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题是规定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
主题是主义的展开，是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统一。目的性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属性，是主体性的集中体现。标榜“客观、公正”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从“自然规律”、“客观经济规律”出发来界定研究目的，而他们是超然世外，不食人间烟火的，是为了“发展物质生产力”而宣讲他们所掌握的“客观经济规律”的。这样的经济学家只能来自太空，是外星人地球考察团成员。现实的和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者，都是生于地球的人类中的一员，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有七情六欲的活人，也都有自己的利益，都代表自己相关的社会群体就经济问题发表议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们的目的，不论讲多少“客观经济规律”，也不论是如何努力地在“发展物质生产力”，实则只有一个，就是增加利润、增殖资本，是资本人格化的逻辑表达。而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奉为“普世价值”的“GDP主义者”，则在“发展生产力”的名义下，将巩固行政集权体制，维护其既得利益作为目的。GDP的短期增长，引发了更深层、全面的经济矛盾。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题，就是在劳动社会主义指导下规定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探讨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的实现和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这是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研究，是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本质区别的。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的实现和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体现于经济矛盾的各层次，是规定经济矛盾系统的核心和纲要。以规定中国经济矛盾系统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题，是研究目的与对象相统一的集合。
主题是主义的展开和具体化
主题，这是在小学读课文、写作文时老师都要首先强调的。小到一篇短文，大到一部学术著作，以至一个学派的学说体系，都有主题。从字义上说，主题就是所要论说的主要问题，只有主题明确、充分，文章才成其为文章，著作才成其为著作，学说才成其为学说。这里，文章和著作的主题是比较好理解的，而一个学派的学说则由众多人世代研究，包括诸多文章和著作，它的主题又怎么确定？或者说，一个学派是否应该有，又如何有共同的主题？关键就在主义。一个学派之所以能够形成，众多研究者的个体感知和理性思维能够联合，共同关注相同问题，从各自角度和层次进行探讨，形成总体上的共识，构建有统一逻辑的学说体系，其核心和根据就是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几百年来出现的各个学派和学说，都有一个主义在主导着。
主义是主题的核心、根据、前提，主义不是外在于主题的，而是内在于主题，展开并具体化于主题之中。当我们说主题是主义的展开与具体化时，并不是说先要专门研究主义，然后再确定主题。主义是抽象，主题是具体，这是从逻辑关系上讲的，是一派学说体系中的关系。在实际的研究中，二者是统一的，主义是在主题的不断研究中逐步确立的，一旦确立就会为主题作研究的指导并展开于主题，在主题研究的深入发展中不断地充实主义。
主义与主题的这种关系，在已有的政治经济学历史上得以充分体现。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利益和意识的集中概括，已经形成二三百年，其中因时代、国度及阶层、集团的差异，分为若干支派，相互分歧甚至争论颇多，但这并不影响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这就是：探讨有效配置和利用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实现利润最大化。各学派、各经济学家的分歧和争论，只因时代、国度、阶层、集团的差异，以及研究者主观条件（包括思维能力、知识量等）的不同，而对同一主题产生的歧异。也就是说，二三百年来，数以十万计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都在针对同一主题做文章。这个主题实际上就是从对经济矛盾的认知中，探讨如何最有效地实现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虽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往往不愿意或不能准确地使用“经济矛盾”这个术语，但经济矛盾是现实存在的，也是他们所能面对的唯一对象，他们都是针对经济矛盾的某一层次或环节进行研究。不论差异多大，都是同一大主题中的各个小的分题，也正是这众多分题的探讨与论证，才使总体大主题不断实现和充实。
之所以如此，根本就在于主义。尽管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愿意承认，甚至掩饰其主义，但他们都相当明确自己及其所代表的社会群体的利益。这就足够了。把握了利益，也就把握了主义；明确了目的，也就明确了主题。即令在最枝节的问题上发表议论，也是符合主题的。这一点，所有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都知道并做到了。至于在总体资本主义框架内，还会分出若干属于各支派的“支主义”，从而又有支主题，如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制度主义等等都有自己小派别的支主题。正是支主题的研究对其支主义的展开与具体化，才使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主题得以实现，使其总主义得以充分地展开于具体的论证中。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如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如此。从西斯蒙第开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英国早期社会主义者，虽然在概念体系上尚未摆脱英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但在主题上却与之有了质的差别，他们不是把探讨增加利润、增殖资本作为主题，而是将从经济矛盾的分析中探讨维护劳动者利益作为主题。这种差别是由主体和主义决定的，并体现于对由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所提出的概念的改造上。马克思明确地从劳动者（无产阶级）主体确定主义，并由主义展开主题，创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体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题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矛盾规律，探讨变革资本统治制度，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的途径。以《资本论》为主干的理论体系是这一主题的论证，并以此确立了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相抗衡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在“马克思主义”的名号下形成的一派政治经济学，从第二国际理论家和列宁及“苏联模式”教科书的信从者，在总体上说还都力求依循马克思所确立的主题，根据具体情况展开研究，但由于对主义的理解已有偏颇，因此他们确立的支主题在一定程度上与总主题有些出入。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第二国际的伯恩斯坦和“苏联模式”教科书。伯恩斯坦是第一个明确地从唯生产力论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人，他从唯生产力论反对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暴力革命。而“苏联模式”教科书在主题上的缺陷，也在唯生产力论，虽然早期在维护劳动者利益和巩固政权上尚有合理性，但随着政权的巩固及行政集权体制既得利益者对它的固守与利用，这种合理性也就消失，代之更为露骨地将唯生产力论解释为“唯利润论”，以致放弃“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将为官僚资本的集权专制进行论证作为主题。这种变化体现于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苏联部分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主题的转变上，中国的“GDP主义”经济学家尤为突出，他们将发展生产力归结为增加GDP，以GDP的增长作为维持行政集权体制的论据，进而着力探讨把公有资财“私有化”并使其私有者获取更大收益。“GDP主义”经济学家将西方资本主义奉为“普世价值”，放弃了社会主义，也就放弃了马克思提出的政治经济学主题。
一些政治经济学者可能会故意不承认自己的主义，或者真的不清楚自己的主义，但他的著述却不可能没有主题，他也不至于不承认自己著述的主题。而只要有主题，我们就可以从他的主题中推论出其主义。比如，西方许多经济学家都不承认自己是信奉资本主义的，他们或者是以“客观的、自然的规律”将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作为规定经济关系的根据，或者更具体地论说“利润最大化”的方式方法，或者从总体上为资本化的国家提供政策建议。只要他们的主题是为资本所有者阶级谋利益的，那么他们的主义必定就是资本主义的。再如，今天中国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也往往以“只研究问题，不论主义”的姿态出现，或者还会以“社会主义”名义说话，但只要弄清他们所论主题，就可以清楚其所宗主义是什么了。那些“私有化”论的鼓吹者，常从“国家富强”角度发表高见，什么“腐败有助改革”，什么“农民工低工资是中国国际竞争优势”，什么“高房价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什么“教育产业化”，什么“医疗市场化”，等等。只要了解了他们的主题，并从中认知其是为哪些人谋利益的，就不难看出其中贯彻的主义。也正是他们所代表的社会群体利益所概括的主义，主导他们去发这些主题的论说。
我们不讳言主义，更不能空谈主义。主义只有展开、落实于主题，才是真正的主义，有生命的主义，开花结果的主义。
劳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题，是其对象和目的统一，是有目的地研究特定对象的体现。与那些号称“客观、公正”者不同，我并不承认“客观”，只承认客体。客体是现实的存在，是研究的对象。客体是被“观”的，而非由客体自己来“观”。如果由“客”来观其自身，并将结果表达出来，还用我们研究吗？现实中所有的客体，不论是经济和其他社会矛盾，乃至自然物，都是不能自己认识、论述自己的，因此“客观”是不曾出现的。客不能自观，只能由研究的主体去观客体，这就是研究，就是论述。所有的研究都是“主观”，而非“客观”。至于“公正”，你的“公”是什么？是全人类共同利益吗？这不是不存在的，或只是存在于自然灾害时及设想中外星人入侵地球时，除此之外，人类是分为国家、阶级、阶层、集团，乃至个体的，其利益是矛盾的、冲突的，尤其是在经济生活中，矛盾比比皆是，你的“公”在哪里，“正”又在何方？只能是阶级、阶层、集团的“公”，是阶级、阶层、集团总体利益的“正”。不明白这些，妄谈“客观、公正”，已将自己放在外星人赴地球考察者的位置上了。
主题不是凭空设定的，必须有切实的研究对象。对于中国劳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说，对象就是现实存在的中国经济矛盾。然而，单有经济矛盾又不能构成主题，对于各个学派的研究者来说，不论依循什么主义，对象都是中国经济矛盾，但主题却不同。客体对象不能直接成为主题，主题的规定，必须是研究目的与对象的统一，也就是说，按照特定目的对作为对象的中国经济矛盾进行研究。研究目的，是主体从其主义出发形成的，是展开和实现主义的主动因素。研究目的对研究者的研究活动的指导，贯彻于收集现象材料到全部思维过程，从而体现于对研究对象的界定上。这也就是为什么针对同一个研究对象，不同的研究者会形成不同主题的原因。
劳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GDP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是面对中国经济矛盾的，而其主题却有明显的差异，甚至是对立的。“GDP主义”的主题，是用各种方式增加GDP，以此巩固行政集权体制及其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在他们的观念中，劳动者只是增加GDP的“资源”、“要素”和手段，其利益只在于能够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至于什么社会地位，什么权利，什么素质技能的提高，都不属于劳动者，也不在“GDP主义”经济学家的主题之内。也正因此，“GDP主义”经济学家所注意的经济矛盾是以体制既得利益者为根据的，他们并不去分析因体制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而是努力掩饰矛盾，甚至为矛盾进行辩护。更多的，则是为巩固体制献计献策，如何排除不利于体制稳固的因素，如何能够使私有企业利润最大化，以刺激、保证老板们对体制的拥护。
劳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应按其主义的要求，以劳动者为主体去研究包括劳动者在内的社会经济矛盾，其对象与“GDP主义”经济学家是同一个，但目的却有不同。劳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如何维护和实现劳动者的利益。注意，是劳动者作为劳动者，而不是使劳动者变成非劳动者，因此，不能以规定非劳动的剥削者的标准来规定劳动者的利益，劳动者有自己的利益标准。“GDP主义”经济学家及其所推崇的资本主义“普世价值”，是将占有物质财富的量作为衡量利益的唯一标准的。由于这个标准是现代文化的主导并通行于世，因此，劳动者本人也会用这个标准来规定自己的利益，据此，他们看到了不平等。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现实经济矛盾的。“GDP主义”经济学家也注意到了这种不平等，为了缓和矛盾，消除劳动者的不满情绪，就诈称只要蛋糕做大，劳动者也能和权贵、资本所有者“共同”富起来。这是连他们本人也不会相信的鬼话，但他们就是坚持用这些话来掩饰矛盾。劳动社会主义者当然要从对物质财富的占有来分析经济矛盾，但这只是一个方面，特别是在规定劳动者利益的时候，对物质财富的占有只是一个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如果将劳动者的利益也规定为占有物质财富，那么，就不会有劳动社会主义。劳动社会主义是从劳动者作为劳动者来规定其利益的，因此注重的是发展人，而非占有物。人的发展，就是人作为劳动者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劳动才能发展人，只有劳动者的发展才是人的发展。人作为劳动者，劳动者作为人，他们的发展在于劳动，在于素质技能的提高，而为了提高素质技能，又必须提高社会地位。在资本雇佣劳动社会，劳动者要通过斗争，去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利；在民主劳动社会，劳动者要实现并保证自己的社会主体地位。只有这样，劳动者素质技能才能提高并有充分发挥的条件，社会生产力才能发展，劳动者才能公平地占有并享用丰富的物质财富。而劳动者对物质财富的公平占有和享用，又是进一步提高素质技能的条件。劳动者由此而持续发展，人类史前期的经济矛盾得以解决，中国经济得以进入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真正人的经济。
研究的目的主导着研究的方法，“GDP主义”经济学家从其目的出发，在方法上掩饰日益尖锐的经济矛盾，甚至用伪造统计数字的手段，将损失说成效益，将对立说成和谐。同一个经济矛盾，在他们的观念和话语中，是与劳动社会主义者不同的。劳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的要求不回避任何矛盾，并以辩证的系统抽象法揭示矛盾，规定其规律，探讨提高劳动者社会地位进而成为社会主体，由此提高和发挥素质技能的途径。
劳动者素质技能与社会地位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劳动者素质技能与经济权利的矛盾是经济矛盾系统第一层次即基本矛盾的核心和首要内容，并具体化于经济矛盾系统的各层次，中国经济矛盾也是劳动者素质技能和经济权利矛盾的具体形式，其制度、体制、结构和机制、经营管理、对外关系各个层次的矛盾，都是劳动者素质技能与经济权利矛盾的展开。因此，当我们将中国经济矛盾规定为对象，并以提高劳动者社会地位和素质技能作为研究目的时，目的既是主观的，又是对象矛盾演化的内在要求。劳动者作为劳动、生产的主体，本应是经济和社会的主体，但由于劳动者素质技能的相对低下，在历史的特殊阶段出现了阶级统治，统治的、主导的经济权利被非劳动者阶级所掌控，劳动者作为被统治者并不拥有主导经济的权利。经过几千年的努力，劳动者素质技能逐步提高，并据此斗争逐步增加经济权利，以与素质技能的提高和发挥相统一。经济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对中国经济矛盾的研究，就要以历史的发展为前提，揭示现实经济矛盾各层次中劳动者素质技能与经济权利的矛盾及其具体形式，探讨提高劳动者经济权利，成为经济主体和社会主体的途经，以提高和发挥劳动者素质技能。
而这也就是中国劳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题，它是主义的展开和具体化，也是主张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