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经济矛盾的形成
现代中国经济矛盾是历史经济矛盾演化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演化中，世界经济矛盾的制约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可以说现代中国经济矛盾是中国历史经济矛盾在世界经济总体矛盾的制约下而形成的。
中国经济矛盾属于经济矛盾系统中的国度性矛盾，它包含制度、体制、结构与机制、经营管理、对外关系等各个层次，同时体现着基本经济矛盾和商品经济矛盾两个一般性层次的矛盾，是这两个一般性层次矛盾的特殊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矛盾的基本内容，就是劳动者素质技能与社会地位的矛盾及其表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商品经济矛盾的各范畴的具体存在。
经济生活的国度性决定了中国经济矛盾的特殊性，中国经济的国度性是历史形成的，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就有了严格、严密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并对经济起着总体制约作用。经济的国度性体现在：一、国家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单位。二、国家规定着特定地域内总体经济矛盾的存在。三、国家是一定社会和历史条件的集合体，这些条件都在国家的范围内对经济生活起着制约作用。四、国家是政治对经济制约作用的集中表现。五、国家是文化发展中的一个基本单位，并且是文化从总体上制约经济的范围。六、经济矛盾各层次在国家范围内的相互制约和统一。
中国经济矛盾是现实的存在，具有特殊性，它是活着的中国人利益和意志、人格与权利、交往与关系对立统一的集合。现实的中国经济矛盾又是历史的中国经济矛盾演变的结果，历史上的经济矛盾因素，有的已经消失，有的仍以变化了的形式存在并作用于现实。
中国经济矛盾因中国人而生，也只能由中国人从其存在和关系中进行归纳、分析、综合，才能得出内在的规定。
现实中国经济矛盾的历史成因，在于历史上的集权官僚制和小农经济。秦汉以来两千余年，中国的基本制度是集权官僚制，这是以武力为基础的大一统专制，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所有权由国家掌控，其派生的占有权则由国家分配给官吏和农民，而且可以买卖。土地占有权还派生出使用权，由地主租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由于废除了封建领主制，农民拥有了相对独立的人身权，除了皇帝在总体上对全体臣民的人身统治权外，农民并不在人身上依附于官吏和地主，只有少数奴仆的人身权还归贵官豪门。农民的劳动力主要用于由自己占有或租来使用的土地上，其收获物交租和税之外，就归其家庭消费，形成以家为单位的小农经济。虽然农民有相对自由的人身权，但他们的劳动力不是作为商品，而是用于自家占有或使用的土地上，因而不表现为所有权。
中国很早就有了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但由于集权官僚制和小农经济，并未进入商品经济形态，也未能改革手工劳动的农业生产方式而进入工业生产方式，而是停留在以农业为主的产品经济阶段，从而严重制约了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
鸦片战争的失败，宣告了集权官僚制的没落与腐朽，而工业化了的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也严重冲击了传统的小农经济，彻底改变了旧有的经济矛盾态势，形成了新的矛盾。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矛盾由以下几方面势力所构成：一、官僚地主阶级中的“开明”派或“识时务”者转化的官僚资产阶级;二、外国垄断资本对中国的渗透与控制;三、仍旧存在的地主阶级;四、私人资本家;五、在传统的小农经济中生存的农民和个体工商业者;六、初步形成的工人阶级;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根据地中的少量公有制经济。
这七方面的矛盾势力可以组成若干矛盾，其中主要矛盾就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官僚资本与农民和工人、个体工商业者之间的矛盾，它表现为依附外国垄断资本势力巩固集权官僚制，阻碍劳动者社会地位和素质技能的提高，阻碍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官僚资本是现代世界经济矛盾制约中国经济矛盾的集中体现，也是现代中国经济矛盾特殊性的集合。官僚资本是现代中国经济矛盾系统中主要矛盾的一个方面，新中国成立前是主要矛盾方面，新中国成立后是次要矛盾方面。规定中国现实经济矛盾，必须抓住官僚资本这个关键。
中国古代的集权官僚制是由以皇帝名义的国家掌控全国土地所有权和人身权的大一统专制，它要求并创造了小农经济，二者的矛盾是中国古代的主要经济矛盾。由于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和农民的个体性，加之以重农抑商为基本国策，在中国不能形成与集权官僚制相对抗并进而取代它的经济制度，因此严重阻抑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生产方式向工业生产方式的转化，中国经济也就停滞在集权官僚制与小农经济的矛盾状态中。两千多年来，集权官僚制对商业和手工业的抑制，限制了资本化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形成，相应地，劳动力所有权也难以确立，使经济处于手工劳动的小农经济为主的简单再生产，小农经济的简单再生产又支撑了集权官僚制的再生产。由于集权官僚制的长期统治，使本来先进发达的农业生产方式在两千年的简单再生产中停滞，而当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其工业化了先进武力和商品冲击中国时，集权官僚制的腐朽和小农经济的落后立刻显现出来，中国被动地进入变革时期。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敢于和能够侵掠中国，就在于其资本雇佣劳动制较集权官僚制先进，在于这个制度所促成的工业生产方式包含的军事技术及其武力。当西方列强的垄断资本将世界上其他落后地区瓜分完毕后，唯一还未殖民地化的就是中国这个老大天朝了。因此，外国垄断资本入侵中国并形成对中国的控制，就成为必然。
外国垄断资本入侵中国，是以武装侵略夺取各种特权，既包括租借权、内河航行权和治外法权等明显不平等的权利，也包括貌似平等但实际不平等的各项权利，如在中国举借外债时被附加了许多损害主权的条件。利用在工商口岸设厂的特权，外国资本在中国进行投资，雇佣廉价劳动力和掠夺资源，由此控制了起步阶段的中国工业。据估计，在抗日战争前夕的1936年，外国资本垄断了中国发电量的77%，机器采煤量的72.5%，生铁产量的95%，棉纱产量的29%，棉布产量的64%，卷烟产量的58%。外国垄断资本还霸占交通运输业，而且绝大部分的公用事业也控制在外国资本的手中。[①]另据统计，从1917年到1931年，外国资本之渗入华商纱厂，至少有22起之多。其中，有众多的华商纱厂最终遭到外国资本的兼并。[②]
外国资本的入侵，既是从外部对中国经济的控制，又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内在因素，导致中国经济矛盾的重新组合。一方面，加速了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的解体，冲破了中国延续几千年以农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产品经济，另一方面，外国资本的入侵对中国国内的资本积累造成严重阻碍，刚刚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自由资本，不仅其技术依赖外国垄断资本，还受到外国垄断资本以其雄厚资本和武力保护的特权的压制，很难形成与外国垄断资本竞争的实力，只能作为外国垄断资本产品的零售商和资源的采购网点。
从自由竞争发达起来的外国垄断资本，是不会帮助促进中国自由资本的发展而为自己树立一个强大竞争对手的，而它们又无力将中国这个超级庞大的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变成类似其在非洲的殖民地，于是，它们采取了在中国扶植一个能够代表其利益，并能掌控政权的官僚资产阶级，通过这个阶级控制来操纵中国经济。
中国官僚地主阶级中的“开明”派，深切认识到中国的传统农业技术与西方工业技术的差距，也正是在外国垄断资本侵略的同时，中国内部的农民起义和革命运动兴起，“开明”派的代表人物清楚外国垄断资本虽然在侵掠中国，但还不至于毁灭其政权和制度，而国内的农民起义和革命却会从根本上危及其统治。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他们投靠外国垄断资本成为其政治代理人和经济上的买办，并借助垄断资本的武力、财力来镇压农民起义和革命运动。不同于官僚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注意力不再只集中于土地和收取租税，而是放在资本化的工业、商业和金融业等获利更大的行业。他们以政治专制保证其垄断地位，排挤、压制私有资本，并通过为外国资本财团充当买办，以政治权力为之推销商品，或出卖主权和资源，搜刮财富，维护集权专制和攫取更多的剩余劳动产品。
中国的官僚资产阶段与其官僚资本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以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二、以袁世凯为首领的北洋军阀统治;三、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党统治。官僚资本的存在形式，一是官僚个人所有的权贵资本，由其本人或亲属、亲信经营。它的运行和效益，主要从属于其所有者的政治地位和活动，受其政治生命和政治斗争的支配，充分体现出“官财一体”。二是官僚资产阶级以其政权所有的国家资本。这部分资本，名义属于中央或地方政府，其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收入，是社会各阶层劳动群众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由政府以税、捐等名义聚合并投资于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要害部门，如金融、交通、军工、能源等。表面带有“国有”的形式，但其剩余价值的收益权和资本的支配权都属于特定官僚集团，主要是维护和巩固该集团的总体政治权力。其经营管理也按官僚政治的机制，经营者、管理者都有行政级别，并由政府任命，实际上已成为官僚机构的一部分。三是以政治权力参加和控制私有资本，拥有其股份来分红，或干脆不投资直接收取利润。四是参与外国资本为之提供获取资源和经营便利，收取回扣或分红。
官僚资本的突出特点，就是垄断性。官僚资本充分利用了两千多年集权专制的优势，努力排斥商品经济的竞争机制，而以政治专制来保障其垄断。官僚资本的垄断首先体现在金融资本，进而垄断全部经济。具体表现是：通货膨胀，以此搜刮民财;专买专卖制，垄断市场;垄断外汇和黄金买卖;把持海关，垄断对外贸易;官僚走私;产业统制;垄断矿产、森林资源。
官僚资本的主体是官僚，它的根据在于政治专制，而非资本经营。它是旧制度在现代的变种，而非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工业化的先导。官僚资本以其政治专制和经济垄断，严重阻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激化了经济矛盾，甚至危及中华民族的延续。
然而，中国历史的主体并不是占总人口不到百分之一二的官僚资产阶级，而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动者。官僚资本以其掌控的国家主权换取外国垄断资本的扶持，不仅损害了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的利益，也压制了私人自由资本的发展。作为中国经济矛盾主要方面的官僚资本，与中国经济矛盾的的各方面的对立都已激化，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中的先进分子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组织、领导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革命。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阶段推翻了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初级的公有制和民主制，为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创造了必要前提。其一，从政治上否定了集权官僚制，消除了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其二，从法律上规定了平等的公民权，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每个公民从法理上说都有平等权利参与经济生活;其三，初级公有制是劳动者协作进行工业化的必要形式;其四，国家是总体上组织、协调经济发展的必要机构;其五，确立了国家主权，形成了抵御外国垄断资本干涉中国经济的屏障。
中国的初级公有制经济，主要有全民或国家所有制和集体(合作)所有制两种形式。新中国建立后，立即着手做的，就是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家所有并经营的企业。在建立和发展国营企业的基础上，新政权对农村经济进行了加速度的改革。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普遍而彻底的土地改革，按农村人口均分土地占有权，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这个两千余年农民的梦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毛泽东明确提出以合作制改造小农经济，并在短短的五六年时间内，运用行政集权体制，实现了全国的合和化，又于一九五八年将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合作制变成了集体制。与此同时，还展开了对个体工商业经营者的合作化与以公私合营方式对私有资本企业的改造，使之变成国有或集体所有制企业。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变革，使中国经济矛盾发生了质的变化。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末，中国经济矛盾从形式上看是比较单纯的，即只有国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制度形式，前者主要集中于城市和工业、服务业，后者主要体现在农村和农业。当时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与党政机关文件，都以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来规定中国经济矛盾，并在中共八大把“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规定为社会主要矛盾。按照这种规定，中国经济发展取决于处理好国家、集体与个人三者的关系，由此提高生产力。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中期开始，毛泽东就不同意用“先进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规定中国社会和经济的主要矛盾，主张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或“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来规定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这种观点在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末变成中国思想界的主导，此时的政治经济学也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这种规定容易让人费解：自五十年代中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何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既然没有资产阶级，又何人来“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对此做了两点说明：一是“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广大工人、农民、“小官”、知识分子的矛盾，二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可见，毛泽东的思想中绝非是把已经被改造的工商业资本家视为主要矛盾中的一方，也不认为他们是“资本主义道路”的主导者和执行者。他从对中国历史的深刻认知中，看到了集权官僚制在新社会的传统及其对公有制经济的制约，看到了行政集权体制既得利益者与人民群众的对立。或许是受到当时中国思想界语境的限制，或许是政治上的顾虑，毛泽东还是使用“无产创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这些术语来表达他对中国社会与经济主要矛盾的思想，从而引起费解和误读，导致他为解决主要矛盾的努力不能成功，但他后来关于“官僚主义者阶级”、“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提法，却已表明他的着眼点和方法。
即使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初级公有制经济中，其主要矛盾也绝非从现象上所看到的“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的矛盾”，或者“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矛盾”。而是有更深层的原因，必须从现象中概括、揭示其本质，才能规定其主要矛盾。
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初级公有制经济的矛盾，已是现实中国经济矛盾的历史前导，现实的中国经济矛盾是其演化的结果，并承继展开了其中的基本内容。为此，下面专门对这个时期的经济矛盾进行分析，以明确现实中国经济矛盾的历史成因。
[①]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编：《恢复时期的中国经济》。
[②]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87-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