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记者李北方：《读书》事件与《冰点》事件不能相提并论
乌有之乡学术研讨会
主题：《读书》杂志与九十年代以来的思想变迁
时间：2007年7月22日星期日
地点：北大资源宾馆1308室
主办：乌有之乡书社（010-62760856）
网站：http://www.wyzxsx.com
下面是《南风窗》记者李北方的会议发言，根据录音整理，已经本人审阅。
《南风窗》记者李北方：在座的各位老师不是《读书》的作者也是《读书》的读者，我基本上两边都算不上。我也不是没读过《读书》，而是读得不多。首先我想简单说两句为什么我没有成为《读书》的忠实读者。好多人批评《读书》不好读，但我没有坚持阅读的原因并不是这个，因为我自认为还是个比较好学的年轻人的。我觉得是《读书》的覆盖面的问题，刚才汪晖老师说，他们一直努力发出些与主流声音不太一样的声音，但学科领域非常多，而且每一处都有主流声音，这可能就导致了《读书》关注的范围包罗太广了。但是一个人的兴趣总是有限的，精力也是有限的。比如付谨老师写的关于戏剧的文章，我相信是非常好的，非常前沿的，但对于我这样毫不了解戏剧理论和历史的人来说，是很难读下去的。如果要读懂，我必须先补课。一是精力不够，二是这个领域不是我的兴趣，所以可能干脆就放弃阅读了。
我发现几乎每一期《读书》都会有差不多三分之一以上的文章，无论好懂还是不好懂，我都不会去读。所以就很少买《读书》了。我个人比较喜欢《天涯》——《天涯》跟《读书》不大一样，学理化的色彩相对淡一些——因为每一期的每篇文章我都有可能去读，当然偶然有个把文章也是没有兴趣的，但比例很小。
汪老师在他所有努力中一直都反对消费主义的倾向，但是我觉得恰恰是消费主义理念支配下的杂志通常才用这种通吃式的办刊的方式。比如你看吃喝玩乐杂志，什么时尚类杂志，它那里面什么都可能出现，什么戏剧、建筑、音乐、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等等——当然它们是把一切变成消费品，点到为止让人看个新鲜就完了，《读书》并不是这样，我不是在这个意义把两者做比较。汪老师如果有机会再做一本《读书》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分一分，把《读书》的架子分成几个子刊，分别偏向社会科学或者人文艺术，大家就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去看，都感兴趣就都看。呵呵。
我想表达的第二点，是怎么定性“《读书》事件”。刚才大家讨论里面，秋石客老师说，这是新自由主义对自由左派的扼杀，其他诸位说的对言论的压制等，我是不太同意的。首先《读书》并没有被查禁，汪晖老师和黄平老师也没有收到任何的伤害，只是工作的调整而已。我欣赏汪晖老师的深刻，也欣赏他的温和，丝毫没有表现所谓的“受害者心理”。在他刚才对事件过程的表述和他的思考中，并没有使用这样简单定性的说法，而是进行了更深刻的分析。
言论自由是一项政治权利，对言论自由造成侵犯的主体只能是公权力，来自其他方面冲突都不能这么定性。比如，在老师在课堂上不让学生乱说话，否则要罚站，这不是侵犯言论自由；我作为一个记者，偶尔会在写观点性较强的评论，有一次编辑可能觉得太激烈了，就把观点给修改了。我很不爽，就跟编辑吵，吵得鸡飞狗跳的。可是，无论如何我不能说我的同事压制了我的言论自由。假设如果有关部门审阅稿件的时候把文章的观点修改了，那就是对言论的自由的侵犯了。
我更赞成钱理群老师的概括，这是《读书》杂志被进一步体制化的问题。但我不同意把钱老师把“《读书》事件”和所谓的“冰点事件”相提并论，当然别人相提并论我也不同意。对“冰点事件”的处理直接来自官方，所以用言论自由的视角理解是可以的。但“《读书》事件”不同，这只是三联书店对其下属的一个部门人事的调整，三联书店是完全有权力这么做的，也有权调整《读书》的定位，只要愿意承担后果就好了。前者的是个政治行为，后者是个行政行为，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也没有可比性。
体制内部的工作人员的最高行为逻辑是，不能出事。所以无论左派也好、右派也好，这两种思维方式都很难进入到官僚体系中人的头脑中去里面去，那里面大部分是混日子的人，在一条既定的路上前进，保住仕途最要紧。就像猴爬杆似的，一抬头全是红屁股，如果出了一点问题就掉下来，可能永无出头之日了。相对来说，体制外的人更自由一些，在这个公司干得不爽还可以跳槽去另一个公司。所以体制内的人最怕出事，这是高于一切的行为逻辑，不管什么左和右，都没这套管用。体制内也有不少有思想的人，我有幸听过几位核心决策部门司局级干部以学者身份做的学术讲座，觉得他们水平真的很好，因为他们有很好的知识背景，又在一线工作，真的了解现实，所以讲起来比好多经济学家不知道好多少。也许他们也是有各自的政治理念的，可是都没法表现出来，在他们身上占第一位还是官场的行为逻辑，仕途第一。要不就不能理解这些明白人为什么会办糊涂事了。
汪老师提到，汪季贤曾经想办《读书》的公务员版、中学生版，如果这样的方案实行，那会比让汪老师离开主编岗位更彻底地毁掉这本杂志。可是，这种想法可以用思想上左或右的坐标来衡量吗？恐怕不能吧，用明白还是糊涂，或者品味好品味坏这种坐标体系才更合适。
不能出事的行为逻辑极端一点，就是防止任何出事的可能（汪季贤可能也是处于这个原因要改变《读书》的定位的）。很难用正常的政治理念的思维来理解体制的工作方式，左的它不喜欢，右的也不喜欢。所以我不赞成把“《读书》事件”定性成一个什么新自由主义反扑或者扼杀之类的。《读书》确实因为某些文章引起过对立阵营的抵制，但我想方式也不过是跑到什么地方去打个小报告，而主管部门为了安抚一下这边，就打一下那边一巴掌，在中间搞一个平衡。
我个人以为，这次人事上的变动是三联书店这个层面的一个预防性的行为，因为《读书》老是直面一些尖锐的问题，有潜在的出事的可能。汪晖先生和黄平先生二位“下课”了，有些人弹冠相庆是不假，但要说是这些人蓄谋已久，大概就是过度阐释了。
汪晖先生是一位真正深刻的学者，也是我个人所敬仰的。汪晖老师对这个事件的解释无疑是到位的深刻的，他说我们正在面临一个新的政治形态，它确实是一种政治，但不使用政治的语言，在各个方面以去政治化的面目出现，“《读书》事件”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出现的一连串事件中的一个。这种政治的危险在于，我们失去了描述它的能力，过去的解释方式已经不适用了。有人说汪晖老师的文章难读懂，我想不光是行文上的，更多的是思想本身。如果我不是不久前读了汪老师关于“去政治化的政治”那篇4万多字的长文，我也听不懂他是在说什么，到现在我也不敢说我这样复述他的思想是不是复述得准确。
于是就造成了一个局面，作为当事人的人汪先生对此事已经做出了一个阐释，但别人该怎么说还是怎么说，还在坚持使用绞杀啊压制啊一类的话。这里面有两方面的可能原因，一是听众们没听懂，理解能力没跟上；二是另外一套解释方法更简单更容易传播也更过瘾。口号式的东西是最有听众的，比如刚才闲言先生引用的“自由先于主义”这句话，本身就是句口号，没有任何的内容，逻辑上都是说不过去的。我可以说，“跟韩德强比起来，我更喜欢韩毓海”，这话没问题，他们两个都是搞学问写文章的，可以比较。但我要说“跟波音飞机比起来，我更喜欢韩毓海”，那我就疯了。“自由先于主义”就是这类话而已。
作为《读书》偶尔的读者，我当然对汪黄二位老师离开主编岗位表示惋惜，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理性和深入地认识该事件的本质，不要情绪化，不要过度阐释，应该像汪晖老师那样，深入思考这个时代的政治的本质，以及做些什么才能让这个时代变得不那么坏。
最后，还想补充一点反对把“冰点事件”和“《读书》事件”相提并论的理由。“冰点事件”在我看来超出了言论自由的底线，不是什么右派言论，也不是什么自言自语新自言自语的言论，而是汉奸言论，是数典忘祖、认贼作父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是中国人都应该抵制的，而对这种事情进行惩罚也是天经地义的。当然，我们可以讨论惩罚的方式，那么做是不是粗糙了等。
现在有一种声音，鼓吹言论自由是没有边界的，是要无条件得到尊重和不能受任何制约的，比如美国人烧国旗都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这是不对的。做了错事就要接受惩罚，这跟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一样自然而然。即便政治性的惩罚是不合适的，社会性的惩罚也是免不了的。我这里有一个例子，美国有个教授，叫做Ward LeRoy Churchill，在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Boulder工作，2001年，他写了篇文章，意思说在911里死的那些美国人活该，他们都是些“小艾希曼”云云。这篇文章直到2005年才被注意，并被广泛批评。他所在的学校一边宣称支持他的学术工作，一边搞了个调查委员会，把他的老底查了个遍，抄袭之类的事都翻出来了。我看到的最近的动态是，委员会投票，大多数人主张把他开除，也有人主张留校查看。他很可能被剥夺终身教职。这就是他的言论自由的代价和惩罚，政治性的处罚逃过了，但社会性的惩罚是跑不了的。
反观我们这里对冰点事件的处理，那就粗糙多了，不过多制造了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案例而已，与此同时，那种文章那种历史观是对是错，中国人该支持还是该反对的讨论声反而被掩盖下去了。袁伟时不但没有被学校开除的危险，而且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声望，发言的空间更大了。李大同不过调了一个部门，也当了英雄。对焦国标的处理也是差不多，北大当局要把他调到另外一个部门，不讲课了而已，他自己不接受。
这个体制下对这类事件的反应简单粗暴，很不恰当。前面我虽然已经说了不少这个体制的问题，但我必须要补充的是，这个体制也有它宽容的一面。我们的人民也太宽容了，我私下里跟朋友说过好多次了，像袁伟时这样的学者，是应该被老百姓的唾沫和臭鸡蛋淹没的。我也假设过，如果类似的事发生在韩国，中国青年报的报社会不会被愤怒的老百姓砸了？这才是他们应得的惩罚，但他们逃脱了。我们的人民也太宽容了，宽容到没有原则，宽容到软弱。
就说这么多。谢谢。