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读书》事件”的思想史意义

李云雷

　　1、“《读书》事件”的来龙去脉

　　2007年6月21日，《新京报》刊出题为“《读书》杂志酝酿换帅”的新闻，记者张弘声称从《读书》编辑孟晖的博客中得到“暗示”，三联书店想以换主编的方式“改变该杂志订户少困境”，并就此采访了三联书店副总经理樊希安、《读书》前主编沈昌文以及《天涯》杂志主编李少君，但在报道刊出的当天，当事人孟晖与李少君很快通过网络媒体，宣称这一报道是假新闻，并对该报及记者的职业道德提出了批评。
　　“假新闻事件”之后，关于《读书》主编去留的问题，在网络与纸面媒体被炒得沸沸扬扬，其间《读书》主编汪晖、黄平接受了一些媒体的采访，汪晖在采访中声称要“坚守思想空间”、“创造独立思考的批判空间”。但事情到7月10日发生了突转，这天上午10点，汪晖本想召集《读书》编辑部的同事们开会，讨论关于第九期《读书》的编辑事宜，但这个会议却在即将召开之前中止。当天上午9点，三联领导召集《读书》编辑部编辑开会，宣布汪晖和黄平不再担任《读书》执行主编。7月11日，《中华读书报》刊登对三联书店领导的采访，首次正式对外公开了《读书》换帅的消息，一场让外界持续了近一个月的猜测终于落定。
　　这一事件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上海一些学者此前关于“读书精选”的座谈会，被冠以“上海社会各界通电支持《读书》主编汪晖”的标题，在网络上广为流传；7月22日“乌有之乡”书店召开了关于“《读书》与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的变迁”的研讨会，与会人员包括汪晖等《读书》编辑部成员，以及读书的一些老作者如张承志、钱理群、杨念群、曹卫东、傅谨等，他们对读书事件及《读书》10年来的作用进行了讨论；此后《南风窗》采访了李泽厚、钱理群、姚洋等学界不人物，《南都人物周刊》刊登了为此事对汪晖的专访。在网络上，更有不少人对这一事件发表看法，有的甚至针锋相对，但在对这些做具体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围绕《读书》的争论做一些简要的介绍与分析。
　　作为一份在思想文化界有着重要影响的刊物，《读书》在1996年汪晖、黄平接任主编以来，尤其是1998年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以来，就不断有争议，此次“换帅风波”可以视为这一系列争议的延续和最高潮。在这些争论中，比较重要的是2000年“长江读书奖”事件、2001年的高默波事件、2001年—2002年的哈贝马斯事件，以及2004年的读书公务员版事件。
　　“长江读书奖”引发人们争议的是获“特别荣誉奖”的《费孝通文集》，获“专家著作奖”的《汪晖自选集》和获“文章奖”的钱理群《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因为“费孝通是特邀名誉主席，汪晖是学术委员会召集人，钱理群是评审委员会成员”。但事实是，费孝通并未参与具体的评奖过程；汪晖并非学术委员会召集人，并对评奖事宜全不知情；钱理群是著作评审委员会的成员，而并非文章评审委员会的成员，这是两个相互独立的评审委员会。
　　《读书》2001年第1期，发表了美国学者高默波的文章《书写历史：〈高家村〉》，在这篇序言中，高默波谈到农村老家在“文革”中取得了进展，并谈及农民对于“文革”时代的看法不同于中国的精英阶层。文章发表后，立即遭到了许多自由主义学者的反对。许多文章都认为高默波的文章对“文革”的看法很片面，甚至还有批评说汪晖和《读书》发表此类文章是为“文革”翻案。这一批评也涉及到了是否要坚持“读书无禁区”，是否真的坚持“言论自由”的问题。
　　2001年初哈贝马斯访华后，雷颐发表文章声称在一次小型聚会上，哈贝马斯谈到“我看过《读书》主编汪晖的一些翻译成英文的文章，和一些英文的访谈，我本人也与他交谈过，……我看他们常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总觉得用得不对劲。”此文发表后，哈贝马斯文集的译著者曹卫东立即撰文指正，说“除了聚会一事之外，其余均值得严正质疑”；“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中国，哈贝马斯和汪晖之间好像都没有过直接的接触。”汪晖在《读书》2002年第5期的“编辑手记”中指出：“没有料到的是，我远在异国，而一位‘历史学者’竟然凭空考证出我们见面的情况，还言之确凿地引证哈贝马斯对我的批评。思想的交锋演变为流言也是很有特色的事情。”汪晖对“凭空考证”的批评，很快被一些学者批评为滥用《读书》主编的权力。
　　2004年3月19日，《文汇读书周报》以《一号两刊，〈读书〉泥沙俱下？》为题，对《读书》杂志以相同的国际标准刊号、国内标准刊号、邮发代号出版的《读书》公务员版进行了详细报道。《读书》编辑部表示对此毫不知情，是其主办单位三联书店的单方面行为，他们并通过《三联书店员工致全体三联人的公开信》，对三联书店这一行为进行了抗争，这一事件以三联高层领导变动而告终。
　　前面三个事件可以视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争在《读书》问题上的表现，而后一个事件可以看作出版机构内部官僚式管理与自由思想空间的矛盾，此外在网络上也不断有对《读书》及汪晖的批评，有的甚至号召以抵制的方式来促使《读书》改换主编，这方面声音的不断强化，可以视为此次读书事件的前奏，而此次“读书事件”的最终发生，可以说是以上多重矛盾相互叠加所促成的。

　　2、围绕《读书》的多重矛盾

　　围绕汪晖、黄平主编的《读书》，一直以来就有各种争论，这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改革共识”破裂的一个表现，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面对变化中的中国现实，中国知识分子出于不同的价值立场与思想视野，提出了不同的问题与解决方案，互相之间出现争论与辩驳是正常的，对于认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也具有积极意义。我们可以将不同层面的各种争论，区分为左右之争、雅俗之争、新旧之争、内外之争，这些争论相互纠缠在一起，我们试作简单的分析。
　　“左右之争”是最容易为人辨识与理解的。在1997年汪晖发表了《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后，他一直被视为“新左派”的代表性人物，尽管汪晖本人一直没有接受这一说法，但并不妨碍批评者将之与“新左派”放在一起来批评，他所主编的《读书》也因此被视为是“新左派”的阵地。如果从汪晖的思想实际与《读书》实际所发表的文章来看，并不能用“新左派”来简单地加以概括。事实上，《读书》发表了大量不同学科、不同派别的知识分子的文章与讨论，而被指认的“新左派”在《读书》上也并没有占据优势。而真正的问题并非是左、右那么简单，在这里存在着以下层面：一是，中国的发展道路究竟是完全按照西方模式，还是应该探索一条“中国道路”；二是，中国的发展是应该只发展经济，还是应该包括政治、文化、环境等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三是在经济发展中，是应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还是应该将公平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四是中国的发展究竟依靠精英阶层，还是要依靠占中国大多数的底层；五是，是否应该反思改革以来的中国道路，反思改革是否就是反对改革？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与每个人的价值立场密切相关，但《读书》提出并对这些问题加以讨论，本身就是很值得尊重的。
　　“雅俗之争”是指《读书》的文体问题，不少人指责《读书》越来越不好懂了，如何兆武、沈昌文等，但王晓明指出“不能用《读者》的标准来要求《读书》”，汪晖也说不能以消费主义的口味改造思想评论刊物，对此钱理群则坦言尽管《读书》上的一些文章自己也看不懂，但不断接触这些新的文章，对于自己更新知识结构和保持思想活力却有好处。文体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19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大多趋向于学院化与专门化，而《读书》则在学院与社会之间开辟了一个公共空间，它使具体社会问题的讨论可以在更专业化、理论化的层面上展开，也使学院化的知识分子能依然保持对社会现实的热情与关注，从而为知识生产与反思现实建立了连接，这一连接是多元化、个性化的，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尽管其文体上不乏艰涩之处，但这个空间无疑是值得珍视的。
　　“新旧之争”，是指对汪晖、黄平以前主编《读书》的陈原、范用、沈昌文时代的怀念，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对汪晖、黄平的批评。在这些批评者如查建英等人看来，80年代是《读书》的“黄金时代”，他们喜欢的是更有文人趣味的、“可以躺着读”的《读书》，伴随着近年来对80年代“怀旧热”的兴起，这一批评似乎更获得了合理性，而这又因为《读书》前主编沈昌文不断在报刊与网络上对现在的《读书》公开批评而得到了加剧。但这一批评也有其不尽合理之处，80年代知识分子内部并没有较大的思想分歧，也与体制处于一种蜜月期，而90年代中期以来，一方面出现了“三农”、国企改制等诸多社会问题，知识分子内部对也发生了分裂，在这样情况下，是仍坚持文人趣味，还是关注社会问题才真正体现了“人文精神”，是值得深思的。
　　“内外之争”，是指体制内外。此次汪晖、黄平被撤掉主编职务，一个公开的理由是他们都不是三联书店的工作人员，换掉他们是出于加强管理的要求。对这一解释，不少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连一向以“反体制”相标榜的自由派也都弹冠相庆，但如果从管理体制与自由思想空间的矛盾来看，这一举动意味着“民间”空间的萎缩，却并非是值得庆幸的。在今天看来，80年代也是一个重新趋向“一体化”的过程，只不过这是一个新意识形态的“一体化”，采用的也是完全不同的管理方式。80年代以来新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界就不断有重新一体化的冲动，但并没有真正取得成功，从“《读书》事件”来看，这个新的统合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并具有自身的特点。
　　以上各种争论纠结在一起，使“《读书》事件”具有了丰富的讨论空间。

　　3、“《读书》事件”的讨论及其意义

　　在此次关于“《读书》事件”的讨论中。来自自由派的声音不多，仅有的几个人的访谈或文章，也都在重复以前批评《读书》的理由：新左派的阵地，不好懂等等，在这沉默的背后，也传出了《读书》事件的“幕后黑手”是某位著名作家的传闻，这一传闻未经证实，但自由派在此次事件中无疑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至于仅是思想上的鼓动，还是政治上的策略，现在还不得而知。
　　在报刊或网站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值得重视的有老田、钱理群、宪之、刘宏、何赛马蒂、黄芦苇等人的文章。老田在“《读书》事件”的过程中，写了两篇分别名为“　对《读书》两主编的造反策略赏析”、“《读书》主编悠关‘铁三角’的千秋大业？”的短论，前者对《新京报》不惜自损名誉报道假新闻进行了讽刺，后者则对精英阶层官、产、学相互勾结进行了批评，并高度评价了《读书》的作用；钱理群在文章中将《读书》事件与去年的“《冰点》事件”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是自由思想空间萎缩的不同表现，“自由知识分子”应该加以抵制；而宪之则将此事与《炎黄春秋》发表的谢韬宣扬“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加以讨论，认为《炎黄春秋》的咄咄进攻与《读书》被“斩首”，反映了左翼思想在当前的困境；何赛马蒂的《〈读书〉“罪案”之答辩》驳斥了加在《读书》上的一些不实之词，并“认为新的问题和新的思考一经展开，并不是一两个杂志的命运所能决定的”；黄芦苇的《〈读书〉死了，〈读书〉万岁》则认为弥漫于全社会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是造成“读书事件”的最大原因，因而值得反思。
　　刘宏的文章对认为《读书》“近十年来所作的尝试或许不完美（如对日本的重视远远超过亚洲其他国家），但是，它所尝试建构的是一个较为全面和均衡的世界，一个超越了西方中心和中国本位的世界。”8月2日，意大利报纸il manifesto发表了记者Angela Pascucci关于读书事件的报道《在北京禁止“读书”》，认为“《读书》事件”与对矿工和农民的更大关注之类的报道相互矛盾，认为这是一种“声东击西”，同时它认为“《读书》杂志十一年以来推动了中国一场重要讨论，集中了最尖锐和智慧的知识分子及批评家；这些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避免与党的派系合流，而是专注于中国的疾速发展带来的现实问题。”
　　季剑青、张春田的《“大时代”中的〈读书〉》、尚悠的《一个右翼眼中的〈读书〉事件》，代表了不同倾向的青年人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因而也值得特别加以介绍。季剑青、张春田结合自己阅读《读书》的切身经历，阐述了《读书》对他们在学术、思想上的巨大影响；尚悠认为，“今天《读书》有回归右翼的可能，也并不因此就意味着右翼已经具备了相对左翼或者其他群体（比如某种意义上的保守主义）的文化竞争优势。这里我深感忧虑的地方恰恰是，右翼在文化上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弱势状态。”
　　目前关于“《读书》事件”虽告一段落，但从长远来看，这一事件的思想史意义还没有被深刻认识到，我们可以将之视为右翼思想“一体化”过程中的一个具体事件，但统合的力量不仅是右翼思想，而且结合了新意识形态，这是一种力图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接轨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力量。而这样一种“一体化”，所排斥的不仅是左翼思想或批判思想，而是对“思想讨论”本身的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