解放神学的重要活动地区。该地区的埃尔德尔•卡马拉大主教因为站在穷人（穷人在巴西专门有一个词叫favela）一边，(19)被敌视他的人称为“红色主教”。卡马拉称宗教界的少数优秀分子为“亚伯拉罕少数派”；取自信仰之父亚伯拉罕之名，因为这些人明知没有希望仍孜孜不倦地怀着希望追求。卡马拉在世界各国——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寻找这样的优秀分子、巴西的极右组织列了一个暗杀32人的黑名单，其中有卡马拉。1969年。卡马拉的一名助手遇难；他被吊死在树上，胸部被子弹穿透，喉咙被割开……
拉丁美洲优秀的神职人员就这样用自己的行动净化着被污染了的教会历史。

教会自身的革命

在基督教的范围里，相对于基督新教和东正教，天主教的组织更严密，教规更严厉，神职人员和各修会的教士一律独身。具体在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的天主教会与现政权和富裕阶层保持着程度不同的政治、经济联系。这种传统的教会体制在解放神学运动中受到了很大冲击。
首先向这种结构挑战的是贫苦的基层天主教徒。50年代末，拉了美洲陆续出现了一种基层教徒自发组织起来的宗教小组。60年代中期，这种群众性的宗教组织几乎遍布整个拉美。60年代后期，它们蓬蓬勃勃地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
巴西著名的持解放神学立场的神甫莱奥纳多•博夫估计目前在整个巴西有10万个这样的基层宗教组织，包括300多万人。每个团体约由15-20户人家组成，每周聚会一到两次。人们在这种宗教团体里讨论《圣经》，研究共同面临的现实问题，采取集体行动，并根据实践中的体验加深对上帝的认识，坚定宗教信仰。这种组织的成员都是最贫困地区的底层人民，他们成了宗教活动的主角和创造性力量。实际上形成了底层人民对教会上层的夺权。人们在不同地区把这些组织或称为“穷人教会”，或称为“人民教会”。这些组织并不是与传统教会平行的新教派、新教会，而是拉丁美洲天主教从底层开始的内部改造和重建。后来这些基层组织越来越被重视，并有了自己的名称——基层宗教社团。在90年代，基层宗教社团仍然存活于民间，神学界、学术界对它们的研讨也一直没有停止。
对于包括拉丁美洲天主教会在内的各国天主教会来说，罗马教廷和教皇具有绝对权威，各级教会机构对下级机构也具有绝对权威，这一点也是天主教与基督新教的重大区别之一。解放神学运动利用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改良方针在拉丁美洲造成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其激进内容远远超过了罗马教廷能够容忍的程度。但是，解放神学始终以《圣经》和天主教历史上的各种前例为依据，又使得罗马教廷在表态时不得不考虑再三。1984年，罗马教廷信仰理论部部长签暑了《关于解放神学的若干方面的谕旨》，明确谴责解放神学。1986年该部签发的《基督徒的自由与解放》却又公开承认了解放神学，给其合法地位；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国际政治的变化，罗马教廷再次对解放神学派的神甫施加高压。
波澜壮阔的解放神学运动造成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现象和事件，如神甫上山打游击，神甫和修女结婚，神职人员出任革命政府官员，等等。对这些事件，罗马教廷动用了严厉的制裁手段，冲突又引起了新的矛盾和思考。解放神学派的神职人员从《圣经》和教会史上寻找根据，实践带来的研讨进一步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扩充了人们对基督教神学的认识。
他们说，从以色列时代、也就是《旧约》时代起。上帝就没有在穷人和法老中间采取调和的态度，上帝用剑而不是用和平对付埃及法老的暴力，解放了人民。在《新约》时代耶稣也曾用鞭子赶走圣殿里的商人，因为耶稣不能同时侍奉两个主人：上帝或是财富。当有人指责1968年占颔圣地亚哥大教堂的智利神职人员和教徒们造反时，占领者们回答说，在耶稣的教诲里，真诚的态度、勇敢的创新精神以及捍卫真理的自由是比谨慎或中庸更加重要的价值。教会史上重要的中世纪神学家圣托马斯也认为，在教会内部，应该允许教徒从关心教会的良好愿望出发展开自由批评，哪怕是批评教会上层。
解放神学就这样向严格的天主教会内部输入了一股反叛精神。
在这场激进的宗教运动中，解放神学派的神甫们要求教会不但要成为穷人的教会，而且要成为贫穷的教会。他们要求教会上层脱离世俗强权，主教不再从政府领取工资，取消教会的关税特权，不再建豪华的天主教大学、高等神学院，教堂陈设简朴化，神职人员住宅简朴化，改造教会的财政体制，摆脱对富人的依靠，不为本地工业巨头、政府作宗教祝福，等等。这些建议的目的都在于防止教会成为与资本主义社会相联系的、违背基督教精神的机构。建议中的具体措施与教会的切身物质利益紧密相关，提出这类建议需要有很大的勇气。
不仅建议是大胆的，一些真诚的神职人员身体力行，把这些建议付借实践。1969年，巴西大主教曼努埃尔•桑切斯命令把自己所管辖教会的地产交出来，为当地1000万户贫穷的农民盖房子。他教导教内人说：“上帝创造了地球和地球上的一切，是为了造福于所有的人和所有民族，教会将根据这个教诲来清点自己的财产并与人民分享自己的财产。” (20)同年，一批墨西哥神甫发布文件，表示要当自食其力的神职人员，成为普通人中间的一员。他们仔细分析了从事各种劳动的可能，觉得手工艺劳动和文化事业是最适合神职人员的谋生手段。他们还研究了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试图找到不至于遭到教会上层和一般群众反对的途径，使人们逐渐习惯新的制度。这种态度表明他们确实是在认真考虑行动的可能性。(21)
解放神学的神甫让自己成为穷人，他们因此赢得了穷人的信任。乌拉圭籍的胡安－卡洛斯•萨法罗尼神甫是解放神学的重要领袖之一。他曾是耶稣会会员和大学哲学教授，曾在比利时和巴黎接受神学教育。后来，他离开了耶稣会的圣依格纳西奥教团，自愿当了“工人神甫”。他先当木匠，后在贫困的乌拉圭北部当砍甘蔗的农工。1968年2月，他率领一支砍蔗工队伍走遍乌拉圭，最后驻扎在首都市郊，公开号召反政府起义，在受到通缉后潜逃，建立了“地下教会”。萨法罗尼深受乌拉圭教内外青年的崇拜，追随他的人称他“被禁止的基督”。(22)
墨西哥城附近有一座美丽的小城，叫奎纳瓦卡。这个地区的神职人员不约而同地为传统的天主教注入了现代化的活水，他们的确“解放”了神学。
奎城附近有一座本笃会修道院，院长是比利时修士格雷瓜尔•勒梅西耶。他运用心理分析研究人们选择宗教道路的原因。比利时天主教在接受现代知识方面是有传统的，该国的卢万大学是传播现代天主教思想的中心。勒梅西耶提出了教士的心理变态间题，试图分辨真正的信仰和出自变态的信仰。勒梅西耶本人于1961年1月17日开始接受心理分析，此事被看成20世纪宗教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罗马教廷严厉谴责了勒梅西耶的做法，他和他的同道们被迫离开了修道院，组成了一个“普通基督徒”团体，在奎城附近建立了一所心理分析中心，继续从事上述考察。这个中心吸收不同种族和信仰的人参加，人们在那里从事各种劳动，集体接受心理治疗。1969年，罗马改变了态度，允许青年男女在初步决定加人僧侣队伍之前过一段世俗生活、上大学、从事各种职业，以考验自已的信念是否真诚。这时，人们又开始重新重视勒梅西耶许多年以前就开始的尝试。勒梅西耶在一次演说中这样说道：“早晚有一天，人们会像我们这样做的，未来的神甫将不再是判断良心的法官，而是引导良心的导师”。(23)
奥地利籍神甫伊万•伊利奇受过高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教育，得到教皇胡安二十三世的信任，享有“阁下”的尊称。伊利奇在拉丁美洲天主教机构工作期间，一贯反对富国通过教会向穷国提供的经济援助中所包含的文化殖民主义色彩，他明确站在穷国人民一边，大量揭露拉丁美洲的真实情况。他于60年代在奎城附近建立了一所“综合文化文献中心”，吸收各种宗教信仰、各种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参加；对拉丁美洲的现实进行社会调查和分析。其出版物向墨西哥国内外100多个图书馆发行。由于这所社会调查中心的进步倾向和开明色彩，伊利奇受到罗马教廷的传讯，中心于1969年遭到查封，伊利奇在受到无理的审讯后辞去了教内一切职务。
在伊利奇的许多主张中。有关天主教神职人员的独身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内容。他认为在未来的社会里，神甫不再由神学院毕业的专职人员担当，而是由已婚的、有职业的男子来担当；神职将不再是一项专职工作，而是一项业余工作；可以让住户成为比教堂更常用的宗教场所。他甚至提出，已婚并负起教育子女职责的人比独身者更有条件当神甫。
伊利奇的这些思想是建立在对天主教体制批评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以梵蒂冈为中心的天主教会制度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政府官僚机构，修道院制度是教会体系里一个腐朽的存在，他要求人们以对生活深刻的欢乐态度来迎接这一官僚体制的消亡。(24)
勒梅希耶和伊利奇等人的革新尝试之所以能在奎城附近展开，与奎纳瓦卡地区主教塞尔希奥•门德斯•阿塞奥的大力支持分不开。门德斯•阿塞奥从1953年至1983年退休一直担任奎纳瓦卡的主教。他开始是一位保守的神职人员，后来在时代的感召下和现实的影响下明确拥护解放神学。在一次本地区的劳资冲突中，他坚决站在工人一边，他说：“我是冲突的一方而不是调解的法官。”他表示：“宁死也不当沉默的狗！”由于门德斯•阿塞奥的积极活动，一贯保守的墨西哥教会起了变化。
门德斯•阿塞奥还积极改革天主教的宗教礼仪，主张让简朴和欢乐成为教会的主调，他曾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上明确表述了这个意见。他用墨西哥人民喜闻乐见的“马里亚奇”民间乐队代替森严的欧洲式教堂乐班，用原始基督教里亲切的人道主义面孔赶走无主教给人们的刻板、严厉印象。这种更适合拉丁美洲人民天性的改革为门德斯•阿塞奥主持的教会迎来了更多的教民，尤其是劳动者。
的确很难用简单的语言来概括丰富的解放神学运动。它不仅有阶级性很强的“穷人色彩”，也将很现代化的神职人员独身问题提上了日程。“马利诺会传教士事件”是一个十分鲜明的例子。
马利诺外方传教会是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天主教传教组织。这是个传统上保守的传教会，而它的成员却在1967年制造了轰动的“马利诺会传教士事件”。
具有美国、墨西哥双重文化背景的该会修女马乔里•布拉德福德1964年怀着虔诚的宗教感情来到危地马拉北部贫困山区的教会学校任教。严酷的拉丁美洲现实培养了她对当地穷人的同情，于是，在偏僻的高山上出现了修女和游击队亲近的“大逆不道”的怪事。与她持同样态度的还有马利诺会的神甫梅尔维耶兄弟。他们很侠受到了马利诺会总部和危地马拉各方的注意。1967年，他们从危地马拉失踪，同时失踪的还有25名危地马拉富裕家庭出身的大学生，这些大学生都曾受过他们的影响。不久，在危地马拉和墨西哥边境地区出现了一支新成立的“卡米洛•托雷斯阵线”游击队。消息传开，3名传教人员受到了开除会籍的处罚。反叛者的行动还不止于此，修女布拉德福德与神甫托马斯•梅尔维耶未经教会允许结了婚，此举使他们两人进一步受到了被革除教籍的严厉处罚。这就是“马利诺会传教士事件”的梗概。
为了澄清事实真相，布拉德福德与梅尔维耶对新闻界发表了公开信和文章，开诚布公地阐明自己的观点。他们的观点除涉及自己的信仰与行动动机、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反动作用、拉丁美洲天主教会的历史评估、资本主义制度的与基督教精神的抵触，革命的暴力与反革命的暴力等重大问题外还直言不讳地表明了对大主教神职人员独身的看法。
布拉德福德在公开信里写道：“贞洁是一种价值，但我觉得人类的爱情具有更大的价值和不可估量的美，现在，我在婚姻中充分体验着对一个男人的爱，这种爱使我对人类之爱更加敏感，我觉得如今自已更有能力去爱他人了。我们必须准备推迟享受修道院的和平与安宁为我们提供的幸福，我们必须奋起斗争争取千百万人已经获得的权利，那就是在爱情中生活、像人一样生活的权利。我们可能犯错误，但是人们永远不能指责我们因为害怕而退让，为了成为完美的人，我们不会害怕付出任何牺牲。” (25)
托马斯•梅尔维耶在所发表的文章里指出，大多数神甫独身是出于神职需要，并没有认识独身本身的价值，同样，他们也没有认识婚姻的价值。如果一个人对性生活实际上根本没有体验，就彻底放弃了性生活，这说明他们的选择不是自由选择，不是出于强烈的宗教信念。他们中的一些人受到了名利的驱使和社会的压力，有不少神职人员甚至是出于同性恋的窘迫而从事这一职业的。性是上帝给予的美德，性生活是美好、自然和有创造力的。《新约》中并没有童贞比仁慈更重要的提示。当今世界面临着堕胎、离婚等问题，如果神甫不了解爱情，无法做人们的精神导师。独身在崇拜男性美的拉丁美洲有一定的特殊困难。不应该怀疑独身购价值，固为基督和圣保罗就是明确选择独身之路的榜样，问题在于罗马教廷把独身作为必需条件强加给拉美神甫，然而在教会史上曾有40个教皇结过婚，同时东正教会也把独身作为神职人员的一种自由选择。在这个问题上的宽松有利于人们认识真正的基督教精神——爱。(26)

上帝的使者，人民的部长

尼加拉瓜是一个中美洲小国，在这个一度被一个美国海盗窃取了总统职位的国家里，在这个饱经苦难和战火的国家里，人民以其非凡的英雄气魄在20世纪50多年的时间里成功地进行了一场可歌可泣的革命战争。
这个国家有过奥古斯托•塞萨尔•桑地诺（1895-1934）这样的民族英雄。他曾用自己的积蓄购买武器弹药，用沙丁鱼罐头制成“桑地诺手榴弹”，领导人民进行了7年抗美游击战争，最后被受到美国唆使的索摩查集团诱骗杀害。
这个国家有过在美国支持下用暴政统治人民近半个世纪的索摩查家族，到1979年跨台前，索摩查家族财产高达20亿美元，拥有全国40%的可耕地，掌握340家公司。这个家族在70年代还发明了新颖的“血浆工业”。低价购买尼加拉瓜人的鲜血，为美国的医药老板提供货源。
这个国家有过用青春热血写诗的爱国诗人里戈韦托•洛佩斯•佩雷斯。1956年，他在一次有国家要员参加的舞会上，近距离连发数枪，刺杀了暴君老索摩查，自己也被索摩查的卫队当场杀害。他在临行前给母亲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我决定由我来充当结束这个暴政的肇始人。” (27)
60年代初，在古巴革命和拉美人民革命运动高潮的影响下，尼加拉瓜人民重新举起桑地诺的旗帜，誓与独裁政权决一死战。独裁者的暴虐和人民的正义使这场革命成为一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斗争。以桑地诺命名的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了，它一天天成为一个团结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广泛阵线，并通过武装斗争于1979年7月19日赶走了索摩查，成立了民族复兴政府。
这场革命最鲜明的特点之一，是它得到了广大基督徒的支持，它不仅在基层包容了大量天主教徒、新教徒，在领导层吸收了许多有资历和威望的神职人员，而且在革命成功后的民族复兴政府里重用了大批宗教界人士；在革命政府里，天主教徒多于非天主教徒，5名神职人员、6名普通教徒参与政府重要部门的工作，其中有文化部长、外交部长、桑地诺全国青年阵线副总协调员、尼加拉瓜驻美洲国家组织代表等要职。
尼加拉瓜革命以它的历史进程证明，在那里，基督徒与革命之间没有矛盾。解放神学在尼加拉瓜得到了一个执政的例证。
这一切又可以追溯到桑地诺时代。
桑地诺在开创革命事业之前是一个非常接近上帝敌人把这种色彩带到了游击战争中，有人称他是一个神秘主义游击队员。1931年，拉丁美洲的革命高潮远未出现，桑地诺盖章，签发了一份题为《光明与真理》的文件，文件中写道：
“万物之始是爱，即上帝。爱的独生女是神圣的正义。你们也许对末日审判的说法已经耳熟……我们应该把末日审判理解为消灭地球上的非正义，让光明和真理的精神，即爱，主宰大地……不要害怕，我亲爱的兄弟们……我们很快就会在尼加拉瓜取得彻底的胜利，那时，我们将点燃投向全世界帝国主义者的‘无产阶级火药’的导火线。” (28)
宗教感情为这场革命增添了神圣的感情色彩。当桑地诺阵线惟一存活的创始人托马斯•博尔赫司令看到大量基督徒和神职人员涌入革命队伍后，曾感慨地说：“这个国家有幸孕育了一批容易受民众感情感动的知识分子和一批容易受革命感动的宗教人士。”同样革命发起者对神职人员的充分理解和高度信任也在这个国家里创造了先例。
桑地诺阵线领导的民族复兴政府中有3位神职人员担任部长级职务，他们的经历浓缩了这个历史进程。
在尼加拉瓜民族复兴政府的文化部里，有一位蓄着花白络腮胡须、头戴贝雷帽的慈祥老人，他就是文化部长埃内斯托•卡德纳尔（1925- ）。人们并不称呼他部长，人人都亲切地称呼他“神甫”。
卡德纳尔从小接受天主教耶稣会的教育。他自幼喜爱文学现在仍是尼加拉瓜知名的优秀诗人。1954年，卡德纳尔参加了反对索摩查独裁政权的一次起义，起义失败后，他的几个朋友牺牲了。1956年，卡德纳尔经历了精神上的一次巨大转折，加人了天主教修会，1965年，他出任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的神甫，同时在尼加拉瓜地区的索兰蒂纳梅群岛上创建了一个贫苦基督徒的宗教团体。
12年里，在美丽的尼加拉瓜湖中这个静谧的群岛上，卡德纳尔和他的同道们力图创造一种新型的修道团体。他们教当地的农民改良农业技术，帮助他们建立合作社，组织他们绘画、写诗、从事手工艺创作，帮助他们向外界介绍和出口自己的艺术品，也和他们一起讨论神学问题。
1968年仍处在地下的桑地诺阵线的主要领导人亲自写信约见卡德纳尔，希望他参与反对独裁政权的革命斗争，这是桑地诺阵线与宗教人士的第一次接触。以后，卡德纳尔作为桑地诺阵线的代表频繁地出访许多国家，为尼加拉瓜人民的正义斗争争取国际同情和支持。1976年他勇敢地在罗马的罗素法庭(29)上不顾生命危险向世界揭露索摩查独裁政权侵犯人权的罪行。
革命胜利后，桑地诺阵线的领导人3次邀请卡德纳尔出任政府文化部长，他在经过了激烈的思考后，同意暂时接受这一职务。他说，也许就像基督让他的使徒们给人们分送面包和鱼一样，我感到上帝安排我在这个位置上给人们分送文化。卡德纳尔努力工作着，把在索兰蒂纳梅取得的群众文化活动经验向全国推广。然而，对于修道士和诗人卡德纳尔来说，当部长意味着“背上一个十字架”。(30)
没有人理解，在部长工作中，最使卡德纳尔头疼的竟是出席会议和外交礼仪。他说，我一生中经历过的最艰难的阶段就是当都长和在修道院里当见习修道士。他常常在煎熬中度过那些礼节性场合，一边赴宴一边用手在餐桌下数念珠做玫瑰经祈祷。一次，他甚至天真地问别人：“切•格瓦拉是否也出席那些礼节性场合？”
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污蔑说，卡德纳尔当部长是出于对权力的野心。卡德纳尔对一个朋友披露说，人们往往把被罢免叫做“下台”，而我却把被罢免看做“高升”，我现在当部长的时候，正是我感到自己“下降”的时侯。
这位修道士全凭着对上帝和人民的爱坚持在文化部长的岗位上，他知道那正是尼加拉瓜的关键时期。革命缺少干部，人民迫切需要他留任。他默默忍受着别人无法体会的痛苦。除了精神上的冲突、外人的误解，还有修道士的孤独。当人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家之后，卡德纳尔一个人静静地守在孤寂的空屋内——他曾说：“我不否认我的生活是悲惨的。我的安慰来自人民的亲情，我在和人们接触时能触摸到这种亲切的感情。为了人民我这样做，为了人民我保持着孤独，这种孤独直至死亡来临才会结束。” (31)
1981-1982年，保守的尼加拉瓜主教团要求卡德纳尔等三位部长放弃在民族复兴政府里的职务。当时尼加拉瓜革命正处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严重威胁之中。基督徒的良心告诉卡德纳尔，不能在这样的时刻抛弃人民。主教团再次提出以特例的方式处理3人的问题：他们可以暂时留任，但必须自动放弃在尼加拉瓜国内外的任何公开、私人场合行使神甫职权、包括主持弥撒的权利。
是做上帝的使者还是做人民的部长？(32)在革命运动中得到统一的矛盾却在教会组织中成为不可调和的对立。
在3位神职人员兼部长与尼加拉瓜主教团谈判期间，拉美各国、世界各地的群众和神职人员，包括20名世界知名神学家写来了几百封声援信对他们表示支。1985年，罗马教廷下达了最终判决：如果不放弃政府职务，卡德纳尔必须暂停以神甫身份进行的一切宗教活动。卡德纳尔勇敢、沉静地接受了上述判决，但他表示：“我只是没有服从一条教规，但是我没有不服从上帝。”卡德纳尔被迫放弃了主持圣事的权利，但他主动保持着要求神职人员做到的一切牺牲和应尽的义务，其中包括独身，他说：“我的这个权利谁也不能剥夺。” (33)
另一位担任桑地诺全国青年阵线副总协调员的费尔南多•卡德纳尔（1934- ）是耶稣会教士，也是埃内斯托•卡德纳尔的弟弟。在大学工作期间，他一贯支持进步学生运动。1970年，他与100多名天主教大学的学生在首都的大教堂里举行了饥饿示威，要求独裁政权释放被捕并濒于死亡的学生代表。他们在连续三天半的时间里，每15分钟敲响一次丧钟，日夜不停，得到了成千上万马那瓜市民和学生的支持，终于使独裁政权让步。费尔南多于1977年参与桑地诺阵线的革命工作，革命成功后，由于他的教育工作经历，受革命政府委托领导了全国扫盲运动。尼加拉瓜当时有51%的文盲，人们热烈欢迎这一充满仁慈精神和人道主义的运动。大街上贴着这样的标语：“像爱你自已一样爱他人，教别人识字吧！”人民的热情使费尔南多确信自己选择的道路就是上帝指引的道路。桑地诺阵线把教育整个青年阵线的任务委托给了这样一位对人民充满爱的教士。但是，1985年，费尔南多受到了被耶稣会总会开除酌处罚。面对上帝，他感到心情十分平静。实际上，在拉美其他国家里，如哥伦比亚，教育部也有耶稣会员任职，然而他们并没有受到任何非难。费尔南多感到罗马的决定是出于教皇与美国政府间的一种交易。无理的处罚更加坚定了费尔南多的宗教信仰，此后，他以更加彻底的独身来表达对穷人宗教的忠诚。
米格尔•德•埃斯科托（1933- ）是天主教马利诺外方传教会的神甫，出生于一个富裕尼加拉瓜人家庭，从小长在美国但是他自幼痛恨富人，同情穷人，这种感情使他选择了传教士的道路。1975年，他开始与桑地诺阵线接触，革命成功后，她出任政府外交部长。一次在访问苏联时，那里的人不知怎样称呼他才好，于是就称他“部长神甫同志”。像其他神职人员一样，埃斯科托也从革命和人民中获得了许多丰富的精神养料。
他经常在战斗、工作之余与桑地诺阵线的领导人和战土们讨论神学问题，他发现那些自称无神论的革命者在精神上与真诚的基督徒有很多相似之处。
1985年，他像埃内斯托•卡德纳尔一样受到了罗马教廷的处罚。当他得知，他们从此连主持私人弥撒的权利也被剥夺时，感到十分委屈，曾有过“找个女友”的半分钟的迟疑，当晚他哭了整整一夜。但是，埃斯科托绝不愿意用虚假的服从去背叛良心，背判人民。他说：“在这场搏斗中，十字架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我就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拥抱它。” (34)
尼加拉瓜革命中的神甫们用血和泪的体验实践了解放神学的精神——爱穷人就是爱上帝。
1980年，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全国委员会发表了《关于宗教问题的正式公报》，这是一个革命政权对信教者表示充分信任的文件。文件中写道：
“一个宗教信徒同时也可以成为一名革命者，二者之间没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一教徒们已经成为我国革命历史的组成部分，这种结合达到了拉丁美洲（也许是世界上）任何一次革命运动从未达到的程度。这一事实为其他地区的基督徒开辟了参加革命的新的更加诱人的可能性——不仅在为政权而斗争的阶段，而且在其后的建设新社会时期。” (35)
广大基督徒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用神圣、信仰和希望等观念为革命增强了必胜的信念，在革命成功后的日子里又以基督教的仁慈情怀影响着革命政府的政策。桑地诺阵线有一个口号：“战斗中要坚决，胜利后要慷慨。”桑地诺阵线在革命成功后废除了死刑和无期徒刑，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取消了死刑的革命，并强调监狱是改造人而不是惩罚人的地方。桑地诺阵线的领导人在革命成功之前对这一点就有预见。托马斯•博尔赫司令曾经说：“我们担心，在尼加拉瓜这样一个罪恶连年的国家里，革命的成功会造成与革命精神不成比例的无政府主义与暴力。当我们接近这些宗教人士时，常常想，他们应该能做一些工作，防止这种预见到的暴力发生。”这位桑地诺阵线的创始人在革命成功后领导内政部时说：“英雄的儿子和杀害英雄的凶手的儿子同样应该受到爱心的关照。” (36)
1990年，桑地诺阵线不顾美国大力支持尼加拉瓜国内反对派的压力，勇敢地按照民主程序举行了全国大选，以微弱的差额失去了政权。卡德纳尔等宗教人士并没有因此失去信念和希望。卡德纳尔口到了他阔别多年的索兰蒂纳梅，间时继续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尼加拉瓜革命的正义性和这场解放神学实践的意义。他在一篇题为《天国，请为我们降临大地》的文章里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们知道现在许多人都不敢谈马克思主义，更不敢谈共产主义甚至社会主义。然而我发现，在苏联和东欧遭受灾难之后，左派中没有垂头丧气的一般是基督徒……一个西班牙人在马那瓜访问了我，他告诉我他不久前参加了共产党，现在感到迷茫和绝望，并想知道他该相信什么，期待什么——他需要某种引导。我到处碰到这种惶惑，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或革命的基督徒、解放神学家不在其中。” (37)
尼加拉瓜革命中的解放神学实践触及了宗教与杜会主义的关系间题，实际上，这个问题自始至终是解放神学运动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大多数解放神学家在感情上倾向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对当时存在的社会主义模式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前苏联的变化证明，缺少精神上的超越性、单纯经济主义式的社会主义是没有出路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社会学的理论是不完善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宗教只会得到改造，而不会消失。他们向往一种更加符合基督教原则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那位被列入暗杀黑名单的巴西主教卡马拉认为，社会主义并不只有一种模式，主张寻找一种与唯物主义没有必然联系的社会主义。
古巴革命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宗教问题上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他很早就敏锐地觉察到了解放神学的重要性。1968年1月，卡斯特罗在哈瓦那卓别林剧院的文化大会闭幕式上高度赞扬了解放神学，“这真是历史的悖论：怎么在我们发现一些宗教人士转变成革命者的同时，却不得不承认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正在转变成教会式的（保守）势力？” (38)
后来，卡斯特罗越来越关心这一运动。1969年1月，古巴专门召开了纪念卡米洛•托雷斯神甫的大会，并以卡米洛•托雷斯的名字命名了一所农村学校。1985年，巴西多明我会教士弗雷•贝托发表了与卡斯特罗长达23个小时的访谈录，辑为《菲德尔与宗教》一书，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卡斯特罗在书中说：
“解放神学意味着基督教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根源，重新翻到了它自己最动人的、最富有魅力和英雄气概的、最光荣的一页历史……这一重要性迫使拉丁美洲所有的左派意识到，解放神学是我们时代所发生的最很本的伟大事件之一。” (39)
在同一书里，卡斯特罗还这样说：
“我相信，在昨天的纪念为宗教信仰而献身的烈士祭坛上，可以安放今日为人民牺牲的革命者。我认为归根结蒂，宗教烈士和革命英雄都是大公无私的人。没有这种品质，既不会有宗教英雄也不会有政治英雄……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会信任一个虚假的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也不会信任一个虚假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这样说，如果‘切’是一个天主教徒的话，如果他属于教会的话，他具备了一个圣徒的全部美德。” (40)

深情的告别

据统计，自1968年至1978年，拉丁美洲被逮捕、杀害、拷打和流放的主教、神甫、教士和修女（不包括非神职人员的普通信徒）达850人。(41)他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来寻找信仰的道路和正义的道路、上帝的道路和人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放神学也是一场深刻的殉道运动。鲜血和生命使解放神学运动提供的教益更为真实、可信。
解放神学运动自1979年1月在墨西哥普埃布拉城召开的第三届拉美主教会议起进入低潮。整个80年代，对解放神学运动评价的争议未见平息。1989年7月，世界各地的神职人员在纽约召开学术讨论会，纪念古铁雷斯所著《解放神学》一书发表20周年，更重要的是，直至今天。解放神学的理论和实践不仅在拉丁美洲，而且在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仍然洋溢着生机，影响经久不衰。
解放神学影响了广大第三世界地区的神学思想和人民运动，如韩国的“民众神学”、南亚地区的“和谐神学”非洲的“非洲神学”、“黑人神学”等。所谓“发达国家”的理解者也向它投去尊敬的目光。早在60年代，曾有77位在拉美各国担任教职的法国神甫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声明说：“我们被派到这里来教化别人，结果被教化的成了我们自己。” (42)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天主教神学泰斗的德国神学家卡尔•拉纳(1904－1984)也曾说：“如果解放神学即是第三世界的神学，那么，我们应该做的，不是高高在上地把自己那一丁点施舍和漂亮的神学建议向第三世界输出。正相反，必须向第三世界学习的时候已经到来了。” (43)
曾几何时，与解放神学在60年代同领风骚的“甲壳虫”已经偃旗息鼓，“嬉皮士”已经改头换面，解放神学却以它的“穷人就是上帝”的朴索宗旨继续活跃在底层人民中间。
1980年3月24日，萨尔瓦多主教奥斯卡•阿努尔福•罗梅罗在教堂内刚做完弥撒后不久被暗杀，胸部连中4弹。他在前一天的布道中谴责了当局对群众的镇压。
奥斯卡•罗梅罗是圣萨尔瓦多6名主教中两名持解放神学观点的主教之一。在动荡的萨尔瓦多•罗梅罗主教通过电台布道，多次呼吁各派停止暴力活动，曾获得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与此同时，他呼吁，如果要防止大规模流血，就要进行深刻的社会改革，实行公平的收入分配。他告诫富人：“如果不想失去手，现在就把戒指从手指上摘下来。”这句话已经成为一句预言家式的警告。
萨尔瓦多10万多人参加了罗梅罗主教的安魂弥撒。几天前刚刚更换了设备的进步天主教电合“伊萨斯•泛美之声”——它不久前枝右翼恐怖主义分子捣毁——全天括送着古典音乐。一个女声用低沉的嗓音不间断地重复着：“主啊，饶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懂得所做的事情…….”
1992年2月，我刚到墨西哥不久。8日晚上，我从电视中无数条新闻里偶然听到一条消息：那位宣布“宁死也不当沉默的狗”的60年代著名主教塞尔希奥•门德斯•阿塞奥的葬礼翌日在奎纳瓦卡市大教堂举行。我当即决定第二天清晨奔赴距墨西哥城100多公里的奎城。
当我赶到那座简朴的教堂时，里外已挤满了自发来参加葬札的群众。通住教堂门口的小道两旁放着几十个来自拉美数国的花四。教堂正门边的墙上有一条醒目的标语。那是一张写在普通白纸上、四周用黑色胶带固定的标语，字迹随意：“堂•塞尔希奥今天谁还想着穷人？”不称门德斯主教，而称堂•塞尔希奥，这在西班牙语中是一种尊敬而又亲切的表示。
由于教堂内已有成百上千人，门口有人守着不让再进。我再三表示，我是这里独一无二的中国人，硬是挤了进去。教堂里既庄严又混乱，台上教会人士的告别辞不断被台下节奏感十分强的口号声打断：“我们要——穷人主教！”、“朋友——我们将继续你的道路!”当台上响起教堂风琴渲奏的圣乐时，台下又响起老百性带来的民间乐队用拉美音乐伴奏的圣歌。当年，门德斯主教曾提倡宗教仪式拉丁美洲化；今天，人们用他喜欢的方式向他告别。当仪式进行到“和平祝福”时，按惯例，人们在这时应握手，有人提议变“和平祝摇”为“争取社会正义的誓约”，于是我看见教堂里一下子举起了上千只拳头，夹杂着晃动的各色旗帜，有“基层宗教社团”的，有尼加拉瓜桑地诺阵线的，还有声援古巴的群众组织的（去世前夕，门德斯主教仍奔波着为被封锁的古巴募捐购买墨西哥石油）。在仪式进行到向主教遗体告别时，无数枝白色的鲜花掷向台上的灵柩，无数条手臂、白手绢还有白餐巾纸在缓缓挥动。我挤在人群中，高举照相机，照下的只是一片挥动的手臂。我不时环顾周围：一个中年男人，一只手高举着录音机，另一只手下停地擦眼泪；身后一个年轻漂亮的高个子姑娘泪流满面，更不用说那些坐在轮椅上、拄着拐杖挤进来的老年人了。（图55）
门德斯主教的灵柩被抬到教堂的地下室安放，人们排着绕了几圈的长队，耐心地等待走到近前向亡人告别。
走出教堂，外面也到处是人，大多数看上去是衣着简朴的中、下层人。两张简陋的木桌上分别放着几本朴素的签名薄。人们静静地排着队，等着在本上留下他们用工整的字迹写给亡灵的心声。
在许许多多普通人的签名中，有一个来自中国。

① 沈安：《全球贫困化趋势与拉美国家克服贫困的斗争》，载于《拉丁美洲研究》，1995年第1期，47页
② 参阅《世界宗教研究》，1989年第2期，傅乐安文
③ 引自C. Contzen/ H. Sculz：Einn neuer Himmel-Eine neue Erde. Wuppertal，1978，Jugenddiendae-Verlag.
④ 希伯来文的Golgota，意为“头盖骨”，耶稣受难地的名称
⑤ 奥拉希奥•博霍尔赫等：《卡米洛•托雷斯其人》（Horacio Bojorgé yoiros：RETRATO DE CAMILO TORRES，Ed. Grijalbo，S. A.，México，D.F.，1969，p.152）
⑥ 同上，66、139页
⑦ 同上，139页
⑧ 指公元3世纪罗马教皇皈依基督教后停止了对早期基督教的迫害，同时改变了早期基督教的简朴、反叛风格
⑨ 阿拉因•盖尔布兰特：《拉丁美洲的反叛教会》（Alain Gheerbrant：LA IGLESIA REBELDE DE AMERICA LATINA，Ed. Siglo XXI，México，1970，p.38），关于这一事件的资料引自该书
⑩ 古斯塔沃•古铁雷斯：《解放神学——前景》（Gustavo Gutiérrez：TEOLOGIA DE LA LIBERACION，PERSPECTIVAS，Ed. Centro de Estudios y Publicaciones，Lima，Perú，6a. edición，1988）
(11) 引自《神学与社会科学》，原载于《作品杂志》，第11卷，第63、64期，利马，秘鲁，1984年
(12) 同上
(13) 同⑨，179页
(14) 同上，179页
(15) 前引《美洲纪要》，N. 12，p. 88
(16) 乌戈•拉托雷•卡瓦尔：《拉丁美洲教会的革命》（Hugo Latorre Cahal；LA REVOLUCION DE LA IGLESIA LATINOAMERICANA，Cuadernos de Joaquín Mortiz，México，1969，p.57）
(17) 同上，58页
(18) 文选：《拉丁美洲的教会：抗议抑或预言？》（Antología：IGLESIA LATINOAMERICANA PROTESTA O PROFECIA？，Ed. Búaqueda，Argentína，1969，p. 129）
(19) 同⑨，62页
(20) 同(16)，71页
(21) 同(18)，270页
(22) 同⑨，236页
(23) 同(16)，100页
(24) 同上，107页
(25) 同⑨，200页
(26) 同上，216页
(27) 特奥菲洛•卡韦斯特罗：《上帝的使者，人民的部长》（Teofilo Caheatrero：MINISTRO DE DIOS，MINISTRO DEL PUEBLO，Empresa Nicaraguense de Ediciones Culturales-Minsterio de Cultura Nicaraguense Libre，Managua，Nicaragua，1985，p.50）
(28) 埃内斯托•卡德纳尔：《天国，请为我们降临大地》，载于《美洲纪要》1993，N. 41（Ernesto Cardenal：VENGANOS A LA TIERRA LAREPUBLICA DE LOS CIELOS，p. 41）
(29) 英国著名思想家罗素与法国哲学家萨特等人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组织的国际战争罪犯审判法庭
(30) 同(27)，22页
(31) 同上，31页
(32) 在西班牙语中，“使者”与“部长”可以用同一个词表达：ministro
(33) 同(27)，138页
(34) 同上，134页
(35) 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编写《拉美资料》1989年增刊：尼加拉瓜专集
(36) 同(28)，45页
(37) 同上，46页
(38) 同⑨，126页
(39) 弗雷•贝托：《菲德尔与宗教，与弗雷•贝托的谈话》（Frei Betto：FIDEL Y LARELICION，CONVERSACIONES CON FREI BETTO，Ed. Oficina de Publicaciones del Consejo de Estado，La Hahana，Cuba，1985，p.291）
(40) 同上，157、297、376页
(41) 引自《国外社会科学杂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1年，第4期
(42) 同⑤，13页
(43) 《拉丁美洲的民众与解放神学》，明石书店，日本，1985年，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